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世界格局的變化，國際移民的數量在過去數十年間迅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以及聯合國的統計，國際移民數量從1960年的7200萬人增長至2020年的2.81億人，佔世界人口的3.6%。其中，1.57億國際移民生活在發達國家，佔全部國際移民數量的56%﹔1.23億國際移民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佔總量的44%。國際移民的流出地和流入地也變得更加多樣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被“移民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遷移運動劇烈影響。國際移民在推動地區經濟發展，帶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以及促進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在全球市場上佔據重要位置。同時，隨著出入境政策的變化、交通技術的進步以及全球貿易的加速，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2020年，中國的國際移民數量已經達到了775萬人，是世界上第五大移民輸出地，各個大洲均分布有從中國遷出的國際移民。
中國人的國際遷移古已有之，最早記載的與國際移民相關的事件可以追溯到秦朝的“徐福東渡”。在中國封建王朝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海外移民的記錄散見於歷史文獻之中。公元前2世紀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公元7世紀唐朝時期玄奘西行取經以及公元15世紀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都是古代中國與其他國家交流交往的重要歷史事件，並在人口遷移和交流交往的過程中，建立了中國古代的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歷史上持續的大規模的國際移民始於明朝。迄今為止，學界已經較為清晰地將中國的大規模國際移民分為三到四個階段或三次發展高潮。但是，由於國際移民統計口徑的問題以及數據缺乏的原因，在已有文獻中，尚未有研究對中國國際移民的數量變化及其地區分布進行詳盡考察。本文將利用世界銀行、聯合國等組織發布的數據，對1960—2020年60年間中國國際移民的變遷進行梳理，並分析概括不同階段中國國際移民的空間特點及發展態勢。
一、國際移民的概念和數據
在國際層面上，國際移民並沒有普適性的定義，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將國際移民定義為“任何改變其通常居住國的人”，通常居住國是指一個人生活或日常居住的國家。為旅游、度假、商務、醫療或者宗教目的的臨時出國並不意味著通常居住地的改變。聯合國將國際移民分為長期移民和短期移民，如果國際移民改變其常住地至少一年以上，就被定義為長期國際移民﹔而改變常住地3個月以上但不滿一年者，則被定義為短期移民。
在人口遷移研究中，國際遷移的水平和趨勢目前是通過移民存量（migrant stock）和移民流量（migrant flow）來衡量的。其中，移民存量指的是某一特定時間點出現在某一國家內的曾經改變其通常居住國的國際移民總數，是一種靜態的指標﹔移民流量是指在特定時期內移入一個國家的國際移民人數（immigrants）或者是離開一個國家的國際移民人數（emigrants），是一種動態的測量方法，可能包括在給定時期內多次跨越國境線的移民。國際移民存量和流量數據對於分析國際移民的水平和趨勢都非常重要，移民存量側重於記錄國際遷移的累積影響，移民流量則記錄了特定時間段內的遷移行為，因而更能夠反映國際移民的最新情況。但移民流量統計口徑往往面臨更為嚴重的數據缺失問題，因此，相關研究主要通過移民存量數據來分析和解釋當代國際移民的遷移模式。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於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雙邊遷移數據庫（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Database）。世界銀行全球雙邊遷移數據庫使用了1000多套國家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記數據，來計算和估計1960—2000年間每十年世界各國的國際移民存量，共包括5輪數據，並構建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原籍地—目的地232*232遷移矩陣，該矩陣包括主要國家、領地和屬地，能夠充分反映中國國際移民在不同年份下目的地的時空變化。此外，為了更好地反映中國國際移民的近況，本文還使用了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公布的全球遷移存量數據庫（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Database），並選取2010年、2020年的國際移民存量數據進行補充。聯合國關於國際移民存量的數據同樣進行了多輪統計，初始輪次統計從1990年開始。因其同樣對遷移存量的總量進行了計算，且使用相同的口徑，並且時效性更強，因此，可作為2000年之后的數據進行延續。
二、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的發展變化及其原因
本文針對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的分析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中國國際移民絕對存量的變化，以反映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的總體變化趨勢，並在此基礎上探究其變化的原因﹔第二部分將中國國際移民存量同全球國際移民存量進行對比，將中國國際移民納入全球國際移民的框架下來考量，以分析中國國際移民相對存量的變化趨勢。
（一）絕對存量的變化
本研究通過將7輪數據進行銜接，描繪了1960—2020年共60年間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的發展變遷。60年間，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變化受到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的雙重影響。這段時期內，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世界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也在不斷增加。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的變化呈現出兩個不同的階段，其變化主要是由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及外部國際政治格局變化決定的，時間上以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為界。其中，第一階段為1960—198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緩慢下降，從1960年的318萬人下降到1980年的219萬人，20年間下降了近100萬人﹔第二階段為1980—2020年，從1980年開始，移民的絕對存量開始反彈，並且持續上升，到2020年已經達到了775萬人，40年間絕對存量增加了約2.5倍。因此，1960—202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變化呈現出J型曲線特征（見圖1），拐點發生在1980年。
1.絕對存量逐漸減少階段（1960—1980年）
這一階段，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經歷了一個逐漸下降的過程。196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存量為318萬，此后十年，中國國際移民數量下降了12%，1970年，分布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國際移民數量為280萬。1970—1980年，中國國際移民經歷了下降幅度最大、下降速度最快的一個階段，移民的絕對存量下降了22%，到1980年時，中國國際移民隻有219萬人。
這一階段中國國際移民數量的下降是由國內外因素共同造成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面臨復雜的國內與國際環境，為了穩固新生政權，政府強調自力更生，關門搞建設。因此，從1949年開始到改革開放前，中國公民較少遷往海外。盡管在1958年8月，公安部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因私事出入國管理工作的規定》，第一次對普通公民出入境事宜進行了規范，但是從1959年開始，由於受到左傾錯誤思想路線的干擾，公民基本的遷移自由權利難以得到保証。中國公民的出入境事宜實際上處於沒有明確的規定、沒有明確的審批時間、甚至沒有明確的管理機構的階段。因而，這一時期中國公民向海外遷移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同時，在當時國際冷戰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政策，加上部分亞洲國家對於中國的防范，致使一些國家拒絕接受來自中國的移民，並相繼對本國華人社會採取或激進或緩和的同化政策。以中國國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國為例，20世紀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美國國會通過了《麥卡倫國內安全法》，以防范美國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該法案規定任何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成員禁止進入美國，並對國際移民實施了苛刻的限制。再比如，在亞洲，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印度尼西亞多次發生排華事件，大量當地的中國移民不得不返回國內或者前往其他國家。因此，內外部的雙重因素共同導致了這一階段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逐漸下降。
2.絕對存量迅速上升階段（1980—2020年）
從1980年開始，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發展態勢出現逆轉，從原來的下降態勢轉為上升趨勢，並且呈現出加速的過程。1980—199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出現小幅回升，10年間增長了5%，從219萬回升至230萬。此后，移民數量呈現迅速發展態勢。1990—2000年，中國國際移民存量上漲了近50%，10年就增加到了343萬。這也使得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在進入21世紀時，已經超過了1960年318萬的高點。2000—201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增加了近300萬人，增長81%。這10年間中國國際移民絕對存量的上升速度是所有10年期中最快的。而2010—202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再次增長約150萬人。截至202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已經達到了775萬。
1980年之后中國國際移民絕對存量的增長，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以及出入境政策的變遷。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從計劃經濟逐漸轉向市場經濟，中國的國際移民形勢從先前的基本停滯狀態向市場化的自由遷移方向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聯系和交往迅速增多，並且逐漸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同時，媒體信息的發展和交通技術的進步，使得中國人有了了解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以及跨國就業的機會。1978年后，公民因私出境迅猛增長，掀起了持久不衰的出國考察、留學、探親、就業、旅游的熱潮。
從出入境政策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撥亂反正，中國公民的出入境管理工作逐步恢復正常。1982年7月，公安部著手起草中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在起草過程中借鑒了外國的移民法，參考了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經過反復修改、審議，1985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1986年12月26日，公安部、外交部、交通部又聯合公布並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實施細則》，對中國公民出入境活動做出了進一步的規定。兩部法律法規的出台，使中國公民出國有法可依，並逐漸放寬了對公民出境的管控，為中國國際移民的大規模增長奠定了制度基礎。2007年，中國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法》，對公民申請有效的出入境証件提供了法律保証。2013年，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對以往的出入境管理法規進行了整合，使得中國出入境管理進一步朝著制度化、系統化和規范化的方向發展。而在具體實踐中，中國公民辦理出入國境証件的手續得到了進一步簡化，同時取消了流動人口異地辦理出入境証件的限制，推動了中國公民出國便利化。
除法律法規之外，這一階段也出台了一系列與國際移民相關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針對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1978年，教育部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交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制定了一系列加大派遣公費留學生的政策原則。1982年，確定了要在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爭取派出1.5萬名出國留學人員。1992年，鄧小平發表視察南方講話后，中國逐步確立了“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后來發展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方針，並沿用至今。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1993年，國家教委出台了《關於自費出國留學有關問題的通知》，支持中國公民以自費的方式進行留學。1995年，中國正式成立了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進一步優化了對出國留學人員的管理和服務，通過法治和經濟手段推動了資助方式的多樣化以及出國留學人員規模的擴大。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人們出國留學的需求繼續增長，2002年，教育部也對出國留學的手續進行簡化，取消自費出國留學人員的“高等教育培養費”和“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查”。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推動以及中國家庭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出國留學人員的數量持續上升。201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的年度數量已達70.35萬人。
此外，這一時期部分目的地國家和地區移民政策的調整，客觀上也推動了中國國際移民數量的上升。以全球國際移民最主要的流入地美國為例，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政府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放寬移民限制的法案，包括1980年的《新難民法》、1990年的《新移民法》，大幅增加了可以合法移民美國的人數，並出台了便於特定群體入境美國從事專門工作的規定，主要的受惠群體也集中在來自亞洲、拉美地區的國際移民。再如，在亞洲國家中，作為中國國際移民的主要流入地之一，韓國的移民政策也進行了一定的調整。1991年，韓國制定了《外國人產業技術研修制度》，旨在引進外國移民，為韓國國內缺乏人力的企業提供勞動力﹔2004年，韓國再次更新國際移民相關的法律，以《外國人雇佣許可制度》代替以往的研修制度，進一步規范了韓國引進外來勞工的政策，這也吸引了大量來自中國的國際移民。
（二）相對存量的變化
1960—2020年的60年間，全球國際移民的總體水平發生了巨大變化。本文通過將中國國際移民存量與世界國際移民存量進行對比，由此來考察中國國際移民相對存量的變化。
60年間，全球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從7274萬人增長至2.81億人，增加了超過2億人，上升了285%。而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從318萬增長至775萬，增加了457萬人，上升了144%。這也意味著，中國國際移民的增速相較全球國際移民整體而言是比較慢的。而在變動趨勢上，中國國際移民存量佔全球國際移民的存量在1.5%~4.5%的區間內波動，整體呈現出U型，但左右並不對稱，左側高於右側（見圖2）
1960年，中國國際移民佔全球國際移民的比例為4.4%，這是所有統計年份中最高的。但如果我們將國際移民的變動情況納入更長時間范圍進行考量，這樣的結果就不難理解。在新中國成立前，數次中國人遷移海外的大潮，使得世界各地有大量的中國移民。而1960—199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相對存量不斷下降，這也同之前絕對存量的變化基本符合。到1990年，中國國際移民存量隻佔全球國際移民存量的1.7%。由於1980—1990年間中國國際移民的絕對存量變化太小，因此，盡管絕對存量在這一時期有所上升，但不及全球國際移民存量的增長速度，導致中國國際移民相對存量呈下降態勢。
從1990年開始，中國國際移民的相對存量迅速上升，2000年已經上升至佔國際移民存量的2.1%，隨后10年繼續大幅上升，2010年這一比例達到2.8%。2010—202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相對存量幾乎無變化，一直保持在2.8%左右。
三、中國國際移民目的地的發展變化及其特點
（一）各大洲移民存量的變化
1960—2020年，各大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發生了巨大變化（見表1）。總體上，前往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國際移民數量先降后增。1960年，亞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為292萬，這也是60年來的最高水平。隨后，在亞洲的中國國際移民數量持續下降，這一趨勢持續了30年左右。到1990年，亞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下降至131萬。之后，亞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開始反彈，2020年，該數字回升至263萬。
除亞洲外，其他大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在60年間普遍呈上升趨勢。其中，北美洲增加的人數最多，從1960年的14萬左右增長至2020年的288萬人左右，增加了約20倍。此外，其他大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在1990年之前變化不大，1990年后各大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基本都有明顯的增長。其中，歐洲和大洋洲增長較快，分別從1960年的3萬多人和2萬多人增長至2020年的約124萬人和80多萬人。這兩大洲的中國國際移民絕對存量變化雖然不及北美洲，但60年間其存量都增加了約38倍，是所有大洲中相對存量增長最多的兩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增長幅度較小，分別從1960年的2萬多人和4.6萬多人增長至2020年的近3.5萬人和16萬人左右。
（二）移民重心由亞洲轉移到歐美地區
60年來，中國國際移民目的地最為突出的變化就是移民重心由亞洲向歐美地區轉移，尤其是向北美洲轉移（見圖3）。從各大洲中國國際移民所佔比例看，亞洲國家在1960年佔據絕對優勢，在亞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佔全世界中國國際移民總存量的90%以上，說明在過去數次移民大潮中，亞洲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流入了大量的中國移民。但是，從1960年開始，亞洲的中國國際移民所佔比例不斷下降，從1960年的91%下降到1990年的57%。2020年，亞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佔比為33.9%。與之對比最為明顯的是北美洲的中國國際移民佔比的變化，這一比例從1960年的4.4%上升至2020年的37.2%﹔從2010年開始，北美洲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佔比便超過了亞洲，這也意味著21世紀后，北美洲已經成為中國國際移民最為主要的目的地。此外，歐洲和大洋洲的中國國際移民所佔比例在60年間也上升較快，分別從1%和0.6%上升至16.0%和10.4%。而非洲和拉丁美洲所佔比例一直變化不大，兩大洲所佔的比例一直在1%左右徘徊。
從流入的國家來看，也能充分反映出中國國際移民的重心從亞洲向歐美國家轉變的過程（見表2）。1960—1980年，印度尼西亞是中國國際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1960年共有172萬中國移民在印度尼西亞，佔比高達50%﹔此后，在印度尼西亞的中國移民存量不斷下降，其所佔的比重也不斷降低。在1960年排名前十的國家中，亞洲國家佔了9個。到1990年，美國已經成為中國國際移民最為主要的目的地，美國境內有超過50萬的中國移民。2020年，美國的中國移民存量高達218萬人，佔比接近30%。而在排名前十的中國國際移民目的地中，亞洲僅剩下日本、韓國和孟加拉國三個國家，所有的東南亞國家都已經不在前十的行列。
（三）部分發展中國家為主要目的地
1960—2020年，中國國際移民主要集中在東亞和東南亞，到1980年后，開始發展到北美洲、歐洲、大洋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的年份中，部分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中國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其持續時間不一。
在亞洲國家中，東南亞國家在地理上同中國接近，歷史上的交往也相對較多，有成熟的華人社會網絡，改革開放后經濟貿易往來也十分密切，這些都為中國移民前往這些地區提供了便利條件。如印度尼西亞、緬甸、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長期是中國移民的主要流入地。此外，從2010年開始，孟加拉國的中國移民規模也進入了前十的位置。盡管孟加拉國仍然位於聯合國定義的最不發達的國家行列，但其在近些年來經濟增長迅速，在從最不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對於大型基礎設施的興建和能源產業的發展有強烈的需求。中國是孟加拉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許多中國企業在孟加拉國進行投資生產，帶動了大量技術人員和工人前往孟加拉國。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部分發展中國家在不同時期成為中國移民的主要流入地，但時間都相對較短。1960年，馬達加斯加為中國第十五大移民目的地﹔1960—1990年，巴西也名列中國移民目的地的前二十名之內。這些國家與中國距離遙遠，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國際移民主要目的地的，原因在於新中國成立之前，勞工貿易使得許多中國人前往這些國家修建基礎設施，並留在了當地。除此之外，20世紀60年代，來自印尼的華人開始移民巴西，加上巴西為了平衡國內日本移民的數量，從1960年開始從中國台灣地區以及韓國引進移民，這些因素也使得1960—1980年間巴西的中國國際移民數量出現一定程度的上升。改革開放后，中國國際移民開始新的流動大潮，流入這些國家的移民佔比也隨之下降。而在2000年，毛裡求斯也曾成為中國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毛裡求斯的中國移民存量同巴西和馬達加斯加一樣，都受到了前期的中國移民大潮的影響。同時，在1970年后，毛裡求斯政府開始建立出口加工區，早期遷移至毛裡求斯的中國移民開辦了一些毛紡織加工廠，吸引了許多中國工人到毛裡求斯打工、經商。因而在2000年時，毛裡求斯成為了中國國際移民排名前二十的目的地。但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紡織工業開始逐漸集中於中國，因而在2010年和2020年的數據中，毛裡求斯不再是中國國際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四、結語
1960—2020年，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發生了巨大轉變，出入境政策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同時，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移民大潮愈發顯現。國內外的雙重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國國際移民在這60年間的時空變化。1960—1980年，世界各地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緩慢下降，在這一階段，中國國際移民主要分布在東亞和東南亞國家。1980年后，中國國際移民的增長速度迅速上升，到2020年，已經有超過700萬的中國國際移民在世界各地學習、工作、生活、定居，主要分布在北美洲、歐洲、大洋洲的國家。盡管中國國際移民佔全球國際移民的比例在60年間呈現出U型的波動，但中國始終是全球國際移民的主要輸出國之一。根據中國國際移民變化的趨勢判斷，未來一段時間內，在全球范圍內的中國國際移民存量還將繼續上升，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尤其是與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的縮小，全球中國國際移民存量的上升速度可能會放緩，在特定的時間范圍內還有可能下降。
中國國際移民的目的地在60年間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其最主要的表現為從亞洲國家向歐美發達國家轉移。改革開放前，中國國際移民主要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國際移民加速流向發達國家。而這種目的地上的變化背后實際蘊含著中國國際移民遷移機制的改變。本研究的數據不包含中國國際移民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數據，但從過往的研究看，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海外移民浪潮中，許多國際移民是因為明朝中后期到民國期間的土地內卷化以及在全球華人勞工貿易中被動的流出﹔而在改革開放后，移民的原因更加多元化，更多的中國人向外遷移是為追尋更好的工作機會或通過留學提升自身人力資本的主動性國際遷移，內在的人口遷移機制發生了改變。
另外，2013年我國提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通過主動融入世界市場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一帶一路”沿線有很多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政策的推進以及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布局的展開，未來中國也可能會有更多的移民流向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然而，此類流向移民的內在機制及人力資本特點與當前流向歐美發達國家的移民又有所不同，是否能夠成為中國國際移民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主流，仍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總而言之，從過去60年中國國際移民的變遷中，我們已經發現許多新的特點。但這些變化尚不能稱為中國國際移民的轉變，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仍然可能讓中國國際移民的存量和目的地發生新的重大變化。
本文對中國國際移民的發展階段和來源地變化進行了總結，但目前的數據和資料還不足以支持我們對中國國際移民的內在發生機制、社會融入狀況等進行深入研究。因此，要盡快開展針對國際移民領域的更加全面、更加細致的研究，特別是針對一些重要國際移民目的地的分國別研究，以了解中國國際移民在世界各地的共性和特性。此外，要加強各國、各部門之間的研究成果共享，積極推動與國際移民相關的跨領域和跨學科研究。
（摘自：邱玉鼎、段成榮：《1960年以來中國國際移民的變遷——以移民存量與目的地為主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