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全國各地在歸僑集中的地方，如北京、廣州、廈門、昆明等地成立了諸多以定居地+僑居地校友會命名的歸僑社團。這些歸僑社團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但學界對於歸僑社團的分析主要聚焦在其組織原則和功能上。已有研究發現，以校友會為主要形式的歸僑社團呈現出以僑居地代替祖籍地，甚至是一種“擬宗族化”校友關系的特點，有的還以僑居地+行業的組織原則構成。更進一步，歸僑社團的成立是歸僑對自身差異性訴求的表現形式，是自我認同的一種重塑，是不斷選擇和再選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網絡，核心在於歸僑的個人“知識”。不僅如此，對香港印尼歸僑而言，校友會的成立還是其集體記憶的營造﹔不同的地方在象征意義上構成了祖先、情感、功能三個維度的“家”。這些都反映出歸僑社團成立對於移民的意義。然而，在遷移和跨國主義的背景下，作為組織的歸僑社團從成立之初至今，無論名稱、范圍還是情感等都在發生著微妙復雜的變化。既往研究為我們理解和把握歸僑社團的歷史背景、組織原則等方面奠定了基礎，但對近年來社團自身的發展變化討論不足，較少從動態持續的“家”的視角來理解歸僑社團這一共同體的塑造與調適過程。

傳統人類學關注家的“時空性”，認為“家”起源於一個血緣群體對於某一特定物理空間的有效控制，從而使“家”成為實體，成為一種“存在的標識”，即以某一地點/空間為家的中心。畢竟傳統的家是孕育“共同體胚胎”的地方。伴隨著當代社會人口的頻繁流動，“家”的非固定性即其中個體成員連續不斷的流動性也應受到關注。流動性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時空的轉變，更多的是行動者在不同階段、不同情境下對“家”的形成、認知和想象。這些多樣的感受，賦予“家”更為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歸僑正是在遷移中不斷生成關於“家”的觀念和體驗。家的觀念作為一種文化理想，或者說文化慣性的存在，是討論華人移民實踐不可忽略的因素。一些研究聚焦歸僑在移居地重新建家的記憶、情感、文化，從而實現“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在僑居國，他們“家”的文化情感來自祖籍國，回到祖籍國則反之。然而，在回國多年后，其所承載的文化情感也在發生變化，並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也有可能是多種情感的融合。同時，重新建家不僅僅是歸僑家庭面臨的狀況，對於集體之“家”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建構之“家”的歸僑社團，其界限和情感意識也在流動中發生變化。

“家”不僅是個有形的地方，還是充滿生活意義的空間。“家”除隱喻私人空間外，有時也是公共空間的表達。當以推的原則把家的理念擴展到家之外的社會、團體和組織之中，我們可以通過“家”這面多棱鏡來理解各種社會組織的變遷軌跡。那麼，作為“家”的歸僑社團，是怎樣被建構、塑造和調整的？又是如何在流動中形成安放移民的共同體意識？本文通過對不同時空情境下雲南省僑聯印尼歸僑僑眷聯誼會的成立、擴展和維系的過程進行考察來回應以上問題。筆者於2017年7月—10月，2018年1月—5月，2018年7月—12月，2019年1月—3月，2019年6月、7月，2020年1月、8月通過聯誼會日常的值班、理事會、文藝組活動等觀察、訪談了不同年齡、經歷的印尼歸僑。此外，筆者還經常受邀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本文主要據此進行分析。文中涉及到的人名按照學術規范進行匿名化處理。

二、建“家”：成立新的共同體

20世紀60年代回國定居的華僑以印度尼西亞為最多。雲南省僅1960—1961年就接待安置了印尼歸僑1.1萬人，主要安置在國營甘庄、紅河、太和、平遠街等華僑農場，雲南錫業公司、東川礦務局，其余分別安置在省外貿局外運公司及商業系統等單位和昆明華僑補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歸僑僑眷的活動主要由政府通過全國和地方僑聯組織來進行管理，他們自己並沒有組織任何團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方面，隨著國內僑務政策的調整與落實，全國僑聯和地方僑聯組織紛紛恢復了活動，並得以迅速發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之初海外關系尤為重要，歸僑無疑是其中的重要紐帶。換言之，外部環境的變化為歸僑社團的成立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尼歸僑不僅自身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流動”機會，對曾經的家的“鄉愁”也越來越需要表達和紓解。他們希望把散落多年的情感、記憶、文化再度聯結起來，是一種對“共同體的呼喚”。作為印尼歸僑社團的聯誼會雛形正是在這一時期呼之欲出。

（一）建“家”初衷

在某種意義上，共同體是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建立某種穩固的聯結。而家是最為穩固的聯結意象。中國社會最為核心的概念當然是家。家起源於把空間置於控制之中，並且在此賦予內在生命的物理起源和存在的意義。雲南省大部分印尼歸僑在印尼出生、長大，對印尼有著特殊的情感。他們回國的時間主要集中在1960—1962年間。無論在農場、廠礦還是學校，他們都傾向於結交一些歸僑朋友。20世紀80年代，當重啟海外聯系時，印尼歸僑對印尼的“家”有了更多的懷想。1987年，成立印尼華校校友會的想法在幾位歸僑中醞釀。三十多年過去了，健在的印尼歸僑還記得籌備時的情景。“當時，我們已經回國快三十年，但對印尼華校的感情還是很深的。我們平日處得好的歸僑也經常往來。5月的一天，在單位分給我的宿舍裡，大伙商量著要籌備校友會。我們認為這樣既可以加強昆明華校校友之間的聯系，又可以與海外校友溝通，營造一個校友之家的氛圍。於是，我們就開始一系列准備工作。”

建“家”不僅僅是籌備組歸僑的想法，還反映了同一時期歸僑渴望與同命運的人傾訴內心情感的心境。正是這些強烈的願望成為校友會建立的動力。“我們當時在離省會很遠的一個衛生站，聽歸僑朋友說要成立印尼校友會，我和孩子爸爸毫不猶豫地就加入了。大家都希望在一起聊聊自己的經歷、對家人的感情。從印尼回來到校友會成立，我們待過不同的城市、農村，有這樣一個家是好事。我們還是第一批校友會的成員哦。”

盡管回國多年他們已然嵌入到當地社會的發展脈絡中，但從印尼歸僑的主體性來看，情感安放是他們“建家”的初衷。這個“家”不同於自己的小家，是新建立的有著印尼色彩的“情感之家”。此前，歸僑關於僑居國的情感深藏於私領域。一旦條件成熟，他們對於僑居國曾經“家”的情感就會釋放出來，尋找公開的渠道表達。

（二）建“家”過程

建“家”需要根據主體所了解的家庭文化和結構，對家庭中的自我和他人進行定位，生產出具有情境性化的家庭形態。同樣，作為一個組織形態的“家”，也要有相應的文化和結構。

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是雲南省僑聯印尼歸僑僑眷聯誼會的前身。1987年7月，16位印尼歸僑就加強昆明印尼歸僑的聯系，盡快成立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事宜進行商議。同年7月底，幾位歸僑成立了昆明印尼中華校友會籌備組。次年，籌備組下發召開在昆印尼歸僑大會的通知。同時，籌備組還向省僑聯提交報告。如果把這個過程看作是組建家庭，那麼還得有一個儀式。它不僅象征家庭的成立，還要有家庭成員的角色分工。1988年5月1日，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在昆明華僑補校成立。在這次成立大會上，籌備組不僅宣讀了雲南省僑聯的批文，還匯報了籌備工作情況。大會還通過了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章程（草案）﹔印發了通訊錄，最后選出了第一任理事長1人、副理事長4人，秘書長1人、副秘書長2人，還有13位理事，共計21人組成了第一屆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理事會。這些不同職位、職責的設置為校友會的正常運轉提供了保障。他們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在建會之初發揮了重要作用。按照這樣的組織架構，理事會成為維系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日常運轉的主要機構，並延續至今。

科爾曼指出，人們出於各種目的創建的社會組織正在取代社會賴以發展的各種原始社會組織。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大顯身手的時代，社會運行的重要邏輯恐怕已不是“經長期共同生活”而積澱下來的結構，而是人們充分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策略進行的“建構”。實際上，這一時期要把在昆印尼華校校友召集起來並不容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通訊方式還不是很便捷﹔二是部分印尼歸僑尚不願意以歸僑身份參與社團活動。籌建人之一的林曉芝向筆者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那個時候，籌備組通過一個個印尼歸僑滾雪球似傳遞校友會成立的信息。我們通過各種方式聯系印尼歸僑。其實，回國這麼多年，我們也渴望跟大家一起聊聊自己的感受、訴訴衷腸，也是一種情感的寄托。畢竟在印尼生活了那麼多年，還是有感情的。”

作為一個組織，校友會的成立不僅有正式的儀式、成員，還有具體的規章制度。在昆印尼華校校友會設立了固定章程、成立宗旨，還有具體的辦公地點、人員分工、運行規則等。它是根據一系列正規程序運作而成的。這些固定程序為校友會的運轉奠定了基礎。道格拉斯認為，“家”可以被描述成有秩序的活動、布置和相應的設置，以及實現特定交流的物理空間。從這個意義上看，“家”還是一種最基本的組織形式。一方面，對印尼歸僑而言，通過校友會這樣一種替代性的方式，他們可以從公共和集體的角度使“家”成為一個文化空間，重獲新的歸屬感，進而更好地認識自己。另一方面，歸僑團體的成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需要。具有海外關系的歸僑團體可以促進與海外華人的頻繁往來，使這種內化的“海外關系”擴展到國際空間，以擴大國家或國家裡的“地方”的國際影響。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家”的雛形得以生成。建“家”意味著重新搭建與過往的聯結，在流動的過程中建立一個屬於“家”的共同體。換言之，在昆印尼校友會的成立至少代表著在昆明和印尼某個地方之間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盡管歸僑“居”在“雙邊共同體”中的一邊，但正是“僑”所具有的流動性，促使他們至少在印尼和昆明之間的互動中創造著自己的歷史。

三、擴“家”：流動的共同體

在中國語境中，“家”是一個可以伸縮的概念，在復雜的實踐中被人們不斷編織與定義，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從1988年至今，印尼歸僑聯誼會這一公開談論的“家”正是在“僑”的名義下通過成員的不斷變化而得以擴大。在不同的場合中，“家”是流動的，其所依托的半徑具有伸縮性，所承擔的使命各不相同。她游走在雲南、香港、印尼等暫時建構的彈性空間中，通過不同的活動、事件承載著文化、信息、物品、情感、人員等的流動。

（一）更改會名：擴大成員范圍

印尼歸僑僑眷聯誼會大事記裡記載：成立之初，在昆印尼華校校友會會員人數為369人。截至2018年2月，會員登記表上人數略有增多。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三十年過去，歸僑們都陸續進入古稀、耄耋之年，有的已經離世，但校友會人數沒有減少反而略微增加？理事長回答了筆者的疑問。“聯誼會剛成立的時候會員為印尼在昆華校校友。后來，有一些歸僑因為工作調動或者其他原因來到昆明，他們就加入進來。還有就是近幾年一些歸僑過世了，僑二代、僑眷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所以才有那麼多人。”

1990年6月27日，雲南省歸國華僑聯合會正式復函，批准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更名為昆明印尼歸僑聯誼會。1992年4月，以“雲南印尼歸僑聯誼會”之名向省民政廳注冊登記，並得到認可，領取登記証，成為雲南省僑聯直屬的一個具有法人資格的團體會員。2011年，更名為雲南省僑聯印尼歸僑僑眷聯誼會。以上看似簡單的變更，實則表明聯誼會在不同時期“家”的涵義的變化。“昆明”、“印尼”、“華校”、“校友會”是聯誼會成立初期的四個關鍵詞。這些詞語中涵蓋了“家”最初涉及的聯系半徑。華校校友會涵蓋的是曾經有在印尼華校就讀經歷的歸僑，而非所有在昆印尼歸僑。從華校到昆明歸僑聯誼會的變化，不僅反映了校友會對在昆歸僑范圍認知的變化，還傳遞出希望擴大“家”的邊界的信號。

1992年作為第三次更名的時間點，剛好是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講話之后。在某種程度上，這次變更有著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一方面，如前所述，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國內僑務政策的調整，很多印尼歸僑申請出境，雲南的歸僑也不例外。這一時期，歸僑數量下降較快，部分歸僑申請出境后退會。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單位制度不斷被消解，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和活力日益增強。大量勞動力通過各種渠道進城工作。省會、沿海城市成為他們流動的首選，其中不乏印尼歸僑。這為聯誼會新成員的到來提供了現實可能。

2011年第四次更名則表現出兩個更為鮮明的特點：其一，聯誼會與僑聯的關系直接體現在名稱上﹔其二，“歸僑”變更為“歸僑僑眷”。實際上，如果從1960年算起到2011年，印尼歸僑已經回國50余年。身體狀態已經成為會員能否參加活動最為重要的因素。“青黃不接”、如何繼續運轉是聯誼會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雖然隻加了兩個字，但意味著“僑眷”被正式納入到大家庭中，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聯誼會人員減少的困境。

實際上，早在1989年12月第四次“全國僑代會”通過的《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章程》作出新規定，“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全國歸僑、僑眷組成的全國性人民團體”，使“僑眷”成為僑聯組織的組成部分。從“昆明”到“雲南”到“雲南省僑聯”，從“校友會”到“聯誼會”，從“歸僑”到“歸僑僑眷”，每一次變化背后都蘊含著“家”的界限得到了有效的擴充。這些變化並非只是聯誼會一方的主動行為。從成立到第四次更名，每一次都有報送省僑聯這一道程序。換言之，聯誼會是在省僑聯的指導和聯系下成立和發展的。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歸僑群體和國家關系的變化。當然，無論是成立還是更名，聯誼會的每一次變化都離不開會員在其中發揮的作用。雖然籌備組、理事會的會員們幾經更換，但正是他們善於抓住時機，運用知識和策略穿梭在各級地方組織中溝通和協商，才保証了聯誼會三十多年的持續運轉。

（二）交往邊界：“家”的延伸

傳統意義上的“家”除夫妻、父母、子女關系外，還有由家庭成員所衍生的姻親、血親關系。現代意義上，“家”則成為一個更為靈活的概念，涉及名義、觀念、行為等不同方面。對於短暫流動的人而言，“家”還是一個不斷被建構的社會空間。伴隨著交往邊界的不斷延伸，作為“家”的聯誼會，不僅是雲南印尼歸僑僑眷的“家”，還被來雲南的印尼朋友、香港印尼歸僑看作是流動的“家”。當然，“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相關事件的碰撞下，通過成員重復的、有規律的社會交往活動而逐漸生成。以下通過“中印流動之家”和“香港歸僑之家”的具體事例分析聯誼會中的會友是如何在交往邊界拓寬的過程中實現對外關系的延伸，以更好地在縱向時空中理解聯誼會“家”的界限變化。

1999年，雲南舉辦“99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在《紅土椰風》專刊中記載了當年的情形：“1999年4月，由印尼政府指派參加‘99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的印尼籌辦展覽聯絡機構負責人及工作組，來昆明期間與聯誼會聯系，請求我會推薦印尼語翻譯，經商議，委派四人協助印尼方開展工作。”周美珍作為其中的參與者，向筆者回憶了當年的情景。“他們到昆明后，我們就開始工作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我們就像每天上班一樣，往返於家與世博園之間，負責他們的日常溝通。他們也很信任我們，把我們當家人看待。他們沒有一個人會講中文，主要靠我們來溝通。當時除了領導之外，他們還有一個文藝隊常駐在這邊，一直到世博會結束。雖然我們每天都很忙，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問題需要溝通、聯系，但能把印尼語派上用場，還是很開心的。”

對印尼歸僑而言，從聯誼會走向世博會，不僅是一種物理空間的流動，還是對自己、他人和世界的再次定位。更進一步說，他們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成為流動的主體，不斷編織著雙方的“意義之網”。從私領域到公共領域，從地方到世界，聯誼會“家”的界限就自然而然地拓展。此外，還有印尼華人不時造訪聯誼會，與“家”發生關聯。如，聯誼會成立之初，一位出生在印尼、后來移居到新加坡的華人到昆明投資。當他通過僑聯了解到昆明有印尼華校校友會時，當即捐款10萬元人民幣。這筆捐款在“萬元戶”被認為是富裕象征的年代，極為可觀。理事會經商議決定最大限度地用好這筆資金，先把捐款存入銀行。次年，大家提議把利息拿出來作為給考上大學的歸僑子女發放獎學金。后來，隨著歸僑的后代相繼成家立業，歸僑商議每年春節、敬老節用來給高齡的老人發放敬老金。這筆捐贈因為聯誼會的用心運作化為穿越時空的情感延續下來。

以上事件展現出原本為了增進友誼、加強校友聯系而成立的聯誼會，在與印尼的往來中逐漸成為雲南和印尼之間的重要橋梁。換言之，在充滿流動性的時代，“家”的意義不斷發生流變。聯誼會不僅是“情感的家”，更是一個“流動的家”。“流動的家”幫助跨越社會文化邊界的印尼人能夠在異文化中更好地表達自己，找到久違的熟悉感。此刻，把聯誼會比作“家”的是造訪昆明的印尼人，他們通過聯誼會所帶來的熟悉感抵消了初到異域的不適，並逐漸建立起信任。正是聯誼會的成員具有穿梭於印尼人和雲南本地人之間的“流動資本”，如語言、飲食、服飾等，為流動中的個體營造了“家”的氛圍。

如果說聯誼會是中印之“家”，那麼對香港印尼歸僑，尤其是從雲南遷移出去的香港印尼歸僑而言，“家”是真實存在的。曾經在雲南某個地方的“家”，可以在聯誼會找到聯結。因此，縱使歸僑離“鄉”多年生活方式發生改變，但舊有的“關系邏輯”仍在支撐著回“鄉”的往來聯系。2018年4月的一天，香港印尼歸僑蔡震源夫妻攜兒孫回鄉祭祖，在昆明短暫停留。“1979年我申請去香港批下來以后，他們也就過來了。我們這次回來主要是回鄉祭祖，想請你們幫個忙，辦下女兒証件的相關手續。她是在雲南生的，所以得回來辦。我也不知道具體去哪個部門、在什麼地方辦、有些什麼程序，就拜托你們了。”第二天，秦志文和唐國興兩位理事陪著他們到相關部門辦理。“這也是聯誼會常遇到的事情。雲南也是他們的老家嘛。我們幫他們打聽下，跑跑腿的事。聯誼會就是他們的家，歡迎他們常回家看看。”

個體的一生在不斷地流動，於走走停停的實踐中生成各種不同的“家”。在博格看來，移動世界的實現方式完全改變了家和無家的觀念，無論人們何時移居，家總是如影隨形。對香港印尼歸僑而言，他們穿行在多重的世界中，在雲南這塊熱土上構筑了一個心目中的家。對聯誼會而言，它穿梭於印尼、雲南、甚至印尼、中國的某一個具體空間所形成的排列組合。每一個組合都可以在聯誼會中找到“家”的感覺。在這個意義上，也因為新的排列組合，聯誼會“家”的界限得以進一步拓展。相似的活動、語言、衣著、經歷等特定的實踐與不同的交往對象發生關聯，進而促使聯誼會與更廣闊的世界建立社會聯結，擴大“家”的影響力。

四、持“家”：共同體的維系

前面提到建“家”、擴“家”的過程，那麼“家”是如何運轉的呢？對於“家”的理解，需要關注其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中被成員所建構，進而實現共同體的維系。

（一）“家”的日常運轉

常運轉離不開理事會的有力支撐。理事會是聯誼會成立之初就設立的內部機構，主要負責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務，包括周一到周五的值班、看望、慰問會友、與其他聯誼會、僑聯等的交流溝通。每屆理事會的人數不等，聯誼會根據具體需要和理事的情況，如身體狀況、參與熱情、時間支配、會友認可等多個角度來選取下一屆理事。對理事長的要求則更高，包括熟悉聯誼會的運作、與僑聯的溝通聯系、在歸僑群體中的影響力、與其他聯誼會的交流等都是考量的因素。常務理事會是聯誼會的中樞部門，起到一個上傳下達、促進交流的作用。目前，理事會的作用主要通過常務理事會得以體現。凡遇到重要的事情，常務理事會就召開會議。因此，一般情況下理事長在常務理事中選舉產生。

常務理事除值班、參加理事會、僑聯的活動外，日常的探望、慰問、聯系、溝通就顯得更為頻繁和重要。按照聯誼會的內部規則，理事們於每年的春節、敬老節兩個節日慰問80歲以上的會友。每次看望，除了把慰問金交給會友外，理事們還會自帶水果、自制印尼食品給會友。隨著回國時間越來越長，年長的會友人數也越來越多，這無疑增加了理事們的工作量。此外，遇到會友生病住院、過世等情況，理事們都要去探望。此類事件往往是突發的，需要理事們隨時准備應對。這樣的時刻不僅對歸僑的身體狀況提出了要求，還要求具有奉獻精神，願意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家”的維持上。聯誼會的日常運轉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些歸僑游走於春城各個角落，從東邊到西邊，從北邊到南邊，通過“系列有意義的社會行為組合而成”。對聯誼會而言，正是“家”與成員之間的互動為其正常運轉提供了保証，也將會友對於“家”的想象、情感體現在具體的時空中。此刻，共同體作為一種關系性實踐，通過日常活動把“家”和會友緊密聯系起來，塑造和再現了聯誼會的規則、意義和情感。

“家”的運轉除內部的日常實踐外，還通過與外部的互動顯現出來。在組織理論看來，作為一個組織能否獲得生存和發展，還在於它能否應對外部環境。聯誼會的日常運轉需要接觸的外部環境、群體較為廣泛，包括省市區級僑聯、社區、僑團、印尼民間團體、印尼使館、印尼留學生群體等。一方面，通過經年累月的實踐，聯誼會與相關部門、群體形成了一些相對固定的活動，如社區敬老節座談會，僑聯新春聯歡等﹔另一方面，聯誼會參與印尼有關的民間交往活動。如聯誼會文藝組近兩年受邀參加南博會，為印尼館展覽演出印尼舞蹈﹔理事們幫助印尼留學生解決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等。這些外部運轉不僅展示了“家”的特色，加強了成員對“家”的情感，還增強了與外部的聯結，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和印尼之間的民間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

（二）聯歡會：從“家”到世界

這個星球上人與物之間的互聯性構成了經天緯地的網狀聯結。按照拉圖爾的觀點，這種聯結是“社會的”，也就是每個行動者（actor），無論是人或者非人（nonhuman），有生命之物或者無生命之物，彼此間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僑務關系可獲得許多啟發。聯誼會作為個體的“家”的聯結點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聯誼會發生聯系，如同網絡上的系結與其他的系結相連。從而，“家”成為走向世界的重要載體。在這個層面上，聯歡會的舉辦則是最有意義的聯結方式。一方面，聯歡會作為“家”的重要儀式，直觀形象地呈現出“家”的特色、文化和傳統，最大限度地將“在場”的參與者關聯起來。另一方面，作為觀念的“家”，聯歡會實現了不同階層、國籍、文化的群體在特定時空關於“家”的想象。

聯誼會於1988年成立，於當年5月和10月分別舉辦了一周年紀念和中秋聯歡會活動。1992年開始每年舉行元旦新春和中秋敬老節聯歡活動，並延續至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春節是萬物之始，象征著新一年的開始，既是中華民族最隆重的節日，又是海外華僑華人最為看重、思鄉的節日。作為曾經的海外華僑，每個歸僑心中都有一份屬於自己的春節記憶。共同參與某一儀式無疑能激起參與者的認同感。家只是一個載體，一個具象，其背后要落腳的仍然是國家。梁漱溟認為家國同構，既是一種政治組織機制，又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模式。換言之，聯誼會慶祝活動時間的更改，一方面有利於社群活動與國家節日同頻共振﹔另一方面有助於最廣泛地聯系在滇印尼歸僑僑眷。

從2017年7月到2020年1月，筆者一共參與了五次聯歡會。人數最多的一次是2018年10月聯歡會。畢竟，此次聯歡會的主題除了中秋、敬老節聯歡外，更為重要的是慶祝聯誼會成立三十周年。當天聯歡會由會長主持。她介紹了嘉賓，包括雲南省、市僑聯領導、印尼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各地的印尼歸僑、僑友代表等。相關領導致辭后，文藝演出開始。聯誼會文藝組，僑二代、三代演出了“千島風情”、“春江花月夜”等節目，還有其他歸僑聯誼會代表、印尼留學生的演出等。歸僑們一邊看著節目，一邊交流情感，共享一些海內外有關華僑、歸僑的最新消息。當印尼留學生穿著印尼傳統服裝走上舞台時，全場轟動。身旁的歸僑告訴筆者：“其中有一套是印尼人結婚時的服飾，很漂亮也很華麗。可是，你知道嗎？當時華僑很少會與印尼人通婚，我們的交往也主要在華人圈子裡。現在卻覺得很親切。”這麼多年過去了，在不同時空境遇下，歸僑對於印尼的情感也在記住與忘卻、苦與樂、疏與親之間流淌。借助這些展演，不同的文化情感重新得以凝聚。對於身處其中的人們至少有兩重涵義：

其一，通過層層僑聯組織的參與，表達了國家對歸僑這一特定群體的政治關愛和象征意義。改革開放以后，伴隨著國家僑務政策的發展完善，華僑、歸僑、僑眷的權利得到尊重和保護。盡管歸僑已經回國多年，但每年尤其是聯誼會等重要活動的舉辦，省級僑聯或是更高級別的領導參與，對他們而言都是感受組織關懷的一種特定方式。

其二，作為“僑”的身份與世界產生的關聯。“僑”不僅將全國各地有著印尼僑居國生活經歷的歸僑聯系在一起，還與印尼華人、印尼官員產生交集。此時，一種跨國性的邊界時而顯現，時而隱匿，將“我們”和“你們”放置在同一種主觀建構中，通過節目表演得以彰顯。在節目單中，印尼色彩和中國特色的節目同時出現。舞蹈、音樂、服飾等文化元素的融合是僑居國文化在祖籍國的重新配置與拼裝，是兩種文化情感在特定群體身上的集中體現。

一方面，歸僑所具有的文化資本被巧妙、柔性、合適地投射到特定情境，以凸顯他們歸國后所建立的社會凝聚力。桑高仁、孔飛力等在討論海外中國移民文化時，認為他們具有在不同情境下調適重構文化的能力。這種調適能力在回國多年后得以延續。在某種意義上，僑居國、祖籍國作為不同的圓心，在不同情境下成為歸僑重構“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體。另一方面，共同儀式的舉辦使得無論以僑居國還是祖籍國為圓心的共同體被劃歸到更大的同心圓共同體中。各具特色的節目表演將同一時空中不同背景、文化的人們鎖定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家”所包含的一系列特定實踐，將個體、社群的敘事嵌入到國家、世界的層面，由此營造出某種普遍的情感體驗，形成一種共同的想象和認同意識。

五、結語

鮑曼認為社群主義中的共同體，顯然是一個擴大了的大家庭。在人們的想象中，當想要過一種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生活時，共同體能提供其所需要的所有東西。歸僑成立聯誼會的初衷是安放情感。他們希望在公共空間中建立一種情感紐帶，從中找到歸屬感和意義感。聯誼會是具有具體章程、組織規則、人員分工等真實存在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飽含“家”的涵義。當“家”進入倫理和社會團結語境時，就從一個個具體的實體性家庭轉換為想象社會秩序的“隱喻”和“圖像”。對於印尼歸僑而言，她承載了該社群在生命和歷史中所形成的情感意義，並且是以合法性身份存在的共同體。“家”象征著與成員的互動，形成相對固定的生活秩序，代表著一種人與人之間最為緊密的聯系、對深層情感的渴望。

伴隨著“家”的界限逐漸調整，歸僑的共同體意識也在流動。當華僑在印尼的時候，其共同體往往是以祖籍地為核心，從祖籍地到相應的省份、地域再到祖籍國，形成了圓心不變、區域擴大的同心圓共同體。當他們回到國內，海外生活的記憶、價值、網絡等催生了歸僑渴望重新建立關於僑居國的共同情感。此刻作為“家”的校友會應運而生。校友會通過與外部的互動，實現了從歸僑到僑眷，從校友會到聯誼會，從內地到港澳到印尼再到世界的“三重”轉變。正是他們在“居住”與“行旅”之間通過建“家”、擴“家”、持“家”不斷重塑社會聯結，以祖籍國和僑居國為圓心，生成了關於“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體，又在涵蓋祖籍國和僑居國的基礎上形成了多圓心共同體。流動性使兩個或者多個共同體同時存在。一方面，流動性為印尼歸僑擴展資源、搭建社會聯結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流動性使得共同體內部凝聚力下降，邊界變得更具彈性，也更為脆弱。隻有在特定時空聚焦某一圓心時，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為一種粘合劑，將不同邊界的人群歸置在一個同心圓共同體之中。

摘自：徐敏：《“家”、流動性與共同體：對印尼歸僑社團的人類學考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