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向海外華僑展示良好形象，獲得廣大僑胞支持與認同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海外僑報為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塑造與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華僑創辦的華文報刊在美國和東南亞相繼出現。從1925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新馬地區可考的華文報達90多家。抗戰期間，東南亞一帶的華文報刊為抗戰宣傳做出了巨大貢獻，《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在“當時成為東南亞華僑抗日的喉舌”。
有關海外僑報與抗日戰爭的關系，學界進行了一些開拓性探討，如潮龍起、陳肖英、劉繼忠等人，分別探討了海外僑報在抗日戰爭宣傳動員、祖國認同建構等方面的歷史貢獻等，其中涉及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內容相對較少。在僑報與中共海外形象塑造與傳播方面，王琦探討了《總匯新報》關於新四軍形象塑造的實踐﹔雷艷芝論述了陳嘉庚創辦《南僑日報》傳播中共國際形象的情況﹔夏玉清以《總匯新報》為基礎考察了全面抗戰初期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轉變及其原因。上述研究較好地展現了僑報在中共海外形象塑造與傳播中的貢獻，但整體來說，這一領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就東南亞僑報而言，《南洋商報》是新馬地區最具影響的華文報紙之一，其中有諸多關於抗戰時期中共事跡的報道，然而這些資料較少被學者們所關注和利用。
抗戰期間，《南洋商報》積極報道祖國抗戰新聞，在華僑社會中引起巨大反響，報紙日發行量一度高達5萬份，除了新馬地區外，還遠銷至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地。《南洋商報》秉持公正辦報、客觀報道的新聞操守，刊登了大量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消息，這些新聞報道沖破了國民黨的輿論控制，改變了海外華僑對中共的負面認知，使得中共作為抗戰中流砥柱的形象深入僑心，極大地提升了中共在海外僑界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為其贏得海外華僑的支持與認同奠定了輿論基礎。本文主要利用“新加坡近代報紙全文檢索數據庫”收錄的華文報紙《南洋商報》，以其中有關中共抗戰的新聞報道為基礎，論述其塑造中共抗戰形象的方式，分析其編輯傳播策略和歷史意義，以期拓展海外僑報與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這一領域的研究。
一、《南洋商報》與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塑造的“耦合”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得到海外華僑更多的關注，也更加重視加強僑務宣傳工作，通過塑造良好的抗戰形象，贏得海外僑胞的支持與認同。《南洋商報》作為南洋愛國華僑的喉舌，順理成章地成為塑造中共抗戰形象的輿論陣地。
（一）展現抗戰形象是黨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內容
對外宣傳是政黨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政黨通過對外宣傳，能夠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獲取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從而為其發展創造更加寬鬆的外部輿論環境。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外宣傳工作，早在1929年的六屆二中全會上便將“加緊國際的宣傳”列為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配合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作戰，粉碎了敵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戰略企圖。然而，在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下，海外僑胞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事跡知之甚少。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又確立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對共產黨實行更加嚴密的新聞封鎖，並四處散布謠言，污蔑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借機做大”，進一步加深了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和疑慮。有鑒於此，中國共產黨更加認識到展現抗戰形象的重要性，誠如時任八路軍129師政委的鄧小平所言：“要大大地加強對外宣傳工作……把我們真實的戰斗生活反映到國際上去，流傳到華僑中去，傳播到大后方去。要改變‘打啞巴仗’的現象，經常用各種方法對外宣傳部隊的生活。”1938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其主要任務就是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事跡，展現中國共產黨的良好抗戰形象，足見中共對海外宣傳工作的重視。
（二）《南洋商報》是海外抗日宣傳的重要輿論陣地
《南洋商報》由著名僑領陳嘉庚出資於1923年9月6日創辦，目的是宣傳商品發展企業經濟。該報的出版，標志著南洋華文報業進入全面為商業服務的新時期。20世紀30年代，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加劇，《南洋商報》開始關注中日關系的走向，相繼刊登了《日本之奸謀詭計》《日本煽惑東三省獨立》《日對華北積極侵略》等政論性文章，大膽揭露日本妄圖吞並中國的狼子野心，同時號召華僑奮起抵制日貨，並響應國內革命救國運動。全面抗戰爆發后，中華民族掀起了萬眾一心的抗日浪潮，《南洋商報》也積極投入到這場洪流之中，全力開展抗日宣傳。1937年盧溝橋事變甫一發生，《南洋商報》便發表題為《救護國家人人有責》的社論，指出“值此強鄰侵略，國祚危殆之際，救援國家，復興民族，固人人有責，而創造民國最有功之華僑，責任尤為重大”。號召廣大華僑支援祖國抗戰。1940年，為了進一步擴大抗日宣傳的影響，《南洋商報》董事會邀請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擔任編輯主任，並集結了王紀元、劉尊祺、張企程等一批進步報人，在他們的努力下，《南洋商報》積極強調民族團結，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刊登人民軍隊抗敵事跡，使該報一度暢銷南洋各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和海外僑胞聯系的重要橋梁與紐帶。
《南洋商報》作為南洋風靡一時的華文報刊，既有閱讀群體的廣泛性，又有為八路軍、新四軍澄清各種污蔑，樹立中共抗戰形象的積極性，這兩種屬性相互聯結，使《南洋商報》與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塑造產生了某種“耦合”。
二、《南洋商報》塑造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方式
抗戰期間，《南洋商報》通過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方針政策，歌頌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軍隊的抗日戰績，介紹抗日根據地的建設與發展成就，展現中共領導人光輝形象，報道中共與華僑攜手抗戰消息等多種方式，向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積極抗日的真實情況，成功塑造了黨的抗戰形象。
（一）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方針政策
1935年華北事變后，中國共產黨依據國內主要矛盾的轉化，主張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由於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封鎖，身處海外的華僑難以及時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為改變這一局面，《南洋商報》刊發了大量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章，從理論和事實層面闡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南洋商報》即發表題為《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救國問題》的社論，詳細梳理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程，並闡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救國之間的密切關系：“民族統一戰線與抗日救國的問題，本不能夠分開來說，因為有抗日救國的問題，橫在我們的眼前，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才由理論漸變於事實，換句話說，欲抗日救國的實現，便須有民族統一戰線結成，也就是說，必須在民族統一戰線連結鞏固之后，抗日救國才是有必勝的把握。”此后，《南洋商報》又相繼發表《為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發展的史實》等一系列文章，加深了海外僑胞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
全面抗戰爆發初期，國內一度存在“速勝論”和“亡國論”兩大錯誤論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戰局形勢，做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屬於中國”的科學論斷。這一戰略主張受到《南洋商報》的極大關注和重視，1938年10月31日，《南洋商報》發表《批判與介紹：論持久戰》一文，詳細介紹了毛澤東撰寫的《論持久戰》一書，並高度評價道：“毛先生這本大著是一年來抗戰經驗最偉大最正確的總結……直到現在，我們找不到比這本大著更豐富的著作，毛先生運用唯物辯証法的武器，揭露亡國論與速勝論的錯誤，指出了中國歷史的康庄大道，有著一種驚人的明晰力，讀者容易獲得深刻的印象。”在此后的新聞報道中，《南洋商報》更是多次強調持久抗戰理論的重要性，指出持久戰“是需要各方面的工作都配合當前這個抗戰形勢去對付敵人才可能的”，進而號召華僑同胞主動肩負起自己的責任，共同努力於祖國抗戰的事業。在《南洋商報》的積極宣傳下，中國共產黨持久抗戰的理論得到了南洋華僑的廣泛認可，成為他們支持祖國抗戰事業、抗擊侵略者的強大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
（二）歌頌人民軍隊的英勇抗戰事跡
抗戰時期，國民黨當局極力控制海外輿論界，禁止僑報報道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抗戰的消息，企圖抹殺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功績。對此，《南洋商報》進行了堅決抵制，積極刊登人民軍隊英勇抗戰的消息和事跡。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取得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消息傳至海外，《南洋商報》隨即發表特訊，用生動的文字描述了八路軍打擊侵略者的情景：“與敵沖擊肉搏，不下十余次……敵機雖出動甚多，因吾軍始終在與敵軍沖擊肉搏中，無從擲彈，故吾軍每於敵機來襲，即更逼近敵軍以為屏障。”這段文字將八路軍不畏生死、奮勇殺敵的英雄形象描寫得栩栩如生，使讀者猶如身臨其境，極大地激發了他們抗日救國的熱情。在宣傳八路軍的同時，《南洋商報》對新四軍的抗戰事跡也極為關注。1939年1月28日，《南洋商報》刊出《新四軍實況》一文，深入介紹了新四軍在敵后戰場的作戰情況：“彼之活動，大抵於黑夜，或黎明時為之，如強襲日本駐軍，攻擊日方運輸船，破壞日方卡車，俘虜日軍，炸毀日軍之軍火庫，破壞橋梁及公路，日日從事牽擊日軍之行動，予日軍哨兵以極大之威脅，有時更乘日方大軍之不備，而予以出其不意之突襲。”隻言片語之間使新四軍頑強戰斗、靈活機動、頻頻突襲的形象躍然紙上，加深了讀者對人民軍隊的認知與喜愛。
除了直接描述人民軍隊戰斗情景之外，《南洋商報》還試圖通過“借口說話”的方式來宣傳其抗戰業績。1938年2月12日，《南洋商報》在新聞報道中引用繳獲的日軍日記，披露了侵略者面對八路軍時的惶恐心理，“這紅軍真使我頭痛，我們隻能夠在白天作戰，但他們卻能夠在黑夜作戰……在此地，我們一百五十架的軍用車被毀，我們六十名的軍隊被殺”，從側面展現了人民軍隊敢戰、能戰、善戰的獨特風採。翻閱這一時期的《南洋商報》，時常可見歌頌人民軍隊的新聞報道：八路軍和新四軍“以英俊的奇姿，馳騁華北及大江南北各戰場”﹔東北抗日聯軍奮戰於“白水黑水間，英氣浩然”，“令人無限欽佩愛慕”。正是在《南洋商報》的廣泛宣傳下，海外僑胞充分認識到人民軍隊真抗戰、能抗戰的真實形象，從而堅定了他們支持祖國抗戰的決心和信心。
（三）介紹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成就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的配合下，先后開辟了陝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華南等抗日根據地，為開展游擊戰和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然而，在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封鎖下，海外僑胞對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了解極其有限。因此，《南洋商報》十分重視對抗日根據地各項事業的報道，其中，根據地的民主建設是其最為關注的內容。1937年11月20日，《南洋商報》發表題為《延安民主政府成立情形》的文章，對延安縣民主政治選舉的時間、流程、參選人數、選舉結果等內容進行了詳細報道，並稱其為“中國新民主政治的最新典型”，充分展現了抗日根據地選舉活動自由、平等、公開的特性。此后，《南洋商報》又陸續發表《初入延安的印象》《向民主的實驗區前進》《冀察晉邊區視察記》等文章，對抗日根據地在踐行民主選舉、三三制、民族平等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廣泛進行宣傳，給海外僑胞展現出一個戰無不勝、政治民主、積極生活的抗日根據地景象，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的抗戰形象。
在宣傳抗日根據地的民主建設成就之外，《南洋商報》還廣泛報道了根據地在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況。1937年9月23日，《南洋商報》發表題為《另一種姿態的延安》的通訊，如實記錄了該報記者考察延安時的所見所聞，指出在邊區政府實行統一累進稅制的政策下，延安“商賈爭相雲集，寧夏、太原、西安、汾陽，各處商人大批辦貨前來推銷，並在延安設庄開店，延安城內，大小商賈，百貨雜陳，一應俱全”。在這一良好的商業環境中，根據地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購買力跟著提高，呈現出一派安居樂業的富足景象。此外，《延安抗日大學姿態》介紹了抗日軍政大學的教學設施、教材課程、學生成分、日常生活場景，《冀察晉邊區視察記：模范縣遼縣一瞥》報道了遼縣（今左權縣）的道路交通、小學教育、糧食儲備情況。這些文章將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景象展現得淋漓盡致，使海外僑胞得以領略一個蒸蒸日上、前途光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根據地的時代風貌。
（四）展現中共領導人的光輝形象
中共領導人是抗戰正確路線的構建者與踐行者，也是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典型體現。然而，由於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和肆意抹黑，導致海外僑胞對中共領導人或是知之甚少，或是心存偏見，進而影響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整體認知。鑒於此，《南洋商報》刊發了大量文章介紹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跡。1937年9月，在獲悉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消息后，《南洋商報》發表題為《朱德與彭德懷》的專稿，詳細介紹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的生平，並稱贊二人“十余年來，轉戰萬裡，其艱苦卓絕，有（尤）為全國軍人所欽服”。1937年10月到12月間，《南洋商報》在其副刊《獅聲》上開辟專欄，連載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記錄整理的《毛澤東自傳》，介紹了毛澤東從童年時代至抗戰時期的人生歷程和思想脈絡，從不同側面展現了這位中共領導人的領袖風范。此后，《南洋商報》又陸續發表《朱德將軍回延安盛況》《周恩來如何領導中國大革命》《葉挺和陳毅》等文章，充分展現了中共領導人的光輝形象，促使海外僑胞對中共抗戰形象產生更為客觀而具象的認知。
（五）報道中國共產黨與華僑攜手抗戰消息
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尤為重視海外華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重要地位。1938年3月18日，毛澤東明確提出：“全體華僑同志應該好好團結起來，援助祖國，戰勝日寇。共產黨是關心海外僑胞的，願意與全體僑胞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海外華僑與中國共產黨緊密合作，彼此協同，以各種形式支持祖國的抗日斗爭。對此，《南洋商報》也給予了充分關注。1938年10月27日，《南洋商報》整版刊出題為《馬來亞各地僑胞熱烈援助八路軍》的文章，對馬來亞華僑捐助八路軍的具體人數、姓名、金額等信息進行了詳細梳理。此外，《南洋商報》還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及時報道華僑與中國共產黨攜手抗戰的消息。如《抗日大學及陝北公學華僑青年組同學會》介紹了安南、荷屬東印度、緬甸以及馬來亞各地華僑青年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學習的情況﹔《華僑在延安》報道了各類華僑技術人才回國參與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情況﹔《陝北抗戰影片中國救亡軍今晚起開映》報道了陝甘寧邊區拍攝的影片《中國救亡軍》在南洋各地放映的盛況。這些文章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海外華僑肝膽相照、攜手抗戰的真實情景，極大地提升了海外僑胞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度與好感度。
三、《南洋商報》傳播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策略
《南洋商報》在塑造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同時，十分注重傳播策略，通過真實權威的新聞源，主旨集中的議題設置，多樣適當的新聞體裁，立場鮮明的語言表達給受眾帶來獨特的閱讀體驗，推動中共抗戰形象在海外華僑社會的廣泛傳播。
（一）以真實權威的新聞源取信讀者
新聞源是指新聞報道的信息來源。大眾媒介的新聞源十分廣泛，有源自個人的、組織機構的、新聞現場的和其他媒介的。這些新聞源“能否真實地、充分地反映和提供新聞信息，報道者能否及時地、深入地接觸這些新聞源和辨別其真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新聞傳播的質量，決定社會和公眾對真相的了解程度”。因此，在新聞宣傳工作中，要想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就務必要確保新聞源的真實性和權威性。
新聞源與記者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記者的新聞發稿源地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和可信性。一般來說，越是事發當地所反饋的新聞稿越具有說服力。全面抗戰爆發后，《南洋商報》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派遣了大量常駐記者，他們以“在場者”的身份對根據地的所見所聞進行如實記錄，確保了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值得注意的是，《南洋商報》重視新聞真實性的做法，對於傳播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起到了極大促進作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公然捏造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企圖抹黑中國共產黨形象。鑒於此，1938年11月3日，《南洋商報》以《八路軍與新四軍驚人戰績打破敵奸污蔑》為題，整版刊登駐延安記者寒波的專稿，詳細統計了八路軍與新四軍參戰以來殺傷與俘虜的日軍人數、繳獲武器的型號及數量、破壞炸毀敵軍裝備的數量。這樣的新聞報道，帶有著極強的權威性與說服力，有效地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污蔑和誹謗。
此外，《南洋商報》還將新華社視為重要的新聞源。七七事變后，新華社向國內外發布了大量有關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擊日寇的新聞報道，是獲取人民軍隊抗日消息最權威、最可靠的平台。因此，《南洋商報》經常轉載其發布的專電、短訊和快信，使讀者能夠全面、及時地了解人民軍隊積極抗戰的事實，有效地提升了新聞報道的權威性、時效性和客觀性，對於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形象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以主旨集中的議題設置引導讀者
議題設置是傳播學領域的經典理論，其核心內容是“新聞媒介選擇集中報道的對象，以此來制造社會的中心議題並左右社會輿論的形成”。大眾傳媒通過反復報道某類新聞話題，強化其在公眾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從而達到吸引人們注意的宣傳目的。
抗戰期間，《南洋商報》圍繞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多種有效的議題設置。1937年7月17日，《南洋商報》在頭版發表《朱毛請纓抗日》的文章，同時配以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披露了盧溝橋事變后二人致函蔣介石，要求率領紅軍到前線抗日的事實。此后數月間，《南洋商報》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多番報道，如7月21日發表《丁玲在延安主持中國第一部二百余萬字底偉大的集體創作〈二萬五千裡〉》，澄清了外界對紅軍長征的質疑﹔9月11日發表《朱德彭德懷任八路正副指揮已開赴前線殺敵》展現了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的情景﹔12月24日發表《毛澤東在延安談中日戰爭及遠東問題》介紹了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張的對日作戰方略。此外，《南洋商報》還注重借助熱點事件進行輿論引導。例如，平型關大捷的消息傳至海外后，《南洋商報》連續刊登了《我第八路軍大顯威風在晉北斃敵千余》《第八路軍便衣隊活躍已及張垣》《驍勇善戰之第八路軍朱德部正補充為十師》等十余篇文章，從抗日戰績、作戰范圍、軍隊編制、武器配備等方面深度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英勇抗敵的壯舉。這些文章迅速在海外掀起了一陣宣傳八路軍的輿論風暴，《星洲日報》（馬來亞）、《救國導報》（菲律賓）、《華僑日報》（泰國）等紛紛報道、轉載了八路軍的抗敵事跡。顯然，《南洋商報》試圖通過“紅軍長征歷程”“對日作戰方略”“八路軍專題報道”等多個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議題設置，來吸引海外僑胞的注意，從而有效提升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關切度與好感度。
（三）以多樣適當的新聞體裁吸引讀者
新聞體裁是指新聞寫作的表達形式。對於報刊而言，常用的新聞體裁有消息、通訊、專稿、社論、人物專訪等。在新聞報道中，運用多樣適當的新聞體裁對客觀事物進行有針對性的報道，能夠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從而提升宣傳效果。
抗戰期間，《南洋商報》運用多種新聞體裁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報道。其中，消息是最常用的新聞體裁，通常篇幅較短，少則二三十字，多不過百余字，言簡意賅，能夠讓讀者快速獲悉新聞資訊。七七事變后，中日戰況成為海外僑胞關注的焦點。鑒於此，《南洋商報》時常會刊發與人民軍隊抗日相關的消息。如1937年12月19日到21日間，《南洋商報》就連續刊發了《第八路軍猛攻敵人三日》《第八路軍克復晉北廣靈》《我第八路軍克復山西右玉縣》等消息，這些消息能夠使海外僑胞迅速了解人民軍隊抗敵動態，從而產生對中國共產黨積極抗日的普遍認知。
此外，社論和專稿亦是《南洋商報》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新聞體裁。抗戰期間，《南洋商報》相繼發表了《西北特區抗戰動員斷片作經驗介紹》《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持久抗戰中的論辯問題》等數十篇文章，以社論或專稿的形式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策略、作戰經驗以及國共關系等問題進行全面介紹和深度解析。此類文章通常篇幅較大，幾乎佔據整個或數個版面，能夠以鮮明的觀點、庄重的文風和嚴謹的論証影響海外僑胞，從而加深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促使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由“認知”向“認同”轉化。
（四）以立場鮮明的語言表達感染讀者
語言表達是指運用語言的能力和選用適應不同文章體裁的語言能力。在新聞報道中，語言表達是作者向讀者傳遞信息的符號。因此，新聞內容的語言表達是否恰當，直接關系著新聞傳播的效果。
抗戰時期，《南洋商報》為了宣傳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語言表達上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首先，對於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報道，《南洋商報》從不吝惜贊美之詞，如在《揭開“中國救亡軍”的面影》中稱贊陝甘寧邊區“創造了新中國的輪廓”﹔在《八路軍的游擊戰及其他》中指出游擊戰“使敵人痛感我軍似天外飛來者，亦可謂為長期抗戰途中，至可寶貴之勝算的試驗”﹔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發展的史實》中評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每個中國人所注目與努力的目標”。這些話語表達將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極大地提升了讀者對中國共產黨的親切感和信任感。
此外，對於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日的報道，《南洋商報》則從不避諱，大膽運用犀利的語言批判其反動行徑。如1941年1月14日，《南洋商報》發表題為《民主團結乎？獨裁反共乎？》的社論，痛斥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分裂，破壞團結的罪行，直言“這和德意日的獨裁政治已沒有一點分別”，並嚴肅告誡，“祖國抗戰正入於最后重要階段，民主團結則生，反共分裂則亡”。寥寥數語，國民黨頑固派獨裁統治的丑惡嘴臉便躍然紙上，使讀者對其倒行逆施的行為心生厭惡，無形中激發了海外僑胞向中國共產黨靠攏的內生動力。
四、《南洋商報》塑造與傳播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歷史意義
在國民黨政府控制輿論之際，《南洋商報》始終堅持全面、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如實記錄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的正義之舉，通過大量鮮活、及時的報道，傳播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形象，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一）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
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對國內搞文化專制，在海外也極力控制輿論界，嚴禁華僑報刊刊發中共軍隊抗戰的新聞，封鎖抗日根據地的消息。1940年1月，國民黨中央海外部印制調查表分發海外黨部，要求他們調查“海外報紙刊物之言論態度與編輯人員之思想背景”，同時責令其對報道祖國抗戰真實情況的僑報僑刊負責人予以“詳查”。在此背景下，《南洋商報》對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塑造與傳播，無疑是在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鏈上打開了一個缺口，使海外僑胞得以了解到中共抗戰的真實情況。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動態由新聞工作者及時編發成各種體裁的文稿，並以《南洋商報》為平台在新馬地區廣泛傳播。這些文稿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抗戰的方方面面：客觀正確的抗日方針和切實可行的抗日策略﹔英勇善戰的人民軍隊取得的輝煌戰績及其作戰戰略和戰術﹔卓有成效的根據地民主政治發展、經濟建設成就﹔舉不勝舉的海外僑胞與中國共產黨攜手抗戰消息﹔等等。海外僑胞由此認識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和進步，以及中國共產黨抗戰的決心和信心。
（二）增強了海外僑胞對中共的認同
抗日戰爭爆發前，由於中國共產黨處於被“圍剿”的地位，加之國民黨的歪曲宣傳，海外華僑對其知之甚少，甚至有一定的誤解。抗戰爆發后，《南洋商報》作為海外宣傳抗戰的重要輿論陣地，通過大量實事求是、真實客觀的報道，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積極抗戰的良好形象，使南洋華僑認識到隻有共產黨才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在《南洋商報》的廣泛宣傳下，一批又一批的華僑青年沖破重重阻撓奔赴延安，走上抗日戰場。1941年4月7日，一位名叫曾艾秋的華僑青年在《南洋商報》上發表題為《到延安去》的紀實文稿，翔實介紹了華僑青年在延安的生活、學習和勞動情況，細數了延安華僑救國聯合會、西北華僑實業公司、光華農場等僑務機構為抗戰做出的貢獻，並稱贊延安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驗區”，號召“有志抗戰建國工作的僑胞們，請回到祖國來，走到延安來，雖然是在西北荒涼的土地上，也一樣有許多工作等待你做呢”。充分彰顯了華僑青年對延安、對中國共產黨的好感度和認同感。
（三）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領導者。因此，《南洋商報》對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塑造與傳播，客觀上也有利於海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傳和鞏固。1941年1月6日，國民黨頑固派不顧抗戰的大局，悍然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屠殺新四軍將士八千余人。事后，國民黨當局為了掩蓋其罪行，動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對新四軍大肆造謠污蔑，企圖抹黑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形象。鑒於此，《南洋商報》相繼發表《抗戰以來的新四軍》《關於十八集團軍新四軍移防問題參考文件》《新四軍事件所引起的國內外反響》等文章，以大量的事實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指出新四軍抗日是“有目共睹的實績”，譴責國民黨當局所作所為是“為親者痛而為仇者快”，強調“團結則存，分裂必亡……隻有敵人和漢奸，才會幸災樂禍，而希望中國走上反共投降的道路”，呼吁國共兩黨團結到底、合作到底。在《南洋商報》的廣泛宣傳下，海外僑胞得以了解新四軍抗戰的真實情況，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團結抗日的重要性，從而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順利進行。
五、結語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率先發起全民族抗戰的號召，並以正確的思想指導抗戰，以模范的行動支撐抗戰，以博大的胸懷維護抗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海外華僑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行動知之甚少。全面抗戰爆發后，以《南洋商報》為代表的海外僑報秉持公正辦報、客觀報道的新聞操守，及時關注並報道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動態，將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抗日方針政策、人民軍隊英勇抗戰的雄姿、抗日根據地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共領導人獨特的個人魅力、共產黨與華僑攜手抗戰的事實，全面、客觀、真實地展現在海外僑胞眼前，成功塑造並傳播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全民族抗戰的引領者、維護者與踐行者的偉大形象，為黨贏得海外華僑的支持與認同奠定了輿論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形象的生成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雖然海外僑刊對中共抗戰形象的塑造與傳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終究只是錦上添花的外部因素。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抗日主張、人民軍隊光輝的抗日業績、根據地卓有成效的建設成就、中共領導人卓爾不凡的獨特風採，以及中共對海外華僑坦誠相待的態度才是其抗戰形象塑造與傳播的根基所在，也是海外華僑認知、理解、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內生動力。此外，胡愈之、王紀元、劉尊祺等進步報人在中共抗戰形象的塑造與傳播過程中做出的貢獻也不容忽視。1940年，在胡愈之的主持下，《南洋商報》推行革新計劃，更加強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受到海外華僑的熱烈歡迎。一年之間，該報的日銷量由原來的2萬份劇增到5萬份，使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形象在南洋華僑社會廣為傳播。
總體而言，中共抗戰形象在海外僑界的廣泛傳播，不僅與《南洋商報》秉持公正辦報、客觀報道的新聞操守有關，也與該報編輯團隊的銳意革新、仗義執言有關，更與中國共產黨實實在在的抗日功績相關。中共抗戰形象在海外僑界的塑造與傳播，也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海外華僑的愛國熱忱，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外部基礎。
（摘自：凌富亞、唐倬：《海外僑報對中國共產黨抗戰形象的塑造與傳播——以《南洋商報》為中心的考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