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培養兒童歸屬感的重要場域，是兒童語言學習的起點，也是一種語言生存最后的堡壘。在成長過程中，家庭提供的語言環境、語言學習支持等對青少年語言格局的形成及文化身份的構建有著直接的影響。家庭語言的選擇與使用超越了語言本身的意義價值，蘊含著對該種語言所附帶的文化、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的認同，移民家庭的語言選擇同時也承載著祖語的代際傳承功能。父母通過語言和行為為子女的成長提供指導，樹立榜樣，而子女則通過對周圍人的觀察、思考和模仿等方式，逐漸形成自己的語言生活和文化身份觀。對海外華人家庭而言，家庭語言規劃不僅塑造了華裔青少年語言發展的軌跡，還與國家語言政策、教育政策和學校教育實踐等，共同作用於青少年的語言態度及語言的使用，同時更是新生代華裔學習華語的重要影響因素。家庭語言規劃以微觀和隱蔽的方式影響著華裔青少年的民族歸屬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華語言文化在華裔群體中的傳承與延續。

一、研究背景與資料來源

斯波斯基（Spolsky）指出，語言規劃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語言實踐，即在各種語言及其變體中選擇最習慣的使用模式﹔二是語言信仰或意識，即關於語言和語言使用的態度和理念﹔三是語言管理，即運用語言干預、規劃或管理方式來改變或影響語言實踐的具體努力。斯波斯基的研究奠定了家庭語言規劃理論的基礎。肖哈米（Shohamy）、張曉蘭認為，家庭語言規劃是在家庭場域中或在家庭成員之間關於語言使用及語言習得的明確的或公開的計劃，語言意識形態的形成和體現植根於對不同語言的價值、力量和效用的感知，是家庭語言管理與實踐的驅動力。韋格爾（Weigel）等的量化研究表明，父母閱讀信念與親子讀寫和語言活動正相關，親子識字和語言活動與兒童的書面知識和閱讀興趣正相關。在家裡使用不同語言的識字方式和習慣，有助於建立家庭語言規劃。

兒童的繼承語及繼承語文化如何更好地保持和傳承，是移民家庭語言規劃研究共同關注的課題。合理、科學的家庭語言規劃，對於提高華裔青少年的繼承語水平有積極的影響。伯吉斯（Burgess）指出，家庭讀寫環境的創設與口語、語音敏感性和單詞解碼能力存在相關性。王玲認為，父母語言意識決定其家庭語言規劃和家庭內部的語言實踐行為，最終會直接影響孩子對某一語言的掌握和使用。還有學者對移民家庭的語言規劃進行了個案研究，如劉慧以柬埔寨華人家庭為研究對象，發現柬埔寨華人家長綜合利用家庭內外資源進行華語管理，子女的華語使用頻率及華語能力較父輩有明顯提升﹔張倩對菲律賓華人家庭的語言態度進行分析，發現家長對華語的語言態度與子女學習華語的態度及學習水平正相關。也有研究顯示，華人家庭語言規劃真正能得到實施存在很大的困難，其中有對不同語言的理性認知與感性認知之間的矛盾，也有家長的理念與子女的教育現實之間的矛盾等因素。

那麼，當前海外華人家庭語言規劃有哪些特點？對華裔青少年傳承中華語言文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文以家庭語言規劃為理論視角，以緬甸華人家庭為調查對象，以調查問卷和訪談資料為基礎，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

本文的量化數據來源於2022年8月至2022年10月對緬甸華裔青少年的調查，調查主要在仰光的東方語言學校、曼德勒的雲華師范學院以及臘戌的果文中學展開。筆者先與任課老師溝通，然后將問卷通過線上和線下兩種方式發放給學生，再由自我認定是華人的學生自願進行填寫。除學生基本情況外，問卷還包含學生語言熟練程度、家庭語言規劃、家庭中的語言使用等內容。最終共回收問卷350份，其中有效問卷為336份，回收有效率為96%。此外，筆者還於2023年1月3日至1月10日，與10位學生及4位家長就語言學習、多元文化現象和家庭語言規劃等內容，通過騰訊會議、微信語音等形式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並於2023年8月5日至8月15日，到緬甸仰光與部分學生和家長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獲得了3萬余字的訪談資料。

二、緬甸華人家庭語言規劃的特點

（一）多元的家庭語言意識：理性認知與情感歸屬並重

緬甸華人家庭對國家通用語緬語、民族語言漢語、國際通用語英語、漢語方言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在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承擔的不同功能有清晰的理解與認知。“資源觀”與“身份觀”在緬甸華人家庭中處共存狀態，從而形成了理性認知與情感歸屬並重的多元化家庭語言意識。

1.家庭語言資源觀

家庭語言意識是對特定社會、特定語言的社會效用的潛意識信念和假設，反映了植根於社會語言文化的價值觀和模式，也反映了家庭語言規劃的決策者（通常是父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利益。

緬甸華人家庭通常要衡量緬語、漢語、英語對於他們的重要性，以及每種語言對孩子未來獲取社會經濟、政治資源等方面的影響，因此會產生一種“語言資源”的感知模式。通過調查，筆者發現大部分緬甸華人把掌握漢語作為一種語言優勢。由於歷史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緬甸華人家長的普通話講得並不流暢，也有相當一部分家長會講方言而不會講普通話，但他們認為讓孩子掌握普通話是必需的。在訪談中，四位受訪家長都認為掌握多種語言是必要的，“掌握英語與掌握中文一樣重要，因為英語是國際上都用到的，要出國啊，去外面以后都要用到的，上大學的話也要學英語。”在緬甸華人父母的語言意識中，已經形成了“雙�多語即優勢”和“母語即資源”的感知模式，一種語言能否給孩子提供優先的發展機會，能否幫助孩子謀求更好的社會生活空間，都影響著父母對子女在此語言學習的時間、精力和經濟投入上的規劃。例如，英語在國際經濟貿易往來和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緬甸高等教育階段對英語的要求，以及祖籍國的繁榮昌盛和日益頻繁的中緬經貿往來等，使得緬甸華人家庭在子女的語言管理與實踐中對英語和漢語有了明顯的傾斜。

2.家庭語言身份觀

語言作為文化工具，通過傳遞起源、歷史、民族、國籍和社會經歷等來表達我們的身份。漢語對於華人具有極為重要的象征意義，是華人與過去的聯系紐帶，承載著共同的意義、信仰和價值觀。語言能力標志著相應的族群身份，而族群身份認同的變化也代表失去或獲得相應的語言能力。緬甸語是華人融入緬甸社會的必備語言技能，本文的調查對象主要是緬甸三代以上的華裔青少年，他們的祖輩大部分完成了入籍申請。根據緬甸1992年頒布的《緬甸公民法》，成為歸化公民后，出生於緬甸、三代以上的歸化公民后代便可成為緬甸公民，掌握緬甸語也成為他們証明自己是“緬甸公民”身份的標志。

在緬甸華人家庭中，“語言即身份”的信念相當普遍。受訪的幾位家長都反復強調：“因為我們是華人嘛，所以一定要學習普通話。”問卷中對學生語言學習動機的調查，“學習漢語是因為我們是華人”也有較高的評分。

我們一般不對別人說我們是“緬甸人”，而是說“緬甸華人”，因為如果我說我是緬甸人的話就是代表我是不會說華語A的，而且我的血統也是緬甸人。一般和別人講我是緬甸華人，因為我的祖先是中國人。

華語是我們一定要學習的，因為我們的祖先是中國人嘛，我們一定要學習華語的，一定要讓我們的子女每一代都要傳承下去，不要讓我們這個語言丟失。

不會說華語意味著華人身份的消弭，在華語能力喪失的同時轉向全面使用緬語，則被認為是成為完全的“緬甸人”，因此這位家長一方面強調了漢語對於華人身份的重要性，一方面強調了華人身份的傳承還是要靠語言。

以前我們的祖先來到緬甸的時候，因為他們的妻子有一些是緬甸人，所以他們的孩子就變為不會說華語，有的孩子隻會聽也不會說，這樣一代一代下去的話他們也是不會說華語的，所以說他們已經變為緬甸人了。

也就是說，在這一部分緬甸華人群體的認同體系中，血統並不能成為他們判定一個人是否是華人的標准，能否講漢語、能否把語言代代傳承下去，才是他們判定華人身份的根本要素。事實上，在語言與身份的相關問題上，緬甸華人的態度與考量也絕不僅僅基於純粹的民族情感，而是把民族情感與切身利益、社會政治環境、未來發展等因素綜合權衡之后的結果。如劉權在對曼德勒華校語言生活的研究中指出，不管在情感上還是理智上，曼德勒華人都傾向於認為漢語與自身文化有著天然的關系，而且更具使用價值，並可彰顯社會地位。

（二）矛盾的家庭語言管理：願景與投入的錯位

緬甸華人家庭對子女語言學習的期待與要求，即語言學習願景﹔對子女語言學習經費和行動的支持，即語言投入，二者均受到家庭語言意識的影響，反映了家庭對這一語言的信念與價值的認可，對子女的語言學習行為起著引導甚至是決定性作用。語言期待、語言要求、語言投資與語言關注是語言管理的具體體現，具有顯性特征，能夠從一些具體目標的設定、語言使用行為以及對子女語言學習上的投資、對不同語言類圖書的購買情況等家庭行為管理中體現出來。

1.家庭語言期待與要求

語言期待指的是對某種語言在未來達到的程度的預期和向往，也是對語言地位、功能及作用的認知的體現。緬甸華裔青少年生活在多語環境中，不同語言在日常生活、校園學習及未來就業等方面有不同的作用。筆者圍繞緬甸華人家庭日常生活和學習中使用比例較高的幾種語言/方言的期待情況進行了調查。對語言/方言的期待分為四個層次：一是能聽懂即可，不要求學說﹔二是能完成簡單日常的交際﹔三是能流利且地道地進行交流﹔四是能作為工作或者學術上的語言使用。在336位受訪者中，有284位為漢族或漢緬混血，他們大部分掌握緬語、普通話、英語和漢語方言﹔52位為少數民族，包括佤族、欽族等，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會使用自己的本民族語言。因此，語言期待的統計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以漢族和漢緬混血為主的284份數據（A組），另一部分為以少數民族為主的52份數據（B組）。具體統計結果如下。

從表1和表2可以看出，緬甸華人家庭對子女的普通話普遍有較高的期待，以漢族和漢緬混血為主體的群體中有69.01%，其他族裔群體中有63.46%選擇期望普通話“能作為工作或者學術上的語言使用”，在四個選項中佔比最高﹔對緬語和英語也有較高的期待，但低於普通話，兩個群體中分別有40.49%和46.15%希望緬語“能作為工作或者學術上的語言使用”，分別有35.21%和34.62%希望英語“能作為工作或者學術上的語言使用”，同樣在四個選項中佔比最高﹔而對漢語方言和民族語言的期待相對較低，選擇最多的均為“能夠進行流利且地道的交流”。層級化的家庭語言期待會對華裔青少年語言能力的發展產生不同影響，家庭語言期待較高的語言通常是緬甸華裔青少年掌握較為熟練的語言，反之亦然。

筆者在與學生和家長的溝通和接觸中發現，無論是在家還是在外，緬甸華人家庭在子女的語言使用上並沒有提出過明確的要求。為了解相關情況，我們通過問題“父母鼓勵你在家常用哪種語言（在家語言要求）”和“父母鼓勵你在外面常哪種語言（在外語言要求）”進行了調查，結果如圖1和圖2。結果顯示，父母鼓勵子女在家和在外使用普通話的比例均為最高，分別為29.39%和31.07%﹔除普通話外，鼓勵子女在家使用較多的是漢語方言，在外使用較多的語言是緬語﹔隻有8.52%的家長鼓勵子女在家裡使用英語，同時有20.81%的家長鼓勵子女在外使用英語。

2.家庭語言投資與語言關注

家庭語言管理最顯性最直觀的一面就是經費投入，我們對此進行了調查。通過“父母會在哪種語言進行較多的投入（語言投資）”等問題，了解家長對子女上語言補習班的支持、家裡不同語言類圖書的數量等。除經濟支持外，行動和精神支持也是一種投入，我們通過“父母會對你的哪種語言學習進行較多的幫助和關注（語言關注）”等問題，了解家長是否經常關注子女語言學習的效果，是否對子女的語言學習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和輔導等。調查結果如圖3和圖4所示。

結果顯示，家長對子女英語學習的投資和關注度最高，佔比分別為為35.79%和32.79%﹔其次是普通話﹔排第三位的是緬語﹔而對漢語方言和民族語言的投資和關注都比較少，佔比均低於7%。

無論是家庭語言期待還是語言投資與關注，都呈現出層次分明的特點。家長對於子女的語言期待具有層級性和差異性，如在問到如何平衡子女的漢語、英語和緬語學習時，Y媽媽表示：“華文比較優先，因為先學華語然后才學英語的，自己的語言都學不會，要去學別人語言的話怎麼學。”家長在權衡各種情感與利益回報后，做出對語言投資的決策，並在平時的互動中體現出來。調查結果顯示，緬甸華人家庭在子女不同語言學習上願意投入的費用與精力並不均衡。緬語屬於國家基礎教育，通常不會再額外地投入去學習，在層級中處於普通話和英語之后﹔漢語方言與民族語言主要依靠家庭環境獲得，並無穩定可靠的補習機構，因此家庭投資與關注也較少。

重要的一點在於，緬甸家庭在普通話和英語學習的管理方面出現了一些矛盾。盡管受訪家長都表示，隻要孩子願意學習都會支持，但家長對子女語言學習的願景與實際投入卻出現了錯位，對普通話的期望與要求都比英語高，實際投入卻比英語低。這種高期望低投入與低期望高投入的語言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對青少年的語言學習產生了影響。

（三）被動的家庭語言實踐：源於自發的語言選擇與使用

依托於家庭成員已經具備的語言素養和語言傳統的家庭語言實踐模式，是民族語言情感及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體現。家庭語言實踐具有一定的隱性特征，通常體現在不以語言學習和語言習得為直接目的的家庭活動中，如日常語言溝通、親子閱讀安排、觀看影視作品、參加社區活動等。

家庭語言實踐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口語實踐，指在家庭成員內部之間進行溝通交流的語言使用情況﹔二是讀寫實踐，指家庭為提高子女的讀寫能力所做的努力和行動。量化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緬甸華裔青少年在普通話技能方面的排序是聽力>口語>閱讀>寫作﹔在緬語技能方面的排序是口語>聽力>閱讀>寫作﹔在英語技能方面的排序是口語>寫作>閱讀>聽力。因此，緬甸華裔青少年普通話與緬語的口語交際能力要高於讀寫能力，而英語聽力相對較弱，讀寫能力相對較好。

1.家庭成員間的口語交際

較高的使用頻率，是良好的聽說能力形成的前提。有學者指出，孩子最終的雙語能力與接觸兩種語言的頻率相關，除非每種語言的習得時間各佔50%，否則雙語兒童還是會在兩種語言中有所傾向。家長對於子女語言的選擇不具備強制性，隨意性、隱蔽性更強一些，更容易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請學生對家庭中使用普通話、漢語方言、緬語、英語以及民族語言的頻率進行排序，結果為：漢語方言>普通話>緬語>民族語言>英語。漢語方言與普通話是緬甸華人家庭交流時首要選擇的語言。就普通話和緬語而言，能夠進行口語交際對緬甸華人更為重要，這是融入華人世界和緬甸社會的基本要求，因此緬甸華人家庭在普通話與緬語上隱性地存在著重口語、輕讀寫的語言實踐傳統，能夠進行流暢的溝通與交流是較為普遍的要求。相比之下，英語主要在學習場域中使用，技能的獲得主要依托於學校，與學校的教學理念和方法相關，家庭成員內部極少有人把英語作為溝通交流的主要選擇。

同時，家庭內部還存在語言混合使用的現象。緬甸華人家庭成員之間語言使用雖以漢語方言為主，但是不同代際之間存在差異，與父母和同輩之間使用普通話和英語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在家庭場域之外，受周圍環境的影響，會更多使用普通話或緬語。

在家時一般都用雲南話和孩子交流，因為普通話講起來不太順口，所以我也不太習慣，而且她爸爸也說用方言比較好。

在外面也是講華語啊，有的時候看情況也會用緬語和他們交流，因為有的時候用華語，那邊的人就會看我們，所以我們就用緬語交流了。

在交流中，Y媽媽表示，在以緬族人為主的社會環境中，要盡量使自己“像緬甸人”，除服飾外，最直觀的就是語言。內斂、不張揚是華人在緬甸信奉的生活准則，這是很多緬甸華裔青少年上緬校、著緬裝的原因之一，也是在家庭場域之外家長與子女之間交流切換為緬語的主要原因。

2.家庭語言讀寫環境

讀寫能力的提升既是兒童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社會實踐，閱讀和寫作方式的培養使兒童在家庭中獲得了主要身份或早期的自我意識，並通過書面或口頭陳述、符號、形象和行為來表達主題、態度和價值觀等。盡管在家庭語言管理中，語言讀寫具有較為明確的多元化特征，但與口語交際相比，緬甸華人家庭在為子女營造良好的讀寫環境方面具有一定的困難。

一方面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受圖書出版、銷售權限等因素的影響，在緬南地區，家長能夠購買到的圖書以緬文、英文居多，而中文圖書較少﹔曼德勒與果敢、臘戌等地的中文圖書相對多一些，但仍然受到當地政策的限制。客觀條件影響了普通話讀寫環境的創設。仰光東方孔子課堂的學生表示，雖然很喜歡中文圖書，但是購買較為困難，且周圍的圖書館很少，也難以借到中文圖書。

另一方面是父母在閱讀輔導方面的時間投入及能力的限制。家庭中是否有豐富的閱讀材料，父母或大家庭成員能否與子女一起閱讀書籍，或是參與到子女的閱讀活動中，對子女讀寫能力的發展會產生較大的影響。本文調查對象華裔青少年父母的文化水平以初中和高中為主，他們大多在兒童時期依靠家庭教育掌握母語，對子女的教育比較重視，對子女的普通話水平也有較高的期待，但受時間、精力以及自身語言能力的限制，對子女的語言讀寫輔導不如口語實踐指導頻繁。不少學生表示，當自己需要父母輔導時，父母也會幫忙，但主要還是靠自身努力。

在與受訪者Y媽媽交談中得知，她祖上從雲南鎮康移居緬甸，父親上學時學習的是《增廣賢文》《昔時賢文》等文言文，母親沒有上過學，隻會講雲南話，父母在生活中主要通過雲南話來交流。她在六歲時開始學習緬語和英語，同時在華校（補習班）學習華語，當時的教師基本上都使用方言授課，直到初中才開始學習普通話。由於從小在家庭內部及華人圈使用方言，因此Y媽媽的普通話聽說水平雖然較好，但讀寫水平相對較弱。在被問到“是否有在家為孩子創造良好語言學習環境的舉措”時和“是否在家裡幫助孩子學習普通話聽、說、讀、寫各方面的技能”時，她表示會要求孩子多讀課外書，但是也會尊重孩子的喜好，不會對孩子讀書作具體的要求。孩子的華語學習主要靠自己，平時會和孩子一起看華語電影和電視，看的內容“一般是武俠片，《三國演義》《水滸傳》這些，一般都是武俠片比較多，和孩子一起看”。

家裡華語、英語、緬語方面書，故事書、古詩詞方面的書都有，孩子比較喜歡讀華語書，其實也不用刻意地去平衡，自己喜歡什麼就讀什麼，這樣效果比較好。以前經常看港劇還有《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孩子就慢慢地會聽普通話了，然后再去學校學習漢語。

家長通過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陪伴子女學習或參與相關的社會活動等方式，特別是營造與創設良好的家庭語言讀寫環境，來幫助青少年提升讀寫能力。伯吉斯（Burgess）把家庭為兒童創造的讀寫環境分為主動與被動家庭讀寫環境，主動家庭讀寫環境指父母直接參與、旨在促進兒童讀寫能力或語言發展的活動，如親子閱讀、押韻游戲等﹔被動家庭讀寫環境指家長與孩子之間不以直接教學或語言學習為目的，但兒童可以間接地獲取語言技能的共同活動，如看電視、電影等。

創設家庭讀寫環境本質上也是一種家庭語言實踐，根據伯吉斯對於家庭讀寫環境創設的分類，可以把家庭語言實踐分為兩種類型，主動的家庭語言實踐指家庭成員以提高子女特定語言的口語或讀寫技能目的而進行的活動﹔被動的家庭語言實踐指家庭成員之間在進行溝通交流及親子互動等語言活動時，不以子女語言能力的提升為直接目的，而是根據實用、方便的原則自發選擇的活動。緬甸華人家庭的語言讀寫實踐並沒有在家庭語言管理預計的軌道上進行，而是遵循便於溝通、順其自然的模式展開，因此，家庭用語多是基於長輩的語言。而當代緬甸華裔青少年的普通話、緬語及英語學習，特別是讀寫能力的培養，更多地依托於學校教育，家長在提供良好的讀寫環境及幫助方面條件有限，因此，被動實踐的特征更為突出。

三、家庭語言規劃對華裔青少年中華語言文化傳承的影響

（一）雙刃劍：家庭語言意識中多元文化身份與中華文化身份的博弈

視語言為資源，源自不同語言功能的理性認知，而視語言為一種身份，則源自民族情感或公民情感的需求。在濃厚的“資源觀”與“身份觀”語言意識下，緬語作為國家通用語的地位與功能在緬甸華裔青少年群體中已經成為共識。在緬甸華人家長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緬化”是必然趨勢，“被緬化”是華人融入當地社會的標志之一。當代緬甸華裔青少年大都能夠講流利的緬語，融入了緬甸社會，具有作為一個緬甸公民的忠誠感與責任感﹔英語是國際通用語，為了適應國際社會及個人發展的需求，緬甸華裔青少年不斷加強對英語的重視與學習，對英語的態度也反映了緬甸華裔青少年對西方文化的接納，以及對“世界公民”身份的認同﹔中文是情感歸宿，是對華人身份的認同，他們認為學好中文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緬甸華裔青少年來說，家庭語言意識一方面提供了對多元語言文化的理性認知與理解，為“多元文化者”身份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家庭語言氛圍﹔另一方面強調了對中華文化濃厚的情感和深深的眷戀。但是，從家庭語言意識來看，緬甸華人與其他國家華人的共性在於，他們“不只是當地化，也同時在西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在緬甸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及緬甸華人家庭語言意識的影響下，家長及華裔青少年都希望能夠達成緬、漢、英三語共贏的結果，但這一態度也帶來了矛盾的心理和不穩定的立場。在權衡利弊得失后，緬甸華人家庭在投入上出現了向英語傾斜的傾向。

（二）誤導性：家庭語言管理模式下中文學習動機的弱化

緬甸華人家庭在子女的語言管理上具有較強的多元意識，不同語言在緬甸華裔青少年群體的生活和學習中被期許以不同的功能和使用范圍。但是，在實際中，家長對不同語言的期待與經濟投入存在差異，如家長對子女英語學習的要求雖低於普通話和緬語，但投入和關注度最高。因此，在緬中等大城市，華裔青少年具有相對較高的英語熟練度，有的還可以作為工作、學術語言來使用。

願景與投入的背離，對緬甸華裔青少年的語言態度尤其是對漢語學習的態度產生了負面影響，他們在深化學習方面展現出消極心理，對掌握基本普通話交際能力后的高層次學習缺乏動力，進而失去興趣。再加上很多華人子女在家裡就可以用漢語進行簡單的口語交際，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緬語必須學、英語認真學、中文隨便學學就可以了”的想法，從而在態度與實踐行動上產生優先選擇，即對英語學習的積極性很高，而對中文學習的態度則有所下降。如果不是想要到中國留學，或者要考取HSK等級証書，華裔青少年漢語課堂學習的積極性以及進入更高階段學習的動機都會大打折扣，而這一過程中，家長的要求和支持起著決定性作用。

（三）淺表化：家庭語言實踐模式下中華語言文化傳承與理解的局限

家庭不同代際之間使用同一種語言，意味著彼此之間有緊密的心理聯系和相同的價值觀念等，而子女語言行為的改變，標志著他們語言忠誠度的改變，可能會導致家庭關系的疏離以及價值觀的分化。調查問卷及訪談資料均顯示，在緬甸華人家庭成員之間，基本保持著一致的語言選擇，不同代際之間進行語言交流通常不會出現“一人一語”的現象。緬甸華人家庭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語言混用的現象，但是整體而言，華裔青少年在家庭中的語言使用與父母和祖父母保持著相對一致的關系，這是濃厚的家庭觀念與和諧的家庭關系形成的基礎，也是中華文化傳承和華裔青少年保持民族文化身份的前提。但是，調查也顯示，此類家庭語言實踐多以漢語方言為主，普通話和緬語次之，而隨著家庭語言代際差距的形成，這種影響往往會隨著代際的推移而逐漸減弱。

中文的文字與書寫傳統成為民族認同的標杆，在維系傳承語學習者與中文的情感紐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中文聽說能力固然對中華語言文化的傳承與認知有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在閱讀與寫作方面有一定的提升，那麼華裔青少年對流傳於世的中華文學、藝術與哲學作品等都難以有深入的了解，對中華語言文化的認知與理解就可能停留於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即淺表化層面。受主流社會文化環境影響和自身能力的原因，緬甸華人家庭在構建中文讀寫環境以及幫助子女深入理解中華傳統文化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難，導致華裔青少年難以在家庭中進一步鞏固與提高中文讀寫能力，通過閱讀互動的方式深入理解中華文化的可能性也變得較低。

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場域，是祖語傳承與民族文化身份構建的重要陣地，緬甸華人家庭語言意識、語言管理和語言實踐的特點，對華裔青少年語言態度的形成、語言能力的培養及身份認同的構建起著重要作用。緬甸華文教育如何充分與華人家庭語言規劃相結合，從而提高華裔青少年中華語言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效果，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也是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摘自：樂晉霞、魏紅：《緬甸華人家庭語言規劃特點及其影響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