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后，在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沖擊下，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華僑的經濟實力及其價值，從而改變了以往敵視華僑的態度，不再視華僑為“天朝棄民”，而是看作大清國的“臣民”，並在政策和行動方面採取以下舉措來保護和利用華僑：遣使設領，保護華工，勸捐官爵，引導華僑回國投資，發展華文教育，籌建中華總商會，制訂血統主義國籍法，引導華僑關注並參與家鄉、宗族之外的中國事務。清政府駐外領事官員也在僑社中積極倡導和推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導向的“孔教復興運動”，推動華僑對中國傳統文化效忠的國家意識。嚴格來說，這些僑務措施和活動並不是為了塑造華僑對近代民族國家的認同，但為華僑民族主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世紀末以來，隨著甲午戰爭后民族危機的不斷加劇，在抵御外來侵略與創建近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源於西方的民族主義逐漸成為各派政治力量和知識精英動員社會大眾的有效思想武器。作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離散在世界各地的華僑也受到當時各種政治勢力的關注。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作為反叛者和流亡者，因緣際會，幾乎同時出現在華僑社會中。在救亡圖存的過程中，為取得華僑的支持，改良派與革命派都通過創辦報刊、游埠演說、興建僑校等方式，向華僑揭露清政府的顢頇無能及其所導致的西方列強對祖國領土與主權的不斷侵犯，不斷塑造華僑的祖國認同意識和情感傾向，將離散到世界各地的華僑整合到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實際上，辛亥革命時期華僑對中國革命的大力支持，離不開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話語動員，正如王賡武先生所言，就海外華僑來說，“民族主義的性質並不是由一種熱情的自我發現所決定的，而大都是由來自中國受過教育的華人巧妙游說所決定的，他們能揭示和証實華人一切苦難的根源。這就產生了一種從外部訓出的民族主義。”顏清湟也指出，“19世紀末葉，如果沒有維新派和革命派分子蒞臨海外華人社區，海外華人民族主義運動可能不會發生。”
鑒於華僑對辛亥革命的重大貢獻及其所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精神，海內外僑史學界一直重視這方面的研究。不少研究成果既有對華僑民族主義產生的原因、性質、表現形式及其局限性的宏觀論述，也有對不同時空背景下華僑民族主義的具體探討。我們大體可以從以下兩方面把握這些成果。第一，在華僑方面，相關研究探討華僑支持辛亥革命的民族主義行動較多，如捐款捐物、回國參加起義等，而探討華僑民族主義情感和思想的相對較少﹔第二，在中國僑務方面，這些論著多關注晚清政府的僑務政策和僑務工作以及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僑社中的組織和宣傳活動，但對華僑動員所使用話語的探討相對較少。實際上，一些學者嘗試分析華僑祖國認同建構過程中的僑務政策、文化背景及媒介傳播等問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印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從跨國民族主義視角探討了清政府、改良派和革命派等政治勢力構建華僑祖國認同所採取的話語和文化策略。但總的來說，從話語和思想的層面分析和闡釋改良派和革命派華僑動員的研究，還較薄弱，成果並不多見。
基於此，本文從認同建構和華僑動員的視角，通過梳理辛亥革命時期相關的報刊、文集等史料，探討這一時期改良派和革命派如何運用文化民族主義話語來構建華僑的祖國認同，並將他們吸納到祖國政治變革的實踐中。
民族主義具有對內凝聚、對外區隔的功能。關於民族主義的類型，凱拉斯（James G.Kellas）從民族凝聚力的構建要素將其分為三種，即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nationalism）和國家民族主義（state nationalism）。凱拉斯指出，不同於族群民族主義或國家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強調共享的文化在構建民族共同體中的作用。鄭師渠認為，“所謂文化民族主義，實為民族主義在文化問題上的集中表現。它堅信民族固有文化的優越性，認同文化傳統，並要求從文化上將民族統一起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縱觀人類歷史，民族的振興無不以民族文化的繁榮昌盛為保障，而民族的衰敗也往往以民族文化的沉淪為預兆。辛亥革命時期，不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他們都認識到儒家文化、中國歷史、中國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等中華文化對於構建華僑對祖國認同的重要性，因此，他們試圖從這幾方面對華僑開展動員。
一、推崇與弘揚儒家文化
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漢朝以來，孔子從學者身份逐漸上升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象征符號，享受著歷代王朝的尊崇和祭祀。文廟作為祭祀孔子的神聖場所，發揮了宣揚引導正統文化和履行國家教育職能的雙重作用，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支持。
辛亥革命時期，改良派通過號召華僑在僑居地創辦華文學校、紀念孔子誕辰、倡建文廟（孔廟）等活動，積極構建華僑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認同。1899年，康有為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勸勉華僑興辦華文學校時，於《清議報》上發文強調：“若其中土孔子之教，敬天而愛人，尚公而親親，忠孝信義，愛國親上，及四千年之禮俗史事，尤吾國人所宜不忘而熟講者也”。1908年，《南洋總匯新報》先后刊登了改良派伍憲子和徐勤在香港聖誕紀念會的演說辭，論及建立孔廟的必要性：“然其大綱領，則必在於先建孔廟。不佞曰：建筑孔廟，為孔教普及法之最善，又為速孔教進行法之最良”，並指出孔子聖誕紀念活動對海內外華人的重要性：“故一年中所謂大日子者，除正月元旦，守孔子行夏時之制﹔三月清明，守孔子慎終追遠之意﹔五月端陽，守孔子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之義……今遠識之士，特倡孔誕紀念會。其事誠為我中國薄海內外，所最重大之義舉也”。次年十月，圍繞孔子誕辰紀念和孔廟興建等活動，該報又先后發文數篇，勸告華僑休業慶祝孔子生日，號召華僑仿照祖國建立孔廟，頌揚“二十世紀的孔子”是國民信仰的孔子。可見，改良派借助興辦華文學校、紀念孔子的相關活動，向華僑闡述中華民族尊孔崇儒的傳統文化，煥發其對儒家傳統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的向慕，從而使其對中華文化產生真切的歸屬感。
與改良派對儒家傳統文化的積極肯定不同，革命派在動員華僑時往往持批判態度。如1906年，《民報》刊載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辭。他堅決反對孔教，認為孔教使人滋養富貴利祿的思想，不利於革命行動：“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殘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斷不可用的”。反清革命人士秦力山在緬甸宣傳革命時，認為儒術頑固維護封建君主統治，阻礙新思想的傳播，不得不運用革命暴力手段打破這一狀況：“欲中國人為獨立之國民，則非棄絕儒術不可﹔欲中國人之廢棄儒術，則非血染亞東不可”。可見，在對待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時，改良派強調華僑要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文化，因為他們大多來自中國社會的中上層，屬於精英分子，與革命派相比，他們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較多﹔革命派則大多出身於中國社會的中下層，他們受儒家精英文化的影響較小，在推翻滿清封建專制的革命中，極力批判這種維護封建制度的儒家文化。
但在與改良派的論戰中，出於排滿革命的需要，革命派也有其策略性的一面。1909年，《中興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孔子理當紀念，因他是中國民族主義之偉人，支持民族革命：“諸君敬孔子乎，諸君當知孔子者實我國羲、農、黃帝以來之民族主義所產生之一偉人”。革命家盧信在《自由新報》發文，用孔孟學說的“夷夏之辨”來說明儒家文化是支持排滿革命的：
孔孟所尊之君，為同種之君乎？為夷狄之君乎？孔子作《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諸侯有用夷禮者則夷之，以示不與同中國也。夫用夷禮小事耳，而孔子猶深惡痛絕之如此，況以我神明之裔冑，而為辮發夷虜之順民！律以《春秋》之義，則滿洲賤虜，非孔子所必排者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今以數千年相傳之古國，變為滿虜之私有物，豈非孟子聞所未聞者乎？夫夷夏之界不可不嚴，則滿洲政府不能不排，如以排漢為違悖孔孟之遺訓，是並孔孟之遺訓而非難之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尊崇孔孟者，烏可以臣事夷狄之君乎？
可見革命派的華僑動員，多借用儒家文化所宣揚的夷夏之別，以文化界定“我者”與“他者”，塑造儒家代表人物孔孟為民族革命的偉人形象，試圖利用孔子等聖人的聲望以獲得華僑對其排滿革命主張的支持，正如顏清湟先生所言：“文化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孔教復興運動，在不同時期被各種不同的團體用來促進他們的政治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革命派的這一文化觀有利於動員當時華僑對反清革命事業的支持，但從長遠來看，不利於中國各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
二、謳歌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和愛國進取的民族精神
充滿情感魅力的民族歷史，最易打動民族成員的心弦，增強他們的民族認同。辛亥革命時期，改良派和革命派都通過大眾熟悉的文學藝術作品、歷史著述來表達民族主義情緒，激發華僑對祖國歷史的自信與認同。
（一）謳歌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
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特別推崇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如以“三大發明”為代表的科技成果、以“漢唐”文明為象征的“黃金年代”等，皆被民族主義者視為民族歷史的輝煌往昔。保皇派的《新民叢報》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一文中就指出：“中國者文明之鼻祖也，其開化遠在希臘、羅馬之先。二千年來，制度文物，燦然熠燿於大地，微特東洋諸國之浴我文化而已。歐洲近世物質進化，所謂羅盤針、火藥、印刷之三大發明，亦莫非傳自支那。丐東來之余瀝，中國文明之早，固世界所公認矣。”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則感嘆：“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杰，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與當今中國被迫割地賠款的慘境形成鮮明對比，勉勵海內外華人勇擔建設“少年中國”的重任。
革命派在華僑動員時，也不時指出中華民族往昔的輝煌歷史。革命家陶成章撰寫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於1904年在日本東京發表。該書在其敘例八則之一“讀中國史，當知中國人文”中指出：“我中國為世界文明之一大祖國，其文化之發達，紹基於皇古，蔥隆於唐、虞，盛於周季，而光耀於漢、唐。……漪歟軟美哉，我中國也。”認為中國曾創造出遠超世界各國的璀璨文化和先進發明：“我中國有二帝三皇之古訓，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四千年綿延不絕之歷史，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周季諸子百家之學說，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印度輸入之佛教，發揮而光大之，以造成一新奇之哲理，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流傳五千年單字單音特別之文字，世界莫能及。以言乎文化，若是其隆盛且久也。可愛哉，我中國！我中國有醫學、歷學、數學、音樂之發明，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火藥、火器、諸機械之發明，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地震機、渾天儀之創造，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指南針、羅盤針之創造，世界莫能及。以言乎藝術，若是其早且久也。”《中興日報》也指出：“我華僑對於外人非自信曰唐人，其在內國非自信曰漢人……試問我華僑所謂漢人唐人者其始基立國於何方乎？我知我華僑必曰：漢人唐人，立國中華，堂堂中國，中外咸知，無容置辨也。”
可見，“三大發明”“漢唐盛世”等蘊含的中華歷史文化也是民族主義者用來增強華僑民族自信、塑造華僑民族認同的重要話語資源。
（二）弘揚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應有之意。在西方列強不斷侵犯中國的嚴峻形勢下，民族主義者大力宣揚中華民族在反抗外族侵略斗爭的歷史中為捍衛民族利益而不懈奮斗甚至犧牲的民族英雄，激勵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要以他們為榜樣，為建設強大的民族國家貢獻力量，以抵御外來侵略。
改良派致力於發掘民族英雄的愛國精神，以激起海內外華人內心的民族情感，鼓勵其勇擔救國復興的重任。1910年，《南洋總匯新報》發表社論，指出當前中國形勢岌岌可危，號召大家仿效中國歷史上抗擊外族侵略的英雄人物：“西晉之亡也，有劉琨、祖逖，擊楫中流，聞雞起舞，晉尚可偏安於東﹔北宋之亡也，有宗澤、岳飛，渡河三呼，背涅四字，宋尚可殘喘於南。”爭做救國英雄，以拯救亡國危機。
革命派則注重宣傳中國歷史上漢族英雄人物征服或反抗異族的大無畏進取精神，激發華僑的民族意識，鼓舞其反清革命士氣。1906年，章太炎發表演說，強調海內外華人要有漢人的歷史自信，敦促大家學習民族英雄所擁有的“俊偉剛嚴的氣魄”，並指出最可崇拜的抗擊外族入侵的兩個代表：“一是晉末受禪的劉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飛”，認為二者“都是用南方兵士，打勝胡人，可使我們壯氣”。
革命派在動員華僑時，還經常引用閩粵僑鄉兩個反清英雄代表——鄭成功和洪秀全的事跡，追憶華僑被迫出洋的原因，借機宣傳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章太炎在日本留學期間創作的《革命歌》就以鄭成功光復明朝為例，奉勸華僑學習他的反清斗爭精神，牢記自己的漢族身份以及種族仇恨，舍身投入排滿革命：“再告海外眾華僑，天涯萬裡總同胞……人人都敬鄭成功，成功扶漢故稱雄……一念祖宗二念死，胸中雪亮如觀掌。”1908年，《中興日報》刊文描述汪精衛在新加坡的演說現場：“精衛先生演說，將我閩粵人所以流寓海外之原因，發揮盡致。知我祖宗皆緣受滿虜殘殺，不得已而避地於此，並舉我漢族拒滿虜之兩英雄，一為閩人鄭成功，一為粵人洪秀全故事。警聲言之，慷慨激昂，聞者泣下。當是時，鼓掌頓足之聲，如雷貫耳。蓋我同胞於此已各懷一願作鄭成功、洪秀全之想，恨不勠力同心，即滅此滿虜而朝食矣。”
可見，上述民族英雄雖歷經年代更迭，但其作為愛國主義精神的重要載體，他們的英勇事跡被各派政治勢力不斷追溯。在華僑動員時，這些民族主義者往往借助民族英雄的歷史敘事，將這些民族英雄的事跡重新詮釋為充滿情感魅力的民族歷史記憶，激勵華僑秉承其發奮拼搏、勇於犧牲的愛國信念，支持祖國的政治變革。不過，在這個過程中，革命派的不少言論充斥著極端的民族復仇情緒，認為滿漢民族利益在根本上是對立的，帶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
（三）宣揚中華民族的開拓精神
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侵略狂潮背景下，受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影響，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將華僑在海外拓殖的成功，歸因於其所具有的中華民族的開拓精神，試圖藉此構建華僑對祖國的精神歸屬。
1899年，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論及國人前途時，以華僑為例，認為華僑作為中國人的代表：“富於自治之力”﹔“有冒險獨立之性質”﹔“長於學問，思想易發達”﹔“善經商而工價廉”，最終會使中國人成為二十世紀“世界上最有勢力之人種”。同年，他又稱贊華僑：“其人皆有冒險獨立之性，久於閱歷，頗通外事，商工之力，固足與歐美頡頏”。1903年，康有為在勸導爪哇華僑興辦中華教育公會時，號召華僑發揚先民的殖民精神：“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發無邊宏願，結偉大團體，為欲令全島四十萬華僑，拂拭真智，湔滌舊染，興化厲俗，宏我聖道。因以脫地主之羈軛，發揚我先民二百年前殖民之偉烈，被於中土，乃黽勉而集斯會。”1905年，梁啟超撰寫中國歷史上八大“殖民”偉人事跡，歌頌明清時期南洋華僑的開拓進取精神，將華僑出洋的歷史解讀為“華人殖民史”，鼓勵國人發揮民族精神，“觀其類而其民族之精神可見也”。
革命黨人在動員華僑支持革命時，也大力宣揚華僑的“殖民”歷史與開拓精神。1907年，《中國日報》發表告海外同胞書，認為華僑歷史上的殖民成功得益於華僑勤儉進取的特質：“幸我漢人，富於殖民之能力，所至以其勤儉之特質，辟治草萊，耗血汗以營產業，故常能不依賴國力﹔以其個人，胼手胝足，而開拓殖民地。”同盟會會員易本羲在《南洋華僑史略》一文中，指出明太祖和明成祖在南洋地區建立的“殖民”偉業：“明太祖成祖二帝，拓殖民地於南洋，為漢人立萬世之功，何讓於漢武唐宗？鄭和、王景宏等，以一葦木筏，辟航路於數萬裡外，七銜使命，三禽蠻王，直泛重洋大海，如履戶庭，何讓於張騫，更何讓於意大利之哥倫布，葡萄牙之麥志倫焉？”在他看來，明朝代表了中國“殖民”南洋的高潮，明太祖和明成祖在印度洋上進行的偉大探險，恢復了漢人在南洋的權威，在南洋重建了“殖民地”，是世界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僅能與漢唐兩朝的創始人相比，還可與西方大航海家哥倫布、麥哲倫等相媲美。作者在抨擊清政府對華僑敵視與迫害的同時，也稱贊華僑的開拓進取精神：“以亡國遺民奔逃海外，內而受賜於滿清政府之深仁厚澤者，海賊之徽號而已，鋒利之刀鋸而已，毒烈之彈丸而已，外而與之敵者，又復強暴無倫，而猶能征服蠻荒，開辟土地，……以至於今，且相率捐資興學，以倡教育其思想之文明，志趣之遠大，尤不可及也。”
可見，這些文章通過對中國人在海外拼搏奮斗經歷的敘述，提煉出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殖民精神”，並將之視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華僑海外拓殖成功的重要因素。正如杜贊奇所述，革命者為華僑打造的“華人性”形象，與高雅的文化傳統無關，而與新發現的冒險、創業、擴張的啟蒙價值有關。
三、強調中國語言和文化習俗的重要性
民族的語言文字和文化習俗是維系民族的重要紐帶，是確認民族成員身份的重要標識，也是構建民族認同的核心要素。在動員華僑時，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方面贊賞華僑仍保持著中華文化的特性，但另一方面也發現當地出生的很多華僑，在語言和文化習俗等方面都已融入當地民族，已失去華人特性，談不上有什麼中華民族的觀念，如暹羅的“洛真”、海峽殖民地的“峇峇”、荷屬東印度的“伯拉奈干”、菲律賓的“密斯蒂佐”等華人與當地民族通婚后形成的混血兒，融化當地程度更高，更沒有什麼“華人性”。
康有為在荷屬東印度發表演說時就指出這種情況：“各位父老兄弟，多是久居此土，更有自遠祖以來，即以此地為樂國，所有語言習慣，起居飲食亦與土人無異﹔其所以仍能知道自己為中國人者，不外仍然奉行本朝之制度，男子蓄發編辮，與及慎宗追遠，祭祀祖先而已。除此之外所有飲食、裝束、居處都不是中國人的習慣了。”1909年，康有為在為南華公學所寫的序文中，指出南洋華人不諳中國語言文字的情況：“南洋華人多不識中國文字者，其為語言皆操閩粵土音，而與中原音不通，於是名為中國人，實與異國人無異。同為中國人，相見而語言文字無一能相通，與陝、甘之人見南非、南美各種之人無異。”1910年，《南洋總匯新報》刊載南洋華僑請願國會代表陸乃翔的上政府書。該文在講述中國與僑民關系時，提及南洋地區華僑因本土化而與祖國之間關系日漸淡薄的狀況：
合南洋英荷兩屬爪哇蘇門答臘暹越而計之逾六百萬人，其旅居日久者，不讀中國書，不操中國語，宮室衣服飲食一切與中國殊式，叩其籍則曰新嘉坡，問其國則曰雪蘭莪，稍有知識者或曰唐山唐人，若習英荷文者則曰支那支那而已。斯時僑民固不知有堂堂二萬萬方裡土地，四萬萬人民之大祖國也。而中國亦不知萬裡外猶有同懷之父叔兄弟也，祖宗斬其支裔，國家減其人民，任其長子孫謀室家營農工商事業，自生自滅於重洋群島之中。
革命派代表人物胡漢民在《南洋與中國革命》中也談到這種現象：“福建人到南洋最早，福建的華僑還有許多不能講中國話的。因為他們住在馬來的代數很多，所以隻能講馬來話，假使我們問他們的姓名，他們反而會覺得奇怪的。”並提及當時革命派沒有立馬勸說華僑剪辮子的緣由：“華僑有許多是拖著辮子的，但是如上述這種情形，我們不敢勸他們剪辮子。因為在那個時候凡是拖著辮子的人，我們就可以很明顯認出他是中國人，如果馬上把辮子剪掉，從形式上認識中國人的記號不是沒有了嗎？華僑的思想、華僑的語言都已甚少中國的成分，僅僅是拖辮子這件事，是向內地中國人學來的。所以我不願意他們立刻剪辮子，一定要他們的思想、語言、習慣都中國化了，那麼這條拖著的辮子就該剪下來了！”
《中興日報》針對當時爪哇華僑社會出現“以入荷校學習荷蘭語言文字為榮、以入華校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為辱”的現象進行批判：“試問各國之僑民，有不先求本國語言文字而專求外國語言文字者乎？在爪哇經商有不用馬來語言文字，而通用荷蘭語言文字者乎？各國僑民既必先求本國語言文字，而華僑竟不求之，是自忘其本而甘為化外愚頑。爪哇經商既不通用荷蘭語言文字，而華僑偏趨之，是自棄其學而樂同化於異族也。”斥責這些人腼顏事仇，敦促其重視中國語言文字。
針對上述情況，這些民族主義者試圖從華文教育、華文宣傳等方面著手，先要華僑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恢復中華文化習俗，扭轉其本土化趨向，這是塑造華僑祖國認同、取得華僑支持祖國改良或革命的第一步。康有為在荷屬東印度發表演說時就認為，這些當地化的華僑必須“恢復中國人之優良風俗，講中國之語言，識中國之文字，讀中國之聖賢遺訓”，才可以成為真正的中國子民。
康有為在《愛國歌》中對中國語言文字贊譽備至，認為它創造的中華文明遠超海外諸國：
惟我文明曰五千年，歷史綿遠莫我先。埃及金字陵，中絕文不傳。印度九十六道，微妙隱不宣。惟我聖作，文字遠而存，堯舜讓帝創民主，孔子改制文教宣。漢唐開辟益光大，東亞各國皆我文化權。希臘興周末，文章盛賀梅，羅馬更是強漢世，皆隻當我雲來孫。何況歐洲諸國之后生，島陸群蠻種屬更何言!……中華地大比全歐，全國同文宰亞洲，日本高麗安南皆我語言文字之遺留。雖有閩粵音稍轉，十六省語能通郵。印度文二十，語言分四流。歐洲十余國，國國語文殊異難搜求。奧國十四文，德國內亦分。英之威路士與愛爾蘭，語言殊異難講聞。彼遍設鐵路尚如此，我無鐵路乃能同語文，大地同化之力無如我神。
1906年，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在東京發表演講，提倡國粹，其中就包括語言文字，認為它是愛國保種的力量：“究竟甚麼國土的人，必看甚麼國土的文，方覺有趣。象他們希臘、梨俱的詩，不知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優劣如何？但由我們看去，自然本種的文辭，方為優美。可惜小學日衰，文辭也不成個樣子。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
可見，辛亥革命時期，各種政治勢力盡管尋求社會變革的方式不同，但都認識到中國語言和文化習俗對構建華僑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宣揚中華語言文化的魅力，試圖對漸漸失去中華文化特性的華僑再華化。
四、結語
辛亥革命時期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形成和近代民族國家“想象”和建構的關鍵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中國民族主義者開始運用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理論，通過民族主義的思想宣傳，動員廣大民眾從傳統的“王朝國家”認同轉向“近代民族國家”的認同。在此動員過程中，改良派和革命派將華僑視為一支重要力量，倡導儒家傳統文化，引導他們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保持中華傳統風俗習慣，贊揚或倡導華僑的愛國主義精神，增強華僑對中國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從而塑造華僑對中華民族的祖國認同。其中，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注重增強華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但兩派持有的文化觀也有相異之處：改良派大多來自滿清封建王朝的傳統士紳和知識精英階層，強調華僑要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文化﹔革命派則大多出身於社會中下階層，強調華僑要弘揚漢民族的歷史文化，特別是那些具有反抗外族侵略斗爭精神的文化。但總的來說，在建構華僑祖國認同的過程中，文化民族主義始終貫穿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構建華僑祖國認同的過程中，改良派與革命派除了強調文化的要素外，也運用領土、主權、國民等民族國家構成的政治要素以及血緣種族等紐帶，以塑造華僑對祖國的認同。面對來自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動員，華僑結合其跨國的生存環境，思考自身的身份屬性和認同傾向。其中不少華僑表現出對祖國命運的關切，並從行動上大力支持中國民族主義者發起的政治運動，如參與組建或踴躍加入帶有改良或革命性質的團體﹔資助成立各種民族主義的報刊﹔為國內反清起義輸財出力，甚至不惜犧牲一切而回國投身起義等。總的來說，辛亥革命時期廣大華僑掀起的第一次愛國高潮，不僅與當時祖國深陷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有關，也與僑居地政府對華僑的虐待壓迫以及晚清政府的僑務舉措相關。當然，改良派與革命派“從外部訓出的民族主義”，從情感和思想上都增強了華僑的祖國認同，激發他們舍身投入到祖國的救亡圖存運動之中。
（摘自：潮龍起、李朋飛：《文化民族主義話語與辛亥革命時期華僑祖國認同的構建》，《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