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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生仔”现象的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以伍慧明《望岩》为例的分析

时间:2016年12月30日 15:16来源:中国侨联

作者:王小涛

一、问题的提出

1882 年,美国国会首次通过《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中国人自19 世纪中叶开始的对美国的大规模移民结束。尽管面对美国法律的限制和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种种歧视,但渴望在美国寻求新生活的中国人并未停下进入美国的步伐,许多中国人依然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包括转换身份、偷渡、伪造证书等。其中,通过购买文件即“纸生仔”进入美国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而备受关注。徐元音(Madeline Hsu)称之为“华人为规避《排华法案》所发明的最复杂的移民机制”。“纸生仔”为中国人进入美国提供了可行之道,但同时又对华人个人及华人社区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美国华侨华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纸生仔”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囿于相关材料的匮乏,研究成果相对薄弱。目前,国内外有关“纸生仔”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纸生仔”本人或其后人撰写的回忆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纸生仔:一个人的故事》(PaperSonOne Mans Story)和《美国“纸生仔”:一个中国移民在美国中西部》(American Paper SonA Chinese Immigrant in the Midwest)。前者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作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人生历程,特别是以其为代表的众多“纸生仔”在20 世纪50 年代在美国麦卡锡时代的经历;后者讲述了作者以“纸生仔”进入美国后在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的人生经历,包括入伍、迎娶战争新娘等。概括而言,这两部回忆录主要是作者对“纸生仔”个人生活的还原,其个人视角和个别经历显然无法代表整个“纸生仔”群体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共同困境。另一类是研究美国华侨华人的相关专著的部分章节。几乎所有的美国华侨华人研究专著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到“纸生仔”的话题,张庆松的《美国百年排华内幕》、潮龙起的《美国华人史》都有专门章节对“纸生仔”现象进行介绍。整体来说,这些专著对“纸生仔”的介绍集中于“纸生仔”产生的背景、审讯过程、数据统计等,没有触及到“纸生仔”进入美国后的生活现实。

为数不多的个人自传、华侨华人相关研究的简单叙述和统计数据无法还原“纸生仔”这一特殊群体在美国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也无法体现“纸生仔”及后来的“坦白计划”对美国华人的个人关系、家庭关系乃至社区关系所造成的冲击和破坏。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在其著作《望岩》(Steer Toward Rock)中生动重现了“纸生仔”在美国的人生历程以及这一经历对华人个人和华人社区造成的心理、文化与历史创伤。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伍慧明是继汤亭亭、谭恩美之后的新生代作家。1993年,伍慧明发表处女座《骨》(Bone),1994年凭借《骨》获福克纳小说奖。2008年,伍慧明发表了《望岩》,并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报刊都对《望岩》进行了评论。《骨》和《望岩》都以唐人街为写作对象,伍慧明所塑造的主角——《骨》中的里昂和《望岩》中的杰克都是“纸生仔”,但《骨》的关注点在于,第二代移民与他们第一代移民父母之间的冲突以及各自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时所做的不同选择,《望岩》的重心则在于探索“纸生仔”和“坦白计划”对华人造成的创伤。伍慧明对“纸生仔”主题的执著显示了其对美国华裔历史的熟稔,更揭示了“纸生仔”对华人社区造成的深远影响。《望岩》出版后,国内学者从新历史主义、创伤、生态观、文化心理、心理分析、血统等角度对小说进行了不同解读。但这些研究都侧重于从单一方面对文本进行解读,对相关史料运用较少,对“纸生仔”整体融入美国社会所处的困境缺乏深入探讨。

因此,本文拟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历史事实和伍慧明《望岩》,对“纸生仔”的形象塑造来分析“纸生仔”对美国华人的个人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对整个华人社区的影响。通过解读历史事实和《望岩》中的文学想象来展示在麦卡锡时代和“坦白计划”背景下华人社区的遭遇,揭示“纸生仔”对华人社区造成的长久伤痛,希望有助于加深学界认识“纸生仔”这一特殊群体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时所面临的现实生活及其身份认同困境。

二、“纸生仔”出现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大规模移民美国始于19 世纪中叶美国的淘金热(1848 1855)。淘金热之后,美国太平洋铁路(1865 1869)的修建及加州农业开发又吸收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劳工。随着黄金资源的枯竭、太平洋铁路的完工和加州农业开发高潮的结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西海岸的城市生活,价格低廉的中国劳工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一定的竞争。随着华人社区在美国西部城市的壮大和繁荣,当地白人对华人的敌视情绪也与日俱增,美国主流社会也一改过去将华人视为“有价值的移民”的态度,开始将华人视为“黄祸”。当时《纽约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曾对华人如此评价:“中国人尚未开化,不卫生,肮脏,没有任何家庭或社会关系;他们生而淫荡和色情,每个女性都是下贱的妓女。”美国各地,尤其是在华人集中的加州地区掀起了排华浪潮,各地针对华人的暴力袭击和冲突事件多有发生。当时的清政府无力保护在美华人的利益,也无力对美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排华浪潮最终以立法形式被确立。从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到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直至1965 年《移民和国籍法案》彻底终结美国对华的歧视性移民限制,在长达83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移民美国受到了诸多限制。《排华法案》明确规定中国劳工不得进入美国,当时被允许进入美国的也仅限于政府官员、商人、教师、学生和观光者。

“纸生仔”是当时美国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排华法案》使中国劳工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进入美国,如果以商人身份进入美国,则需要一系列证明文件和资金支持,这对于当时大部分期待进入美国的穷困中国人来说几乎不可能;而途经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国偷渡进入美国则面临着重重危险和被遣返的可能。相比而言,通过购买假的身份证明进入美国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据历史资料,“纸生仔”最早可以追溯到19 世纪80 年代,当时的一些中国移民开始用假文件帮助并非自己子女的中国人入境。其后,1898 年“黄金德案”的判决为在美华人取得身份并带家人赴美提供了法律支持,1906 年的旧金山大地震则为更多华人利用“纸生仔”进入美国提供了契机。

(一)公民权原则和“黄金德案”

黄金德诉美国案(Wong Kim Ark vs. United States)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判决的里程碑式案例,此判决为解读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开创了判决先例。美国公民身份的确立建立于两个原则:属地(出生地)原则和血统原则,在美国出生的自然人和美国公民的子女(不管其在何地出生)都被认为是美国公民。1868 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该修正案的第一款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不得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然而,在第十四修正案通过后的几十年里,外国人在美所生子女是否应该被认为是美国公民仍存在争议。

黄金德(Wong Kim Ark1873年出生于旧金山萨克拉门托大街751号,其父母都来自中国且非美国公民。1894 年,黄金德前往中国探亲,18958月返美时,旧金山移民局以《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入境为由拒绝其入境要求。黄金德为此提出诉讼,1898 年,联邦最高法院以6:2的决议,承认了黄金德的美国公民身份。此判决巩固了美国国籍法中的“出生地原则”,即外国人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自动成为美国公民。“黄金德案”的判决确立了美国公民身份认证的属地原则,为在美华人成为美国公民提供了法律支持,也为“纸生仔”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二)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

1906418日凌晨,里氏7.8级的大地震袭击了旧金山。随后4天内的7场大火将绵延数英里的建筑烧毁。据报道,当时有超过20万人无家可归,伤亡人数达到3000人。4 26日复刊的《中西日报》依然在头版对地震进行了报道,“上个月26日早晨,一场地震袭击了金山,房屋崩塌,瓦砖与石块在空中飞扬,不久大火便随之而来,晚上八点大火已蔓延到沙加冕度街和加利福尼亚街,第二天早上10点,华埠已经全部化为灰烬。”在这场地震中,旧金山的官方档案馆被摧毁,当地的出生证明资料也在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很多当时居住在旧金山但未能取得美国身份的中国人借此机会,纷纷前往市政部门声称自己在美国出生。按照当时的法律,任何当事人,只要有两位证人证明(中国人作证也被接受)其出生在旧金山,就会被重新签发出生证明并得到美国身份。当地政府无法证明这些中国人并非在美国出生,根据“黄金德案”所确立的属地原则,很多中国人因此得到了美国身份。这部分人数量之大,以至于1901年一位法官评论到:“如果他们在法庭上讲的故事属实的话,那么,25年前在美国的中国女性每人至少需要生育500个孩子。”这些中国人得到美国身份之后,他们又为自己在中国出生的子女申请美国公民身份。大部分华人在返回中国探亲时,一般会停留一至三年不等,在这期间,他们很可能有孩子出生。在返回美国时,他们会向美国移民当局申报他们在中国有孩子出生(一般申报为男孩),并为其申请美国国籍。在回国期间,即便他们并没有孩子出生,或者说出生的是女儿,他们依然会申报他们生了儿子。因为这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购买人的年龄,一份“纸生仔”文件的价格可以卖到几百美元甚至数千美元。美国移民局所签发的身份证明可以用于自己的亲属,也可以将这个名额卖给那些希望进入美国的华人。“纸生仔”的数量尽管无法精确统计,但绝对数量不可低估,据统计,在192071日至1940630日之间,共有71,040名中国人作为美国公民进入美国,而同期以其他六类身份进入美国的才有66,039人。

三、“纸生仔”:艰辛的融入历程

伍慧明的《望岩》从华人杰克·满·司徒的坦白开始,讲述其作为“纸生仔”在美国的辛酸历程。杰克的假父亲司徒一通因为妻子不孕导致膝下无子,所以司徒夫妇决定收养一个孩子。司徒妻子的不育反映了当时华人劳工的家庭生活现实,妇女自身的不孕不育和离多聚少的现实使得收养孩子在广东等赴美劳工较多的地区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金山客家人写给金山客的信件中,收养孩子的请求仅次于金钱和回乡探亲。司徒一通的妻子精挑细选,以41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杰克,并为其取名有信。按照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没有子嗣的司徒一通夫妇理应对其承担传宗接代任务的养子视作己出,但司徒一通却从来没有从情感上对杰克有任何付出。司徒一通自身也是“纸生仔”,到美国之后,法律的限制和他对原配妻子不育的不满,使他没有将他的原配妻子接到美国,而是让妻子在中国老家照顾自己的母亲。司徒一通与妻子天各一方,其留守在中国的妻子饱尝痛苦。在司徒一通的老家,为了盼他回家,司徒一通的妻子把他的护照照片摆在祖宗祠堂中。在杰克启程前往美国时,司徒的妻子嚎啕大哭,“她哭也说明她已经知道了答案——丈夫永远不会回来了——她不再抱这种幻想了。”司徒一通名义上还有妻室,但这个家庭事实上早已破裂,夫妻之间早已没有了任何感情,维持他们婚姻的只是妻子对丈夫经济上的依赖和中国女性传统的“从一而终”的观念。尽管已被司徒收养,但杰克对养父母的感情同样淡薄。对杰

克而言,他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而被卖于司徒家的,司徒一通也仅仅将其作为对原配妻子的安慰和一种谋利工具。父子间“纸生仔”的交易本质就决定了他们父子间的金钱关系。杰克为了进入美国,包括所有的证件手续费和路费,杰克总共欠了司徒一通4000美元,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了当时“纸生仔”名额的一般价格。另外,司徒让杰克进入美国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另找的小妾以杰克妻子的名义入境。杰克称呼司徒一通为父亲,但仅仅是“嘴上叫叫而已”,每年新年的时候,杰克都按照传统礼节给司徒拜年,但只是礼节而已,并非发自内心的情感。在小说的开端,杰克坦白了自己的人生困境:“我爱的女人不爱我,我娶的女人不是我的女人。张伊琳在法律上是我的妻子,但事实上她是司徒一通的女人。从欠账的角度上来说,我也是他的人。他是我的父亲,契纸父亲。”(该书第3页)

“纸生仔”进入美国后,一般来说没有可以依靠的亲属为其提供帮助,生活的艰辛在所难免。在一些早期移民的后代所写的回忆录中,读者可以间接管窥“纸生仔”的真实生活。当时有一个叫做吉姆·郭(Jim Quock)的“纸生仔”初到美国时,他既不会说英语,也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可以给他提供帮助,在对其后代的讲述中,他说到“那是一段非常孤独、恐怖的体验”。杰克的经历颇为类似。初到美国的杰克别无选择,他不得不接受司徒提出的条件,成为司徒所开设的市场上的一名屠夫。在婚姻上,杰克同样别无选择,他不得不接受司徒为期两年的合同,成为了司徒妻子名义上的丈夫。在爱情上,“纸生仔”同样没有任何选择权。《望岩》中,伍慧明特意设置了一个角色来隐喻“纸生仔”的困境。杰克爱上了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女性——乔伊斯·关。乔伊斯“生在旧金山,长在西风中”,作为出生在唐人街的“竹女”,她相貌普通,职业普通,在别的人眼中,乔伊斯甚至有些低下,“她是地下浴池给人递毛巾的”、“她不干净,那些老男人白天晚上盯着她。还有更糟的,她妈是给人清洗尸体的!”(该书第15页)但在杰克眼里,乔伊斯是完美的代表,“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很高贵的感觉”,“我觉得她应该去演《红楼梦》这出悲剧电影的主角,而不是在这儿卖电影票”。(该书第16页)

陷于情网的杰克并没有看清乔伊斯对他的态度,而误以为是他自己的身份阻碍了乔伊斯对他的感情。杰克的误解让他依旧对乔伊斯充满幻想,尽管杰克潜意识里也感觉到了他和乔伊斯之间的差别,“她喜欢吃黏的米饭,而我喜欢的却是每一粒米都分得清清楚楚的。”(该书第24页)作者形象地使用了对米饭的偏好来暗示杰克与乔伊斯之间的差别。乔伊斯怀孕后,杰克觉得孩子可以加深他们之间的感情,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杰克的一厢情愿。被拒绝的杰克遭受了打击,他甚至想成为一只公鸡,“我的人生也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意思”,“公鸡带着皇冠,有它自己的尊严”。(该书第9页)作为屠夫,杰克主宰着那些被他宰杀的动物的命运,然而他却对那些被他宰杀的公鸡充满了羡慕,宰杀者与被宰杀者身份的颠倒印证了杰克对“纸生仔”所缺乏的自尊、自由的向往和对自身身份的厌弃。为了爱情,杰克决定铤而走险。“坦白计划”为杰克提供了一个机会,不坦白的话他将永远生活在“纸生仔”的阴影之下,永远有被遣返的危险。为了乔伊斯,他背叛了自己的契纸父亲。在杰克被收养时,司徒为他取名叫做“有信”,在此颇具讽刺意味。“有信”意味着拥有信用、信任,但杰克最后却背叛了司徒。

“纸生仔”所带来的伤痛不仅仅是对于“纸生仔”本身,这种伤痛同样影响了“纸生仔”的家庭成员和华人社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伤痛是代际传递的。在《望岩》中,杰克与乔伊斯的疏远使得他们的女儿维达从小没能在正常的家庭长大,逐渐变得封闭和孤独。对母亲的思念使得维达曾在床头刻上自己母亲的名字,但却被一时丧失理智的父亲粗暴地摇晃、推搡。家庭对维达造成的创伤使得维达失去了对正常家庭关系的向往,最终她决定结扎自己的输卵管,永远不做母亲。

杰克的经历,正是“纸生仔”在美国艰难生活的真实生活写照。通过对杰克与司徒父子关系、杰克和乔伊斯夫妻关系以及杰克与女儿维达之间关系的书写,作者刻画了“纸生仔”在个体关系、社区关系和代际关系上造成的创伤。

四、“坦白计划”下的华人社会

19561965年美国政府实施的针对华人的“坦白计划”标志着《排华法案》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1956年,美国移民归化局通过了实施“坦白计划”的决定,这个政策的初衷在于鼓励所有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美国的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同时也可以通过此计划彻底斩断华人通过“纸生仔”非法涌入美国的途径。但“坦白计划”的另一重要背景在于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坦白计划”同时也是美国政府以阻止共产党员入境为借口,对在美华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身份清洗和排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唐人街的许多民众认同共产党代表的新观念,因此很多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了当时的各种进步组织来支持中国革命。民青(三藩市华人民主青年团)就是此类组织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个,而美国政府就利用“坦白计划”对民青成员进行了审查。1948年,时年15岁的黄运基(Maurice

Chuck)移居美国。到达美国后,黄运基在民青表现积极,并经常给支持新中国的《美洲华侨日报》(China Daily News)撰稿。1962 年黄运基被美国联邦法院指控在1954 年伪造身份以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审判期间,黄运基与其父亲住在同一家旅馆,黄的父亲“每夜不停哭泣,因为美国政府强迫他指证自己的儿子”,黄运基最终被判5年有期徒刑。同样在1961 年,民青的另一名主要成员谢启基(Dear Kai Gay)也被指控于1933年以“纸生仔”身份进入美国并在其妻子的归化听证会上作伪证。

根据“坦白计划”所规定的程序,当一个人去坦白时,他被要求供出他的所有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契纸家庭和血缘家庭。即使一个人自己不去坦白,他也有可能被他的亲属或邻居供出。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氛围下,任何人都可以匿名举报他人与共产主义者有关。一时之间,恐慌与猜忌笼罩了唐人街。因为一旦被人举报,就面临着被遣返的命运,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所花费的大量钱财甚至倾家荡产的努力将付之东流。

面对移民局的盘问,“坦白”者大多会牵连整个家族,连累很多当年曾经协助自己入境的亲人或同乡。很多人面临两种境况,要么是因为自己供出他人而自责,要么是因为自己被他人供出而怨恨。1956924日,旧金山的一名华人移民潘宝新(Poon Bok Shing)给移民局写信坦白自己和另一名移民的“纸生仔”身份,在坦白后,对触犯法律的恐惧和背叛朋友带来的愧疚导致了其自杀。但并非所有参与“坦白计划”的华人都完整供出了他人。在《望岩》中,当杰克在移民局坦白时,杰克十分清楚不充分坦白的后果,但他依然没有供出司徒一通的另外两个契纸儿子。

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美国移民局对唐人街的严格调查和华人社区的恐怖气氛。作者借杰克的朋友春龙之口诉说了移民局的调查,“他们派了一些人到处瞎转,到我爸的洗衣店里去烦他,到面条厂区烦我老婆,甚至还找到了我的一位远房叔叔;有些政府的小喽啰把他们自己看的跟传教士似的,骗我们说家里的其他人都已经坦白了,但我们全家已经开过会了,都发了誓,谁也不去坦白。”(该书第56页)伍慧明自己也回忆到当时唐人街的气氛,“招贴画贴在路灯杆上;我妈妈在当地的报纸上读到通告,女人在缝衣场争辩,男人在花园角广场上与社区领导争论。每个人都参与争论,每顿饭都以典型的中国方式结束——没有甜点,兄弟之间相互愤怒。”

“坦白计划”之所以在华人社区引起争论,原因在于其并未得到部分华人的信任,他们不确定“坦白计划”所带来的收益,担心坦白后移民个人及整个家庭可能被遣返。因为坦白意味着自己是非法进入美国的,“坦白”者所提供的证词也可能在随后的任何民事和刑事诉讼中被用做起诉自己的证据。而且,“坦白计划”并没有在华人坦白的同时提供赦免,移民局有权决定移民是否有资格归化。在《望岩》中,当杰克告诉路易自己想去坦白的计划时,路易说道,“你疯了吗?你坦白了,他们就有权把你驱逐出境。你不坦白,他们也同样有权用任何理由禁止你工作或者把你抓起来。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可能赢”。(该书第58页)尽管华人对“坦白计划”的态度不一,但对合法身份的向往和未来能够将自己亲人合法带进美国的愿望依然使得不少华人参加了此计划。据统计,19571965年,大约有11,336人坦白了自己的“纸生仔/ 女儿”身份,19,124人的非法入境身份被确认,另外,5800个“纸生仔”空额被发现并废除。

然而,“坦白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给移民带来他们想要的生活,众多华人的生活也因此被打乱。在《望岩》中,在杰克坦白后,迎接他的不是他想要的爱情,而是身体的伤残。在坦白之后,杰克被司徒手下的人砍去了一只手臂。乔伊斯依然没有选择杰克,杰克只能独自抚养自己的女儿长大成人。对杰克来说,“我本该有胜利的感觉,但感到的却是未来更加迷茫了”。(该书第68页)失意的杰克决定将自己的历史深深埋藏,因为他不想让女儿维达被他自己的历史所限定,并打算永远都不把这一切告诉她。但这种沉默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他和女儿之间的关系,维达一直与家庭疏离,在外漂泊。在男友的鼓励下,维达返回中国的寻根之旅使她理解了自己的父亲,也理解了多年来父亲沉默和痛苦的来源。为了解除父亲内心深处的恐惧,维达希望父亲能加入美国国籍。杰克最终也理解了女儿的动机,意识到“我的故事是在我们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但它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心结”。(该书第204页)

在入籍仪式上,杰克可以选择使用自己的真名字,也可以选择使用“纸生仔”文件上的名字。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杰克选择了假名字。杰克对名字的选择显示了“纸生仔”给个人身份和华人社区带来的混乱,也反映出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当时参与坦白的华人部分选择了自己的假名字,因为他们在美国的一切关系都是以假名字建立的,使用新名字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在王韦恩所著的《美国“纸生仔”:一个华人移民在美国中西部》中,作者提到,在其坦白后,他可以使用自己真实的姓,但他在部队的服役记录、房屋产权、保险记录、自己子女的出生证明以及学籍记录都使用的是“纸生仔”的姓,出于现实考虑,他选择了保留自己的姓。

“纸生仔”给当事人带来的伤痛是长久的,很多“纸生仔”甚至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的后代他们自己的个人历史,给后代留下了诸多困惑。为了避免被揭发,很多华人选择了远离政治生活,更有部分移民为了彻底摆脱“纸生仔”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和伤痛,甚至彻底放弃了有关中国的一切文化遗产,他们有意识地完全模仿美国式的生活,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有意疏离。尹晓煌指出,当时“多元文化的概念尚未普及,面对种族歧视,他们唯有加倍努力去同化,使主流民族接受自己,有时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华人文化传统”。史蒂夫·叶的父亲是一名纸生仔,他对自己的个人历史守口如瓶,直到他死后,他的后代才发现他的秘密。为了让后代融入美国,他禁止孩子在家说汉语,以至于他的六个孩子都不会说汉语;在生活习惯上,他也禁止孩子们在家使用筷子,饮食上也放弃中餐,而教育孩子吃热狗,看美国动画片。

五、结语

“纸生仔”作为美国华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值得重视。一方面,它给众多通过“纸生仔”进入美国的个人及他们的家庭、整个华人社区造成了长久影响;另一方面,“纸生仔”的影响是代际传递的,它影响了整个华人社区的社会关系、华人与中国语言、文化等的关系。《望岩》对“纸生仔”的探索和阐释有助于读者了解那段独特的历史,了解华人在排华时代和麦卡锡时代的独特经历,也有助于了解华裔在美国社会活动和政治参与上的态度与模式以及华人特有的“沉默”现象。

伍慧明在《望岩》中创造出了一个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纸生仔”形象,通过书写其对自由、爱情和亲情的追求,作者展示了一个华人从此岸到彼岸的人生历程。作为“纸生仔”的后代并在唐人街长大的伍慧明,她对现实中的“纸生仔”十分熟悉,读者也可以从《望岩》中隐约看到其父亲的身影。伍慧明的父亲汉语名字叫做有信,在16岁时以4000美元的价格买到“纸生仔”名额移民美国,在“坦白计划”实施时为婚姻而坦白。在小说中,伍慧明在自己父亲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加入文学想象,展示了《排华法案》和“坦白计划”对个人和家庭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排华法案》的歧视性本质导致了华人不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社区关系。在排华时代,许多华人不得不像小说中的司徒夫妻一样分居大洋两岸,由此而生的唐人街“单身汉社会”助长了华人赌博等恶习,反过来又加深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偏见和误解。华人利用“纸生仔”巧妙绕开了《排华法案》对中国移民的限制,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同样严重。《望岩》中,“纸生仔”杰克的生活充满了矛盾和荒谬,在残酷的生活面前他毫无招架之

力,连唯一给予他希望的“坦白计划”也没能带来他想要的爱情和自由。借助对杰克的书写,作者批评了美国在排华时代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移民政策和麦卡锡时代的“坦白计划”对华人所造成的创伤。

在批评之外,《望岩》也体现了作者的历史和解态度。伍慧明在小说的结尾用杰克与女儿关系的缓和、杰克对个人历史的理解和加入美国国籍的决定暗示了自己的历史观。《望岩》一方面书写了美国移民历史上黑暗的一页,铭记了排华时代华人的痛苦经历;但另一方面又在提醒着华人应该放下过去的历史包袱,以和解精神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