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施滉、徐永煐、張報等留美進步學生加入美國共產黨，成為美國共產黨中的第一批中國籍黨員，隨后組建美共中央中國局及其外圍組織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創辦美洲華僑社會第一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革命報紙——《先鋒報》，並將其作為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的機關報。該報試辦於1928年初，正式創刊於1930年4月下旬。
目前，學界關於《先鋒報》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先鋒報》創辦者與服務對象兩個方面。關於該報的創辦者問題，目前學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從辦報人的政治身份角度，認為創辦者是國民黨左派與美國共產黨員，或是中國共產黨員。美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麥禮謙認為：“廣州起義失敗后，一些國民黨左派黨員（有些也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如施滉、徐永瑛、石佐等……創辦油印刊物《先鋒報》（The Chinese Vanguard），支持中國革命及揭發國民黨政府的反民主措施。”他認為，該報的創辦者是國民黨左派與美國共產黨員。潮龍起將該報定性為親共報紙。王美芝認為：“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外先后創辦了兩份報紙：《先鋒報》《救國時報》。”徐新平認為：“土地革命戰爭期間，黨（中國共產黨——引者注）在對外宣傳方面有幾件事是值得稱道的。一是《先鋒報》和《救國時報》的創辦……”第二種觀點是從辦報人的華僑身份角度，認為創辦者是華僑。黃小堅等學者認為：“各地華僑報刊如美國的《商報》《先鋒報》……”曾瑞炎認為該報由紐約的華僑抗日團體創辦。關於該報的服務對象問題，學界普遍認為該報是美洲貧苦華僑的喉舌。此外，龍鴻祥考証了《先鋒報》是第一份報道長征的海外報紙。
在對已有成果進行梳理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關於《先鋒報》的研究存在三個問題：《先鋒報》由誰創辦？發行周期如何？是否改組改名？本文根據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族裔研究系圖書館收藏的《先鋒報》資料，對以上三個問題進行考証，並對深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影響的《先鋒報》，在不同階段的宣傳思想特征作嘗試性分析，以圖深化對華文報刊史以及黨史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關於《先鋒報》的三點爭議
《先鋒報》之所以命名為“先鋒”，是因為該報一改當時美洲華僑報紙作為海外國民黨、華僑宗派勢力等喉舌的風氣，勇於揭露國民黨腐敗賣國，華僑宗派勢力盤剝、壓榨貧苦僑眾的真相，成為美洲華僑社會組織群眾斗爭的先鋒報紙。《先鋒報》一方面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發揮報紙作為集體的宣傳者、鼓動者與組織者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入美洲華僑社會，想僑眾之所想：“華僑群眾心目中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反日，一個是怎樣能有飯吃（失業）”，在指導僑胞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與華僑宗派勢力作斗爭的基礎上，維護貧苦華僑的切身利益，傳播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因此，對於這樣一份具有開拓性意義的華僑報紙進行考辨，顯得尤為重要。
（一）關於《先鋒報》的創辦者問題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先鋒報》是由施滉、徐永煐等共產黨員創辦的，並由此界定《先鋒報》是早期中國共產黨指導並創辦的海外革命刊物。鑒於其對特定歷史背景以及當時黨員組織關系等問題的忽視，這個結論是有失偏頗的。
首先，《先鋒報》的辦報人施滉、徐永煐、張報等在負責編輯該報時是美國共產黨員。據張報回憶，施混、徐永煐、張報等人分別在1927年、1928年加入美國共產黨（以下簡稱“美共”），在美共中央領導下於舊金山成立中國局，施滉任美共中央中國局第一任書記，隨后創辦《先鋒報》。當時，各國共產黨均受共產國際領導，中共與美共是共產國際的兩個獨立支部，美共中央中國局與中共聯系一般要通過共產國際，跨國調動組織關系也需經共產國際轉接，如1933年中共黨員唐明照赴美學習，組織關系就是經共產國際由中共轉入美共，成為美共中央中國局的一員。作為美國共產黨中的中國籍黨員，施滉等人在旅美華僑與中國留學生中積極開展吸收黨員的工作，通過《先鋒報》，一方面向華僑群眾闡明“參加就地工人階級反飢餓、反戰、反法西斯的斗爭，不但能援助中國民族革命和中華蘇維埃之進展，並且有效的（地）抵抗就地華僑資封階級與美帝國主義者的聯合壓迫，保衛僑眾目前的切身利益，和推進為實現蘇維埃美國的斗爭”，另一方面“號召美國華僑革命分子加入本黨（美國共產黨——引者注），來擴大華僑解放運動中最堅決的分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隊伍！”
其次，《先鋒報》是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的機關報。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總干部在該報出版五周年之際鄭重聲明：《先鋒報》“由本大同盟主持出版……在組織系統上，先鋒屬於大同盟”。《〈先鋒〉組織綱領》第一條規定：“《先鋒》為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大同盟）之機關報，但大同盟之根本任務為反帝，而《先鋒》因其歷史上之地位，應作美洲華僑一切革命運動之指導者與組織者。故在組織上，《先鋒》隸屬於大同盟，而在革命功用上，廣於大同盟亦高於大同盟。因此，大同盟對於《先鋒》之關系，應在組織系統與革命作用兩方面更為靈活的配合，而不能拘泥於任何方面。此為本綱領所依據之原則。”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是“（美共）中央中國局領導下人數較多的外圍組織”，“各行各業的華僑、各黨各派的留學生都可加入”。當時，美共活動是公開的，但美共中的中國籍黨員“為避免美國當局、國民黨反動派及其特務的注意和迫害”，“中國局也就經常用大同盟的名義在華僑及留學生中進行各種公開活動”，很多華僑和留學生為了加入共產黨，就先加入大同盟接受共產黨的栽培與考驗。同時，該同盟歷屆負責人與美共中央中國局歷屆書記、《先鋒報》的辦報人為同一批共產黨員，即施滉、徐永煐、張報、李道煊、何植芬、余光生等。
由此可見，《先鋒報》同時受美共中央中國局和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的領導，結合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與共產黨員特殊的組織關系，《先鋒報》不是中國共產黨人創辦的報紙，而是美共中央中國局的外圍組織——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的機關報。
（二）關於《先鋒報》的發行周期問題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先鋒報》在遷往紐約之前是不定期報紙，但對遷往紐約之后是改為周報還是半月刊存在爭議。王美芝、王士谷、鄭保衛、陳日濃等認為，《先鋒報》遷到紐約后正式創刊，出版鉛印周刊。而麥禮謙認為：“大同盟的喉舌《先鋒報》亦在一九三〇年遷移到紐約出版鉛印半月刊，后來改為周刊。”徐永煐在《先鋒報》五周年紀念特刊中寫道：“一年以來，《先鋒》最大的進展是恢復周報，五年前《先鋒》在紐約開始出版時即是周報，繼續到一年之久，此后因維持不住，始改為半月刊，一直到去年十月為止。”據此推斷，《先鋒報》遷至紐約后正式出版周報，而非半月刊，只是周報大約持續至1931年4月。筆者認為，該報主要因經濟拮據，致使出版歷程曲折不斷。1934年9月15日的《先鋒報》稱：“《先鋒》現在決定恢復周報了！本期是半月報的最后一期。周報第一期定於十月七日出版。以后出版期都定為星期日。”結合該報每期報頭可知，從1934年10月7日至1938年7月28日，《先鋒報》基本上都是以周報形式出版。偶有例外。如1936年1月11日第193期與1936年2月1日第194期之間曾出現延期。此前，《先鋒報》針對第110期延期發表過聲明：一是“《先鋒》各同志忙於籌備紀念廣暴及慶祝全蘇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俱樂會工作”﹔二是“經濟方面的危機”。此時臨近一二八周年紀念，第194期延期出版的主要原因應是《先鋒報》工作人員籌備一二八紀念活動。
根據以上分析，《先鋒報》的“周報旅程”頗為曲折：1930年4月至1931年4月，為周報﹔1931年4月至1934年9月15日，為半月刊﹔1934年10月7日至1938年7月28日，為周報。
（三）關於《先鋒報》的改組與改名問題
關於《先鋒報》是否經歷過改組，有學者認為《先鋒報》是由《國民日報》改組而來。雖然施滉等人在加入美共前曾加入舊金山國民黨支部，並聯合國民黨左派創辦了《國民日報》，但因此斷定《先鋒報》是由《國民日報》改組而來，則值得商榷。1932年國民黨海外黨務組審查美洲華文報紙，顯示《國民日報》為擁蔣報紙，《先鋒報》為反動報紙。同時，《先鋒報》也多處提及《國民日報》，如“在‘九一八’紀念中，華僑各報紙，除了蔣汪的《民氣報》《國民日報》等外，都有一致抗日討蔣之論調”﹔“三藩市的《少年報》擁蔣時代，並不與向蔣介石投降的《國民日報》融合”，舊金山“《國民日報》自方振武將軍抵埠提倡抗日救國、組織抗日會以來，該報力為藍衣社賣力，大事（肆）攻擊抗日運動，激起僑界之憤怒”等。張報也回憶道：“那時候，在美國出版的國民黨和堂會的中文報紙不少。如在三藩市有《國民日報》《金山時報》《少年中國》《世界日報》等……”。以上材料皆証明，《先鋒報》與《國民日報》為兩份獨立報紙。麥禮謙認為：“廣州起義之后，一九二八年一月，徐永瑛等進步留學生在《國民日報》再也不能立足了。”由此可見，《先鋒報》是施滉、徐永煐等人離開美國舊金山國民黨支部和《國民日報》后獨立創辦的革命報刊。
關於《先鋒報》是否曾改過報名這一點，有學者認為，“《先鋒報》的影響擴大到大半個世界。這張《先鋒報》后來改名為《華僑日報》，直至今天，在旅美華僑中仍然是很有影響的報紙”。另有學者認為，“施滉到紐約后，又將《先鋒報》改名為《美洲華僑日報》。這份報紙直至今天，仍是旅美華僑中一份很有影響的進步報紙”。據《先鋒報》報頭顯示，第109期和第110期報頭均為中文“先鋒”二字，第129期（即周報第一期）報頭改為THE CHINESE VANGUARD，后增加中文報頭“先鋒報”三字，英文報頭也改為The Chinese Vanguard，此后固定為此種樣式。從報頭變化來看，該報中文名稱有“先鋒”“先鋒報”，英文名稱除了大小寫之別，樣式基本固定，並且無論是在改為周報之前還是之后，該報其他卷的報眉處都印有“先鋒報”字樣，因此，統稱該報為《先鋒報》是合理的。
二、《先鋒報》的創辦背景與艱難發展
《先鋒報》誕生於美國舊金山，發展壯大於紐約，影響力傳播至世界各地。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先鋒報》有別於當時美洲華僑社會的其他華文報紙，同時也是它艱難發展的主要原因。
（一）創辦背景
《先鋒報》五周年紀念大會上，編輯陳其瑗講述辦報背景：“海外同志在武漢政府崩潰時主張的堅定，與動搖變節的分子斗爭，繼續領導愛國僑胞作徹底反帝抗日救國工作，《先鋒》周報就是那時的產物，由不變節的革命同志所創辦”。國內國民黨內部斗爭引發美洲國民黨清黨行動是施滉、徐永煐等人離開舊金山國民黨支部的導火索，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世界法西斯運動第二次浪潮的掀起、共產國際領導各國共產黨進行的階級斗爭和反法西斯斗爭、國內大革命的失敗等歷史背景，是促使施滉、徐永煐等中國留美學生加入美國共產黨以繼續抗日反帝斗爭，並創辦美洲華僑社會第一份革命報刊《先鋒報》的時代因素。
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暴發后，美洲經濟不景氣，失業率不斷上升，社會矛盾持續激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崛起，代表美國無產階級利益的美國共產黨進入鼎盛時期。當時的華僑絕大多數處於社會底層，從事收入不高、維持溫飽的服務行業，如洗衣、餐館、漁業等。受經濟危機影響，大量華僑失業，一方面遭受居住國排華暴行摧殘，生存處境極其艱難﹔另一方面因身處異邦而與祖國聯系較少。施滉、徐永煐、張報等留學生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通過《先鋒報》組織領導美洲貧苦華僑進行階級斗爭。在經濟危機的席卷下，德、意、日法西斯勢力逐漸興起，日本帝國主義趁英美忙於應付經濟危機、蔣介石大規模“剿共”之際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欲奪取我國東北以圖稱霸世界，國際局勢日趨緊張。共產國際指導各國共產黨進行反法西斯斗爭，號召“建立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人民中所有其他勞動的和民主的人士組成的偉大的反法西斯人民的陣線”，《先鋒報》自此走上“為了黨的與蘇維埃政府的中心任務而堅決斗爭”的抗日救國道路，號召“全世界工人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進行反法西斯斗爭以維護世界和平。這是《先鋒報》發展的時代背景。
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美洲的革命宣傳近似空白。此時黨處在幼年時期，對外宣傳力量薄弱，“這個時期的中共對外宣傳活動仍然處於初級階段，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更稱不上事業，缺乏規范性和持續性”，並且當時的對外宣傳主要集中在歐洲，“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傳播較為廣泛，中國也有大批的進步青年在歐洲求學”。在美洲，僅有創刊於巴黎的《少年》雜志在加拿大設立“加拿大華人工會”代售處。而同時，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在對外宣傳方面則具有先天優勢，並形成一整套黨報管理制度。國民黨本就肇始於海外，與華僑關系極為密切。1927年4月以蔣介石集團為主導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將海外黨務與僑務工作相結合，設立中執委宣傳部、中執委海外部、中執委組織部等機構，制定一系列海外黨報管理政策，運用黨務系統對海外黨報進行周密而嚴格的管控。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政府的宣傳策略是對內壓制、對外鼓動。在國內實行不抵抗政策，壓制民眾抗日運動，防止共產黨影響其統治，而在海外則進行民族主義宣傳，鼓動華僑積極抗日。當時國民黨海外部在美洲控制或經營的報紙，有美國的《少年中國晨報》《國民日報》《三民晨報》《自由新報》以及秘魯的《民醒日報》等。此外，華僑社會中致公堂、憲政黨等不同政治黨派或團體也創辦了各種宣傳刊物。其間，日本為了美化自身國際形象、粉飾其侵略行徑，在對美宣傳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使美國嚴守中立以達到孤立中國的目的，為其侵華行徑找到“合理”依據。《先鋒報》沖破層層輿論封鎖，作美洲華僑社會反帝反蔣的“先鋒”，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輿論勢力裹挾中應運而生。這是《先鋒報》艱難發展的政治背景。
《先鋒報》受共產國際影響直接且深刻，在特殊的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甚至對其沒有影響，如長征時期中共一度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但這並不妨礙《先鋒報》成為一份“革命的報紙”“工農民主專政的報紙”“無產階級斗爭的有力的武器”，不妨礙它成為“為民族爭生存”、號召世界無產階級進行反法西斯斗爭的優秀華文報紙。
（二）艱難發展
《先鋒報》堅持革命斗爭十余年，對於遠離祖國而力量單薄的美國共產黨中的中國籍黨員來說，殊為不易﹔對於一份被法西斯主義、國民黨反動當局、封建幫派勢力以及當地排華勢力包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報紙來說，極為艱難。徐永煐說：“《先鋒》有比較長久的歷史，包含了大埠、古巴、紐約、費城、雲哥華許多斗爭經驗，浸染了黃淘白、施滉的赤血……吸取了許多坐監、被撥的同志的壯志。隻有《先鋒報》是華僑社會中最大的炬光，獨照民眾解放和勞苦群眾斗爭勝利前途！”《先鋒報》的艱難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辦報主體力量薄弱。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洲中國留學生以及共產黨員人數不多，辦報力量非常有限。當時，創辦美共中央中國局、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以及《先鋒報》的主要力量為施滉、徐永煐、張報、李道煊等人。根據《先鋒報》報道來看，徐永煐亦是該報主筆，並且施滉、徐永煐是第一批加入美共的留美學生，李道煊、張報等人陸續加入其中。施琦生回憶道：“在美共黨內斗爭方面，父親除參加美共黨內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斗爭外，還曾代表中國局26名黨員簽名反對洛夫斯頓，擁護以福斯特為首的美共黨內少數派的主張。”據張報回憶，30年代初在美國共產黨中的中國籍黨員約50人。由此可見，《先鋒報》總體辦報力量極為薄弱。
二是報紙閱讀對象有限。正如《先鋒報》的一篇文章所分析的那樣，“華僑社會之所以缺乏獨立經營的報紙，其原因之一是華僑社會不甚大，營業不獨甚難經常獲利，而且難持成本”。《先鋒報》即是依托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並取得美國共產黨與美共中央中國局的支持。此外，《先鋒報》在美洲的代銷處和零售處頗少，當時，紐約是美國華僑較為集中的城市，僅有一個代售處和兩個零售處，美京和費城各一個代售處。由此可見，美洲華僑社會規模本就不大，可售賣報紙的地域更是有限。另外，國民黨和封建幫派的反動思想影響了部分僑眾，還有部分華僑對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革命不感興趣或持懷疑態度，因此讀者規模一再萎縮。
三是辦報經費捉襟見肘。《先鋒報》的經費主要有團體經費和特別募捐。如臨時捐和維持捐，登報募捐也是方法之一，《先鋒報》刊登的相關募捐信息有66條之多。另外有訂報、零售、告白、游藝會等收入。但受各種因素影響，募捐效果並不理想，除卻《先鋒報》流通范圍有限外，部分僑眾或受反動思想影響，或受生計所累無心革命，或因教育水平所限無法閱讀報紙等，極大地影響了該報的發行量。該報讀者皆來自美洲底層勞動者，他們多在溫飽線上掙扎，面對募捐除了盡力而為，也無法貢獻更多力量。如，1935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先鋒報》通過募捐、訂報、零售等方式籌得經費436.02元，加上上一年結余的406.87元，共計842.89元，除去郵費、印刷、房租及水電等費用796.83元，結余46.06元。可見《先鋒報》經費經常處於階段性充裕或匱乏狀態，在油印與鉛印、半月刊與周報、印刷和手寫、准時出版與延期出版之間艱難生存。
四是行業競爭激烈，生存環境險惡。《先鋒報》不僅要與海外國民黨報紙作斗爭，還要規避國民黨海外部的報刊審查和野蠻打壓。國民黨如何打壓革命報紙可從同類報紙遭遇得知一二。《紐約商報》因指責紐約中華公所不派人參加市參議會抗例活動，紐約中華公所就收買斧頭仔，圍堵報社大門，到處截搶賣報人，勒令商戶不要在該報刊登廣告，禁止華埠買賣該報。《紐約商報》具有小資產階級報刊性質，並無鮮明的黨派傾向，其宣傳政策隨讀者要求而轉移，連這類報紙都遭圍堵打壓報復，何況是革命立場鮮明的《先鋒報》！國民黨政府亦懼怕《先鋒報》的革命影響力，1936年，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就呈請廣州市黨部要求查禁海外《先鋒報》，理由是該報污蔑西南領袖。
《先鋒報》在帝國主義、國民黨、華僑宗派勢力這三股力量的夾擊下艱難生存，領導美洲華僑進行救國保僑運動，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將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形象傳播至美洲乃至世界。《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第一條規定：“日常的宣傳和鼓動必須具有真正的共產主義性質。黨掌握的各種機關報刊，都必須由已經証明是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的共產黨人來主持編輯工作。”《先鋒報》十余載的艱難發展歷程恰恰証明，在美國共產黨中的第一批中國籍黨員是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的共產黨人，《先鋒報》是第一份在美洲華僑社會中進行真正意義的共產主義宣傳的革命報刊。
三、《先鋒報》宣傳思想的轉變
當時的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實行高度集中領導的組織原則，“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時代，共產黨隻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作為美洲華僑反帝大同盟的機關報，《先鋒報》從創辦之初就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共產國際的指導，隨著共產國際七大的召開，它的宣傳思想也發生了轉變。同時，《先鋒報》能結合美洲華僑社會具體實際，利用在地化優勢團結世界無產階級與愛好和平的人士，指導美洲華僑進行就地革命斗爭。
（一）共產國際七大前以階級斗爭為主
共產國際在七大召開前，領導各國共產黨進行無產階級斗爭。《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第一條規定：“在報紙上，在群眾集會上，在工會、合作社中，總之，在第三國際擁護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場合，不僅要不斷地、無情地斥責資產階級，而且還要斥責資產階級的幫手即各式各樣的改良主義者。”《先鋒報》稱呼當時的美洲國民黨為“刮黨”“刮民黨”，稱呼該黨黨員為“刮黨員”“國民黨匪”，一個“刮”字形象地向美洲華僑展現了國民黨及其相關機構的貪污腐化形象，如《打倒向日帝投降的刮民黨政府，擴大民族革命戰爭的聯合戰線》《不應捐款給刮黨軍閥》《國民黨匪李連圖強佔人衣館底之敗露》《牛蘭夫婦絕食反抗國民黨虐待》《國民黨領事侵吞死者存款》等﹔稱呼當時美洲華僑社會裡極具影響力的中華公所（會館）、堂會等團體中欺壓華僑的人員為“豪紳”“劣紳”，如《華僑豪紳獻媚美資本家》《中華公所之敲詐剝削又多兩個証據》《古巴中華總商會職員對豪紳助理僑民登記深致不滿》《聯成公所豪紳再弄“開幕”騙財把戲》等﹔稱呼對華僑極盡殘酷壓迫的國民黨特務機構藍衣社，為“藍衣黨徒”“日本奴”“華僑公敵”“凶徒”“藍衣匪”，如《群眾要求逼使雲丹當局照會藍衣社走狗蔣賜福離埠》《藍衣社走狗自討沒趣》《藍衣匪張發奎鼓吹以恐怖對待愛國華僑》《斥古巴〈民聲報〉藍衣社徒顏任俠》等﹔稱呼華僑中作反動勢力幫凶的僑民為“僑蠹”，如在《為紐約華埠時局感言》《古巴刮黨領事勾結中華會館助政府撥返窮苦華僑》《刮黨領事與中華公所互哄》等文中都有抨擊。
《先鋒報》將國民黨官僚及封建地主階級的黑暗面展現在美洲僑眾面前，毫不留情地批判反革命分子的賣國殘民行徑，引導美洲貧苦華僑就地參加救國保僑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先鋒報》指出：“本報自成立以來，不斷的（地）暴露資本階級的罪惡。中華會館是紐約華僑資封階級欺騙和壓迫勞苦僑胞的主要工具，所以，本報打破華僑報紙一向對中華會館阿諛奉承的前例，做了進攻中華公所的‘先鋒’，打破了勞苦僑胞對於中華及一切封建社團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觀念，因此開開（開辟）了群眾自己的斗爭的組織的新道路。這樣，才有不顧中華公所以及堂號的威勢的紐約衣館聯合會的發動。”
（二）共產國際七大后以抗日救國為主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七大，號召各國共產黨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具體有三個層次：工人階級統一戰線、人民陣線和殖民地國家反帝統一戰線，《先鋒報》宣傳思想由此發生轉變。“宣傳思想分水嶺”的標志是1935年8月31日刊發的《本報在聯合戰線中的錯誤》一文，開篇即寫道：“我們雖認共產黨、蘇維埃和紅軍是抗日的徹底地（的）中堅力量，但他們並不是‘唯一’的力量，因此，我們對於一切抗日的分子，不問其是否同意於我們的根本觀察，我們都懇切的（地）與他們聯合，進行大家所能同意的抗日工作。同時，在推進工作的時候，我們根據抗日的立場對於聯合戰線中的各黨各派，事實上阻礙抗日運動的主張，必定要盡力的（地）貢獻正確的意見”。此時的《先鋒報》依然強調共產黨要用武力同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蔣介石集團做斗爭，但“各黨各派”這一說法已經是在向美洲華僑社會各黨派（除國民黨）、堂會、群眾團體等釋放聯合抗日的信號。1935年10月12日，該報全文刊登《八一宣言》，題為《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1935年12月7日，《先鋒報》首次提到“國共合作”：“共產黨不獨自己愛國，而且要聯合一切與他的意見分歧的政黨來愛國，這是國共合作的一個根本動機，共產黨與國民黨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投降帝國主義，出賣中國。”1935年12月14日，《先鋒報》與美洲日僑工人階級報紙《勞動新聞》及美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發表擁護中國抗日運動的聯合宣言。《宣言》稱：“我們認清在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統治階級沖突之時，中日兩國國民絕無互相仇視之意。我們以為中日兩國國民之福利，在共同打倒日帝的武力”，同時“要求美國政府撤退駐中國的軍隊，取消美國在華的一切特別利益”。《先鋒報》在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指導下號召更大范圍的聯合，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向美洲國民黨內愛國分子伸出橄欖枝，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向海外藍衣社喊話：“藍衣社中不乏（有）愛國愛僑的天良分子，無論對於救國保僑的意見有何不同，應當絕對約束你們之中的敗類不得有假借外力摧殘同胞之舉。海內外的民眾早感覺到不分黨派、一致御辱的需要，不但不會拒絕，而且鼓勵歡迎誠心愛國的藍衣社成員參加救國陣線”。
《先鋒報》在號召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過程中逐漸形成系統的就地聯合斗爭理念，如《抗日救國的最低綱領》：“（一）武裝抗日﹔（二）掃除漢奸﹔（三）不分黨派聯合﹔（四）促成國防政府”。所謂“最低綱領”，即《先鋒報》根據美洲華僑社會各地的斗爭經驗，在確保能夠容納全體愛國僑胞意見、不引起任何反日派別反感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團結大眾一致行動。《綱領》全文僅20字，卻全面概括了該報聯合美洲華僑社會各黨各派各團體的指導思想、斗爭手段和斗爭目標。1933年，徐永煐曾指出《先鋒報》有“關門主義”之嫌，本應深入僑眾，卻走到了僑眾之外。數年來，《先鋒報》以此為戒，始終關注美洲華僑的實際斗爭需要，當美洲華僑社會對統一戰線出現悲觀和懷疑的聲音時，《先鋒報》系統闡述美洲華僑社會內部各種力量之間的關系，如共產黨、國民黨、致公堂之間的黨派成見，華僑社會中新舊勢力沖突以及勞資關系，留美學生群體中的個體差異性，《先鋒報》建議通過不同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法來吸收他們參加抗日救國運動，在民族存亡之際爭取盡數消弭黨派之見、階級之別。此外，《先鋒報》圍繞五卅運動、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廣州公社、五一勞動節、七七事變等周年紀念進行宣傳，使游離異邦的美洲華僑明白中國發生了什麼，親人同胞經歷了什麼，國民黨與共產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行徑各做了什麼，不斷激發華僑群眾不做亡國奴、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愛國熱情。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正由國內革命戰爭轉向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浪潮再度掀起，共產國際領導著各國共產黨開展階級斗爭與反法西斯斗爭。《先鋒報》發展十余載，偏居美洲一隅，始終肩負“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的歷史使命，最早將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形象傳播至美洲和全世界，將中國革命具體情形展現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面前。《先鋒報》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遙相呼應，與早期國內抗日戰爭相伴而行，始終將美洲華僑社會的抗日救國運動與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結合起來，使美洲華僑社會抗日救國統一戰線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同時，《先鋒報》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施滉、徐永煐、張報、冀朝鼎等人無論身處美洲還是陸續回到祖國，也無論他們是美國共產黨員還是中國共產黨員，都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摘自：張寶麗：《<先鋒報>若干史實的考辨及其宣傳思想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