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跨國群體，國際移民既是居住國也是祖籍國的財富，特別是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國際移民深度參與了傳統移民國家的早期現代化建設進程。隨著20世紀中后期發展中國家迎來現代化建設大潮，國際移民也在祖籍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做出了重大貢獻。與其他國際移民一樣，華僑華人為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貢獻，尤其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發揮了自身獨特的作用。比如，1979-2016年，在中國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中，華僑華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資的比重長期佔據六成以上。可以說，華僑華人對中國經濟現代化貢獻巨大。

華僑華人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是國際移民與祖籍國關系的典型案例。學術界就華僑華人與中國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關系進行了諸多論述，相關成果頗豐。具體來說，一是聚焦華僑華人與中國改革開放、國家軟實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二是探討僑鄉現代化﹔三是從華商投資、跨國網絡等角度探討中國現代化﹔四是總體上論述移民與現代化、華僑華人與中國現代化。但有關研究結合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的新形勢、從中國式現代化和國際移民比較視野探討華僑華人與中國式現代化的互動等方面還不夠。可以說，在華僑華人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特別是中國經濟現代化方面還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與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之間呈現出廣泛、深刻的互動趨勢，中國在發揮華僑華人在現代化中的作用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經驗。總結提煉相關經驗，對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有關國家發揮海外移民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國際移民與祖籍國經濟現代化

經典移民理論認為，在國際移民活動中，移民通過自由流動獲得了更多物質收益，祖籍國也通過與國際移民的緊密聯系得到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大多數情況下，移民與祖籍國之間存在著雙向互惠的關系，移民通過滿足祖籍國對資金、技術的需求，可以成為祖籍國現代化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同時，祖籍國經濟現代化產生的巨大發展紅利也能為移民共享。

國際移民組織對“國際移民”的定義為：國際移民是指離開祖籍國或常住國，跨越國家邊界，為了定居性目的而在一定時期或永久性地生活在另一國家的人。近幾十年來，國際移民規模一直穩步上升。據統計，2000-2020年，國際移民人數從1.73億增長至2.81億，佔全球總人口的比例從2.8%增加到3.6%。中國、愛爾蘭、印度、菲律賓等國都是移民來源大國，其海外移民在美國等移民目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貢獻巨大。例如，19世紀，華人、愛爾蘭人在美國西部交通、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貢獻良多﹔又如20世紀后半葉至今，華人移民、印度移民在美國高新技術發展方面提供了智力支持。隨著20世紀中后期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加快，這些國家的海外移民也在祖籍國的現代化進程，尤其是在經濟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下面主要通過僑匯、僑商直接投資和人才回流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為祖籍國經濟現代化提供了大量僑匯

對移民祖籍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來說，僑匯是非貿易外匯的重要財政收入。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中低收入國家的匯款流入從2015年的4470億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6260億美元。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匯款是中低收入國家2015年以來外部資金的主要來源，超過了外來直接投資和官方發展援助的金額（見圖1）。長期以來，僑匯是否推動接收國經濟發展，是國內外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有許多研究認為，僑匯能在國家、僑鄉、移民家庭三個層面帶動社會經濟發展。在國家層面，僑匯能緩解祖籍國現代化進程中資金的嚴重短缺。印度作為全球第一大僑匯收入國，在2022年接收僑匯超過1000億美元。大量僑匯的流入有效緩解了印度政府的財政赤字，為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最直接的資金來源。此外，僑匯作為國家穩定的外匯收入，能夠平衡對外貿易。2022年，菲律賓的僑匯收入為380億美元，是全球第四大僑匯收入國。對菲律賓而言，僑匯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長期在8%以上，是該國重要的財政收入，且僑匯受經濟周期影響較小，是較為穩定的外匯來源，有助於國家對外貿易的平衡。在僑鄉層面，僑匯流入能夠推動僑鄉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在印度的主要僑鄉喀拉拉邦，僑匯一度佔到該邦財政收入的20%以上，在90年代末，該邦的人均收入水平也超出印度全國平均水平的49%。在菲律賓的僑匯集中流入地——國家首都區、中呂宋區、甲拉巴鬆和民馬羅巴，僑匯收入主要被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醫療行業建設，這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較為正面的作用。在移民家庭層面，根據2015年菲律賓中央銀行的統計，僑匯使用目的依次是食品（71%）、教育（39%）、醫療衛生（28%）、應急（22%），以及生產性目的，如購買資產（13%）和開辦企業（6%）。巨額僑匯在菲律賓國內產生了較大的商品和服務需求，推動了國民消費，還有相當一部分僑匯被用於生產性目的，這在菲律賓國內創造了諸多就業機會。

（二）為祖籍國經濟現代化提供了急需的投資

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流入包括中國、印度、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的外來直接投資中，僑商投資（

Diaspora direct investment, DDI）佔有較大比例。相較於僑匯，僑商投資同樣可以為祖籍國經濟現代化發展提供急需的資金。據估計，1991-2001年，在印度的外來直接投資中，約有26%來自於海外印度人的投資。雖然僑商投資佔比隨著印度外來直接投資急劇擴大而減小，但該比重仍保持在4%以上。大量投資的進入，為印度創造了眾多的工作崗位、提供了較為先進的技術。除此之外，僑資作為先行者進入祖籍國相關行業，能夠產生示范效應，為其他外資進入相關行業提供信心。僑資出於共同的文化背景，憑借移民網絡的社會資本，往往可以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與祖籍國企業建立聯系，並率先進入祖籍國。例如在索馬裡，大部分流入該國的外來直接投資來自其海外僑民。其次，對於處在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僑商投資能夠幫助祖籍國本土企業建立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運營模式。在經濟轉型初期，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缺乏清晰的認知。僑資企業具備雙重文化、制度的優勢。一方面，僑資企業長期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熟知現代跨國企業的國際運營方式﹔另一方面，僑企具有與祖籍國相同的文化背景。利用這一優勢，僑資企業能夠將更高效的國際企業運營經驗引入祖籍國，從而促進祖籍國的觀念更新與制度更新。

（三）人才回流為祖籍國經濟現代化提供了知識和技術支持

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持續人才流失被認為是阻礙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因素。但近年來，人才回流逐漸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相關研究認為，通過國際移民，祖籍國可以將人才流失（Brain drain）轉變為人才環流(Brain circulation)。具體來說，國際移民可以通過合資企業或技術許可的方式，將技術、知識作為直接投資的一部分對祖籍國進行知識轉移，從而推動祖籍國的科技發展。比如，印度從海外印度人的知識轉移中獲益許多。20世紀90年代，印度政府確立了高科技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並通過建立軟件科技園等手段吸引海外印度技術人才回流。印度海歸人員為印度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通過與印度同胞分享市場信息、擔任印度公司顧問、建立印度裔專業人士的全球網絡等方式，促進了知識轉移，幫助印度發展了舉世聞名的軟件產業。另外，菲律賓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也通過開展各類項目吸引海外菲人，實現先進技術的轉移，相關項目包括：科技咨詢理事會項目、海外僑民回國傳授技術項目以及返回科學家項目。

相關國際經驗表明，國際移民與祖籍國的經濟現代化發展之間呈現出廣泛、深刻的互動趨勢，主要通過僑匯、投資和人才回流等渠道來實現這種互動。大量僑匯和僑商投資為祖籍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急需的資金，而僑企的跨國網絡和國際化管理經驗也為祖籍國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提供了借鑒。同時，人才環流和回流為祖籍國的經濟發展建設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華僑華人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優勢與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並要求“動員全體中華兒女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一起來想、一起來干”。這是對新時期華僑華人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指引。華僑華人自身在諸多領域擁有獨特優勢，且對祖籍國有著深厚的情感和認同，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需要華僑華人的參與，同時也為華僑華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一）華僑華人的獨特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僑華人發揮自身優勢，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文化傳播、科技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海外華僑華人在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中也同樣具備天然優勢，具體體現在經濟實力、科技實力以及關系網絡等方面。

第一，華僑華人經濟實力雄厚，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發展的強勁支撐。回顧僑商投資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僑企主動融入中國經濟發展大潮，其行業分布與我國產業發展進程保持一致。改革開放初期，率先來華投資的僑資企業大多集中在以“三來一補”為主的輕工業﹔進入21世紀，隨著國內市場需求的逐漸轉變，僑企在生產服務業中的佔比逐漸增加﹔隨著僑商在華投資領域不斷拓寬，僑企進一步轉型升級，逐步進入到新能源、電子信息、生物科技等新興產業。如今，海外僑商經濟實力進一步增長，2019年世界華商總資產規模已達5萬億美元。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的投資環境改善、發展空間增大，越來越多僑商選擇來華投資，這將為中國的發展建設提供更強動能。以廣東為例，截至2019年，僑商在廣東投資企業超過6.2萬家，佔全省外資企業總數的六成多。2023年，中國僑商投資（廣東）大會達成了對粵投資項目616個，項目金額總計6582億元，涉及20個戰略性產業集群，涵蓋多個高新技術領域。各類華商大會在吸引華商服務中國經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充分顯示了僑商助力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力。

第二，華僑華人人才科技優勢明顯，是中國經濟創新發展的智力支撐。“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是我國2035年發展的總體目標之一。知識和人才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而華僑華人中蘊含著豐富的智力資源。據統計，華僑華人中的專業人才超過400萬，主要分布在北美、澳洲、歐洲、日本以及新加坡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國已連續十幾年成為美國最大的留學生生源地。2014—2020年，4萬多名中國學生在美國取得了博士學位，其中有80.7%的人選擇留在美國。在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中心硅谷，華人員工的數量達到25萬。五分之一的硅谷工程師具有華人血統，約有18%的華人擔任著硅谷的公司總裁。這些華僑華人掌握了較強的專業技能和知識，是中國經濟現代化發展亟需的專業和高層次人才。

第三，華僑華人擁有廣泛的關系網絡，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紐帶。歷史上，早期移居國外的華僑，為了團結互助和聯絡感情，曾以血緣、地緣和業緣等為紐帶，自發建立起各種互助、聯誼、自治的社團。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事業深入發展，華僑華人與中國聯系更加緊密，在經濟、文化、教育、政治等諸多領域形成了密切互動的多重網絡。這些網絡是搭建中外經濟合作平台的天然紐帶。對於希望開拓海外市場的中國企業來說，僑商的本地經驗十分寶貴，是“走出去”企業本土化最好的咨詢和合作對象。比如，2019年以來，華人華僑產業交易會等華商會議相繼舉辦，面向全球華商推介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發展成果。這些會議在為國內企業聯通海外僑商資源、開拓海外市場牽線搭橋的同時，也為海外華商來中國投資興業提供了支持。

（二）華僑華人對祖籍國的情感和認同

王賡武教授在總結東南亞華僑華人認同的基礎上，認為華僑華人的認同既非同化也非雙重認同，而是多重認同。在當今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時代，華僑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趨向復雜化、多元化，這具體表現在他們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並不是單一的、對立的，而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

首先，海外華人在政治上認同所在國，但對中國的政治認知逐漸加深。二戰后，海外華僑在當地落地生根，在政治上已經成為所在國公民，他們對中國的政治認同非政治效忠和國家認同。但隨著華僑華人與中國之間的跨國經濟互動更加頻繁，華僑華人對中國的政治認知逐漸加深，他們主動通過各種渠道向居住國政府、社會介紹中國繁榮、穩定的事實，並自發與海外分裂勢力斗爭，促進了中國和平統一事業的發展。目前，由海外僑胞成立的統促會組織已有200多個，分布在全球100多個國家。自2000年以來，“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已在海外及港澳地區自發組織20次。2022年，佩洛西竄訪台灣，引起了海外華僑華人的憤慨，他們為維護祖國統一而自發組織起來。各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迅速在媒體上表態，對佩洛西的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眾多海外華人網民自發整理歷史資料，在互聯網上宣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相關歷史。

其次，在民族認同上，不少華僑華人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維持多維度的聯系和互動。在文化維度上，如廖建裕教授所說，隨著中國的復興，東南亞華人對中國語言文化的興趣上升，他們開始“再中國化”(resinification)。在經濟維度上，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的偉大成就，使得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希望回到中國發展，分享中國發展的機遇。海外華人對中國經濟、文化興趣日漸增長，推動華僑華人群體的族群認同和華人意識的保持。

以最主要的華僑華人祖籍地省份廣東省為例，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取得的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吸引著廣大粵籍華僑華人回歸祖籍地，尋找自己的“根”。廣東省是最早開展華裔青少年尋根夏（冬）令營活動的省份，“尋根”活動自1980年首次舉辦以來，已有四十多年歷史。雖然參與尋根之旅活動的華裔，都已融入了居住國社會，但談及自己的“根”，大都為自己的中華血脈驕傲。在中國國際地位上升，華僑華人對祖籍國向心力增強的大背景下，其民族認同也會更加強烈。

再次，海外移民在文化上仍可以歸屬於自己的民族文化，這也是國際移民的普遍現象。海外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華人文化）始終保持著熱愛，他們將中華文化與居住地文化創造性融合，形成了獨特的“華族文化”，在保留中華文化精髓的同時，發展和豐富了海外中華文化。

（三）華僑華人的多方面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憑借對祖籍國深厚的情感和認同，華僑華人發揮自身資源優勢，通過僑匯、投資和人才回流等方式，為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一，僑匯收入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自1982年世界銀行開始對中國的僑匯收入進行統計以來，中國的僑匯收入從1982年的6.16億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510億美元，40年間增長了近83倍。長期以來，中國是世界主要僑匯流入國之一，僑匯收入是中國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之一，1982-2015年，僑匯收入佔中國外匯儲備的平均比重為2.88%，在比例最高的年份一度達到19.64%。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迅速增長，僑匯佔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僑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仍不容忽視。相關研究認為，雖然僑匯在短期內無法轉化為即時的經濟發展動力，但僑匯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

第二，僑商投資推動了中國企業制度、經營模式的現代化。1979-2017年，中國累計利用外資額近2萬億美元，其中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對中國的投資佔有重要地位，一直佔中國吸收外資的60%以上。以僑資為主的外來直接投資大量涌入中國，緩解了中國市場轉型早期資本匱乏的困境，創造了大量就業，並為中國的產業升級提供了相應的技術轉移。除了以上直接效益外，僑資的注入還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其他影響。一是僑企促進了本地企業參與國際貿易。早期來華投資的僑資企業以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該類僑企佔僑企總數的比重超過40%。大量以“三來一補”為主的輕加工僑企在中國發展壯大，讓中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參與到現代國際分工之中。隨后，積攢了一定實力的本土企業借助海外華商網絡對外投資，進一步密切了與海外生產網絡的關系。可以說，僑資企業為中國重新與世界經濟連接起到了橋梁紐帶作用。二是僑企推動了本土企業的現代化轉型。在僑資密集投入的沿海僑鄉地區，本土企業在僑企的示范下引入了許多市場化的制度創新，並迅速推廣全國。可以說，僑資企業的現代化經營方式為中國本土企業接受市場經濟運行模式、克服意識形態阻力提供了范本。

第三，知識、技術人才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智力資源。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政府就開始通過推行各種政策鼓勵海外高科技人才為國效力。這些人才將海外的最新技術、專利帶回中國，並在國內外高科技產業之間建立聯系，促進了中國與國際的前沿技術交流，推動了中國科技的發展。華僑華人是新時期中國引智的重要來源。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科技人才選擇“回流”中國，發揮自己的技術、資源優勢，為祖籍國的現代化建設添磚加瓦。以廣東省為例，截至2018年，廣東省累計引進海外人才5.8萬人，其中華僑華人達到70%以上，主要從事電子信息、精密制造、新材料等高科技行業。海外華僑華人高層次的專業技能知識、多元的產業發展方向，為中國經濟的科技創新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如今，中國式經濟現代化邁上新的台階，對華僑華人的資金、人才、技術需求更甚，同時，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也為海外華僑華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華僑華人參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有利於廣大華僑華人自我價值的實現、有利於僑胞所在國經貿的發展、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可以實現華僑華人、祖籍國以及居住國的“三贏”。

三、華僑華人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經驗與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華僑華人與中國的聯系和互動更加密切，中國在發揮海外移民的作用方面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這對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和其他國家發揮海外移民作用具有重要的啟示。

第一，中國長期實行有利於海外僑胞、住在國和祖籍國多方共贏的僑務政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僑務政策不斷完善、僑務理論不斷發展，並始終遵循著“三個有利於”原則。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很重視僑務工作。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明確提出“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海外華僑華人是中國發展的獨特機遇等著名論斷，為僑務工作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僑務工作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把發揮華僑華人獨特作用同中國發展建設緊密聯系。習近平總書記長期在僑務大省、新僑集中地工作、主政，積累了豐富的僑務工作實踐經驗，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僑務論述。早在1995年，習近平曾撰文提出“大僑務”觀念、“三有利”的僑務工作原則。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凝聚僑心僑力同圓共享中國夢的新時代僑務工作主題、“根”“魂”“夢”的新時代僑務工作主線，僑務理論不斷創新發展。回顧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關僑務工作的論述，雖然不同時期僑務工作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共贏”的理念始終一脈相承。

第二，重視並強化海外移民對祖籍國的文化認同。華僑華人對祖籍國的文化認同，是他們願意同祖籍國保持聯系，乃至於參與祖籍國現代化建設的內生動力。加強海外移民的文化認同，是祖籍國涵養僑務資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國在長期的僑務工作實踐中，一直較為注重維護海外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並以此為出發點，鼓勵海外僑胞作為“中華大家庭的成員”參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此外，有關部門和機構還通過文化交流活動強化這一認同。例如，中國各地僑鄉推出了“尋根”活動﹔在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例如春節、中秋節等，各僑務部門也會組織聯歡會，並向華僑華人送上祝福﹔各種涉僑跨國文化交流活動、線上文化周活動更是數不勝數。

第三，實行開放的政策引進僑資。祖籍國採取的僑務政策往往形塑了該國僑資利用的格局。長期以來，中國實行包容性較強的僑務政策，並給予僑資較大優惠力度，這為華僑華人對中國的直接投資起到了促進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廣大華僑華人建立情感聯系﹔鼓勵他們參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無論在資金上，還是技術上。並且，為引導華僑華人投資特定行業，中國政府還推出了一系列精准的、策略性較強的優惠政策。例如，1990年推出《國務院關於鼓勵華僑和香港澳門同胞投資的規定》。此外，允許僑資進入的行業、部門大幅擴展，允許僑商投資的區域也由經濟特區擴展到沿海、沿江、沿邊地區。中國始終以開放的態度歡迎僑商投資，並為僑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推動海外華商不斷擴大對華投資，並最終融入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潮之中。

第四，通過立法切實保障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權益。祖籍國通過立法保障歸國僑民的權益，有利於打造公平的營商環境，便利歸國僑民往返祖籍國和對祖籍國的投資。中國重視僑界群眾的權益，並初步建立起了僑務法律體系。1990年，中國根據“一視同仁，不得歧視，根據特點，適當照顧”的原則，制定並頒布了第一部國家層面的涉僑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該法律在歸僑房屋、教育、投資、出境、公益等方面做出了規定，影響深遠。2015年，中國第一部保護華僑權益的綜合性地方法規——《廣東省華僑權益保護條例》通過並正式實施。此后，福建、上海、浙江、湖南等地紛紛跟進，推出地方華僑權益保護條例。華僑權益保護工作在地方范圍內的開展，為華僑在國內的權益保護提供了堅實后盾，也便利了華僑在國內的日常生活。201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對華僑權益保護工作情況報告的意見和建議》，標志著華僑權益保護的全國性立法邁上新的台階。

第五，建設僑務工作互動機制，尊重和傾聽僑胞意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僑務工作互動機制不斷完善。具體來說，相關互動機制主要通過中央及地方“五僑”部門和機構的通力合作實現，“五僑”都具有收集海外僑胞意見建議，並向有關部門反映相關建議的職能，但不同部門具體職能不同，為僑胞提供的服務也有所不同。首先，全國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華僑委員會，保障了華僑、歸僑享有相應的立法權、決定權和監督權，使得華僑、歸僑群體能夠直接參與國家、地方涉僑議案的審議，並監督涉僑法律的執行情況。歷屆全國人大都有華僑或歸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第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歸僑人數較多地區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應當有適當名額的歸僑代表。”其次，全國及地方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會（簡稱全國政協）之一，中國致公黨、中國僑聯作為全國政協的組成單位，三者共同為海外僑胞提供了參政議政的廣闊空間，讓他們得以結合自身專業背景，就國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針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問題，提出意見、建議，共同推動有關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最后，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及地方僑辦，作為僑務工作的辦事機構，為海外僑胞提供了較為完善的涉僑服務。

第六，授予僑民榮譽，共享祖籍國發展成就。祖籍國給予做出重大貢獻的僑民相應的榮譽，是對僑民貢獻的認可，能夠強化僑界群體對祖籍國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並加強僑民與祖籍國的情感聯結。印度、菲律賓等國在這方面採取了不少舉措，中國也有自己的經驗。改革開放以來，為表彰廣大歸僑僑眷為中國做出的貢獻，中國政府會定期授予歸僑僑眷中的杰出人物相應的榮譽。例如，在定期召開的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上，中國僑聯、國務院僑辦都會聯合表彰“僑界杰出人物”“全國歸僑僑眷先進個人”。各地方也會定期評選為當地做出突出貢獻的僑界人士，並授予其榮譽。例如北京市的“京華獎”、廣州市“榮譽市民”稱號等。此外，國慶節等重大節日也會邀請海外僑胞一同觀禮。例如，2019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約2000名海外僑胞受邀觀禮。

四、結語

中國、愛爾蘭和印度等國都是移民來源大國，其海外移民在美國等傳統移民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20世紀中后期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國際移民也是祖籍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僑民通過僑匯、投資和人才回流等方式推動了祖籍國經濟發展、為祖籍國發展提供了技術和人才支持。

作為國際移民群體之一，華僑華人在經濟實力、人才科技和關系網絡等方面擁有獨特優勢，並且對祖籍國有深厚的情感和認同，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需要華僑華人全方位的參與，而中國經濟的發展對華僑華人來說也意味著機遇。華僑華人參與中國經濟現代化建設，能夠實現華僑華人、居住國、祖籍國的三方共贏。中國在發揮華僑華人作用方面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總結提煉相關經驗，對推動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和其他國家發揮海外移民的作用具有啟示意義。

（摘自：陳奕平、曹錦洲：《國際移民與祖籍國經濟現代化——以華僑華人為例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