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孕育於馬克思主義人民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沃土，傳承於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奮斗歷程，升華於習近平同志從地方到中央長期為民服務的實踐淬煉。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始終牢固樹立並堅定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決有力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實事求是就是最大的黨性”，面對金融這項關系經濟社會全局、變量紛繁復雜的工作，探索走出了服務實體、普惠為民、長短兼顧、安全穩健的金融發展路子。習近平同志在浙江領導金融工作中展現的正確政績觀，植根於堅強黨性、務實作風和深厚人民情懷，為全黨樹立了光輝典范。回顧過往，體悟習近平同志的所言所行，對於教育引導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自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努力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領導金融工作的思路與實踐，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堅定追求

金融事關經濟發展效益與群眾切身福祉。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正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階段。浙江作為經濟大省、金融改革先行省份，面臨諸多前所未有的攻堅任務和復雜考驗。習近平同志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立足浙江實際，圍繞實施“八八戰略”謀劃推進金融工作，一以貫之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著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遠見，彰顯著打基礎利長遠的歷史擔當，身體力行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堅定追求。

堅持和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把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作為重要課題，與時俱進落實管黨治黨各項要求，持之以恆抓實黨的建設工作，明確指出：“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抓住了中心工作這個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開。”

到浙江工作不久，習近平同志就部署建立健全相應制度。浙江經過深入調研，參照中央相關議事協調機構設置，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於2003年正式組建省委財經領導小組。當年4月，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領導小組首次會議，此后建立常態化運行機制，基本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專題會議。浙江全省重大經濟政策、發展決策、財政金融工作、重點項目等事項，由領導小組集體研究審定。該制度設計從體制層面夯實浙江省委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也為浙江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堅強組織保障。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都堅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始終以黨中央決策部署為根本指引，結合浙江實際謀劃金融工作，把黨中央確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同浙江實際結合起來，把金融系統的積極性同地方黨委政府的積極性結合起來，把推進金融改革發展與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有機統一起來。2004年，部分行業領域出現投資過熱、貸款增長過快等問題苗頭，任其發展將影響經濟健康運行。中央及時作出加強宏觀調控的決策部署，主要包括嚴把土地審批和信貸審批兩個閘門。浙江中小企業數量多、投資活躍，如果政策收緊，各項經濟指標可能受到較大影響，部分基層干部和企業有一定畏難情緒和“變通”想法。對此，習近平同志反復要求各地深刻領悟、堅決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2004年9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黨校秋季開學典禮上發表講話，要求堅決貫徹中央宏觀調控一系列重要舉措，切實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有機結合起來。

在習近平同志領導下，浙江省堅決貫徹中央宏觀調控精神，通過實施結構性信貸政策扭轉了部分行業投資過熱、過剩態勢，同時堅持有保有壓的原則，積極支持優勢企業和重點扶持產業，加力保障對中小企業的信貸供給。2004年，雖然浙江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上年的38.9%降至20.2%，但發展更加平衡、更有質量、更富效益。這充分體現了習近平同志不貪戀短期增速的魄力、主動轉型的勇氣、科學決策的清醒、著眼長遠的格局，是正確政績觀在復雜經濟形勢下的生動實踐。

適配實體經濟需要推動金融開放，實現局部與全局的協調統一和協同發展。2002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溫州樂清調研德力西集團時，針對企業負責人反映“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是想出去的，但是非常有顧慮，是不是當地政府會有想法、有看法”的情況，當場表示“省委、省政府支持你們‘走出去’，不僅要去搶佔全國市場，還要去搶佔國際市場”。2004年8月，習近平同志創造性提出了發展“地瓜經濟”的理論，生動闡釋了其辯証邏輯：“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為的是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但它的塊莖始終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擴張最終為的是塊莖能長得更加粗壯碩大。同樣，我們的企業走出去，主動接軌上海、主動參與西部大開發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改造，主動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在省外、國外建設我們的糧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生產加工基地，並非資金外流、企業外遷，這是在更大的范圍配置資源、在更大的空間實現更大發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立足全國發展浙江’的需要。對此我們一定要正確認識，積極推動，樂觀其成。”

在金融領域，習近平同志親自推動浙江省接軌上海、參與長三角合作。在他的倡議下，2005年12月，首次長三角兩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在浙江杭州召開，明確將金融一體化列為重點合作領域之一。浙江省的各類金融機構與上海的銀行業、上海証券交易所、上海期貨交易所等建立戰略合作，引入聯合授信、銀團貸款、上市輔導、外匯結算等服務﹔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創新推行“總部授信、跨區用信、統一風控、閉環結算”融資模式，依托大型企業集團信用資質，為其長三角的上下游配套企業提供批量授信、訂單融資、應收賬款保理、票據貼現等一體化金融服務，為浙江企業“藤蔓”向外延伸、做大產業規模提供了堅實金融支撐。立足一域、謀劃全局，收獲的是一地提質、全局共進。浙江省A股上市公司總部數量、民營上市公司數量長期居於全國前列，僅新昌一個縣就擁有15家上市公司總部，這很大程度上因為政府樂見企業像“藤蔓”一樣走向全球布局、開拓市場，開放包容的思想穩穩留住了大批上市公司的“心”。這些舉措不僅筑牢了浙江實體經濟根基，也促進浙江企業與更大范圍地區企業的良性互動，新昌縣15家上市公司形成長三角產業配套重要節點、全國細分賽道國產替代主力軍，是縣域自身高質量發展和反哺全國的經典樣板。

在積極推動“走出去”的同時，習近平同志也高度重視“引進來”。在他的推動下，2004年后，一些國際知名金融機構相繼落戶浙江，成為浙江堅持高水平“引進來”的標志性成果。這些外資金融機構的入駐，不僅直接提供了跨境結算、貿易融資及全球資產管理等金融服務，更為浙江本土企業“走出去”搭建了通往全球市場的金融橋梁，有效降低了參與國際競爭的金融摩擦成本。內外資金融機構的良性互動，厚植了浙江與全國、全球往來的金融沃土，讓“地瓜塊莖”在開放的環境中根基扎得更深、更穩。

立足長遠補普惠金融短板，營造有溫度的金融生態。普惠金融的整體建設周期長、見效慢，卻暖民心、利長遠。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的《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一文中寫道：“當前有成效、長遠可持續的事要放膽去做，當前不見效、長遠打基礎的事也要努力去做”﹔在《“潛績”與“顯績”》一文中寫道：“‘潛’是‘顯’的基礎，‘顯’是‘潛’的結果，后人的工作總是建立在前人基礎之上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鋪路石，甘於默默無聞地奉獻，‘顯績’就無從談起，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即使有‘顯績’，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

農村金融服務的是萬千小農戶、小微主體，單筆貸款金額小、風險高、回報慢。相比建大項目、蓋高樓、引大資本等短期GDP（地區生產總值）和財稅立刻好看的“顯績”，農村金融體系建設需要長期深耕，很難在一兩年內收獲亮眼數據，屬於“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潛績”。2002年前后，國有銀行普遍撤並縣域、鄉鎮網點，基層農村、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薄弱。習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堅定不移補縣域基層金融短板，甘做打基礎的工作。2003年，習近平同志親自謀劃部署浙江省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2004年4月，浙江省81家縣級金融機構法人入股組建浙江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以下簡稱“浙江省農信聯社”）。習近平同志十分關心重視浙江省農信聯社改革發展，2005—2006年期間，先后4次作出重要批示，推動解決農民、農業貸款難的問題。截至2025年末，浙江農商聯合銀行（由浙江省農信聯社改制而來）承擔了全省近1/4的涉農貸款、近1/2的農戶貸款和3/4的農民合作社貸款，存貸款規模連續多年保持全國農信類金融機構第一。習近平同志還高度重視解決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薄弱問題，在積極推進金融改革的進程中，進一步解決好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

2004年，“雲娜”台風正面襲擊浙江，農業生產遭受重大損失。面對自然災情給人民群眾帶來的襲擾，習近平同志不僅要求做好賑災救濟，還從制度建設著眼，推動進一步擴展保險覆蓋面，努力提高風險管控技術，積極發揮保險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浙江省第一時間成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工作協調小組，啟動農業保險改革探索。20余年來，這項工作開花結果，走進農村千家萬戶，成為浙江省現代農業的穩定器和助推器。習近平同志還親自推動政策性農村住房保險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引浙江率先推開政策性農村住房保險工作，並逐步實現全省農戶全覆蓋。這兩項金融服務民生的舉措，在2007年多家省級媒體聯合開展的大眾評議中，入選浙江省“人民政府最讓人民滿意的二十件實事”。

堅持問題導向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系統性變革賦能高質量發展。2005年4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專題學習會上強調：“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先發地區必然遭遇先發問題，某些方面走在前列並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必須具有探路者直面荊棘的勇氣，正視矛盾和問題，不使‘癬疥之憂’變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問題影響發展全局，不讓絆腳之石阻擋前進步伐”。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多次赴義烏調研，對義烏的快速發展與行政管理體制出現不相適應的情況了解甚深。比如，在金融領域，受行政級別限制，銀行業金融機構難以在義烏設立分行﹔義烏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審批額度上限僅200萬元，大額貸款需層層上報審批﹔外匯管理權限小，跨境結算、外商投資等業務辦理繁瑣，便利化程度不高﹔等等。對此，習近平同志強調要“給成長快的孩子換上一件大衣服”，果斷推動權限下放改革。2006年11月，浙江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出台《關於開展擴大義烏市經濟社會管理權限改革試點工作的若干意見》，首批下放472項管理權限，涵蓋經濟發展、外貿與涉外、城鄉建設與資源、社會事務等，金融也是一大突破。例如，下放金融機構設立初審權限，允許義烏直接向省級金融監管部門報批設立金融分支機構﹔允許銀行在義烏的支行獲得分行授信審批權限﹔下放企業跨境投資、外國人外匯結售匯等多項地市級的權限，實現“外匯業務義烏辦”﹔等等。通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激活了義烏“莫名其妙、無中生有、點石成金”的發展，穩步推進“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產業轉型升級，歷經改革淬煉的“義烏發展經驗”不斷沉澱升華，成為全國縣域改革破局、金融賦能、興商建市的示范標杆。

溫州是習近平同志推進金融改革的一處縮影。溫州的優勢是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是地方活力所在。金融服務體系不能簡單套用服務大城市大型企業的一套機制，必須貼合民營小微企業輕資產、規模小、經營靈活的實際。習近平同志要求溫州繼續研究制定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加快建立中小企業服務體系，切實幫助中小企業解決科技創新缺乏技術支撐和企業發展融資難等問題。習近平同志關於金融改革的重要論述，為日后國家級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確立了根本方向和實踐范式，也全面激活了浙江全省金融改革的內生動力。繼溫州獲批全國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后，義烏獲批開展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台州獲批全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改革創新試驗區，湖州、衢州獲批全國首批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寧波獲批全國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麗水獲批全國普惠金融服務鄉村振興改革試驗區，杭州、嘉興獲批國家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浙江成為國家級區域金融改革項目最多、內容最豐富的省份之一，探索形成多項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條件，是經濟和金融正常運行的根基。習近平同志親自部署推進的“信用浙江”建設是豐富制度供給的典型案例。“信用浙江”作為全國首個省級全域信用發展戰略，瞄准的是民營小微企業融資信息不對稱、市場失信成本偏低、市場經濟基礎制度不完善等問題，需要久久為功、持續夯實。在習近平同志領導下，浙江一錘接著一錘敲，花數年功夫打破部門壁壘、歸集分散在幾十個部門的政務數據、統一信用標准、建設全省公共信用平台，建立守信激勵、失信懲戒機制，為浙江此后20余年民營經濟領跑、普惠金融領先、金融風險總體可控筑牢了堅實制度基石。

統籌金融發展和安全，護航現代化建設行穩致遠。金融是經濟的綜合反映。2003年7月，習近平同志在調研浙江省金融系統時明確要求對潛在金融風險要高度重視、防患於未然。浙江將“金融安全”納入省級安全體系，明確了重點防范金融風險、企業債務風險、信用風險，防范區域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和市場經濟秩序等任務，並建立了配套的考核機制。自此，浙江省各級領導干部用推進經濟發展的力度管風險，按月監測、“一把手”主抓、硬考核挂鉤，形成了定期報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的“兩張報表”（經濟報表+平安報表）機制，從制度上守住不發生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2004年末，浙江省銀行業主要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降至2.69%，較年初下降1.92個百分點，大幅低於全國主要商業銀行13.2%的不良貸款率。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各地區金融體系不同程度受到影響，浙江不良貸款率上升幅度小，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企業資金鏈斷裂和涉眾金融風險事件，保持了金融秩序的基本穩定。

杭州鋼鐵集團（以下簡稱“杭鋼”）重組是習近平同志積極推動在發展中化解風險的一個鮮活樣本。本世紀初，杭鋼遇到暫時經營困難，面臨信貸資金壞賬風險，由於企業體量不小，有一定區域金融風險隱患。在杭鋼轉型、重組過程中，習近平同志鼓勵杭鋼走多元化投資的道路。在他的指導下，杭鋼放棄大榭鋼鐵廠項目，走與民營企業寧波建龍聯合重組的路子。為了促成杭鋼的順利重組，習近平同志曾先后3次向時任中央領導匯報，說明了情況，講清楚了重組的戰略意義。杭鋼的重組有效阻斷了企業債務風險向金融體系蔓延的路徑，是盤活存量、在發展中化險的經典案例。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領導金融工作的思路與實踐，深刻詮釋了金融工作正確政績觀的科學內涵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領導金融工作的點滴歷程裡，堅持的是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放心不下的是千家萬戶的急難愁盼，時刻惦記的是廣大經營主體的發展難題，心裡裝的是全省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貫穿其中的是堅持問題導向、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底色，充分彰顯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特別是浙江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理論自覺，生動展現了以黨性立身做事、以大局觀校准政績觀的內在要求，為新時代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走好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提供了歷久彌新的寶貴經驗和啟示。

以堅強黨性校准方向，把立黨為公落實到金融工作具體行動上。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領導金融工作的一系列實踐，背后都閃耀著堅強黨性的光輝。他堅決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以公心擺正發展定位，摒棄地方本位主義﹔面對難啃的改革硬骨頭、遺留的高風險機構，不退縮、不推諉，為公利破解體制掣肘，筑牢農村金融根基﹔著眼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不計短期業務收益，把民生保障擺在首位。這深刻啟示我們，隻有不斷錘煉忠誠干淨擔當的政治品格，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才能跳出局部利益、個人得失。要始終以堅強黨性涵養正確政績觀，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腳踏實地創造出符合黨中央要求、順應人民期盼、經得起時代檢驗的過硬政績。

以人民利益標尺定准，把為民造福體現在金融服務實效上。正確政績觀必須將人民利益置於最高位置。金融政績不是賬面數字、規模排名，而是要真正服務人民群眾、服務實體經濟、服務共同富裕。在地方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始終堅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一以貫之關心金融如何更好扶貧扶弱，不拼規模名次、不盲目照搬西方金融模式。他推動農信社扎根縣域，為浙江民營經濟、縣域發展提供長期穩定的金融支撐。這些工作短期看似“慢”，實則是以長期主義穩盤固基、以金融擔當謀共同富裕，體現的是他內心深處枝葉關情的人民情懷。這深刻啟示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事業是人民的事業，其政治性與人民性高度統一，要堅決摒棄功利化傾向和金融特殊論、例外論，祛除脫實向虛、嫌貧愛富、逐利忘義的頑瘴痼疾，把人民滿意度、實體獲得感、民生保障度作為核心評價標准。

以調查研究為謀事創業之基，把科學決策運用於金融施策解難中。正確政績觀離不開科學方法論。金融形勢變化快，“拍腦袋”決策、“想當然”規劃，必定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堅持調研開局、調研問路，用大量時間走基層、看現場，在到任浙江的118天裡跑遍11個市、25個縣（市、區）。2003年被浙江省委確定為“轉變作風年”和“調查研究年”。習近平同志率先垂范，親自到農信社、城商行、小微企業、田間地頭摸實情，精准把握了浙江金融工作面臨的復雜形勢，找准了農信體制不暢、小微融資難等突出矛盾。比如，面對義烏“小城市、大經濟”的體制束縛，實事求是把授信、外匯、機構設立等金融權限下放，破解“成長中的煩惱”﹔面對農信領域歷史包袱，沒有照搬他省改制路徑，而是立足浙江縣域經濟特點走特色之路。這深刻啟示我們，正確政績觀植根於對客觀規律的深刻把握，隻有堅持從實際出發，才能破除主觀臆斷、本本主義和照搬套用的思維慣性。必須始終把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作為開展各項工作的前提和基礎，讓各項政績真正經得起實踐、人民與歷史的三重檢驗。

以務實作風狠抓落地執行，把真抓實干貫穿金融改革發展全過程。正確政績觀貫穿知行合一的工作理念。金融工作鏈條長、服務對象多、風險隱患滯后，很多工作絕非一蹴而就之舉，必須以求真務實的作風抓推進、以釘釘子精神抓落實，不能把說了當做了、把做了當做成了。習近平同志始終堅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對各項金融領域改革工作全程跟進、久久為功。針對農信領域改革，他不止步於會議部署和制度發文，兩年內4次批示常態化跟蹤問效。在防范化解風險過程中，通過建制度的方式將風險排查、協同處置等責任落實到位，以具體化、精准化的實干舉措守住安全底線。這深刻啟示我們，真抓實干、狠抓落實是踐行正確政績觀的核心要義，任何工作的真政績，從來不是報表上的亮麗數據、台賬裡的完善方案，而是實體受益的質感、民生保障的溫度和風險防控的底氣。要傳承發揚一抓到底、久久為功的優良作風，堅決摒棄重部署輕落實、重形式輕質效等問題，以實打實、硬碰硬的態度讓各項工作扎下根去。

以系統思維謀篇布局，把統籌兼顧融入金融工作基因裡。正確政績觀內嵌系統觀念，蘊含唯物辯証法。習近平同志在浙江謀劃金融改革發展，堅持跳出金融看金融、立足全局抓金融，以整體性視野破解發展中的結構性矛盾。堅持經濟和金融一盤棋思想，自覺對標黨中央政策導向，錨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根本方向﹔堅持統籌改革創新與安全底線，既尊重地方發展實際，賦予基層金融改革探索空間，優化義烏等外向型經濟金融服務機制，又不忽視金融領域各類風險隱患，構建多層次風險防控處置體系，做到放活發展與守牢安全底線一體推進﹔從制度建設入手解決現實問題，不搞單打式推進，以打造“信用浙江”從底層破解信息不對稱問題，發揮保險業的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作用，從長遠解決群眾后顧之憂。這深刻啟示我們，踐行正確政績觀不能偏執一端、片面取舍，需要以全面、聯系、發展的眼光統籌治理全局，在多重目標中求取動態平衡，讓系統觀念、辯証思維成為謀劃、推進、檢驗金融工作的內在遵循，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行穩致遠。

傳承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實踐優良作風，以正確政績觀指引金融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謀劃推進金融工作的實踐，為我們踐行正確政績觀樹立了榜樣、作出了示范。我們要系統深學、融會貫通，切實把學習成果轉化為做好金融工作的行動指南。

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政治性統領金融高質量發展。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踐行正確政績觀、做好新時代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証。要不斷健全各級黨委統籌金融工作體制機制，確保黨中央金融決策落地見效。持續加強跨部門、跨區域監管協同，深化央地監管協同機制，凝聚金融治理整體合力。著力鍛造忠誠干淨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金融干部人才隊伍，弘揚中國特色金融文化，把為民造福、服務實體、改革創新、風險防控的成效作為評價金融工作的核心標尺，多做打基礎、利長遠、惠民生的實事，以金融高質量發展護航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恪守金融為民初心，讓金融服務更有溫度、更惠民生。為民造福是金融工作最大政績，一切金融政策設計、資源投放都要站穩人民立場。靈活運用各類貨幣政策工具，持續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依托結構性工具精准支持小微企業、“三農”領域和新市民以及靈活就業群體發展。暢通貨幣政策全鏈條傳導機制，通過規范負債管理、透明貸款定價、完善成本公示等制度安排，切實增強經營主體獲得感。持續擴容普惠金融供給，圍繞養老、醫療等民生需求創新適配金融產品，健全消費者權益保護長效機制，讓金融發展紅利公平惠及千家萬戶。

錨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本職，讓金融賦能高質量發展更具實效。要統籌顯績與潛績、短期效益與長遠發展的關系。扎實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圍繞科創企業全生命周期搭建股債聯動融資通道，對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科技型企業常態化實施上市融資、並購重組“綠色通道”。兼顧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發展，從嚴整治資本市場違法亂象，涵養長期價值投資生態，培育耐心資本。完善公共信用平台建設，強化涉企信用信息歸集共享，健全中小微企業增信制度。用好重點產業常態化項目推薦機制，發揮政銀企合力，有效將金融活水引向有需要、有前景的經營主體。

堅持守正創新深化改革，讓金融發展行穩致遠更顯韌性。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規范推進金融改革創新，摒棄逐利化、投機化傾向。加快金融領域法治建設，以制度剛性約束各類“偽創新”“亂創新”。持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結構、質量、效率上精准匹配實體經濟發展的多元化需求。穩步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堅持開放節奏與監管能力相適配、開放程度與風險防控水平相匹配，提升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水平。健全新設金融產品管理及創新糾錯規制體系，將風險防控貫穿金融制度政策設計全過程。堅持守正創新、因地制宜，緊扣時代方位與地域特色穩妥推進金融創新，嚴防借創新名義規避監管的行為。

樹牢安全底線思維，讓金融風險防控保障更加有力。要破除重發展輕風險防控的片面發展思維，全面落實機構監管、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推動風險治理從事后處置轉向源頭防控。持續發揮防范和打擊非法金融活動部際聯席會議作用，堅決查處一批典型案件、曝光違法主體，形成強力震懾，堅決守好老百姓“錢袋子”。厚植穩健審慎、依法合規的金融文化，對違法違規誘發風險的行為嚴肅追責問責。緊盯國際宏觀形勢、地緣政治局勢和金融市場波動等外部變量，健全常態化監測、動態研判和趨勢預警機制，持續筑牢外部輸入性金融風險防控屏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浙江省發展改革委聯合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