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瑋璋，1936年生於上海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科委（現科技部）聘為“九五”國家重大科技攻關計劃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2010年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專家協會首屆理事會理事。

1954年至1959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畢業后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主持河南偃師二裡頭、湖北大冶銅綠山古銅礦、北京房山琉璃河等遺址的科學發掘。歷任考古隊長、第二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職。研究方向：三代考古、青銅器、中國科技史、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曾應邀在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和台灣地區講學﹔1998年至199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為研究生講授三代考古專題。2001年至2016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考古學系講授考古學理論與方法。

代表著作：主編《考古工作手冊》，合著《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遠古暨三代科技史》《青銅史話》《百年考古之謎》《中國考古·兩周卷》等。其中，《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考古·兩周卷》獲院、部級科研成果獎。另發表文章百余篇。

殷瑋璋先生參觀河姆渡遺址

在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百年之際，北京廣播電視台與北京市文物局等單位通力合作，隆重推十集系列片《北京考古百年》，採訪考古大家及一線考古工作者，致敬百年來的中國考古人。

筆者採訪了在《北京考古百年》中提到的、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86歲高齡的僑眷殷瑋璋教授。溫和、儒雅的殷瑋璋先生以親歷者的視角，傾情講述了他從事田野考古60余年的風雨歷程。

殷瑋璋教授的女兒上世紀90年代前往美國工作、生活並定居加州。他時常和女兒通話，諄諄教誨女兒要熱愛祖（籍）國,關心祖國的發展﹔要讓孩子學漢語，了解中國文化。因為隻有祖國強大了，身在海外的中華兒女才能挺直腰杆，才能有更好、更有尊嚴的生活。安定繁榮的祖國，永遠是海外兒女的堅強后盾。

出於一個耄耋老人心底的這段話，讓我看到了這個思想活躍、充滿活力的老人那殷殷的愛國之情。

二裡頭——商代宮殿出土

殷瑋璋先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在考古專業五年的學習，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畢業時，系領導希望他留校從事教學工作，他則更向往一線的實踐活動。1959年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身）后，參與了多個大型遺址的考古發掘。

1959年冬，殷瑋璋先生從河南安陽殷墟考古工地回京，考古所副所長牛兆勛通知他明年去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主持發掘。原來，當時72歲高齡的著名史學家、中國田野考古的先行者徐旭生先生，在當年夏天奔赴豫西地區調查“夏墟”時發現了二裡頭遺址，從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1960年春，大雪封凍的田野剛剛解凍，殷瑋璋先生便率領考古隊抵達二裡頭工地。在安排發掘前各種准備的同時，他一連幾天對遺址及周邊幾個村庄進行調查。一邊考察地形地貌，一邊採集陶片，這是了解遺址時代的重要參考依據。經過細密探察，殷瑋璋先生發現二裡頭遺址面積很大，約有400萬平方米，且文化堆積十分深厚和復雜。

為更快、更精准地開展考古發掘，殷瑋璋先生把遺址分成“井”字形9個區，對其進行小規模試掘。從不同區內出土的制骨、鑄銅、燒陶等遺存信息，確認遺址存在布局。於是，在當年秋天對遺址中部進行考古鑽探，發現了10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這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宮殿基址，是當時我國所見最大、最早的商代宮殿，是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形態、探索我國早期文明發展的重要素材。次年，申報國務院后，該遺址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在那個無私奉獻的時代，人們一旦進入工作狀態，便不知什麼是疲倦。面對三年自然災害，飢餓、浮腫，都擋不住風華正茂的火熱青春。他和考古隊員一起，懷著火一樣的激情，為了心中的目標無怨無悔地勤奮工作。

殷瑋璋先生說，二裡頭遺址的發掘是圍繞夏文化探索與早商文化研究的課題進行的。以物質文化遺存為研究對象的考古學與以文獻資料為研究對象的狹義歷史學有很大差異。他認為，對考古工作者來說，像二裡頭遺址這樣的研究對象，需要通過考古發掘不斷積累更多的資料，持續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與研究，才能有序地推進研究。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必須起到主導作用，並作嚴密論証是關鍵。但是，如何分析和解讀這些考古遺存，是不斷推進學科發展的重要條件。為此，他一邊發掘，一邊就如何破解而進行思考，重點對考古理論與方法進行探索，寫成《地層學與器物類型學》和《二裡頭文化探討》的論文。1977年，在河南登封召開的研討會上，殷先生作了《夏文化探索必須解決如何探索》的發言。在1978年第1期《考古》雜志發表的《二裡頭文化探討》一文中指出，其第三、四期遺存為商代早期遺存﹔第一、二期遺存是夏代晚期遺存。這一論點是夏文化探索中有影響的論點之一，引起考古界的高度關注。

銅綠山——發掘古銅礦遺址

殷瑋璋先生認為，歷史上有些重大科學發現，往往是偶然間出現的。考古界人士常常為這種情況感慨：想找的東西怎麼找也找不到，不經意間的一個發現卻在學壇引起震動，或填補了一個空白，或揭開了一段歷史，甚至開創了一個學科。湖北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的發掘就是如此。

自從在安陽殷墟發掘出大量精美青銅器后，由於當時沒有發現古銅礦遺址，國內外關於銅原料來源的質疑聲不斷涌現，尤其是“中國青銅文化外來說”的觀點甚囂塵上，認為中國的青銅器是舶來品，來源和制作都出自西亞地區。這令我國考古學家們為尋找這些遺址付出了不少心血。

1973年，湖北大冶有色金屬公司在銅綠山進行露天採礦時，驚奇地發現了深藏地底的銅斧和一些古礦的木質支護。礦工們怎麼也沒想到，這一發現竟揭開了一個千古之謎。據清代《大冶縣志》的記載，銅綠山山頂高平，巨石對峙，每逢驟雨過后，有銅綠如雪花小豆點綴石之上，故名“銅綠山”。

1979年，銅綠山古銅礦為配合搶救性發掘停產一年。殷瑋璋先生被考古所派往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主持發掘。在Ⅶ號礦體1號點的發掘中，他採用“無隔梁發掘法”揭露出春秋時期的一組組完整的井巷，密如蛛網、迷宮般深藏於地下。還在Ⅺ號礦體冶煉遺址，清理了同時代的冶銅爐及其操作台面。發掘工作的后期，他依據發掘中提出的問題組織仿古冶銅模擬實驗，既回答了相關問題，也對春秋時期的採礦、冶煉水准有了較全面的認識。著名冶金史專家柯俊院士指出：過去的中國冶金史只是鑄造史，銅綠山的發現彌補了採礦和冶煉方面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1981年，中國金屬學會主辦的“古代冶金技術國際會議”，在中國科協的支持下於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有美國、加拿大、日本、印度、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知名學者。會上，殷瑋璋先生與夏鼐副院長介紹了銅綠山古銅礦發現和模擬實驗，引起各國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會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史密斯一行8人專程前往銅綠山考察古銅礦遺址。史密斯教授激動地說：“多麼聰明的人民！我在這裡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東西。”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學家麥丁教授說：“中東等地雖然很早就開始了銅礦的冶煉，但其採礦遺址的規模、冶煉用爐的先進程度等，均遠不能與中國銅綠山古銅礦相比，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無疑是世界第一流的古銅礦遺址。”

殷瑋璋、曹淑琴夫婦在山東菏澤參觀出土文物

2014年，在“中國礦冶考古與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學術研討會”上，作為古銅礦發掘的親歷者，殷瑋璋先生發表了《概述礦冶考古四十年的輝煌成果》的論文，全面評估了銅綠山古礦冶遺址的發現在中國礦冶考古的學科史和學術史上的價值。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被譽為“中國繼秦始皇兵馬俑后一奇跡”。1982年，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評為“中國20世紀100項重大考古發現”﹔2013年，被列入“十二五”時期全國150處重要大遺址之一﹔2016年,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總部舉行授牌儀式，授予銅綠山古銅礦為“持續生產時間最長的古銅礦”。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的發現，開創了中國考古學新領域——礦冶考古學，開辟了中國青銅器研究新領域。

由此，科技史研究也成了殷瑋璋先生的一個新領域，他曾用考古材料對我國遠古至三代的科技從萌芽至發展的狀況作了梳理，和他的夫人曹淑琴教授合作寫成《中國遠古暨三代科技史》。

琉璃河——收獲意外驚喜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自1945年被首次發現以來，雖歷經多次發掘，但普遍規模較小，很多問題存在爭議。1980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領導找到夏鼐所長，要求合作發掘琉璃河遺址。剛剛結束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發掘的殷瑋璋先生，被夏鼐所長派到琉璃河遺址主持發掘，要求全面了解琉璃河遺址的狀況和其產生年代。

由兩個單位考古人員組成的、以殷瑋璋先生為首的琉璃河考古隊，對這個遺址展開了全面勘察和大規模發掘。面對上萬平方米的考古工地，殷瑋璋先生的筆記本上每天把墓葬的形狀、大小，有哪些新發現，具體處於什麼位置等等，都做了詳細記錄。在工地辦公室牆上還繪制了一張大圖，把相關信息清楚地標注在上面，所以，他的心中永遠有一張完整的圖，做到了心中有數。

六年間的“地毯式”大面積發掘，清理了大中小型墓葬214座、車馬坑21座，還對古城作了勘探和發掘, 了解到北城牆全長829米, 東西兩邊的城牆各殘存300多米。一座淹沒了3000年的西周都城呈現在世人面前。

為了解開遺址隱藏的各種秘密，殷瑋璋先生對發掘區內的各種遺跡現象絕不輕易放過。例如，琉璃河遺址一座4條墓道的大墓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發現，但因有一個大盜洞而被棄置一旁。他堅持考古不是挖寶的理念，認為這個墓葬雖已被盜，但這種高等級的墓葬仍然有它特定的研究價值——對了解當時的埋葬制度和墓地中各種墓葬的布局等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所以，殷瑋璋先生在和生產隊幾經交涉以后，最終對其做了清理發掘。

殷瑋璋先生的這一堅持，為這一期考古發掘得到了意外的收獲。

殷瑋璋先生在江西上高蒙山礦冶遺址考察

殷瑋璋先生與蘇州中學學生座談

1986年11月29日，一股寒流不期而至。為了趕在封凍前將大墓清理完畢，考古人員加快了速度。當時，地表土凍上了一層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陰又冷，還飄著小雪。1193號大墓在已掘47天后，終於發現了兩件完整的青銅器——盉、罍。他說：“這兩件盉、罍本應該出現在墓主人的頭上方。這次出現在墓室的中、南部，推斷盜墓時發生了意外而散落在裡邊，沒有被盜走！”須發斑白的殷瑋璋先生談起當年的意外驚喜，手臂激動地比畫著，仍然充滿了興奮。

這兩件青銅器很快被送到考古所技術室，除去銅鏽打開蓋子的時候，大家欣喜地發現，在器物內口沿與蓋內竟然鑄有相同的43字銘文——“王曰：‘太保，隹乃明。乃鬯享於乃辟。余大對乃享， 令克矦（侯）於匽（燕）’”及授民授疆土的內容。記錄了周王褒揚太保明德賢良、對王室忠誠，冊封他為燕侯並分封土地和人口的寶貴史料。這一發現不僅驗証了這個城址建於西周早期，同時說明周初封燕時的第一代燕侯是被稱為“燕召公”的召公奭。從銘文可知，召公奭是以太保身份兼領燕侯爵稱的。殷先生在《西周初太保器及相關問題》一文中指出,召公奭是古代著名的長壽者, 他最初分封召, 故稱為召公﹔以后又任太保的官職﹔ 最后冊封為燕侯。

這兩件青銅器是燕都遺址出土的最珍貴文物，証明了琉璃河遺址就是3000年前燕國的都城所在地，從而為將北京建城的歷史從800年上推到3000年前提供了科學依據。上世紀90年代在北京召開亞運會之前，北京市政府在前門箭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了這個成果，使北京成為世界各國首都中建城年代最早的一個。1995年，成功召開了“北京建城304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內外學者雲集一起，對琉璃河遺址的發現和研究中提出的問題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關注。

在琉璃河遺址，還發掘出了許多漆器。漆器胎質雖已腐朽,但粘貼在土上的漆皮依然色彩鮮艷。這些漆器的表面有的鑲嵌螺鈿、玉片、綠鬆石，有的還貼上金箔。考古隊把它運到室內將其徹底清剝、妥善保存,並交與技術室郭義孚技師進行復原。后又找人進行復原研究，使距今3000年上下的螺鈿漆器再顯原貌。這一件件華麗漆器的背后，充分顯示了3000年前先祖們的智慧和創造才華。

琉璃河遺址於1979年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被列入“二十世紀中國100項考古大發現”，具有很高的歷史和科學價值。

退而不休 初心依舊

1996年，殷瑋璋先生到了退休年齡，本該頤養天年，但他割舍不掉鐘愛的考古事業，反而比過去更忙了。

199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鐵映、國務委員宋健代表國務院宣布國家“九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殷瑋璋先生位列專家組，並被指定負責“商代后期年代學研究”課題。通過多學科協作與聯合攻關，課題組在商代武丁年代的推定等方面獲得突破，構建起商后期年代框架，成為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性成果》中的有機部分，在年代學研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進展。“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階段性成果獲得2000年國家科研成果大獎。

殷教授在北京天壇公園裡給回國探親的外孫和外孫女講解中國古代園林建筑的特點

“夏商周斷代工程”取得的成果，促使人們對相關學科、對以往的研究進行反思。在對“夏文化探索與早商文化研究的課題”研究的反思中，殷瑋璋先生寫了《再論早商文化的推定與相關問題》《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問題》《考古研究應按科學規程操作》等重磅文章，指出，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有誤，結論必不正確。一些研究違背了從材料中提出觀點的原理，不按科學的規程操作，走上預設觀點、“為証而據”的錯誤之路。究其根源，在於對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不夠重視，存在認知盲區。

1998年至1999年，殷瑋璋先生受邀在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為研究生講授三代考古專題。以后，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考古學系為研究生講授考古學理論與方法，結合考古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闡述考古學的基礎理論與方法，受到中外學生的歡迎。

殷瑋璋先生對自己的晚年生活制定了規劃：80歲以后就不再給學生授課﹔原則上不到外地進行學術活動﹔現在改用視頻方式參與高校和研究單位的一些活動。

以考古調查與發掘為基礎的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雖不足百年，卻成績斐然。普通民眾對其所知甚少，宣傳與普及成了重要方面。為此，在從事專題研究的同時，殷瑋璋先生也做了一些普及工作。《青銅史話》《百年考古之謎》等著作就是這方面的嘗試。《話說夏商周斷代工程》一文挂上網頁，使人們了解到像三代年代這樣一些歷史疑案，通過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是可以獲得突破性進展的。

此外，受考古所領導委派，殷瑋璋先生從事了《中國考古學12年發展規劃》的組織與制訂工作﹔參與籌備和成立了中國考古學會﹔參與籌備了多個全國和國際學術研討會﹔應邀在海內外參加一些學術活動﹔為貫徹執行《文物保護法》，與國家文物局有關部門一起參與一些文物保護的活動。殷瑋璋先生參與的這些活動，從專業的角度為推進學科發展、保護祖國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出了毋庸置疑的寶貴意見。

半個多世紀以來，殷瑋璋先生雖然從事年代久遠先秦考古的發掘與研究，但他本人的思維卻一直十分活躍，對新生事物充滿興趣。1982年訪美期間，他發現哈佛大學的張光直教授應用電腦進行考古研究，認識到其潛在價值。當得知社科院組織電腦學習班的時候，他立即報名參加。他是考古同行中最早掌握電腦技術的少數學者之一。殷瑋璋先生30多年間幾乎天天與電腦為伴，上網、下載，發郵件、搞研究，這使得他的生活緊跟時代脈搏，把自己的事業和飛速發展的時代緊緊聯系在一起。

2021年8月，值中國考古百年來到之際，殷瑋璋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著文說：我從事考古工作已經有60多年，是中國大地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參與者和見証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相結合，是我們堅守祖國文化根脈的根本保証。在未來百年中，中國考古學將在這方面做出新的貢獻，為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出應有的貢獻。隨著“一帶一路”方針的不斷推進和人類文明共同體思想的發揚光大，世人對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認知，將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殷先生表示，將不忘初心使命，在有生之年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繼續貢獻自己的知識和力量。

寫到這裡，不能不讓人由衷的感覺到人的一生究竟該如何度過呢？這讓我想起他給自己60多年來的概括：“我隨考古事業的發展而前行。考古工作使我的生活豐富而充實，在領略科研工作艱辛的同時，也在努力與探求中感受到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