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瓦窯堡會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根據這一策略要求，為大力培養抗日人才，中國共產黨於1936年6月1日創辦了抗日紅軍大學，次年更名為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制定了全面抗戰路線。上述策略和路線得到了廣大華僑的熱烈響應，一批批華僑歷經艱險、不遠萬裡奔赴抗大求學，成為抗戰中一個令世人矚目的現象。1940年5月，抗大向中共中央報告：“海外華僑中亦有了廣大地區的僑胞子弟來抗大學習。”1941年6月1日，抗大領導干部李志民在慶祝抗大創辦五周年的文章中表示：“廣大華僑青年，也同樣的像巨浪般的從國外奔向抗大。”國民黨政府也注意到了這一動向，早在1938年7月，其國防部材料就提到：“抗大已辦至第四期，本期學生最多，數達五千人。學生籍貫以東北人佔多數，其次數四川，南洋華僑亦有不少。”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報道：“延安是抗日大學的都市”，“中國的男女青年們，都像螞蟻似的向陝西省的延安集中而來。這種傾向殆可說是普及全中國，而且不但是中國，馬來、菲列濱、爪哇以及遠自美國的華僑，都派人上這裡來。”
在華僑與抗戰研究領域，學界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后，大陸學界已出版學術著作近20部，出版資料與檔案匯編、口述史、回憶錄、論文集、圖文集等20余部，1954—2023年，發表期刊論文約340篇，這些成果涉及七個方面：一是華僑對抗戰的貢獻，二是華僑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三是國民政府的僑務工作，四是區域、國別華僑與抗戰，五是華僑與僑居地的反法西斯戰爭，六是各省籍華僑與抗戰，七是華僑人物研究。但是，目前學界尚缺乏對華僑與抗大關系的專門研究，《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一書也隻有零星的論述。因此，本文基於相關史料，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討：奔赴抗大求學的華僑有哪些類型？他們是在什麼時間進抗大的？主要分布在抗大哪些機構？來自何地？除《西行漫記》外，還有沒有其他因素促使他們下決心奔赴抗大？他們在奔赴抗大的路上經歷了怎樣的困難？他們與抗大之間有著怎樣的交互影響？以期深化華僑與抗戰的相關研究。
一、華僑奔赴抗大求學概況
（一）來源與類別
從來源看，奔赴抗大求學的華僑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全面抗戰前已加入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由中共各級組織選派進抗大學習的華僑。例如，出生於緬甸的華僑胡明（胡綿芳），1936年加入共青團，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37年被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選派到抗大第二期學習﹔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將領李子芳，是菲律賓華僑，1937年秋被黨組織抽調到抗大第三期學習﹔印尼歸僑黎韋，1936年因在國內從事革命活動而被國民黨以“赤匪嫌疑犯”罪名逮捕，1937年七七事變后被八路軍南京辦事處營救出獄，隨后送往抗大學習。第二類是全面抗戰前已回國，全面抗戰爆發后從國內各地（主要是沿海地區）自發奔赴抗大的華僑。例如，華僑林有聲、陳耕國、王寄生（筆名白刃）等是從福建動身奔赴抗大的﹔越南歸僑文迅、陳宏和暹羅（泰國）歸僑陳遠高則是從香港動身奔赴抗大的。第三類是直接從國外歸來的華僑。例如，庄申遠、吳志敏、陳振華、高廷炬、許澤國等華僑青年是從菲律賓出發，馬不停蹄奔赴抗大的﹔王耀華、楊柳、張慶川、朱田、韓道良、林柔、譚亮濱、吳慕林、邱朱克等華僑青年是從暹羅奔赴抗大的﹔蔡白雲、鐘萍等華僑青年則是從新加坡直奔抗大的。第三類還包括直接回國，先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或先入陝北公學、安吳堡青訓班等干部教育機構，緊接著進入抗大學習的華僑。第二、三類是抗大華僑群體的主體。
（二）時段與分布
華僑奔赴抗大求學始於1937年初。1937年1月，抗日紅軍大學由保安遷至延安，更名為抗日軍政大學，並開始舉辦第二期。據先后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的莫文驊回憶：“1937年春節前后，大批熱血青年，滿懷抗日救亡的激情奔赴延安紅大”，“這些青年學生大部分是平津淪陷區的學生和東北流亡學生，也有河南等地學生，還有從南洋來的僑胞。”因此，抗大第二期不僅有第一類華僑，還有第三類華僑。從此時到1945年抗戰勝利后抗大停辦，每年都有華僑在抗大求學。
抗大第三期辦學時間為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這期第三大隊就有來自馬來亞、安南（現越南）的華僑學員。據《新華日報》報道，抗大“第三大隊多外來學生，包括全國各省，也有從馬來、朝鮮、（中國）東北四省、蒙古、安南等地來的男女學生”。
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正式開學。1939年1月，抗大第五期正式開學，至1940年1月結束。據1940年5月10日抗大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第四期有華僑學員64人，第五期有華僑學員79人，詳見表1。
1938年12月，抗大一分校成立。林有聲、陳耕國、王寄生等華僑由抗大總校轉入一分校學習。1939年，由於國民黨加緊了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到延安的路不通了，國民黨在咸陽設立了關卡，去延安的青年學生被抓去進了集中營”，因此，一批華僑進步青年隻好改道去晉東南抗大一分校求學。在一分校二支隊十隊，華僑約佔三分之一。在一分校三支隊十一隊，八班共12人，其中5人是來自南洋群島的華僑﹔九班共16人，其中10人是來自新加坡、暹羅、印尼、安南和法國的華僑。
1940年11月至1941年5月，抗大五分校第一期共有學員1478人，當中有不少華僑。其中一個班全是馬來亞華僑。1941年10月，八路軍前方總司令部直屬炮兵團教導一、二隊及其他三個連隊集體進入延安抗大三分校學習，其中一部分人是印尼和馬來亞華僑。同月，抗大華中大隊成立，下設4個隊，學員約500人，其中第四隊是華僑青年隊，由近100名華僑組成，他們大多是來自東南亞的華僑學生，因參加抗日救國活動而被當地政府驅逐出境。這批學員於1942年4月畢業，分配到部隊工作。
1942年5月，華中大隊改為抗大九分校。1943年，一批華僑青年進入抗大九分校學習。同年4月，在蘇南反頑戰役中，九分校全體人員英勇頑強，近100人受傷，108人犧牲，這些傷亡人員中就有華僑青年。也正是這一年，日本歸僑江有生被九分校發掘為美術人才，這是他成長為漫畫家的關鍵一步。與他同在九分校三隊學習的還有新加坡華僑王嘯平、馬來亞華僑藍芝冰等。
1945年5月，新四軍第七師在皖中無為縣創辦了抗大皖江十分校，學員多數是從上海或其它地區來的進步知識青年，也有回國參加抗日斗爭的華僑青年。
上述情況說明，進抗大求學的華僑大多是東南亞華僑，少數是來自加拿大、巴拿馬、日本、法國等地的華僑，主要分布在抗大總校、一分校、三分校、五分校、華中大隊、九分校和皖江十分校。他們大多是男生，少數是女生，如林柔、鐘萍、譚嵐、董奉然和呂勵吾為女生。
（三）人數與規模
根據已有資料，無法統計出進抗大求學的華僑的確切人數，估計有數百人。馬來亞華僑彭光涵，1941年在抗大總校被評為模范學員，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國務院僑辦秘書長、副主任。他曾說：“抗戰時期，到延安學習、工作的歸國華僑有多少人？這是許多同志和朋友經常問我的一個問題。我在延安時，曾向招收學員最多的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等部門負責人詢問過。他們給我的答復是：沒有專門統計過，無法告訴確切數字，但每個學期都有不少華僑學生。”曾在抗大五分校學習、工作過的部分人員集體回憶時也表示：“當年在鹽城抗大五分校學習的歸國華僑，究竟有多少人？因為沒有資料可尋，加上漫長時間的消逝和人員的流散，已無法提供可靠的數字。”
二、華僑奔赴抗大求學的影響因素
華僑是受到哪些因素影響才決定奔赴投奔抗大求學的？對於第一類華僑來說，這一問題容易解答，主要是黨組織的安排﹔對於第二類特別是第三類華僑來說，這一問題就比較復雜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一書未加說明和注解地斷言：“《西行漫記》當時曾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許多愛國僑胞就是在讀過這本書之后才下決心回國投奔抗大的。”但這種觀點難以解釋《西行漫記》出版前就有海外華僑投奔抗大的現象。《西行漫記》英文版於1937年10月首次出版，中文版於1938年2月首次出版，而早在1937年春節前后抗大就“有從南洋來的僑胞”。
為此，筆者大量查閱了第二、三類華僑本人的記述，僅發現兩名抗大華僑學員記錄了《西行漫記》對自己投奔抗大的影響，一名是馬來亞華僑陳明，另一名是泰國華僑張聲良，並且他們都沒把《西行漫記》放在影響因素的首位。抗大華僑學員更多地談到了以下影響因素。
（一）中共報刊的宣傳
1.《救國時報》的宣傳
《救國時報》是中共在國外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機關報，1935年創辦於巴黎，在海外華僑中影響很大。據抗大華僑學員張道時等人回憶：“在（菲律賓）南洋中學時，我們進步同學經常傳閱中共中央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和菲律賓華僑總工會出版的《菲島華工》小報等進步書刊和小冊子，了解到許多有關延安抗大和八路軍的情況。延安的革命精神、愛國思想、政治平等、民主生活等，緊緊地吸引著我們，在我們的心頭，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我們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延安，決心到延安去參加抗戰。”據泰國華僑、抗大學員王耀華回憶：“國內抗日愛國斗爭的消息不斷傳來，海外僑胞特別是華僑青年心情激動，精神振奮，互相傳頌著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壯烈事跡，爭相閱讀鄒韜奮、胡愈之、杜重遠等人主辦的《生活》《大眾生活》周刊和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等抗日進步報刊。”1938年，王耀華一行7名泰國華僑到達延安，其中6人進了抗大。張聲良也提到了《救國時報》。他的母校——暹羅崇實學校有多名學生進抗大求學。該校教師詹尖鋒說：“當時有一份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常刊登有關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報導和文章，介紹中共領導人的講話，以及反映延安‘抗大’和八路軍抗日活動的情況。學生喜歡看，我們就結合抗日形勢，為他們講解分析，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和政治覺悟。”這些都說明，《救國時報》對華僑投奔抗大產生了很大影響。
2.《解放》《群眾》等延安出版物的宣傳
根據越南歸僑、抗大學員文迅的記述，在香港時，“我們在青年會圖書館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所創辦的《解放》雜志，上面登載有關抗日軍政大學招生的啟事，我們都非常高興，認為這是給我們去延安參加革命的一條很好門徑。”據菲律賓歸僑王寄生回憶，在集美中學，“有一天，吳其進同學收到一本《群眾》雜志，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訊，還登著招生簡章。讀過后，我的心立刻飛向延安，決定初中畢業，無論如何也要到陝北去。”越南歸僑、抗大學員鐘懷瓊說：“1938年春季后，我閱讀延安出版的抗日刊物時讀到抗大付〔副〕校長羅瑞卿等革命家宣傳抗大的文章和詩歌，使我產生了向往延安抗大的願望。”陳明也提到了《解放》對他的影響。可見，延安出版物對第二類華僑影響較大，但由於在國外發行量較少，對第三類華僑的影響較弱。
（二）華僑社會三大支柱的影響
1.華文報刊
海外華文報刊在促進華僑奔赴抗大求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前面已提到《菲島華工》對張道時等人的影響。抗大華僑學員庄申遠回憶道：“抗日戰爭爆發，我正在菲律賓馬尼拉巴西市半工半讀······有一天，我在報紙上看到巴西中華學校校長張昭明（抗日烈士）以華僑記者的身份回祖國，採寫了一篇介紹延安抗日根據地的文章。文中對中國共產黨積極抗日的主張倍加贊揚，文章描述了他在國內所見所聞。這篇報道在華僑中引起很大反響，我讀完這篇文章，仿佛聽到祖國的召喚，恨不得立即飛回祖國參加抗日。”馬來西亞華僑沈光回憶道：“當地華僑報紙不時刊載先期到達延安的我的朋友、同學的來信，報告他們在延安的生活情況。”文迅說：“那個時候，香港有不少報紙寫文章報導過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情況，有的用很醒目的標題寫著：‘有為的青年到延安去！’······報導了許多進步青年，為了追求真理投筆從戎，奔向延安的事例，我們看后，對延安產生了無限的崇敬和向往之情。”
2.抗戰團體
與中共有著緊密聯系的海外華僑抗日救亡團體起到了很好的發動與組織作用，投奔抗大的海外華僑此前一般都參加過此類團體。共產黨員黃耀寰等人領導的暹羅各界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抗聯”）在發動與組織泰國華僑進抗大方面尤為突出。王耀華回憶道：“‘七七’事變后，國內形勢更加緊張。我參加的組織（華僑救國會）根據上級指示，決定輸送一批青年回國參加抗戰。我得此消息，就向組織提出回國參加抗日斗爭的要求。1937年11月的一天，得到通知，晚上到啟明學校開會······黃耀環〔寰〕同志庄嚴地向我們宣布：根據本人申請，組織決定，你們是第一批送往延安抗大學習的同志，由楊柳、張慶川負責帶隊。”此后，暹羅“抗聯”繼續向抗大輸送生源。抗大學員譚亮濱回憶道：“抗戰爆發前夕，我在泰國一家銀器廠和汽車修理廠做工。那時，我已加入了進步組織‘暹羅各界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到1938年4月中旬，一個22人組成的‘抗聯第四歸國服務團’已組織就緒。（抗聯）領導委任我為領隊，攜帶募捐物資，乘坐一艘丹麥輪船，於1938年4月20日動身回國······到延安后，我與吳慕林、邱朱克兩同志由組織決定到‘抗大’第四期二大隊學習”。緬甸華僑抗日救亡團體也積極為抗大和陝公輸送生源。緬甸華僑許金榮說：“緬華文藝界救國后援會知道我們的去向后，積極贊成，並寫介紹信給抗大與陝公。消息傳開了，一個姓蘇的青年也表示願同我們一起回國參軍。”菲律賓華僑抗敵后援會也毫不遜色，其骨干王雨亭受廖承志和成仿吾的委托，先后介紹成百名華僑青年到陝公和抗大學習。馬來亞抗敵后援會總部領導人蔡克明更是以身作則，1937年底親赴抗大學習，1939年初回到馬來亞，除帶回許多寶貴資料外，還帶回許多延安流行的歌曲，使《延安頌》等歌曲很快在馬來亞傳唱開來。
3.華文學校
華文學校及其進步教師的指引也是華僑青年奔赴抗大的重要影響因素。抗大華僑學員陳明表示：“在我愛國進步思想的逐步形成中，（馬來亞鐘靈中學）教我們國文的林老師，對我思想的熏陶最為深刻”，“我決心要回到祖國，投身民族解放斗爭的戰場。在我把這一心願傾訴給林老師時，他十分高興地說：‘我知道你會有這一天的，作為一個青年，就要有獻身祖國的理想和抱負。你這樣做很好，有幾個同學已經走了，你既有此心就趕快去做准備吧。’”抗大華僑女學員譚嵐回憶道：“1937年，我在曼谷中華中學讀書時······真正給我指出正確道路的是教我世界語的邱及老師。他經常組織我們進行抗日宣傳活動，對我們一些積極要求回國參加革命的同學講：‘你們想回去救國，怎麼救？我看要投奔到延安去。’······到了1938年的7月初，我和另一位同學商量好，下決心回國。邱老師通過抗聯給我們寫了一封介紹信，封好后讓我們帶到香港交給廖公（廖承志同志），說廖公會安排我們回國的事。”抗大華僑學員庄申遠說：“1938年8月21日，在進步老師介紹下，我和吳志敏、陳振華、高廷炬、許澤國等五位華僑青年，懷著一顆救國愛民的赤子丹心，未向家人辭別，就離開菲律賓，毅然投奔中華民族的革命聖地延安。”菲律賓怡朗華商中學進步教師陳曲水、鄭士美等人先后組織了兩批愛國華僑青年回國，到延安抗大學習和參加抗日戰爭。
綜上，促使第二類和第三類華僑奔赴抗大求學的影響因素主要是中共報刊的宣傳和華僑社會三大支柱的影響，其次才是《西行漫記》。這些因素之所以能夠發揮功效，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策略與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三、華僑奔赴抗大途中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在抗大學員中，華僑學員奔赴抗大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是最多的，因為他們的路途最遠、最艱險，經費開支也是最大的。正如黃耀寰對即將奔赴抗大的王耀華等人所囑咐的：“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備，遠離父母和家鄉，越洋跨海，投身到抗日斗爭第一線，將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要准備過好生死關、氣候關、生活關、走路關······”最終，困難與挑戰被他們一一化解。
（一）路費籌措的困難
抗大華僑學員多是沒有經濟收入的學生，或者是低工薪人員。他們大多要自籌路費，這絕非易事。張道時等人回憶說：“最困難的實際問題是籌劃路費。我們多數同學一無財產，二無職業，兩手空空。況且要跑這麼遠去冒險，家長不會同意，更不會資助路費······大家分頭想辦法籌備路費。有的同學用各種名義向親友借錢﹔有的知心朋友了解我們的意圖，就慷慨支援我們一點錢﹔有的同學沒有任何籌款的門路，隻好硬著頭皮，從父兄的小攤販店鋪裡，每日偷三五分硬幣，經過幾個星期，終於也積累了幾塊錢。”馬來亞華僑陳明以要學校生活費的借口弄到了路費。新加坡華僑鐘萍一連幾個月，白天上學，晚上教夜校，假日打零工，拼命地積攢路費。
國內沿海地區的歸僑去抗大的路費也不菲，籌措難度也較大。歸僑林有聲說：“從交通閉塞的安溪到祖國的大西北抗日前線，不用說困難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我們節衣縮食，節省一切費用，儲備路費。另一方面各人寫信回家，要家裡迅速寄下學期的學費來，以便作為旅行的路費。”文迅回憶說：“經過商量后，隻好由各人向親友想辦法，不夠之數則互相支援。我和陳宏的路費，則由陳宏到越南向親戚們籌措。幾天后，陳宏就在越南的親戚中籌集到了錢，然后悄悄地偷跑回香港。”陳遠高則回到廣東潮安，賣掉家中僅有的幾畝田地。鐘懷瓊把二、三畝水田賣出，得到部分路費，然后又跑到越南籌措路費。
概括起來，華僑籌措投奔抗大路費的辦法有五個：一是想方設法從家裡弄錢，二是跟親友借錢，三是節衣縮食，四是打工掙錢，五是賣掉田地。
（二）日軍制造的困難
侵華日軍毫無人性的狂轟濫炸給奔赴抗大的華僑制造了極其嚴重的困難，不僅造成交通中斷，行路困難，更對其形成了死亡威脅。華僑學員們冒著敵人的炮火，置生死於度外，繼續前行。據文迅回憶：“我們在廣州住的這三天中，日本飛機天天在白天來轟炸······由於敵機的不斷轟炸，從廣州至英德這段鐵路被炸毀了，不能通車，我們要去漢口，必須先在廣州乘船至英德附近，然后才能上火車······火車走得很慢，每天上午八九點鐘以后，便不斷遭到日機空襲。每次空襲，我們的火車就不得不停下來，把所有的旅客都疏散到田野上去隱蔽。”對於此種困難，他們早有心理准備，並共同約定：“若是被炸死就在路上埋掉算了，若是被炸傷則要及時互相關照救護。”許金榮說：“火車剛到廣州郊區，就遇到敵機瘋狂轟炸，所以便停下來，直等到深夜才進站······之后，我們又搭上火車，沿途幾次遇到警報，隻有夜間行車旅客才稍放心。”鐘懷瓊是從越南陸路回國的，盡管路線不同，但同樣要面對日機的狂轟濫炸，“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天天偵察轟炸廣西和越南接界的鎮南關，汽車很難通過，費了不少時間，才到達廣西宜山縣”。侵華日軍的交通封鎖和武力攔截也給投奔抗大的華僑制造了很大麻煩，尤其是武漢和廣州失陷后，華僑不得不繞道大西南去延安，或者改道去華中根據地各抗大分校。
（三）國民黨制造的困難
國民黨為了阻止進步青年奔赴延安，設置了許多關卡，制造了許多麻煩。投奔抗大的華僑一進入內地，就不得不極力應對。據鐘萍回憶：“國民黨特務也沒放過我們，處處設障礙，阻撓愛國華僑到延安去。到廣州不久，就有特務跟蹤，他們耍了許多花招，一會兒到旅館盤査，一會兒以接待華僑為名請我們吃飯，一會兒又給我們代勞買車票······”在西安火車站，國民黨憲兵會逐個盤查，攔截去延安的青年，華僑青年就借口“去西北聯大讀書”來蒙混過關。據譚亮濱回憶：“到達廣州白鵝譚后，在遠處就望見碼頭上布滿了國民黨的憲警。他們為了封鎖海外華僑歸國抗戰，特別是用物資支持八路軍、新四軍，便在陸路、水路布下了層層關卡，對歸國華僑進行嚴格搜查。”西安城內，國民黨特務猖獗橫行，就連八路軍辦事處門口及附近也很不安全，有些特務裝扮成擦皮鞋的、擺煙攤的，專門綁架和逮捕革命者和進步青年。鐘懷瓊在廣西遇到了更嚴峻的形勢，他回憶道：“我拜訪了原准備與我同往延安抗大學習的三位瓊海中學同學，他們告訴我，現在不能去延安了，如果被國民黨抓住，以漢奸論罪，還說有抗大畢業的3位女青年從延安來廣西工作，都被捕入獄了。這真是晴天霹靂，沒有別的辦法，隻好繼續乘坐同鄉汽車司機開的商車去貴陽。”即便從西安到延安的路上，也很不太平，國民黨布下了重重關卡，極盡阻撓、刁難、破壞之能事。譚嵐說：“我們是在晚上9點多鐘從（西安）‘八辦’出發踏上北去的征途的。開始幾天，全是晚間行路，白天休息。因為從西安到銅川沿途布滿了國民黨的一道道關卡，聽說以往已有不少青年在途中被扣留、鞭打或投進集中營。在經過三原、耀縣時，我們沒敢進城，從城外繞小路而行。”如果沒有國民黨的百般阻撓，那麼進抗大的華僑會更多。
（四）長途徒步跋涉的挑戰
西安到延安約800裡，當時既無鐵路，也無長途客運汽車，抗大華僑學員除少數人機緣巧合地搭上順風車外，大多數人只能在黃土公路上步行，往往要走十幾天。這對於沒有行軍經驗的他們來說，的確是個挑戰，但最終他們取得了勝利。據張道時等人回憶：“步行800裡，說說容易，真走起來，才知並不簡單。第一天就差點累垮了。因必須走90裡，才能趕到有八路軍兵站的目的地，天剛亮即出發，直到天漆黑了，才到達宿營地。出發時大家有說有笑，又唱又跳，到中午，有的同志開始腰腿一扭一拐了，腳底板起泡了。下午，更難了，順序行進的班排隊列也亂了，三三兩兩地掉了隊。到宿營地，一踏進兵站，大家就一頭躺倒在地鋪上，再也不想動彈了。渾身骨頭像散了架，腰酸腿痛，脖子發硬，喉嚨冒火，手和腳都腫了起來······第二天雖然路程稍短了些，但走得比第一天更吃力了。腳底板放掉的水泡，又重新出現，而且更多更大了，有的還打了重泡、血泡，痛得一步一咬牙。過了耀縣，進入山區，要爬山了。有的同志堅持著爬到半山腰，就累得直翻白眼，半步也挪不動了。”類似場景在其他抗大華僑學員的回憶錄中屢次出現。雖然面臨千難萬險，但這些困難並未阻斷華僑青年奔赴延安參加抗戰的信念與步伐。
四、華僑與抗大的交互影響
這一問題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抗大對華僑學員的影響，二是華僑學員對抗大的影響，三是抗大華僑學員群體對抗戰的影響。
（一）抗大對華僑學員的深遠影響
第一，抗大是革命熔爐，教育了華僑學員，鍛煉了他們的意志和身心，使他們找到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形成了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掌握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抗大精神成為他們終生奮斗的不竭動力。王耀華表示：“在這所革命的熔爐裡，我們聆聽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報告，受到了各方面的鍛煉和教育。‘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這些校風及革命傳統教育，給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鐘懷瓊晚年回憶道：“至今已過去半個世紀了，可是，當年千方百計投奔革命的艱苦歷程和在抗大這座革命熔爐裡錘煉的革命精神，卻永遠銘記在我的心中。”
第二，抗大改變了華僑學員的人生軌跡，把他們培養成革命戰士，培養成中國共產黨的軍政干部，培養成國家和民族的棟梁之才，為他們的事業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華僑孔邁說：“抗大這所革命熔爐把我培養成了一名忠誠的革命戰士。”鐘萍說：“8個月的抗大生活，我好像換了一個人。進延安的時候，我還是個稚氣未脫的華僑姑娘，而畢業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革命戰士、共產黨員了。當我在黨旗下宣誓的時候，深深感到事業的分量、肩上的重責，決心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進抗大是華僑學員一生的光榮，是他們人生從此轟轟烈烈的開端，離開抗大后他們在事業上走向了成功與輝煌，不少人成長為黨、政、軍高級干部。例如，1949年后，張振鳳擔任了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林有聲擔任了江蘇省軍區司令員，鐘嘉華擔任了安徽省軍區副政委，王耀華擔任了安徽省安慶軍分區副司令員，彭光涵擔任了國務院僑辦秘書長、副主任，黎韋擔任了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湖北省政協主席，陳遠高擔任了廣東省體委主任，陳宏擔任了汕頭地區副專員，陳明擔任了中國僑聯副主席，譚嵐擔任了陝西省僑聯副主席，白刃成長為名滿全國的軍旅作家，等等。
（二）華僑學員對抗大的積極影響
第一，華僑學員萬裡迢迢、歷經艱險而來，豐富了抗大生源，壯大了抗大隊伍，激勵了抗大其他學員。抗大一分校學員李光遠說：“我屬五期四隊”，這個隊的學員“約三分之一是東南亞的華僑子弟。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從泰國回來的青年華僑。他們是懷著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無比仇恨而奔回祖國，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使我們感到欽佩。”華僑學員在抗大的優異表現，也讓抗大學員們在學習上你追我趕，共同進步。抗大學員楊楓回憶道：“我們女生隊也從不落后。記得有個華僑同學董奉然，她在打靶時，三槍就打了30環。”原抗大一分校政委李培南高度評價華僑孔邁在民運工作上的表率作用，“后來擔任（抗大一分校民運工作團）副團長、支部書記的孔東平（孔邁）是歸國華僑，普通話講得很生硬，但他有決心有信心到工農群眾中鍛煉，學習群眾，在群眾中生根發芽。這樣的同志還不少呢！所以民運工作團在晉東南，特別是在山東，發揮了很大的工作隊的作用。”
第二，華僑學員源源不斷地進抗大求學，不僅証明了抗大辦學的成功，也擴大了抗大在海內外特別是海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由於華僑學員與海外有著密切聯系，他們會把抗大的資料、聲譽、經驗傳播到海外去。如前文提到的蔡克明就是這樣，影響了不少華僑。原抗大領導干部李志民表示，抗大九分校“培養了近百名華僑青年干部，在國內和海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為抗大校史增添了光彩”。
第三，華僑學員發動海外華僑捐助抗大，在經濟上支持了抗大擴大辦學。1938年初，即將畢業的抗大第三期女生隊鑒於抗大“經費的萬分困難，不能招收很多的學生”，便發起勸募運動。在校內第一次勸募聯歡茶話會上，南洋某華僑巨子的公子與香港某巨商的小姐帶頭，各捐5000元法幣，並表示各自負責完成27600元的勸募任務。勸募運動由此正式啟動。華僑學員紛紛寫信，呼吁捐助抗大，他們讓家中寄錢來，有的人把來延安時帶的錢也捐獻了。很快，海外華僑響應了他們的號召，紛紛給抗大捐款。抗大把捐款都用在了辦學上，學員人數大幅增加，1937年第三期僅為1272人，1938年第四期增長至5562人。
（三）抗大華僑群體為抗日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抗大華僑群體壯大了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貫徹落實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增強了抗戰力量，為敵后戰場的發展、根據地的鞏固、海外華僑工作的開展等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毛澤東曾對抗大學員們說：“你們大多數從國民黨的大中城市裡來，也有從海外來的華僑，也有從國民黨軍隊裡來的。你們壯大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華僑學員在抗大畢業后去向有三：一是大部分人主動請纓上前線，到各抗日根據地開展抗日工作，浴血奮戰﹔二是一部分人因革命需要而回南洋工作﹔三是一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或繼續深造。他們都投身於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業，在各自崗位上出色地工作與戰斗，特別是其中一些人立下了赫赫戰功，一些人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例如，1938年，中共中央從抗大、陝公、魯藝抽調21人組成海外工作團，團長、副團長分別為抗大華僑學員蔡克明、蔡白雲﹔工作團成員艱苦卓絕地在海外開展了大量工作，但不幸的是，蔡克明犧牲於馬來亞，蔡白雲病逝於越南﹔華僑李子芳，抗大結業后擔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在皖南事變中帶病投入突圍戰斗，不幸被俘，后被國民黨毒殺﹔華僑余自克，抗大畢業后到山東抗日，率領一個班沖上炮樓，不幸中彈犧牲﹔華僑劉金佘，抗大畢業后分配在延安兵工廠工作，是模具班班長、先進工作者，1944年為完成一項緊急模具任務，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在危房工作，不幸被房梁打傷頭部而犧牲﹔華僑林士帶，抗大畢業后遵照組織決定，回家鄉工作，1942年不幸被國民黨軍警抓進集中營，備受嚴刑拷打，但始終守口如瓶，忠貞不屈，1943年英勇就義。抗大華僑學員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抗大精神，為抗戰奉獻了青春和熱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之歌。
（摘自：張紹春、虢嘯虎：《華僑對中國共產黨抗日策略與路線的積極響應——以華僑奔赴抗大求學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