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支持創辦神戶華僑同文學校的華僑合影

梁啟超雖然出生於“盛產”華僑的傳統僑鄉“四邑”之一廣東江門新會，但他本人與華僑華人產生直接關聯和多種交集，卻是因晚清政治變局所迫。1898年10月，戊戌變法失敗后，時年26歲的梁啟超流亡日本，開始了長達14年在海外旅居和游歷的生活。他為世人所熟知的在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簡稱“海外僑社”）的活動，多為其堅持改良維新的政治主張而向華僑華人的募捐籌款，乃至策動和組織華僑支持、參與國內的武裝起義等，而他本人也因為長達十余年在海外的生活和工作而具有了名副其實的“華僑”這一身份卻被忽略了，甚至壓根沒有被意識到。至1912年10月歸國前，梁啟超以“華僑”身份在海外的活動，大致可分為長住日本與不時出訪北美、澳洲及東南亞多國兩部分。當然，這些活動也主要是依托和根植於海外僑社來展開的。梁啟超身處海外僑社的這一時期是他最意氣風發的人生歲月。他一方面通過不斷爭取華僑華人支持其繼續維新變革事業﹔另一方面，他又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學識、思想和政治理念，積極引領和推動了海外僑社的發展並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在聯合華商辦刊辦學辦書局、發動成立跨國組織、籌款策應國內革命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說，在華僑史敘事語境中，海外華僑社會的“三大支柱”，即“僑團”、“僑校”和“僑報（刊）”，梁啟超皆有涉獵，且建樹頗著。

構筑華僑華人與中國未來發展之橋梁

創辦政論性華文報刊

赴日后，梁啟超繼續致力變法圖強的維新事業。其著手的第一項工作便是創辦報刊，以改良維新思想啟蒙海內外同胞。1898年12月23日，梁啟超到日本后僅兩個月時間，便在日本華僑的支持下創辦了《清議報》。這是維新派在海外創辦的第一份報紙，宗旨是“主持清議，開發民智”，意在喚起民族覺醒，鼓勵國人奮發圖強。主要涉及內容有：抨擊腐敗的清廷朝政、宣傳愛國救亡、主張發展民權和反對封建傳統束縛，等等。該報遭清廷嚴禁，但日常銷量也可達三四千份，在中國國內和海外僑社均產生了不小影響。其著名的《少年中國說》一文即於1900年首發於該報，文章從駁斥日本和西方列強污蔑我國為“老大帝國”入手，指出封建統治下的中國是“老大帝國”，表達了他對朝氣蓬勃的“少年中國”的熱切期盼，慷慨激揚的文字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立志振興中華的傳誦經典。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因報館失火停辦，共出100期。

1902年2月8日，梁啟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其主要意圖仍是宣傳維新變革思想，啟蒙教育國人。如其發刊詞中所說：“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其於1902—1906年間在該報發表了由20篇系列文章組成的長篇政論《新民說》，闡述了“新”國民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條件和准則，為國家富強和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描繪了目標和方向，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開創性代表作。

《新民叢報》設有政治、時局、論說、法律等25個專欄，每月一日、十五日發行。該報出版后, 一時供不應求，最高發行量曾達1.4萬多份，僅國內就有發行點97個，遍布49個縣市，西南、西北、東北等邊遠地區。與《清議報》一樣，《新民叢報》也遭清廷嚴禁，但“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至1907年11月停刊，《新民叢報》共出96期，是梁啟超主辦歷時最久、影響最大的報刊。

《清議報》

梁啟超還利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盡量報道海外華僑華人的有關信息，對華僑華人所在國的排華歧視進行揭露和評價，同時還刊登了不少關於華僑華人的研究文章、報告書和通訊。其1899年發表的《論商業會議所之益》《商會議》《論內地雜居與商務關系》三篇，可見其對於扶助華僑事業方面的初步主張﹔其在考察海外僑社基礎上寫成的《愛國論》《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汗漫錄》（即《夏威夷游記》）《海外殖民調查報告書》《新大陸游記》等著述，則留下了至今仍彌足珍貴的一手僑情資料。其通過這些文章著述反映出的關於海外僑胞是重要的維新救國和海外拓殖力量的認識，將華僑華人與中國前途命運密切結合起來，既是維新派在海外僑社開展活動的思想指導，也是廣大華僑華人以高漲的熱情支持維新派變革圖強政治主張的動力所在。

推動華僑組織在海外迅速發展

海外僑團是華僑華人社會的基石和核心力量所在。按西方模式組建政黨參與政治活動也是維新派希望效仿的。為更好地組織動員華僑華人，除了各種對愛國、變法維新思想的宣傳外，維新派在海外僑團原有“三緣”，即“血緣”“地緣”“業緣”基礎上，創建了以公開政治主張為號召的社團組織——“中國維新會”（又稱“保商會”）。這無論在海外華僑華人社會還是中國政治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梁啟超為“維新會”的發展多方奔走，使申張民權等政治主張為海外僑社所認同，維新派勢力因而在海外迅速擴張。

1899年12月至1900年7月，梁啟超赴夏威夷檀香山，號召當地華僑支持維新事業。檀香山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海外的大本營。梁啟超憑借個人威望，爭取到了革命黨人的支持，創建了夏威夷維新會，並參與領導了庚子勤王起義，為起義籌款近10萬元。庚子起義是海外華僑華人支持維新事業的一個高潮。海內外維新志士、反清會黨、革命黨力量，以及亞洲、美洲、澳洲的華僑華人幾乎都卷入了這次起義，起義經費全部由海外華僑華人出資，梁啟超弟子唐才常等在國內負責具體實施。7月，梁啟超接到國內即將起義的函電，立即改變原定繼續赴北美訪問的計劃，由檀香山急速秘密回國。但等他到達上海時，卻收到了起義因走漏風聲被鎮壓的消息。起義失敗使維新事業再度陷入低谷，梁啟超本人更遭受沉重打擊。從湖南時務學堂便追隨他，后來又跟隨他到日本的11名學生中有唐才常等6人被殺。

1900年梁啟超訪澳期間留影

庚子運動失敗后，梁啟超於1900年10月至1901年5月奔赴澳洲繼續發展維新會組織。梁啟超在澳洲居住近半年，先后訪問了西澳、南澳、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四州，會見當地政府高級官員，到訪了華僑華人較集中的城鎮和工礦區，通過其極富個人魅力的演講促成了10個維新會支部的建立，並獲得了一定數量的捐款捐物。

梁啟超在澳洲活動的最大成果，是在推動維新派組織發展的同時，也增進了澳洲各地僑社之間的往來和團結。由於澳洲各地維新會支部的建立，使得澳洲最東部悉尼的華僑華人與最西部珀斯的華僑華人建立起聯系，有了共同的政治理想。梁啟超還成功地把維新事業與祖國強大緊密聯系起來，使得向來具有嚴重旅居過客心理的華僑也認為隻要祖國強大起來, 他們在海外的地位自然會得到提升。

1903年3月至11月，應北美華僑邀請，梁啟超赴加拿大、美國游歷考察。梁啟超居加拿大約兩個月，主要考察了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各維新會分會的選舉運作機制。4月以后，他先后訪問紐約等20多個美國城市，主要活動以演說為主，共發表演說達上百次，受到盛況空前的歡迎，籌款事宜和發展維新會組織都取得很大成效。如籌款方面，維新會計劃集資中國銀元120萬，用於興辦實業。由於華僑或慷慨捐款或踴躍認股，籌款順利到位，維新派勢力迅速膨脹。訪美期間，梁啟梁受到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和國務卿的接見，更把維新會的活動推向了高潮，美國很快發展成為海外維新活動的中心。至1905年，維新會組織形成了一個覆蓋北美乃至更廣泛地區的龐大網絡，當時, 僅南北美洲就建立了11個總會，86個分會。其中，美國（含檀香山）就有7個總會，58個分會，是當時美國最大的華僑華人社團。

興辦華僑教育

梁啟超在日本親眼目睹了華僑華人身處異國備受歧視的生存狀況，認為通過正規學校教育使華僑華人子女獲得知識、技能，是改善他們處境的一條重要途徑。1903年他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一文中提出改造國民性格，提高國民素質是當務之急。為此，梁啟超在日本積極興辦新式華僑教育，將其個人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理想以及先進的教學模式實施到華僑學校的教育中，對后來的日本華僑學校甚至整個海外華僑教育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通過教學在當地華僑中宣傳維新變革思想，爭取華僑的支持也是梁啟超積極辦學的目的。

橫濱大同學校兵式體操團成員合影（1902年）

19世紀末雖然大約有60%的日本華僑聚集於橫濱，但橫濱華僑子弟隻能通過傳統的私塾教育模式接受有限的中文教育。1897年初孫中山接受橫濱華僑馮鏡如等設立華僑學校的提議，以近代新式教育模式在橫濱開設了“中西學校”。康有為和梁啟超到達日本后，康有為力主將“中西學校”改稱“大同學校”。由於此時維新派的政治主張在華僑中頗受認同，因而“大同學校”在橫濱華僑的支持下於1899年3月舉行了開學典禮。由於梁啟超個人的聲望，大同學校的經營權一直由維新派掌握，成為維新派在日本的根據地，甚至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也被列為大同學校教材。1903年，梁啟超為大同學校創作了《愛國歌四章》，以飽含深情的歌詞表達了對中國和中華民族之愛，激勵學生為國家、為民族發奮圖強。

橫濱大同學校開創了近代華僑教育模式，影響了其后海外各地的華僑學校。至今在日本仍有著較高知名度的橫濱山手中華學校和橫濱中華學院就是由橫濱大同學校發展而來。至今仍在馬來西亞教育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的所謂“獨立”華校教育，就是由曾在大同學校任職的華僑效仿大同學校模式創辦和發展起來的。

除橫濱大同學校外，日本另有三所現存歷史悠久的華僑學校：神戶中華同文學校、大阪中華學校、東京中華學校，其中神戶中華同文學校和東京中華學校都與梁啟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1899年5月，梁啟超專程赴神戶中華會館發表演講，積極宣傳創辦華僑學校的必要性，在演講中他指出中日戰爭中國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日本更重視國民教育，梁啟超的演講與當地華僑要求辦學的願望不謀而合，因此在神戶華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次年，神戶華僑同文學校便成立起來，梁啟超雖因流亡身份等原因未出任校長，但學校各項事務實際由其負責。1906年12月，梁啟超從橫濱移居神戶。其長子梁思成進入神戶華僑同文學校就讀至1911年畢業。

從一般華僑學校畢業后，華僑學生也面臨著無法接受進一步系統教育或更高層次教育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梁啟超經過多方努力，在橫濱華僑資助下於1899年9月在東京創辦了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即現東京中華學校的前身，梁啟超親任校長。除了解決華僑子女接受中文高等教育的升學問題外，梁啟超還在橫濱大同學校、神戶同文學校加入了幼兒園階段的教育，形成了從幼兒園到小學、再到中學和高等教育的系統性華僑教育體系，使華僑子女在各個年齡段都能得到具有針對性的教育。

所謂華僑教育，“確立中國人之自覺”是其有別於隻教授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漢語教學的核心理念和目標。梁啟超的教育理念更是以“新民”的為目標來實施的。從日本華僑的角度來說，梁啟超倡導的華僑教育不僅能夠在異國他鄉延續他們熟悉的傳統文化，讓他們的子女了解並熱愛自己的家鄉和祖國，而且能夠讓他們的子女成為在日本和中國都能安身立命的有用人才。為此，梁啟超倡導中西結合的教學內容，使日本華僑學校成為中西文化相結合的橋梁，即既立足於中國固有的文化根基，又具有向西方開放的心態。在課程設置上，梁啟超主持的華僑學校不僅有中國的歷史、地理，更有世界文明史、政治學等西學。而且，為了將華僑學生培養成有助於中國更好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和技術的人才，梁啟超還大力推行外語教育。在梁啟超的主導下，橫濱大同學校就使用中日文雙語進行教學，神戶同文學校更增加了西文學習科目。日本華僑學校因此培養出許多精通三種語言的優秀畢業生，受到華僑社會和日本各界的廣泛好評。

華僑學校既是梁啟超為解決日本華僑子女教育問題而積極創辦的，也是梁啟超按照他個人教育思想和政治理念進行的教育實踐。梁啟超甚至一度想把日本的這些華僑學校建成政治學院，以宣傳其政治思想。因而日本華僑學校也為維新事業培養了一批人才。著名的有從時務學堂時便跟隨他，后又追隨到日本的林錫圭、李炳寰、秦力山、范濂源、蔡艮寅（后改名蔡鍔）等11個學生，后來或獻身於庚子起義，或投身於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創建。梁啟超創辦華僑學校的教育實踐，揭開了日本近代華僑教育的序幕，為華僑教育在日本和其他各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駁斥排華苛例

19世紀中葉大量中國人進入美國，從事淘金、修建鐵路以及農業種植等，由於與底層白人勞工的經濟利益及宗教文化沖突，很快受到一些美國白人勞工組織的種族歧視和暴力驅逐。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對中國移民進行各種限制和排斥。在了解到中國移民因《排華法案》而遭受的嚴苛和不公正對待后，梁啟超致書時任駐美大使伍廷芳，即1897年《致伍秩庸星使書》，從美國下層白人勞工的利益之爭以及赴美華工自身素質低下兩方面分析了美國《排華法案》實施的原由，並提出了“立孔廟”“興書院”“設報館”“聯公會”“勸工藝”等改良海外僑社文化習俗、提高華工文明素質的具體建議。

1903年，梁啟超在美國華僑的接洽安排下成功訪美，受到了華僑華人眾星捧月般的擁戴，演說受到熱烈歡迎，所到之處維新會組織應聲擴張，同時他對在美華僑華人受到的歧視和排斥也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和認識。正因如此，盡管他訪美時也受到了美國政、商、宗教界的隆重禮遇，甚至時任美國總統與國務卿都分別會見了他，對他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活動表示了贊賞與支持，但他始終是基於中國立場和民族情懷來看待美國和華僑的。因而當他感受到美國經濟繁榮和國力日益崛起時，既心生羨慕，也對其爭霸世界之勢產生了強烈的警惕，對華僑華人因《排華法案》遭受的痛苦和傷害更是滿懷激憤之情。

《記華工禁約》的多個單行本

《記華工禁約》是梁啟超於1904年根據其訪美時的日記撰寫完成的《新大陸游記》中的一篇，反映出在游歷的過程中，他對美國華僑華人生存狀態的關注，這種關注同時也是他對於自己國家國民的再認識與考察。在該文中，他從經濟角度全面闡述了美國因西部開發大肆招攬華工，以及華工與美國經濟和民主、共和兩黨黨爭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肯定了華僑華人在美國西部開發中所做的貢獻。同時，他採用美國人口統計數據，指出了在美華僑華人有約三分之二聚居於西部地區，招致西部白人排華情緒更為強烈的沖突背景，分析了由於美國《排華法案》的實施，導致中國移民與歐洲移民此消彼漲的情況，揭露了美國利用清政府不懂外交而在移民和出入境政策方面對中國採取的欺詐手段，通過對美國有關中國移民政策變化的梳理，逐條批駁了《排華法案》的內容，列舉了美國移民當局苛刻欺凌中國移民的情形，嚴厲譴責了美國排華使中國人受到的種種傷害，並從國際法角度提出可以採取外交手段保護中國移民的合法權益。

1905年5月，中美關於續簽《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的談判在北京舉行。該條款實際是《排華法案》的補充延伸，中國民眾的反美情緒因此高漲。在工商業界的組織發動下，一場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運動在全國爆發並波及海外。為支持這一運動，梁啟超立即著手撰寫了《抵制禁約與中美國交之關系》一文，對通過外交手段抵制美國排華政策進行了充分闡述。梁啟超指出，美國的《排華法案》違反了此前中美雙方所簽條約中規定的“最優待國”待遇原則，因而中國有權對美國的《排華法案》提出反對。同時，他又從國際法和國內法角度闡述了抵制美貨運動合法性，建議中國採取強硬態度，通過在中美貿易上對美國實施制裁，即抵制美貨，迫使美國改變針對中國人的移民政策。梁啟超還向海外各地的維新會發出《致各埠列位同志義兄弟書》的公開電，號召利用報紙和商會，從上海和廣東入手為華僑利益展開堅決斗爭。受此公開電鼓舞，各地維新會組織華僑聯名上書清廷，懇請勿與美國續簽禁約，並將維新會關於抵制美貨的七項決議發往中國大陸各大城市，號召國人和海外華僑共同抵制美貨和該條約，將抵制美貨運動迅速在海內外推向高潮。

在抵制美貨運動中，民族情感將海外華僑華人的命運與數百萬國人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海外華僑華人的支持是維新會在海外生存的基礎，因而作為美國最大華僑華人社團之一的維新會在第一時間支持抵制美貨以抗議美國排華，並以領導者的姿態直接參與到抵制運動中，對中國國內政局、中美關系和美國華僑華人社會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對於維新會而言，支持抵制美貨、反對排華，其目的一方面確實是希望維護華僑華人切身利益，改善華僑華人在美處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吸引更多華僑華人入會，壯大其在海外的聲勢，擴大其在國內的影響力，成為國內外溝通的橋梁，以達到其實現保皇救國、維新變革政治主張的目的。在此次運動中，維新會不僅為在美華僑華人發聲，積極奔走，與中美兩國官方對話，敢於提出抗議並斡旋解決辦法，更重要的是呼吁海外華僑華人與國內民眾團結一致，通過在海外華僑華人中募捐籌款為中國國內的抵制美貨運動提供了切實的資金支持。因而維新會通過此次運動為維護華僑華人利益發揮了積極作用，加強了海外華僑華人與國內的聯系，而且作為一種緩沖力量，緩和了抵制運動期間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系。

對於美國華僑華人而言，抵制美貨運動，雖然沒有能促成美國廢除排華法案，但迫使美國放寬了對於華僑出入境的有關規定，並同意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華僑華人在美國的待遇。抵制美貨運動，既為華僑華人融入美國社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改變了美國華僑華人社會的政治形態，也激發了美國華僑華人民族意識的覺醒，華僑華人通過對維新會的支持反映出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愛國情結與政治認同，意識到隻有祖國強大才能擺脫被歧視壓迫的命運。

結語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梁出走海外，不料在海外華僑華人的支持下，有了更廣闊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活動空間，他們通過出版宣傳、組織結社、興辦教育和實業，對海外華僑華人和國內廣大民眾，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啟蒙和動員，海外華僑華人也對其政治主張在資金和人力等方面給予了積極支持，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段雙向奔赴，相互成全的波瀾壯闊場景，反映出了那一歷史時期華僑華人寄希望中國通過維新變法實現國強民富，並能給予他們改善在海外處境的支持。他們的所作所為，建立了在學術上所謂的華僑華人與中國的“強關系”時期，為華僑華人在辛亥革命時期掀起第一次愛國高潮，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備，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美國德州地方官員為梁啟超到訪舉行歡迎儀式

梁啟超一生致力於國家民族復興大業，是中西兼通、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家和實干家，是學術研究大家和“百科全書式”的啟蒙教育家。他在海外的活動是在華僑華人的支持和幫助下開展的，他通過這些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華僑華人素質，增進了華僑華人間的團結，維護了華僑華人權益，加強了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系。他與海外僑社是雙向互動和相輔相成的。對於華僑史而言，他是華僑教育的第一人，是正視華僑華人與中國關系的第一人。梁啟超對於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對於華僑華人貢獻與作用的肯定，對於改善華僑華人處境與地位的努力，值得我們在新的時代裡繼承和發揚。

作為中國近代社會“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的重要人物，豐富的異域經歷體驗為梁啟超認清國際局勢、更新思想觀念與堅定政治主張提供了契機，為其成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提供了豐富滋養，也使梁啟超得以通過中外比較和世界性的眼光，形成了確立中華民族意識和借助華僑華人力量來尋求救國和強國之路的設想和探索，他本人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了“西學東漸”、傳統與現代、以及華僑華人與中國之間的一座重要橋梁，堪稱國家之棟梁、民族之脊梁、華僑之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