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被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抗日戰爭期間，他領導東南亞華僑積極支援抗戰，貢獻卓著，同時，抗戰期間他對中國政治認同的轉向，也深刻影響著海外尤其是東南亞華僑群體的政治認同。學界對嘉庚先生的政治思想已進行了有益探討。文獻資料方面，由嘉庚先生所著的《南僑回憶錄》《陳嘉庚言論集》《新中國觀感集》以及后人所編的《戰前的陳嘉庚言論史料與分析》《回憶陳嘉庚》《陳嘉庚年譜》《陳嘉庚與福建抗戰》等文史資料集，對陳嘉庚政治轉向的過程進行了記錄，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來源。學術研究方面，關於陳嘉庚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內容散見或穿插於部分著作中，具代表性的有陳碧笙與楊國楨合著的《陳嘉庚傳》、曾昭鐸所著的《陳嘉庚》、雷克嘯編著的《陳嘉庚精神》、洪永宏編撰的《陳嘉庚新傳》及紀念特輯《陳嘉庚紀念文集》等，均以部分篇幅對陳嘉庚的政治活動與建樹作了介紹，若干篇章對其政治思想作了簡要剖析，對於討論陳嘉庚政治認同轉向極富參考價值。統觀目前相關的研究成果，學界主要聚焦於陳嘉庚1940年率團回國慰勞考察歷史的整體探究，側重從陳嘉庚的人生經歷、家國情懷及其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交往等角度，剖析延安之行與陳嘉庚政治轉向的關系，普遍認為延安之行是陳嘉庚一生政治轉向的轉折點和裡程碑。但對於在延安之行后，陳嘉庚發起的閩省救鄉運動對其政治轉向的影響則關注不足，對於救鄉運動的歷程及其影響有待進一步廓清。
救鄉運動是抗戰時期陳嘉庚率團回國慰勞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閩省苛政實情最終沖破蔣介石政權的層層封鎖，通過報刊公開曝光，這是陳嘉庚救鄉運動取勝的關鍵因素，也是促成陳嘉庚對中國政治認同重大轉變的重要事件。學界對於陳嘉庚的救鄉運動，已從厘清史實以及頌揚陳嘉庚先生家國情懷等方面略有探討。而對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下文簡稱桂林“八辦”）以及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下文簡稱香港“八辦”）在陳嘉庚救鄉運動中的作用未有過多關注，進而限制了學界對救鄉運動在陳嘉庚政治轉向中作用的深入分析。本文以當時的報刊、函電、時人回憶錄等資料為基礎，厘清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的新聞機構突破蔣介石輿論鉗制、助力陳嘉庚反閩省苛政、最終取得救鄉運動成功之史實，系統梳理救鄉運動對陳嘉庚政治轉向的影響，深入探究陳嘉庚先生對中國政治認同轉向的曲折過程及其深層次原因，以此紀念陳嘉庚先生誕辰150周年。
一、政治轉向之推力：救鄉努力遭國民黨阻撓
1940年2月底，南僑總會組成了“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下文簡稱慰勞團）。陳嘉庚作為南僑總會主席，親率慰勞團回國慰問考察。慰勞團於1940年3月抵達重慶，經西南、西北各地考察后由浙入閩。9月至11月，陳嘉庚在故鄉進行了為期近兩個月的考察慰問。在慰勞團由浙江進入福建南平時，陳嘉庚已耳聞福建苛政害民、物價飛漲之情形，但當時還不敢相信，恐為道聽途說。然而，入閩后不斷有民眾反映疾苦，陳嘉庚細心翻閱當地報刊查証，所獲情形與在南平聽到的如出一轍。所經之處，亦目睹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情景。在仙游縣楓亭，陳嘉庚親眼看見一百多名壯丁被士兵用麻繩綁縛以防逃走，陳嘉庚對此痛心疾首道：“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那種情形怎能鼓勵青年們奮勇作戰殺敵衛國呢？”家鄉人民的悲慘情形，使向來對桑梓一往情深的陳嘉庚怒火中燒，決意為民請命，開展救鄉運動。
首先，陳嘉庚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達到救鄉的目的。在福建考察期間，陳嘉庚先后五次（10月19日兩次，11月3日、5日、6日各一次）致函時任福建省主席陳儀，力陳運輸編制之害及民眾受缺糧苛役之慘狀。為了達到警省陳儀的目的，陳嘉庚甚至在電文裡直述國民政府救國公債大半源於華僑外匯，聲稱如果國民政府不解除閩省運輸統制，勢必會影響海外僑情，減少僑匯的數量，直接影響救國公債的發行。然而，陳儀對於陳嘉庚上述函電並未有任何回復，也沒有對閩政實施任何改革。
10月19日，陳嘉庚在致函陳儀的同時，也致函蔣介石，希望國民政府能夠介入以解決閩省苛政問題。蔣介石10月20日即復電，但只是形式上敷衍，“所陳各節均甚中肯，至佩，藎籌已分交主管機關，注意研究採擇施行矣。”11月17日晚，陳嘉庚到達江西贛州時，蔣經國來見，陳嘉庚想借此機會托其向蔣介石轉達改革閩省苛政之事，然“話尚未終，則見其神志似形冷淡，不甚注意”，遂無意再訴。心存僥幸的陳嘉庚在贛州、泰和、吉安均一再致電蔣介石請求改革閩政，均杳無回音。為此，11月23日、24日、25日，陳嘉庚接連致函電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陳述閩政苛虐，聲稱為“此行十余行省所未嘗見”，直指“陳儀、徐學禹居心實不堪問”，並將之前致陳儀的函電均附上，希望林森能跟蔣介石商討派員入閩徹查以解決問題。最終，蔣介石、林森均未對改革福建弊政有任何實質性舉措，反而希望陳嘉庚息事寧人，不要外揚。可見，陳嘉庚通過國民政府高層救鄉的路徑走不通。
其次，陳嘉庚力圖借助當地新聞媒體幫助以救鄉。陳嘉庚在閩考察期間，希望當地新聞媒體能夠如實報道實情，借助輿論倒逼閩省改革。但當時閩省政府對新聞報刊實施嚴格的管制，陳嘉庚的努力沒有產生實效。例如陳嘉庚入閩時，為廣泛征求各地民生情況，在登報的辭謝聲明中特意加上“況吾閩米珠薪桂、尤所關懷”兩句，卻在翌日見報時被刪去，后得知是省府陳延進、李良榮奉陳儀之命所為，陳嘉庚當面痛斥陳延進等“喪心昧良，諂媚走狗”。面對陳嘉庚函電的陳述，陳儀沒有直接回復陳嘉庚的函電，反而公開演說“戰爭時代，運輸必須政府統制，此乃各國通例，唯不識政治之人，故有反對，然政府必行其任務，以顧全大局，決不輕舉放棄”。可見，閩省內絕大部分新聞媒體已為政府之喉舌，信息封鎖嚴密，“一切情形報紙均不敢發表，外省的新聞記者在閩省根本不能活動，中央所派去的視察人員也是不能看到什麼。”由此，在閩省當地，通過新聞媒體曝光福建苛政幾屬不可能。
再次，陳嘉庚還希望聯合福建同鄉力量共同救鄉。陳嘉庚離開福建后，途徑贛州、泰和、吉安、桂林、柳州等地，均召集同鄉開會，在會上詳細介紹故鄉民眾的生活狀況，將所見的不良現象綜合為四點，即征兵實施不公、貿易公司與民爭利、運輸公司壟斷運輸及斂征田賦，並認為閩省糧食匱乏、壯丁受虐、民眾生活痛苦不堪之原因，在於政府施政苛虐而不恤民情，官僚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同時將自己數次呈電陳儀、蔣介石、林森等國民政府要員均未得到實質性效果的無奈與憤怒，一一訴諸同鄉，希望同鄉團結一致與陳儀斗爭到底，以挽救家鄉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民眾，以利於祖國抗戰前途。通過陳嘉庚在各地同鄉會的演講，閩省狀況均引起同鄉的憂愁和憤慨，但通過演講這一面對面交流的途徑，隻能夠在同鄉范圍內引起反響，並未得到社會媒體廣泛關注，閩政實情仍無法被世人廣為知曉，對於救鄉運動未起有力推動作用。
至此，陳嘉庚嘗試多種渠道反映閩省苛政情形，力促閩政改革以救家鄉父老倒懸之苦的努力，均由於國民政府內部沆瀣一氣，閩省施行嚴密的信息封鎖政策等原因而遭至失敗。然而，心系桑梓、剛毅質直的陳嘉庚仍然決意揭露閩省苛政之罪惡，並計劃了“不得已的最后一個辦法”，即回南洋后，召集各地僑胞開會，“為閩省民眾向中央請求超生，俾閩省民眾得重見天日”。
二、政治轉向之引力：救鄉運動獲中國共產黨支持
（一）中共進步新聞力量幫助陳嘉庚曝光閩省苛政
1940年，11月22日，陳嘉庚由贛抵桂，包括中共領導下的桂林國際新聞社（下文簡稱“國新社”）在內的新聞組織，都派出記者到其寓所查問福建的政治情況。因經歷在閩、贛等地種種挫敗和壓制，陳嘉庚對這批記者並未抱以希望，表示“所問何益？”“夫復何言？”然而，記者們告知陳嘉庚，他們是受泰和、吉安等處記者的委托，獲悉陳嘉庚有極重要閩省新聞，因被中央檢查員禁載甚為憤恨，囑托他們前來採訪並想辦法在其他地方發表。為讓陳嘉庚寬心，桂林記者們特地表示“有把握由別方面發表”。將信將疑的陳嘉庚隨后將其在故鄉的所見所聞詳細訴諸桂林記者。
11月23日，桂林《救亡日報》《掃蕩報》《廣西日報》等各大報刊，紛紛登載了陳嘉庚對閩政的指責和失望，陳儀禍閩事實首次在內地報刊曝光。在上述報道中，桂系軍閥控制的《掃蕩報》《廣西日報》內容比較簡單（兩篇報道均不足200字），在陳述陳氏對閩政不滿時含糊其辭。相比之下，中共創辦的報紙《救亡日報》報道更為詳盡、激進，該報以《陳嘉庚由閩抵桂對閩政發表沉痛談話》為題，用365字的篇幅全面報道了對陳氏的專訪：“（陳氏）對閩省發表沉痛之印象。陳氏對閩省兵役，提出種種改善意見，使閩省民力能為政府動員，對省營企業公司之各種設置，認為應以不與民利益抵觸為原則，否則，民眾之商業無從發展，貿易公司之設置，理應調劑商品，便利民業，而此點離題甚遠，至於運輸統制辦法，因待遇與人力之不能改善，工具缺乏則無法動員，使統制后之運輸交通未能暢達，致使物質未能如統制前之可能調劑，各地發生畸形之現象，民食困難，民生疾苦。”陳氏最后對記者表示其決心：“余已將此事告知陳主席，及林主席，蔣委座，此次歸國，所見感告余海外僑胞，余恐告以實狀，將使閩省僑胞對梓桑之冷淡，將影響華僑之匯款，故余以數電重慶，望其以改善之。”可見，該報道不僅將陳嘉庚對閩政的不滿和盤托出，而且也借此警告國民黨當局務必重視此事，否則將影響東南亞華僑（尤其是福建籍華僑）在財力、物力等方面對祖國抗日的巨大支持。
11月28日，香港《大公報》以《陳嘉庚抵桂林將赴滇緬路視察對福建現象表不滿列舉五點痛下針砭》為題，公開發表了11月22日桂林國新社記者對陳嘉庚的專訪。報道直接刊發了陳嘉庚對閩省政治的評價，其從兵役辦理不善、省營機關企業公司專橫、貿易公司賤買貴賣營利、嚴厲統制運輸、田賦及丁銀苛稅五個方面歸納閩省不良現狀，將矛頭直指閩省政府，斥責閩省政府逮捕了敢於針對弊端提出詢問的兩名參議員，並公開陳嘉庚電陳陳儀、林森及蔣介石之事，直接揭露陳儀針對陳嘉庚提出的建議“語多搪塞，亦無誠意接納”。上述報道與桂林《救亡日報》相比，不僅在內容上更加豐富（字數從365字增加到650字，增加了不少鮮活數據和具體事實），並且措詞十分犀利，毫不掩飾陳嘉庚對閩省政治的不滿，對閩省當局的黑暗統治進行了大膽披露。
（二）閩省苛政曝光引發的積極效應
陳嘉庚不滿閩省苛政的報道一出，輿論嘩然。香港及海外閩籍人士立刻表示了強烈關注。在港閩人看到報道后，即有福建旅港同鄉會會員賴文清、庄有理等114人，於12月2日聯名致函同鄉會主席鄭玉書，提出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討論響應陳嘉庚談話的辦法。福建同鄉會3日晚即召開臨時執監聯席會議，通過召開全體大會的決定，並向陳嘉庚致函表示響應。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李振殿在歡迎奉命前來宣慰華僑的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吳鐵城時，特地就陳嘉庚所提的閩省虐待壯丁與統制運輸的情形，向吳鐵城詢問處理情況，並希望其轉請蔣介石對此進行嚴密調查，謂“此事處得其宜，則民無敢怨，若行失其法，則百弊叢生”。吳鐵城即回應，“李主席所言，與前日王聲世君提出閩省虐待壯丁事，余將電中央與閩省主席。”可見陳嘉庚關於閩政言論報道，引發了強烈的社會輿論效應，引起了閩籍華僑對家鄉的高度關注。
新聞曝光后，陳儀亦一改之前擱置不理的態度，在新聞曝光翌日即接受記者採訪，並於12月3日在香港《大公報》《新聞報》等發表談話，針對陳嘉庚所斥責的糧食管理、平抑物價、田賦改征、實物運輸、貿易統制五個方面問題進行了回應，解釋這是戰時制度實施過程中必然之困難，進而表明自己不畏困難、建設閩省之決心，贊揚陳嘉庚愛國愛鄉，並虛心表示“省政要施，苟有不到處，吾人必立予糾整，以慰僑胞之望也”。12月4日，陳儀又在重慶《大公報》發表關於閩省政況的談話，表明即將普遍推行糧食管理，決定以政治力量平抑物價，希望民眾節儲增裕國力，並再次向陳嘉庚表示敬佩。其所塑造的敢於擔當、謙虛勤政之形象躍然紙上，希冀以此平息公眾關於閩省苛政的輿論。
蔣介石也改變了之前對陳嘉庚訴求敷衍了事的態度，在香港報紙公布了陳嘉庚的訪談后，蔣介石迫於事態的擴大，不得不於12月8日兩次復電陳嘉庚，說明：福建的田賦制度為中央意旨，並要求陳嘉庚不要外揚閩事。收到復電時，陳嘉庚已經到達雲南芒市，准備由此返回東南亞。當時，陳嘉庚尚未知曉香港媒體曝光閩省苛政並引發社會強烈反響，其正積極印制此前為閩省苛政與國民黨當局往來的函電，計劃採用在各省同鄉會和南洋各屬閩僑之間分發資料的方式進行宣傳曝光。直至陳嘉庚抵達緬甸仰光后，才知曉桂林記者不僅在桂林，而且在香港發表了其本人不滿閩省苛政文章一事，亦即明白蔣介石之所以著急復電，要求其切勿外揚閩事的原由。
（三）陳嘉庚繼續戰斗並取得救鄉運動勝利
陳嘉庚並未滿足於蔣介石、陳儀的表面文章，決意聯絡海外閩僑繼續抗爭。陳氏在桂林期間，印刷了閩省苛政情況及相關往來函電，此后沿途分發，並分別寄給廣東、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同鄉會。行至緬甸仰光時，在港同鄉會正好聯系上陳嘉庚，並欲進一步了解閩政詳情，陳嘉庚接詢電后，當即將所印刷的資料空郵數本至香港。除了航寄香港和留數十本給仰光閩僑外，這些資料大部分運往馬來亞各地散發。陳嘉庚返回南洋后，持續對改革閩政發起輿論攻勢，陳嘉庚在馬來亞各地華僑歡迎會以及南洋各屬召開的閩僑大會上，向華僑詳細介紹此次回國觀感和故鄉苛政事實，倡議組設“海外閩僑聯合會”，以謀改善福建省政即民生大計，聯合南洋閩籍華僑聯名控訴陳儀，並召集南洋閩僑大會，呼吁徹底改善閩政。在他的努力下，海內外逐漸掀起了反閩省苛政的輿論浪潮。
陳嘉庚上述聲討行為，使國民黨當局十分被動，也大為惱火。隨著事件影響力持續增大，陳儀一改之前虛心受教之說辭，公開表明不滿陳嘉庚在桂林的談話，認為陳嘉庚“因不明閩省政情，偏聽僭言，發表耳食談話，竟攻訐閩情形，實屬遺憾之至”。陳儀此番言論，標志著其與陳嘉庚之間的對峙公開化。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以及東南亞華僑對祖國抗戰有著重大影響的現實面前，陳儀自請國民黨政府派員視察，國民政府隨即組織特別委員團赴閩調查。調查團最終以“因機構未為健全，實行收效仍少”作為結論，免去了陳儀在閩省各項職務。自此，陳嘉庚救鄉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
三、陳嘉庚救鄉成功對其政治轉向的影響
長期在陳嘉庚身邊工作，曾任中國僑聯副秘書長、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的張楚琨曾經表示，“訪問延安是陳嘉庚政治生活的裡程碑”。陳嘉庚在回憶訪問延安時，對其好友庄明理說：“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延安之行在增強陳嘉庚對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信心，促使其政治轉向方面的作用的確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歷時性地全面考察陳嘉庚政治認同的變化，不難看出，救鄉運動也是促使陳嘉庚政治轉向的一個關鍵因素。
（一）陳嘉庚為救鄉而逐漸與國民黨劃清界限
1938年由陳嘉庚發起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經國民政府批准成立，並明確認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在此之后直至1940年回國慰勞考察之前，陳嘉庚以團結抗戰為宗旨，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一直未改變其政治立場，之前甚至對海外華僑社會反對陳儀的人加以指斥，認為陳儀是蔣介石所信任之人，反陳儀就是反蔣介石，反蔣介石就是破壞抗戰。而在回鄉考察之后，陳嘉庚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認同逐漸發生了變化。
1940年9月入閩考察伊始，陳嘉庚耳聞目睹家鄉親人遭受的各種痛苦，最初寄希望於國民黨政府改革救鄉。陳嘉庚多次給福建省主席陳儀以及蔣介石、林森等國民黨領導人發函電，要求妥善處理閩省苛政問題，但都沒有得到積極有效的回應﹔他希望通過福建新聞媒體為父老鄉親請命，但也無法實現。上述現實讓陳嘉庚從中看到了蔣介石政府的黑暗統治和丑惡面目，逐漸對國民黨統治失去信心，並堅定與國民黨抗爭到底，以達到救鄉目的。11月1日，陳嘉庚與侯西反、李鐵民等在集美附近的灌口鎮登山回望集美校園，他感慨萬千道：“今登此望見集美校舍，是否此生之最后一次乎。”侯西反問其為何如此悲觀，陳嘉庚回答：“陳儀禍閩如不改善，或不去職，余當然攻擊到底。既與他惡感余安能歸梓。設陳儀能革去，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握政權苛政虐民，上下爭利，余亦不能緘口坐視，勢必極力反對，如此黨人亦不能容，而視為眼中釘，余何能回梓。唯有惡官倒台，余方有回梓希望也。”11月15日，陳嘉庚在永安參加公宴時，當著包括閩省府政要在內的各界人士之面，直言閩政禍民，為了不影響華僑對祖國抗戰的支持以及不辜負海外閩僑了解鄉情的期望，所以自己“函電再三哀求，撤消運輸統制，絕非無病而好作呻吟也”。11月17日，陳嘉庚等人離開福建進入江西，他將50多天來在福建視察所掌握的陳儀禍閩罪狀歸納為十六條，認為“陳儀之野心凶惡，尤為歷來所未有”，“蓋非積極攻陳儀，無可挽救閩民於水火之悲慘”，對於蔣介石無原則地包庇陳儀苛政的態度，陳嘉庚斥責“手握事權之領袖，竟不聞問，反從而袒護之，余安能緘口任小民供其魚肉耶”。言語間透露出對蔣介石的失望和憤怒。12月8日，在結束國內慰勞考察返回南洋的途中，盡管陳嘉庚在雲南芒市收到了蔣介石發來的兩封回電，要求他不要把福建情形外揚，但救鄉心切的陳嘉庚並沒有理會蔣的勸告，指斥蔣介石護惡諱疾。
回到東南亞之后，陳嘉庚為了達到救鄉目的，繼續大力聲討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2月15日，陳嘉庚在仰光福建會館，報告了陳儀禍閩種種罪狀和多次函電蔣介石請命毫無結果的經過，希望海外閩僑合力救鄉，繼續救國，“萬不可因陳儀禍閩，便灰心餒志”，將支持祖國抗戰與反對陳儀在福建統治相剝離，充分體現了其大局意識。此后至12月底，陳嘉庚借著輿論發酵之機，赴檳城、吉礁、玻璃市、太平、和豐埠、金寶埠、馬林埠、吧雙埠、加影埠、芙蓉埠等地的福建會館，如在仰光各界開會中所言，向各地閩僑報告。不斷將回國考察的真實見聞，特別是陳儀禍閩的殘酷事實通報給海外閩僑。
面對陳嘉庚在救鄉運動方面不顧一切的斗爭，國民黨對陳嘉庚的態度也從原來的禮遇有加改為大力打壓。蔣介石政府暗地裡在東南亞華僑社會進一步攻擊、陷害陳嘉庚，並向新加坡政府提出禁止陳嘉庚入境的要求。蔣介石的特使吳鐵城，更是親自前往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亞等地開展活動攻擊陳嘉庚。鑒於國民黨在海外分裂華僑愛國力量活動的猖獗，同時為了抗議重慶當局對閩省“為紂助虐”，陳嘉庚於1941年2月19日在報上刊登《陳嘉庚啟事》，聲明引退。后經南洋華僑團體和廣大僑胞的函電挽留，陳嘉庚才發出通告，於3月29日在新加坡主持召開南僑總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在南僑總會大會上，陳嘉庚報告了總會會務與各屬匯款概況，披露了蔣介石政府在外匯、統制政策方面的弊政。陳氏的報告，遭時任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在會上言語中傷，對此，陳嘉庚在第二日會議上，針鋒相對地聲討了吳鐵城及高凌百企圖分裂華僑社會的卑劣行徑。在其后舉行的南僑總會選舉中，陳嘉庚在152名與會代表中，以151票贊成的絕對優勢，繼任南僑總會主席。國民黨打壓陳嘉庚、分裂東南亞華僑社會的目的宣告失敗，陳嘉庚在東南亞華僑社會中的領袖地位更加穩固，影響力更加深遠。
4月1日，在陳嘉庚的積極推動下，南洋閩僑大會在新加坡召開，陳嘉庚在福建老鄉面前痛述陳儀禍閩的慘況，詳述多次電呈陳儀、蔣介石改革閩政未果的詳細經過，指出“吾僑非如國內軍閥官僚，競爭地盤權利，我等所爭及要求者無他，隻希望勿以慘酷苛政特施於我閩人而已”。會后，南僑總會和南洋閩僑大會根據成立時確定的程序，分別致電重慶政府報告會議經過及結果，蔣介石仍不予回復。陳嘉庚為此進一步認清了蔣介石為袒護陳儀而置海外華僑的正當訴求於不顧的真實面目，他憤然道：“余為南僑總會公事，及援救閩人疾苦故，不得不奉公行事，彼不睬與不復，愈表現其為政不公，護惡不悛，若余則內省無疚何妨耶。”至此，陳嘉庚與國民黨交惡之情勢已十分明朗。
不難看出，陳嘉庚因為救鄉運動而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處理閩省政治的態度和舉措，國民黨在改革閩政一事上的不重視和不作為，促使陳嘉庚對國民黨政治立場的逐漸反轉，從最初的寄希望到后來的質疑、否定、反對，逐步演變成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劃清界線。
（二）救鄉運動推動陳嘉庚進一步認同於中國共產黨
相比之下，在救鄉運動當中，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桂林“八辦”與香港“八辦”積極支持陳嘉庚為民請命、匡扶正義的行為，進一步加深了陳嘉庚延安之行后對中國共產黨的好感。因此，相比於他對國民黨的失望和反感，他對中國共產黨、對延安的好感和信任在救鄉之后進一步增強。
回國慰勞結束返回東南亞后，陳嘉庚在各地的演說中多次報告延安見聞，表達了自己對延安政權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好感與信心。
1940年12月15日，陳嘉庚在緬甸仰光這場離開祖國后的首次在華僑社會公開發表的演講中，以極其樂觀的語氣向與會僑胞提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此后，在馬林埠、吧雙埠等地的演講中，受在場人員之請，陳嘉庚均在會上對延安情形作了介紹。1941年1月，陳嘉庚在新加坡各界歡迎會上報告回國觀感，“比在仰光各界歡迎會中所言更詳，經過各省均有提起，延安情況亦約略言之”。因為陳嘉庚的言論，吳鐵城曾以陳嘉庚“將宣傳共產，對中英均不利”為理由，利用一英籍隨員秘書向新加坡政府要求取消各界歡迎會，結果無效，開會時仍舊座無虛席。陳嘉庚亦在回憶對國內政治觀感的變化時稱：“余久居南洋，對國內政治，雖屢有風聞而未知其事實究竟如何。時中共勢力尚微，且受片面宣傳，更難辨其黑白。及至回國慰勞，與各領袖長官，社會名人，報界記者接觸，並至延安視察經過，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朴，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並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余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上述言論，充分展示了陳嘉庚對中共執政理念和行為的認可與欣賞。
陳嘉庚在南洋各屬的演講中，亦多次提及在桂林獲中共新聞機構記者助力曝光閩政一事。1940年12月15日，陳嘉庚在緬甸仰光公開發表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在桂林接受記者採訪並經由香港曝光后引起關注一事。在1941年4月的南洋閩僑大會上，陳嘉庚亦提及桂林記者採訪報道一事，認為蔣介石此前對呈請改革閩政的電文不予回應，“經十余天為桂林記者在香港發表余對閩事談話，始復電全為陳儀擔承”，充分肯定了中共領導下的進步新聞力量在救鄉運動中的積極作用。
在陳嘉庚救鄉運動中，中國共產黨不僅動用自身資源和力量掀起海內外聲討閩省苛政的輿論浪潮，而且時時極力維護陳嘉庚在海外華僑社會的領袖地位。在陳嘉庚返回南洋后，國民黨當局針對其報告演講多有襲擾，甚至煽動僑胞反對陳嘉庚，以動搖其華僑領袖地位，此境況使陳嘉庚在南洋的活動大受限制，承受著極大的壓力。香港“八辦”大力支持陳嘉庚，除了發動廣大僑胞寫文章表示支持之外，經請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以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致電陳嘉庚，給予陳嘉庚大力支持。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在重慶各界為陳嘉庚脫離日寇魔爪、安全脫險返回新加坡而舉辦的慶祝大會上，毛澤東送來“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橫幅，周恩來、王若飛亦祝辭：“為民族解放盡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受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中國共產黨在陳嘉庚患難時給予的支持和幫助讓其好感倍增。可以說，救鄉運動是繼延安之行后直接影響陳嘉庚政治轉向的重要因素，推動著陳嘉庚由擁蔣、疑共，逐步轉向反蔣、擁共，共同促成了在1948年5月召開的東南亞僑團大會上，陳嘉庚代表120個華僑團體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號召”提出的建國主張，正式聲明否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
四、結語
救鄉運動是抗戰時期陳嘉庚率隊回國慰勞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愛國愛鄉的重要組成部分。救鄉運動對陳嘉庚政治認同的轉向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已有研究對此關注不多。如果說延安之行在認知層面改變了陳嘉庚此前對中國共產黨的模糊印象並加深了好感，那麼在救鄉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為民請命的堅定立場，極力維護陳嘉庚海外僑領地位的積極行動，與國民黨政府狼狽為奸、魚肉百姓、分裂海外華僑社會等行徑形成強烈對比，幫助陳嘉庚在其念茲在茲的福建鄉親命運、海外華僑團結、中國抗戰前途等重大原則問題上，深刻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和立場，進一步增強了其對中共的信任和認同，並逐步與蔣介石政權劃清界線，最終完成了其政治轉向。
（摘自：謝智敏、張堅：《抗戰時期陳嘉庚救鄉運動對其政治轉向的影響》，《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