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打破了傳統國界的空間壁壘，促使商品、服務、人員、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這也意味著各國人民享有更廣闊的活動范圍和更多的流動選擇。中韓兩國一衣帶水，毗鄰而居，有著極為深厚的各方面聯系與交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作為跨界民族的朝鮮族之赴韓流動愈加頻繁活躍，其成因和表現形式愈顯復雜多樣。21世紀初，在韓朝鮮族數量僅為幾萬人，2010年已達30余萬人，2019年更是破70萬人。居住地的改變不是人口流動的終點，離開原屬社會系統進入新的空間環境后的社會適應問題更為重要，它不僅關系著流動者自身的生存發展，還影響到流入國的多元社會文化整合，更牽動著流出地國家社會的和諧穩定。
在21世紀的跨國人口流動為國際移民學界矚目的大背景下，相關領域對海外華僑華人的研究愈加深入。其中，少數民族華僑華人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以李安山、趙和曼、丁宏等為代表的學者們對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概念辨識標准、特點等基本問題進行了宏觀分析。與此同時，有關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個案研究也日益豐富，朝鮮族向韓國的跨國流動也引發關注。1997年，王鐵志、李紅杰在《對外開放與中國的朝鮮族》一文中率先涉足朝鮮族跨國人口流動研究，此后，越來越多的學者著眼於朝鮮族的赴韓流動及其相關的系列問題。其中，鄭信哲、周建新等闡述了朝鮮族赴韓流動的原因﹔朴今海、李梅花等持續關注朝鮮赴韓流動的形式、特點及其新變化。與此同時，更多的學者聚焦於朝鮮族赴韓流動的影響研究，當中尤以專題形式進行的“消極影響”研究居多，如留守兒童問題、農村空洞化問題、民族教育問題、人口負增長問題等。
近十幾年來，學者們將研究視線轉移至韓國，關注在韓朝鮮族群體的社會生活狀況。綜合看來，目前為止國內學者對於在韓朝鮮族的研究主要有兩個視角：一是跨文化背景下的生存適應研究。學者們先后從朝鮮族涉韓婚姻的整體概貌、在韓延邊朝鮮族務工群體的社會適應及其障礙因素、在韓朝鮮族兒童教育邊緣化問題、在韓朝鮮族社會融入的群體分化與差異等主題展開探討。二是跨國互動中的身份認同研究。李晶、朴婷姬、朴光星等學者均持中國朝鮮族身份認同具有“三重性”的觀點，認為其兼具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對朝鮮民族的跨國民族認同、對中國少數民族一員的族群認同，且三者協調統一，次位隨情境而轉換。十幾年來，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努力描述在韓朝鮮族的社會生活圖景。但客觀來講，囿於朝鮮族流動個體年齡、技能、地位、資本等方面的差異，很難對朝鮮族的跨國族群認同、國家認同一概而論，而且這類闡釋必須建立在歷時性的變遷考察之中，否則極易以點帶面、以偏概全。筆者認為，朝鮮族在赴韓流動的過程中，更多地是將“身份認同”作為跨國社會適應的一種策略，其中的經濟意義遠高於政治意義。唯有跨時空地厘清在韓朝鮮族的經濟適應問題，才能闡明其流動模式，才能解讀其認同心理，才能剖析其流動方向，從而完善鼓勵少數民族華僑歸國返鄉的舉措，鞏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紐帶橋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淘金之始：朝鮮族赴韓跨國流動的背景因素
我國朝鮮族主要是19世紀中葉由朝鮮半島陸續遷入的，而后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長期生活在東北地區。改革開放以后，朝鮮族的“固守家園”逐漸被“離土離鄉”替代，較早地開啟規模性跨國流動，尤以赴韓流動為最。
（一）政策因素
改革開放打破了傳統農村社會的封閉和沉寂。朝鮮族作為典型的農耕民族，是我國東北邊疆地區的重要拓荒者和水稻種植的先行者。“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反農民在大集體生產經營模式中的被動局面，廣大朝鮮族農民再次將勤勞勇敢、堅韌不拔的民族品格發揮得淋漓盡致，進一步解放和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農業科技水平的進步和農業機械化程度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增加，土地流轉悄然興起，使得“面朝黃土背朝天”不再是農民生計和創收的唯一手段。這樣朝鮮族農民勇於走出田間地頭，從事多種經營活動並實現跨國人口流動便有了可能。
中韓關系破冰解凍，為朝鮮族赴韓流動打開了大門。中國與朝鮮半島一衣帶水、隔海相望，自古以來就交往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韓兩國發表《關於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兩國關系真正先開歷史性新篇章。此后，兩國政府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不斷推進雙方關系的持續穩定發展。出入境方面，1993年和1994年韓國先后在上海和青島設立了總領事館，中國亦於1993年在釜山設立了總領事館，繼而增開海運和航道。經濟上，相繼簽訂了《貿易保護協定》《投資保障協定》《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中韓防止雙重課稅協定》以及有關設置經濟共同委員會的協定等具有約束力的經濟合作協定，從而使經濟交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了相當迅猛的發展。在政治上，雙方高層領導頻繁互訪，就兩國關系、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局勢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及時交換看法，相互進行溝通。兩國先后建立了“面向21世紀的中韓合作伙伴關系”（1998年）、“全面合作伙伴關系”（2003年）、“戰略合作伙伴關系”（2008年）。中韓兩國關系的改善，尤其是因經貿而發展起來的近乎蜜月式的相互關系的不斷升溫，對朝鮮族赴韓流動來講無疑是“天賜良機”，並使之成為中韓建交的直接受益群體。
韓國簽証政策的放寬架起了朝鮮族赴韓流動的通道。中韓建交之后，韓國一開始隻允許朝鮮族探親訪問。隨著韓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韓國國內勞動力供需市場發生重大變化，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幾近枯竭的農村勞動力資源無法滿足日趨增長的中小企業勞動力需求。為了緩解勞動力市場供求壓力，韓國政府不得不採取引進外籍廉價勞動力的政策，其首選對象就是語言、習俗等方面具有同樣文化背景的朝鮮族，故此對其准入政策亦漸趨放寬。伴著探親對象范圍步步放寬，產業研修制、就業管理制、雇佣許可制等吸納外籍勞工的政策先后出台，給“近水樓台”的朝鮮族勞務輸出大開方便之門。尤其自2007年，朝鮮族的跨國流動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為了給境外的朝鮮族創造自由來韓和就業的機會，韓國政府以雇用許可制特例方式實施“訪問就業制”（H-2簽証），採用配額方式允許部分居住在中國和俄羅斯等地的朝鮮族赴韓務工，亦即無論在韓國有無親屬，隻要是年滿25周歲以上的中國朝鮮族公民都有機會申請入韓務工。因不需支付各種昂貴的手續費，也不用具備“須有親戚關系”的硬性條件，加之韓國低端工種勞動力市場仍求大於供，前往韓國務工的朝鮮族人數呈現爆炸性增長。
（二）經濟因素
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項重要而復雜的社會現象。學界對人口流動（或遷移）的動因有各種理論解釋，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是產生於西方工業革命后的“推—拉”理論。該理論認為，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條件，流入地那些有利於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就成為拉力，而流出地那些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朝鮮族赴韓流動的主導性拉力則來自韓國“淘金夢”的吸引。
建國初期的韓國，因長時期遭受殖民統治，千瘡百孔、百業待興。但韓國政府自20世紀60年代初便快速找准定位，直擊經濟建設，相繼提出“經濟增長第一”“工業立國”“技術立國”和“貿易立國”等戰略舉措，將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和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視作首要發展目標。通過優化企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開展國際合作、參與國際分工等一系列經濟改革管理政策和措施，促使韓國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時期。經歷了60年代的勞動密集輕紡加工業，70年代的資本密集重化工業及80年代的向技術、知識密集工業過渡的階段，在短短30年的時間裡，韓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了一個新興的工業發達國家，造就了三星、LG、現代、起亞、樂天等世界知名跨國集團，極大推進了現代化、國際化進程。據世界銀行《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統計，1965—1990年的25年間，韓國人均GNP年增長率為7.1%，列世界各國之首。不僅如此，韓國非農業就業人口比例、受過基礎教育人口比例、適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人數、平均人口預期壽命、人口自然增長率等均達到“現代國家”指標，國際輿論稱之為“漢江奇跡”。即便遭遇1997年前所未有的世界金融危機，韓國政府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嚴控負債規模、減輕企業管理負擔和拓展中小企業生存空間等措施，很快從金融危機的泥潭中脫身而出，走上復蘇之路。1998年韓國經濟增長率隻有5.8%，1999年則一躍增至10%，2006年韓國人均GNP突破了2萬美元，2017年達3.03萬美元，跨步進入人均GNP3萬元時代。
朝鮮族聚居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是促進朝鮮族“走出去”的重要推力，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差、交通不發達一直是制約其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村民脫貧致富的主要瓶頸。據相關調查，1990年黑龍江省朝鮮族村累計欠貸款3894.9萬元，村均7.77萬元。在全省朝鮮族村67820戶中，人均收入超千元的佔朝鮮族村總戶數的28.63%，人均收入在500元—1000元的佔52.17%，人均收入500元以下的生活比較困難的戶約佔20%。吉林省脫貧摘帽前，兩個連片特困地區，除西部白城地區鹽鹼沙化區域外，就是東部圖們江北岸的延邊地區和鴨綠江北岸的白山地區。全省8個國定貧困縣中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佔4個（安圖縣、汪清縣、龍井市、和龍市），7個省定貧困縣中長白朝鮮族白治縣位列其中。對比之下，兩國國民經濟收入水平差距顯而易見，赴韓“淘金”成為朝鮮族移民韓國的主要驅動力。
（三）歷史文化淵源
朝鮮族先民是從朝鮮半島遷入中國的，其中一部分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定居東北境內，自19世紀中葉起或主動或被動地因災荒、戰亂陸續遷入。據統計，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在東北的朝鮮族居民有70.77萬人，其中延邊地區51.9萬人。族群歷史記憶是族群認同的根基，每一個族群及其成員都會有追溯族源、緬懷祖先及英雄人物的原生情愫和強烈的“尋根意識”。在尋根過程中，族群成員將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作為兩個最基本的經脈，在意識上搭建起現實與歷史的跨時空對話，進而不斷生成聚合力和認同感。世代相傳的歷史記憶，同宗同文的歷史文化淵源，幾近相同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或多或少喚醒了朝鮮族特殊的“民族情結”和天然的“親近感”，這點對那些身無一技之長、文化程度低，且在韓國沒有親戚的人來講顯得尤為重要，至少他們不是普通的“外國人”。
二、從區隔到融入：在韓朝鮮族經濟適應的階段性發展
跨國經濟適應是一個至少涉及兩方群體的相互調適過程，它不僅僅是流動者自身對流入地社會單向度的適應，同時也包含著東道國主流社會在面對外來人口時所作出的回應，而這種回應——是接納還是拒斥，直接影響跨國流動者的適應進程。
（一）邊緣拒斥：初入異域的生計困境
“打工攢幾年錢，回鄉在城裡買個房、供孩子讀完大學、做個小本生意……”這是第一波赴韓打工者的初始夢想。而這一切以進入韓國為前提。雖然韓國入境政策一放再放，但符合層層要求的朝鮮族人數仍極其有限。為了能早日赴韓淘金，朝鮮族移民各顯神通，通過探親、勞務輸出、跨國婚姻、留學等多種路徑跨越國門。但因韓國政策的諸多限制，非法入境和非法滯留者也不在少數。非法入境與非法滯留的方式也注定了其“黑工”的身份，這種自虧的身份自然常常被雇主當作扣押証件、安排苦累工作、無視勞工基本權益的“王牌”。其中，最令“黑工”們感到無力和痛恨的莫屬難以得到保障的勞工基本權益。最低工資、產災保險、醫療救治、節假休息等方面全憑雇主的“良心”，朝鮮族移民遭遇無故扣押拖欠工資、不予支付退職費、工傷工亡等經濟糾紛也極為普遍。勞累、疾病、失業、簡陋的工作生活環境使其身心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可為了賺錢，他們也隻能忍氣吞聲咬牙堅持。此外，他們還要時刻躲避那些負責出入境管理的法務部執法人員的突擊搜查和抓捕，一旦慘遭遣返，不但無力償還高額出國中介費用，反而落得血本無歸。即便以產業技術研修途徑合法入境的諸多在韓朝鮮族也同樣難逃霸王條款、變相盤剝、限制人身自由、辱罵虐待等噩運，變相淪為低端行業的“合同奴隸”。
韓國社會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強烈的單一民族意識，十分強調血統的純粹性、歷史文化的同一性。當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口遷移將隔絕久遠的同源民族與之置於同一個社會空間時，其“東道主”的身份優越意識尤為凸顯，加之蜂擁而至的朝鮮族移民又被貼上不發達地區出身、低端職業、濃重口音、窮朴裝扮等“劣勢標簽”，其“文化中心論”和“民族自豪感”自然外溢，韓國社會對中國朝鮮族顯露出深層而又多重的歧視與排斥，包括制度上的“非公民”身份地位、職業上的工種分隔與勞工等級、文化上的身份標簽與污名化。出國之路的高成本、高風險與在韓務工的低待遇、低保障相互交織，一步步加劇了在韓朝鮮族心理上對韓國社會的不信任感和失落感，其族群認同感大打折扣。
（二）族裔聯結：在韓朝鮮族商業聚集區的形成
人類從根本上來說是空間性的存在者，總是忙於進行空間、環境與場所的生產。在這一生產的空間性過程或“制造地理”的過程中，人類主體總是包裹在與環境的復雜關系之中。空間生產無處不在，空間集聚正是某類社會群體在特定區域內生存方式和文化方式的表達，它既是地理意義上的場域或景觀，又是符號的、文化的、身份的、色彩的或情緒的行為空間。在跨國移民過程中，由於風俗習慣、勞動技能、語言溝通及其他結構性因素，相當比例的國際移民並不是以個體的方式獨立而直接地進入東道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之中，而是經由一定的社會關系（主要是族裔關系）被推引到移居國的族裔社區乃至經濟活動中，經一定時間的適應后逐漸融入主流社會、進入主流勞務市場。這種方式亦即形成一個族裔文化、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與周邊社區相對隔離的特定居住區域，即族裔聚居區。透析族裔聚居區之“小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是理解跨國移民適應“大社會”的重要視角。
族裔經濟的形成與族裔聚居區的形成相輔相成，族裔經濟往往靠近族裔聚居區或直接以族裔聚居區為空間載體而形成。移民群體為何會在東道國形成族裔經濟圈，一直備受學界的關注和爭論。周敏通過系統梳理美國少數族裔經濟的發展，總結出“社會排斥論”“族裔市場論”“族裔資源論”及“族裔聚居區經濟論”等幾種代表性的解釋框架。這些理論提法雖有所不同，但幾乎都暗含著外來移民及其經濟均處於邊緣地位的傾向，而發展族裔經濟有利於克服這種局限。2007年是朝鮮族赴韓流動歷程中的一個關鍵節點。得益於韓國政府自此施行的“訪問就業”政策，在韓朝鮮族的法律地位得到明顯改善。它不僅為在韓國沒有親屬的朝鮮族拓寬了入境門路，同時使數以萬計的打工者從非法逐步轉為合法。隨著在韓工作年限的增加、工作經歷的豐富以及經濟資本的積累，一些以個體經營者為代表的向上流動萌芽發展，族裔商業圈成為其經濟適應的重要模式。為規避與結構固化的本土市場間的同業競爭，減少經營成本與風險，確保充足的勞動力和消費群體，他們通常直接以族裔聚居區為場域從事經濟活動，進而對所處空間“去域化”和“再地化”。首爾市永登浦區大林洞“延邊商業街”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形成的。具體實踐中，主要通過對符號空間的重命名，物理空間的復制和社會空間的再現等路徑，構建出自己的社會生活空間。置身大林站附近，尤其是從大林站12號出口向道林路38號街延伸，不禁讓人產生置身中國最大的朝鮮族聚居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錯覺，中國式商業設施鱗次櫛比。轄區內涵蓋357家中國餐館，以及種類繁多的旅行社、行政社、換錢所、職業介紹所、中國式網吧、練歌廳、台球廳、婚禮廳、化妝店、手機店、物流公司、傳媒公司、學院、文化藝術團體等共計767家商鋪。更微觀、更形象的是，“延吉西市場”在大林洞也得以再現。位於大林2洞的大林中央市場是在韓朝鮮族小商鋪的集結地，置身其中與置身延吉西市場並無兩樣。作為韓國傳統市場的大林中央市場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2000年以后開始逐漸易主為中國移民店鋪。店鋪規模通常三四十平方米左右，轉讓費為4000萬~5000萬韓元。一條百米左右的街道兩側店鋪林立，共80余家。其中農副產品13家，打糕/副食/食品加工17家，飯店8家，畜產7家，超市6家，美容室7家，水產4家，衣服/床上用品/鞋店14家，其他店鋪9家。按照大類別，可將大林洞商業設施歸為兩大類，即食雜類和服務類。
餐飲服務方面，大林洞的食雜店與餐飲店星羅棋布。中國食品雜貨店主要分布在交叉路口處，以小型商店的模式補充超級市場的不足。其經營商品都是居民生活必需品，既有針對中國移民銷售調料、餅干、酒水等食品的純中國商店，亦有附帶銷售部分韓國商品的綜合性超市，無論是從購買時間還是從商品品種上都能為居民提供方便。此外，大林洞的中國式餐飲店或小吃攤位特色鮮明、種類齊全，以火鍋（涮串）、麻辣燙、羊肉串、麻辣鴨脖等為代表，其中，不少店鋪為連鎖店、加盟店。這些店鋪最具象征意義的要素莫過於門店的牌匾，較之本土清一色的韓文牌匾，醒目的簡體漢字或韓中雙語牌匾稱得上是一種景觀。朝鮮族店主傾向於使用中文標注門店名稱，以表明店主的國籍身份以及經營范圍。作為一種招攬中國顧客的策略，很多飯店在窗戶上張貼著在家鄉尋常可見在韓國卻少有的食品名稱，諸如“大果子”“小籠包”“干豆腐”等。有的直接以延邊的地名作為門店名稱的前綴，如“琿春飯店”“延吉冷面”“安圖飯店”等。更有甚者，直接使用家鄉具有一定名氣的飯店名稱，如“梅花冷面館”“金達萊冷面”“海燕醬湯館”等。味蕾深處是故鄉，再地化的食雜餐飲店呈現出的視覺刺激和味覺享受使在韓朝鮮族得以舒緩思念故鄉之情。
生活服務方面，大林洞擁有手機通訊店、美妝店、換錢所、旅行社、物流公司等較為齊全的各類服務設施。其中旅行社（行政社）最為密集。旅行社，顧名思義以旅游業務為主，即為旅游者代辦出入境手續証照、接待游客等事項。然而，大林洞中國旅行社的業務范圍，除上述基礎業務外，更加偏向於在韓行政事務的代辦。如簽証、登錄証的辦理、延期、變更等居住資格相關業務﹔親子鑒定、出生証明、死亡証明、婚姻關系証明、家族關系証明、無犯罪証明等公証文書類相關業務。旅行社的代辦業務之所以長盛不衰，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政策信息靈通、業務辦理流程熟。
換錢所也是在大林洞分布較為密集的重要場所。長期以來，在韓朝鮮族對跨境匯款業務和中韓貨幣兌換業務的需求量很大。官方層面，中國銀行於1992年8月24日中韓建交當天在首爾成立辦事處，中國工商銀行也於1993年10月在韓國設立辦事處。2012年6月，中國工商銀行與KB國民卡公司、KB國民銀行強強聯合首次在韓國發行韓幣借記卡，該卡具備存取款、轉賬、刷卡消費等多種功能，可以在遍布全韓國的ATM和POS機上使用，持卡人在刷卡消費時還可享受與本地借記卡相同的各類優惠並累計積分。即便如此，在韓朝鮮族日常生活中似乎更青睞於民間換錢所。換錢所通常會挂著“兩替”“Money Exchange”“外幣兌換”等多語種招牌，其營業時間約在10:00—20:00。銀行換匯雖然既穩定又安全，但是辦理業務通常需要排很長時間隊，且它白天營業時間短、周末及假日又休息，而換錢所卻手續簡單、時間靈活。更重要的是，大林洞多數換錢所都是中國人開辦的，這成為在韓打工者向國內匯款的主要通道，是他們承載精神寄托，轉化自我價值的重要場域。匯款不是簡單的貨幣流通，在一定程度上是移民與留守家庭之間互利的、具有約束力的合同式安排，兼具“適度的利他主義”與“可理解的自利性”。每每積攢了一定積蓄，或是家人提出金錢需要，或是家人提出金錢需要，務工者們總是即刻對比銀行與換錢所匯率進行匯款。當匯款成功，且韓幣對人民幣匯率達到心中期待，他們便尤為滿足。時至今日，換錢所依舊市場廣闊。
此外，大林洞的醫療和教育設施也較為方便。大林洞雖然沒有專門的地方醫院或社區醫院，但作為中國朝鮮族選定醫院的翰林大學江南聖心醫院卻在大林洞。它可為那些即便是入境不到3個月、未能加入國民健康保險的中國朝鮮族減免約10%~20%的診療費。位於大林3洞的西南圈國際中心可為中國朝鮮族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費教育，人們可以通過韓國語、電腦教育、烹飪技術、按摩技能等專業學習，考取資格証書，以獲得更好的工作。
商圈是了解海外移民的窗口，創業對移民的向上社會流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移民創業有助於強化族裔社區的機構完整性，吸引同族中產階級回歸，營造一個獨特的族裔社會環境，從而促進族裔資源的再生產，支持族群成員的社會融入。綜合來看，大林洞朝鮮族族裔經濟圈有以下幾個特點：小本生意，混合經營﹔服務對象以中國人為主，經濟內向發展﹔族裔內雇佣率高。從本質上講，在韓朝鮮族族裔經濟是一種典型的保護型經濟，帶有強烈的共同體色彩和自給自足性質，它的經濟元素（如資金、勞動力和消費者）都掌握在中國人手中。也正因為如此，區域內族裔色彩濃厚的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和消費市場三位一體，形成了對該經濟模式的特殊保護機制。族裔經濟對在韓朝鮮族的就業、創業，與主流社會的交往、互動以及族群文化認同與價值感維系方面至少具有四個方面的功能：其一，族裔經濟復制了母國的生活方式，為異國他鄉的客居者提供了日常必需的產品與服務，助推了社會網絡的形成與“抱團”﹔其二，族裔經濟圈猶如緩沖區和保護罩，可規避在韓朝鮮族與本地勞工在主流勞動力市場中因競爭而產生的擠壓與矛盾﹔其三，族裔經濟圈形成與壯大的同時，造就出部分移民企業家與族群精英，不僅為族群樹立模范榜樣、培養了創業精神，而且成為族群內部重要的人力資本，肩負帶頭維護並爭取更多合法權益，甚至參與東道國政治的責任與期許﹔其四，族裔經濟可以成為中韓民眾相互了解的通道，它也日益成為在韓朝鮮族社會與韓國社會文明交流互鑒的先行區。
（三）多點延伸：經濟融入與居住嵌入
2015年3月27日，韓國法務部針對持H-2、F-4簽証的中國朝鮮族推出了新的簽証改善政策，即持訪問就業簽証（H-2）的朝鮮族不僅可邀請未成年子女在韓國滯留，還可邀請配偶以F-1簽証在韓國滯留（之前，H-2簽証隻能邀請不滿19歲的未成年子女在韓滯留）。此外，為了有助於未成年子女在韓國安定就學，即使父親或母親訪問就業簽証期滿回國，在監護人滯留期間，未成年子女的滯留資格就可延長。與此同時，法務部又放寬了持F-4簽証者的家屬待遇，對其配偶與子女一次賦予2年以內滯留期限，並允許延長。進行外國人登錄的未成年子女的父親或者母親，在韓國持續滯留3年以上時，該子女可延長滯留期限至25歲之前，但已婚子女除外（之前，韓國對F-4簽証的配偶與子女一次隻賦予1年期限的簽証，並以1年為單位進行延長）。至此，不管在韓國有無親戚關系，隻要有意在韓國務工或長期滯留，皆有可能隨時出入韓國。
截至2019年末，在韓外國籍總人數為2,524,656人，中國籍合計1,164,567人，中國朝鮮族共701,098人。其中，F類簽証者（居住/定居者）最多，為459,541人﹔其次是H類簽証者（訪問就勞），為220,604人。F類簽証者（居住/定居者）最多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在韓朝鮮族長期化、家庭化的跨國流動趨勢。朝鮮族跨國流動的初期，受制於出國費用高以及入境條件要求嚴等，基本是以女性為主的一家一人獨闖天下，而后，逐漸發展至夫妻共同流動。在這一過程中，流動人口雖給人口流出地、個人及其家庭帶來了明顯的經濟收益，但隨之引發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高離婚率等問題也引發了各界的重視和反思。越來越多的在韓務工人員考慮到子女的教育、人身安全、情感交流、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因素，開始把孩子接到韓國就地上學﹔也有一些務工人員把留守在家鄉的年邁父母或配偶接到韓國，以彌補自己離開原居住地而造成的感情上、道義上的欠缺。由此，過去單純的勞務者個體流動開始轉向為“舉家遷徙”的定居。當前，家庭化流動是人口流動的自然發展規律，也是多年來經濟性因素與非經濟性因素交織的結果。隨著韓國方面政策的放寬和一些在韓勞工者社會經濟資本的提升，其流動目的已經不僅僅是謀生存，而是在基本生計獲得保障之上，對現代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及其環境的追求，過去無暇顧及的韓國生活方式、人文環境、社會福祉等結構性因素開始成為務工者繼續滯留韓國的附帶動因。
長期化、家庭化的居留方式使在韓購置不動產成為權衡利弊后的一種需求。中國人自古就把房子當成安身立命之所。用以居住是房子的基本功能，但絕不是根本意義。尤其對於身體上和心靈上雙重漂泊的跨國流動者而言，外顯為房子的家，一方面是歸宿、是心靈停泊的港灣﹔另一方面直接體現一個人的財富情況和所屬階層，象征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因此，部分朝鮮族將在韓置業作為務工歷程中的一個目標，其目的不是單純為了商品化的再交易，而是使身有所歸，同時，彰顯其在韓國的社會地位。
居住地的變化同樣映射出新時期在韓朝鮮族經濟適應的程度。首爾九老區加裡峰洞、永登浦區大林洞稱得上是在韓朝鮮族早期的日常生活空間。聚居區的人口數量變化以及人口遷移軌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韓朝鮮族的社會適應心理。初到韓國之時，生存性需求是第一位，族裔聚居空間既可以節約遷移成本又可以躲避外界排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優勢伴著移民經濟的擴張和外來人口源源不斷地涌入而被消解，房租飛漲、治安混亂、過度商業化等問題在傳統聚居區日益凸顯。於是，搬離原住地前往居住環境更好、經濟收益更高、文化生活更豐富的新社區成為部分朝鮮族移民的自然選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通過散居的方式嵌入與當地人共生的社區，是在韓朝鮮族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主動融入主流社會的重要一步。
當然，經濟融入與居住嵌入僅僅是少數向上流動者的社會適應現狀，但也充分彰顯了多年來在韓朝鮮突破重重困境，不斷走向自主自強的生活開端。伴隨近40年的赴韓跨國流動與經濟適應，韓國主流社會與在韓朝鮮族族裔社會的邊界或主動或被動地逐步淡化，特定場景下的文化雙向認同得以實現。
三、變與不變：朝鮮族跨國流動的思考
時代在變，世界在變，一切事物都在發展。在韓朝鮮族也從當初的“自閉”走向“自主”，主動與當地社會進行交流交往，其遷移選擇與身份認同也越來越趨向於一種流動且多元的狀態。而韓國社會也從排斥、區隔趨向對朝鮮族的包容與理解。然而，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共生”現象背后，仍存在著許多“悖論”。
（一）不變的“他者”身份與中華文化認同
身份是社會等級的標牌和人格不平等的量尺，凸顯社會成員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高低、權力大小以及佔有社會資源的多寡。跨國流動大潮中，朝鮮族以同源異流的身份進入韓國。族群身份的藩籬不僅導致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迥異的務工者無法獲得基本的公民權益，而且制造並維系了族群差異、階層分化及其滋生的認知形態——在韓朝鮮族務工者隱然成為“窮困”“底層”的代名詞。他們也被冠以“粗魯”“威脅與麻煩制造者”等刻板印象，並頻頻以負面形象出現在電視熒屏之上。對在韓朝鮮族的污名化乃至妖魔化，不僅阻礙了韓國國民對外來人口的心理認同和文化接納，還導致新生代赴韓者產生心理落差和交往隔閡，從而不可避免地拉大雙方間的社會距離，加深社會分化和“族群鴻溝”。通常，歸化入籍被看作是跨國移民最徹底的社會適應結果。加入韓國國籍，最本質的目的就是獲得平等公民權利，成為真正意義的參與者和局內人。不可否認，以精英群體為代表的部分群體憑借國籍身份的轉變，實現了自己的利益訴求，並且“落地生根”。然而，更為現實的是，佔絕對數量的普通民眾，即便拿到了韓國國籍，仍難以成為當地社會的“局內人”。所謂的公民權利平等，不過是他們單方面的“想象”，因為在韓國國民眼中，“半路韓國人”和“真正韓國人”有著本質的區別。來自主流社會頻頻的歧視和排斥行為也必然激發在韓朝鮮族的強烈不滿和拒斥心理，無論這種心理是被傷害后的無奈與失望，還是為免於傷害而主動的避而遠之。雙方間因社會距離或心理距離而引發的對立情緒，不是形式上的“創建多元文化社會”可以應對的，也並非是靜待時間推移而能輕易消解的。當前的現實情況就是，在韓朝鮮族可能居住空間嵌入了、經濟地位融入了、民族文化認同了，甚至是國籍身份改變了，但心理層面上的相互拒斥依舊存在。
越是這種“他者”身份，越能激發經濟適應動力，越能點燃自強自立的精神，越能凝聚中華文化認同。“他邦夜夜家國夢，天涯朝朝總相思。”鄉愁是華僑華人刻在骨子裡的文化記憶，也是國際移民的共有情懷。尤其是目睹新時代以來，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各方面展現出強大的實力，越來越多的在韓朝鮮族將目光投向祖國，重新“發現”自己的文化之根，不僅極大保留了中華文化特色，更增進了中華文化認同。有強大的祖國做后盾，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今天的在韓朝鮮族必然更具身份自信、自豪感與安全感。
（二）變化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一詞源於韋伯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分析中的兩種理性化邏輯——文化理性化和社會理性化。前者指的是從文化系統、世界觀層面（如現代科學、宗教、哲學以及藝術等）考察現代社會的理性化轉型﹔后者指的是從社會秩序和制度層面考察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過程。此后，施路赫特、哈貝馬斯、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等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闡釋韋伯的理性化邏輯，進而將這種對人們的思維和行動的手段、工具、方法和途徑的規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倍加重視的思維方式，稱為“工具理性”。
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是具有獨立意識的主體，有認知能力、有情感、有意圖，可以運用社會結構中的規則和資源，並且透過認知能力特有的“反思性”特征權衡利弊作出行為選擇。全球化時代，隨著各種身份之間的沖突日益凸顯，民族/國家認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政治空間的空前開放，另一方面是因為個人對身份反思能力的增強。其中的身份反思能力則產生於同“他者”的身份比照之中。對跨界民族而言，跨國人口流動加劇了其與同源民族之間的身份比照。改革開放以前，朝鮮族農村社會長期處於封閉狀態，人們的交往范圍狹窄、活動單一，其視線范圍內更多的是相同或相似的“我們”，而非與眾不同的“他們”，因而身份認同的重要性未能為人們所理解和重視。全球化提供了一個多元文化相遇與碰撞的平台，尤其是中韓建交后的跨國人口流動為朝鮮族提供了一片在自我之外尋找自我、反觀自我的廣闊空間。較之其他民族，身為跨界民族的朝鮮族在自我身份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有著更多的參照體系，他們不僅會與國內分布在不同地區的同一民族進行比較，與國內其他少數民族展開對比，還會同境外同源民族進行比照。正是由於這種參照性，朝鮮族在跨國實踐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處在不同空間與維度的異同比較之中，從而認識到自身與韓國國民身份的差異性與特殊性。當發現經濟水平、福利保障制度以及發展地位等與同源族群存有明顯差距時，其身份認同意識便容易出現失衡，進而激發出改變身份的現實性決斷。
人類社會區分“我群體”與“他群體”的意識是普遍存在的。移民總是被本地人視為“他群體”，而且本地人為了維護自己利益最大化，通常會從意識、態度、行為和制度等層面來建構和設置邊界，排斥外來群體，尤其是在利益相矛盾或沖突時，排斥的力量更大。為了回應來自韓國社會的現實區隔，在韓朝鮮族逐漸由“自閉”走向“工具理性”，開始將情感因素讓位於理性認知，在利用文化和身份來尋找生計出路、滿足基本需要和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果斷根據情境適時、適度構建或重構身份認同，以弱化身份的邊緣性，進而加快適應主流社會，減少或避免與主流社會的矛盾與沖突。
（三）何去何從：流動方向的想象
時代在變遷，社會在發展，每個人的想法和需求也在不斷變化，在韓朝鮮族的居留選擇也日益顯現出搖擺性，其未來的流動實踐亦是充滿多種想象。至此，我們也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規模達70萬人的在韓朝鮮族將來何去何從？如果說一切都朝著跨國主義與實用主義視角下的“擇良木而棲之”的方向發展，朝鮮族赴韓流動模式之軌跡有國際移民的他者經驗可尋。然而，2020年爆發的全球新冠疫情讓每一位在韓朝鮮族加深了對國際突發性災害的認識與憂慮，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地位與生命安全持續性保障問題。當親歷非本國公民出入境要遭受嚴格限制，生命安全也要接受區別對待時，國界、國籍的重要性驟然上升。正如李明歡提出的，“逐夢留根”是21世紀以來中國人跨國流動新常態。就在韓朝鮮族而言，這個“根”一定是中國國籍，而韓國的綠卡或是住房隻能稱為“莖”。因為在他們心中，韓國只是一個快速賺錢的地方，之所以隱忍在韓遭受身體的勞累與心理的苦楚，為的是積累自我發展的物質資本以及早日讓家族過上富足的生活，其根本目的是經濟利益，“回流”是趨勢，也將成為必然。祖國的日漸強盛堅定了他們歸國返鄉的決心與信心，深厚的故鄉情結牽引著他們要早日落葉歸根，“筑巢引鳳”的地方政策給了他們返鄉創業的機會與保障。新冠疫情發生后，在韓朝鮮族人數3年驟降10萬人，截止2022年末共計602,907人。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返鄉不代表流動的終止，而是仍舊充滿各種“想象”。根據返鄉時間，返鄉者可以分為長期、中期和短期返鄉型﹔根據返鄉動機，返鄉者又可以劃分為主動返鄉型（創業返鄉型、休養返鄉型、安家返鄉型）和被動返鄉型（他國政策不利返鄉型和他國不適返鄉型）。返鄉者在海外持續經受著情感上的不安全感與漂泊感，因此，將回流視為擺脫生活和工作上顛沛流離狀況的出路。雖然是再次回到離開時的場域，但是長時間的遠離鄉土還是會使多數人對原有生活產生陌生與隔閡，“水土不服”在所難免，由此再次受困於社會生活（衣食住行、工作類型及收入、交往方式、社區生活和社會運作邏輯等）不適應、身份認同困惑、社會支持網絡的缺失等窘境。此時，他們又該如何消解返鄉后“再適應”的困境？相應地，作為流出人口的家鄉，是否做好了妥善接收與安置返緒的准備？畢竟返鄉者不可能都是人力資本、經濟資本豐厚的創業者，也有年老體弱的老年人以及仍需接受教育的學齡青少年。現有的軟硬件設施能否滿足其需求，能否成為吸引其長久居留的“拉力”？
更進一步講，如果返鄉者回流后經濟生活再適應遭到挫敗，拓展當地社會網絡的意願和能力也受到限制，致使其不僅未能及時轉化和利用身份資本上的優勢時，有的人便會不自覺地質疑回流的對錯，甚至考慮再次背井離鄉的可能性。這樣一來，流動者是否會陷入“出國—回國—出國”的反復循環之中？基於以上“流動想象”，可以看到，朝鮮族的跨國流動是一個值得持續關注和追蹤研究的課題，既要把握在韓朝鮮族經濟適應的時空變化，也要在日后的研究中放眼其歸國返鄉后的經濟適應問題。期待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問世。
（摘自：王春榮、朴今海：《朝鮮族赴韓跨國流動及其經濟適應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