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對留美幼童的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以李喜所、石霓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率先著手研究被遺忘的留美幼童。目前，有關留美幼童影像和書信史料的搜集、留美幼童與中美文化交流、留美幼童與中國現代化、留美幼童生平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不斷涌現。但以上研究更多聚焦於留美幼童中名聲赫赫的“大人物”，對於不甚有名的“小人物”則多有忽略——本文主人公容揆便是其中之一。

容揆（Yung Kwai，1861—1943），字贊虞，又字知述，號翰生，廣東省新會縣人，容閎的族侄。其一生經歷留學時期、自由職業時期和外交官時期，擔任跨界報人、作家、社會活動家、駐美留學生監督、外交官等多個職務，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國留學生教育和外交領域貢獻頗多。自1873年赴美留學后，容揆幾乎都在美國度過。囿於資料匱乏，此前國內學界缺乏對容揆進行系統研究的條件，僅僅對於中國留學生出洋肄業計劃中著名的“容揆逃跑事件”和容揆協理庚款留學事宜略著筆墨。如果要探討容揆一生的變化，僅僅關注目前已知的零星片段資料顯然不夠，需要利用新材料更加細致地挖掘容揆生命歷程中對其思想和行動可能帶來關鍵影響的事件。

本文主要利用耶魯大學檔案館館藏容揆檔案、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館藏容揆檔案、容揆未出版的英文手稿《中國留學生出洋肄業計劃回憶錄》（Recollections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全美近代報紙全文檢索數據庫”和“美國加州地區晚清民國報紙免費全文檢索數據庫”中的近千份珍貴的外文報紙等新發現的史料，以全球史的視角描述容揆人生的三個時期，並展現其在擁有多重面向的同時，畢生為海外華人和留學生教育所傾注的心力。

一、漸而融入：容揆的早期求學歷程（1861—1880）

（一）赴滬局與融入美國學校

1861年3月2日，容揆出生於廣州府新會縣荷塘良村。他的高祖父是官九品的宣課司大使，祖父是太學生，父親是考取過秀才的增貢生。1872年，容揆進入位於上海的預科學校，隨后入選第二批留美幼童名單，並於1873年乘坐輪船和火車抵達美國東海岸，和李恩富一起寄宿在春田市（Springfield）的威利（S.W.Vaille）夫婦家中。容揆赴美前的英語水平不佳，所掌握的全部詞匯僅僅有幾句問候語和基本問答，因此一度抗拒前往陌生的美國公立學校。得益於威利太太額外的私人輔導，容揆以驚人的速度熟練掌握了這門語言，最終順利地先后就讀於春田中學（Springfield Collegiate Institute）和春田高級中學（Springfield High School），能夠與同齡的美國男孩們一起體驗校園生活。

容揆的回憶錄和美媒都記錄了這些“聰明靈巧的中國男孩”融入美國的教育中，引起廣泛關注的景象。但在這場跨文化交流中，美國人友善好客的言行之中隱含著滿滿的優越感：他們視錦緞長袍、厚底布靴、帶瓜皮帽的裝束是落后、可笑的，而“改著黑色或藍色法蘭絨西裝，把辮子盤在頭上或藏在頸后衣領中”的幼童則是文明、開化的。盡管幼年是人類一生中可塑性最強的時期，但美國人看待對幼童教育的成果時，“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幼童們具有願意融入和適應迥異環境的天性，而將幼童們快速掌握英語和融入美國式教育的表現解釋為他們對於強有力的美國精神的認同，以為美國精神戰勝了停滯不前又無力的中國傳統”。容揆回憶道：“滬局的學習使得幼童們學到了如何尊重其他國家人民的方方面面，當我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時，出於禮貌並沒有對迥異的景象展現出過度的吃驚。”相比於留美幼童對美國文化的態度，美國人顯然沒有給中國文化應有的尊重。

但容揆至少贏得了美國青年真誠的喜愛——他積極擅長於任何一項美國的體育活動，是“討人喜歡，舉止庄重得體，又不失男子漢氣概”的同伴。容揆在學習中也名列前茅，瀏覽他1878—1879學年的成績單，其96分的朗誦分數和95分的考試分數均位列第一，令同學們驚嘆不已。高中時，容揆編著了一本包含超過3萬個英語俚語、頗受好評的《口語短語詞典》（Dictionary of Colloquial Phrases），顯示出對英語的熟稔。1880年，容揆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從春田高級中學畢業，並在畢業晚會上作為優秀畢業生代表發表開幕致辭。

受西式教育的影響，在容揆的日常交際中，漢語單詞被英語單詞漸漸取代，甚至最后幾乎從日常語言中消失。但總體而論，容揆的中文學業也一直沒有荒廢。早在預科學校中，他每天都要花上半天時間學習傳統典籍。而清廷要求，“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使得容揆必須定期在留學事務局學習中文功課和寫作。盡管容揆一直對在威逼下背誦儒家經典頗有怨言，但中學教育畢竟造就了容揆較為不錯的傳統學問功底，也使中西文化交融於一身成為容揆和其他留美幼童的鮮明特點。

（二）“容揆逃跑事件”中的中美雙方視角

正當容揆進入大學前夕，他入教、剪辮、逃跑的事件轟動了出洋肄業局，也被學界視為中國留學生出洋肄業計劃走向終結的轉折點之一。然而，以往研究僅僅將容揆塑造成了反抗強權的象征，卻忽略了除清廷官員外中美開明人士和美國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在此，筆者希冀更細致地還原容揆與中國留學生出洋肄業計劃分道揚鑣前夕的想法和作為。

容揆雖然沉默寡言、羞怯內向，但頗有主見。在宗教信仰上，寄宿家庭其實並沒有給容揆施加壓力。比如，剛到威利家時，容揆經過勸說也絕不肯去教堂參加禮拜，但其“當時正處於最容易受到外來新事物影響的年齡，因而或多或少受到了身邊宗教環境的耳濡目染”。在陳蘭彬和區諤良擔任出洋肄業局總辦時，隻要幼童們不剪辮、不公開宣布皈依，定期參加祭孔活動，便可以安然無恙。因此，在1878年秋天，容揆等11名學生自發組織了“中國基督徒培育協會”。直到此時，容揆依然僅對基督教略有興趣，與教會組織則保持距離，如他多次受威利夫婦所托將主日儀式的鮮花帶往教堂門口，卻決不會親自踏上教堂的階梯。但直至1878年底，在與美國宗教復興運動領袖德懷特·穆迪（Dwight Moody）進行了多次交談后，容揆逐漸對皈依產生了想法。

1880年春天，隨著第四任留學監督吳嘉善的到來，官方對留美幼童的控制更加嚴格。容揆形容吳監督不苟言笑，對任何可能會破壞儒學腐朽干枯的空殼的新事物，乃至任何非中國式的事物都固執地視而不見。容揆曾作詩記錄當時的心境：“籠子裡出生的鳥兒顯然不能欣賞森林的芳香/但是一旦有了讓它展翅的自由空間/它就會飛到本能指引它奔赴的地方/它寧願選擇忍受相對匱乏的自由/也不願享受條件奢侈的囚禁。”1880年4月底，吳嘉善在哈特福德召見容揆，命令他放棄基督教信仰。容揆被關押在哈特福德的出洋肄業局大樓內，在他保証放棄皈依基督教之前隻能吃面包、喝白開水。中國留學生出洋肄業計劃的積極推動者、庇護山公理教堂的牧師推切爾（Joseph Twichell）意識到容揆的困境，說服吳嘉善做出了讓步，允許容揆回到春田高級中學完成高中學業。然而，吳嘉善最終仍決定開除容揆。1880年8月21日，容揆被遣返離開哈特福德，卻在春田市換車時趁機逃匿，並公開宣布與出洋肄業局脫離關系。

容閎也介入了逃跑事件。他通過推切爾牧師與容揆見面，與容揆簽訂了一份協議，要求容揆答應轉學耶魯、日后歸還學費和學成后為清政府服務這三個條件，並承諾每年給予其相應補助。容揆則順利通過了耶魯大學的入學考核，正式成為了該校學生，在容閎和培根牧師（Leonard Bacon）等人的資助下開始大學的學業。

重視留學計劃的美國人對容揆施以援手，美國媒體卻在描述容揆和他的父親之間因宗教產生矛盾時夸張地大肆渲染：“容揆的遭遇源於他皈依了基督教。他將自己的轉變寫信告訴自己的父親——一位身世顯赫的中國貴族——並因此收到了憤怒的回信。他的父親要求他立即回到中國，威脅要毆打並餓死他，直到他宣稱放棄宗教信仰為止。”美國人心目中“先進的基督教”和落后的異教國度的反差，在這個故事的襯托下極具張力和戲劇性，遂建構了一個意志堅定、不懼強權的容揆來迎合讀者對於基督教文明強大同化力的強烈共鳴，摻雜著高高在上的優越感。

（三）完成大學深造

留美幼童形成了中國第一批留學浪潮，他們大多以出色的表現接受了美國專業學院和大學院校的教育。不過，與其他大多數留美幼童不同的是，容揆並未受到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事件的影響，而能夠繼續留在美國生活並完成自己的學業。在與出洋肄業局斷絕關系前，容揆是清政府的官派留學生﹔如今他不得不在師友的資助下繼續自己的學業。但容揆也因此得以剪去發辮，公開了自己的信仰。1880年12月5日，容揆被接納為耶魯大學基督教會的一員，並接受了洗禮，而沒有受到來自清政府的迫害。不久后，他加入了美國南方公理會和美國基督教青年會。

在耶魯大學的四年中，攻讀文科的容揆不僅活躍於各項校園活動，並且以第三名的成績順利畢業。畢業后，出於對植物學的興趣，容揆又進入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科學學院學習了兩年的化學和生物學研究生課程，隨后在1887年前往哥倫比亞大學礦業學院學習。

容揆幼時便離開祖國遠赴他鄉。作為一名幼童，相比於成人他更加輕鬆地化解了融入陌生世界的焦慮。在異國環境的洗禮下，他開始厭惡舊道德、舊教育。在以往的研究中，容揆一方面被用來反襯清廷的固執、死板、禁錮自由﹔一方面又被用來確証部分近代留學生過度西化、以至於拋棄了自己的祖國。然而，吊詭的是，在容揆長大以后，很少再提及曾經對宗教信仰的狂熱，其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教育也未再有過激烈的批判。那麼，容揆求學時代對西方文化的觀感和判斷，能否代表他一生的看法？他在留美幼童時期逃跑和信教的意義是否被過度解讀、過度強化了？他究竟是在周圍環境的裹挾下完全“美國化”了，還是僅僅在西學和中學之間選擇了西學，卻依然在西方和中國之間選擇了中國？

二、步入社會：容揆的自由職業時期（1880—1896）

（一）在異域幫扶同胞與傳播中國文化

1884—1896年，是容揆逐步從學校走向美國社會的自由職業時期。這一時期的容揆經歷了學生、公使館翻譯人員、紐約中華會館（Chinese Guild）經理、自由撰稿人、翻譯、作家、英語講師、報社創始人和中國基督教俱樂部經理等多重身份，作為中美文化溝通的橋梁，為兩種文化的相互理解做出了貢獻。

早在容揆擔任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記者和自由撰稿人時，便撰寫、翻譯了大量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文章。1884年，容揆在《耶魯文學雜志》（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上發表了《中國學生的學習生活》（Student Life in China），客觀地將古老的科舉制度介紹給美國民眾，指出中國的教育固然存在僵化的弊端，但其能夠促進寒門向上流動，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有力地回擊了美國人對中國教育的全面否定。同年，容揆開始撰寫《留美幼童出洋計劃回憶錄》，該文目前以英文手寫稿的形式留存於耶魯大學檔案館，是已知最早的記述中國留學生出洋肄業計劃的史料，對於上海的預科學堂、美國的中文功課學習等方面記載尤詳，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1889年，容揆作為自由撰稿人，在報紙《青年》（Our Youth）上發表了四篇長文：《新年——中國的節日》（New Year-The Chinese Holiday）一文向美國讀者闡釋了中國獨特的陰歷算法和農歷新年習俗﹔《祖先崇拜》（Worship of Ancestors）一文自豪地展示了與神聖的文化記憶和血緣紐帶聯系在一起的祖先崇拜和祭祀文化﹔《中國人的社會習俗》（Social Customs Among the Chinese）一文描述了和西方文化迥異的東方禮儀﹔而《中國的食物》（Chinese Food）一文介紹了中國悠久的飲食文化。容揆在融入美國社會、認可其優點的同時，也盡力駁斥美國社會形成已久的偏見，盡力消除美國人對中國“野蠻”“落后”的想象。可見，容揆雖然遠離祖國，但其與祖國的紐帶其實並未斷裂。與學生時代不同，他對西學並非“拿來主義”，而是以審慎的眼光對待西方對東方的固有偏見﹔同時，容揆顯然也認真反思過自己的文化資源，取長補短，將其客觀地介紹給西方。

除了通過寫作向美國讀者介紹古老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外，容揆還試圖通過官方手段傳播中國文化。1893年，彭光譽受總理衙門派遣，前往美國芝加哥參加萬國宗教大會。彭光譽事先作《說教》，並拜托容揆將其譯成英文論文《儒學闡釋》（An Exposition of Confucianism），向會議作口頭介紹。會后，該報告被世界各國翻印20余萬冊。這是儒家學說在國際宗教學術交流會上的第一次系統宣講，為促進儒學的傳播和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一定作用。問題在於，學生時代的容揆曾經為了信奉洋教而拒絕祭孔，但當他眼中禁錮自由、腐敗落后的孔教需要作為一種代表中國的文化傳播時，容揆卻毫不猶豫地提供了幫助。這種張力和割裂背后的原因或許在於，容揆認為孔教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和招牌。雖然處境迥異於同時期的中國本土精英，但容揆身上也依然帶有“列文森式”的矛盾，即在理智上疏離本國的文化傳統，在情感上仍然傾向本國傳統。相比於幼年時代的愛憎分明，青年時代容揆的探索既是一種傳統與西方碰撞時的平衡，也是一種在情感上忠實於傳統文化而在理念上則信守價值的復雜態度。

除了面向西方的寫作外，容揆與美國華人社會的互動更能體現出他與祖國的紐帶不可分割。1886年，容揆受歐陽賡所托，將美國啟蒙教育家鎮臬畔（Janet Byrne）的識圖認字啟蒙書翻譯成中文本《以畫啟蒙》，旨在以圖文並茂的形式使渴望學習英語的中國同胞在最初的英語學習中有所收獲。甲午戰爭爆發后，關心祖國的容揆與兩位出版商合辦了中文報紙《中國新聞報》（The Chinese News）。據美媒稱，《中國新聞報》是當時世界上第一份在紐約出版的中文報紙。該報盡管工序復雜、制作成本高昂，但容揆依然堅持在每周一到周五和周日發行，旨在第一時間發布最新的戰事新聞，因此，一經發行便引起了紐約華人社會和外國記者的大量關注，中國駐華盛頓公使館甚至直接訂購了1000份寄送回國。通過這份報紙，唐人街的華人即使遠隔重洋也能夠通過自己的母語文字獲悉戰事。在1892年離開公使館后，容揆選擇擔任聖公會在紐約中華會館的經理，在紐約市華人群體中開展宗教工作事務。同時，他也從事法務工作，為同胞們提供幫助。

容揆曾熱切地追求西方事物，但這種可能會讓舊式文人震驚的舉措並不代表著他和中國傳統的完全斷裂。辦報和創辦蒙學讀物是一種源自西方的知識普及方式，但受惠對象卻是在美國生活的華人社群。容揆雖未成為華人社群的領袖，但也與紐約和華盛頓的華人社群保持著密切聯系，海外華人社群“抱團”式的生活方式和團結互助的特點依然在潛意識中影響著容揆的行為，因而他絕非是完全西化的、“無根漂浮”的割裂個體。

史華慈認為：“我們不可能在一個人的社會活動和私人生活之間，或者在他學術活動和他作為一個人的其他活動之間，立起一堵銅牆鐵壁。”這提醒人們需要進入具體的語境，從容揆身處的大環境和他身邊的人入手探討其矛盾的兩面：他在美國生活多年，認為美國是一片在許多方面都需要中國學習的“自由之地”，因此被一些中國人視作已經沾染了過多的“外洋習氣”。但另一方面，像大多數海外華人一樣，容揆對中國感情深厚，對中國的未來也寄予厚望。同時，他也沒有忘記生活在美國底層、甚至不諳英語的同胞。從一個因逃離出洋肄業局的叛逆學生，到一個在紐約華人社會和當地美國人中都小有名氣的中國人，身兼中學和西學素養的容揆用自己的行動成為了中美文化的傳播者和溝通者，發揮了“文化使者”“文化橋梁”的作用。

（二）美國人看容揆——以容揆的婚禮為主線

容揆為美國的華人社會貢獻良多，但他與美國人的互動以及美國人對他的看法則能更准確地反映容揆的社會地位與生活處境。對於容揆而言，他雖受西方思想文化浸染，卻依然認為自己的根在中國﹔而容揆身邊的美國人雖津津樂道容揆和他們的相似之處，但依然流露出隱約的“疏離感”。從容揆婚禮一事便可一窺美國人對容揆認可與偏見交織的態度。

1893年年底，容揆與舊時同窗伯納姆（Elizabeth Burnham）訂婚，美國紐約和舊金山等地的多份報紙對此進行了大量報道，給予容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是“百裡挑一的並且是東方王國最優秀的人的代表之一”，是“在中國能找到的最聰明的年輕人中的一個”，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的最好代表，無論在教育、文化還是服飾方面都無愧為紳士”。但在承認容揆優秀的同時，依然對兩人的結合持猶疑甚至反對的態度，比如女方的朋友們並不看好這場婚姻，堅持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檢驗﹔伯納姆小姐的母親也坦誠道：“如果他是另一個國家的人，我肯定會喜歡他……我知道他是一個優秀的男子，但他是一個外國人。”

當1894年5月24日兩人最終結婚時，婚禮吸引了各大媒體獵奇般的關注。美媒更想看到的顯然是充滿著東方文化色彩的婚禮，以便刻意營造出中西文化的對比，通過傳媒將對東方的想象固定化、模式化、放大化。然而，婚禮現場並沒有出現中式的長袍、涼鞋、熏香和扇子，令他們大失所望。而在報道中，從倍加稱贊的語詞中依然能夠品味出美國人對華人根深蒂固的輕蔑：

從孩童時代起，容先生便身穿我們的服飾……他身上唯一殘留的中國人的特質來自於他的身體——沒有人能夠逃避這種從先輩繼承下來的遺產……但他已經做了他能做的一切，通過智力的發展和道德的進步來擺脫遺傳所帶給他的影響。

美媒認為，容揆接受的美國教育使得他的道德和智力足以融入西方社會，這也是將他區別於他的同胞的根本原因，但哪怕是受到過良好教育的容揆也無法完全擺脫有色眼鏡下的審視和非議，以及對華人根深蒂固的偏見和質疑。盡管與會的賓客認為容揆是他們長久以來愛戴和尊敬的人，呼吁不要發生對容揆的歧視和種族偏見，但19世紀下半葉的多數美國人對華人多持敵視和排斥的態度。

在自由職業時期，容揆憑借自己的知識和文筆為同胞發聲，其言行和作品一度在美國社會收獲了一定的反響，得到了華人社會和部分美國精英階層的認可。相比於當時居留在美國的眾多掙扎求生、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華人，受過良好教育的容揆顯得幸運很多。但他的處境依然復雜，歷史上的美國華人屢屢在太平洋兩岸都被當成陌生人來看待，美國人覺得他們太像中國人，中國人覺得他們太像美國人。在美國人眼裡，容揆縱然融入了美國社會，卻仍被以“文明開化的中國人”的眼光看待，無法避免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在中國人眼裡，容揆早已成為不符合中國傳統價值觀框定的中國人。但容揆絕非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他能夠和美國的華人社區在數十年中保持密切互動，為許多同胞解燃眉之急，同時也使自己不至於成為漂浮在大海上的“油膜”，而成為美國社會中的“雙向異類”。

三、“小人物”與大事件：容揆的外交官生涯（1884—1943）

容揆曾志在生物學和化學，但出於和容閎的協議最終選擇了成為外交官。自1884年以后，容揆在駐美公使館擔任過多個職務，經歷了十三位駐美公使、四位駐美大使、三位公使館參事/代辦、一位特派專使大臣，可謂外交官職位上的常青樹。美國人眼中由於“中國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時常臨時負責要務”的容揆，“泰然自若地經歷了中國眾多政治變革而未受影響”。

1910—1936年，容揆成為駐華盛頓公使館實際上處理外交事務的主要人物，多次任“駐美使館參事銜一等秘書官代辦使事”之職，曾擔負起在巴黎和會期間代替駐美公使顧維鈞探明美方態度的職責，也曾在“九一八事變”后與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Katsuji Debuchi）數次對峙，為中國的權益據理力爭，獲得了美國輿論的稱贊。他文理兼備的學識和良好的英語素養也使其經常被派出參與萬國動物公會大會、萬國化學利用會、第一屆國際保工會、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等一系列會議。除了上述工作及接待政府訪美官員、選派重要會議參會人員、核對館員薪資等諸多雜務外，容揆在外交官任上對僑務和庚款留學事業也做出了杰出貢獻。

（一）容揆外交官任上的僑務工作

民國初期的北洋政府並無足夠的外交人員，無法在所有建交國家設立使領館，為此，在部分國家保護僑民的問題上不得不由外交官出面照會，尋求美國外交部的協助。1908年，駐美公使伍廷芳“軫念華僑旅厄（瓜多爾）常受外人苛待，於是托美國政府命駐厄美使代為保護”。民國建立后，容揆代表政府“從（重）新照會美國，托其駐厄美使以全權，依舊保護華僑，遇交涉事可負責任”。而時任駐厄美國領事“於華人感情甚摯，甚至討要五色國旗”，“俾遇國慶等日在領署高張，以示中美交厚”。

1919年7月，容揆代表中華民國致電美國代理國務卿波爾克（F.L.Polk），請求其向美國駐圭亞那喬治敦領事、曾經擔任駐汕頭領事的錢伯林（G.E.Chamberlin）代理中國駐英屬圭亞那領事，而倍感榮幸的錢伯林則向華僑發表了一篇長達千余字的感謝致辭，宣稱“將永遠願意為華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中國在南非、厄瓜多爾等偏遠小國的僑民管理問題上經常請求美國駐該國領事的幫助，這在一方面體現出領事制度不完善的北洋政府讓渡國家正當權益、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無奈，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正是容揆的斡旋，才使得身居偏遠國家的華僑能在客觀條件限制下最大限度地得到保護和協助。早在自由職業時代，容揆就曾通過辦報、擔任法律顧問和紐約中華會館的經理等方式幫助在美華僑。而在外交官任上，容揆對僑務依然傾注了特別關注。這無疑與容揆身邊前輩的影響及其親身經歷有關。容閎早年在香港報界工作時，曾經是香港華人界的領袖﹔而陳蘭彬曾赴古巴調查華工的生存情況，並著有《古巴華工調查錄》一書揭露當地對華工的虐待。容揆自己在美國曾目睹過排華狂潮，因此對於排華問題尤為關注，例如在1922年，針對秘魯禁止華人入境的排華現象，容揆在第一時間聯系了外交部，同時聯系美國外交部協助處理。

（二）額外而特殊的使命：參與庚款留學事業

1908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將部分庚子賠款返還給中國的議案，雙方商定自撥還賠款之年起，最初四年每年遣派學生約100名赴美留學，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續派50名。年末，清政府派駐美專使唐紹儀和親王載扶組建特別使團赴美表達感謝，容揆則作為特別使團秘書和外交發言人負責與美方接洽。外務部和學部對於庚款留學事業非常重視。1909年，外務部認為容揆“曾在耶路（魯）大學畢業，文名素著，品行純篤，足為諸生矜式，歷充湖北、江南、廣東等省游美學生監督，於游學情形尤為諳悉”，因此授予容揆駐美學生監督的職位。

1909年8月，曾為留美幼童的唐國安護送第一批庚款留學生出洋，容揆在波士頓負責接待。由於“美國學校學期業已過半，且各生程度不一，勢難概受同等教育”，因此容揆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安排他們進入預科學校或直接進入大學。包括胡剛復、梅貽琦等47人均由容揆一手負責安排入學。同時，容揆也要負責管理、核對留學資金，監督學生的紀律和福利，核查他們的學習生活。從交涉、簽字到選拔、護送再到監督，梁誠、歐陽賡、梁敦彥、唐國安、唐元湛、唐紹儀、容揆等留美幼童的努力最終促成了庚款留學事業的順利進行。

除了負責國家官費留學生相關事宜外，容揆還需與同事黃鼎呈一起兼管自費留學生的入境、省派官費留美學生資金撥匯、省派官費留美學生撤回、省派官費留美學生學業督查、留學生負欠外債稽查清償等事宜。1914年，各國留學監督一職裁撤，外交總長曹汝霖致信容揆，要求容揆額外兼管由陸軍部派赴美國之武生留學生，負其委托之責。

顏惠慶曾將留學生稱為太平洋上的橋，通過這座橋把美國的知識、理想、制度、發明和物品傳遞給中國同胞，讓他們適應橋那邊的環境，生根發芽，逐漸傳播。作為留美幼童的容揆，曾經就是這座橋本身，在習得西方知識時也通過英文寫作傳播中國文化，造福同胞。作為庚款留學監督的容揆，則是這些橋梁的搭建者，一波又一波的留學生踏著容揆曾經的腳步，搭起了一座又一座橋梁。

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外交官體制規范化使得並非科舉正途出身的容揆得以躋身仕途，而容揆也用自己長達半個世紀的職業生涯回報了祖國。1936年，國民政府任命容揆為中華民國外交部總顧問，退休后繼續任職，便是對其能力最大的肯定。陳寅恪曾將北洋練兵與派送留美官費生並列為近代禍害中國最大的兩件事，因為在清末作為新派的他們在民初大多已成為阻礙歷史進程的守舊分子。然而，容揆卻與眾不同，僅回國一次的他從未卷入民初以來國內政界和文化界的斗爭和論戰，從未受到國內政局變幻和職務上私人矛盾的影響，得以專注於為個人命運和國家前途奮斗。從在美華人到管理僑務的外交官，從留美幼童到庚款留學留學生監督，留美幼童容揆有著復雜的多重面向，但卻從未改變過對華僑和留學教育事業的關心。同時，他也以一個歷史上“小人物”的視角親歷了清末民國許多重要的外交事件，留下了大量的往來電報、訓令、函札等公文件，對晚清、民國的“大事件”做了最好的注腳。

四、結語

1943年3月17日晚，容揆病故，享年82歲，其葬禮在紐約高勒教堂舉行，葬於格倫伍德公墓。無論是美國報界還是中國外交界都對容揆的去世進行了哀悼。尤其是時任駐美大使魏道明在呈遞給國民政府行政院的《呈請核發容顧問揆恤金及治喪資由》中指出，民初公使交替頻繁，家境素遜的容揆在代辦使事時，時常自願自墊費用以供館費周轉，因之逋累甚深，身后蕭條，孀婦年近八十，生活難以維持，令人唏噓。

18世紀以來是跨文明相遇的時期，對於這一時期的人物研究，從跨國史/全球史的視角出發，結合微觀史和個人史的研究方法，可書寫一種稱為“全球微觀史”的歷史。晚清與民國、東方與西方的印記在容揆身上清晰可見，融合又割裂，復雜又統一。一方面，他是入教、剪辮、逃跑的叛逆留學生，留學后的思想轉變與傳統觀念的巨大反差使他厭惡中國的落后與腐朽，時常進行激烈抨擊﹔但他從未忘記報效國家的責任，當日本侵略中國時，他以70歲高齡在華盛頓與日本大使周旋。另一方面，作為留美幼童，他是中西文化傳播的橋梁，致力於傳播中國文化、維護華人的權益﹔但他又被視作“美國化”的華人，無論從服裝、習俗和禮儀，都與純正的美國人無異。在外交官任上，諳熟美國文化的容揆活躍於政界、學界的各類聯誼和社交活動，融入了美國政界精英和各國駐美外交官群體。但美國人在尊敬、接受他的同時，從未忘記他的華人身份，認為“容揆一家A的輝煌履歷証明，在中國依然存在成千上萬的聰明人和潛藏的智慧，對他們的教育一定能有力地促進中國的進步”。

與唐人街的華人相比，容揆融入美國社會的程度更高、交際圈更廣﹔而唐人街的華人保持著故鄉的集體記憶和葉落歸根的鄉土意識，依靠以親緣、鄉緣、業緣和神緣為紐帶結成的社會網絡，擁有共同的文化生活空間。在美國，不會說英語、習俗怪異、工作低賤的普通華人更容易受到美國人的敵視和排斥﹔而融入兩個世界精英階層的容揆畢竟得到了許多較為開明的美國政界、學界精英的認可，其境遇與大多數海外華人的境遇實際上不可同日而語。

史華慈認為，西方的沖擊是變量而不是常量——容揆身上迥異的文化背景、前后看似矛盾的行為，乃至割裂的身份認同正反映出其中西交融的多重面向。容揆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身份曖昧的人物。在美國歧視華人的環境中，他沒有教任何一個孩子說中文，但卻無一例外地把自己的全名“Yung Kwai”給了自己的孩子作姓氏，以此作為中國血統的標志。在容揆身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往往難以調解。縱觀容揆一生，固然能看到其思想的割裂和部分行動的局限性，但真正需要研究和關注的是此種選擇背后的語境和“確當理由”（意圖），而非以今人的后見之明苛責當事人。總的來說，容揆既是“文化使者”，也是“外交使者”﹔在他身上，既可以看到“世界主義”，也能看到“民族主義”。他在域外留下的痕跡最終足夠被撿拾、拼湊、重建，成為微觀個案史與全球化研究的一個有趣個例。容揆的人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也是一個古老國家命運跌宕的象征。他親歷激蕩的百年，被遺忘，又被重新發現。

（摘自：許兆捷：《留美幼童的多重面向：以容揆為例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