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僑胞是中國發展的獨特優勢和寶貴資源。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海外僑胞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華僑的作用，重視僑務工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圍繞華僑與僑務做了許多理論論述。學界以往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通過資料的文本分析，以時間脈絡梳理歷史事件，在革命戰爭、國共關系、統一戰線等框架內展開討論，為后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學術基礎。以往研究雖有結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背景的學術意識，但較少或缺少基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角度進行審視研究。有鑒於此，本文試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相關內容為視角，探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僑務論述，為更好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僑務理論與政策提供參考借鑒。

一、明確身份屬性，重視華僑的同盟作用

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友，隻有分清真正的敵友，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開篇就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總結到，以往中國革命之所以未能徹底成功，其原因就在於未能團結真正的朋友去攻擊真正的敵人。就華僑而言，毛澤東認為他們屬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朋友，在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同盟作用。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早期

早在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期之初，毛澤東就注意到了華僑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919年8月4日，在《民眾的大聯合》（三）中，毛澤東認為中國民眾的聯合可以溯源至同盟會這一革命黨的成立，“有革命黨乃有號召海內外起兵排滿的一舉”。“海內外”當然包括被孫中山譽為革命之母的華僑，毛澤東也視其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五四運動之后，華僑的同盟作用愈加彰顯。如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海外華僑社會時，廣大華僑紛紛以阻止簽約、抵制日貨、示威游行等多種方式聲援、支持五四運動。不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思想傳播，還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創建，華僑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華僑的有力推動下，第一次國共合作得以實現。

華僑尤其是華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的積極影響，引起了毛澤東對其身份屬性的關注。1925年冬，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革命前途的影響》中，毛澤東採用階級分析法，將海外華僑工人劃定為“半無產階級”，而在同一時期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半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乃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雖然《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革命前途的影響》中的半無產階級主要是針對海外華工而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半無產階級與“我們”的關系主要是針對國內民眾而言，但毛澤東后來關於僑務的許多論述和實踐表明，包括海外華工在內的廣大華僑是“我們的朋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具有重要的同盟作用。尤其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甚為重視華僑的朋友身份和同盟作用。

（二）抗日戰爭時期

全面抗戰爆發后，海外華僑作為革命的朋友，與國內民眾一道，同仇敵愾、積極抗戰。1939年7月7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時對海外華僑在抗戰中的同盟作用做了高度評價，“我數萬萬民眾及海外僑胞，萬眾一心，精誠團結，努力生產，協助軍隊，輸財輸力，支援前線。”隨著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向戰略相持過渡，考慮到抗日戰爭的長期性和革命對象的集中性，毛澤東認為當下的任務之一就是爭取國際援助，而華僑作為身在海外的中國人，是爭取國際援助的重要力量，可以“經過華僑的努力推進各國反日援華活動”。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前線后方、國內國外難免出現消極悲觀情緒，毛澤東提出要盡力宣傳包括愛國華僑在內的各種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線后方國內國外，廣為傳播”，以此增強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消除悲觀情緒，反對妥協企圖，堅持抗戰到底。為此，毛澤東多次接見華僑領袖、記者、學生等，向他們及海外僑胞傳達中共堅持抗戰的決心和抗戰必勝的信心，呼吁海外華僑繼續發揮自身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

在抗日根據地建設中，華僑的同盟作用亦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如為發展壯大瓊崖革命根據地、組織海南島人民的抗日戰爭，194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瓊崖工作方針給廣東省委的指示》中提出可以求助華僑，“把瓊島創造為爭取九百萬南洋華僑的中心根據地”。根據地的建設需要一個合適的領導者，鑒於馮白駒“在瓊崖以至南洋瓊僑同胞中聲望很大”，毛澤東提出由馮白駒擔任瓊崖特委書記和獨立總隊隊長。作為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陝甘寧邊區的建設也反映了毛澤東對華僑同盟作用的重視。如1941年5月1日，《新中華報》刊印了由中共邊區中央局提出的邊區建設方案文件，毛澤東不僅把文件題目改為《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而且加寫和改寫了絕大部分文件內容，其中一條就是呼吁廣大華僑積極參與邊區建設，“歡迎海外華僑來邊區求學，參加抗日工作，或興辦實業。”為應對當時激烈變化的國內外形勢，確保《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收到實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發布〈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指示》，提出不僅要在海外僑胞中“須廣泛散布此綱領”，而且要在菲律賓、新加坡、紐約等地“須召集座談會”，以征求各界的意見與批評。《指示》特別強調，各根據地及部隊須把《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與當地已發布的各種綱領一並討論，尤其是當地綱領中尚未提出的內容如華僑政策，尤須著重討論。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的政策重心發生了轉向。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意味著國民黨的政策重心由抗日轉向了反共。面對可能出現的內戰沖突，廣大華僑憂心忡忡，陳嘉庚回國慰問時曾多次表示，一路上看到、聽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太多的意見之爭，如果不幸發動內戰，“海外華僑必定痛心失望”。華僑的擔憂未能阻止國民黨的反共步伐，並最終發生了皖南事變。皖南事變發生后，廣大華僑注意到了國內時局的變化，認清並批評國民黨當局的“反共”措施，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反對內戰，這些都表明海外僑胞“團結進步的運動正在開展中”。皖南事變后，共產黨得到海外華僑的廣泛同情，並與之成為革命的朋友，蔣介石沒有料到“海外華僑都站在我們方面來非難政府的舉措”。皖南事變讓知曉真相的華僑更加堅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力同盟者。

（三）解放戰爭時期

全面內戰爆發前夕，針對美國借軍事援助之名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以強力支持國民黨獨裁政府繼續陷中國於內戰，1946年6月23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了《反對美國對蔣軍事援助法案的聲明》，要求美國停止並收回軍事援助、撤回在華軍隊。為實現這一主張，海外華僑特別是美國華僑的同盟作用，尤為受到毛澤東的重視。6月24日，為回應鄺賽朝等美國海員工會3000多華工停止內戰的呼聲，毛澤東在復電中視其為同盟者，希望他們發揮在催促美國停援撤軍中的獨特作用，呼吁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喚起包括中國僑胞在內的全美各界人士，共同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對國民黨當局的援助，撤回美國在華的海陸空三軍，“撤銷已向美國會提出的繼續軍事援華法案”。

全面內戰爆發前期，毛澤東以電函形式不斷向海外華僑陳述事實、講明真相，以爭取海外華僑的理解與支持，鞏固並壯大革命的朋友隊伍。1946年8月7日，毛澤東在給檳榔嶼僑胞的復電中，高度贊同他們反對內戰、呼吁和平的各種主張，聲明中共將與包括海外華僑在內的全國人民共同努力，“挽此危局，並本和平民主方針奮斗到底”。10月8日，在給中國民主同盟馬來亞霹靂分部盟員大會主席的復電中，毛澤東指出自日寇投降后，國民黨好戰分子持有美國外援，堅持獨裁與內戰，破壞政協決議與停戰協定。毛澤東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實施政協會議決議，他號召海外僑胞與中共一起努力、共同奮斗，“希海外僑胞諸賢達，再接再厲，為祖國之和平民主獨立而努力”。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召開期間，71個華僑團體致電蔣介石、毛澤東、張瀾和全國同胞及各機關社團，指責國民黨政府違背民意、撕毀政協決議、片面召開國民大會，毛澤東在復電中甚為欽佩暹羅僑胞的“義正言辭”，“尚望海外同胞一致努力，以實現祖國之獨立和平民主”。

隨著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即將來臨，海外華僑的“朋友身份”更進一層，成為人民大眾的組成部分。1947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創立26周年，新華社發表了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努力奮斗迎接勝利》。在原文基礎上，毛澤東特地增加了三段話，視海外華僑為人民大眾的組成部分。毛澤東指出，民族統一戰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法寶，海外華僑與國內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開明紳士、小資產者、民族資本家等共同組成了統一戰線，“這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縱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關於華僑身份屬性的稱呼，雖有從半無產階級到人民大眾的轉變，但視華僑為革命的朋友、重視其同盟作用則是始終如一的。

二、維護華僑利益，爭取華僑擁護與支持

明確華僑的身份屬性、重視其同盟作用，只是說明存在團結朋友、打擊敵人的可能性。而要把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必須鞏固並深化與華僑的同盟關系，獲得華僑的擁護與支持，這就需要遵循一個基本原則——維護華僑的利益。還在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之初，毛澤東就注意到了華僑的利益問題。1919年9月1日，毛澤東為發起“問題研究會”而起草的《問題研究會章程》，共提出71個問題，其中第53個就是華工問題，並細分為“⑴華工教育問題⑵華工儲蓄問題⑶華工歸國后安置問題”。對於這些事關華工切身利益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都需要進行實地調查。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到南洋開展華僑教育的新民學會會員張國基的信中，認為湘人去南洋應取世界主義而不採殖民政策，“世界主義，願自己好，也願別人好，質言之，即大家好的主義。殖民政策，隻願自己好，不願別人好，質言之，即損人利己的政策。”這種帶有天下大同色彩的朴素認知，包含著毛澤東維護華僑利益的思想自覺。

（一）抗日戰爭時期

從出席一大至抵達陝北這一階段，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和革命分工的需要，毛澤東較少關注華僑問題。1935年，日本通過制造一系列事端，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和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了抗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提出抗日討蔣的主要任務和統一戰線的總策略，並制定了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法。為了使黨的策略和決議在群眾中得到擁護與執行，進而掌握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指示信確定了七個具體方面，其三就是“把總的抗日討蔣的綱領與各地各階級群眾的生活聯系起來”。在這方面，指示信特別提出要靈活利用日本驅逐華僑回國事件，啟發群眾斗爭的情緒和勇氣。與群眾生活聯系起來，實際上就是與群眾利益聯系起來。指示信關注日本驅僑事件，也是考慮到驅僑事件對華僑利益的危害。12月25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在對海外華僑的宣告中，從國內國外兩個方面闡明了中共的護僑政策，國內要徹底鏟除國民黨政府損害華僑的各種政策，施行積極保護華僑的政策﹔國外要努力維護華僑權益，尤其是對於被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排斥、驅逐的華僑同胞，“蘇維埃給予庇護的權利”。《決議》中的護僑政策，也體現了毛澤東維護華僑利益的思想。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在對外抗擊日本侵略者、對內倡建聯合政府的戰略中積極維護華僑利益。1939年9月8日，毛澤東結合參政會以往工作和當時時局，從政治、軍事、經濟、財政、外交、黨派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諸多意見，其中財政方面建議徹底實行戰時財政政策，對涉及到的華僑利益要加以保護，“國家的金公債，必須在海外僑胞國內銀行界中廣為勸募，並給以確實基金的保障，與國內投資的便利。”抗日戰爭即將迎來最終勝利的歷史關頭，面對當時中國外部仍有日本侵略、內部有國民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民主改革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總結了兩種不同路線的斗爭和人民革命的經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般綱領之下，提出適當且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其中關於華僑的部分，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在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中得到了貫徹，“外交部及駐外使節，應積極保護華僑利益”。以此理念為指導，《草案》還從具體操作層面提出如何保護華僑利益，如為想回國的華僑提供往返便利，為回國后的困難華僑提供幫助等。在重慶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和平建國綱領》中，共產黨維護華僑利益的主張經修改完善后成為綱領的“僑務”部分，其中對如何維護華僑利益作了明文規定，如協助、救助、救濟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和平建國綱領》被破壞之前，廣大華僑尚對蔣介石政府抱有希望，那麼《和平建國綱領》被破壞之后，更多華僑則開始轉向擁護與支持共產黨，因為廣大華僑切實感受到了中共維護華僑利益的一貫主張。

（二）解放戰爭時期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后，為爭取廣大華僑對共產黨的擁護與支持，毛澤東依舊把維護華僑利益作為僑務工作的重點。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共產黨的戰略優勢愈加凸顯，一些錯誤觀念如“左”傾關門主義開始出現。比較典型的是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后，將來由誰“坐江山”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一些地方尤其是鄉村，出現了“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毛澤東對這種錯誤認識加以批評並指出，不僅鄉村不是單獨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而且“在全國，是工人，農民……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坐江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5名華僑代表出席體現了華僑是新政協的組成部分。1949年政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政協全體代表在討論共同綱領時，司徒美堂提出“便利僑匯”意見，“為大會所接納，寫進共同綱領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尚未完成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維護華僑利益仍是毛澤東處理僑務的基本原則，如由毛澤東簽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把華僑的土地和房屋列為特殊土地問題，要求在維護華僑利益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靈活處理，“華僑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應本照顧僑胞利益的原則，由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或省人民政府依照本辦法的一般原則，另定適當辦法處理之。”

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而言，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綱領的基本訴求，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同於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標志。對於廣大華僑來說，聯合專政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參與政治協商、成立聯合政府，進而保証參政議政的權利。這也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維護華僑利益採取的重要原則。

在1949年政協會議召開之前，針對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訴求相矛盾的國民黨一黨專政，毛澤東提出了兩步走的終結構想，“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毛澤東提議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以加強抗日工作，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和聯合政府的成立。七屆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及其籌備事項的決議》中，明確提出參會人員中要有華僑代表，經綜合考慮地區、人口、團體及交通等條件，在代表名額分配上，最終確定“華僑10人”。后因時局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未能舉行，但體現了毛澤東對華僑政治地位的關心。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主持召集政治協商會議。面對可能出現的和平局勢與民主進程，毛澤東呼吁包括華僑在內的各界代表人物與中共一道，推動聯合政府的建設。如1945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回復司徒美堂的信中，對其反對內戰、力爭民主的言論不勝欽佩，向其說明中共代表團已到達重慶准備出席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並闡明中共的主張是停止一切內戰、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毛澤東呼吁以司徒美堂為首的致公黨及全美僑胞，與中共一道共謀祖國的和平、團結、統一與建設，“尚祈貴黨與全美僑胞，一致主張，促其實現。”

解放戰爭爆發后，一方面，隨著國民政府撕毀政協決議，華僑參政議政的願望化為泡影﹔另一方面，隨著共產黨戰場優勢的日益凸顯，加之一貫主張的政治民主化，又讓廣大華僑重燃了參政議政的希望。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節的23個口號，其中之五就是號召“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號召發出后，廣大華僑積極響應，紛紛致電毛澤東及中共，表示支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組建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在復電中高度贊賞廣大華僑的政治熱情，希望華僑努力為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建言獻策，如在“陳嘉庚先生並請轉各地僑胞民主團體及一切主張民主的僑胞”的復電中，毛澤東期待與僑領、僑胞就政協會議及時溝通意見，以利於大會成功召開，“諸先生與各界僑胞對於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具體意見，尚望隨時電示，以利進行，實深企盼。”

為切實維護華僑參政議政的權利，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採取了各種措施確保華僑代表參與政協會議。五一號召發出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滬局、港分局發出指示，共同擬定應邀黨外人士名單。在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邀請民主人士北上給香港分局等的指示》中，對海外華僑的代表人物及其北上有明確指示，“海外華僑陳嘉庚、司徒美堂（望漢年、連貫速依胡愈之建議打通與陳的聯系，設法接其北來）。”為表誠意，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分別再次致電司徒美堂、陳嘉庚，表明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團結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的力量，完全實現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事業”。正如毛澤東在《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包括海外華僑在內的各革命階級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召開，宣示了中國社會性質的重大轉變和中國革命任務的基本完成，亦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三、明確革命對象，始終視華僑為同盟者

明確身份屬性、重視華僑的同盟作用，維護華僑利益、爭取華僑的擁護與支持，只是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中“共同的朋友”的問題，而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還必須解決“共同的敵人”的問題。隻有明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才能帶領同盟者與之共同斗爭。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而言，共同的敵人亦即革命的對象先后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

（一）抗日戰爭時期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存在著錯綜復雜的諸多社會矛盾，而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頻頻侵略中國，正如毛澤東所言，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抗日戰爭結束，在這100多年的時間裡，“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日本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日本帝國主義也就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后，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准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通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帶領包括華僑在內的同盟者向共同的敵人作斗爭。1938年3月18日，毛澤東在為南洋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領隊辜俊英的紀念手冊題詞中，呼吁全體華僑團結起來共同抗戰，明確表示“共產黨是關心海外僑胞的，願意與全體僑胞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即使是發生皖南事變這樣嚴重的國共沖突，毛澤東依舊認為當時革命的首要敵人還是日本帝國主義。1941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司徒美堂為代表的全美洲僑胞復電中，對美洲華僑關懷祖國、呼吁團結的主張表示敬佩，直言皖南事變對國共關系帶來嚴重沖擊，讓國共合作遭遇重大危機，盡管如此，中共仍將以民族利益為重，團結抗日力量、堅持全民抗戰，並指出中國決不能同時進行對外對內兩場戰爭，要求國民黨當局取消反共計劃、驅逐親日派，隻有“團結全力，以與日寇相搏斗，抗戰始有勝利可期”。

在毛澤東看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及其他亞洲地區，不僅與被侵略國家和地區存在直接矛盾，而且與被侵略國家和地區的利益相關國家也發生了間接沖突。身在中國之外的被侵略國家和地區、乃至被侵略國家和地區的利益相關國家的華僑，與住在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密切關聯，這有利於在中國之外建立更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毛澤東就提出通過加強華僑工作，爭取與印度、緬甸、越南、暹羅、菲律賓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建立聯系，“使他們的斗爭與我們的斗爭配合起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主持修改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中共中央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兩個文件。《宣言》認為整個世界可以劃分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個陣營，並從八個方面提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具體任務，其中之一就是調動華僑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在反對一部分人挑撥離間、加強各地華僑同胞內部團結的同時，“全體華僑應與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協同一致，反對日本法西斯的進攻”。《指示》提出以團結全體華僑為基本方針，大力開展南洋與英美各地的華僑工作，特別是在廣大南洋地區，要爭取與當地民族的共產黨取得聯系，努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指示》明確指出，對於國內同胞、海外僑胞以及南洋各民族來說，抗日戰爭的中心任務就是“建立與開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廣泛統一戰線”。

（二）解放戰爭時期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也發生了變化，由日本帝國主義轉變為國民黨反動政府。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發表了《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一文，指出蔣介石政府、美國帝國主義取代汪精衛政府、日本帝國主義之后，由於採取了發動反人民的內戰、強化了法西斯獨裁統治、加快了中國淪為美國殖民地的步伐，“他們就宣布他們自己和全國人民為敵”。1947年10月10日，在雙十協定簽訂兩周年之際，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言》公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項基本政策，其中第一項就是聯合包括各地華僑在內的廣大被壓迫階級，組建新的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雙十宣言中，中共首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理論上而言，根據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狀況，把蔣介石政府及其支持者美國視為革命的對象並不難。但問題在於，蔣介石作為同盟者、美國作為同盟國，畢竟作為曾經的盟友反對過共同的敵人，現在都成了革命的對象。那麼，從統一戰線的角度來看，朋友圈到底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這是包括海外華僑在內的廣大民眾的共同困惑。對此，毛澤東做了詳細解釋。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如果從表面上來看，與抗日戰爭時期相比，解放戰爭時期的民族統一戰線，因為缺少了蔣介石政府和美國，好像是縮小了。實際上，解放戰爭時期，隨著蔣介石政府發動反人民的大規模國內戰爭以及向美國出賣中國的民族利益，蔣介石政府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發展進步的反動統治集團，美國已經成為侵害掠奪中國利益的帝國主義。毛澤東認為，當蔣介石反動集團、美國帝國主義的罪惡暴露在中國人民面前、當中國人民看清他們的真實面目之后，“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才是真正地擴大了”。從敵友關系來看，既然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出賣中國的民族利益，既然美國帝國主義侵害中國的民族利益，他們也就不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朋友，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敵人。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敵人，而“這些敵人的集中表現，就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也就是說，代表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解放戰爭階段必須打倒的對象。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僑務工作，有許多僑務論述與探索。本文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視角，對此進行了簡要分析。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關於僑務的理論論述和探索，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中，毛澤東關於僑務的論述闡釋，對於進一步維護海外僑胞的切身利益、發揮海外僑胞的同盟作用，仍具有重要的參考與借鑒價值。

（摘自：杜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僑務論述探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