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所作報告中提出來的一個關鍵詞。這個概念，將中國的特殊經驗與世界的普遍發展進行了有機結合，給紛亂變化的世界提供了一條理解自身的路徑，迅速成為一個熱門詞匯和主要理念，引起國內外普遍關注，也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學界從方方面面探討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筆者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應當成為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新的理論指導。本文旨在從華僑華人研究視野探討“中國式現代化”可以成為華僑華人研究的一個新范式。本文首先簡單解讀“中國式現代化”，接著分析作為一個群體的華僑華人之特性，然后指出華僑華人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契合，最后提醒用“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華僑華人需要注意的兩個傾向。

一、理解“中國式現代化”

近五百年以來的世界，一直是西方國家“獨領風騷”。西方國家的歷史分期，成了世界史的分期。西方國家的個別經驗，變成整體人類社會應當追隨的普遍性榜樣：完全實現這個樣板的，被稱為“現代國家”、“發達國家”甚至是“后現代國家”﹔按照這個樣板發展但還沒有達標的，被稱為“發展中國家”﹔而那些沒有按照這個樣板、不願或不能實現這個樣板的，則被稱為“欠發達國家”。由西方國家實踐並被西方界定的“現代”似乎已經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成為一套意識形態標准，那些同樣處在現代時段的國家和民族，因為不符合這套意識形態標准，甚至都被冠以“前現代”、“欠發展”、“不發達”，甚至是“失敗”和“流氓”國家。

但是，隨著近年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因為西方國家出現了新的內憂外困，整個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各國決策者和研究人員有的自信爆棚，主張與西方割裂，有的自悲自憐，唯西方馬首是瞻，但更多的是深陷迷惑而無所適從。此時此刻，“中國式現代化”橫空出世，成為我們和世人理解自身和定位自身的一副清醒劑。正如二十大報告所言：“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在二十大報告中出現了11次，它既是對中國現代化歷程的一個歷史總結和提煉，也是對未來中國發展的一個新的指導。對學術研究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提醒我們應當跳出近500年來被西方圈定的歷史，從更寬廣的范圍、更長久的時段和更多元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發展和現代化。二十大報告還清晰界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征：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上述五大特征，每一條都突出了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性，特別是在與西方的比較背景下。本文想特別強調最后一點——“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如果與西方現代化歷程中的“擴張”、“殖民”與“戰爭”相比，中國截然相反地形成“和平發展”的圖景。被西方稱為“地理大發現”並以此標志西方（也包括世界）現代史開端的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與麥哲倫環海航行，讓西方發現了香料、土地、資源、人力資本，隨之是整個世界被迫向西方提供土地、提供香料、提供黑奴和苦力，廣大的亞非拉逐步變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讓英國變成了“日不落帝國”。如果對比早於哥倫布和麥哲倫的鄭和下西洋，中國並沒有給被發現的新世界帶來血雨腥風，更沒有殖民、沒有戰爭，盡管鄭和船隊的整體實力和航海技術遠高於哥倫布與麥哲倫。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600多年前，中國的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團隊7次遠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沒有佔領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誼的種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傳播的佳話。”因此，“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不僅僅是當今中國，更是自古以來中國外交行為的一種描述。

此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僅只是中國的現代化，也不僅僅是給別的國家提供了一種新模式和新選擇，它本身就是全世界現代化的一部分，而且實實在在地促進了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乃至世界整體的現代化，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也可以被稱為是“惠及世界的現代化”。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鮮明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國際“普惠性”，他指出：“我們要弘揚立己達人精神，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任何國家追求現代化，都應該秉持團結合作、共同發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贏之路。走在前面的國家應該真心幫助其他國家發展。吹滅別人的燈，並不會讓自己更加光明﹔阻擋別人的路，也不會讓自己行得更遠。要堅持共享機遇、共創未來，共同做大人類社會現代化的‘蛋糕’，努力讓現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國人民，堅決反對通過打壓遏制別國現代化來維護自身發展‘特權’。”

二、華僑華人的獨特性質

在“惠及世界”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華僑華人是一個作用獨特且最具代表性的群體。

歷史上，隨著1840年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之后的半個多世紀內出現了中國人的大規模被迫跨國遷移，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契約華工，也被稱為苦力。他們遍布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在東南亞、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開採礦山、墾荒種植、修建各種公共基礎設施，如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等地開採金礦，在美國、加拿大修建鐵路等，為當地經濟發展與現代化貢獻力量。在這個過程中，華工苦力遭受各種磨難、多種歧視和重重困難，很多人都客死他鄉，人們常說的美國“太平洋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華人尸骨”就是這段歷史的寫照。實際上，這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背景，那就是隨著西方殖民國家相繼廢除了公開販賣非洲奴隸的制度，殖民地的經濟現代化進程受到了嚴重影響，此時大量的華工苦力（還有印度等其他亞洲國家的勞動力）被迫加入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經濟現代化進程中。不夸張地說，這群華工苦力在客觀上支撐和延續了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也促進了住在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另一方面，這些華工也通過諸如銀信匯款、各種捐贈等支持了家鄉和祖國的發展，把當地的文化因素帶回家鄉，也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

在新中國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過程中，華僑華人在率先進入中國投資設廠、協助中國商品和企業走向海外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諸多研究都証實了這一點，在此不加贅述。他們的這種獨特貢獻，助推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向全世界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各種商品，讓全世界人民都體驗到了現代化的生活便利。就此而言，華僑華人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參與者，同時也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起來，推進了其所在國以及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

在促進中國與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中，在溝通中國與世界的過程中，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華僑華人顯示出了“中華根性”、“在地性”和“跨國性”的獨有特征。“中華根性”指的是他們無論身處何地，血脈中總有著中國人的特質，諸如敬祖愛鄉、抱團互助、勤儉持家、尊師重教、落葉歸根等等，遍布多國的舊時唐人街、現代中國城都體現了這種特性。“在地性”指的是他們也有入鄉隨俗和了解與學習當地的精神，有積極融入、落地生根和貢獻當地的態度。“跨國性”指的是他們利用自己的“中華根性”和“在地性”的能力與特長，努力將中國與住在國聯系起來，成為溝通中外的最好媒介。更進一步，隨著現代交通通訊技術的普及和便利，加之華僑華人善於流動的技能，他們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兩點一線，而是在兩國間雙向頻繁流動，在多國多點間不斷環流，不僅僅成為中外交流溝通的橋梁，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踐行者和貢獻者。

三、華僑華人研究的新范式

如果說“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現代化”指的是全世界和全人類的普遍發展，“中國式”強調的是這種普遍發展的中國方式和成就，那麼“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程。而華僑華人這個群體，正是具有中國和世界兩種屬性，實踐這兩種屬性的互動，將兩者有機聯系起來的特性。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新概念，理應成為研究華僑華人的新范式，它要求華僑華人研究應該注重以下幾個視角。

第一，應當看到華僑華人與中國的聯結，注重華僑華人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貢獻。如上所言，華僑華人的“中華根性”深入家庭和血脈。之前的很多研究也都非常注重華僑華人的落葉歸根、鄉土情懷、家國感情等等。但隨著現代國家的構建，特別是現代國族的打造，華裔新生代的認同逐步本地化，他們與中國的聯結也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可喜的是，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世界各國各地與中國的經濟聯系日益加強，很多已經疏離中國的本土華人也都開始尋找與中國的聯系。筆者在調研中特別注意到不少海外少數民族華僑華人也都有了這樣想法和舉動。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出現與中國“脫鉤”的思潮和政策，這對海外華人可能也會產生新的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從事華僑華人研究必須注重華僑華人與中國關系的新變化。另一方面，國內的諸多有利資源和條件，諸如僑鄉僑都、華僑農場、歸僑僑眷等都可以促進這種聯系，都應系統納入華僑華人的研究視野。

第二，應當看到華僑華人對住在國現代化和世界現代化的貢獻。目前6000多萬華僑華人，絕大多數已經成為住在國家的少數民族（新加坡除外），這也是當今現代國家和國族打造的潮流與結果，也是我們所說的“現代化”的一部分。我們在看到華僑華人和中國有密切關系的同時，更要看到華僑華人對住在國的貢獻。這種貢獻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他們是推動和拓展住在國與中國關系的主要力量。目前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的第一貿易伙伴都是中國，其中華僑華人在參與和積極促成中外貿易往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華人落地生根，在當地謀生存求發展，遵紀守法，積極參與當地的各種公益活動和公共事務，這既是住在國國族打造的成果，也是華人生生不息的意願和能力的體現，對住在國國家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最后，華僑華人不僅參與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也參與和見証了住在國的現代化歷程。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有能力和資源把這兩種現代化進程聯系起來，把中國的特色帶出去、將住在國的優勢引回來，從而建構了超越中國與住在國界限的、也更為廣泛的現代化普遍特征。這種貢獻，是華僑華人獨一無二的特色，無可替代，值得大書特書。

第三，應當看到中國僑務治理的世界貢獻。盡管從人口比例來看中國的海外移民不算多，但從絕對數量和地理分布來看，華僑華人群體應是世界上人數較多的國際移民及其后裔群體之一了。早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伴隨著大規模契約華工的出境，清政府就設立了專門的機構來處理海外華僑的相關事務。之后的中華民國設立了專門的僑務委員會。新中國成立后，僑務工作得到了更高的提升。目前，中央層面涉僑的機構有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國務院僑辦、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中國致公黨、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這些機構在地方層面也都設有相應的下屬機構。特別是在黨的十八大后國家機構調整，國務院僑辦並入統戰部，更是從戰略層面加強了僑務工作。上述涉僑機構有分工有合作，共同管理、服務和協調涉僑事務，這從制度和政策上為華僑華人參與祖籍國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扎根融入住在國、增進中外友好交往等提供了保障。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學習借鑒中國的經驗，開始設立中央層面的專門僑務機構，協調和管理僑民事務。一百多年來獨具特色的中國僑務治理，非常值得從世界移民治理的視角進行重新定位和評價。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內外兼修的視野，要求我們從事華僑華人研究一定要具有全面、系統和平衡的視角。一方面，我們需要在祖籍地中國和生活所在國之間有一定的平衡，過分強調任何一地，都可能會失去對華僑華人這一群體的客觀理解﹔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也是個系統工程，正如其五大特征所顯示的，現代化進程既涉及政治經濟，也包含社會文化，既需要本土穩定，也兼顧世界和平，所以對華僑華人的研究，一定要有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視野。當然，一篇文章、一本專著可以是一個問題的專項研究，但從整個研究問題來看，如果不注重這種系統性，只是一味追求“片面的深刻”，不但有礙於對華僑華人的整體性把握，甚至會得出以偏概全的不當結論。

四、余論

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中國式現代化”，與具有“中華根性”、“在地性”和“跨國性”的華僑華人，有著天然的相通之處，完全可以作為華僑華人研究的新范式和理論指導。但這個范式需要國內和國外的平衡。針對目下的學術界，筆者特別提醒以下兩點：

一是不能隻突出中國的特殊性，要務必注意到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看到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塑造。實際上，這一點也正是華僑華人所能夠提示我們的，我們並非孤立地存在，無論我們被迫閉關鎖國、主動自主限關，還是誠心擁抱世界，我們都是整個世界的一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所指出的：“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二是我們也不能隻突出和強調華僑華人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貢獻，還要挖掘中國式現代化給華僑華人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隻有客觀恰當地把握好華僑華人與中國式現代化、住在國的現代化乃至整個世界的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中國式現代化才能更好地惠及華僑華人、惠及華僑華人所在國。惠及全世界才是真正的中國式現代化！

（摘自：張振江：《“中國式現代化”：華僑華人研究的新范式》，《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