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與西班牙關系日益緊密。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自2021年以來連續三次訪問中國，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合作不斷深化，經貿、教育與文化交流顯著增強。在這一背景下，華人移民社群逐漸成為連接中西的重要橋梁，亦日益成為學界研究與政策制定中關注的焦點。
根據西班牙國家統計局2024年公布的數據，在西境內居住的華人總數已超過22萬人，15~35歲華人佔比接近四分之一。其中，一類出生於原籍國，在童年或少年時期隨父母遷居目的國的年輕群體，即“1.5代移民”，近年來在華人社群中逐漸凸顯其代際特征。他們既不同於在成年后移居、文化適應路徑清晰可辨的第一代移民，也有別於自出生即扎根於目的國、未經歷跨境遷徙的第二代移民。在進入新文化語境之前，他們已初步建立起原生語言、家庭文化與早期社會經驗，這些原有認知與生活習慣在其成長過程中與新環境持續碰撞與重構。因此，1.5代華人移民並非簡單處於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中間代，而是一個擁有獨特文化軌跡、心理過程與認同模式的跨代際群體。
與英美、東南亞等傳統移民地相比，西班牙的華人移民社群起步較晚，尚未建立系統化的華文教育體系，也缺乏穩定的族裔話語空間。這些結構性不足使得西班牙的1.5代華人移民在身份建構過程中面臨更多阻力與挑戰，並使西班牙成為觀察非傳統移民國家中代際移民認同流變與再定位的典型場域。基於此，本文聚焦西班牙1.5代華人移民群體，借助深度訪談與個案分析方法，探索其身份認同的流動軌跡及其背后的結構性與主體性因素，進一步揭示其在多重語境中向中國認同演變的身份回歸趨勢及其原因，旨在豐富非傳統移民國家中代際移民認同建構的理論討論，同時為提升針對華人青少年移民的教育干預與社群建設提供依據。一、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移民身份認同問題是全球化時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核心議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跨國人口流動規模持續擴大，個體如何在多重文化語境中重構自我認同，成為人類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等多學科關注的焦點。身份認同並非靜態屬性，而是受歷史經驗、文化傳承、社會結構與個人實踐等多重因素共同影響下的動態建構過程。21世紀以來，海外華僑華人數量迅速增長，其來源地、地域分布、移民類型以及社會認同等方面均發生了深刻變化，進一步提升了身份認同問題在華人移民研究中的關注度，並逐漸形成了多樣化的理論路徑與區域性關注。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研究者，基於各自社會語境、移民結構與學術傳統，展開了多維度的探索，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研究脈絡。
以美國為代表的英語國家學者主要關注移民個體在族裔歸屬、語言使用、文化適應等方面的表現與選擇，強調當地社會接納度與家庭文化傳承之間的張力。例如，波特斯與周敏提出分段同化理論（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認為移民后代的社會融入路徑並非線性單一，而是受階級結構、族裔資本、社會支持系統等多重因素制約，形成主流吸納、族裔下沉或族群凝聚等不同模式。有關東南亞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研究則更多聚焦於歷史結構與國家政治語境。如張晶盈認為，東南亞華人的文化認同具有多重層面，涵蓋個體身份、族群歸屬、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等多個維度，既體現出代際傳承與靈活變異的統一，也呈現出群體內部差異性與整體認同之間的互動關系。
與北美及東南亞等傳統華人移民研究區域相比，西班牙是較新的華人移民目的地，相關研究多聚焦於經濟活動、社區結構與性別分工等方面。李明歡教授從宏觀視角系統梳理了西班牙華人社會的歷史演變與現狀，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王子剛深入剖析了西班牙華人社群經濟結構的多元構成﹔金陽敏和戈麥斯（Gómez）聚焦於西班牙華人僑民身份的社會構建過程，特別是年輕一代在日常社會實踐中所呈現的身份認同動態變化，為理解當代華人移民的社會適應提供了新視角。華金（Joaquín）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揭示了來自中國浙江地區的華人移民在西班牙建立的社會組織與家庭網絡，展現了其獨特的社群結構與互動模式﹔阿美利亞（Amelia）採用性別視角，深入探討了西班牙華人女性的身份角色，為理解性別與移民的交互關系提供了豐富素材﹔孫歌迪（Gladys）強調華人與中國之間的跨國聯系，探討這一聯系如何形塑他們在西班牙的身份建構與社區認同﹔帕洛瑪（Paloma）和愛玲（Irene）則將研究焦點放在移民子女的文化身份與社會歸屬問題上，拓展了對代際認同形成路徑的理解。
盡管中西學者在西班牙華人移民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為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和經驗借鑒。但整體來看，該領域仍有諸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第一，現有研究多以整體社群為分析單位，對代際差異的探討較為粗略，往往將1.5代移民籠統納入移民后代或二代移民范疇，忽略了其在跨文化成長經歷中所體現出的身份過渡與流動特征。第二，關於身份認同的研究多採用靜態框架，傾向於將移民個體劃歸為融入西班牙或維系華人文化的兩極模式，未能深入揭示其認同在不同時空與社會關系中的動態調整過程。第三，關於回歸議題的探討也相對稀疏，現有研究多聚焦於經濟層面的歸國創業，對移民個體在“留西”與“回國”選擇中的文化認同機制與心理動因缺乏系統性梳理與理論建構。
因此，本文聚焦西班牙1.5代華人移民在扎根和回流抉擇中的身份調整機制，進一步探討其如何在多元文化結構中實現自我認同的動態建構。這一研究視角不僅有助於深化對西班牙華人社群內部異質性的理解，也為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際移民身份認同研究提供了理論延展空間。究設計與實施過程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個案研究和民族志方法，實施時間為2020—2024年。研究流程包括三個階段：一是通過深度訪談，與1.5代華人移民展開深入交流，並在訪談后保持聯系﹔二是通過個案研究，參與受訪者的日常生活，近距離觀察和分析其身份認同的流動性與文化適應﹔三是利用民族志的寫作形式，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式展現1.5代移民的身份流變路徑與機制。
（一）第一階段：深度訪談
作為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深度訪談能夠通過與受訪者的直接交流，獲取深層次的個人觀點、經歷與情感表達。依據這一方法，筆者先通過朋友介紹或參加各種文化活動，與華人移民取得聯系。在深入了解后，筆者共選取15位符合1.5代華人移民定義的受訪者，並在西班牙疫情解封后與13人進行了面對面的深度訪談，與2人進行線上訪談。在訪談過程中，筆者設定了一套半結構式問題框架，從受訪者的基本信息、社會活動、文化語言以及與中國的聯系四大方面進行訪談，且根據受訪者的回答進行靈活擴展，為受訪者表達個體獨特性留出空間，從而有效平衡了系統性和靈活性。這種訪談形式能夠揭示1.5代華人移民在西班牙生活的復雜經歷、身份認同的變化以及文化適應的多重面向。受訪者的個人信息統計如表1所示。其中，6人仍在求學，9人已步入職場。
（二）第二階段：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通過對少數個體或小規模群體經歷的描述、解釋和深入分析，以理解特定現象。訪談之后，筆者仍與受訪者保持聯系，甚至與部分受訪者成為朋友並經常一同參加各種活動。筆者從中選取Huihui、Xiaozhi、Yawen作為個案研究對象，通過參與他們在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間的個人生活活動，將彼此聯系從單純的訪談拓展至生活中的實際互動，從旁觀察並記錄他們的文化選擇與身份認同實踐，從而進一步加深對研究對象的了解。這種方法有助於揭示1.5代移民的復雜身份轉換過程，並在具體情境下分析他們如何在全球化和跨國社會中進行文化適應和身份重構。
（三）第三階段：民族志撰寫
在深度訪談和個案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最終採用了民族志的寫作形式，以更廣闊的文化背景為框架對所獲得的資料進行整合與分析。民族志旨在呈現特定群體在其文化和社會環境中的行為、互動和象征意義。筆者將與1.5代華人移民的訪談內容和互動經歷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其身份認同的構建過程以及跨文化適應的方式，系統呈現1.5代移民群體的多元文化表現及身份流動的復雜性，從而為探討其文化適應與身份選擇提供堅實的經驗支持和理論依據。身份認同的流變：從疏離到回歸
西班牙1.5代華人移民群體較為年輕，目前年齡大多為20~35歲，其代際特征的生成與西班牙華人移民的發展軌跡密切相關。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華人移民在西班牙經歷了以初期創業與家庭團聚為主的兩個關鍵階段，逐步形成一定規模。其中，家庭團聚集中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多呈漸進式推進，先是夫妻團聚，隨后子女陸續抵西求學並定居，構成了當前1.5代華人移民的主體。訪談顯示，2008年前后常被1.5代華人移民視作其移居西班牙的重要時間節點。
作為成長於中西文化交匯語境中的移民子代，1.5代華人群體在遷往西班牙前已有相對扎實的中文基礎。到西班牙后，多直接進入西班牙語教育體系，同時在家庭語境中保持了一定的中文語言能力與中華文化認知。基於訪談資料，本文初步歸納出其身份認同演變的三個階段，即從對華人身份的疏離，經由身份搖擺，最終走向主動回歸。這一演變過程通常對應童年時期的遷移、青少年時期的反抗與成年時期的抉擇等人生節點，呈現出跨文化成長背景下身份認同的動態流變邏輯。
（一）身份疏離：融入渴望下的自我否定
1.5代華人移民在初抵西班牙時，普遍面臨語言障礙、文化沖擊與制度隔閡等多重挑戰。由於其大多在青少年時期遷入，早期社會化階段深受中國文化影響，在西語教育體系融入遲緩，因此常在學校中處於邊緣位置。在西班牙求學初始階段，語言掌握的滯后、文化背景的差異以及社會認知中的刻板印象，使他們在課堂參與、同伴交往和課外活動中常常遭遇誤解、標簽化甚至排斥。
西班牙教育體系中設立了幫助教師（profesor de apoyo）政策，Yawen在小學入學第一年被安排到語言班，班上隻有她一名學生，專門接受西班牙語輔導，同時還學習數學、美術等基礎課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其語言與學業適應壓力。然而，在該政策實施過程中，亦暴露出執行差異與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一些受訪者反映，輔導班常與身心障礙學生混編，這種安排容易造成自我認知偏差，引發羞恥感與身份困惑。
當時跟我一起上輔導課的，幾乎都是有智力障礙或身體殘疾的孩子。我當時特別困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也有某些缺陷，不然為什麼會被安排到這裡？這種感覺讓我對西班牙的教育體系越來越抵觸，后來上學的時候，心裡總有一股逆反情緒，覺得自己被區別對待了。
同時，並非所有移民子女都能平等享受教育支持政策，受訪者Weiqiang的經歷凸顯出西班牙大城市中資源分配的不均與教育體系內隱形的偏見。
我12歲剛到馬德裡公立學校時，根本沒安排語言輔導課。數學課上連作業要求都聽不懂，同學就笑我是“chinito”，西班牙語中的意思是帶有歧視意味的“小中國人”。上廁所的時候，總有人盯著我看，我向班主任反映，她卻說這是文化差異，你要學會適應。還有就是體育課上，當地孩子故意擠撞我，老師看見后反而訓斥我，說我語言不行沒法溝通，這麼多學生哪有時間單獨管我！
這一系列經歷使Weiqiang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與身份焦慮。他坦言，那段時間特別想快點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甚至一度對自己的中國背景感到羞恥。他曾反問自己：“我來這兒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在中國學的東西，這裡什麼都用不上。”
這種否定原有文化的心理在多個受訪者中均有體現。他們試圖通過語言模仿、行為適配乃至文化回避來抹平身份差異，期望借此被主流社會所接納。例如，有受訪者主動為自己起西班牙名字、刻意模仿當地人的穿著飲食，甚至在家庭內部減少對中文的使用。然而，現實並未給予他們所期盼的回應。身份上的他者化在細微的社會互動中不斷顯現，使他們在努力中反復受挫。受訪者Ana回憶了她在大學課堂中的一次遭遇，至今仍令她印象深刻：
第一節課，老師看到班裡有亞洲面孔，就說這門課很難，如果西班牙語水平不夠，建議不要選這門課。輪到點我名的時候，她問我西班牙語水平等級是多少。我說我從小就在西班牙上學和生活，沒有參加過等級考試。盡管我西班牙語表達得已經很流利，她仍然反復強調我應該去做語言測試。她好像就是無法相信我就是這裡的人。
這類事件凸顯了外表差異在身份認定中的關鍵作用：即使語言熟練、教育背景本土化，族裔外貌仍成為被懷疑身份的理由。這種文化合格但身份不被承認的落差，往往引發更深層的認同挫敗。
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看，這是西班牙1.5代華人移民在初期適應過程中普遍經歷的主動同化階段，他們試圖通過放棄原有文化資本以換取社會接納。然而，這種單向度的適應模式因遭遇結構性歧視與持續的族裔化認定而難以成功。因此，在這一階段，其身份認同呈現出顯著的撕裂感：一方面，他們渴望擺脫外來者標簽，主動調整以趨近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又因反復的社會排斥與文化誤讀，不得不重新面對自身的族裔身份。這種認同路徑的雙向錯位，不僅導致1.5代華人移民在文化歸屬上的搖擺與不安，也在其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為其日后走向身份認同回歸打下基礎。
（二）身份搖擺：文化夾縫中的認同張力
在身份認同的動態建構過程中，家庭作為1.5代華人移民個體持續嵌入的重要社會空間，其價值傳遞與文化再生產機制對子女的族裔歸屬感形成具有深遠影響。然而，1.5代移民又處於一種文化半繼承狀態：一方面，他們生活在以西班牙語為主的語言環境中，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受到當地社會規范的影響﹔另一方面，其父母多秉持傳統華人文化理念，強調家庭責任、等級秩序與集體主義精神。這種文化差異在其青年時期表現尤為突出，許多受訪者提及與父母在語言溝通、教育期待、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摩擦甚至沖突。
在家庭角色的具體實踐中，許多1.5代華人移民被動承擔了與年齡不相稱的家庭職責。如父母經營的百元店或雜貨鋪常需子女輪流協助，周末亦不例外。若子女拒絕，父母則通過強調親情和責任加以勸導。這種以情感和義務為基礎的勞動參與機制，雖在家庭經濟層面具有現實效益，但也犧牲了1.5代華人移民與同齡人交往和發展的空間機會，進一步加劇了其與原生家庭之間的心理隔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與當地社會的深入接觸與融合。
作為長女，在成長過程中我不僅協助父母照料生意，更需承擔對兩個弟弟妹妹的生活照料與學業督促等責任。我雖然深愛弟弟妹妹，但我的童年是在責任壓迫與情感缺席中被動度過的。弟弟妹妹獲得了來自父母和我的雙重關愛，而我什麼都沒得到。所以，我一直都想離開家，我想逃避，我想離開這裡，而考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這樣我就可以實現自我獨立。
然而，這種逃離在情感層面往往難以奏效。Yawen雖最終如願進入馬德裡高校就讀，實現了地理空間上的相對獨立，但情感紐帶卻未能真正切斷。父母頻繁致電要求她繼續履行家庭責任，如關心弟妹生活、協助家庭事務等，卻極少關心她在新環境下的生活與學習狀態。最后，她依然按照父母要求，時常關心弟弟妹妹的學業。由此可見，面對家庭責任壓力，1.5代華人移民雖有逃離，卻在潛意識中內化了華人傳統價值觀，並在行為層面上不斷予以實踐。
受訪者David的經歷為此現象提供了另一角度的佐証。作為計算機碩士畢業生，他原本計劃前往德國發展，謀求更廣闊的職業前景與更高的收入，但最終選擇留在馬德裡。
我的父母已經年老，語言又不好，去政府部門或者醫院都需要我的陪同，如果我走了，弟弟年紀又小，我不知道以后父母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這一看似理性的選擇，實則反映出他在情感與道德上的雙重負擔——盡管其教育經歷和思維模式已深受西班牙社會的影響，但家庭內部的不對等依賴結構仍使其難以擺脫中國傳統義務的牽制。
上述案例所揭示的，正是1.5代華人移民在身份認同建構中的典型矛盾：一方面，他們因接受西方教育而傾向於個人主義、自主決策﹔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與親屬責任的內在規訓，又使他們在家庭期待與個體願望之間不斷調適與折中。這種情感逃離的失敗，不僅凸顯出家庭在身份認同路徑中的持續塑造力，也暗示了1.5代移民在身份流變過程中，往往從最初對原生文化的排斥與疏離，逐漸過渡到一種隱性而內化的文化承繼狀態。這一階段的身份認同建構並非通過語言選擇或外顯認同所體現，而是經由責任承擔、倫理判斷與親情再協商的實踐過程，逐步完成其對中國身份的再嵌入與再認識。
（三）主動回歸：認同重構中的情感再發現
盡管1.5代華人移民嘗試疏離華人屬性，但早期家庭經歷的深層影響使其難以完全切斷與原生文化的聯結。成年以后，隨著受教育階段的結束與職業抉擇的到來，其身份認同問題重新顯現。
西班牙學者愛玲（Irene）的研究表明，西班牙華裔青年在學成后往往選擇回到中國大城市尋求工作機會，這不僅反映了他們的身份認同重塑，也折射出西班牙經濟相對衰退的現實，多數華裔青年希望“受聘於西班牙在中國的公司”，從而實現中西資源的整合與個人身份的雙重錨定。調查發現，這一現象在1.5代華人移民群體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其回歸路徑表現出職業驅動下的主動回歸、親緣牽引下的歸返與被動回退等多重形態，呈現出高度分化特征。
首先，主動回歸型的1.5代華人移民往往基於職業發展邏輯，選擇回到中國以實現自我價值與身份提升。中國經濟特別是互聯網、科技和金融等領域的快速發展，為具備國際化視野與跨文化能力的高學歷人才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台。受訪者Xiaozhi本科階段在西班牙主修信息技術，期間他曾利用假期回中國，在一家大型互聯網企業實習，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行業經驗。畢業后，他通過華為的校園招聘順利入職，起初在深圳接受系統培訓，目前已被派駐阿根廷，從事項目拓展相關工作。由此可見，與前一階段的文化回避或家庭逃離相比，基於職業驅動的主動回歸更強調個體與國家發展之間的契合與重塑，身份認同在此階段表現出明顯的功能性與戰略性傾向。
當然，也有一部分1.5代華人移民選擇以在地嵌入的方式實現身份回歸，即雖留在西班牙，但通過與中國資源的深度對接完成職業與身份的再定位。他們往往選擇以個體戶身份在西班牙創業，開展與中國市場相關的業務，如移民中介、房地產服務及留學咨詢等。借助中西語言能力與雙重文化背景，他們有效整合跨國信息資源，為在西華人移民提供定制化服務的同時，也在西主流社會與華人族群之間構建起實用性的連接網絡。此類職業實踐體現了1.5代華人移民在現實策略中主動回歸華人社群，通過在地——跨境的經濟嵌入，強化與中國的聯結，從而完成對“在西班牙的中國人”身份的再確認。相比融入主流社會的路徑，他們選擇正視並接納自身的族裔屬性，使中國身份認同在職業實踐與文化情感中重新獲得主體地位。
其次，部分個體選擇親緣歸返，即伴隨家庭成員返回家鄉並在此基礎上完成身份的再定位。該類移民個體的回歸行為常常歸因於父母的情感歸屬與養老安排，其決策並非完全自主，而是源於對家庭結構和親屬責任的回應。例如，受訪者Emily因父母決定回浙江照料年邁的祖父母，在完成碩士學業后亦回國就業。盡管其職業路徑具有一定的本土嵌入性，但其身份認同仍深植於家庭倫理結構之中，是一種情感驅動下的回歸。與西班牙社會中相對弱化的家庭關系不同，中國語境下的家庭倫理使1.5代華人移民更容易在情感層面重構身份，從而在行為層面進行回歸實踐。
最后，還有一些1.5代華人移民因未能適應西班牙生活而被動回歸，即因未能有效適應所在社會結構與文化語境，而被迫選擇重返原生文化體系，以彌補其在異國社會中的歸屬感缺失。例如，受訪者Huihui因在西班牙語言學習困難及教育資源獲取不足，未能順利升學，其社會活動范圍長期局限於家庭經營場所及華人社交圈。在這種高度孤立的生活狀態中，他逐漸對西班牙社會產生失望與疏離，最終選擇回國並在家鄉餐飲行業就業。盡管回歸后的工作性質較為基礎，但他卻在中國社會中獲得了更強的歸屬感與文化共鳴。此類回歸雖缺乏規劃性，但其身份認同反而在文化再嵌入過程中得以穩定與重構。
總體而言，1.5代華人移民的身份回歸並非單純的地理位移，而是一種融合空間遷移、文化再嵌入與策略性身份選擇於一體的多維文化再定位過程。無論是出於職業理性所作的主動選擇，基於家庭責任牽引的親緣歸返，抑或因異質文化錯位而引發的被動回流，這些路徑最終均指向對中國身份的再認同與文化歸屬的重建。此過程標志著其身份流動的第三階段：在經歷早期的文化疏離與家庭拉扯之后，逐步走向對中國文化與身份的再協商與主體性重構。在這一階段，中國認同已不再是外在賦予的標簽，而是一種由個體主動建構的身份選擇。素
1.5代華人移民身份認同的流變，並非孤立個體在特定時點的心理反應，而是長期處於多重社會結構與文化力量交互作用中的動態建構過程。其從主動疏離到重新確認華人屬性的身份軌跡，反映出中華文化認同在其內在認同體系中的再度強化。與二代移民經“他人敘述”構建中國形象的方式不同，1.5代華人移民對中國的認同常具有情境性和具身性特征，其在祖籍國的生活經驗與感官記憶在身份回歸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轉變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當地教育環境與社會歧視
在初抵西班牙的社會化階段，1.5代華人移民普遍展現出一種主動“去中國化”傾向，試圖通過削弱自身與華人文化的外顯關聯來降低社交阻力與身份異化感。例如，一位受訪者回憶稱，其在小學時期有意識地避免在校園中使用中文，而家長在為其准備學校午餐時，也常刻意選擇當地常見的夾心面包（bocadillo），而非傳統中式飯食，以盡量減少因文化他者形象而引發的不適與排斥。這類行為雖出於對主流社會的適應性考量，實則反映出一種內隱的文化回避與身份壓抑機制。
此外，即使在語言掌握與學業表現方面取得優異成績，其華人身份仍難擺脫成為社會標簽的宿命。多位受訪者提到，盡管自幼在西班牙受教育，仍常被教師或同學以“你的西語說得真好，你學了多久了？”等話語相待，未將其視作本地成長的個體。這類贊賞式話語實際上將其語言流利視作額外努力的結果，而非自然成長的常態，隱含著主流社會對其本地性與歸屬權的否認。
這種持續存在的族裔刻板印象與身份誤讀，不僅限制了1.5代華人移民在西班牙主流文化語境中的真正融入，也加劇了其在認同建構過程中的心理撕裂。長期來看，這類排他性的社會定位經驗逐漸削弱了他們對西班牙社會的認同黏著力，轉而促發對原生文化的反思與再靠近。
（二）文化儀式中的情感內嵌
家庭不僅是華人子女語言與行為習慣的早期學習場所，更是中華文化持續傳承的重要媒介。盡管1.5代華人移民多在西班牙接受教育、成長社交，但仍深受家庭內部文化模式的影響。
華人家庭日常生活中往往保留了大量中華文化元素，例如使用中文或家鄉方言進行溝通，遵守傳統節慶習俗，傳承長幼有序、尊親孝道等倫理觀念。這種文化實踐並非形式上的文化紀念，而是在重復與儀式中構建出穩定的文化歸屬框架。有受訪者提及，其父母在春節當天會提前關店，全家一同籌備年夜飯﹔大年初一還會給國內親友打視頻電話拜年，延續紅包、吉語等傳統禮俗。1.5代華人移民在遷往西班牙前已有部分中華文化體驗，對諸如春節、中秋等節日的情感記憶更為具體深刻，這種“記得住”的文化參與，強化了其在西班牙再度參與節慶活動時的情感回響與文化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春節逐漸被西班牙部分城市認可並制度化，華人社團與地方政府合作舉辦的大型慶典活動亦成為1.5代華人移民重塑身份認同的重要外部支撐。在馬德裡、巴塞羅那等地，每年農歷新年前后都會舉行長達數日的春節文化節，包括新春廟會、煙火表演、舞龍舞獅等活動，不僅吸引了大量華人參與，也得到了西班牙主流社會的廣泛關注與報道。這些公共文化事件增強了華人群體的集體自豪感，也為1.5代華人移民提供了重新理解並認同中華文化的社會空間。
因此，隨著年齡的增長，早年由家庭傳遞的文化實踐逐漸從外部規范轉化為情感資源，成為1.5代華人移民應對身份焦慮與社會定位不確定性的內在支撐。這種情感的內嵌，促使他們在青年階段的身份選擇中，傾向於主動接納並肯定自身的華人屬性，將其視作穩定而具歸屬感的身份定位。
（三）發展對比下的中國吸引力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顯著提升，與西班牙長期以來的經濟低迷與結構性停滯形成鮮明對比。尤其自2008年歐債危機以來，西班牙青年普遍面臨就業困境與社會流動受限，促使部分1.5代華人移民開始重新審視自身的職業選擇。
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普遍提到回國所帶來的強烈視覺與心理沖擊。還有受訪者表示，即使每年都回去一次，但每次看到的都不一樣。高鐵、掃碼支付、網上購物等的高速與便捷，讓他們覺得中國發展特別快，生活特別方便。這些具體而生動的體驗，不僅打破了他們幼年出國時留下的祖籍國發展落后的刻板印象，也激發了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積極認知與情感認同。
與此同時，中國語言與文化在西班牙教育體系中逐漸獲得認可，西班牙多個自治區陸續在中小學開設中文課程，逐步將其從課外活動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一位受訪者回憶，高中時期學校宣布即將開設中文課程，班主任在課上鼓勵學生踴躍報名，並以輕鬆語氣對他說道：“你就不用報了，你的中文已經很好了，機會留給其他人吧。”這反映出中文作為有用語言、中國作為值得了解的國家，在西班牙社會中的地位獲得提升。這種文化象征意義的變化，使部分1.5代華人移民在西班牙社會語境中感受到華人身份的積極價值，成為其身份重構過程中的關鍵情感觸發點。
這一跨國比較視野不僅是現實判斷的體現，更展示了一種向上認同的心理遷移過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中國逐漸成為現代性與未來的象征，國家形象的積極轉變與個人身份認同相互映照，強化了中國人身份的吸引力。
（四）媒介連接下的虛擬歸屬
數字媒介的迅速發展，為1.5代移民提供了一個無需地理遷移即可持續與中國聯系的虛擬空間。在這一虛擬場域中，他們可以繞過現實社會中身份與地域的限制，重建與祖籍國之間的文化連接。與主要依靠傳統媒體或親屬來往獲取中國信息的第一代移民不同，1.5代移民更傾向於通過B站、抖音、微博、小紅書等社交平台，主動接觸中國的流行文化、社會議題與政策變化，在碎片化的信息消費中不斷更新對中國的認知圖景。
多位受訪者表示，相較於TikTok，他們更傾向於使用抖音，原因在於其內容更契合自身所熟悉的語言環境與文化語境，中國的綜藝節目與電視劇不僅更易理解，也更容易引發共鳴。這一情感表達揭示出數字平台不僅作為信息通道存在，更作為情感認同的媒介參與文化歸屬的建構。
此外，在西班牙主流媒體的表述中，中國常被稱為“亞洲巨人”（gigante asiático），雖然這一稱謂帶有一定的他者化色彩，但也客觀上強化了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形象。這種宏觀敘事與個體在網絡日常中所體驗到的中國崛起的現實印象相互印証，使得身為中國人不再意味著被動承載某種文化負擔，而是轉化為一種值得認同與主動歸屬的身份資源。
因此，在跨地域、跨媒介的文化參與中，1.5代華人移民逐漸形成了一種遙距歸屬，不僅在認知層面與中國保持連接，也為心理層面的身份認同回歸提供了持續而穩定的支持力量。
本文以生活在西班牙的1.5代華人移民為研究對象，聚焦其身份認同的動態演變與重構過程，旨在理解在跨國社會結構與多重文化交匯背景下，該群體如何在異域成長與祖籍文化延續之間進行身份協商與歸屬建構。通過深度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本文系統探討了其從早期趨同西班牙當地主流的同化努力，逐步轉向中國身份認同的過程，並進一步揭示了促成這一轉變的具體影響因素。
研究發現，1.5代華人移民的身份流變並非個體層面孤立的心理選擇，而是深受多重結構性因素交織影響的社會過程。一方面，他們在住在國教育體系與主流社會中所遭遇的邊緣化經歷，以及長期存在的族裔化他者標簽，使其在認同上始終難以獲得完全的歸屬感﹔另一方面，家庭內部的文化傳承機制、節慶儀式與情感責任逐步內化為穩定的身份支點，為其回歸祖籍國認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礎。同時，在全球社會流動格局重塑的大背景下，中國國家形象的轉變與制度吸引力的增強，使1.5代華人移民在比較中構建起向上認同的價值邏輯﹔數字社交平台的參與，更在空間上打破了歸屬的地理邊界，使其能夠在想象的中國圖景中重建身份認同的坐標。
因此，西班牙1.5代華人移民的身份認同應被理解為一個跨時間、跨空間、跨結構的流動性過程，其身份認同變化並非對原生文化的簡單認可與回歸，而是一種在全球社會框架下，重新定義自我、重建意義的能動實踐。這一發現不僅回應了華人移民研究中關於認同穩定性與文化適應性的經典命題，也為理解高流動性背景下的新生代族裔群體提供了理論與經驗的雙重啟示。
（摘自：史志龍：《1.5代國際移民身份認同研究——以西班牙1.5代華人移民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