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內市場環境不斷向好，引燃了華僑華人回國創業的熱情，早期的“出國潮、留學熱”逐漸向“歸國潮、來華熱”轉變。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開始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環流”接納國。以留學歸國人員為例，回國人員佔出國總人數的比例在逐漸升高：2001年該比例為14%，2014—2018年則保持在78%—79%之間，2019年更是高達82.49%。近年來，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海外人才引進政策、“僑夢苑”項目建設、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等戰略與政策，為華僑華人的回流創造了良好條件，進一步推動了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熱潮。

移民回流研究越來越得到學界的重視。學者們在關注移民跨國和跨地區流動的同時，也更加關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人地互動及其動態復雜的嵌入過程。盡管如此，目前關於移民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來移民對發達國家的影響方面，移民的創業活動在“主流”創業研究中似乎並不突出。關於華僑華人回流的研究，現階段的研究大多數以定性研究為主，探究其對中國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等領域的貢獻，聚焦於華僑華人群體回流創業研究的成果依然有限。

創業活動的開展需要一定的環境支持，良好的創業環境能夠調動創業者的熱情和積極性，激發他們的創造活力。創業環境感知是創業個體對創業環境是否有利於創業活動的主觀判斷，以此形成對所需資源可獲取程度的主觀感受和創業機會的認知處理過程。華僑華人從住在國回到中國創業發展，最關注的問題便是新創企業的環境適應性和發展可能性。已有研究發現，創業環境包括基於社會關系基礎和文化習俗的社會環境，也包括基於經濟和市場屬性的商業環境，以及基於政治體制和法律法規的政策環境。創業者對於上述環境的感知差異，將直接導致不同的創業行為反應和結果。華僑華人回流創業，必然面臨著住在國與祖籍國在社會文化、商業規則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客觀差異所帶來的挑戰。

面對中國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必須通過“再嵌入”中國本土的各種網絡關系去提升自身對創業環境的機會感知以及資源的捕捉與利用。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關系型”社會，網絡關系可以提供難以模仿的競爭優勢。根據社會資本理論和混合嵌入理論，社會、商業和政治三個維度的網絡關系在新創企業對新市場的適應與發展中起到關鍵的影響作用。目前，華僑華人的本土三維網絡關系（社會、商業、政治）對其回流創業的市場適應與發展的內在影響作用仍然是個“黑箱”，亟待進一步探索和研究。本文綜合採用田野調查和實証研究方法，調查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社會關系、商業關系、政府關系三個方面創業環境的感知水平，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資料收集與研究方法

華僑華人回流創業是國際移民回流與創業管理的交叉學科，鑒於研究對象的復雜性，本文採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第一階段是基於田野調查法的定性研究，第二階段是基於實証分析的定量研究，以期深入細致地探究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環境感知及其適應與發展等情況。

（一）田野調查與定性分析

本研究的田野調查時間集中於2021年9月到2022年6月間，調查方式主要為半結構式深入訪談和實地考察。為保証調研對象符合研究要求，並獲得更多的樣本和調查支持，我們特別請求了山東、浙江、福建等地的統戰部和僑商聯合會給予幫助。訪談和實地考察內容主要包含回流創業原因、從事行業、經營狀況等基本情況，回流創業過程中對國內市場的適應和發展情況及其可能的影響因素，向政府所求助過的困難和挑戰以及各級政府推出的針對性政策。在首次訪談后，調研團隊對部分回流創業者進行了多次回訪和持續跟蹤調查，並對其在國內創辦的企業進行實地考察，同時不定期參與企業的正式或非正式活動，實現參與式觀察。此外，對部分調研企業的多部門負責人也進行深度訪談，獲取大量有效信息。

通過深度訪談和實地考察的形式收集第一手資料，結合受訪者的履歷等二手數據，課題組對數據進行收集、分析、編碼和比較。課題組共訪談50個調研對象，其中各地統戰部門負責人6名、回流創業者44名（包括僑商會或海外同鄉會會長5名）。每次訪談時間在60—120分鐘，訪談結束后及時對訪談內容進行整理編輯，共得到約25萬字的文字資料。本文根據扎根理論逐級編碼的方法對理論抽樣數據進行處理（見圖1），並在已有的訪談資料上構建理論，進一步展開問卷調查。

（二）問卷調查與量化分析

課題組通過對相關領域的實証研究文獻梳理，發現上述質性研究的結果與學術界已有實証研究中的相關變量具有一致性。因此，我們借鑒相關變量的成熟量表進一步設計調查問卷，對上述理論建構進一步進行定量研究和驗証。問卷內容除了回流創業者的年齡、學歷、回流創業時間、創業所在地區等基本情況外，主要包括受訪者回流創業的市場適應與發展情況，在中國的社會環境感知、商業環境感知和政策環境感知等主體內容。問卷主體內容的測量採用李克特5分量表設計：1表示不同意，2表示比較不同意，3表示中立，4表示比較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請受訪者衡量各問題描述和自身客觀情況的符合程度進行作答。關於“社會環境感知和商業環境感知”的測量，主要借鑒解學梅和王宏偉的研究成果，從網絡關系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綜合測量受訪者對其在中國本土的社會關系、商業關系的評價，分別包含7個問題﹔關於“政策環境感知”的測量則主要借鑒蔡莉等人的研究成果，讓受訪者從政府的政策支持、資金支持和其他創業幫助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價，包含5個題項﹔關於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對中國市場的適應和發展，主要借鑒韓晨等人的研究成果，從企業利用資源和探索市場等方面來測量市場適應和市場發展情況，分別包含3個題項。

在華僑大學海外校友會、多位僑領以及廈門、泉州、濟南、青島、溫州和青田等地統戰部和僑商聯合會的幫助下，2022年7—9月，我們向500位符合要求的回流創業者發送了正式調查問卷的鏈接，並詳細說明調查目的和答卷要求。最后385位回流創業者成功提交問卷，其中有效問卷325份。問卷樣本的基本情況詳見表1。

問卷回收后，課題組通過SPSS和AMOS統計分析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量表的信效度檢驗、描述性統計分析和層次回歸分析，了解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適應與發展、各類環境感知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探究各類環境感知對其回流創業適應與發展的影響作用。

二、調查與結果分析

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調查和分析基礎上，課題組調查了華僑華人回國創業后的適應發展情況與環境感知水平。下面分三個方面分別進行介紹：一是華僑華人回國創業的適應發展情況﹔二是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的社會環境、商業環境和政策環境的感知水平﹔三是三種環境感知對華僑華人回流創業適應和發展影響的共性與差別。

（一）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適應與發展情況

華僑華人從住在國回到中國創業，最關鍵的問題便是新創企業對新市場環境的適應與發展。回流創業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發展過程，創業者不僅需要合理利用和配置自身資源和能力，也需要不斷探索和整合外部機會與力量，方能幫助自身在新市場快速適應與發展。一方面，華僑華人需要充分利用已掌握的經驗、信息、知識和技術等融入中國本土市場，適應本土市場的需求和規則，以確保實現盈利，即中國本土市場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他們還需要不斷探索新的領域、信息、知識等來開拓更為廣闊的商業版圖，創造新產品、新領域等來滿足新市場需求，即中國本土市場的發展能力。因此，本文通過調查回流創業者在中國市場的這兩種能力水平，以反映他們的市場適應和發展現狀。調查結果表明：圖2中回流創業者在國內的市場發展情況的評價均值為3.52，市場適應情況的評價均值為4.05，評價值均大於中立值3，這說明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市場適應和發展情況整體都是較好的。通過均值方差分析檢驗發現，市場適應情況的評價值均顯著大於市場發展情況的評價值，也就是說創業者對於已有資源的應用能力即市場適應水平，明顯強於開拓新資源的能力即市場發展水平（詳見圖2）。

通過訪談發現，大多數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都會攜帶一定的資金、信息、技術、經驗等創業資源，他們回流的創業活動都是基於已有資源開始的。他們積極利用企業已有的資源來提升市場適應性，進而保証本土的市場佔有。隨著營運活動的持續進行，企業逐步擴充商業版圖，選擇發展、應用全新的資源來幫助企業進一步拓展市場，進而穩固和提升市場地位。這一調研結果，與課題組在濟南僑夢苑的實地考察發現相一致。在我們走訪濟南僑夢苑時，相關負責人介紹：

濟南僑夢苑自2017年12月批復成立以來，先后促成德邁工業打印機小鎮、中芯光電、美核電氣等重大簽約落地項目240多個，總投資435億元，其中大部分項目都是華僑華人將海外先進的技術和經驗引進中國，很多都是他們海外項目和技術在中國的復制創業。他們首先追求的是這些海外項目和技術被中國市場所接受，成功落地后再進一步針對中國新需求開拓新的市場領域。

（二）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環境感知情況

創業環境感知是創業個體對創業環境是否有利於創業活動的主觀判斷，以此形成所需資源可獲取程度的主觀感受和創業機會的認知處理過程。基於上述田野調查和訪談記錄的編碼結果發現，回流創業過程中，華僑華人的資源獲取、市場深入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賴於所積累的各種網絡關系。回流創業者為了新創企業在中國順利落地，他們會通過混合嵌入中國本土社會關系、商業關系和政策環境等方式，提升自身對中國本土創業環境的感知水平，從而提升對中國本土創業機會的識別、開發和把握能力。因此，本文通過調查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的社會網絡、商業網絡和政策環境的主觀接受和認知處理情況，來了解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環境感知情況。

1.社會環境感知

中國社會中運用“關系”來獲取信息和資源，是一種不可忽視的非正式途徑，身邊的親屬關系是華僑華人回國了解中國本土創業環境的重要渠道。以2016年從澳洲回流創業的華人段先生為例。他早年因學業前往澳大利亞進行深造並進行第一次創業，主要從事房屋建筑行業，隨后同步創建了家居品牌。后因對中國人工成本和市場環境看好，他在2016年決定回國進行二次創業，將澳洲的家居項目帶回國內發展。在我們的訪談中，段先生回憶道：

剛決定回國時，對國內市場環境不熟悉，遇到很多困難，這邊親戚朋友在我們回國創業初期提供了很多幫助。當時回國創業選址時，福建這邊的親戚就主動幫忙，我們現在的工廠其實就是一個本地親戚的廠房免費提供給我們用的，解決了我們回國建廠的第一大難題。

大多華僑華人雖然長時間生活在異鄉，但由於地緣、血緣和親緣的關系，在國內仍然會保有一定的人脈關系。本文主要通過“社會關系的地域范圍、數量、相互信任度、穩固性、溝通頻率、信息資源有用性和幫忙解決問題”七個方面來衡量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的社會環境感知水平。調查結果表明：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社會環境雖整體感知水平較高（評價均值為3.87），但在不同維度的感知水平呈現出一定差異（詳見圖3）：首先，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社會關系廣度（地域分布和數量）的感知水平整體上顯著弱於關系深度（信任度、穩固性等），廣度的整體評價均值為3.54，深度的整體評價均值為4.11，方差檢驗表明這兩個均值存在顯著差異。由此可以看出，長時間的異鄉生活使華僑華人與國內相關群體的互動更多是局限於宗族、親友之間，社會關系的地域廣度相對比較有限。其次，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與中國本土的親戚、朋友之間的信任度（評價均值為4.18）、關系穩固性（評價均值為4.12）、溝通頻率（評價均值為4.20）、幫忙解決問題（評價均值為4.15）等方面的感知水平較高。地緣、血緣和親緣觀念一直是華僑華人彼此聯系和合作的重要橋梁，文化認同感、親情觀念歸屬感使得彼此更加聚合，善結私情。但是，從調研結果也顯示，社會網絡中的信息資源有用性（評價均值為3.93），通過均值方差檢驗發現顯著低於另外四個方面，說明親戚、朋友關系雖提供了大量資源信息，但缺乏專業性，對於創業活動的針對性偏弱。

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40歲以下（包含40歲）的華僑華人對於本土社會環境的感知（評價均值為4.03）明顯強於40歲以上的華僑華人（評價均值為3.72）（見圖4）。年輕的華僑華人出生在國內環境向好、中國經濟和政治地位不斷提升的背景之下，大多因深造發展前往海外。他們與國內聯系變得便捷，不論是趨利抑或是趨情，他們都十分願意深化與國內的聯系，了解本土社會環境。然而，40歲以上的華僑華人出生於中國社會環境不太好的背景下，因形勢所迫與國內幾乎斷了聯系，在海外立足發展。長時間的本土關系“脫嵌”造成他們對國內的社會環境感知產生一定的脫節。

上述調研結果在課題組對回國創業者的深度訪談中也有同樣發現。以浙江溫州籍的華僑余先生為例。他早年去往意大利謀生，追隨已在當地扎根二十幾年的叔叔從事鞋業貿易，之后成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並將商業版圖拓展到西班牙，隨著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便萌生了回國創建自己的生產制造基地的想法。

當我把想回國創建生產基地的想法告訴叔叔的時候，他十分反對。他覺得離開中國太久了，對國內環境和人際關系都已經十分陌生，很難融入。但我認為貿易領域的利潤空間已經被擠壓得很有限，必須要往生產端延伸，才能找到新的利潤點。我剛回國的時候，隻認識家族的親戚和初中的同學。雖然在我遇到困難時，親戚和同學都會鼎力支持，但還是因為我圈子太小的原因，在國內工廠的審批、招工和資金籌措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阻礙。

2.商業環境感知

華僑華人回流創業最主要的目的是創造新的財富增長點，而這需要嵌入本土的商業網絡關系，建立獲取市場信息、知識技能和經營資源的來源以及向市場提供服務、銷售商品的渠道。基於商業往來關系所獲得的信息、知識、技術資源以及所處的市場環境而產生的主觀感受，創業者根據所得到的資源進行選擇整合處理，最終影響其在中國本土的創業行為。

以下同樣通過“商業關系的地域范圍、數量、相互信任度、穩固性、溝通頻率、信息資源有用性和幫忙解決問題”七個方面，來衡量他們對中國本土的商業環境感知水平。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的商業環境感知，雖然整體感知強度較強（評價均值3.9），但仍存在差異化表現（見圖5）：第一，華僑華人所感知到的商業關系廣度（地域分布和數量）整體上顯著弱於關系深度（信任度、穩固性等），廣度的整體評價均值為3.58，深度的整體評價均值為4.11。在訪談中，大多回流創業者都表示，由於長期在異國他鄉生活，他們的商業活動大多在海外，與國內企業進行合作具有一定的距離障礙，回國后所能感知到的商業關系數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華僑華人與本土的商業伙伴之間關系的穩固性（評價均值4.14）、溝通的頻率（評價均值為4.22）、信息資源有用性（評價均值為4.14）和幫忙解決問題（評價均值為4.12）這四個方面的感知水平較高。商業伙伴之間為利益共同體，有趨於一致的經濟目標將彼此黏合在一起，需要彼此的信息溝通和幫助共同促進利益增長。第三，在商業網絡關系深度這一維度，相互信任度的感知水平（評價均值為3.94）顯著弱於上述四個方面（評價均值均高於4）。關於這一現象，從事母嬰用品生產和進出口貿易的泉州菲律賓華僑陳先生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回國創業這幾年，我們與當地許多供應商和經銷商也建立了較為穩定的合作關系,但畢竟商業關系的建立是基於利益基礎的，彼此之間存在博弈和權衡，合作伙伴在互幫互助的同時，主要也是聚焦於自身的利潤點，又要構建自身競爭優勢，彼此間的信任度相對會比較有限。

在雙循環發展格局下，華僑華人回流創業者作為國內外產業鏈和創新鏈的重要銜接主體，回流創業的行業選擇越來越受到國內的重視，對於國內市場產業變革和市場活躍度都有著重要的影響。不同行業的商業基礎是不同的，不同行業對於市場上的要素獲取的需求存在差異。通過將回流創業者的行業選擇和商業環境感知進一步做分類分析，我們發現，不同行業的創業者對商業環境的感知需求和感知情況也存在一定差異（見圖6）：其一，從事金融/地產行業（評價均值為4.21）、科技行業（評價均值為4.12）的回流創業者對本土商業環境的感知水平高。這兩個行業的進入壁壘比較高，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和前端的技術保障，一般僅僅依靠回流創業者自身難以順利開展創業活動，更加重視和需要本土商業關系之間的溝通和幫助，對商業環境的主觀感知度較高。其二，從事制造行業（評價均值為3.99），服務貿易行業（評價均值為3.98），文化、體育和娛樂行業（評價均值為3.85）以及其他行業的華僑華人對本土商業環境的感知水平較上述兩個行業稍弱一些。從事這幾個行業的回流創業者更多地是基於自身資源、優勢或是從海外帶回的經驗等進行創業，可以依靠自身能力完成重要的創業活動。企業雖需要借助本土的商業合作伙伴來了解市場，但是網絡關系的嵌入性沒有金融、科技行業那麼強。

3.政策環境感知

2015年，國務院僑辦推動實施“萬僑創新”行動，積極搭建創業平台，提供創業政策和資金保障，為華僑華人的回流創造了良好條件。“一帶一路”建設、“僑夢苑”項目建設等更是推動華僑華人回流創業掀起了新浪潮，短期內規模和體量實現了量級跨越。然而，國家的政策制度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近年來，相關回流政策不再是原來的“全盤接收”，而是更加具有針對性，以幫助國內產業順利轉型。福建省晉江市是全國著名僑鄉，海外有數百萬的華僑華人，涉及60多個國家和地區。關於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優惠政策情況，我們專門前往福建晉江統戰部進行了訪談。相關負責人談道：“現在的中國市場面對僑胞的優惠政策沒有改革開放初期力度大，慢慢與民營企業持平。晉江現在用家鄉情懷吸引人，倡導以人留人，政策方面更注重高層次技術人才引進。”

國家政策對於創業者的創業行為影響研究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國家除了通過鼓勵華僑華人回流創業政策來賦予其創業活動合法性，還通過政策影響市場動向，創造創業機會來影響創業者的創業決策。回國創業者對國內政策的獲知、理解、運用等一系列活動，對相關政策產生主觀認識，影響其創業行為。政策實施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華僑華人受到回流創業鼓舞，去解讀、運用相關政策，回流創業者對政策的感知說明了其對政策的解讀和運用程度。因此，本文從“政府有特殊的鼓勵政策、幫助創辦新企業、資助新企業、提供訂單、創業失敗幫助重新開始”這五個方面來衡量華僑華人對本土的政策環境感知水平。調查結果表明，整體上，華僑華人感知到了政策帶來的創業支持（評價均值為3.63），但是政策為創業活動提供的支持也存在著差異（詳見圖7）：一方面，特殊的鼓勵創業政策（評價均值為3.93）、資金支持幫助創建新企業的政策（評價均值為3.76）以及其他幫助華僑華人回流創辦企業的政策（評價均值為3.71）具有較高的感知水平。另一方面，政府為新創企業提供訂單（評價均值為3.46）和幫助創業初期失敗的企業重新開始（評價均值為3.28）的相關政策的感知水平與上述三個方面相比顯著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相較於幫助創建企業的政策，政府對於創立后的后續發展幫扶政策缺乏關注。許多接受訪談的回流創業者都表示，他們回來的時候確實得到了一定的資金和政策上的支持，企業得以順利落地。但在參與本土市場競爭中，他們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對國內的政策規則和機構的辦事流程存在認知缺失，導致獲取訂單失敗，甚至是創業失敗。

隨著我國供給側改革和產業升級的不斷推進，招商引資政策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全方位”引進逐步向“高新技術產業和高層次人才”引進傾斜轉變。華僑華人面臨同樣的政策環境。因此，需要依據自身的解讀能力去主動探索，才可能讓政策支持效用最大化。而創業者的文化教育水平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創業者的學習能力，對其政策解讀能力產生影響（見圖8）。本文進一步分類分析發現，回流創業者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其對本土政策環境感知水平越高（本土政策環境感知的評價均值從高中及以下的3.65上升至博士及以上的4.34）。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回流創業者，在知識的獲取和應用能力方面存在差異，對政策的感知水平和效用發揮勢必也會有所不同。一方面，文化教育程度高的創業者往往接受過更為系統的理論教育，他們的學習能力更強，對政策的文字解讀能力具有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更加主動接受創業實踐教育或者政府部門的政策解讀宣講等，不斷豐富創業知識，彌補其創業技能的不足，更能加深對政策的應用理解。這一調查結果在我們課題組對山東省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留德博士尹先生的訪談中有同樣的發現：

我們公司專注於減震降噪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填補多項國內技術空白。我們隻做國家需要的技術開發工程，完成各類振動控制工程一萬余項，包括國家大劇院、港珠澳大橋、虎門大橋、青島膠東國際機場等，多次獲得國家級科技進步獎。

（三）環境感知對華僑華人回流創業適應與發展的影響

基於上述調查和分析結果，本節對問卷數據進行了層次回歸分析，繼續探討三種環境感知對回流創業適應與發展的影響。首先，對問卷調查數據進行正態分布檢驗和量表的信效度檢驗，結果表明，325個有效樣本數據指標符合正態分布特征﹔所有變量的信度檢驗指標Cronbach’sα均大於0.8，符合信度檢驗標准﹔模型擬合度良好。其中在探索式因子分析中，社會、商業環境感知的測量題項分別擬合成兩個不同因子，分別是廣度和深度（正如圖3和圖5所示）﹔政策環境感知五個題項擬合成一個因子﹔在驗証性因子分析中，七因子模型（5個自變量和2個因變量）的擬合指標（X2/df為1.796，CFI為0.959，IFI為0.959，TLI為0.953，RMR為0.078，RMSEA為0.051）最高且均達到擬合標准，說明這七個構念具有較高的區分效度，整體研究模型與數據的擬合度良好。通過上述檢驗確保調查數據適合做層次回歸分析后，本文採用SPSS 26.0進行層次回歸，數據整理如表2所示。

從表2的數據分析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和啟示：

（1）三種環境感知對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適應與發展均存在正向影響作用

首先，華僑華人回流創業后，中國本土的社會關系不僅滿足了華僑華人的情感歸屬，也成為他們回流創業的特殊社會資本，這為華僑華人進入中國市場和進軍新市場提供了重要幫助。基於地緣關系的社會關系成員之間存在民族文化的情感共鳴，大大滿足了華僑華人對中國本土鄉情的需要。相同的文化和語言背景消除了歸國生活的文化不適感，促進對中國本土社會環境的認知和理解，幫助其扎根於國內，進而提升企業的市場適應性。回流創業者不僅可以從社會關系中獲取高質量的可靠信息，還能借助原有的社會資本進行關系網絡的有效擴張，為未來進入新市場領域奠定基礎。

其次，相較於社會環境感知對回流創業的積極影響，商業環境感知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商業環境感知的形成不僅僅是基於當前所處的市場環境，更會受到商業關系往來的影響，頻繁的交流更有利於創業者對市場信息的獲取。通過與本土商業網絡建立的合作關系，創業者及時獲取本土市場的最新信息和顧客需求，了解本土商業環境，有針對地改變自身創業行為，提高創業企業的市場適應性。通過多渠道獲取市場信息，企業獲得到更多異質性資源或者更深層次的同質性資源，這些都有利於企業對當前市場的挖掘和對新領域的開拓。

最后，在歸國創業情境下，政府的力量不容小覷。國家政策的實施直接影響著市場動向，政府可以通過提供具體的支持資源，不斷優化華僑華人的創業方向和營造積極的創業氛圍以激發其創業激情，進而幫助企業更快落地。政策為回流創業者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或土地使用，使其降低新創企業初期適應新市場的創業成本，更快地發揮出企業自身的優勢和能力。同時，政策有助於錨定市場方向，更具有前瞻性的市場信息幫助華僑華人盡早落戶本土，適應本土市場。此外，華僑華人與政策的緊密交流可以提升其自身的信譽度，使得企業獲得潛在投資者的信任，促進企業后續的市場發展。

（2）對於回流創業市場適應與發展，社會和商業環境感知的深度和廣度兩個維度呈現差異化影響作用

參照周郴保等人的系數差異檢驗方法，發現模型2中的回歸系數相互間存在顯著差異。從表2中模型2的回歸系數結果可以看出，就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市場適應而言，“社會環境感知——廣度”（回歸系數0.15）和“商業環境感知——廣度”（回歸系數0.26）顯著小於“社會環境感知——深度”（回歸系數0.35）和“商業環境感知——深度”（回歸系數0.56）。這說明社會和商業環境感知（深度）對回流創業市場適應的積極影響比廣度更大。回流創業初期，面對新的市場環境，華僑華人最先就是要站穩腳跟，將優勢發揮出來。本土網絡關系越深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土的人脈關系與回流創業者之間的聯結越為牢固，這種強關系更願意為其提供前期幫助。並且，深厚的感情基礎更容易使得彼此之間不計成本地去提供創業支持，盡快幫助新創企業適應市場，發揮手中的優勢資源。

相反，就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市場發展而言，“社會環境感知——廣度”（回歸系數0.37）和“商業環境感知——廣度”（回歸系數0.48）顯著大於“社會環境感知——深度”（回歸系數0.22）和“商業環境感知——深度”（回歸系數0.28）。這說明社會和商業環境感知（廣度）對回流創業市場發展的積極影響比深度更大。企業回流創業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是商業合作伙伴數量的增加，或是規模的擴大，或是新市場的開拓。此時，企業的發展需要建立更多的關系，本土網絡關系的廣度發揮出更為重要的“橋梁作用”，幫助華僑華人與更多商業合作伙伴進行聯結，建立更為廣泛的網絡關系，發展新的市場。

三、結語

本文採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對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社會環境、商業環境和政策環境的感知情況進行調查，並了解其在中國市場的適應與發展情況。研究發現，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善於借助本土的商業和社會網絡關系獲取創業信息與資源，迅速適應中國本土市場，但其關系網絡的廣度仍較為有限，地緣、血緣和親緣的關系特征明顯，導致其中國市場的發展與開拓速度較慢。盡管我國已經出台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吸引華僑華人回流創業，但對創業后的持續性關注略顯不足，回流創業者對國內的政治環境、政策規則和機構的辦事流程等方面的感知水平也有待提升。本文通過調查，分析華僑華人回流后對本土社會、商業和政治環境的感知情況及其差異化影響作用，不僅豐富了移民回流的相關研究，對於移民回流后的“再適應”和“再發展”問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也為華僑華人回流中國的“再嵌入”實踐和國家的政策引導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有助於提升華僑華人回國創業體驗和成功率，促使更多華僑華人投身中國夢，為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發揮更大的作用。

華僑華人群體回國創業不僅僅是自身精神和發展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短板，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助力。基於上述調查研究結果，本文建議，我國政府在繼續深入開展“雙招雙引”工作的同時，加強全國經濟一盤棋的發展觀念，統籌規劃僑鄉經濟與全國經濟的協同發展﹔加強對地方政府的宏觀引導，積極促進不同地區的大型華僑華人社團、不同省份的領先企業與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之間的相互交流，為回流創業的華僑華人搭建更多跨區域的商業、社會和政治關聯平台，幫助其挖掘出更多優質的創業機會，激發全國范圍的資源流動效率和市場活力﹔充分聽取回流創業者的發展訴求和意見建議，大力營造高效便捷的政務環境，建立“一站式、限時制”的服務平台，為回流創業者解決在企業創建、生產和經營等全過程中面臨的實際困難，提高相關政策的理解度和執行度。營商環境和政務體系的優化，不僅能有效提升華僑華人回國創業的體驗和成功率，也有助於中國實力的海外傳播。

（摘自：郭惠玲、孫伊佳、宋鉦順：《華僑華人回流創業的環境感知——基於混合研究方法的調查與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