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不斷演進的過程中，海外華商作為一個分布廣泛、跨國經營的群體，逐漸嵌入世界各地的產業結構與商業網絡之中。他們通過橫跨國界的商貿體系，實現了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高效配置與流動，逐步形成獨具特色的全球化經營體系。由此，海外華商網絡不僅成為推動全球經濟互動的重要平台，也成為聯結海外華商與中國的關鍵紐帶。

有關海外華商以及海外華商網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然而，關於海外華商的整體經濟規模、資產分布格局及其發展規律的系統認知仍十分有限。現有研究在方法論上存在明顯局限：一方面，針對海外華商資產的量化研究寥寥無幾，鮮有成果採用大樣本量化分析深入解析海外華商資產規模與結構﹔另一方面，傳統研究大多依賴個案觀察、田野調查、深度訪談與邏輯思辨。少數研究採用小樣本問卷調查的方法，由於樣本規模有限，難以形成具備代表性的普遍性結論。如末廣昭、李宗榮等聚焦中型經濟體最大的一兩百個華商家族的研究，已屬於領域佼佼者。覆蓋世界各地華商的大規模量化研究之所以難以展開，主要受制於兩個瓶頸：一是企業數據的可得性難題，非上市公司的數據難以獲得，海量數據處理更需要極大的精力投入、精良的服務器和復雜編程能力﹔二是華商族群身份的識別標准與技術方法尚未形成共識。

為破解上述難題，本文綜合運用多個學科方法與資源進行研究，包括會計學的理論和數據資源，計量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歷史學、族群、移民研究的豐富成果、統計數據和實用方法。令人鼓舞的是，按照本文的測算方法，首次實現了基於公開數據庫且可重復驗証的海外華商資產量化測算。尤為重要的是，本研究的測算結果通過了嚴格的多維度交叉檢驗：在國際層面，東盟五個創始成員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以及美國的華商資產在世界各國中位居前列，並呈現壓倒性優勢，符合區域經濟格局的普遍認知﹔在國家層面，以學界研究透徹的意大利華人族裔經濟作為驗証樣本，其華商資產高度集中於紡織服裝制造、批發、旅游業，其次為房地產服務、零售和商業服務，與既有文獻的關鍵結論形成相互印証。這些發現不僅驗証了方法的穩健性和可信度，更為后續海外各國華商的量化比較研究提供了一個比較理想的起點和參考基准。

在理論層面，本文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對海外華商資產規模的量化測算，更在於從比較視角出發，通過結構化分析呈現了海外華商資產分布格局與發展規律。本文著重探討海外華商在何種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下更有利於發展這一核心問題。這一探索延續了自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啟始的重要思想議題——關於中華文化與現代經濟適應性的深刻討論。該議題貫穿新文化運動、“新儒家”思潮及海外“儒家資本主義”學說等重大思想演進，本文的量化研究有望為該領域提供系統性的數據支持與理論啟發。

一、族裔經濟與華商發展

族裔經濟（Ethnic economy）是國際移民研究的重要領域，其核心問題之一是“為何某些移民群體或少數族裔更傾向於自主創業？又是哪些因素促使他們成為企業家並獲得成功？”作為重要的移民來源國，中國的部分移民群體（如溫州人或具備雄厚資本者）呈現出創業導向型移民特征，他們往往不會將移民到某一國家視為“既定事實”，而是根據創業環境等因素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選擇。在此過程中，華商在目標國的既有發展狀況則成為潛在移民評估創業環境的重要指標。該指標的直接意義在於，若當地已有較為成功的華商群體，新一代華人移民企業家就可能通過族群網絡獲得豐富的商業資源與支持﹔間接意義則在於，該指標反映了華商在目標國創業成功的可能性。對於有意拓展跨國經營的華商來說，華商在目標國的既有發展狀況不僅是判斷市場潛力的重要依據，也是決策選址、產業配套與資源整合的重要參考。以金融、商務服務、房地產等行業為例，華商往往高度依賴於族裔經濟，通過族群網絡以及語言文化優勢服務於本族群，尤其是富裕階層。因此，海外華商發展狀況日益成為企業跨國投資決策中的關鍵考量因素。

目前，有關族裔經濟的研究，主要從三個層面進行探討：一是個體層面，包括人力資本水平、財力資源、移民方式等﹔二是族群文化，包括族群內部共同的價值觀念、企業家精神、凝聚力和信任關系等﹔三是社會結構，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割裂、種族歧視、族群居住地的相對隔離等。然而，現有研究多以移民輸入國視角為主（最常見的是美國，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等發達國家），通常將移民的到來視為既定事實，從國際比較角度出發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因而難以提煉出移民商業成就背后的普遍發展規律。為彌補這一不足，本文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以華僑華人族群作為樣本，嘗試對海外華商資產進行估算，力圖在跨國比較視角下解釋全球范圍內離散族群獲得商業成就的規律。

進一步而言，若能在估算海外華商在各領域的資產總量的基礎上，細化至地區和行業維度，則將為跨國投資者評估當地產業配套、同行競爭格局及行業客戶基礎提供一份“地圖”。例如，商務服務業的華商主要服務於華僑華人群體，該行業的資產測算結果對於華人創業者以及中高收入移民在選址與資源配置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華商在各國批發業與零售業的資產規模，則可作為華人移民通過族裔紐帶降低交易成本、制定出口決策的重要依據﹔華商在房地產服務業、金融業與傳媒廣播業的發展程度則為學者研究華僑華人社會的組織化與制度化提供了關鍵線索﹔估算海外各國華商在其他各行業所取得的成就，同樣能為中資企業“出海”尋找客戶、供應商、合作伙伴提供參考。因此，研究海外華商資產分布格局與發展規律對於理論研究、企業戰略決策等具有多方面的啟示。

二、概念界定、數據來源、研究方法

（一）概念界定

海外華商本身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在不同語境下解讀其含義存在差異。基於海外華商資產分布格局與發展規律的研究目標，本文採用最嚴格的定義，將海外華僑華人控制的境外企業定義為海外華商企業。本文以“控制”替代現有主流文獻定義中的“投資興辦”，主要是因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創始人未必最終能控制企業。例如，某全球市值頂尖的美國上市公司，其華人創始人的股權在上市后稀釋至3%，董事會成員大多為非華人，無論從股權控制還是董事會控制來說，該企業都不歸類為華商企業。基於族裔經濟學的研究范疇，本文定義的控制人身份嚴格限定在華僑華人，企業注冊范圍也嚴格限定在境外。因此，本文所指的海外華商企業不包含來自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企業，也不包含華僑華人與港澳台同胞在中國內地（大陸）控制的企業。

（二）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畢威迪公司旗下的全球企業數據庫（以下簡稱ORBIS數據庫）作為測算的底層數據。相比於其他同類型企業數據庫，該數據庫具有如下突出優勢：第一，該數據庫規模大、覆蓋面廣，包含來自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約3.6億家企業，使本研究后續得以較全面掌握華商在海外的分布格局及發展規律﹔第二，該數據庫收錄的企業類型豐富，涵蓋了海外各類規模的上市及非上市企業，使本研究得以將過往測算中忽略的許多中小型、非上市企業納入考量﹔第三，該數據庫收錄的信息完備，包括企業層面的主營業務、財務信息，人員層面的董事會、管理層及實際控制人信息，有助於本研究綜合研判企業的華商屬性並了解其經濟實力。

（三）海外華商企業資產的判定流程

1.姓氏拼寫法直接判定“華僑華人”身份

要對華商企業做出判斷，首先需要對華僑華人身份有一個合理且一致的判定。在此，本文採用陳方豪等開發的華僑華人姓氏拼寫數據庫及判斷算法。該算法以工商注冊數據的企業人員中外籍及港澳台身份人士登記的姓名為語料庫，兼容中英文環境，且綜合考慮了威妥瑪式拼音、郵政式拼音及中國內地（大陸）的漢語拼音，可以兼容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多地及各式方言的變體拼寫。陳方豪和熊瑞馳以該算法篩選並構造出了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內地投資的涉僑企業數據庫，其加總后的時空、行業、組織特征皆與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實際特征相一致，顯示該算法在識別華人身份上的合理性。

針對韓國人、日本人、越南人與華人的姓氏拼寫存在混淆的情況，筆者進行兩方面處理：第一，與陳方豪等的處理保持一致，從維基百科上提取上述三個國家的常見姓氏列表，如在特定國家同時判定某人可能為本地人和華人，優先判定其為本地人。第二，對於作為移民大國的美國，筆者根據科爾構造的族裔姓氏拼寫數據庫，將高混淆度的姓氏按族裔成比例進行劃分。

2.姓名本地化國家補充判定“華僑華人”身份

盡管本研究採用的華人姓氏判斷算法可以對絕大多數仍然保留中國姓氏特征的華人進行識別，但在以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為代表的部分東南亞國家，受當地政策影響，華人經歷過較為徹底的姓名本地化進程，大多數華人放棄了自身具有華人特征的姓氏，轉而使用與本地族裔相近的姓名。這些東南亞華商管控的企業集團，通常還會進行跨國多樣化經營，使東南亞華商企業的判定測算變得十分復雜，因此，有必要對東南亞華人的姓名本地化做手動調整。

針對位於東南亞的企業，本研究做了四個方面的手動調整：第一，首先通過ORBIS數據庫追蹤到部分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並結合彭博社、維基百科的信息對其華商身份進行核實與更正。第二，根據史塔威爾與歷年福布斯排行榜中提及的華人富豪及其名下企業，對ORBIS數據中的華商企業進行了手動核實及補充。第三，針對泰國的情形，根據末廣昭、貝特朗提供的華商企業名錄對ORBIS數據中的華商企業進行了手動核實及補充。第四，針對印度尼西亞的情形，根據廖建裕、印尼中華總商會會員名單對ORBIS數據中的華商企業進行了手動核實及補充。

3.海外華商企業的識別標准

按照本文的嚴格定義，海外華商企業的識別標准最好採用實際控制人為華僑華人的企業。然而，跨國層面追溯華商企業的實際控制人與實際股權結構面臨多重困難：一是全球范圍內的企業數量眾多，且各國各地區之間的數據披露程度存在較大差異，難以根據公開數據構建完整的跨國股權網絡﹔二是股權的垂直結構具有內在復雜性，令追溯全球范圍內的實際控制人成為一項幾乎不可能的任務。例如，許多自然人實際控制人通過多層股權結構間接控制底層企業，而在涉及跨境情景時，許多中間的特殊目的公司往往注冊於股東信息隱匿的避稅港，這進一步增加了識別工作的難度。

鑒於上述困難，本研究採用將董事會成員中持有股權的華人董事佔半數以上作為識別華商企業的標准。按照現代公司治理體系，股權和董事會控制可以決定企業的戰略和經營方針，ORBIS數據庫提供了持有股權的董事會成員的信息。雖然持有股權的董事會成員不必然是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但他們必定是企業經營決策的重要參與者，且與企業實際控制人保持緊密聯系。因此，企業董事會股東的族裔構成能夠較好地反映一家企業的族裔經濟特征，也能反映企業的實際控制情況，從而可以幫助筆者利用公開數據識別華商企業。

4.海外華商企業資產測算流程

圖1展示了海外華商資產規模測算的全流程。本研究按照如下步驟進行估算。第一步，從ORBIS數據庫中提取企業數據與人員數據，兩者可通過唯一的畢威迪企業編碼進行匹配。第二步，從企業人員數據庫中篩選出持有股權的董事會成員，並使用陳方豪等構建的華人姓氏拼寫數據庫與算法，依次根據姓名判斷董事會成員的華人身份。第三步，將董事會成員的華人身份信息歸總到企業層面，將持有股權的董事會成員中半數以上為華人的企業初步判定為華商企業。第四步，針對泰國、印度尼西亞等華人姓名發生過廣泛本地化的東南亞國家做特殊處理，通過手動收集權威雜志及期刊上証實的著名華商企業，從而對華商企業形成補充判定。第五步，將最終得到的華商企業（子集）資產按照“國家—行業”層面進行加總，計算從屬特定行業的華商企業在所在國家層面的資產比例。第六步，將全體被ORBIS數據庫收錄的企業資產按“國家—行業”層面進行加總。第七步，在“國家—行業”層面推算華商資產的規模，各“國家—行業”層面的資產加總起來即完成整體海外華商資產規模的推算。

三、海外華商資產分布格局

（一）總量特征

表1呈現了經本研究測算后的海外華商資產總量特征。本文以持有股權的董事會成員半數以上為華人作為海外華商企業的判定標准。經由華人姓氏算法判定的海外華商資產規模估算為29286.74億美元，經由姓名本地化調整后補充判定的海外華商資產規模估算為4293.27億美元。在此定義下的海外華商資產總規模估算為33580.01億美元。

綜合而言，根據本文的測算，海外華商資產規模大致為3.36萬億美元，該結果與之前的同類估算得到的結論相比，量級相同，規模偏小，原因可能在於本研究並未涵蓋港澳台地區的企業與港澳台商人及華僑華人在中國內地控制的企業，並且採用了以董事會股東的族裔構成而非實際股權作為判定標准。可以說，本文對於華商企業概念的界定與資產測度更為嚴格准確。

（二）區域特征

海外華商資產分布具有規模集中而區域廣泛的特征，如圖2所示。絕大部分（76.96%）的華商資產分布於亞洲地區。這點並不令人意外。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是華僑華人密集分布的區域，也是許多聞名於世的大型華商集團總部所在地。其中，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與高淨值人群財富中心，也是該地區唯一的發達經濟體，成為許多華商進行資本融通與財富管理的金融樞紐，因此，匯集了大量的華商資產。華商企業的資產也廣泛擴展到了美洲、歐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其中，北美洲佔20.71%，這既與許多北美地區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高科技領域的華商崛起有很大關系，也和幾處避稅港地區（如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位於北美洲有關。

進一步分析圖3可知，從分布地的性質來看，有74.51%的華商資產分布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認定的避稅港地區。這一分布格局的成因在於跨國經營的海外華商集團往往將大量資產集中於低稅率地區，通過轉讓定價、特許使用費等方式進行國際稅收籌劃，導致實際經濟活動的所在地並不一定與資產分布地相同，體現了資本全球化下測算離散族群經濟活動的復雜性。

（三）行業特征

海外華商所屬行業多元化且以傳統行業為主導。如圖4所示。其中，金融業與商務服務業是華商資產最為集中的行業，佔比分別達到了38.50%和27.07%，這既與東南亞華商廣泛涉足高資產特性的銀行業的情況相符，也與華商常以頂層的控股公司對多樣化的底層行業進行控股投資的事實相一致。此外，華商的優勢行業還包括制造業（11.43%）、公共與居民服務（8.25%，酒店業、餐飲業歸屬其中）、建筑與地產（5.80%），每個領域都有諸多華人大亨為人所知。最后，批發零售業、技術服務業、交通運輸業、採礦業、農業分別佔海外華商總資產的2.89%、2.51%、2.47%、0.55%、0.42%。

從海外華商資產的行業整體構成來看，華商的優勢領域多分布在金融投資與商貿融通等傳統領域，在高科技領域的表現則稍顯不足。

四、海外華商資產發展規律

海外華商群體的發展作為現代全球經濟的重要現象，其發展規律深刻反映了族裔經濟與東道國環境的交互作用。探究影響海外華商發展成敗的關鍵因素，對於深入理解華商群體的發展規律至關重要。為此，本文聚焦於經濟、人口、制度、文化和地理五個層面，系統考察海外華商資產的發展規律。本文採用海外華商企業資產佔東道國企業總資產的比例作為衡量海外華商資產發展程度的核心指標。經濟層面，選取世界銀行發布的各國人均GDP作為衡量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標。人口層面，借鑒勞赫和特林達德的研究方法，計算改革開放初期各國華僑華人佔當地人口的比例，以反映東道國歷史上對移民的接納程度。制度層面，利用世界經濟自由度指數A衡量東道國政府對勞動力、資本和商品自由流動的限制程度，反映其制度環境的開放性。文化層面，參考科古特和辛格的方法，基於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維度理論，計算各個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化距離，刻畫文化差異對華商發展的影響。地理層面，參考梅耶爾和齊尼亞戈的研究，法國國際信息與前景研究中心數據庫中四項海外各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指標，用以反映空間距離因素對華商分布演變的作用。描述性統計見表2。

（一）經濟層面

由表3可知，東道國人均GDP與海外華商資產比例呈微弱正相關，但統計意義上並不顯著（p>0.1）。這反映出華商發展的獨特歷史路徑：無論在經濟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海外華商資產擴張趨勢普遍存在，並未顯著依賴東道國的經濟稟賦。這一發現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經濟基礎決定論”的傳統觀點，表明海外華商發展在一定程度具有相對獨立性。海外華商的發展不僅反映了族裔經濟的自組織能力和高度適應性，還展現了其長久以來秉持的自力更生、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的精神，這與奧爾茲和楊偉聰提出的“竹網經濟”相契合——海外華商既扎根於族裔網絡，又積極融入全球經濟網絡。這種雙重嵌入的網絡結構使得海外華商能夠有效應對全球經濟的風險與挑戰，推動資本資源的迅速流動與擴展。

（二）人口層面

從長遠來看，移民政策與東道國的接納程度對海外華商資產發展有重要影響。已有研究表明，自改革開放以來，不同國家對海外華商資本流向的態度存在顯著差異，東南亞國家普遍鼓勵和支持華資向外投放，而其他少數國家則限制這一趨勢發展，但目前尚未有實証研究印証。根據表4可知，1980—1990年，華僑華人佔當地人口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海外華商資產比例則增加1.12至1.15個百分點。這一結果表明，在改革開放初期，華僑華人佔當地人口比重越高的國家，其海外華商資產佔比越大。可見，那些歷史上對中國移民接納程度較高的國家，往往具備更高的社會包容度，從而為華商的經濟活動營造了更友好的發展環境，有利於其資本積累與資產擴展。這印証了學者提出的移民社會資本代際傳遞效應，即后代能夠更好地利用先輩積累的資源與網絡，穩固后代在東道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地位。

（三）制度層面

海外華商能否跨越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生產要素、資源和信息流通，往往取決於東道國的制度環境。世界經濟自由度是衡量制度環境的綜合指標，包括法治程度、政府規模、監管效率、市場開放度四大維度。經濟自由度越高的國家，通常對勞動力、資本和商品自由流動能提供更大便利，創造更有利的制度條件。實証結果顯示，世界經濟自由度越高的國家，海外華商資產比例越大（見表5）。分組回歸進一步顯示，自由經濟體中的華商資產發展受經濟自由度影響更為顯著。這表明，東道國的政治、法律、市場、制度環境越自由、包容、開放，海外華商資產發展越有利，且這一規律在經濟自由型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

（四）文化距離

作為非正式制度之一，文化對海外華商能否順利融入東道國文化圈，適應當地貿易環境並拓展商業領域，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基於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筆者採用文化距離四維度和文化距離六維度來探究文化距離與海外華商資產發展之間的關系。表6顯示，文化距離四維度每擴大1單位，海外華商資產比例就下降1.9%，而在文化距離六維度模型中，抑制效應更為顯著。這表明海外華商所在國與中國文化差異越大，尤其是在商業信任的建立和市場規則的認知方面，文化差異越大形成的非正式的制度性障礙越大，使得海外華商難以順利融入東道國文化，從而限制了其資產發展。

（五）地理距離

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越遠，對兩國之間信息獲取、資源共享以及雙邊貿易等方面產生的負面影響越大。表7顯示，與中國的地理距離與海外華商資產比例呈負相關，表明海外華商所在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越鄰近，海外華商資產發展越有利。地理距離的鄰近使得信息流動更為高效，資源共享更為便捷，從而推動了華商在東道國的經濟活動和資本積累。

五、結語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海外華商的迅速發展促使學術界重新審視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經濟中的積極作用，構成了海外學界“儒家資本主義”理論的現實底色。自20世紀80年代起，海外華商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揮的重大作用亦不言而喻，同樣，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海外華商仍將發揮積極作用。然而，由於統計資料的局限，相關研究成果難以充分反映海外華商在歷史與現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不僅是理論研究的缺憾，也導致中國及移民目的國在制定相關政策和優化營商環境時缺乏定量依據。同時，出國移民、出口導向型企業及跨國投資企業在選擇目的地時也亟需相關的參考指標。

本文根據華人姓氏判斷算法，利用ORBIS全球企業數據庫對海外華商控制的企業資產進行了全面估算，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第一，海外華商資產規模總量約為3.36萬億美元，海外華商資產的地域分布格局為亞洲約佔77%，北美洲約佔21%，與華僑華人的數量分布狀況基本一致。其中，分布在經合組織認定的避稅港地區的華商資產約佔75%，體現了資本全球化下測算離散族群經濟活動的復雜性。

第二，海外華商的行業分布格局體現為商務服務業佔比38.5%，金融業佔比27.1%，制造業佔比11.4%，公共與居民服務業佔比8.6%，建筑與地產佔比5.8%，批發零售業、技術服務業、交通運輸業、採礦業、農業分別佔比2.9%、2.5%、2.5%、0.6%、0.4%。這種行業分布格局反映了華商傳統的經營偏好，也表明華商在高科技領域仍有待拓展。

第三，海外華商的發展規律表現為與中國的地理距離越近、文化差異越小、改革開放初期華僑華人佔當地人口比重越大、制度環境越好，該國華商的發展就越成功，但與所在國本身的經濟發達程度關系不大。從一個側面說明，海外華商的發展既源於自身的努力與智慧，也得益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機遇和廣闊舞台。

（摘自：陳方豪、吳戰篪、杜文馨、趙子樂、周聖楷：《海外華商資產分布格局與發展規律——以ORBIS全球企業為主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