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俄羅斯華文學校發展研究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方法
華文學校是華文教育的最主要載體，是海外華人社會三大支柱之一，對於促進文化認同、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華文教育要解決的不僅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承好中華文化的問題，更深層次的任務是要解決別人為什麼要聽、如何讓更多的人想聽中國故事的問題，即異文化在當地嵌入、融合以及被認同的問題。由於俄羅斯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國家，其移民政策是具有“指向性”地吸引外國移民，即主要吸引母語為俄語的散居在國外的俄羅斯族人以及原獨聯體國家的公民。其他國家移民尤其是亞洲國家的移民並未形成在俄羅斯的大規模定居狀態，而是多以周期性或臨時性移居為主，大多從事商品貿易、零售、物流、旅游等行業。因此，俄羅斯的華文教育市場需求有限，導致供給側發展緩慢，華文學校多以資源整合的方式融合嵌入當地社會以求發展。當地市場和法律制度環境構成了機會結構。“混合嵌入理論”認為，微觀層面的移民個體和自身資源、中觀層面的當地機會結構以及宏觀層面的國家和社會的制度結構互動聯系，形成一個動態模型。作為兼具自利性和社會性的華文學校，在俄羅斯的產生緣起和發展歷程如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下他們自身的經營狀況如何？他們如何在特定的機會結構中與當地社會互動？探討這些問題，對於華文學校自身的經營發展、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國際傳播以及對非傳統移民國家華文學校經營模式的創新構建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現有對俄羅斯中國移民的研究中，對歷史、現狀、政策和年度情況均有學者涉獵，但有關俄羅斯華文教育的研究幾近空白。從整體性視角出發，有學者以歷史變遷為脈絡，對旅俄華僑百余年的歷史進行了梳理，描述了旅俄華僑人口數量、文化程度、職業結構、生活狀況等方面的變化，總結出不同歷史時期旅俄華僑的特征﹔有學者對俄羅斯華僑華人社團與媒體進行了介紹﹔有學者在對俄羅斯莫斯科華商的田野調查中，總結出華商群體發展壯大主要依靠移民網絡的特征﹔也有學者認為，受俄羅斯移民政策影響，中國移民具有極大的漂浮性和不確定性，但發展前景廣闊﹔還有學者認為，因為俄羅斯的發展需要區域經濟一體化加持，而移民是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俄羅斯要實現大國復興，必須把移民作為重要因素加以考慮。從區域性視角來看，有學者認為，無論從政治層面還是經濟層面，遠東地區的俄羅斯社會對中國人仍有戒備和排斥，中國人需要多從自身尋找原因，改變當地社會對中國人的固有偏見。由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組織撰寫的年度《世界僑情報告》中，則按年度研析了俄羅斯華僑華人數量的變化、僑團、華文媒體、留學生、中資企業、俄羅斯國家政策等相關情況。但對於俄羅斯華文教育和華文學校尚無專題性研究，尤其是像在俄羅斯這樣的非傳統移民國家，異文化的傳承傳播所具有的特殊性尚未充分展開討論。目前僅有的涉及俄羅斯華文教育的研究成果是姜丹、金疆對遠東地區相關政策對華文教育影響的探討，他們發現遠東地區的中國移民大多來自中國東北的失業人員或較為貧窮的人群，在俄就業的領域多是建筑業、貿易和農業種植，為了讓下一代能夠延續母語和中國文化，在遠東中國移民集聚地出現了“家教”“私人學校”。
另一方面，海外華文教育研究已有多年積澱，眾多專家學者對世界華文教育發展、區域華文教育發展以及華文教育本土化發展等均有涉獵，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有的學者對華文教育進行了定位並預測了發展趨勢，認為低齡學生人數增加、華文學校功能進一步擴大、教學中的語言文字更加統一，以及華文教育社會化並逐步進入所在國主流教育系統，是21世紀初華文教育發展的特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華文教育從結構到形式上都發生了重大變革。有的學者發現，學生結構從原來的華僑華人學生轉變為華僑華人學生與非華僑華人學生並存，而且非華僑華人學生所佔比例越來越大，數量越來越多，學習形式也從線下轉為線上或線上線下相結合。有的學者從組織生態圈及生態位理論視角剖析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海外華文教育生態圈面臨重組的挑戰。從區域華文教育角度來看，有的研究發現“一帶一路”沿線泰國、緬甸、蒙古、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中東歐6個國家和地區的華文教育，對促進所在國與中國的關系，特別是推動人文交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有不少學者聚焦於歐洲的華文教育，如有的學者發現，英國華文教育工作者經濟資本和符號資本欠缺，從教者具有消極職業體驗。西班牙華文教育存在起步晚、發展快、資源分布不均等特點，當地華文教育也由傳統的留根教育逐漸向幫助二代移民適應當地社會、提高群體競爭力的素質教育轉型。中國移民最集中的歐洲國家意大利，華文教育的發展時間較長、模式相對成熟，與中國政府的聯系更為緊密。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的華文教育研究而言，對俄羅斯華文學校、華文教育的研究尚未引起學界關注。
同樣，俄羅斯學者的相關研究也不多見。如有學者在長期研究俄羅斯的中國勞務移民過程中，多從宏觀狀況、發展趨勢及國家治理的角度探討中國勞務移民與俄羅斯經濟社會的關系。或從中俄關系的角度分析中國勞務移民的作用。也有關於俄羅斯高等教育體系中的漢語教學問題的研究。但從俄羅斯中國移民的視角研究母語傳承傳播的專題論述尚待拓展。
為豐富俄羅斯華文學校及華文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筆者自2021年7月至2022年5月，以線上專題研討、逐一通話及線下一對一深度回訪的形式，對13位俄羅斯高校漢語教學負責人、獨立孔子課堂負責人、華文學校校長、俄羅斯華文媒體負責人、俄羅斯華僑華人社團負責人等分別進行了兩到三輪跟蹤訪談，對俄羅斯華文學校、華文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特點與模式，俄羅斯社會的文化環境，對中國及中文的態度以及華文教育在俄羅斯的未來發展趨勢等問題進行深入了解。
俄羅斯地廣人稀，華僑華人主要集中在莫斯科、聖彼得堡等大城市，成規模建制的華文學校也主要聚集於此。華文學校在俄羅斯仍處於發展期，規模都不大，沒有相關協會或官方部門有確切的統計數據。因此，本研究採用了專題研討和個別訪談的形式收集原始數據。
二、俄羅斯中國新移民的發展及其對華文學校的影響
國際移民是跨越主權國家邊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國居住達1年以上的特定人群。因中俄兩國邊境接壤，往返較為便利，從帝俄時代開始，就有邊境地區的中國移民到俄羅斯經商和生活。在俄國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旅俄中國人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進程中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冷卻時期，人口國際流動有所停滯。90年代后，中俄人口流動開始逐漸升溫，並呈現出中國人大規模跨國經商的現象。按照俄羅斯國家內務部統計標准，本文所探討的新移民范疇包括除入籍俄羅斯的所有類型中國公民。自9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當地的機會結構與中國移民的互動關系，形成了中國移民向俄羅斯遷移的四個階段性特點。
（一）華商群體的增長
20世紀90年代，個體華商數量大幅度增長。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經濟處於疲軟狀態，工業產品尤其是輕工業發展嚴重滯后。而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正處於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時期，日常生活物品、輕工業產品極為豐富。一些嗅覺敏銳的華商抓住商機，開始從事中俄兩國貿易，因此，這一時期華商數量大增。此時的第一代華商以個人或小團體為主，以經商賺錢為目的，並沒有移民和定居的規劃，以家庭尤其是帶子女赴俄羅斯生活的華商並不多見，因此，對華文教育的需求並不凸顯。不過，2009年曾出現華商回國潮。這一方面是2009年6月，位於莫斯科東北部的切爾基佐夫市場關閉，使大批華商失去了在俄經商的“大本營”，華商紛紛撤離俄羅斯﹔另一方面是2009年在俄羅斯境內發生了多起民粹分子故意傷害亞洲人的事件，這使亞洲移民感到萬分驚恐與不安，一些亞洲人選擇了回國避險，這一年部分長居的華商從俄羅斯撤回中國。
（二）留學生與游客的增長
21世紀初，中國公民以留學生和游客身份入境俄羅斯的數量開始快速增長。由於俄羅斯高等教育基礎雄厚、留學費用較低、留學門檻低，尤其是俄羅斯政府看到了教育產業鏈帶來的巨大商機，在2000年前后開始主動向中國推介自身的優質教育資源，因此，在2000年以后，中國學生赴俄留學人數快速增長。2013年，俄羅斯約有2.5萬名中國留學生。2019年，各類中國留學生數量達到9.5萬余人。此外，赴俄旅游人數也不斷增長，如2019年，游客突破170萬大關。當然，這兩類遷移人口不可能帶來對華文教育的需求，因此，雖然兩國間的人員流量大，但留存率低，在俄羅斯華僑華人社會內部並未產生更多華文教育的需求。
（三）中資企業帶動的人員增長
從2011年開始，中國赴俄人數呈迅速上升趨勢。2009年6月，中俄兩國元首簽署了《中俄元首莫斯科會晤聯合聲明》，批准了《中俄投資合作規劃綱要》﹔2009年9月，共同批准了《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及東西伯利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2009—2018年）》，確定了兩國相互投資和地方合作的優先方向和重點項目，明確了兩國未來一段時間的合作前景。2011年后，中資企業在俄羅斯發展迅猛，帶動中國員工赴俄工作，並吸引大量留學生留俄工作，赴俄的中國公民人數呈快速上漲趨勢，2011年成為入境俄羅斯中國公民數量增長的轉折點。2013年入俄中國公民突破100萬人，達到107.15萬人，並連續三年超過100萬人。2014年中國公民赴俄人數為112.5萬人。根據兩國領導人簽署的合作協議，2016、2017年是“中俄媒體交流年”，帶動和促進了兩國人民交流的熱情。2018年，中俄兩國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兩國各層面交往又呈現一個高潮。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周年、中俄兩國建交70周年，也是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入新時代的一年，在國家層面密切交往的大背景下，中國公民赴俄人數也首次突破200萬大關。由於中資企業的入駐，帶去了大量外派人員和隨行家屬，這一時期對華文教育的需求出現了增長，華文學校也在這一階段快速發展，甚至出現為中資企業開辦分校的情況。
（四）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人口流動銳減
2020年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人口流動被按下“暫停鍵”，各國除必要的經貿往來外，人員流動數量呈斷崖式下降。2020年，中國公民實際在俄登記注冊人數為21.8萬，比2019年下降了90.58%。2021年登記注冊入境人數僅約15萬人，有長期居留的中國公民僅3351人，工作簽入境的人數為8.73萬人。2022年前9個月，登記注冊長期居留的中國公民僅有2224人，工作簽為8.1萬人。疫情是導致在俄各類中國公民人數銳減的主要因素。遷移人口基數的大幅縮小，同時也導致了華文學校生源的萎縮。
綜上可見，華文學校的發展變遷與俄羅斯中國移民數量和類別有密切關系。2011年后中國移民數量的猛增以及類別的變化，導致出現了對華文學校的強烈需求，華文學校應運而生，開始多元發展。
三、俄羅斯華文學校生存發展進路
華文學校作為華商企業的一種類型，兼具盈利性和公益性雙層屬性，它既是需要通過企業家在機會結構中運營的經濟主體，也具有文化傳承和傳播、服務本族裔的功能。受當地政策環境和中國移民群體規模的影響，俄羅斯華文學校萌芽較晚，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開辦華文學校的現象多集中於2009年左右，萌發於中國移民家庭對中文學習的需求，主要服務對象為中國移民子女。但在發展過程中，由於俄羅斯中國家庭子女數量的“天花板”過低，中國移民子女生源增長速度緩慢﹔另一方面，隨著中文熱在俄羅斯的興起，華文學校開始招收部分俄羅斯當地學生，以擴大生源，增加收入。
俄羅斯華文學校的發展與其他國家相似之處在於，初始階段主要為華人社團辦校和個人辦校。為了在制度環境並不理想的俄羅斯實現自身更好發展，華文學校在實踐中摸索出了獨特的、適應當地經濟政治環境的發展模式，並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從供給需求的角度，學校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中國移民聚集的大城市﹔二是從適應性角度，學校積極推動教師、教材、生源等方面的多元化發展﹔三是從運營模式與機會結構互動的角度，學校具有創新整合資源的特點，如尋求與當地中資企業合作、與國內教育集團聯合辦學、修煉內功開發特色課程以及華麗轉身為獨立孔子課堂等模式。
（一）教學元素的多元構建
1.教師多元化以應對師資不足的困擾
在俄羅斯出現華文學校之初，華文教師普遍為具有在當地留學或工作經歷的、有教育背景的人士。這與其他國家絕大多數華文學校相同，以華裔子女為教學對象，以傳承和傳播中文和中華文化為主要目的。然而，隨著兩國關系的鞏固和對預期收益的看好，華文學校的服務對象開始出現多元化，除了華裔青少年以外，有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學生加入中文學習的隊伍。當然，這其中既有主觀推廣因素，也有客觀需求增加的因素。尤其是在對中國文化認可度高、受益於中國發展的社會環境中，如聖彼得堡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中國游客的貢獻，更多當地人意識到與中國產生交集后，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益處，於是有更大動力和期待願意與中國發生鏈接，而掌握中文是最基礎的技能。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當地家長願意為后代學習中文、了解中國創造條件，送子女到華文學校學習。而一些華文學校為了滿足不斷發展的需求，開始培養和吸收俄羅斯教師作為補充，來滿足非中國學生學習中文的需求，因此出現了華文教師的多元化。如創校於2012年的聖彼得堡聖唐國際中文學校，由於生源中出現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學生，於是學校因勢利導，把教師備選群體由中國教師拓展到本土俄籍教師，目前學校共有26名教師，其中俄羅斯本土教師就有6名。學校還聘任了俄籍副校長負責本土化教學與運營，主動嵌入當地社會，實現教學主體間融合。
2.教材多元化以滿足差異性需求
俄羅斯的華文學校在教材選擇上具有多元化和個性化特征。學校對教材的選擇主要考慮因素是學員的需求。在俄羅斯華文學校中學員需求大致分為三類：與中國教育接軌的需求、當地升學考試的需求和興趣愛好需求。第一類是中國移民的子女群體，尤其是在俄羅斯暫讀一段時間，后期仍要回中國繼續完成學業或考學的學生，對教材和學習內容的要求是與中國教育系統銜接。因此，針對這部分學生，學校主要選擇與國內同步的人教版教材。如在俄羅斯國際中文學校中，有120多名中國籍學生，“由於很多孩子並不想在俄羅斯久居，只是由於父母工作的原因來俄羅斯讀幾年，他們之后還要回中國繼續讀書。”因此，該校使用的教材基本是人教版的教材，以便與國內教學體系相銜接。第二類學員中有一部分為非中文母語學生，尤其是即將升入大學的俄羅斯學生，他們對中文學習的需求是升學考試和口語練習。針對這部分需求，一些學校會根據學生的中文水平選擇其他中文教材或者自編教材。如莫斯科東方中文學校針對中俄混血兒童和俄羅斯本地學生自創翻譯課程，培養雙語人才。該校的創始人曾是中國大學翻譯系教師，為了吸引更多生源，從2019年開始，創始人發揮自身特長，開設了獨具特色的翻譯課程，開創性、本土化、適齡化地將國內大學翻譯課加以改造，並融入到華文學校教學過程中，創造性自主編寫了翻譯課學習材料，以提高學生的中俄雙語理解能力、兩種語言的轉換能力和漢語表達能力，使該門課程成為學校的主打品牌。聖彼得堡聖唐國際中文學校針對外籍教師的特點和學員需求，自行開發本土化教材。根據海外教學團隊多年積累的教學經驗，結合本土文化特點，依托唐山東方學校集團的后備保障，學校對現有教材進行本土化、實用性創新改造，以適應低齡兒童、成年學員和老年學員的不同需求。2021年，學校進行了課程體系創新，以戲劇課程為總綱，讓學生把學習成果以戲劇的形式表演出來﹔此外，還通過古詩詞雙語教學方式開展國學推廣，形成了獨特的教材教學體系。
3.吸引多維度生源保証運營與發展
俄羅斯華文學校的出現源於中國移民子女對中文學習的需求。由於俄羅斯中國移民基數不大，華文學校也沒有蓬勃發展。但最近十年來，隨著俄羅斯中文熱的興起，在華文學校中也出現越來越多的跨國家庭子女和俄羅斯學生，年齡段逐漸拉長，地域也逐漸擴寬。如俄羅斯國際中文學校中，有40余名俄羅斯兒童和成人學員。聖彼得堡聖唐國際中文學校的生源從小學階段為主擴展到下至3歲幼兒、上至60歲老人的年齡段。從2015年開始，該校學區和學員人數迅速增長，截至2022年5月，學校累計為5000多名學員提供了中文培訓服務。目前，學校已從兩間教室拓展為三個校區，總校位於聖彼得堡市中心，輻射市中心及周邊地區﹔二號分校位於聖彼得堡東南部庫德洛瓦區，輻射全區及周邊地區﹔三號分校設在聖彼得堡北部卡林斯基區。目前，學校提供的中文課程覆蓋了全年齡段、全品類，包括幼兒漢語、少兒漢語、青少年漢語、成人漢語、HSK考級、漢語高考、商務漢語培訓、企業培訓、遠程漢語教學等課程，以及中俄雙向留學、夏冬令營、短期留學項目及長期留學項目等服務。此外，各個華文學校生源地域范圍也呈現出多元拓展趨勢。疫情之前，線下課程的輻射范圍主要是學校周圍20公裡以內的學生，疫情期間由於線下課程受阻，學校紛紛將課堂轉移至線上，從而使生源覆蓋面呈現快速擴大的趨勢。學生可以跨地域、跨時區進行學習。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莫斯科東方中文學校及時調整教學方式，第一時間使用釘釘在線上授課，開始走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教學路線。雲端授課的便利性，使學校吸引了俄羅斯其他城市、甚至加拿大的學生參加網絡學習，出現了疫情期間學員人數不減反增的效果，學員數量增幅約15%，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
（二）運營模式從尋求自我成長向整合資源轉化
俄羅斯華文學校的運營模式與俄羅斯中國移民多元結構的趨勢十分吻合。俄羅斯的中國移民包括小商販、小企業老板、勞工、留學生、中資企業員工等不同群體，呈現出多元結構。華文學校是移民需求驅動的產物，自然會隨著移民類型和層次的變化進行經營模式的調整，從而發展出基於族裔網絡資源的多元運營模式。
1.基於族裔網絡整合族裔資源
運營模式的不同主要取決於運營管理者的經驗、觀念和社會網絡。俄羅斯國際中文學校的創始人生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俄羅斯學習生活時間較長，自身在當地華人社會的資源較為豐富，從業經驗較為豐富。他們根據自身優勢，選擇整合帶有“中國”屬性的資源維護學校的運營發展。該校屬於同期成立的俄羅斯中華文化教育促進會，採取了社團與僑校相融合的發展模式。因為創始人的學術背景，他們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使命感，不僅希望幫助在俄生活的中國移民后代學好中文，“通過孩子來潛移默化地幫助家長提高素質和融入當地的能力”，而且一直致力於注重學生國際視野的培養，“幫助學生成為優秀的國際公民”。該校最大的辦學特點是與當地中資企業建立了緊密合作關系。整合資源，借助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大勢，是該校生存和發展的策略。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大量中資企業如航空公司、各大銀行、能源公司、汽車公司、建筑公司、華為、中興、阿裡巴巴、滴滴等大型公司出海落地俄羅斯，並派出眾多中國員工。中文教育成為隨員子女的剛需。因此，學校精准抓住這一特殊群體的需求，通過人脈網絡與中資企業建立合作，為中資企業專門開設兩個校區，如格林伍德校區（莫斯科格林伍德國際貿易中心）和華為校區，解決了中資企業外派員工子女補習中文的難題。當然，學校發展仍面臨挑戰，該校王校長表示，“由於俄羅斯不像歐洲移民國家有特赦政策，常駐的中國人基數十分有限，子女數量就更少，我們學校200名左右學員的規模就算大的了，但還比不上歐洲國家華文學校的一個零頭。”“即使使出渾身解數，找最好的老師，用最好的教材，人就那麼多，怎麼發展？”王校長對華文學校發展的瓶頸做了分析。從商業運營角度來看，如果隻招收中國移民子女來維持學校的發展，並不是俄羅斯華文學校未來發展最好的路徑，廣開生源才能夠看到生機。
在資源整合的道路上，俄羅斯華文學校並非一帆風順。莫斯科東方中文學校校長李女士認為個體經營存在著普遍困境，“我們是土裡刨食、無依無靠”，作為個體經營者，與國家官方資源距離太遠，是華文學校發展的一大瓶頸。讓李校長尤為感慨的是，“因為沒有HSK考試考點資格，我們流失了很多俄羅斯學生”，“如果能爭取到HSK考試考點資格，我相信學校會辦得更好。”
2.雙向構建中國國內與俄羅斯當地資源體系
聖彼得堡聖唐國際中文學校的王校長是20世紀80年代出生、在俄羅斯有過留學經歷的華校運營管理者。他在學校運營方面，全面整合所有可得資源，包括中國國內與俄羅斯當地資源，並運用新科技手段和創新模式運營學校。該校建校之初是幾位留學生因為看好聖彼得堡華文教育市場，開啟了懵懵懂懂的“單打獨斗”式創業生涯。在經歷了師資不穩、資源不足的艱苦階段后，學校開始進入整合國內資源的轉型嘗試。該校靈活選擇融入國內教育集團，獲得國內的支持。從2015年開始，作為中國唐山東方學校聖彼得堡分校，聖彼得堡聖唐國際中文學校在教學場地、中俄師資招聘、生源招募、課程教學、游學研學、中俄留學等方面得到了集團母公司的持續支持。學校還依托總部集團成立聖唐漢語實驗室，開設小語種班、建立大學“直通車”﹔通過智慧黑板，與國內課堂連接，學生可以線上觀看國內教學活動的直播，讓他們擁有母語環境的課堂體驗。這種從國內嫁接資源的選擇，助推了學校發展進入快車道。有了集團的助力，該校開始不斷拓展當地業務范圍，整合當地教育資源。學校先后與聖彼得堡9所高校、3所中學、1所幼兒園建立起合作關系，如聖彼得堡國立大學、俄羅斯赫爾岑國立師范大學、聖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學等，為其提供中文課程及教學服務。資源整合具有雙向互利性，通過該校，唐山東方學校集團總部也成功開拓了海外市場，與多所俄羅斯友好學校建立並保持定期互訪交流、研學游學、學生交換等國際合作，唐山東方學校成為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聖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等10所俄羅斯大學的優秀生源基地，唐山東方學校還被俄羅斯普希金俄語學院正式授予“普希金俄語中心”稱號，成為河北省首家集俄語課程和俄語等級考試為一體的俄羅斯國家考試中心。聖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學也在唐山東方學校落地俄語預科班。通過海內外聯動，雙向支撐、相互賦能的合作模式，該校探索出中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又一創新舉措。
聖彼得堡私立補充教育“孔子”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獨立孔子課堂通過全面資源整合實現了另一種發展模式。該校是一個從華文學校轉型而來的獨立孔子課堂。最初的華文學校創建於2001年，是俄羅斯歷史上首個華僑創辦、華僑經營管理的華文學校。2007年該校與中國國家漢辦簽訂了合作協議，轉型為獨立孔子課堂，成為當時全球1193個孔子課堂之一。學校同時整合了當地政府資源，取得了俄羅斯當地的法人資質，並取得了當地教育主管部門頒發的“永久教育許可証”。由於發展勢頭良好、成績顯著，2016年，該校被評選為全球5所“先進孔子課堂”之一﹔2017年，又被評選為國務院僑辦“華文示范學校”，在推進漢語教育走入俄羅斯國民教育體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走出一條華文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融合、整合國內官方資源和當地教育資源的新模式。
3.整合新媒體資源形塑品牌
俄羅斯華文學校在品牌打造的方式上也呈現出多元化特點。莫斯科的華文學校普遍以口碑傳播為主，“出於對經營安全的考慮”，他們並不願在傳統媒體或自媒體上打廣告、做宣傳，而是通過與使領館、社團聯合開展文體活動，在華人圈中提高知名度打造品牌形象。如俄羅斯國際中文學校的管理者“為了保証學校安全運營”，並未在媒體上做任何宣傳，只是通過口碑相傳的方式招收學員。莫斯科東方中文學校也採取了相同策略，通過“口口相傳、相互介紹”來招引生源。而聖彼得堡的華文學校則會更加積極地借助自媒體、通過各類活動在當地社會擴大知名度，在當地社會具有更深的嵌入性。聖唐國際中文學校非常注重品牌的宣傳和推廣。憑借創始人年輕化、高學歷、本土化等優勢，學校充分利用新媒體平台，一方面，注重在中外媒體中出鏡，通過中央廣電總台國際在線、搜狐網、知乎國際學校在線、學校官網、母公司官網、環球渤海新聞網以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等中俄媒體，充分報道創始人的創業故事、聖唐國際中文學校的優勢、唐山東方學校的辦學成果等，知名度不斷提升。另一方面，善用新媒體擴大知名度。在疫情期間，學校加大宣傳推廣力度，活躍於Instagram、Vkontakte、YouTube等新媒體社交平台，組織大型線上活動，通過學生錄制視頻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學習成果、展示獲獎獎品、征集點贊和投票，在當地社會贏得了很高的曝光度。其中一名在聖唐國際中文學校學習三年多、擁有三四百萬粉絲的天才童星分享了她的中文學習經歷，吸引了大量粉絲的關注，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聖唐國際中文學校，了解中文和中華文化。此外，學校提供公益性學習交流平台，專門舉辦了一個免費的交流平台——漢語俱樂部。俱樂部面向所有聖彼得堡漢語愛好者，每周組織漢語知識學習、探討兩國文化、一起包餃子，參加者口口相傳，吸引了更多人來俱樂部體驗中國文化，學校的人氣得到不斷提升。
綜上，俄羅斯華文學校根據對俄羅斯華文教育市場的判斷，借助國家政策，通過對教學元素的多元化構建，資源的多層次整合，深度嵌入當地的機會結構，在企業運營與文化傳承傳播等方面探索出一系列新發展模式，為非傳統移民國家華文學校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參考和借鑒。當然，由於獲取華文學校樣本數量有限，對未來華文學校發展趨勢的判斷、對中華文化在俄羅斯傳承傳播的效果等課題仍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索。
（摘自：王祎：《21世紀以來俄羅斯華文學校發展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