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澤華，廣東省汕頭市政協原副主席、市委統戰部原部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黃浩瀚，廣東省汕頭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親自布署汕頭地下交通站的周恩來，圖為周恩來當年在黃埔軍校時留影

在海內與海外潮人的記憶中，汕頭的名字為世人所知始於1858年11月，偉大的導師恩格斯雖未涉足此地，但他卻在紐約每日論壇發表的《論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寫下“由於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使廣州的一部分貿易轉移到了上海，而汕頭這個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又不屬於那五個開放的口岸”。汕頭這個從沙脊到“沙汕頭”稱謂，從鮀魚淺海棲息到有“鮀島”美稱的倚海小漁村，步入了百載商埠、人文鼎盛的奮斗征途。在上世紀汕頭的小公園開埠區，充滿中西風情兼具南洋諸國建筑風格的精美騎樓群臨街而建，世界各名牌商鋪及其商品蜂擁而入，各路商家紛紛至此逐夢淘金，汕頭埠一時風光無限，一躍成為南中國的商業重鎮，由此開啟了商業活躍、歷史人文興盛的黃金時期。汕頭從昔日的省尾國角，變成連結贛、閩等地通往南洋諸國的交通樞紐。

隨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追求生存解放、爭取民族民主自由的大革命高潮席卷而至，“潮汕七日紅”促使汕頭成為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紅色基因不知不覺滲入汕頭革命群眾的血脈，喚醒汕頭工農大眾的革命意識。周恩來等老一輩共產黨人在汕頭熱血奮戰，留下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汕頭成為中國革命的又一搖籃和紅色熱土。當我們踏進海平路97號那座看似朴實無華的三層騎樓建筑時，“中共中央至中央蘇區秘密交通線汕頭中站舊址陳列館”的紅色牌子十分醒目，令人肅然起敬!

這個較長的名稱，記載了中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汕頭開辟隱蔽戰線的偉大而光輝的歷史。

經過講解員充滿深情的詳細講解后，我們了解到：“中共中央至中央蘇區秘密交通線”也稱“中央交通線”，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機關與中央蘇區聯絡的南方交通線。中共中央交通局於1930年秋開辟了一條上海——香港——汕頭——大埔——永定——江西中央蘇區的地下交通線，全長約為三千多公裡。這條交通線在第四次反“圍剿”之后，成為中央蘇區與外界聯絡的唯一渠道。汕頭交通站作為中央交通線上的重要樞紐，肩負三大任務：護送干部、轉運物資、傳遞資金。汕頭交通站以其歷時四年（1930年至1934年）安全暢通，始終未被敵人發現，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隱蔽戰線上的成功典范之一。

在這場長達四年的隱蔽戰線斗爭中，我們始終記得一位偉人的名字——周恩來！

1926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汕頭合影

中共中央於1930年10月成立中央交通局，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從各省調來精銳骨干，開辟“中央交通線”。這條戰線包括北方線、長江線和南方線，汕頭交通站就位於南方線上。南方線共有四條支線，其中三條都經由汕頭前往中央蘇區，有三條支線先后遭到敵人破壞，僅存的最后一條支線是從上海出發經香港、汕頭至瑞金，始終沒有被敵人破壞，保持安全暢通。

在陳列館一樓的地理沙盤上，我們從直觀的線路領悟，當年黨中央緣何來汕頭建立紅色交通線：汕頭臨海傍山連平原，是一塊寶地。尤其是海陸交通方便，東南海面就是南海，連接太平洋。當時相關人員從上海出發乘坐輪船，有的繞道香港，再換船至汕頭﹔有的從上海乘船直達汕頭。大部分人會選擇繞道香港，因為有了海外歸僑的身份，便於喬裝。到達汕頭后，可改乘潮汕鐵路的火車至古城潮州，下火車后沿韓江坐電船至茶陽古鎮，在青溪上岸，走山路到江西永定，直奔中央蘇區瑞金。這條南方線的設立，不難看出當年中央領導同志的睿智心血：其一，汕頭素有“嶺東門戶，華南要沖”之稱，南來北往位置重要，水陸交通方便。孫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國方略》一文中，提出為當時的華南鐵路和重要商埠港建設助力。1933年，汕頭港口的吞吐量就達675萬噸，僅次於上海、廣州，居全國第三位。其二，汕頭的革命基礎堅實，1925年至1926年，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在潮汕取得勝利，周恩來在汕頭主政東江近一年，1927年南昌起義軍進佔汕頭，寫下“潮汕七日紅”的輝煌歷史。在汕頭設立交通站，易於發展交通員，有效開展秘密工作。

1925年，周恩來在汕頭指導創辦的《嶺東民國日報》，並親題副刊刊頭(汕頭市檔案局館藏)。

據汕頭市金平區文化館原館長張如強介紹：“汕頭這個交通站，從策劃到建立，都大有來頭，它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下建立的。”了解歷史的人都深知，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使中國的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志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失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對共產黨開展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大圍剿，大批共產黨員慘遭殺害，中國的革命陷入低潮，共產黨人也因此轉入地下斗爭。周恩來在上海謀劃主導設立秘密交通線，經綜合考慮，決定在汕頭設立中央紅色交通站﹔在汕頭的直屬秘密交通站原有兩個處所，分別是鎮邦街7號的“中法藥房汕頭分號”和海平路97號的“華富電料行”。1931年，因有情報人員被捕叛變，周恩來立即決定對中央交通線進行調整，撤銷該情報人員所了解的交通站，其中就包括僅運行半年的“中法藥房汕頭分號”，馬上啟用“華富電料行”作為中央直屬秘密交通站。

據張如強介紹，汕頭紅色交通站所在的這條中央交通線，從建立至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前夕撤出，在全國的眾多交通線中是唯一一條自始至終沒有遭到敵人破壞，始終保持暢通的交通線。原因之一，與交通線由黨中央直接領導有關，而汕頭紅色交通站也歸中央直接管理，沒有橫向聯系對象。據不完全統計，從建站至1934年10月，經由這條中央交通線被護送進入中央蘇區的中央領導同志和其他黨政軍領導干部約有260多人，其中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楊尚昆、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翟秋白、秦邦憲、張聞天等﹔在採購和輸送物資方面，交通站在三四年時間裡，向中央蘇區輸送食鹽、布匹、藥物以及電訊、印刷、軍械器材等軍需、民用重要物資約300噸，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敵人對蘇區實行的嚴密的物資封鎖。與此同時，交通站還發揮了籌款和押送急需物資的作用，溝通上海黨中央與蘇區的信息往來，由此凸顯了汕頭紅色交通站在歷史關頭對中國革命事業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當時，中央蘇區先后建立了12個被服廠。由於當年汕頭時裝業發達，汕頭紅色交通站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多渠道採購各種型號的縫紉機運至中央蘇區，使中央蘇區有條件為戰士們和同志們縫制服裝、被褥等。

1931年初，時任中央內交科長的顧玉良接到中央特科通知，要他與陳彭年、羅貴昆以客商身份來汕頭建立“華富電料行”作為地下交通站。1931年4月，陳彭年任“華富電料行”經理兼地下交通站站長，顧玉良任店內會計並負責地下黨的聯絡和接待工作，羅貴昆任職員的同時負責外部聯絡，充當媒介和翻譯。

由於顧順章的叛變，為安全起見，停止“中法藥房汕頭分號”秘密交通站的使用，及時啟用“華富電料行”作為地下交通站。“華富電料行”運行穩定后，東江特委即派交通員羅貴昆到市區南京旅社，與站長顧玉良取得聯系。顧玉良由交通員帶領，經過一番周折，與東江特委負責同志見面后，約定了往后的聯系地點、暗號和交通員。而后，從上海來的同志和物資，經過地下交通站的聯系后，由東江特委的交通員護送到中央蘇區。1932年，中央交通局派交通員熊志華從上海運送電台配件到閩西蘇區，途經汕頭時入住南京旅社，當晚國民黨警察、憲兵三次前來搜查，東江特委派來掩護的交通員老彭、老陳扮成旅社“伙計”，巧妙應對，幫助熊志華闖過險境，把電台配件安全送到閔西蘇區。

在那艱難歲月裡，為了保存我黨的有生力量，周恩來從肩負黨中央的重大使命之日起，就全身心投入到隱蔽戰線的艱難斗爭中，在汕頭留下了光輝的身影和精彩的故事。

1926年2月10日《廣州民國日報》報道周恩來通電任職（廣東省檔案館館藏）

周恩來由汕頭進入中央蘇區時發生了兩個機警脫險的小插曲。1931年12月，周恩來由中央交通局負責人之一、專管南方線的專職交通員肖桂昌護送，從上海坐船到汕頭，由地下交通站安排在當時汕頭最大的金陵旅館住宿。剛上樓，周恩來發現樓梯轉角處挂有一張1925年“汕頭各界歡迎黃埔學生軍大會”的照片，內有周恩來於1925年隨東征軍攻打陳炯明時在汕頭的舊照。當時國民黨敵偽查夜甚嚴，周恩來機警地覺察到此地不安全，隨即吩咐陳彭年利用其社會關系轉移。因陳彭年平時與旅館的經理有過交情，便轉移到棉安街的一間內部的小招待所，這間小招待所是當時鎮守潮汕的國民黨獨立第二師師長張瑞貴秘密開設的，張瑞貴以手下的名義開設招待所，作為平時親友往來汕頭的安身之處，不但特務密偵憲兵不敢來騷擾，就連警察局的警察也未敢來“查夜”。當時周恩來以商人的身份住宿，安全度過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與肖桂昌坐潮汕鐵路的火車到潮安。當時，周恩來是商人打扮，肖桂昌和另一交通員黃華扮成他的同行者，由於不了解情況，買了二等火車票，上車后才發現，二等車廂隻有他們三個人。周恩來一看不對頭，急忙走進三等車廂。三等車廂人多又雜，他們和乘客擠在一起，拉下帽子假裝看報。誰知來查票的鐵路職工，1925年曾到東江行政專員公署向周恩來請示過工作。周恩來怕他認出，馬上將頭上的氈帽拉得更低，扭頭轉向窗外，肖桂昌機智地連忙站起來擋住前面，隨手把火車票交給那個查票員。查票員見是二等票，就用手指指向二等車廂，要他們到那邊去。幸虧車上隻有一名查票員，肖桂昌當面答應，等查票員走后就坐著不動，這才免去一場虛驚。火車全程隻有幾十公裡，很快就到達潮安，他們在潮安吃過午飯，隨即轉乘開往大埔青溪交通站的電船，船到大埔縣城后，又坐開往虎頭沙的小電輪到青溪交通站。然后由精悍的短槍隊護送，一路晝伏夜行，翻山越嶺，繞開地方反動民團的封鎖區，到達閩西永定。經永定，再走一周左右的山路到達汀州，終於在12月21日安全抵達江西瑞金的中央蘇區。

當時，中央交通線護送黨的高級干部及其家屬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1932年5月,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從上海出發，准備經汕頭前往中央蘇區與周恩來會合（同行的有項英的妹妹項德芬及其丈夫余長生），他們一行三人由專人護送來到汕頭，風塵仆仆住進金陵旅館。為安全起見，中央特命閩西交通站站長李沛群專程從永定來汕迎接鄧穎超。據李沛群的回憶，他事先不知道是誰，直到出發的前一晚，才與陳彭年聯系見到鄧穎超，鄧穎超曾於1925年隨周恩來來汕頭工作過，領導汕頭婦女的解放運動。李沛群見到鄧穎超之后，約定第二天在汕頭火車站見面，由他和一位懂客家話的同志全程護送鄧穎超前往潮安。陳彭年有著豐富的地下斗爭經驗，他要鄧穎超將頭發盤成髻，穿上老百姓的衣服，裝扮成城市小商人妻子的模樣。自己改扮成生意人，如遇盤查則稱鄧穎超為表姐，自己是陪表姐到內地找丈夫的。他們事先准備好一套話來應付盤查，做到隨機應變，能夠對答如流，確保安全。與此同時還考慮到大埔一帶講客家話，需要增派一個能講客家話的交通員陪同。果然，他們在大埔青溪遇到警察問話，就是那位懂客家話的同志應付過去了。到了大埔青溪交通站，再由武裝手槍隊掩護，手槍隊隊員是從閩西紅軍軍官學校抽調出來的排長、班長級的人員，把鄧穎超等人安全護送到江西瑞金。

從1930年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汕頭地下交通站護送干部到中央蘇區規模比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30年前后，當時革命形勢很好，南方各省在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指引下，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為鞏固發展蘇區，黨中央決定抽調一批干部到蘇區加強領導力量，項英、任弼時、鄧發和到歐洲學習的劉伯承、蕭勁光、伍修權等先后進入蘇區。第二次是在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之后，為保証中直機關的安全，周恩來指揮部分同志轉移到蘇區，如李克農、錢壯飛、吳德峰等。第三次是在1933年1月初，國民黨反動派對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實行法西斯統治，制造白色恐怖，黨中央在上海難以開展工作，包括陳雲、博古和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李德在內的我黨多名高級干部安全轉移到中央蘇區。1933年，中央機關全部遷到蘇區。可以說，“紅色交通線”在我黨的光輝偉大事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