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50周年紀念活動在美國舉辦。圖為潘耀明與詩人痖弦（左一）、聶華苓（左三）、作家畢飛宇（右一）合影

2009年初，聶華苓從美國愛荷華來信，來信略謂──

8月間，我被選入“愛荷華州婦人名人堂”﹔12月，IOWA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文學城”，為世界第三個城市有此命名。在美國是第一個。12月我被選為新浪“文化人物”。2008年，是我的豐收年。

自從聶華苓夫婿保羅·安格爾逝世后，聶華苓一直沒有離開過愛荷華。

那是一座位於美國中西部的小城。聶華苓在那個小城與保羅·安格爾主持“國際寫作計劃”（IWP），在那裡一起生活，相濡以沫。

一個中國嬌小玲瓏的女子與一個魁梧健壯的德裔詩人，在這個小城不光碰撞出炫目的愛情火花，而且在這裡成就了一番舉世矚目的文學事業。

每年來自世界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作家，在這個美麗的小城交流。因為這對異國夫婦的辛勤耕耘，這個小城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學城。在愛荷華寫作計劃期間，每天都有文學講座、詩歌朗誦會、戲劇演出或其他藝術表演。

這是全球商潮聲中遺存的一塊文學淨土，因為它頑強地撐起一角澄澈的文學天空。

聶華苓來信說，保羅·安格爾離開后，她也從寫作計劃退休。但是她與IWP關系從未割斷過。她還經常為IWP出謀獻策，為其提供參加IWP的作家名單，包括中國作家名單，換言之，她並沒有真正卸下IWP工作。

我曾說過，她是一個勇敢、可敬、可親的大姐﹔她是海內外作家的朋友，也是作家的親人。到過愛荷華的作家和與她交往過的作家都會深深地感受過她的關懷、她的噓寒問暖。從寫作到起居飲食的每一個生活細節，她都想得周全，必要時她都會給予及時的援手──也許是一個電話，一聲叮嚀，一個意外的安排……。她還經常為作家們親自下廚，……所有這些，無不令人感動，使你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至於她的勇毅精神，在保羅·安格爾逝世后更表現無遺。

保羅·安格爾逝世后，我與家人特地跑到安寓去探望她，她帶領我們看安寓內外的布置，一切的一切，還是保羅·安格爾生前的原樣。她沒有改變家中的擺設，保羅的書房、打字機仍然固守在那裡，書桌上的打字稿、打字紙、筆、牆腳的那一雙有點裂口的舊拖鞋，都依著安格爾生前原樣地擺放著。其他如客廳、飯廳，甚至茶幾上的擺設，也沒有挪動。茶幾上放著的是他逝世前翻閱的書、報，其中包括1991年1月30日的The New York Review和他自己的中文譯著《美國孩子》。保羅·安格爾挂滿牆壁的世界各民族的臉譜，還在那裡扮演千奇百怪的鬼臉。

華苓說，所有這些──屬於保羅·安格爾的舊物、舊陳設，都不會改變，均與她同在。

1991年，她與保羅·安格爾赴波蘭接受“文化貢獻獎”，就在途經芝加哥機場時、即保羅·安格爾遽逝的那一天早上，他還在種蔦蘿。她說，她看見他“在地上攤著一些土”。我在兩年后的1993年去探望華苓大姐，蔦蘿已生長得郁郁繁茂。她說：“我一定要好好保育下去！”

蔦蘿是深情之物，寓意深刻，《詩經〈小雅·頍弁〉》有“蔦與女蘿，施於鬆柏。”之句，意喻兄弟親屬連綿依附、相互扶持，親密無間。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結婚照

遙想愛荷華山丘上的一座凌虛而建的閎大的獨立屋，住著一個中國女子，孑然而不孤單，年邁而矯健，滄桑而不老朽，她的臉龐永遠綻放燦然的笑靨，我不禁肅然起敬！

1983年秋，我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后，逗留一年進修英語，聶華苓曾施以援手，給我挂一個“國際寫作計劃”助理研究員名銜，為她整理數據，每月有點外快，其實是幫助我完成這一年的學校生活。

在愛大期間這一年，聶華苓大小活動特別是宴客和文化活動，都會親自打電話讓我參加，使我排遣不少學子兼游子的鄉愁和寂寞的心境。

返港后，我把兩個女兒送到愛荷華大學念書。我的兩個女兒在愛荷華求學期間，也受到她多方的照拂﹔幼女曾因感情問題受到一位老師的欺負，學校不分青紅皂白，一味維護這位老師的過失，並且反過來把責任推給我女兒，在我的請求下，聶華苓挺身而出，甚至為她找最好的義務律師出面，使她安然渡過大難關。我女兒獲博士學位，聶華苓在頒授儀式上為她歡呼、為她鼓掌。

在愛荷華大學的聶華苓頒授榮譽儀式上，我說，聶華苓是我的親人，是我的母親。

我此次赴愛荷華就是抱著探親的心態。我不知道如何表達對這位親人、母親的無限敬意和感激之情。我用了一種最簡單、最直截的表達方式：家庭式聚會。

2009年，時任《明報月刊》總編輯的潘耀明出版《桑青與桃紅》

我老遠從香港捎去鮑魚罐頭、香菇及威士忌，像過去我和許多中國作家在安寓下廚一樣，三十年后的我，在臨離開愛荷華前夕，下決心親自做一頓飯，款待聶華苓一家。

那一天，起過大清早，徒步跑到愛荷華一家由韓國人開的、賣東方食品的店鋪，購買食材。這家過去唯一賣東方食品的店鋪，是一家原隻佔一個鋪位的小店，現在已有三個鋪面，聽說這幾年，還有一家更大的中國超市落成，這也說明到愛大求學的東方人顯著增多了。

與三十年前情景一樣，我一邊做菜，聶華苓遞給我一杯干邑，她則一邊喝酒、一邊興致勃勃地看我做菜。她說，她要學我的烹飪手藝。

過去在愛荷華寫作計劃活動期間，經常舉行會餐。我大都是做豉油雞、油爆蝦和福建炒米粉﹔陳映真則是做台式煮雞和元蹄﹔王安憶與母親茹志鵑是肉末雪裡蕻。

這一次，我做了三菜一湯，計有鮑魚蚝油生菜、香菇炆排骨、大白菜炒韓國粉絲和韓國速凍金針菜雞湯。

雖然菜式再簡單不過，但在偏遠的美國中西部的愛荷華城，已是一頓頗豐盛的晚餐。聶華苓品嘗過幾道菜后，連聲說：“好！好！！”樂得呱呱大叫。

恰逢聶華苓最疼愛孫女、次女兒藍藍的女兒安霞，及安霞剛誕下不久的女嬰﹔大女兒薇薇的丈夫Klaus及孫子Christoph都跑來愛城向聶華苓道賀。此外，還有安霞同父異母的哥哥Paul King也來了。

除了大女兒薇薇因在多倫多大學執教鞭難以抽暇前來，聶家大小濟濟一堂，熱鬧得很，也吃得很香！

那一頓飯也是告別宴，翌日大清早我准備返回香港。聶華苓堅持要送別。大清早自己開車，冒著大雨，來酒店與我吃早餐。(其實她並沒有吃東西，她說早上不大吃東西，只是陪我吃早餐而已。)吃完早餐，她目睹我上了酒店到機場的專車（她事先已幫我付了車資及酒店住宿、膳食費），我目送她孤身沐在冷雨中去取車瑟縮的背影，我的眼睛濕濡了！

聶華苓信手跡

四十年前，我從一個毛頭小子，變成了今天已年紀老邁的人﹔聶華苓已從過去儀態萬千的女子，變成一位和藹可親不失伶俐的長者。歲月流走的痕跡也許只是臉上的風霜，抹不掉的是她那一朵澄澈的笑靨和響亮的笑聲，抹不掉的是她的赤子之心和仁者的風范，抹不掉的是她與文化人親逾骨肉的情誼……。

今年六月下旬，我的次女潘宇翔一家到愛荷華首府得梅恩辦事，我讓她去愛荷華城探望聶阿姨。女兒開了兩個多小時車去看望她。

2009年11月10日，聶華苓榮獲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博士，潘耀明親臨致賀

女兒潘宇翔向我回憶道：“我今天下午開車到愛城。到了五月花樓，記得是從旁邊一條小路開上山，找到那紅色的屋。按門鈴，一個黑人女子走下來。我對她說來探Mrs.Engle，但她對我說聶阿姨在午睡，叫我晚上再來。我告訴她我開了兩小時車趕來，沒法等到晚上。她回去看說聶阿姨已醒。我把父親和我的名字寫在紙上，請她給聶阿姨。就是這樣我進去了。聶阿姨不記得我了，但是她完全記得父親，她說有些朋友永遠記得。我給她看上次五十周年父親和她的合照，也把家中近況告訴她，她很開心地問：‘你爸爸最近是否有新作品出版？’她接著回憶說，‘他人很好，頭腦也很好，代我問候他。’坐了一個半小時，我便開車回得梅恩了。”

我女兒把與她見面的錄音傳給我——

“你告訴爸爸，我真的很懷念他。他這個人，頭腦好，人又好，不像有些人，頭腦好，忽悠忽悠的……”

“你告訴你爸爸，我很高興你來了。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年紀也大了，可是他很努力……”

想不到，四個月后她翩然而逝。

今天她已仙逝，但她的音容宛在，歷歷在目。她的二女兒王曉藍要我寫一段話，在追悼會上朗誦，我寫道——

我曾寫過，您以一己之力，在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城撐起國際文學交流的一片藍天！您是不同國籍、地域、文化背景的作家的母親，您給作家以慈母般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安撫那一顆顆在黑暗中、在戰斗中守護光明與真理而揮毫的作家們創傷的心靈！1983年秋參加IWP活動后，我還逗留一年，在愛大惡補英語，以考讀紐約大學出版管理及雜志學！您讓我挂一個IWP助理研究員，以彌補日常開支。后來我把兩個女兒送去愛大留學，又備受到您的照拂。您對我的一家恩情深似海！我們慈愛而偉大的母親，您的一生太勞累了，您雖然悄然而去，您的獻身精神，您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令人仰止﹔您如一道劃破長空的璀璨的閃電，照亮了許許多多作家心坎，我們將永遠帶著您的囑托和溫煦的關懷，恪盡職責，為文壇發出一分光與熱！

請安息吧！我們永遠懷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