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克

“隻知有國，不知有身，任憑千般折磨，益堅其志﹔先其所憂，后其所樂，但願群才奮起，莫負斯樓。” 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瓊崖華僑回鄉服務總團團長符克積極開展各項抗日活動，為瓊崖人民擺脫苦難和中華民族抗日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其短暫而光輝的一生。

自古英雄出少年

符克原名符家客，1915年2月出生於海南島文昌縣昌洒鄉（今文昌市昌洒鎮）東泰山村一個華僑之家。其父親符世椿為家庭生計常年在東南亞艱難謀生。海外經歷使符世椿深感教育對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起著關鍵作用，因此在有了一點積蓄時，他在家鄉倡導並集資創辦了彰善學校和群英學堂，並叮囑妻子潘春蘭要重視對兒子——符克和符家寰的教育問題。少年符克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熱愛體育運動，學習成績名列前茅。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與北伐戰爭勝利推進的同時，工農群眾運動進入高潮，黨的組織和黨領導的革命隊伍迅速擴大和發展。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文昌人民積極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農民協會、青年會、婦女會、童子團等相繼成立，革命群眾運動蓬勃發展起來。

1927年8月，文昌勞動童子團總團正式成立，12歲的符克深受小伙伴們的擁戴和信任，被推選為童子團團長。符克率領童子團積極活動，時常採取徒步接力的方法傳遞信息，構成了較為周密的通信情報網﹔自制荷竹槍，帶領團員們操練﹔組織村裡失學兒童上識字班，讓團員們帶領他們學習文化、政治和操練﹔配合當地農民協會和婦女解放協會，開展反帝反封建和破除迷信等活動。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符克帶領童子團天天到村外路口站崗放哨，查路條，嚴防壞人。1927年9月，為打擊邢森洲指揮的清剿行動縣兵連，昌洒鄉召開萬人群眾宣傳動員大會，符克代表童子團上台發言。少年團長鎮定從容、清晰流利地介紹了童子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開展的工作情況，譴責了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團結、發動政變的惡劣行徑，給參會鄉親們留下深刻印象。

符克女兒符曼芳向海南省檔案館捐贈的書籍

1927年底，符克從彰善小學畢業，父親為了讓他掌握現代的科學文化知識，委托符克的表兄王康寧帶其到廣州求學。1928年春，符克以優異成績考入廣州市南海中學，他認真學習，時常看書到深夜。

符克剛到廣州時，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革命士兵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起義爆發。經過三天激戰，終因敵我力量過於懸殊起義失敗，5700多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廣州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它是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英勇嘗試，首次公開打出工農紅軍的旗號，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城市蘇維埃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少年符克在目睹這一切后，更加了解了國民黨的殘暴罪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有了進一步認識。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國民黨當局卻繼續圍剿工農紅軍、鎮壓革命群眾、迫害民主人士，符克的摯友也被逮捕。這令他看透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開始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才是解救中華民族的真正力量。

1933年，符克高中畢業，恰逢父親被辭退工作，在越南做生意的堂兄也面臨困境。因經濟拮據，符克隻好遵照父親的意願赴越南謀生，在西貢三民小學當教員。雖然身在海外，但此時的符克不斷思考著中國社會的現實，探索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

上下求索救國路

在父親和堂兄的打拼下，符克家庭經濟好轉，他表達了回國繼續求學深造的想法。征求父親同意后，1934年符克返回祖國繼續復習功課，並於年底同陳梅卿女士完婚。婚后兩人感情融洽，相敬相愛，很快便有了女兒符曼芳。

1935年，符克考取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所華僑高等學府——國立暨南大學。面對日軍的鐵蹄，暨大師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運動。作為暨大的優秀愛國學生，符克積極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參與抗日救國宣傳活動，時常與同學們走上街頭，發表愛國演講、演唱愛國歌曲等。8月，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草擬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對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抗日救國的號召，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也讓愛國青年符克熱血沸騰。12月，“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在北平爆發，並迅速席卷全國。符克和暨大的同學在南京、上海等地積極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發動群眾抵制日貨，聲援支持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

1936年12月，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楊虎城毅然在臨潼對蔣介石實行“兵諫”，制造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社會各界對此發表不同的看法，一時間爭議紛紛。符克深刻認識到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真正意義，始終堅持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思想和方針，在不同場合積極闡述其對西安事變和統一戰線合作抗日的看法。在國共兩黨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后，符克努力學習革命理論知識，參與各種進步的社會活動，通過學校的歌詠團、話劇社、學術團體深入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時，還與同學、各界愛國人士成立了抗日團體“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7年5月，在暨大畢業前夕，符克按照學校要求到全國各地進行社會考察。符克率先到了抗日前線綏遠，宣傳抗日活動，多次登門拜訪國民黨的愛國將領。爾后，他與同學科美又到了山東省濟南和青島等地考察。在青島，國民黨青島特別市長、青島海陸軍總指揮沈鴻烈接見了他們，並在符克的紀念冊上題詞留念：“壯志凌雲。”其后，符克又登門拜訪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廳長何思源先生，傾聽后者對時局的評論。臨別前，何思源在符克紀念冊上寫下了“團結救國”四個字。通過社會考察，符克與同學們收獲滿滿，他們互相分享考察感想。其中，符克表示必須依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各民族黨派的團結一致，才能拯救中華。

符克家書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1937年6月，符克從暨南大學畢業，他拒絕了海外安逸的生活，說服父親，毅然選擇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繼續探索救國道路。符克與同學翻山越嶺，跋山涉水，終於在1938年抵達延安，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革命理論和進行軍事訓練。在這裡，符克與同學們邊學習、邊戰斗、邊生產。他接觸了許多革命老前輩，聆聽他們的戰斗事跡，其馬列理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赴西貢宣傳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炮轟宛平城，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此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呼吁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抵抗日寇侵略、將日寇驅逐出中國。全體中華兒女共赴國難，東南亞地區的800多萬華僑抗日熱情高漲，紛紛捐款、捐物，甚至主動要求回國參加抗戰。1938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馬來亞華僑抗敵后援會，並在給代表團的題詞中號召“全體華僑同志應該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戰勝日寇。共產黨是關心海外僑胞的，願意與全體僑胞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顯示了黨對華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推動下，世界各地愛國華僑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救國運動，其中包括“流寓遠方，不忘瓊土”的廣大瓊僑。

1938年，黨中央為了進一步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和陝北公學三所學校中，挑選優秀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組成海外工作團，赴東南亞各國宣傳黨的抗日綱領和政策，動員和組織華僑抗日救國。工作積極負責，溝通能力較強，並且有著愛國華僑特殊身份的符克成為海外工作團的團員，負責宣傳工作。臨行前，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接見了所有團員，勉勵他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完成動員華僑支持祖國抗戰的特殊任務。7月下旬，工作團一行從延安啟程南下，到達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時，周恩來親切接見了他們，並分析了抗日形勢，對出國后的宣傳活動作了重要指示和具體安排。歷經輾轉，符克與戰友詹鏞終於抵達越南西貢。

回到僑居地，符克得以同父親、堂兄等人團聚，他向家人說明國內的抗日情況，號召他們積極抗日，得到了家人的信任與支持。由於信息不暢，在西貢的華僑難以了解國內抗戰情況，更無法了解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同時，漢奸乘機造謠散播悲觀的亡國論，眾多僑胞們情緒激憤卻報國無門。符克與詹鏞在了解越南華僑的抗日救國情況后，決定首先在華僑中培養抗日救國骨干，以此帶動整個越南華僑的抗日宣傳工作。他們聯系越南各愛國進步團體，創辦五四閱報社，免費為進步青年提供閱讀報紙的機會﹔舉辦骨干培訓班，宣傳黨的抗日綱領、策略和主張，宣傳延安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成就，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的英雄事跡，宣講毛澤東《論持久戰》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使學員們正確認識了祖國抗戰形勢，認識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增強了祖國抗戰勝利的信心。其后，符克和詹鏞舉辦工人夜校，為青年工人讀報紙、講時事，分析抗日形勢，闡明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和戰略方針，極大提高了僑胞們的思想政治覺悟。同時，符克積極利用新聞傳媒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工作。此外，他還聯系原已成立的越南華僑救國總會發動愛國募捐，華僑們通過賣“愛國花”、商店商品義賣等方式，團結一心，支援祖國抗戰。1939年初，為人誠懇朴實、滿懷愛國之心的符克深深感動了越南工商界德高望重的僑領陶笏庭先生。陶先生的加入對越南華僑的抗日救國工作起了極大推動作用，他不僅親自捐款，還發動工商界人士支持祖國抗戰。1939年3月，越南瓊僑救鄉會成立，陶笏庭被選舉為該會的主席。在符克等人的努力下，西貢的抗日救國宣傳活動有組織、有秩序的展開，取得顯著效果。

舍家為國返瓊崖

1939年1月，瓊崖華僑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宋慶齡為名譽會長，宋子文、陳策為名譽副會長。瓊崖華僑聯合總會是瓊籍華僑抗日救國運動的領導機構，從財力、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祖國抗戰。同年2月，日軍侵佔瓊崖，廣大華僑義憤填膺。根據瓊崖華僑聯合總會的決議和黨中央的指示，符克在與陶笏庭先生商量后，提出成立越南瓊僑回鄉服務團，並開始招募團員、籌募藥品等物資。經過嚴格的面試和審查程序，共招錄43名團員，符克親自擔任教員，集中培訓了兩個月。同年4月，符克的妻子陳梅卿帶著3歲的女兒符曼芳從文昌逃亡到西貢，一家人在戰亂中相逢。但僅相聚短短三個月，符克毅然選擇離開越南，帶領回鄉服務團返瓊抗日。帶著對親人的不舍、眷戀和愧疚，符克踏上甲板，奔向瓊崖抗日前線，並於1939年秋沖破日軍在瓊州海峽設的封鎖線抵達瓊崖，與先期到達的香港團、星洲團會師，總人數多達240余人。瓊僑青年放棄海外安逸生活，主動回國抗戰的壯舉，得到了宋慶齡的高度評價，她對此表達了崇高的敬意：“此不獨瓊州官兵之幸，抑亦瓊州抗戰之幸也，諸君深明大義，慷慨悲歌。臨筆神馳，慶齡謹致抗戰敬禮！”

返瓊后，符克與服務團團員秉承著“抗戰高於一切”的原則，全身心投入到抗戰工作中。服務團迅速組成慰問團，慰問前方抗日將士，給予他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鼓舞和支持，調動了他們的抗戰情緒﹔採用張貼牆報和標語、散發傳單、組成歌劇隊演出、翻印理論宣傳冊、口頭宣傳以及出版《團刊》等方式，加強抗日救國宣傳活動﹔組成醫療隊開展戰地救護，幫助解決瓊崖軍民缺醫少藥的難題。為了統一行動，加強領導，經瓊崖華僑聯合總會批准，1940年6月，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的香港團、星洲團和越南團聯合組成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總團，任命符克為總團團長兼瓊崖華僑聯合總會救濟部駐瓊崖辦事處主任。在符克帶領下，服務團的活動范圍從原來的瓊山、文昌擴大到瓊東、定安、樂會、萬寧等地，激勵了瓊崖軍民抗日斗志，溝通了瓊崖與海外瓊僑的聯系，對瓊崖抗日斗爭作出卓越貢獻。

符克（左一）乘輪船回瓊抗戰

自1939年6月廣東省第九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吳道南主持瓊崖政局后，他積極推行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制造反共事端，誹謗、仇視瓊崖華僑回鄉服務團，甚至逮捕殺害服務團團員。針對國民黨的分裂行為，瓊崖華僑聯合總會從抗戰大局出發，要求回鄉服務團在瓊崖國共兩黨之間開展斡旋工作。1940年夏，符克挺身而出，與韋義光（中共地下黨員）一同前往位於安定縣翰林鎮的瓊崖國民黨守備司令部斡旋國共合作。面對戰友的擔憂，符克堅定地說道：“抗日高於一切，抗日救國是大事，國共團結是大事，我個人安危是小事。”然而，1940年8月15日，符克與韋義光卻慘遭王毅（國民黨瓊崖守備司令部司令）和吳道南的毒手，倒在了血泊中。這位以拯救國家危亡為己任的愛國青年，以其鮮血染紅了瓊崖這片土地，年僅25歲！

英雄熱血鑄豐碑

符克被害后，瓊僑回鄉服務團由特支書記符思之兼任總團長職務，繼續抗日救國。1940年秋，符克妻子陳梅卿在返回瓊崖途中，聽聞噩耗，悲痛欲絕，強忍悲傷將女兒撫養成人。1951年初，為了緬懷和紀念丈夫，陳梅卿用積蓄和政府撥給的撫恤金，修建了符克烈士紀念碑。中共海南區委員會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馮白駒將軍親筆為紀念碑題寫“生為民死為民，生偉大死光榮”的碑文，高度概括了符克壯烈的一生。1951年12月，符克烈士紀念碑落成，符克老戰友、海口市市長符思之和文昌縣縣長李光邦為紀念碑落成揭幕，並在紀念碑上題詞：“為人民死，雖死猶榮。”1990年3月，經中共海南省委批准，安定縣政府在符克和韋義光犧牲的翰林鎮加露嶺為兩位烈士修建了高425厘米、寬219厘米的紀念碑。1995年8月，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之際，符克烈士紀念園在文昌市昌洒鎮東泰山村落成，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廖漢生親筆題寫紀念園園名和館名。紀念館內，陳列著符克生前使用過的物品以及珍貴圖片和史料，其中還包含了符克寄給海外親人的家書。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家書的字裡行間，表達了符克對親人深深的思念以及不能盡孝道的愧疚，但更體現了其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情懷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他在其中一封家書中寫到：“我孤單一個人，遠離了你們，回到祖國來，踏上艱險的征途中去。”“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負的歷史使命完結了，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息了。”自開園以來，烈士紀念園迎來國內外眾多參觀者，包括許多愛國華僑。2006年，烈士紀念園成為海南省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瓊僑符克與廣大愛國華僑一道，同祖國同生死、共命運，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奏響了氣吞山河的愛國主義壯歌，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海外中華兒女亦將為書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絢麗篇章添磚加瓦、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