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

籌餉總會

“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世界各地的華僑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熱潮。舊金山華僑發起了“一碗飯運動”，以陳嘉庚為首的南洋華僑發起了“賣花捐”，新西蘭華僑每人每周將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來支援抗戰。為了方便開展工作，各地還紛紛成立救國組織和捐款機構。1943年9月，鄺炳舜等人組織召開了“全美華僑抗日救國籌餉機關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救國組織達36個，這次大會被稱為是“集全美華僑於一堂，步調之一致，意志之集中，與范圍之廣泛，洵為美國華僑百年來破天荒之義舉，空前之大團結與大合作。”除了集體捐款，各地僑領也率先垂范，帶頭義捐。美國致公堂領袖阮本萬捐款30萬美元，芝加哥華僑抗日救國后援會委員長梅友卓捐款10萬美元，舊金山旅美華僑抗日統一義捐救國總會主席鄺炳舜 1938 年一次就捐出 10 萬美元勞軍費……

在組織籌餉機構和帶頭捐款方面，司徒美堂都堪稱楷模。早在1932年3月，他就和致公堂同仁在舊金山成立了“美洲華僑抗日救國會后援總會”，在當年 11 月的全體職員大會上將 10 萬元巨款匯給上海廣肇公所，請其轉交朱慶瀾將軍，作為東北抗日義勇軍軍費。七七事變爆發后，他更是意識到祖國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海外華僑應該團結起來奮發救國，而救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從財力上支援祖國抗戰。1939年10月13日，司徒美堂聯合54個華僑團體成立了“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並出任常務委員。他跟洪門的另一領袖阮本萬一起，“本著國民救國之職，在美奔走，呼吁捐輸，呼吁國內民主團結”。為了集中精力發動華僑募捐，他毅然辭去所有公私職務，專職負責籌餉總會的工作達五年之久。五年間，他每天上午十點開始工作，經常忙到深夜十二點，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而且往來奔走於美國、加拿大、古巴、巴西、秘魯等國之間，宣傳抗日，號召募捐，完全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在他的發動下，美洲華僑踴躍為抗日戰爭捐款捐物，認購美國政府發行的戰時公債，形成了一股熱潮。他曾回憶說:“當時募捐的名目有如下各種:額捐(每人每月額捐15美元)、飛機捐、散捐、餐館的自由捐、公債票。抗戰期間，紐約每個華僑平均額捐了670 美元到 1000 美元，另外公債和雜捐不在內。額捐款項在1400萬美元上下。五年間，籌餉總會共籌募款項 5400 多萬美元，全部捐給了國內抗戰。據統計，當時美洲華僑約有20萬人，在1931 年至 1945 年間，共成立捐獻機構95個，為抗戰捐款6900萬美元，認購戰時公債4.8億美元，捐獻飛機30余架，車輛數百台，這主要是司徒美堂領導的籌餉總會的功勞。

除了籌餉外，司徒美堂還領導籌餉總會開展國際援華宣傳工作。該會規定，每周對外宣傳一次，邀請對中國問題有專門研究的專家學者做一次演講，或者派出職員向國際友人通告中國抗戰的進展。到1941 年夏，籌餉總會共組織對外宣傳活動180余次，聽眾達10余萬人。這些活動和募捐互為補充，極大地支援了國內抗戰。司徒美堂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國活動的精神，得到了《華商報》社論的高度評價:“‘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后，(司徒美堂)即為主張抗日最堅決的一人。”

在司徒美堂等僑領的感召下，華僑中收入微薄的工人、教師、店員等，也紛紛節衣縮食，本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宗旨，傾其所有捐出愛心。台山一位姓葉的女華僑，典當了全部首飾，把多年積蓄連同典當所得親自送到抗日救國會。另一位年逾古稀的伍姓台山老華僑，重新回到洗衣館工作，每月領了工資全部捐給祖國。除了捐款，廣大華僑還為祖國捐獻了大批戰時物資。1938 年，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捐贈了1輛吉普車給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4輛救護車供前線醫院使用，還將一大批藥品交給在香港的“保衛中國大同盟”，由宋慶齡轉交給八路軍和新四軍。1940年1月19日,《新華日報》報道了司徒美堂等號召十萬美洲洪門人士完成500萬元“飛機捐”的事跡。據統計，全面抗戰前三年，美洲華僑捐獻的物資折合國幣達250萬元。

司徒美堂既是華僑抗日救國運動的領導者，又是毀家紓難的帶頭人，為了祖國的抗戰，他幾乎獻出了自己所有的財物。雖然他並非富商巨賈，但根據《美國華僑年鑒》的記載，他是美國紐約地區捐款最多的17個華僑之一。他領導的安良堂，是紐約華僑社團中捐輸最多的一個。

愛國旗幟

抗戰中的廣州是國民政府與海外聯絡的要地，還是中國賴以接受英美等國對華抗戰物資援助的輸入口岸，所以成為日軍的重點控制區。抗戰前期，隨著華北、華中沿海口岸的淪陷，廣州作為抗戰物資轉運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1938年8月31日，日軍派出6架飛機從上川島和下川島附近的航空母艦上起飛，在白雲機場上空投下大量炸彈，企圖破壞國民政府空軍基地。消息傳到美國，廣東僑胞們聽到家鄉遭到轟炸的消息，群情激憤。司徒美堂立即聯絡紐約各僑團，組織游行示威，抗議日軍侵華罪行。隨后，全美援華委員會在美國各地40多座城市同時發起了示威游行。早在7月17日，司徒美堂就曾帶領示威僑眾直接到日本駐紐約領事館前抗議，並和華僑代表一道將抗議書交到領事館。紐約進步僑團華僑衣館聯合會召開抗日宣傳大會，邀請他參加，他欣然應允，拄著拐杖登上五樓的會場參加會議。在司徒美堂為首的紐約華僑的影響下，全美再次掀起抗日救國的熱潮。

洪門致公堂在美洲華僑中枝繁葉茂，但長期以來，美洲洪門堂號林立、互不團結。值此中華民族危亡之際，為了“統一內部之指揮，齊一戰時之步驟，增加一切力量並以此力量與我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兄弟姐妹同一集合”，作為致公堂元老的司徒美堂以“一心抗戰、團結愛國”為旗幟，於1939 年號召全美洲洪門致公堂所屬十余國223 處機關齊集墨西哥城，成立“全美洲洪門總干部”，司徒美堂任監督，呂超然為部長，將10萬洪門兄弟團結起來共同支援國內抗戰。

在10月11日的成立大會上，司徒美堂發布了倡議書:

我旅美僑胞，過去嘗有見仁見智之殊，而自抗戰以來，亦能感於兄弟閱牆外御其侮之箴言，輸財出力，精誠團結。此種為民族為國家之正氣，願我同僑永葆勿墜。抑更有當為我洪門兄弟告者，我洪門之共同目的，原在為民族求獨立，為國家爭生存。在昔贊助孫總理戮力革命，締造民國，勞績昭著，在人耳目。深望我洪門兄弟，念以往之榮光，思當前之天職，一德一心，共赴國難。

在倡議書中，他充分肯定了美洲華僑過去的功績，對僑胞的未來充滿希望，並把這種功績和希望提高到民族獨立和國家生存的高度上，激發華僑團結抗戰的熱情。從這個角度來講，司徒美堂作為令人景仰的著名僑領可謂實至名歸。全美洲洪門總干部的成立，結束了美洲洪門長期內斗的歷史，開啟了華僑大團結的新局面，是美洲華僑民族意識大大提高的重要標志。在美洲洪門團結愛國形象的感召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的洪門也紛紛響應，他們決定消除隔膜，團結合作，為祖國抗日而戰斗!

美洲華僑為祖國抗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與司徒美堂的帶動和領導有密切關系。他領導的安良堂是紐約華僑社團中為國捐款最多的一個，他本人也是紐約華僑中為祖國捐款最多的人之一。司徒美堂及其領導的“籌餉總會”還與宋慶齡在香港領導的“保衛中國大同盟”進行秘密聯系，將美洲華僑的部分捐款用來資助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日。因此，重慶《新華日報》這樣評價司徒美堂:“抗戰以來，他領導旅美僑胞作熱烈捐獻活動，成績斐然。”

司徒美堂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時簽到

皖南事變

在皖南事變的消息傳到美國之前，1月6日，司徒美堂就曾從國共兩黨對新四軍駐防問題的分歧上預感到，祖國將有爆發內戰的危險。據唐聞生回憶，抗戰期間，她父親唐明照擔任《美洲華僑日報》第一任社長，和司徒美堂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在他的邀請下加入了致公堂。據我父親回憶說，“皖南事變”以后，他代表《美洲華僑日報》，和致公堂辦的《紐約公報》的總編輯呂超然先生，以及在舊金山辦的《世界日報》的總編輯李大明先生一起，又聯合了致公堂在美洲的其他報紙，包括加拿大的《大漢公報》和古巴的《開明公報》，一共十家報紙，共同發表了《十報宣言》。《十報宣言》提出：“反對分裂，反對內戰，反對破壞抗戰，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抗戰，奮斗到底，直到最后的勝利。”

關於美洲華僑華人聯合發表《十報宣言》的具體時間，這裡要作一點說明。據唐明照的說法，宣言發表於1941年“皖南事變”后;但據司徒美堂的秘書司徒丙鶴回憶，宣言發表於1945年抗戰勝利前。查閱加拿大《大漢公報》1945年2月10日刊登的《美洲華僑報界對國事主張》，發現其主張的內容和落款的十家華文報紙皆與《十報宣言》一致。而且《十報宣言》以“國民黨蔣介石先生，共產黨毛澤東先生，民主政團同盟張瀾先生，左舜生先生，張君勱先生，章伯鈞先生，沈鈞儒先生，梁漱溟先生，保衛中國同盟宋慶齡先生，暨海內外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公鑒”開篇，說明美洲洪門致公堂認識到國內主要有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包括民主政團同盟、保衛中國同盟在內的第三方面，這也符合抗戰后期的國內政局。結合以上因素，可以認定美洲《十報宣言》的發表時間是抗戰勝利前夕，即1945 年。

1月8日，司徒美堂和阮本萬、呂超然三人以駐紐約全美洪門總干事的身份，代表全美十萬洪門同胞分別致電蔣介石和毛澤東，呼吁國共兩黨消除摩擦，以民族大義為重，“相忍為國，團結抗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表達了海外僑胞希望兩黨團結抗日的心聲，其拳拳愛國之心，殷殷勸諫之意令人動容。在他看來，國內應該取消黨治，團結各黨各派共組抗戰政府﹔而且不管是什麼黨派，誰能團結抗戰，以民族利益為重，就擁護誰。這是他崇高的民族國家觀念，其目光的遠大與愛國的忠誠，足令反動分裂勢力汗顏。

毛澤東對這份函電十分重視，於3月14日復電表明態度：

“奉讀一月八日代電，關心祖國，呼吁團結，敬佩無已。中國今日決不能同時進行既對外又對內之兩個戰爭，必須完全取消國民黨當局的反共計劃，並驅逐親日派，團結全力，以與日寇相搏斗，抗日始有勝利可期。……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利益為重，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迄未稍變，唯對於親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戰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謀所以制裁之道，業向當局政府提出時局善后辦法及臨時辦法各十二條，尚祈公等一致主張，予以贊助，以期迅速見之實行，團結幸甚，抗戰幸甚。”

回電具體說明了共產黨與國民黨商量時局善后的辦法，並肯定了洪門致公堂的愛國之心，希望司徒美堂以其在華僑中的威望為事變的公正解決做出努力。

蔣介石在收到司徒美堂的電報后，也想爭取美洲致公堂的支持，於是便邀請他以華僑參政員的名義回國參加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在接到蔣介石的復電后，司徒美堂考慮到：如果參加國民參政會，可以敦促國共兩黨合作﹔另一方面，可以接通僑匯，解救苦難中的僑眷﹔而且還能順道聯絡南洋、香港及國內的洪門兄弟共同抗戰，可謂一舉數得。於是，這位75歲的老人於1941年10月11日再次踏上回國的郵輪——這是他一生中第四次回國，距離上一次已經有九年之久。

來到重慶

1942年初，歷經艱險的司徒美堂終於到達桂林，李濟深特地為他接風洗塵。稍事休息后，司徒父子倆於3月9日從桂林乘飛機來到山城重慶。

司徒美堂到渝的消息轟動了山城，駐渝各報記者爭相採訪，《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紛紛報道。3月10日,《新華日報》發表短評《歡迎司徒美堂先生》，短評這樣評價他的到來:“旅美僑胞領袖司徒美堂先生，以七十高齡，遠涉重洋，冒險返國，復經香港之變，旅途勞瘁可知。昨日由港脫險抵渝，我們誠不勝其歡迎之情。”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對司徒美堂的到來非常重視。中共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前往探望﹔蔣介石為了拉攏司徒美堂，使美洲華僑的力量為己所用，也親自宴請他。另外，國內洪門人士陳其尤、黃鼎臣，各民主黨派人士陶行知、徐宗漢和愛國抗日將領馮玉祥等人也紛紛登門拜訪。

司徒美堂到重慶的第二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就來到中央飯店拜訪，這是司徒美堂第一次和中共領導人近距離接觸。由於司徒美堂隻會講四邑話，所以由司徒柱擔任翻譯，雙方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周恩來誠懇地對司徒說:“聽說先生不怕日軍的威脅，拒絕同日寇合作，我們非常欽佩，願意與先生這樣的人共商抗戰大計。”

臨走時，周恩來說改日還要為司徒先生舉行正式的歡迎大會，並派人送來了近期的《新華日報》。《新華日報》1938年在武漢創刊，武漢淪陷后遷到重慶，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唯一一份機關報。遷至重慶后，新華日報社隸屬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兼任董事長。由於《新華日報》主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反對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專制和特務統治，所以遭到國民黨痛恨。皖南事變后，國民覺頑固派掀起反共高潮，企圖孤立《新華日報》，不許重慶新聞界人士接觸該報，還派特務跟蹤進步記者。就在司徒美堂到達重慶的前一個月，國民黨頑固派還派出過一個連的憲兵扣押了一班車的《新華日報》。雖然在周恩來的努力下，報紙被要回來了，但是國民黨頑固派對這份日報的態度並沒有因此而改變。

第二天，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劉維熾來訪司徒美堂，他看見桌上的《新華日報》，驚訝地說:“這是共產黨的報紙嘛！”司徒說：“這報紙很好，說的都是實話。”劉維熾代表蔣的意見，勸他不要看《新華日報》，講話不要太老實，又勸他加入國民黨，可以安排為國府委員。司徒婉辭謝絕：“本人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是為了愛祖國愛民族，不是為了要做官，也不懂得做官呢!”

五天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通知司徒美堂出席歡迎大會。當司徒父子來到辦事處門口時，周恩來等人已經在那裡恭候多時了。歡迎會是在辦事處院內大棚下召開的，到會的有陶行知等進步人士100多人，中共南方局的主要領導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都出席了。周恩來首先致辭，他盛贊司徒美堂是一位愛國者，稱贊他為僑胞排憂解難、扶危濟困等行為，還介紹了延安解放區和祖國各地抗日民主根據地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情況。因為司徒美堂從小就去了美國，隻會講英語和開平話，不會說、也聽不懂國語，司徒柱就坐在他身后，把周恩來的話一句一句翻譯給他聽。他連連表示:“不敢當，不敢當!”司徒美堂在會上發表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演講，他首先感謝這次歡迎會的召開，接著說自己這次回國，了解到許多抗日救國的真實情況，回到美國后，一定要把這些情況向僑胞宣傳。最后他感慨地說:“愛國、救國，人人有責。今后我要站在廣大人民一邊，為國盡力!”會后，他們拍了合影以作紀念，這張珍貴的照片至今都挂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舊址裡，供游人參觀。

會后，他感慨地對親友們說：“這次受到周恩來的盛情款待，感受至深。我覺得他們待人真誠，尊重海外僑胞。”但是在重慶期間，司徒美堂對共產黨的態度並不明確。他曾回憶說，周恩來作為重慶的共產黨代表邀請我參觀在延安的共產黨指揮部。當時，我對此猶豫不決。通過那次會見，雖然使我確信，共產黨人正在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國民黨對他們的造謠中傷都是謊言，但我仍然對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持保留態度。

之所以對共產黨持保留態度，是因為洪門與國民黨向來淵源很深。早在辛亥革命期間，以司徒美堂為首的洪門就與孫中山來往密切。抗戰爆發后，國民黨內很多官員都主張繼續與美洲洪門組織交好。1940年，國民政府設立了上海統一委員會，在上海的辦事處設立了文化、教育、國民外交等工作小組。其中國民外交小組的任務是：“利用民眾與各國旅滬人士之固有友誼，加緊聯系，博取國際同情，協助政府外交。”其中所說的與國民黨有固有友誼的人士就包括司徒美堂這樣的僑領。

國民黨知道共產黨為司徒美堂舉行了歡迎會，也很想拉攏他。蔣介石提出讓司徒美堂加入國民黨，並給他一個中央政府的職位，卻被他斷然拒絕。他說：“誰打日本，誰就愛國，誰能拯救中華民族出水火之中，我就擁護誰，我是洪門致公堂的人，不參加其他黨派。”1942年10月22日至31日，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次日，戴笠和杜月笙受蔣之命找司徒美堂談話，希望把洪門致公堂拉到國民黨這邊。司徒表示，如今國難當頭，要以團結為重，隻要國人萬眾一心，不分黨派，不搞分裂，他也願意與國民黨合作，大家一起抗戰到底。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也去找過他，希望一起組建一家為海外華人服務的銀行，卻沒有得到他的積極回應。

在重慶，司徒美堂常常和陶行知、黃宗漢等人一起聊天，大家都尊稱他為“美老”。黃宗漢還很貼心地送給美老一根刻有“萬眾一心”四個字的手杖，這是一件代表著革命友誼的禮物，他一直很喜歡(后來司徒美堂去世后，這根手杖伴隨他入殮)。他還見到了另一位老朋友，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抗戰期間馮流亡美國，也曾得到他的照顧。二人談起抗日問題，都寄希望於八路軍和新四軍。當時，致公黨中央干事會成員陳其尤也在重慶。他經常跟同鄉兼同學黃鼎臣談起美老，贊揚他的為人和愛國精神。當美老來到重慶后，他們就經常請這位老前輩吃飯，漸漸成了朋友。司徒美堂向他們介紹美洲華僑的情況，還說：“華僑非常關心祖國的抗戰，願意為抗戰出錢出力，然而重慶的現狀卻使人感到憂慮：政治上不民主，民族不團結，這是最可憂的。”他又說：“日本並不可怕，就怕我們自己一盤散沙。”

在重慶期間，司徒美堂始終心系海外僑胞，他通過媒體將自己在國內目睹的抗戰真相向他們做了很多宣傳，使不明真相的華僑得以了解當時的國內局勢。1942年5月30日，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司徒美堂致旅美僑胞書》和《司徒美堂致洪門兄弟書》這兩封書在宣傳國內抗戰形勢的同時，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為抗戰出力，“深望我洪門兄弟，念以往之光榮，思當前之天職，一德一心，共赴國難。”當天。《新華日報》發出短評：“旅美僑胞、洪門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僑領領導之下，數十年來，對民族解放事業，素具熱忱幫助。抗戰以來，呼吁團結，輸財輸力，更不遺余力，老成謀國，勞績昭著。”

1943年2月，司徒美堂決定返回美國。周恩來親自為他送行，並囑咐他將祖國抗日的情況告知旅美華僑。這次重慶之行，司徒美堂耳聞目睹了國內的抗戰實況，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事跡有了具體了解，也逐漸認識了國民黨的用心，並從此認清了自己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