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德國華人移民規模的不斷壯大與人口構成的轉變，華人對德國政治生活的關注度與參與度顯著提升。如同全世界一樣，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蔓延對德國社會造成巨大沖擊，疫情不僅成為2021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的重要議題，也深刻重塑了包括華人在內的德國民眾的政治參與方式。德國實行的一系列防疫措施在客觀上促進了網絡社交媒體的使用，極大提高了新媒介在政治參與及實踐領域的重要性，使德國華人的政治參與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烙印與新特征。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德國華僑華人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現有研究或從中德關系史與移民史的角度探究近現代德國華人群體的代際演變，或通過實証分析闡述在德華人社區發展及其族群生活，或以文化人類學為視角聚焦德國華人群體在跨文化碰撞中的形象流變與身份建構，或將德國華人的政治活動進行共時性橫向比較，辨析歐洲華人參政模式的區域性差異等。但相較於對北美等地華僑華人的研究，學界對德國華僑華人發展的探討仍顯不足，尤其是針對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專門研究有待深入。德國華人的政治參與是觀察德國政治運作模式的一扇窗口，在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的疊加影響之下，對於助力構建中德大國關系亦具有特殊意義。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新媒介實踐作為切入點，重點考察華人政治參與、新媒介使用及傳播影響的內在關聯，並借助行動者網絡理論展開個案分析，以加深對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現狀和發展趨勢的認識，為后疫情時代進一步發揮華人對中德關系的推動作用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背景與路徑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通過個人或團體的行為，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過程。政治參與是海外華人融入居住國主流社會的必經階段，也是其維護合法權益與表達訴求的重要渠道。

（一）華人政治參與轉向的背景因素

近年來，德國華人群體的公民意識與政治意識逐漸覺醒，通過多元方式更積極地參與政治，並在德國政壇屢獲突破。這種情況的發生主要有以下背景因素。首先，進入新世紀以來，德國逐步放寬了移民限制，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取得長期居留權及加入德國國籍，為外國人的參政議政掃清了法理障礙。隨著德國老齡化加劇，高技術領域勞動力缺口亟待填補，德國於2005年正式生效的新《居留法》成為德國面向外來移民的最重要法律依據，為人才引進戰略奠定了法律基礎。此后，德國多次修訂完善條款，引進歐盟藍卡等措施，加大高層次人才的引入力度，為國外高校畢業生進入德國就業市場創造更便利的條件。這些措施標志著德國移民政策的重大轉向，使得該國在“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移民國家”。其次，德國華人群體規模日益壯大，具有高學歷高技術的新移民數量增長迅速，這一人口的結構性變化為德國華人的政治參與提供了社會基礎。中國成為德國重要的非歐盟移民來源國，中國留學生是德國數量最大的外國留學生群體。2000-2017年，國籍為中國的在德外國出生人口流量增長了81.18%，2020年，在德中國公民總數已接近15萬人，加上中國公民的德國籍后代與已入德國籍的華人及其后裔，德國更廣泛的華人群體預計“在20萬人以上，而且在穩步增長”。在獲得歐盟藍卡的外國移民中，華人所佔比例與平均收入僅次於印度移民，且高於全德平均水平。與傳統移民限於語言障礙等因素表現出的“政治沉默”不同，華人新移民的參政議政意識更強，更傾向以主動自信的姿態融入德國主流社會。

（二）華人政治參與的路徑與方式

就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路徑與方式而言，本文綜合參考學界近年對華人移民傳統移入地參政的分析模型，將德國華人的政治參與歸納為精英參政、選民參與和非選舉政治參與三種類型。第一，華人精英作為關鍵少數參加競選是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近年來，華人精英在德國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他們或以中國籍外國人的身份參與德國聯邦州、市級的外國人參事會，參與針對外國人的政策法規制定﹔或以華裔德國公民身份代表政黨參加地方議會選舉，真正全方位參與德國政治生態。在德國華人成功參政的案例中，盡管其代際、黨派背景不同，但他們在參政過程中都表現出強烈的華人身份認同，積極投身社會公益與文教領域，為推廣中華文化、促進中德友好做出了貢獻。此類參政經歷對德國華人群體起到鼓舞與激勵效應，隨著華人及其后裔的成長壯大，未來或將繼續涌現更多華人直接參選的案例。第二，華人選民參與各級選舉投票是行使公民政治權利的直接體現。德國華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選舉票倉，但隨著入籍華人數量增加與新移民受教育水平提高，華人選民開始主動行使投票權利和履行選舉義務。以德國聯邦議院選舉為例，2013年德國大選中，華人年輕選民受到德國主流媒體的關注，該群體更注重表達與維護自身權益，參與投票的熱情高漲。2017年大選之際，華人選民普遍期待中德關系保持友好平穩，對德國右翼勢力的崛起表示擔憂，用自己的選票表明不歡迎右翼民粹政黨。面對2021年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德國政府與領導人換屆，華人群體的普遍關注度更高，提升族群話語權的政治期待更強烈，選舉投票參與政治議題也更具現實性，初步顯現其政治參與的年輕化趨勢及內在動能。第三，非選舉政治參與是德國華人在當地進行參政議政的必要補充。非選舉政治參與對於增強凝聚力、提升維權和參政意識有重大意義，主要方式為“個人接觸、游說、法律訴訟、抵制、不合作、加入參政團體、利用大眾媒體進行政治表達、舉行游行、示威、抗議和請願等”。德國華人的非選舉政治參與往往以維護華人權益與尊嚴為目標，在實踐中直接或間接起到影響德國各級政府決策與社區公益再分配的作用。近年來，德國華人既有維護祖籍國的政治性活動，如2008年、2012年與2019年在德國多地舉行“反藏獨、支持北京奧運”、“捍衛釣魚島主權”與“反港獨”游行，也涉及德國社會的治理與維權議題，如2017年華僑華人團體於全德13個城市舉辦關於李洋潔被害案的統一集會。此外，德國華人非選舉政治參與逐漸向歷史議題延展，如“絆腳石”落成儀式兼具歷史與現實雙重意義，折射出當代德國華人對自身移民歷史及族裔認同等問題的深度發掘。盡管德國華人移民存在來源地、年齡、性別構成等差異，其社群的內在異質性與身份認同的混雜性尚需長期追蹤研究，但整體而言，該群體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社會地位呈現從“邊緣化”走向“聚光燈”的新態勢。現階段的德國華人政治參與處於持續發展期，他們在直接參與選舉政治的同時，結合廣泛的非選舉政治參與形式，逐步摸索出具有自身代表性的多元化政治參與路徑。

二、疫情影響下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新媒介轉向

從2019年底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再到2021年德國開始逐步取消防疫限制邁入后疫情時代，這場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深刻影響了德國華人的政治參與。面對多輪疫情的沖擊，德國政府根據疫情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先后出台“局部封鎖”“硬封鎖”“餐飲限令”“大型活動禁令”等防疫舉措，居家辦公、減少社交與保持人際距離成為德國傳染病防控機制的新常態。疫情影響下，原本依賴人群聚集與面對面社交接觸的傳統政治活動受到限制。每當疫情處於加速蔓延階段時，政治集會與競選活動往往被延期、取消或改為線上進行。據德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統計，疫情致使2021年德國大選現場投票人數驟降，郵寄投票比例達到創歷史紀錄的47.3%，相較2017年增長了約65%。與此同時，防疫舉措客觀上增加的物理距離與空間阻隔進一步促進了網絡數字媒體的使用，德國華人的政治參與也呈現出自我調適與新的轉向，其發展趨勢值得關注。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媒介技術在政治生活中的迭代，傳統媒介的式微使精英參政模式向大眾參與模式傳導與轉變。疫情期間德國華人精英的參政數量呈現階段性的縮減，或在較大程度上與競選活動受限、傳統傳播渠道受阻等外部因素有關。例如，在德國出版發行的《華商報》、《歐洲時報》等華文紙質報刊往往由華人餐館、商鋪、社團和機構所訂閱，大眾一般可免費領取閱讀。但受到防疫措施的影響，華文報刊在傳播參政信息與進行政治動員方面起到的作用被削弱。換言之，疫情致使傳統華文紙媒面臨更嚴峻的生存危機，在傳媒格局重新整合下，新媒介“移動化、智能化、互動化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成為華人“獲取信息、交流互動的首選”，也是德國華人群體進行政治動員的最主要渠道。這類新媒介形態與相應的政治參與實踐具有開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全民性的特征，因而也被美國媒介學家詹金斯（Jenkins）稱為“參與式文化”（participatoryculture）。通過新媒介進行的大眾政治參與沖擊了以政治精英為主體、以傳統報刊、廣播與電視為單向傳播渠道的方式，是一種從線下媒體時代到移動互聯時代的轉型和“網絡民主力量的展現”。其次，防疫舉措增加了用戶的新媒介使用時長，使其從被動的媒介消費者轉變為更主動的內容生產者，激發了華人對政治參與方式的探索與拓展。疫情期間華人不能頻繁跨境流動，微信、微博、Whats App、Facebook等網絡社交平台成為華人與外界交流的關鍵。以用戶主要為華人的微信為例，截至2021年5月，微信在德國的日活躍用戶高達120萬人次，遠超在德華人的實際數量。這反映出疫情下德國華人群體對微信的高頻使用與深度依賴，作為“剛需”的微信已然“深深地嵌入到華人移民的日常生活中”。疫情期間的新媒介使用佔據了華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而作為影響政治參與的變量，媒介使用時間越長、用戶黏性越強，其接觸政治信息與進行政治實踐的可能性就越高：“在網絡空間中與他人互動頻繁的用戶，更容易介入到請願、給政府寫信等政治活動中”。基於新媒介社交圈帶來的文化認同，華人實現了即時通訊、社群互助、信息獲取等基本需求，也衍生出新的社會關系，強化了華人的身份歸屬、公民參與及政治意識。由此可見，疫情直接影響了華人新媒介的參與、使用時長與用戶黏性，而新媒介的多平台發展又豐富了華人政治參與的方式。隨著數字媒介的不斷交融，新媒介往往兼具多重功能，分類標准不一而足。僅就德國華人通過新媒介進行的政治參與實踐而言，本文根據平台使用目的與媒介特性，將其歸納為以下三類。

（一）以信息資訊類平台為代表的選舉政治投票助力

2021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標志著德國正式邁入“后默克爾時代”，受到包括德國華人在內的外界高度關注。對此次德國大選，華人不僅關注外交與國際關系議題，也聚焦政黨與候選人內政的制定與實施，尤其是移民政策、稅費征收、電價改革、就業與教育等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除了報紙、電視等傳統渠道外，德國華人也通過信息資訊類新媒介獲取大選信息：例如閱讀新聞網站報道、在線觀看競選廣告與辯論、查閱各政黨網站與競選綱領、在華人BBS論壇發起民意調查、在社交平台參與大選討論等。這裡有兩個新現象值得注意。一是德國華人群體中的知識精英踴躍地進行網絡發聲，積極發揮華人意見領袖的作用。許多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華僑華人以傳媒工作者、學者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活躍在互聯網的政治評論領域，撰寫有關德國大選的報道與時評，分析各黨綱領與選情走向。其中較為年輕的一代華人意見領袖成長迅速，他們更容易接受、也更擅長使用新媒介，或通過澎湃新聞、觀察者網等網絡新聞平台進行大選深度分析及問答互動，或在FT中文網、微信公眾號、知乎等開設時評專欄，持續關注德國社會與政治動向。二是選舉測試網站與選舉應用軟件的普及使用，成為民眾了解和參與德國選舉的技術輔助。媒介的發展帶來紛繁龐雜的信息，為了幫助民眾更快了解不同政黨的立場與綱領，各類選舉測試網站和手機應用軟件應運而生。其中最成功的莫過於德國聯邦政治教育中心於2002年推出的Wahl-OMat選舉互動系統。該軟件旨在向公眾介紹德國各州、聯邦與歐洲議會的選舉信息，鼓勵選民參與投票，輔助其作出選擇。Wahl-O-Mat精煉各政黨的競選綱領，以問答形式呈現不同領域的施政陳述，用戶隻需在其網頁或APP進行“贊成、中立、反對”式的選擇，即可得出與自身理念契合度最高的政黨結果。該軟件在德國得到廣泛運用，在近幾屆德國大選期間使用人數屢創新高：2013年與2017年的用戶數據分別為1330萬人次與1570萬人次，2021年更是突破2125萬人次的使用記錄。該應用以高效快捷、使用門檻低、將資訊化繁為簡的優勢受到年輕人的歡迎，在華文媒體與華人選民中也有較高的知名度，起到了向德國華人群體普及選舉知識、提高參政意識的作用。

（二）以視頻社交類平台為代表的政治參與虛擬在場

隨著新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數字技術激起人類視覺歷史的又一次新浪潮，視頻化生存已成為普遍社會現象”，諸如You Tube、抖音、B站、Zoom等視頻平台的影響擴展至包括政治參與在內的各領域。作為熱門視頻博主的華人在各平台發布介紹德國社會與點評時政的自媒體視頻，其中不乏有百萬粉絲或單條視頻點擊量百萬級的意見領袖。視頻成為華人移民進行身份展演、向祖籍國民眾尋求情感支持的重要渠道。德國華人社團也利用視頻推動社群的發展，積極提升其族裔意識、維權意識與參政意識。例如，在德華人協會“華德公會”（ChinesischeGemeindeinDeutschland）從2021年初起推出普法系列小視頻，向華人介紹在德報案、訴訟等法律知識，鼓勵華人通過非選舉政治參與的多元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與尊嚴。在2021年大選前夕，該協會通過雲會議平台Zoom舉辦參選政黨與華人群體面對面的中德雙語圓桌會議，並在YouTube上同步直播。德國綠黨在漢堡地區的副主席萊昂·阿拉姆（LeonAlam）與約300名德國華人進行近兩個小時的在線對話，介紹競選與執政綱領，回應華人的選舉關切與提問，網絡直播觀看人數達到數萬人。此類由德國政黨專門派出代表與華人群體探討政治的線上交流，在歷史上或尚屬首次。從視頻平台的媒介屬性來看，視頻影像作為身體的虛擬在場，跨越了物理時空，構建出個體、社群與外部世界聯結的新方式：“人類的世界成為現實—虛擬連續體，視頻是構成這個連續體的關鍵元素。”數字視覺媒介創造的身體在場虛擬性具有某種真實性，它在聯通現實社會的同時營造出一個更加開放的互動空間，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既有的文化圈層與社會邊界。在此類視頻活動中，德國政黨代表並非高高在上的單向宣講者，華人也不是被忽視的少數族裔，這種去等級化的虛擬影像“共同在場”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場景，使平等對話與雙向理解成為可能。

（三）以即時通訊類平台為代表的政治動員增量表達

如前所述，以微信為典型的即時通訊類社交平台對於華人的社群互助與政治動員具有突出作用。在微信發展至“超級APP”的過程中，即時通訊始終是其最基礎與最核心的功能，加之對其他平台及增值服務的融通整合，使得微信在某種程度上處於德國華人新媒介政治參與實踐的中心。尤其在疫情之下，海量的微信群組與公眾號（個體或機構）替代了線下同鄉會等華人社團的傳統動員方式，成為華人交流信息、聯絡通訊與服務社區的主要途徑。在疫情不同階段，德國華人充分利用微信的溝通優勢與關系網絡，建立起龐大的信息與資源互助平台，向居住國與祖籍國多地郵寄口罩等防護用品，為有需求的醫院與社區採購醫療物資，展現出華人群體的團結意識與責任擔當。海外華人在公共與政治領域的微信使用在近年得到學界關注，相關案例有美國華人通過微信組織游行示威、成立微信用戶聯合會起訴特朗普政府、法國華人成立微信亞裔助選團為支持的總統競選者拉票等。在前文提及的德國華人政治參與中，無論是關於移民歷史議題的“絆腳石”落成與紀念活動，亦或圍繞德國大選展開的資訊分享、投票調查與政黨對話，都離不開華人與相關團體的微信討論與動員。此外，微信是德國華人拓展政治參與與公益領域的渠道，維護女性權益、反對家暴、關注心理健康、促進中德交流的平台活動豐富多彩。借助微信的社交網絡與傳播能量，華人實現了政治動員的表達增量，提升了其與內部及當地社群的互動。綜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與新舊媒介的加速更迭帶來了傳統政治參與方式的轉變，德國華人的新媒介政治參與呈現三類鮮明的特征，信息化、視頻化與社交化成為其中的關鍵詞。從現實空間轉向虛擬空間，再最終回歸現實關切，德國華人借助不同平台探索新的政治參與方式，積極發出群體聲音，新媒介成為其表達政治訴求與尋求認同的首選工具。

三、“童書事件”：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案例分析

基於以上認識，本文採用社會學領域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對德國華人的新媒介政治參與實踐做進一步分析。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由20世紀80年代以卡龍（Callon）與拉圖爾（Latour）為代表的巴黎學派所提出。該理論打破主體—客體、物—人、技術—文化的傳統對立，將科學實踐理解為異質行動者彼此聯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動態網絡。行動者（actors）包括參與社會實踐的一切人為與非人為因素，后者如技術手段、機構組織、思想觀念等。行動者不互為因果，任何能改變事物狀態的存在皆為行動者。拉圖爾強調考察行動者之間的交織（intertwinement）與雜糅（hybrid）狀態，通過其共同營造的行動之網來理解人類社會的各種活動。近四十年來，行動者網絡理論被廣泛應用於不同的學科領域，對於描述與分析華人的新媒介政治實踐也提供了一個有啟示意義的理論框架。現有傳播理論無論是強調受眾作為媒介被動接收者的“注射論”或“魔彈理論”，或是將其看做主動消費者的“使用與滿足”理論，都尚未完全擺脫主客體的對立。而行動者網絡理論則不以主動或被動的二元分類來考察信息的傳播或用戶的使用，而是將社會與媒介的內在構成也視作具有影響力的行動者，以賦予物與人同等能動性的方式，從“宏觀的、整體的、動態的視角”審視物與人、人與媒介、政治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根據這一理論，本文對德國華人新媒介政治參與的各方行動者進行梳理，如下圖所示。

以上行動者能夠在社會實踐的不同情境下產生自發性聯結與整合，其主體間是相互依存影響的關系：“它們平等地在集合的連鎖效應中發揮各自的能動性。”而根據具體實踐的差異，行動者間的動態關系及其所構成的行動之網也不盡相同。例如在“絆腳石”落成儀式與線上傳播中，作為行動者的中國駐漢堡總領館（政府職能部門）成為德國政府、華人社團、中德媒體與反歧視價值觀之間的橋梁﹔而在華人參與選舉政治時，Wahl-O-Mat（新媒介技術平台）又成為聯動德國政府職能部門、參選黨派、選民與華人社群的中介。在華人政治參與的實踐中，行動者通過不斷重組，形成多元異質的聯合形式，以其構建的行動之網共同發揮作用，使人獲得重新思考社會組合與實踐行為的路徑。行動者之間產生的互動與聯結被稱為轉譯（translation）。隻有通過轉譯，異質行動者才能在復雜的人員、組織與條件之間建立利益聯盟的關系。根據卡龍將轉譯分成的四個交織進行的環節——問題呈現（problematisation）、權益賦予（interessement）、盟友招募（enrolment）與集體動員（mobilisation）。下文以2021年全德華人抗議德國兒童讀物事件（簡稱“童書事件”）為例，就德國華人如何構建新媒介政治實踐的行動網絡展開探討。

（一）問題呈現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西方政客利用病毒對中國進行污名化，德國社會的仇外心態與種族主義也隨之加劇，針對華人的歧視事件時有發生，給華人的生存帶來巨大壓力。2020年6月，德國知名出版商卡爾森（CarlsenVerlag）出版一本名為《給安娜與莫裡茨一道新冠彩虹》的兒童科普繪本，作者在書中公然宣稱新冠病毒來源於中國並向全世界傳播。2021年3月初，一位德國華人家長發現這本書中的錯誤言論，並將其分享至網絡，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德國華人社群的強烈反應。這本書無疑是疫情下中國與華人遭受污名化與歧視的例証，鑒於它對后代產生的負面影響深遠，它也成為引發全德華人行動的導火索。如何面對這一具有突發性與破壞性的事件、如何還原事實本身的是非曲折、如何捍衛祖籍國與華人的形象、如何實現反歧視的利益訴求，是各方行動者共同面對的難題。

（二）權益賦予

當各行動者達成面對危機的共識后，“合理的利益賦予能夠激發行動者的興趣和動機”，從而建立起利益聯盟，以達到“利益最大化，既包括看得見的經濟效益，也包括非經濟利益，如知名度、美譽度、影響力、實現自我價值”。行動者們——無論是華人、企業、新媒介平台亦或政府機構和法律法規——既有共同的價值追求，即營造一個平等、公正、反歧視的社會，同時也有各自利益所在。例如華人家長希望這本兒童讀物停止向下一代傳遞錯誤信息，保護華人兒童不受傷害﹔信息資訊平台能通過提供事實、傳遞真相，與公眾和用戶共享信息，互惠互利﹔傳媒企業能在事件傳播中通過完成自身的工具性價值實現自我賦益與經濟效益﹔中國駐德使領館可以發揮政府機構的公信力，維護祖國與中國公民的利益，確保正確的輿論導向﹔自媒體與意見領袖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信息、知識與觀點，引發受眾情感共鳴，提高自身社會影響力。

（三）盟友招募與集體動員

在確定權益賦予與分配的同時，多方行動者被吸引招募，結成利益共同體行動網絡——行動者越活躍、行動越頻繁、相互之間聯結越密切，行動之網的范圍與影響也就越大。在“童書事件”中，借助新媒介便捷技術與傳播效果，招募與動員這兩個轉譯環節在短時間內自發進行，具有爆發力強、傳播面廣、影響力大的特點。2021年3月2日，一位發現書本錯誤的家長率先採取行動，以電子郵件致信出版社表達不滿，將信息進行擴散傳播。卡爾森出版社在次日回復的郵件中將該錯誤稱為無心之失,承諾將在再版時進行修改。出版社試圖大事化了的回復隨著各類新媒介平台對此事的傳播，引起了華人群體更廣泛的關注。更多行動者被吸引、動員、招募、牽涉到該事件中，一個多層次、多主體、有著不同角色與分工的行動網絡就此展開。

通過梳理可見，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三類新媒介都在“童書事件”得到了具體運用，並在盟友招募與集體動員的轉譯環節中，實現了華人政治訴求與權益表達“流量、聲量與增量”的交融互促。首先，在個體發聲之后，以微信公眾號、華文網絡新聞、華人BBS論壇等為代表的信息資訊類平台在第一時間整理和發布相關報道評論，全面實時追蹤事件進展。此類新媒介覆蓋面廣、閱讀量高、傳播速度快、影響力大，如德國《華商報》、華人知識精英等網絡意見領袖借助公眾號等平台持續發文，在迅速引爆熱點話題的同時，充分發揮其專業性與引領性，或呼吁華人群體抗議追責，或對事件進行總結評述與深度剖析，在短時間內極大提高了德國華人對相關政治與維權議題的敏感度。其次，以各類華人微信群組為代表的即時通訊類平台構成龐大的信息與社會關系網，“打破了公共與私人的界限，使得很多本沒有強烈參與意願的人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參與了信息的傳播，從而超越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微信社群成員團結凝聚在對該事件的探討、追責與反思之下，群組內外的高頻、深度交流進一步擴大新聞報道的轉發與閱讀量，放大了網絡意見領袖的號召力，增進了成員的權益共識與情感聯結。線上社區的“群情激憤”、“振臂一呼”替代了傳統的線下動員方式，降低了政治動員的組織、人力與財務成本，拓展了華人社群成員共同的文化想象空間及維護利益的渠道，有效強化了德國華人群體的身份歸屬感與集體認同感。同時，德國華人自媒體在YouTube、抖音等平台發布相關直播與視頻評論，以數字影像和視覺媒介協調並增強他們的主體性身份存在，創造了現實—虛擬連續體意義“身體上的共同在場”。這既是對信息資訊類平台和微信線上動員的視覺補充，也以虛擬在場的方式突破了現實政治參與的物理距離和空間阻隔。對事件的探討還延續至華人群體與德國政黨在大選前的圓桌會議，雲端會面和同步網絡直播是德國華人借助視頻社交平台進行參政議政的創新舉措，體現了持續關注反歧視議題、維護族群權益、參與社會治理與政治事務的強烈意願，對於增進德國政黨和華人的政治交流與平等對話具有積極意義。整體而言，在“童書事件”案例中，以信息資訊類、即時通訊類和視頻社交類新媒介技術平台為核心行動者，德國華人群體在參政議政的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一個多層次的新媒介行動網絡，迅速高效地達到了促使出版社撤銷圖書、公開道歉的結果，引起了中德社會對於種族歧視、兒童教育等議題的廣泛關注與反思。這種“利益最大化的實現是共同努力的結果，任何一方的缺失或缺位，都會制約網絡的整體效能”。圍繞“童書事件”，異質行動者們通過不斷調適與協作，充分發揮各新媒介平台的作用與效能，從而改變了事件背后的話語權力與利益博弈，取得了抗爭的最終勝利。

四、結語

本文以德國為國別案例，以在德華人政治參與的新媒介轉向與實踐為研究對象，聚焦新媒介內在類別差異、平台特性與行動者網絡效能，以加深對於后疫情時代華人移民、政治參與、新媒介三者關系的認知。筆者認為，盡管德國華人的政治弱勢地位仍將存在，但新媒介已經成為德國華人政治參與不可或缺的關鍵平台，並將在未來持續發揮重要作用。以“童書事件”為例，德國華人借助各類新媒介進行的實踐展現了更具組織性、靈活性與創新性的特點，呈現選舉政治參與和非選舉政治參與多元互補、線上虛擬在場和線下實體行動協同合作、居住國與祖籍國社會共同關注的趨勢，華人群體政治力量正在不斷積蓄和成長。此次事件是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一次檢驗與有益嘗試，其構建的新媒介行動之網彰顯了德國華人形象自塑和參政議政的主觀能動性，極大增強了社群的凝聚力，對於維護華人合法權益與尊嚴、提升華人群體的公民教育和參政教育意義深遠。有鑒於此，展望未來，德國華人與有關部門應更加重視新媒介的開發、使用與傳播，例如今后可充分調動與融通各類平台進行資源整合，研發更符合華人需求的媒介與技術功能，在扶持傳統華文紙媒的同時，構建中德雙語的融媒體矩陣，增強與華人知識精英與新媒體意見領袖的聯動，助力華人社團線上與線下的互補發展等等，以期發揮華人群體在德國社會的最大效能，更好地促進中德兩國的交流與發展。

（摘自：童欣：《后疫情時代德國華人政治參與的新媒介實踐——基於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