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文教育是華僑華人傳承民族語言文化的“留根工程”。19世紀以來，陸續有中國南方沿海省份的民眾南遷至包括新加坡和馬來亞在內的南洋地區。“華人雖身處異鄉，但強烈的宗親觀念與落葉歸根的思想始終在他們的意識深處居於支配地位”。他們尤其擔心自己的后代因文化失根而被全面同化，故而形成了自辦教育、培養后代的共識。自創辦以來，新馬兩地的華文學校從零散的家塾、教館，發展到社團組織參與下漸成規模的方言義塾，再到與祖國密切聯結的新式華校，在教學上經歷了從方言施教到通用國語的重要演變。從華語史框架下來看，已有學者在新馬兩地華語發展演變的探討中關注到華校教學由方言改國語這一事件，也有學者梳理了晚清、民國至新中國以來中國官方語言的歷時演變對海外華文教育的影響，並論及海外華校對官話、國語及普通話的接受。前一類研究的側重點在於新馬華社的歷史語言生態，兩地華文學校教學媒介語言的轉向只是作為分析的注腳﹔后一類研究的視野較為宏觀，關注的是海外華文教育整體，從中揭示海外華語跨越歷史長河的發展演變。但相關研究尚未深入挖掘具有代表性的新馬華僑學校從方言教學轉為通用語教學的具體過程及其影響。事實上，在國語教學全面普及的過程中，新馬兩地由不同方言群體創辦的華文學校逐漸打破了長久以來畛域分明、各自為政的辦學格局，轉而成為一致的國家認同下高度凝聚的僑民教育單元。這一轉變既是新馬兩地華文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也是理解兩地華人身份認同變化的關鍵起點，有必要再對此進行討論。
本文從語言規劃的視角切入，語言規劃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一般認為，語言規劃概念首次出現於美國語言學家艾納·豪根（Eniar Haugen）在1959年發表的《在現代挪威規劃一種標准語言》一文中。在豪根的理解中，“語言規劃是一種准備規范的正字法、語法和詞典的活動，旨在指導非同質言語社區中的書面和口頭言語應用”，更強調通過形式的完善解決語言問題。1969年，德國語言學家海因茨·克洛斯（Heinz Kloss）提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語言規劃，“一種以語言本身為修正對象，著眼於語言的結構和形式，稱為本體規劃（corpus planning）﹔另一種以語言的運用環境為修正對象，解決的是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功能和用途問題，稱為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繼克洛斯提出語言規劃的二分類型后，美國語言學家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和德國語言學家哈爾曼（Harald Haarmann）分別提出了習得規劃（acquisition planning）和聲望規劃（prestige planning）兩個新概念。其中，習得規劃聚焦於語言的學習、推廣和普及﹔“聲望規劃刻意營造一種有利於語言規劃活動取得持久成功的心理環境，被視作語言地位規劃的一個先決條件或一種前提。”從學科發展層面來看，“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語言規劃與新興國家實現統一和現代化的目標有關，旨在發展國家的標准語﹔80年代中后期至今，語言規劃深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關注語言的多樣性。”兩個發展階段更多聚焦當代的語言問題。但在實踐層面，發展標准語的規劃則可以追溯到早期民族主義思想的誕生，“以共同語言塑造內聚性的民族文化”，培養共同體成員的歸屬感和一致的國家認同，是民族國家的建構者們不約而同的重要任務。從這一點來看，不難理解費希曼（Joshua Fishman）等學者將國家作為語言規劃主體的認識。
若從國家對語言生活的介入這一層面來理解，我國歷史上的語言規劃由來已久，尤其是在近代這一語言急劇變革時期，聚焦於“語言的共同化、文體的口語化、文字的簡便化及注音的字母化”方面的探索，不僅為成熟的現代漢語普通話奠定了重要基礎，亦隨著僑務工作的開展影響了諸多海外華人社區。基於此，語言規劃的視角對於本研究試圖回答的問題具有解釋效力。本文通過梳理近代以來語言在形式、地位及習得上的變化，探究新馬華文學校教學媒介語轉變的相關問題，揭示曾囿於地域藩籬的新馬華校是緣何以及如何打破長期以來的地域邊界，最終從方言教學轉為國語教學的過程，從而試圖理解教學媒介語轉變背后新馬華文學校及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
一、方言認同下新馬兩地華文義塾的初現與發展
鴉片戰爭前，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已有一些民眾到南洋一帶謀生。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迫使孱弱的清王朝打開國門，開放沿海通商口岸，並通過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將外國商人招募華工出洋的行為合法化。在清政府的許可下，外商開始大規模輸送華工出洋，華工作為廉價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南洋。在缺乏祖國保護的情況下，講述同一種方言的中國移民傾向於聚集在一起生活，相通的語言保障了溝通的順暢，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彼此信任、相互扶持的基礎。在基於方言的交往模式下，新馬華社逐漸形成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廣府人和海南人幾大方言群體，並呈現出明顯的排他性特征。雖然都是華人，但不同方言群因語言不互通而相互區隔，甚至因經濟競爭而產生沖突、發生械斗，這種內邊界分明的情況也影響了早期華文教育的面貌。
在英國佔領馬來亞之前，生活在這裡的華人尚無法接受正式的學校教育，在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教育以實用為取向，並不是一項單獨分離出來的活動。當英國逐步將馬來半島納入其殖民統治后，英殖民政府對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採取分而治之的治理策略，在經濟上倚重華人，在政治上拉攏馬來貴族精英，弱化其對殖民統治的反抗。相應地，其發展的教育體系也沿襲了同樣的分層格局，創設了以培養社會精英、政府官員為取向的英文學校，以及面向馬來平民子弟、以普及知識和實現社會化為取向的本族語學校，使教育服務於殖民地的社會結構。而作為外來移民的華人，其教育問題則被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未得到殖民政府的足夠關注。
當時，南移出洋的華人多懷有落葉歸根的心態，盡管歸途不定，但仍憧憬著結束漂泊，回到故土的一天。因擔心子女為異俗所染而數典忘祖，一些富庶之家開始聘請塾師教育子弟，使他們得沐儒家文化。當時這類學堂多設立在富商或塾師家中，所面向的僅是華人中的富家子弟，底層華人家庭的子女仍處於求學無門的困境中。有感於這種現實，一些有實力的方言幫領袖肩負起捐資興學的使命，開始自發創辦義塾，支持所屬方言群體的子弟學習語言文化。在各方言群體之中，最先舉辦華文義塾的是閩幫商人陳金聲，他領導創設的崇文閣是新加坡第一所華文學校。“在籌建崇文閣的過程中，陳金聲慷慨捐出八百八十元叻幣，在他的帶動下，閩幫富商洪俊成、黃崇文、許絲綿及曾舉薦等人也紛紛出資響應。”5年后，陳金聲又聯合其他12位閩籍富商合力創辦了萃英書院，兩者同為義學性質，招收閩籍兒童，“以閩南語為教學媒介語，教授《三字經》《幼學瓊林》、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經典”。受閩幫興學義舉的影響，其他方言群體也萌生了自辦教育培養后代的意識，紛紛設立義塾使各幫子弟得以教養。在遠離家鄉的異域環境中，興辦一所免費性質的學塾絕非易事。在缺乏殖民政府的經濟支持，也未得到清政府扶持的情況下，校舍的落實、辦學經費的募集、師資的選聘等問題均靠各方言幫成員自行解決。因資源有限，為本幫利益考慮，各義塾隻限招收本幫子弟，採用本幫方言來教學。在方言形塑的強烈地域認同下，各幫群的領袖尚意識不到以一種共同語言來整合華人社會的可能和必要，更談不上統一義塾的教學媒介語，因此日漸形成了不同義塾各自為政、猶如一盤散沙，教育質量參差不齊的狀況。
二、晚清政府的語言規劃與新馬華校的官話傳習
根據社會語言學者的界定，語言規劃的主體是政府或專業的社會團體，動因在於解決國家的語言交際問題。但從歷史來看，晚清的語言變革卻是自下而上的，最早源於那些深受西學影響、遠離政治中心的文人對救亡圖存的反思。他們將語言問題視作諸學的根本，不約而同地嘗試從形式上簡化語言，解決漢字難學、方言歧異的問題。得到清廷官員的關注和支持后，這一自發實踐一步步由邊緣向中心上移，最終獲得了統治階層的認可，使官話的通用語地位得以確認。雖然這一時期還未有專門的語言規劃與管理機構，但這種實踐過程已具備了語言規劃的雛形。
（一）傳習官話：晚清語言統一意識的萌生
19世紀90年代以來，晚清最早開眼看世界的一批知識精英意識到了開啟民智、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自強抵御外侮的必要性。他們在中西語言文字與教育、科技發展水平的對比中，掀起了一場效仿西方拉丁文字，旨在提升民間識字率的切音字運動。自福建文人盧戇章率先利用拉丁文及其變體推出切音字著作《一目了然新階》后，1892—1910年，在蔡錫勇、王炳耀、蔡元培、王照等多名學者的積極參與下，以不同方言音為基礎的切音字方案迅速問世。彼時受“學戰”和“國民”兩大思潮的影響，一眾晚清文人致力於通過一種“我手寫我口”的音符文字來解決底層民眾識字困難的問題，他們全面反思了漢語在字音、字義、字形、字體，文法、文體上存在的不足，將解決之法落在尋求言文一致上，又在探索過程中逐漸產生了統一各地方言的意識。1898年，福建生員林輅存上書都察院，呼吁“以盧戇章所創閩音字學新書正以京師官音頒行海內”，首次將民間文人自發的語言規劃實踐推向官方。庚子國難后，“開民智”與“洽民情”的問題愈發受到上層官僚的重視，“前禮部主事王照以北京音為基礎創制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時任翰林院編修嚴修的支持”。兩年后，赴日考察教育歸來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受日本國語運動凝聚民心的觸動，亦致信管學大臣張百熙呼吁推行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他認為這種與日本假名類似的字母方案正是“小學盡教國人的捷速途徑”，且“此音皆是京城聲口，又可使天下語音一律”。吳汝綸本是桐城派古文名家，他對於官話合聲字母公開支持的態度，更進一步擴大了切音字運動的聲勢。1903年，京師大學堂學生何鳳華上書袁世凱，請求推行官話合聲字母以統一字音和字形。而后在袁世凱的支持下，以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為傳習對象的簡字學堂開始在北方興起﹔在周馥、端方等官員的支持下，南方地區也逐漸開始發展勞乃宣改良王照方案創設的合聲簡字學堂，先從方言音對應的簡字譜開始學習，再進階到京音，循序漸進地完成教育普及與語言統一的目標。
隨著切音字的向下傳播，1904年1月，清政府頒布了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人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其中，《學務綱要》明確要求：“自師范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將來各省學堂教員，凡授科學，均以官音講解，雖不能遽如生長京師者之圓熟，但必須讀字清真，音韻朗暢。”政令的頒布意味著北京官話作為國家通行語正音的強勢地位獲得了清廷的正式認可。后續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多地陸續出現了官話拼音學堂，使官話字母的傳習獲得了更有力的政治支持與合法性確認。從這一過程來看，晚清知識分子以南方音、官話音和韻書為基礎創制的各種切音字方案及在此基礎上對標准語音的尋求，指向的是對漢語本身的規范和完善，具有語言本體層次規劃的意蘊。至《學務綱要》正式確認北京官話的核心地位后，師范及高小學堂均被要求增設官話一科，此時國家對語言教育實踐的干預旨在鞏固官話的通用語強勢地位，在語音齊一的基礎上構筑一致的國家認同，開始走向語言習得層次的規劃。始於民間知識分子的這股語言變革的風潮，也隨著清政府僑務觀念的巨大轉變輻射南洋，影響了新馬華校的教學語言。
（二）遙相呼應：新馬新式華校的官話傳習
19世紀中葉以前，清政府通過實施沿海遷界、海禁、南洋禁航令等政策，限制國人出洋和海外華僑歸國，以防范海盜和海外反清力量的威脅。在這種背景下，出洋國人往往被視為懷有異心的天朝棄民，長期受到清政府的漠視甚至敵視。當西方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國門后，搖搖欲墜的清政府才務實地修正了對僑務的認知，進而開始關注華僑的教育問題。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設立了首個海外領事館，由僑領胡璇澤任首任領事。1881年，清政府獲得了在新加坡自派領事之權，三等翻譯官左秉隆成為清政府正式派駐新加坡的第一位領事官。為培養華僑子弟的向內之心，清政府提出了領事興學的重任，要求領事官在海外華僑社會發展文教活動，宣揚忠君尊孔及傳統儒家價值觀，提升華僑對中華文化的熱情。左秉隆創設的文會組織“會賢社”，及其繼任者黃遵憲在“會賢社”基礎上發展的“圖南社”，就是這種僑務思想取向下的教育產物。1898年后，維新派與革命黨人在南洋華社的頻繁活動令清政府壓力倍增，培養華僑桑梓之心的華文學塾受到清政府更多的關注。但當時國家財政捉襟見肘，無力於經濟上支援華文學校，因此便參照《報效學費章程》的規定，頒授功名勛爵以鼓勵華僑紳商出資興學，發展新式學堂。1905年，時任廣西知事的劉士驥作為清廷海外首位視學專使赴南洋考察華校。1906年，學部又派遣錢恂與董鴻祎赴南洋華校調查學務，此行促成了暨南學堂這一專門華僑教育機構的誕生，使南洋僑教與國內教育得以聯通。為鼓勵僑生學習官話，暨南學堂不僅將通曉官音作為選拔僑生回國深造的前提條件，還專門選擇了10余名品行純謹的內地學生進入學堂各班與僑生一起學習。這些外力強化了新馬華僑的祖國認同意識，培養了一批與清政府往來密切的華社精英，為新馬兩地響應清政府的語言習得規劃做了必要准備。
1893年4月，新加坡華文報刊《叻報》刊發社論，感慨“生於中國而竟囿於一邑之間，殊非有志之士矣”！在方言造成的區隔問題上與國內知識分子產生了共鳴。后續幾年，新馬華社關於語言問題的討論頻頻載於《叻報》，當地華僑發文推介蔡錫勇、盧戇章、沈學、王炳耀、林輅存等國內文人創制的切音字方案，並樂觀展望以此“改二千年漢文之瑣尾，按九萬裡文字而合轍”的結果。如果說《叻報》對國內從下至上語言變革的關注，為新馬華社的官話推行預先完成了輿論鋪墊，那麼林文慶等華社精英則是在地推廣官話的直接行動者。19世紀末，以林文慶為代表的一些華僑知識分子掀起了一場以推廣華語和重整儒家思想道德觀為著力點的中華傳統文化復興運動。他們積極組織成立學會、社團，創辦報刊雜志，響應清政府的教育改革，開辦新式華校，倡導華僑學習官話，呼應了1898年林輅存上書都察院呼吁推行京師正音時提出的“無論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數十島國凡華民散居處所，不數年間書可同文，言可同音”的語言構想。由林文慶、宋旺相等人創辦的新加坡華僑女子學校率先打破了方言義塾長期存在的地域門戶之見，不限制女學生籍貫，提出要聘請“能操各籍鄉談之女師”，但未能尋覓到合適人員，后來便採用官話教學。1901年，致力於復興儒教的一眾華僑知識分子萌生了創辦孔廟學堂的想法，計劃“聘通達英文、兼通官音者為教習，專教官音，以便聯絡一氣”。雖然孔廟學堂最終未能建成，但通過推行官話來凝聚各方言幫群的意識的出現，對於長期以來畛域分明的新馬華社意義深遠。1904年，檳榔嶼中華學校借用平章會館的場地試行辦學，“該校主理者聘請順德縣進士黃敏孚和桂林禮部主事李體乾為總教習，又從國內聘來了12名教師”。作為英屬馬來亞第一間新式華校，自然也成為了實踐官話教學的先鋒。而后，“在1905年至1908年間，依照國內新學制創辦的應新、養正、端蒙、道南、尊孔、育才、坤成等一批新式華僑學校”，同樣延續了不分畛域而採用官話的做法，漸漸改變了新馬華社過去“官音乃視同格磔”的狀況，為民國時期新馬兩地華校全面實現國語教學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民國政府的語言規劃與新馬華校的國語教學
不同於晚清語言規劃“由中下層知識分子引發，再到上層知識分子、官方機構漸次參與的路徑”，民國時期的語言規劃一開始就由官方力量所推動，承載著以統一的語言形塑國家認同的目標。自民國以來，服務於語言本體規劃的專門機構和研究團體以調查各省區方言、審定標准國音、選定國音字母、編撰國音詞典等事項為工作重心，為國語的規范進行了必要的理論准備。自標准國音確定后，各地多種形式的國語傳習所陸續興起，政府廣泛調動民間、教育界、出版界的資源，推動國語在社會的全面傳播，以學校教育鞏固語言本體規劃的成果，服務於國語運動的長期規劃。在這一時期，隨著海外華校被民國政府吸納為國民教育體系的組成單元，新馬兩地華校的國語推廣也全面鋪開，最終實現了從方言教學向國語教學的重要轉變。
（一）構筑認同：國語的確立與推行
1912年7月10日，蔡元培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發表演說，強調“既要教國語，非先統一國語不可”。他主張先著手解決國語標准音的選定問題，進而促成了教育部“讀音統一會”這一專門語言規劃機構的產生。“讀音統一會”以審定國音、採定國音字母為職責，由各省代表及華僑聯合會選派的一名華僑代表組成，成員滿足精通音韻、通曉外國文字、熟悉多地方言等任一條件，已具備相當的語言專業程度。1913年2月15日，“讀音統一會”正式召開會議，放棄了清末《統一國語辦法案》擬定的以北京音為標准的方案，而是採取一省一票的投票表決方式，耗時月余從各地方言音中審定了6500余字的國音。此外，會議還通過了《國音推行辦法》，提出在各地設立國音字母傳習所、籌備國音留聲機等語言習得規劃的構想。受時局動蕩的影響，“讀音統一會”制定的注音字母全案未能及時公布推行，惟有部分在京會員在教育部的授意下創立“注音字母傳習所”開展教學，編輯出版了《注音百家姓》《注音千字文》《注音字母報》等刊物，在有限的范圍推廣“讀音統一會”的成果。
1916年，由蔡元培、張一麐、吳稚暉、黎錦熙等精英知識分子發起的“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在北京成立，該組織以“研究本國語言，選定標准備教育界之採用”為宗旨，提出調查收集詞類方言、編輯國語詞典、組織“國語統一籌備會”等語言本體規劃層面的構想。1918年，在“國語研究會”及“全國教育聯合會”的呼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令》，要求各省傳習推行注音字母，提出在高等師范院校附設國語講習科，專教注音字母和國語，培養國語師資等語言習得層面的規劃。在這一時期，隨著白話文運動與國語運動的合流，文體的簡化與語言的統一也被列入學校系統的實踐目標中。1919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發起的“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劉復等學者提交了《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的議案》，建議改用國語編輯小學教科書。次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令行各省，要求國民學校一二年級改用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時，還通告出版界廢止與國語科程度不合的教科書，明確所有的教本一律參改語體文編寫，在體例上均遵照部章“先教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次授以簡單語詞語句”的要求。1922年10月，結合“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意見，北洋政府教育部再發函，將改授國語的要求從國民學校延伸至高等小學校、實業學校、中學校和師范學校。1923年，《新學制課程標准》起草委員會發布《中小學各科課程綱要》，確立了國語教育的地位和基本框架。此后，全國各地陸續有各種形式的“國語傳習所”出現，在大城市還有培養國語師資及語言理論人才的國語專修學校，亦有民間團體加入到注音字母的推廣中來，服務於社會人士的語言學習需求。
經北洋政府十余年在語音選擇、語言編典及國語推廣上的努力，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語言規劃的理論儲備與機構建制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192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國語統一籌備會”改組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除名字上的細微差別外，工作重心也逐漸從音韻、字詞、語法等語言本體規劃轉向國語的習得規劃。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中小學課程暫行標准》，“這是以政府名義頒行的，具有教育法規性質的第一套課程標准”，在課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劃定了中小學國語教學的方向。1930年4月下旬，南京國民政府制定了《各省市縣推行注音符號辦法》，在政令的影響下，出版界推出的各種注音符號讀本和教材可謂盛極一時。宣傳印刷品、公告讀物及公共標識均被要求添加注音符號，致力於營造學習注音符號的語言環境。政界、學界也被發動起來，掀起了全民學習注音符號的熱潮。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公布了耗時數年編修的《國音常用字匯》一書，採用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兩式標注，作為新的標准語音規范，要求教育、工商、交通各界遵照施行。1935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又將“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組為“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此后工作重點更多地放在了社會層面的國語教育和落實各級學校的國語教學上，旨在通過國語的全民普及達到維護國家統一的目的，體現了南京國民政府“語言是造成民族的一種自然力”的語言規劃觀。這種認識也被貫徹在當時的華僑教育管理思想中，最終促成了新馬華文學校教學媒介語的重要變革。
（二）積極響應：新馬華校國語教學的推進與實現
民國伊始，政府尚未明確管理華僑教育的行政機構，閩粵兩省地方政府已率先開啟了調查華校學務的先河，意欲將海外華校納入統一管理中，通過教育的干預強化僑民子弟對祖國的向心力。1913年，北洋政府制定了《領事管理華僑學務規程》，明確由駐外領事負責調查華校基本情況，處理華僑教育相關事務。為維系僑情，還出台了《僑民子弟回國就學規程》，並復辦暨南學堂，重啟僑生回國深造的通道。自1915年起，北洋政府教育部開始陸續派遣視察員赴海外各埠考察華僑學校，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17年黃炎培與林鼎華對英屬南洋與荷屬南洋華校的考察。值得注意的是，在黃炎培向教育部呈交的《南洋華僑教育商榷書》中，他較早提出了在華僑學校推行國語教學的主張。在黃炎培看來，國民教育是華僑學校的第一宗旨，而要實行國民教育，則必須勵行國語，“國語無效，即國民教育失其基礎，而設學之本旨荒矣”。為推進國語在海外華校中的普及，北洋政府在暨南學校設立了師范科，要求“師范科畢業生在南洋華僑所設高等小學校服務五年”，又鼓勵國內教師赴南洋任教，為當地學校提供了國語教學的師資儲備。據記載，啟發學校、端蒙學校、南洋女學等華校均在國內師資的影響下改用國語授課。
隨著國語講習所在國內各地興起，荷屬南洋與英屬南洋均有華校教師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要求下歸國學習。同時，應荷屬南洋華校教師賴季允的建議，北洋政府教育部還通令南洋英荷屬領事，強調“南洋華僑散居各島，方言各異，統一國語，最為要務”，要求在當地倡辦國語講習所，以期僑民言語漸趨一致。在北洋政府的政令要求及華文報刊對國語的宣傳下，此后新馬兩地涌現了許多附設於華校的國語夜學班，如新加坡光亞學校的國語夜學班、新加坡南強學校的國音夜學班、新加坡行余勵志夜學社設立的華僑注音字母傳習所及新加坡建華學校設立的國語傳習所等，其任教者多是畢業於國內國語講習所的骨干，極大帶動了當地華僑學生及社會人士學習國語的熱情。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為倡導華僑教育發展，先后設立了“華僑教育委員會”“華僑教育設計委員會”“僑民教育處”等對口的管理機構，明確提出“求海外僑民之教育與國內一致進行”的宗旨。在這種定位下，國語教學在華校的實踐也被納入國民政府的語言習得規劃中，成為強化僑民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南洋各屬華僑學校一體採用國語教授，批評那些由閩粵華僑創辦的華校多以學童不解國音為借口，沿用方言教學，甚至使用馬來語教學，認為這種情況如不解決，“小則語言無由統一，大則國性於焉斷喪，關系至為重大”。這一則訓令也於當年9月以國民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唐榴的名義刊於《叻報》，向南洋各華校董事及校長教員再重申國語教學的重要性。1929年10月14日，“中華國語統一運動會”海外部主任柯達文抵達新加坡，作為官方的國語推手，他的到來對新馬及整個南洋地區國語教學的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1930年，柯達文先后在新加坡創辦了中華國語學校及中國國語學校，又在當地發起華僑國語運動。在他的影響下，《新國民日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叻報》等多個華文報刊聯合多所華僑學校創立了“新加坡中華國語統一促進會”，以“喚起僑胞共同努力於國語統一運動，促進國語教育於南洋群島”為宗旨，激發了華僑創辦國語講習機構的熱情。據《華僑周報》統計，“1933年新加坡已有七八所國語專修學校相繼成立，由小學校及華僑團體附設的國語夜學者則多達二三百所”。在馬來亞的雪蘭莪、霹靂、檳城等地，亦有國語促進會、國語專修學校及大大小小的國語夜學出現。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修正僑民中小學規程》，其中第17條規定，“僑民中小學除外國語，一律以國語為教授用語”，確立了華僑學校國語教學的基本要求。
在南京國民政府面向海外華校的語言規劃下，新馬兩地華校也在具體的教育實踐中不斷對國語加以強化，包括提高國語的課時比重，將國語列為新生入學測試的考查科目，制定對應不同年級學生發展水平的國語能力目標，譬如要求“一年級上能讀注音字母，二年級上能讀注音字母的拼音，二年級下能快讀注音字母的拼音與四聲的讀法，三年級上能用注音字母注常用的字，能用國語演講”等。為督促學生學好國語，有些學校甚至還要求國語不及格的學生留級。隨著國語教學的推進，新馬各華校越發在教育理念上強調“發展學童的個性及愛國情操，造成人格完整的良好國民”，重視國語、公民、常識等科目中愛國主義思想的浸潤，如國語測驗題中出現“文天祥是什麼人”，常識測驗題出現“我國首都是哪裡？我們是哪個國家的人？”等內容。在儀式活動上，也有鮮明的愛國主義教育特征，如周會、開學典禮、休業典禮、畢業典禮等集體活動中均有升旗儀式，強調“使兒童目睹燦爛之國旗而懷念遙遙千裡之祖國”，要求學生多留意祖國的時事，關心祖國的消息，樹立求好學問、為國家出力的志向，不斷強化學生對祖國的認同和熱愛。
此外，各華僑學校還利用課余時間舉辦國語辯論會、國語作文比賽、注音字母猜謎游戲等國語學習活動，鼓勵學生參加校內、校際及領事館組織的國語演說比賽，融語言教育與愛國教育於一體。如1933年，新加坡領事館曾牽頭發起以“華僑應練習國語”為命題的演說競賽，一位名為陳竹筠的參賽學生言辭懇切地呼喚道：“忘記我們是那一省那一處的人，隻知道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拋棄我們一切的方言土話，隻知道練習我們的國語，有了能懂的國語，自然可以使僑胞感情融洽，自然可以使我們僑胞團結一致”。可見彼時的華僑學生已懂得以統一的語言凝聚僑心和國家認同的重要意義。1939年，廣東省政府派遣姚伯龍、曾同春、許觀之、陳卓雄四人赴南洋宣慰僑胞。據曾同春返國后報告的情況來看，“南僑各校皆授國語，雖數齡稚童，亦能操極純正而流利之國語”，印証了1936年《僑務月報》報道新加坡青年勵志社借養正學校禮堂舉辦的國語演說競賽上僑生語音“除一二稍帶土腔之外，皆清脆純正”的記載，也說明隨著國民政府語言規劃向海外華僑社會的延伸，新馬兩地華僑學校最終完成了從方言教學到國語教學的重要轉變，打破了昔日方言義塾一盤散沙、華僑社群囿於畛域相互區隔的局面。
四、結語
晚清時期救亡圖存與啟發民智的緊迫，激發了由先進知識分子自下而上的語言規劃實踐，他們從語言本體出發，寄希望於創造一種能說就會寫的音符文字，提升民眾的識字率。在這一過程中，多種基於不同方言音的切音文字方案的出現，又推動了知識界關於語言整合問題的思考，進而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確立了北京官話的通用語地位，帶動了新馬華校的官話傳習。民國成立后，現代國家的運作要求人們“從血緣、地緣之類的‘原生性關聯’中抽身而出，再重新組合成為一個以國家為核心的認同系統”。為實現“情感互通，畛域斯泯，精神易結”的目標，民國政府開始了自上而下在官方力量及專業權威介入下的語言本體規劃，通過“選擇”“定音”“編典”等專業活動不斷地對標准語言加以完善，確立了文字和語音兩個層次的規范，完成了標准國語推行的理論准備。在語言習得規劃層面，因華校被視作實踐國民教育的海外單元，國語教學的要求也逐漸向其延伸，最終改變了新馬兩地華僑學校長期以來方言教學的傳統和過去一盤散沙的狀況。各校在國語教學的推行過程中融入愛國主義及民族認同教育，同時也自覺承擔起了在當地華社普及國語的責任，附設國語夜學，開辦半日國語班，參與國語運動，以共同語言為紐帶整合了過去相互區隔的方言幫群，改變了新馬華社畛域分明的歷史。可以說這樣一種語言漸進轉變的實現，是新馬華僑與祖國互動過程中，民族主義思潮引領國家力量介入海外華社語言生活的結果。
從相關理論層面來說，社會語言學家們針對現代社會的語言規劃提出了“四格模型”“雙極模型”“7i模型”“生態模型”等不同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未完全遵循這樣的架構展開論述，而是將語言規劃視作一條線索亦或一扇窗口來理解近代新馬華文學校教學媒介語轉變的歷史過程。盡管沒有任何一種分析框架具有完美的理論適切性，更不能將理論生硬的嵌套在已經發生的語言規劃活動上，但在中國語言規劃史這個尚未充分耕耘的領域，如何更適切的融入理論框架的分析，仍是未來可以再進一步拓展的方向。從海外華語層面來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馬相繼成為獨立的現代國家，昔日完成了華僑方言群體整合使命的“國語”已退到族裔母語的位置，新馬華人與祖籍國的關系也經歷了特殊背景下的有意疏遠、甚至斷絕聯系再到重新緩和、進而全面提升和快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在這一過程中，新加坡基於實用主義的取向，大力推行英文教育，以英文的普及整合多元族群﹔馬來西亞將馬來語確立為國語，同時接納了華文小學與國民型華文中學的體制內發展及華文獨立中學的體制外生存。當前，華文學校的華語教學塑造的不再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認同，而是關乎華人身份建構的文化認同。基於海外華語的文化功能，已有學者呼吁將海外華語傳承規劃納入到國家的語言能力建設中，加強華語傳承研究，“構建傳承話語體系，講好中華文化域外傳播的故事”。因此，海外華語傳承的路徑方法、理論依據和實踐依據，均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和思考，以服務於中華語言文化傳承這個大的時代議題。
摘自：徐夢瑩、周杰：《從地域認同到國家認同：近代新馬華僑學校教學媒介語變遷》，《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