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眾所周知，在80年前那場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海外華僑從經濟、人力和政治上全力支援祖國抗戰，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中，回國參戰的華僑機工群體與華僑飛行員群體、華僑醫護人員群體一道，因其屬於戰爭緊缺、亟需的專業技術人才，在支援祖國抗戰中發揮了難以替代的巨大作用。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近幾十年來國內有關華僑機工參戰的研究和宣傳，仍然存在論述以偏概全、統計數據混亂等諸多狀況，視野僅僅局限於“南僑機工”群體，不僅未能客觀反映華僑機工在中國抗戰中的貢獻和犧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人對於海外華僑參與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廣度和深度的認知。

“機工”是以往人們對汽車司機、修機人員的通稱。抗戰時期，在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或“南僑籌賑總會”）主席陳嘉庚的號召下，南洋華僑機工（簡稱“南僑機工”，另有部分電工等技術人員）踴躍應募回國，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投身被譽為“抗戰輸血管”的滇緬公路運輸軍需、貨物及參與其他運輸、技術工作，成為1939年轟動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在此前后，還有相當數量的華僑機工陸續回國服務，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進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80余年來，由於種種原因，關注南僑機工的人很多，許多新聞報道、考察報告、回憶錄和論文、著作陸續問世，這使得人們能夠較為全面、深入地認識他們的貢獻和犧牲。特別是近十年來，夏玉清利用雲南省檔案館、台灣“國史館”等館藏原始檔案資料和報刊資料，對南僑機工進行綜合研究，在南僑機工的人數、構成、復員和南返問題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問題是，南僑機工雖然是華僑機工的主體，但並非華僑機工的全部。局限於“南僑機工”的研究，導致在諸如回國人數、復員人數及犧牲失蹤比例等一些關鍵問題上，現有的資料及研究數據出入很大。實際上，華僑回國機工人數、分布、流動情況相當復雜。回國參戰的華僑機工來自海外各地，其總數約達4000人，他們活躍在前線、后方和國民黨統治區、中共抗日根據地甚至海外戰場，除了南僑總會招募的3200名“南僑機工”（其中真正留在西南運輸處從事滇緬公路運輸工作的隻有2700余人），還有不少海外僑社組織回國及零星回國的機工（不僅僅局限於南洋地區），但他們不在主流之列，因此普遍被世人所忽略，這是很不公允的，也限制了研究的視野。此外，華僑回國機工犧牲、復員、定居比例也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從戰后國民政府僑委會的有關統計來看，戰后國內的華僑機工健在人數至少有1748名，其中有超過936人復員回到了原僑居地，顯示並非原有“三個三分之一”之說可以簡單概括。有鑒於此，筆者試就已掌握的相關資料，對戰時華僑機工的幾個基本問題進行查考與勘正，以期深化相關研究。

一、“南僑機工”人數之謎

關於“南僑機工”的人數、構成及實際服務於滇湎公路的機工數量，盡管以往學者已有所涉獵，但數字來源多元，統計口徑不一，統計結果之間有所出入，有必要厘清其來龍去脈。

（一）“三千二百余人”之說的由來

關於南僑總會所派華僑機工的人數，目前學術界及僑務界一般均採信3200余人的說法。此說的根據，一是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中曾提到，“回國者三千二百余人”，其中“經安南往昆明者居多，經仰光者三百余人”﹔二是1940年關楚璞著《星洲十年》（社會）專刊所列“民國二十八年馬來亞回國機工一覽表”的統計（詳見表1）。該統計顯示，由馬來亞經越南回國者凡9批2654人，由馬來亞經緬甸入滇者凡6批538人，總計15批、3192人。陳嘉庚為征募機工事項的主要經辦者，他所提供的數字自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關楚璞的統計則較為翔實，有學者認為這3192人就是當時南洋華僑青年正式到南僑總會或其下屬分會、分支機構辦理了回國登記手續，最后由南僑總會具體組織上船回國的統計人數。考慮到“在此人數之外，還有一些華僑青年，由於報國心切，徑自回國也參加了機工隊伍，但卻未在南僑總會的統計之中，因此有‘三千二百余人’之稱”。

（二）三千二百余人之構成

但是，陳嘉庚的回憶數字較為籠統，關楚璞的統計數字也有不夠詳盡之處，且關於循緬甸仰光途徑回國機工數量，陳嘉庚估計為“三百余人”，關楚璞統計為538人，數字出入較大，因此，均只能作為研究的重要參考。

其實，早在1994年，林少川所著《陳嘉庚與南僑機工》一書，即已披露不少反映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西南運輸處新加坡分處處長陳清文與昆明有關機構、個人往來函件的確鑿的第一手檔案資料，這些資料無疑有助於我們辨析機工回國人數的蛛絲馬跡。筆者將相關資料加以對照、鑒別，輔之其他確鑿資料，即得出表2如下。

由表2可知，從1939年2月18日至8月14日，南僑總會實際上至少從新馬地區派出11批2999人前往昆明，但檔案明確記載編次的隻有九批（九批人數合計是2991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第四批”分由經緬甸和經越南兩路回國，而南僑總會隻把他們算成一批﹔二是“第二批經仰轉昆”的荷屬華僑8人，可能因為人數不多，南僑總會沒有把它單獨列為一批。無論如何，表2的統計結果2999人，不僅囊括了公認的全部九批機工，還加上了來自荷屬東印度的8名機工，顯然是真實、可靠的，但仍然距離“3200余人”之數有200余人的較大缺口。

筆者認為，這200余人確實存在，他們就是關楚璞所統計的“由馬來亞經仰光回國者”的第二批至第五批（該表中的第一批及第六批，表2中已有明確的反映），共計186人。將這186人加上2999人，總計是3185人，正好與3200之數接近。不過，這186人跟取道仰光回國的第四批機工一樣，並沒有立即回到祖國服務，而是先行前往了仰光的中國駐緬有關單位。其相關証據，是1939年8月28日《陳嘉庚復宋子良寢電》和29日《陳嘉庚詢問是否尚需華僑機工函》，以及1939年9月4日《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復西南運輸處函》。前兩函稱：“經轉募仰復興300余名”﹔“仰復興所募，計三百五十名左右，······約九月尾可以全數派完，至本月止已往半數矣”。后函稱：“查本會復興公司前因駐緬運輸工程處需要司機、機匠，經委托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陳主席嘉庚代為招募司機三百六十名、機匠四十名，共四百名，並應請隨時分批送仰以便派赴工作，據報現已多批到達仰光各在案。”由此可知，在為西南運輸處代募約3000名機工之外，南僑總會還為其他國內機關代募了約200名機工（即關楚璞統計表中“經仰光回國”的第二至第五批），他們都被陳嘉庚合計為“三千二百余人”。

（三）服務於西南運輸處的機工數量

值得一提的是，前往昆明報到、受訓的3000名機工中，還有226名機工（包括實到昆明的第六批全部115人、第七批一部分），及第九批66人以上轉批到后勤部、軍政部等系統服務，因此，真正留在西南運輸處系統服務的機工隻有2700余人（若加上循其他渠道先后回國在該處服務的華僑機工，大約將近3000人）。這一狀況在1941年6月鄭琦所擬《華僑機工狀況》函中，得到了佐証（詳見表3）。

將表3所列各批人數對照表2資料分析可知，它是按實到該處工作的時間分批的：南僑總會派遣的第六批回國機工因屬后勤部代招、沒有留在該處工作，故表中沒有反映﹔表3中的“第6批”349人，應屬表2中經仰光回國的“第四批”344人之陸續回國者，其啟程回國日期實際上比表3中534人的第5批還要早。鄭琦的統計雖說不夠准確，但卻大致反映了西南運輸總經理處在昆明實際接收華僑機工的批數和數量。當然，它沒有、也無法全面反映南僑總會的所有派遣批次及人數。

由上可知，“南僑機工”的人數、構成及流向相當復雜，並造成統計上的困難。之所以如此，是在“南僑機工”之外，還存在著數量不菲的華僑機工，二者的邊界含糊不清。因此，有必要將研究的視野擴及更大的領域。

二、“南僑機工”之外的華僑機工

服務於西南運輸處的華僑機工，並不限於南僑總會所征募、派遣者。除了南僑總會選送的機工，西南運輸處還接納了一些自動回國服務的機工團隊和零散機工。據鄭琦擬《華僑機工狀況》一函附件所述，“本處之有華僑機工，起於民國二十七年。······當時檳城機器工會，曾遣送僑工兩批回粵，其中一批三十二人，即服務於本處。”“暹羅華僑多人原於抗戰以前自動回國服務，及抗戰后，本處組織成立，彼輩又向本處投效，以及抗戰后自費回國，由海外各地幫會專函介紹來處，請予考核收容者，約計百名。”此外，在南僑總會組織南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分批赴滇的同時，南洋其他地區的僑社也有派遣機工團隊投效西南運輸處者：當第三批機工抵達昆明后，即有“庇能返國機工三十一名”與他們合編為臨時大隊。

實際上，就筆者所知，除了南僑總會正式為西南運輸處、后勤部、軍政部代募、遣滇的大約3000名機工及為財政部所屬單位代募、遣仰的近200名機工外，循各種渠道回國參戰的華僑機工團隊並不鮮見，有些機工回國時間甚至早於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其來源也不局限於南洋地區﹔隻不過，他們留在西南運輸處服務的不多，大都到了其他系統和地區，包括敵后抗日根據地。主要有下列三種情形。

（一）以機工為主的回國服務團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許多華僑機工參加了各種由海外僑團組織的以機工為主體的回國服務團隊。例如，1938年初，英國華僑40人組成“汽車工友回國服務團”返回祖國﹔同年4月中旬，“非洲罅沙汽車工友回國服務團”開赴國內，人數多達54人﹔8月，由汽車司機、電工、木工、鐵工等76人組成、以黃富求為隊長的緬甸華僑義勇工程隊，從仰光登輪回國，於10月到達武漢，被軍政部編制為一個中隊、三個分隊投入前線抗戰工作﹔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有4批華僑青年從馬尼拉回國參戰，其中第一批15人即是機工﹔馬來亞吉隆坡華僑曾組織回國機工服務隊，一行73人由鐘諄生領隊經香港赴東江一帶服務﹔1939年夏，一批德國華僑機工28人，經越南西貢、河內進入國內。此外，還有以王文鬆為團長、由35人組成的新加坡華僑機器工程回國服務團，以及由馮維、劉茂桂率領的暹羅華僑汽車司機工友歸國服務團，等等。

（二）參加戰地救護團隊的機工

許多華僑機工參加了各種由海外僑團組織的、以醫護人員為主體的回國服務團隊，負責運送救護車及醫藥器材。例如，七七事變后，暹羅華僑技術人員包括機械工人、護士、汽車司機等數百人立即組織回國服務團，由僑商黃有鸞醫師慨贈巨資，代購船票、食物、用品等，歡送回國﹔1937年12月10日，巴城養生院院長柯壽全組織的救護隊啟程回國。該救護隊配備華僑捐送的9輛救護車及大批醫藥器材，應有機工同行（柯壽全組織的救護隊前后共有4批，每批均有10余人）﹔1938年4月9日，由黃錫歆率領的蘇門答臘華僑汽車同業及機師回國救護團一行20人，自帶汽車4輛、藥品一批，回國入國民黨四路軍總部服務。

（三）在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服務的機工

還有一些華僑機工徑直前往延安等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服務。例如，1938年8月及翌年2月，馬來亞柔佛士乃華僑司機回國服務團分兩批回國服務，其中第一批15人在團長彭士馨的率領下乘輪回國，經香港、廣州、長沙，於10月15日到達武漢。在武漢，他們留下兩名隊員，將一輛汽車交給八路軍辦事處轉送新四軍，其余13人繼續前行，經襄陽、西安，於11月1日抵達延安，受到邊區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同年年底，又有馬來亞華僑青年黃君武等17人回國投效。在香港“八辦”的幫助下，他們帶著八路軍所需的大批藥品，駕車由九龍出發，直奔陝北。“當他們到達延安時，受到了邊區人民和八路軍極其熱烈的歡迎。”華僑機工在延安受到歡迎和信任，當時毛澤東所用的司機就是馬來亞歸僑梁國棟，其座車實際上只是一輛救護車而已。

由上可知，回國服務華僑機工來源、數目及去向脈絡大抵如此：第一，早在全面抗戰爆發、西南運輸總經理處成立之前，即已有海外華僑機工回國服務，散布在全國各地。第二，西南運輸處成立后，首先接收了檳城機藝工程隊的32名僑工（其中有28名機工），因“感於僑胞之熱誠，且正在需用駕駛修車及電工等技術人才，特請托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代在南洋招募此種僑胞回國服務”。由此，南僑總會在南洋地區為西南運輸處代募機工，響應者眾，有大約3000人正式組團分期分批前往雲南昆明（其中有344人先赴仰光組裝新車），另有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復興公司駐緬運輸工程處委托招募的機工約186人到了緬甸仰光。抵滇的3000名機工，受訓后並沒有全部留在西南運輸處系統服務，其中有將近200名機工（包括第六批實到115人、第七批之一部分及第九批66人以上）轉批到后勤部、軍政部等系統服務，真正留在西南運輸處系統服務的機工隻有2700余人（若加上循其他渠道先后回國在該處服務的華僑機工，大約將近3000人）。第三，除了南僑總會代募的機工外，還有許多華僑機工（包括南洋華僑機工）在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回到國內服務，有的服務於西南運輸處系統，更多的則分散在其他系統及地區（包括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有的甚至隨中國遠征軍服務於海外戰場。

抗戰時期回國服務的華僑機工，其僑居地區、派遣團體、返國途徑、服務地區、所屬部門（黨派）都不一樣，情況較為復雜（見下圖）。

三、三個“三分之一”之辯

與華僑機工回國數量一樣，華僑機工的復員（即戰后返回原僑居地）數量，迄今也是莫衷一是。這不僅直接關系到對戰后機工去向的統計，還影響到對該群體戰時為國犧牲及失蹤人數比例的正確估計。

（一）華僑機工復員數量

關於華僑機工復員數量，現今有“460多名”、“千人之多”（包括南僑機工及眷屬，其中機工467人）及“一千多人”（包括部分眷屬）等多種表述。這三種表述之中，前兩種並無出入，而后一種說法若不計眷屬，其數字實際上也是與前兩種說法相一致的。究其數字由來，無外乎都是根據1946年10月26日、11月15日和11月29日從昆明集體啟程南返的三批機工的統計人數而來。但這460多人即使加上零星南返的，也遠遠不及千人，與復員機工“約佔回國機工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一通常結論相差甚遠。

筆者以為，上述三種說法都有根據，卻並不全面，因為其資料都是僅僅源自今雲南省檔案館館藏的華僑機工檔案。如所周知，華僑機工戰時既已遍及滇緬公路沿線及雲南、西南一帶，戰后分布地區當更廣泛，從雲南復員的機工盡管佔了大多數，但仍然會有很多遺漏。當年主持華僑機工復員登記及獎金發放事項的機構是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其統計數字理應更加全面、權威。有鑒於此，筆者近日特地翻閱了僑委會的有關資料，發現兩則相關統計，茲照錄於后。

“關於華僑機工，在廿八年應南僑籌賑總會之號召回國服務者，共三九一三人，其間為國犧牲或中途星散者約過半數，戰事結束，自應予以復員。去年開始調查，其由雲南省華僑互助會及滇粵僑務處與由本會分別登記者，計第一批一一五四人，第二批二五一人，第三批一二五人，第四批二一八人，共為一七四八人。本會既向行總聯總商定遣送，復請外交部交涉入境，更由本會與交通部加發獎狀及服務証明書。又呈請行政院核給獎金計每人美金二百元，所合國幣六十七萬元，統共國幣一，一七一，一六〇,〇〇〇元，亦經先后在京、渝、昆、筑分發。各批機工領到獎金以后，辦完出國手續，截至卅六年二月底止，已有九三六人，其余仍在加緊遣送中，關於登記及遣送情形，略如上述。”

上列表格及文件，前者系僑委會1947年2月15日后編印，后者系僑委會於同年4月份編印，編者都是主管華僑機工復員登記及獎金發放事項的僑委會，資料均為離復員時間不久的1947年，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盡管二者的數字仍然存在細微的差別，且后者所謂的“三九一三人”之說與前述筆者考証之檔案記載的九批“2999人”出入很大，可能系對所有海外回國服務機工的統計，但至少表明：第一，僑委會於1946年在5個城市一共登記了4批1748名華僑機工，並向每人發放了67萬元國幣的獎金﹔第二，截至1947年2月底止，已復員華僑機工936人，實際復員人數應該還要多一些。

（二）健在、復員、定居及犧牲、失散比例推算

由此，我們大抵可以明確，戰后華僑機工健在人數至少有1748名（尚不包括在中共軍隊及機構服務的機工），其中有超過936人做了復員登記並領取了獎金（其中絕大部分隨后南返東南亞原僑居地）。不過，僑委會的登記和遣送對象，究竟是僅僅針對由南僑總會代募的機工，抑或是所有在國統區服務的機工，仍然難以斷定。如果是前者，以回國3200人計，則復員約佔30％，定居約佔25％，另有45％犧牲或失散﹔如果是后者，以3913人計，則復員約佔25％，定居約佔20％，另有55％犧牲或失散！

順帶提一句，在失散的人員中，實際上還包括了少量在戰爭結束前就已提前返回僑居地的機工。包括回國途中潛逃者、服務期間潛逃者、1940年幾批數十人公開組織返回南洋者、參加遠征軍入緬作戰后返回僑居地者等，其總數應逾百人。

四、結論

華僑機工回國服務，不僅僅是雲南地方僑史“南僑機工”的獨特篇章，更是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重要內容，值得我們開展更多的回顧和探討。從上述考辨的華僑機工回國抗日史實，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南僑機工”概念無法涵蓋“華僑機工”群體

在以往研究與敘事中，由於種種原因，“南僑機工”受到廣泛關注，而忽略了更廣泛存在的“華僑機工”群體，從而限制了研究視野，不利於在全球史視野和大歷史觀的要求下，充分評估海外華僑對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貢獻與付出的犧牲。在紀念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筆者認為，一般場合下用“華僑機工”概念代替“南僑機工”更為妥當，這更符合華僑機工為國奉獻的史實。需要說明的是，筆者提出“華僑機工”這一概念，並非要否定既有的“南僑機工”概念，這兩個概念內涵不同，各有側重。南僑機工這一概念雖然也很重要，但容易給人以偏概全之嫌。考慮到抗戰時期華僑機工回國服務是全球性的大事件，使用“華僑機工”概念顯然更為合適。這一概念更契合機工回國服務的歷史事實——實際上，當年無論是國民政府官方還是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都是以“華僑機工”來稱呼該群體和個體的。將回國服務華僑機工重新正名為“華僑機工”，也有利於深化對南僑機工的既有研究。

（二）華僑機工來源地遍及海外各地、數量達4000人

抗戰時期回國服務的華僑機工既來自馬來亞、荷屬東印度、暹羅、緬甸、菲律賓等南洋地區，也來自非洲和歐洲的英國、德國等國家﹔既有南僑總會代為招募、以“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名義回國服務的“南僑機工”，也有海外各地華僑社團組織、資助回國的華僑機工和華僑個人直接回國服務者。由於輸送渠道較多，導致數量統計出現混亂，但綜合分析各方面史料，抗戰時期先后回國服務的華僑機工總數應約為4000人（包括在國統區以外如中共抗日根據地服務者），其中由南僑總會代募的約3200人。華僑機工僑居地背景的多元特征和統計數量的不同口徑，其實反映了海外華僑參與祖國抗戰的空前廣泛性，而不僅僅局限於東南亞地區。鑒於華僑機工來源地遍及海外各地，筆者認為在敘述這一宏大歷史事件時，用“華僑機工”概念替代沿用已久的“南僑機工”稱呼，當更為嚴謹、客觀。

（三）華僑機工分布與流向具有跨地域特征

華僑機工的服務處所，主要分布在昆明的西南運輸處、仰光的復興公司、國民黨軍隊及機關、共產黨軍隊及機關，而以昆明的西南運輸處為主體。值得注意的是，華僑機工的服務處所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流動性，不少人即由西南運輸處流向國民黨軍隊及機關、甚至流向共產黨軍隊及機關的，還有部分華僑機工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直接參加中國遠征軍、為中緬印戰區的盟軍服務。華僑機工分布與流向的跨地域特征，恰恰彰顯出中國抗戰的國共合作背景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性質，使得華僑機工服務地區超出了國統區和中國戰區的界線。

（四）華僑機工犧牲失蹤與戰后去留人數應打破三個“三分之一”的既有認知

按照國民政府僑委會的統計口徑，在國統區服務的華僑機工以3913人計，登記復員的華僑機工有936人以上，則復員南返僑居地的約佔25％，定居國內的約佔20％，犧牲或失散的多達55％。顯然，這與多年以來學術界關於南僑機工犧牲、幸存和復員人數各佔“三分之一”的既有認知還是有相當大的差別的。華僑機工犧牲或失蹤高達55%，無疑直觀昭示了這場戰爭的殘酷性和華僑機工群體所付出的人身傷亡的重大損失。

近十余年來，關於“二十四拐”在貴州晴隆縣被重新發現（從而糾正了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上把它當作滇緬公路的象征性路段的錯誤），以及陳達婭、陳勇對南僑機工中海南籍群體的深入挖掘和探索，夏玉清對南僑機工檔案資料的整理和研究等等，都是令人矚目的重要成果。現如今，老機工均已陸續作古矣！筆者之所以仍不辭辛勞、醉心於對華僑機工的上述幾個基本問題進行繁瑣的考証，也正是受到了他們崇高獻身精神的感動，希望世人對於華僑機工的基本史實有合乎實際的、更加全面的認知：回國服務抗戰的不僅僅是來自東南亞的“南僑機工”，還有來自非洲、歐洲等地的華僑機工﹔華僑機工群體最少也有4000名，而不僅僅是南僑機工的3200余名。無論是從來源之多、人數之眾、分布之廣、流動之頻還是犧牲或失蹤的比例來看，華僑機工均遠遠超越了原有認知的“南僑機工”。筆者在此強烈建議，在研究和宣傳這一特殊群體時，重新聚焦於“華僑機工”，還歷史之本來面目！

（摘自：黃曉堅：《超越“南僑機工”——抗日戰爭時期華僑機工回國服務新探》，《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