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四的《李娃傳》中，唐代白行簡寫過這樣一個情節：滎陽公之子自見李娃一面以后，念念不忘，經打聽，知道住在鳴珂曲的這位女郎乃倡家，遂攜重金造訪。小婢見客人叩門，急忙走告李娃，說上次假裝丟失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門來了。自那次邂逅之后，李娃對這位來京應試的舉子，有著堪稱一見鐘情的印象，顯然也一直期盼著他的再出現。於是，可想而知，這一對青年男女，該是多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了。談笑間不覺天色“日暮”而街坊“鼓聲四動”。這是唐朝的規矩，也是唐朝以前歷代的規矩，禁夜，中國人到了晚間就失去行動自由。每晚，軍士以鼓聲周知百姓，禁夜即將開始，這也就是“暮鼓晨鐘”的來歷。

李娃的母親，也許是養母，用時下的話說，即“媽媽桑”，便關心地問起來，公子你住在哪裡？遠近如何？是不是應該動身回去？可這位公子怎麼舍得離開這位明眸皓齒，艷美嬌媚的李娃呢？一位漂亮的小姐，對年青異性來說，就是一塊磁鐵。他不想走，至少不想馬上走，便編了一個謊，“生绐之曰：在延平門外數裡。”因為鳴珂曲在平康裡（坊）內，鄰近東市，延平門則在西市之西，這之間，應該相距10公裡以上。滎陽公之子“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雲夕。道裡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李娃也願意他留下來，便說：“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於是，他達到目的，得以留宿。

據此，可以看到唐朝之實施禁夜令，最為堅決徹底，天子腳下的都城長安當然更是嚴格。唐·韋述的《西都雜記》稱：“西都禁城街衢，有執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許馳禁前后各一日，謂之放夜。”當代人讀至此，大概無不一身冷汗。試想，一年之中，隻有三天不“禁夜”，其余三百六十二天的夜間，民眾不得在所居的坊裡以外，從事任何活動，這實在是很痛苦的限制。在《太平廣記》卷一百的《張無是》中，就有因怕犯夜而有家歸不得的情節：“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絕，門閉，遂趨橋下而蜷。”現在可以估計，《李娃傳》中的“鼓聲四動”，大概是即將禁夜的准備信號，《張無是》中的“夜鼓絕”，則是禁夜令生效之時。鼓聲剛起時，這位公子馬上離開鳴珂曲，回到其騙老太太所說的住處，“延平門外數裡”，大概是來得及的。何況他騎的是馬，隻要緊趕兩鞭，也就不至於犯夜了。而張無是所以“蜷”在橋下，不能回家，因為夜鼓已經敲過，隨而“門閉”﹔城門或是坊門一關。他隻能露宿街頭，那后果很可怕，必然要被巡邏的“執金吾”（類似警察或城管的執法人員）抓住，反倒不如躲在橋洞底下將就一宵為妥。

犯夜的處罰，據《大清律例·夜禁》：“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鐘聲已靜之后，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鎮，各減一等。”據說北京前門大街的宵禁，晚清還在斷續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徹底去除。可見禁夜令在中國，至少有三千年歷史，也就是說，中國人在這三千年中，大部分時間裡，夜晚無行動自由，隻有憋在家裡自我閉關一途。如果走出家門，必被逮治。而犯夜，是要受笞的，晾出屁屁吃板子，又羞又痛，隨后還得貼棒瘡膏藥。在《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五的《溫庭筠》中，這位晚唐風流人物，知名詩人，就因“醉而犯夜，為虞侯所系，敗面折齒”。一般來講，受笞，打的是屁股，不知為什麼他們專打詩人的臉。估計溫庭筠自視甚高，不會太買賬﹔而局子裡的人並非文學愛好者，也不想參加詩協或者作協。於是乎，溫庭筠很吃了些苦頭，以致“敗面折齒”，弄得牙都掉了，十分狼狽。

在中國歷史上，實施禁夜令最堅決的莫過於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徹底的莫過於宋朝。兩相比較，宋朝經濟之繁榮，市場之茂盛，物資之豐富，商業之發達，遠超過唐朝。就因為一個禁夜，一個不禁夜，一字之差，天壤之別，這才開始中國人的全日制中國。一天二十四個小時全部屬於你自己，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講，絕對不會將其當一回事的。然而，對唐朝人而言，對宋朝人而言，卻是一個獲得全部自由和失去部分自由的大問題。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朝為中世紀的結束，宋朝為近世的開始。我認為，取消禁夜令是這次劃時代變革的分界線。如果說，唐朝是中國游牧社會的最后騰起，那麼宋朝，則是中國農業社會過渡到商業資本社會的最早輝煌。

一般而言，對唐朝，人必稱盛唐，對宋朝，人必稱弱宋，唐之盛，盛在其武功雄偉，軍威將強，征服藩屬，拓土開疆的光榮上﹔宋之弱，弱在其國土仄狹，強鄰壓境，納貢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瑣上。盛唐，是收保護費的，弱宋，則是交保護費的，一收一交，強弱立見。不過，從治和亂的角度來評價，唐朝的亂世之長，治世之短，適與宋朝的治世之長，亂世之短相反。“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弒械起於宮闈，則叛臣訌於肘腋，自開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所以，唐詩人元稹的《行宮》詩，才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語。而宋朝，“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當神宗朝發動對西夏的戰事，大宋臣民已經過了百十年的和平歲月，根本不知兵戈為何物？

治世與亂世的差別，不用多長時間，就能看出分曉，一，打仗要死人，人口必縮減﹔二，戰爭要破壞，城市必完蛋。唐承隋末大亂，宋繼五代戰火，兩朝所接的爛攤子，基本相似。唐初人口為2500萬，宋初人口為3000萬，兩朝人口總量大致相同。從唐初到安史之亂前的天寶十四載（755年），用了106年，人口達到5300萬。宋初到靖康之變前的大觀四年（1100年），用了104年，境內人口竟超過1億，前者翻了一番，后者翻了兩番。唐朝經安史之戰，節度之禍，藩鎮之爭，黃巢之亂后，國家殘破之極，靖康之變以后，國土銳減的南宋，其人口總數仍與鼎盛時期的唐朝持平。

唐朝人口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為17座，宋朝人口超過10萬以上的城市為52座，顯然，治世長的宋，其人口繁殖速度，其城市建設規模，要大於快於亂世長的唐。宋朝的首都開封，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過百萬。唐朝的首都長安，佔地面積大於開封，人口也過百萬，但長安“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坊和市分開，實施封閉式管理，日暮鼓動，戶戶關門，坊市禁閉，路人絕跡，唯有邏卒。黑夜是真正意義的黑夜。宋朝的首都開封和杭州，則是不夜之城，由於坊市合一，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人來客往，買賣興旺。“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

有一幅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畫的是鼎盛時期的開封，立刻給你一種生氣勃勃的視覺感受。在這幅畫上，你看不到唐時長安那雄偉，堂皇，氣派，大度的王者風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競競營營，店鋪之財源滾滾，車馬之喧囂過市，仕女之豐彩都麗，文士之風流神韻，建筑之鱗次櫛比，街衢之熱鬧非凡，絕對是唐朝的長安、洛陽見不到的物質繁榮，經濟發達。

在中原地區稱帝為王的朝代，以宋朝的面積最小，而小到最不堪時，宋高宗隻剩下浙東和東海幾個島嶼。即使其最大時，北宋的國土面積也隻有唐朝的一半。長江以南的南宋就很可憐了，隻有明朝的三分之一，或清朝的五分之一。而這個王朝卻能每年給北方惡霸鄰邦，交數十萬兩銀子，數十萬匹絹為保護費免遭戰火。居然這項花費，隻不過整個國家總收入的十分之一。西夏，黨項，遼，金，元理直氣壯地要這批銀、絹，因為是納貢。宋王朝雖然也不大願意掏，因為名義不好聽，你在下，他在上，不過想到老子有錢，掏出一點打發這些窮要飯的花子，也還是一種精神的勝利。

如果沒有精耕細作，如果沒有農業改良，如果沒有市場競爭，如果沒有全心全力，不可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來填飽這翻了兩番的人口肚皮。唐之糧食畝產量很低，僅為一石。唐末黃巢之亂，所以不得不以人為食，因為整個社會財富積累極少，經不起這些蝗虫般的流寇，拉鋸式的消耗，吃盡耗光，神州也就隻有陸沉一途﹔而靖康之變后，北方淪落，中原人口，背井離鄉，大量流亡，不但王侯卿相，豪門望族，富商巨賈，文武百官，舉家南渡，就連州縣吏胥，生員舉子，乃至升斗小民，尋常百姓，也想盡一切辦法，南逃求生。這是中國歷史上繼魏晉南北朝以后，又一次人口大遷徙，然而被金人追得走投無路的南宋政權，卻能依靠物阜民康的江浙地區，接納了數十萬北來同胞，並逐步安頓下來，發展起來，營造出一個再度輝煌的局面，就是因為宋之糧食畝產量為二至三石，加之套種小麥，加之開墾荒地，加之農業改良，產量陡增。

可以斷言，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其臣民不可能會全心全力。盡管禁夜令不枷不鎖不系繩索，然而這種精神上的枷鎖，心靈上的繩索，即使剝奪部分自由，那也無從談積極性和主動性。大宋王朝能夠以突飛猛進的姿態，創造出比其前朝，比其后代的巨大財富，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某種程度上類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跡那樣。人心齊，泰山移，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出來，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從國家年度財政收入來觀察，盛唐不如弱宋遠甚。在平常年景下，北宋歲入為8000-9000萬貫文，南宋歲入為10000萬貫文，唐朝歲入為3000余萬貫文，不過是宋朝的一個零頭。宋不僅強於前朝的唐，與后朝明、清相較，也不遜色。明朝隆慶五年（1571年）國家收入為250萬兩，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國家收入為400萬兩，按通常1貫銅錢兌換1兩白銀換算，那麼，北宋歲入折合800-900萬兩，南宋歲入折合1000萬兩。明朝的歲入，不過為北宋的二分之一，為南宋的三分之一，不免相形見絀，更何況明朝領土和人口均大於宋朝，尤其南宋，隻有半壁江山，看來，明朝臣民，真是很丟臉，從皇帝直到平民，干勁都不如兩宋。清朝順治七年（1650年），歲入為1485萬兩，離宋朝最高年收入1600萬兩，尚有差距。一直到道光、咸豐年間（1850左右），經濟總量才稍稍超過兩宋。可清朝的人口總數此時已達三億，比之宋徽宗時期的一億，多出兩倍。一億人和三億人所創造出來的財富相等，夫復何言？有人做過這樣的統計，南宋以5500萬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總數百分之十五，創造了世界財富百分之七十五。而1700年到1820年清朝康雍乾所謂“盛世”，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世界的比重，也隻有百分之三十二，而人口卻是世界總量的百分之三十六，這就是大宋王朝的老百姓，在走出“禁夜令”以后的經濟奇跡。

因此，宋朝絕非我們印象中積貧積弱的恥辱王朝：積貧積弱是事實，恥辱蒙羞也是事實，北宋最后兩個皇帝被敵國捉走當了俘虜，死在異國他鄉﹔南宋第一個皇帝被打敗隻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數第三個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個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負著跳海，在中國封建王朝興亡史上，再沒有比兩宋王朝更讓人泄氣的了。然而在強敵壓境，戰亂頻仍，俯首服低，花錢買和平的三百年間，宋朝人卻創造出經濟上的極大豐足，文化上的極度輝煌，卻是他朝難以望其項背的。中國人的三大發明：羅盤、火藥、印刷術，就是這個積貧積弱的恥辱王朝，對於歷史作出的偉大貢獻。人稱盛唐的李氏王朝，卻在這方面交了白卷。

取消禁夜令，釋放出來的區區生產力，也許很有限，但人們擁有一天二十四個小時的完全自由，那產生出來的精神能量，卻是無限的。美國歷史學家墨菲說：“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年代。后來的世世代代歷史學家批評它，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而終於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長於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壽命。”他認為宋朝：“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亞洲史》）

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說：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加藤繁所說的“北宋末年”，准確地說應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於形式，漸漸式微，民眾也不太在乎了。《花間集》中張泌那首《浣溪沙》，就是一個例証，其首句“晚逐香車入鳳城”，明顯犯了夜禁。可同為晚唐詩人的張泌（842-914），要比溫庭筠（812-870）幸運得多，畢竟小30歲，加之又逢亂世，顯然，已不大堅持夜禁，他這才敢放心大膽地盯梢泡妞，也不必擔心受到“敗面折齒”的笞責。

從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裡的“州橋夜市”一節，我們約略知道北宋鼎盛時期的汴京夜晚，市面之繁華，商鋪之稠密，錢財之富裕，物品之豐足，恐怕連當下的開封，也無法相比。“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干脯。王樓前獾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接下來，從朱雀門的曹家從食，“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而“東角樓街巷”一節裡，從夜到明，從天亮到天黑，宋朝的首都簡直就是一個不眠之城。“自宣德東去，東角樓，直至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耍鬧。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至平明，羊頭、肚肺、赤白腰子、奶房、肚胘、鶉兔、鳩鴿、野味、螃蟹、蛤蜊之類訖，方有諸手作人上市買賣零碎作料。飯后飲食上市，如酥蜜食、棗糕、澄沙團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類。向晚賣河婁頭面、冠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東去則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裡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裡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后來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在“會仙酒樓”一節中，汴京人的夜生活，其闊綽，其揮霍，也令人驚嘆咋舌。“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碗遂亦用銀盂之類。”當時酒樓飯店所用餐具，悉以純銀打造，若不富得流油，豈敢如此奢華。在“民俗”一節中，“其正店酒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隻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

在“潘樓東街巷”一節中，“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茶房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又投東，則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游，吃茶於彼。”而“馬行街鋪席”一節，那夜市游人之稠密，店鋪生意之紅火，仕女簪戴之亮麗，車來馬往之喧鬧，也許隻有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堪與一比了。馬行街在新舊封丘門之間，長約十裡，“坊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市井經紀之家，往往隻於市店旋買食物，不置家蔬。北食則礬樓前李四家、段家爊物、石逢巴子。南食則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尋常四梢遠靜去處，夜市亦有燋酸豏、豬胰、胡餅和菜餅、獾兒、野狐肉、果木翹羹、灌腸、香糖果子之類。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抹臟、紅絲水晶膾、煎肝臟、蛤蜊、螃蟹、胡桃、澤州湯、奇豆、鵝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團子、鹽豉湯之類。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蓋都人公私榮干，夜深方歸也。”

宋人蔡絛在《鐵圍山叢談》裡，專門談到了馬行街。“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之。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馬行街人物嘈雜，燈火照天，每至四鼓罷，故永絕蚊蚋。上元五夜，馬行南北數十裡，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壯觀。故詩人多道馬行街燈火。”馬行街之富，只是汴京一角，由此可見宋朝的都城汴京，盡管面積小於唐朝的都城長安和洛陽，不但其發達富足的程度，遠勝前朝，而在社會公平方面，如進學之不計貧富，如科舉之不問家世，如土地之不抑兼並，如用人之不限士庶﹔如經商之不受限制，如貿易之不禁海運，如消費之不約奢華，如文化之不計雅俗，因此，在相對和平時期裡，宋朝居民的自由程度，幸福指數，絕非前朝所能企及。

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時已南宋，對於他曾經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況，既是難以磨滅的記憶，也是割舍不去的隱痛。在他筆下，無不美輪美奐，無不彌足珍貴，這也是曹雪芹在黃葉村寫《石頭記》的心情，凡失去的，都是最美好的，凡再也得不著，見不到的一切，唯有悔恨而已。所以，他說當年的汴京，傾注著懷舊之情。“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帘，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意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游，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

雖然，“仆數十年爛賞疊游，莫知厭足。”但是，“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孜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其實，據宋吳自牧的《夢粱錄》和宋周密的《武林舊事》，南宋的都城臨安，其城郭之美，其街市之繁，其店鋪之密，其物品之豐，其人煙之盛，其商賈之富，其仕女之靚，其娛樂之盛，並不亞於汴京。而“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的夜市規模，也遠超過開封。汴京最鼎盛時，擁有一百萬人口，而杭州的常駐人口為一百五十萬，加上流動人口，加上不斷從北方逃奔故國的遺民，當超過此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諷刺了醉生夢死的杭城人，但生於斯，死於斯的二百萬甚至更多的百姓，卻用雙手和智慧，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個好的開端，卻被身后的遼、金、元，以及西夏、黨項等強鄰扼殺。正如古希臘亡於古羅馬，古羅馬亡於日耳曼一樣，文明永遠屈服於野蠻。一個滿腹詩書，體單力薄的文弱書生，絕對打不過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赳赳武夫。這也是漢化得多一點的遼國，敗於漢化得少一點的金國，而漢化得少一點的女真人，卻敗於完全沒有漢化的蒙古人的道理。

可這個“黃金時代，”無論北宋，無論南宋，都是堅決不實施禁夜令的朝代，也許這是最值得記住的一點。

因此，這個朝代商業之發達，貿易之興隆，資本市場之出現，商品經濟之形成，上層建筑之鬆動，政治體制之變化，文化生活之多樣，消費模式之趨奢……這一切，都來自於宋朝人一天得以掌握自己的二十四個小時，不視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約，不求人保護的自由之果。

這也就是陳寅恪的名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嚴復曾經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