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海外華僑積極支持祖國抗戰，海外華僑與祖國的關系亦成為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其中，新馬華僑與祖國的關系是一個重要方面。大部分學者主要考察新馬華僑與國民政府的關系，討論主題涉及新馬華僑與家鄉、國民政府的僑務政策以及對祖國抗戰的貢獻等。而學界對新馬華僑與中國共產黨關系的研究則相對不足。既有的研究，主要包括陳嘉庚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傳播、新馬華僑對八路軍的援助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新馬華僑的僑務政策及統戰等問題，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認知方面的研究則較為薄弱。基於此，本文主要利用保存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華文報紙《總匯新報》，考察全面抗戰初期（1939—1940 年）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轉變。《總匯新報》創刊於1908 年，1946 年停刊，是戰時新馬華僑社會了解國內信息和輿論的重要渠道。本文之所以選擇該時段，主要是基於此一時期的新馬華僑對中國抗戰各方力量的關注。本文主要從八路軍的抗戰行動及表現、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形象以及延安邊區的治理三個方面入手，探討抗戰期間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及其轉變，並以此為基礎分析新馬華僑轉變的原因及其對新馬華僑社會的影響等問題，以期有助於中國共產黨和海外華僑關系史研究的深入。

一、對中共軍隊抗戰能力的肯定和贊賞：“重要生力軍”

抗戰爆發前，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知之甚少，其認知也較為負面。全面抗戰爆發到1940 年期間，新馬華僑對中共軍隊的抗戰角色予以正面肯定，將其視為“抗戰生力軍”。新馬華僑對中共抗戰軍隊的認知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包括初期對八路軍的抗戰能力的肯定，進而到對游擊戰的接受以及對中國抗戰的討論等。

（一）對“平型關大捷”以及中共軍隊抗戰能力的肯定

新馬華僑對中共軍隊的認知始於“平型關大捷”。由於中日雙方實力懸殊等原因，國民政府組織的抗戰屢遭失敗。而在此抗戰意志消沉之際，1937 年9 月25 日，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在山西取得“平型關大捷”。平型關大捷不僅給處於悲觀的國人帶來曙光，也給關注祖國抗戰的新馬華僑注入信心和希望，他們開始關注八路軍這支陌生而神秘的力量及其戰勝日軍的原因。

1937 年10 月30 日，新加坡華文報紙《總匯新報》刊登《第八路軍在晉北屢挫敵人》一文。在該文中，新馬華僑認為“這一次我軍在平型關大捷，博得全國同胞的歡迎”。平型關大捷引起華僑社會的熱議。比如，一篇文章從側面表達了其對八路軍戰勝日軍能力的欽佩。文章反復強調，八路軍戰勝的日軍是“‘支那通三鳥’之一的板垣征四郎指揮的精銳部隊，是敵中之頑敵，寇中之強寇”。

在對八路軍能力肯定的同時，新馬華僑也關注八路軍戰勝日軍的原因。一名曾到延安採訪的華僑記者認為，“八路軍是經過無窮困難訓練有素的鐵軍”。在其一周的觀察中，他認為，八路軍戰勝日軍“很平常、很簡單、很必然”。首先，八路軍重視政治意識的培養，“除了普通民眾的精神培養之外，對於政治問題、社會現狀和群眾心理，每天都有一個小時的講話”﹔其次，八路軍“游擊戰”具有獨特作用，“游擊戰爭可在敵人的后方，建立許多小根據地，來分散及削弱敵人的兵力”﹔第三，依靠群眾是開展游擊戰的前提，“盡快組織和訓練群眾，才能取得勝利”﹔記者還目睹八路軍動員群眾的成效，他舉例說，其曾隨便詢問一個十四五歲的勤務兵，“他就能告訴你為什麼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值得敬佩和注意的”。

隨著新馬華僑對“游擊戰”了解的深入，華僑也逐漸認同“游擊戰”，並認為適合中國抗戰的實際。其中，一名筆名“本中”的華僑發表時論認為，敵強我弱的現實決定了對日戰爭必須是持久消耗戰，而採用消耗戰對中國抗戰有利，主要是因為中日兩國國力存在巨大差距，“敵人以其飛機大炮，向我方猛烈轟炸，日本五六十年之積累之軍備侵我，而我僅以五六年之購置而已，若非持久消耗，何以取得最后之勝利？”因此，其認為八路軍的游擊作戰辦法可以解決中國抗戰槍械不足的問題，“蓋以八路軍在敵腹地作游擊戰，與國軍聯絡給養尤感困難，而槍械更不如敵人也”，其還特別贊賞八路軍解決武器缺乏的辦法，“槍械吾人雖缺乏，唯吾人有的是手段，是故大可以借助予敵人，以‘槍械’而得到槍械也”，此外，其認為“朱將軍亦豪杰哉！則抗戰勝利必屬於我”。

“平型關大捷”后，新馬華僑逐漸改變了戰前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和偏見。他們對物資匱乏下八路軍抗擊日軍的行動給予同情和贊賞，“八路軍首先發出通電，反對日軍的進攻，迅速出動參加抗戰”﹔同時，八路軍的生存狀況讓新馬華僑印象深刻，“八路軍士兵生活程度之廉，為全國軍隊之最”。八路軍克服困難的精神也得到華僑的同情和認可，“在半年當中，南京政府沒有發足用的經費，使八路軍處在物資困難條件之下，八路軍依然顧全大局，克服了當前的困境”

（二）對“游擊戰”適用性的討論及建議

新馬華僑認可游擊戰還體現在其對游擊戰的討論，並呼吁在正面戰場運用。《總匯新報》經常刊登關於游擊戰的社論。其中，《楚公談談游擊戰》極具代表性，文章認為，除了軍隊運用“游擊戰”之外，更要組織和訓練群眾開展游擊戰，並提出開展游擊戰的建議，“我們可動員這些群眾，擾亂他們的后方，使他們疲於奔命，時間愈久，敵方會更困難”。

1938 年10 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歷經實踐檢驗的游擊戰日益顯示出其牽制日軍的有效性。游擊戰再次成為華僑熱議的話題。1938 年12 月4 日，《總匯新報》刊登社論文章《游擊戰與政治》，文章從政治與抗戰的關系角度，強調游擊隊及其戰術的必要性。一方面，文章認為在嚴峻的抗戰形勢下，國民政府需要強化民眾與軍隊的關系。另一方面，文章指出民眾素質的提高需要良好的政治環境。“一般民眾愛國之心需要政府的培養才能成為力量，需要加以組織。”而“擴大游擊隊范圍”是解決問題之道，“失陷地區逾廣，游擊隊的需要也迫切。”對於建設游擊隊的辦法，文章指出，“當局應加強游擊隊建設”，但需要政府開展“政治改革”。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文章糾正了一些人對游擊隊的偏見，“許多人隻看到了若干游擊隊游而不擊，大談其游擊悲觀論，而對於組織民眾政治問題，則忽而不提，則未免奇怪了”。通過對游擊戰術的深入討論，新馬華僑社會對於抗日戰場暫時失敗也日趨清醒和客觀，“失利是暫時的，我們的戰略是消耗戰，越把戰爭拖延下去，越對我們有利”。

新馬華僑討論的范圍還從游擊隊戰術擴展至后方工作的開展與建設上。1939 年1 月25 日刊登的《展開敵人后方工作》一文認為，“在敵人后方展開抗戰工作，尤為必要”，並強調對抗戰的重要性，“在失土地執行抗戰任務，一則消滅敵人之勢力，一則可以保存自己之勢力”，文章以華北抗戰為例，說明后方抗戰的有效性，“以現狀言，敵人蹂躪華北以后，至今已年余，強敵數次掃蕩皆遭痛苦而退”，文章認為，“炎黃子孫之生路，隻有抗戰到底之一途，而軍民關系絕不可分，吾人應軍民凝成一整體”。

通過華文報刊的報道及華僑社會的討論，八路軍的正面形象逐漸在新馬華僑中傳播開來，其對八路軍的認知也逐漸全面和清晰，特別是八路軍在抗戰中的作用得到肯定。《總匯新報》刊登題為《華北戰場的八路軍：抗戰主力軍》一文即為明証。不僅如此，有些新馬華僑還認為八路軍的經驗可以擴展至正面戰場。例如，對於如何擊退進攻廣州日軍的問題，新馬華僑紛紛提出以游擊戰應對，其中，一名華僑發表社論，該文直言國民政府抗戰失利的教訓，“單靠目前現役軍隊去抵御是不夠的”，文章指出“婦孺都明白非經人民的協助不可”，並指出問題的關鍵是要採取行動，“隻要政府令他們盡量組織起來，不要臨時抱佛腳”。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及其戰術得到新馬華僑的認可，新馬華僑社會輿論也建議國民政府發動群眾抵抗日軍，但對中共充滿偏見的國民政府而言，讓其接受游擊戰是不可能之事。

二、對中共領導人的欣賞和欽佩：“軍政奇才”

“平型關大捷”讓新馬華僑看到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在抗戰中的戰績。隨之而來的，新馬華僑開始關注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西安事變”之前，對中國共產黨缺少正面了解。“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共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並與國民黨聯合抗日，新馬華僑對中共領導人的認知逐漸轉向。中共領導人的一言一行都引起新馬華僑的好奇和關注，包括外貌、性格到領導才能，再到他們對中國抗戰的戰略等。

（一）對毛澤東及其抗戰貢獻的欽佩

毛澤東作為中共的重要領導人，一直是新馬華僑關注的焦點。但由於缺少足夠信息，新馬華僑對毛澤東的認知極具傳奇色彩。例如，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派遣周恩來前往西安調解，但不知何故，“髯長尺余”的周恩來“夜入西安城”卻被誤認為是毛澤東，毛澤東的這一形象也在新馬華僑中廣為傳播。1937 年12 月30 日，《總匯新報》刊登《毛澤東髫年怪行》一文。文章認為，毛澤東先生“生平軼事，鮮為世知”，但其“久已名震寰宇，為我中華民族不易多得之軍政人才”﹔文章談及毛澤東的外貌與談吐時認為，“毛先生實與常人無異，兼且面目慈祥，一種悲天憫人之思想，充分表現於眉宇間，談吐風雅持重，饒有老師宿儒一般”﹔該文一改對中共印象的片面言辭，對於國共之間的沖突予以理解，認為毛澤東是“以政見不同故，頗與國府隔閡”，因此，文章對毛澤東充滿贊賞之情，“先生奇男子也！”文章特別稱頌毛澤東為統一戰線所做的貢獻，“先生以保國為民為先務，達成全民抗戰統一戰線局面，亦先生也！先生誠可為今日之人豪，世上少有之偉杰載！”

新馬華僑對毛澤東的認知多來自間接信息，而非直接的觀察。新馬華僑往往通過國內記者的報道了解毛澤東的形象。1937 年12 月6 日，四名國內記者從重慶前往延安，歷經四天的實地採訪，毛澤東的平易近人、工作習慣及其對中國抗戰的戰略設想傳入南洋華僑社會，“他穿著一套棉軍服，與在延安所見的士兵完全一模一樣，毛氏最近仍未改變深夜辦公的習慣”。對於中國抗戰，毛澤東認為，陝北抗戰對全面抗戰尤為重要，“日軍進軍南京，陝北成為直接對抗的區域”，但同時強調動員群眾的重要性，“使我相當奇怪的是，最大的缺憾是沒有動員全國人民到抗戰中來，我們要減少敵人優勢武器的運用，避實就虛”﹔對於未來抗戰的任務，毛澤東認為，“眼前最重要的任務改造軍隊素質，我們也在摧毀敵人的后方”。尤為重要的，毛澤東明確表示擁護蔣介石領導中國抗戰，“我們以最大的努力來鞏固抗日的統一戰線，必須凝固全國進一步的團結，並誓死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主張”。此時正值中國抗戰的關鍵時刻，對於期待團結抗戰的新馬華僑而言，毛澤東的態度極為重要，新馬華僑對於毛澤東越來越欽佩。

除了轉自國內記者的採訪外，新馬華僑對於毛澤東的認知還來自華僑記者的近距離觀察。1937年12 月，新馬華僑報界聯合會組織“華僑戰地記者團”，1938 年1 月18 日，兩名記者前往延安。他們採訪了毛澤東，“一天下午竟和這位十年來外間種種傳聞的毛澤東見面”。首先，毛澤東的外貌和平易近人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氏體格高大，有北方人的氣概，但他的態度很溫柔，好似一位老學究，外界人因為他做事英勇，叫他做‘赤豹’”，但記者並不認可這一看法，“他不像赤豹的樣子，也看不出他是一位政治軍事的能人”。值得一提的是，記者糾正了西安事變時“毛在西安城，髯長尺余”的傳言，“他上下都沒有胡子，可見報紙上的消息不可靠”。其次，記者觀察到戰時毛澤東的生活細節及其可敬的一面。毛澤東“喜歡抽香煙，當我坐下的時候，他便給我香煙，隨后取出一盒有相片的糖（英國記者送給他的）”，其工作環境簡朴，“房屋很簡單，有一張長形的桌子，兩張木凳，此外尚有一架書籍，床頭上和桌子還堆有一些雜志”。其深夜工作的傳言得到驗証，“他工作很忙，每天兩三點才睡覺”。因此，記者認為，毛澤東“從外表上種種看法，都是一位學者，不像他已經做出的驚天的事情的人”。此外，記者還提到毛澤東幽默的一面，“他演講的時候，很喜歡說幽默話”。通過兩位華僑記者的近距離觀察，南洋華僑對毛澤東的傳言和誤解得以澄清，毛澤東和藹可敬的普通人形象得以確立，並在新馬華僑社會中傳播。新馬華僑社會輿論稱贊其抗戰貢獻和卓越智慧，“對八路軍能文能武毛澤東，更推崇備至，其聲譽之厚，民眾期盼之殷，由此可見一斑”。

（二）對朱德軍事才能的贊賞

朱德是中共重要領導人，並擔任第八路軍總指揮，又因組織“平型關大捷”而引起新馬華僑的關注。新馬華僑對朱德的認知除了來自國內記者的報道外，還有新馬記者的直接採訪。1937 年10 月25 日，新馬兩名華僑記者隨同香港記者到八路軍總部採訪。衣著朴素的朱德讓華僑記者頗感驚訝，“一個穿士兵衣服戴眼鏡滿臉胡子的人，站在門口，我幾個人都沒有注意”，記者們感嘆不已，“這時我們的內心，真是無限的慚愧，可是他們沒有一般高級長官的派頭，如何能分辨出誰是長官誰是士兵？”而與朱德的會面讓記者感受到了八路軍的官民平等，朱德“服裝簡朴，與他們的服務的士兵一樣”。而在採訪中，記者也體驗到朱德的平易近人，“我們邊吃邊談，沒有一些客套”。此外，在生活中的官民平等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總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總司令一定也吃青菜”。通過觀察，記者認為融洽的軍民關系是八路軍得到群眾認可和支持的關鍵，“因為物資待遇的平等，所以都能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除了生活朴素和民主平等之外，華僑記者還目睹了戰場上朱德指揮的鎮定和從容。記者在距離戰場不遠的一個指揮所採訪。“除了室內電話鈴聲頻頻使得有些緊張外，滿院子的是少年的嬉笑聲，感覺到如在一個溫暖的家庭裡”，“今天將軍穿了一套青布的中山裝，他朴素如農夫，慈祥若老媼”。華僑記者認為，朱德“簡單、誠實、有決斷”，對於中國的抗戰，朱德充滿自信，“動員全民戰爭，前后方打成一片”，與此同時，記者感受到了他的樂觀，“他的聲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簡明，這偉人的臉上，不時的發出真摯的笑”。

三、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延安：中國革命的“耶路撒冷”

一位曾在延安採訪的華僑記者認為，延安是“中國革命的耶路撒冷”。延安位於中國西北地區，生存環境惡劣，經濟極為落后。根據國共協議，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由中國共產黨管理。抗戰爆發后，由於交通不便和信息閉塞，國民政府對延安的惡意宣傳也傳入新馬華僑社會。新馬華僑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神秘和神奇”的延安，他們對延安的了解主要有三種方式，包括華僑記者的實地觀察、在延安求學或從軍的華僑的切身體會以及陳嘉庚等社團領袖對延安的考察。

（一）華僑記者對延安的體驗及印象

華文報紙是新馬華僑獲取祖國抗戰消息的重要渠道。為滿足新馬華僑對祖國抗戰信息的需求，新馬華僑記者設法前往延安進行採訪，他們是延安治理的見証者，並把自己對延安的觀感傳達給新馬華僑。

1938 年2 月14 日，《總匯新報》刊登《八路軍在膚施之邊區政治實況》一文。該文系“華僑戰地記者團”記者在延安的採訪。首先，讓記者印象深刻的是延安惡劣的生存環境，“經過三日之山嶺路途，沿途備受風雪，雙足幾不能行動”。讓記者“驚訝”的是延安的艱苦的居住條件，“市內人民及學生，大都生活在穴居中 ”﹔其次，讓“見者極為動容”的是農民的“課稅均停收”，農民與政府關系融洽，“所遇農民莫不喜形於色”，記者認為，延安政府“經濟上施行平等，其管理尤為得法”。此外，邊區政府的官民平等還體現在薪水方面，“政府職員最高月薪不過5 元，毛澤東與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各5 元”。

除了對政府的民主管理充滿贊賞之外，延安邊區的民眾日常生活，也引起華僑記者的興趣。該華僑記者認為對延安治理較為了解，“我對延安不能沒有深刻的印象，曾生活幾個星期”。因此，其對延安的觀察和認識具有代表性：首先，他認為對延安實行的官民平等的政策貫徹有效，不是流於表面，延安“使人感覺特別的是，他們沒有階層身份的態度存在，長官與戰士同等待遇，同甘共苦，看不出長官的架子”﹔其次，嚴格的紀律確保行動井然有序，“他們的行動是根據紀律進行的，稱為‘鐵的紀律’”。

延安的婚姻制度很少為外人所知，國民政府常以此攻擊和詆毀中國共產黨。“延安民眾聽說八路軍將要到了，有少女的人們，都紛紛准備出嫁”，該傳言不僅在國內，在新馬華僑社會中也有市場。華僑記者到達延安后，通過實地觀察，了解了延安婚姻的真實情況，並澄清了對共產黨婚姻的不實傳聞。首先，其認為“共妻”是對延安的一種誤解，延安對於婚姻與戀愛“確是特別之處”，“然而不像傳說那樣，他們有當地社會背景所產生出來的行動”，記者認為“女性的獨立和男女平等”是一個重要原因，其進一步解釋，“他們並不是無條件地亂來”，“他們對婚姻有正確的觀點”。文章還認為，延安男女之間的關系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如果違犯紀律將得到嚴厲的懲罰。記者以抗日軍政大學軍官黃克功被處決為例說明婚姻紀律的嚴格。因此，記者認為，中共“寧願犧牲一個戰斗上的指揮人才，也不願破壞紀律”。此外，延安良好的社會風氣讓其耳目一新，他認為延安“充滿了新氣象”，尤其是婦女解放運動“成績甚高，女界中已有七成從事抗日運動”。與中國其他地方不同，延安的婦女“沒有穿旗袍、高跟鞋和抹粉打胭脂，她們隻戴著軍帽，穿著軍服和打著綁腿，雄赳赳地在街上走著，他們的婚姻和精神都融入到抗戰上去了”。

（二）在延安的華僑學生的觀感

除了記者的觀察之外，在延安求學的華僑學生對延安亦有直觀體驗和感受。1939 年4 月5 日，新加坡華僑學生嚴蒙告知南洋朋友其在“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習情況，“到延安后不久可編隊正式上課，學校的目的是培養優秀的政治工作人員”，學校的教學方式是“一面學習，一面擔負游擊戰爭的任務”，其在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並認為“大生產運動”的重要性，“該運動對邊區抗戰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全部抗大學生，包括毛主席等中共領袖都參加這偉大的運動”。

而在“抗日軍政大學”求學的華僑學生陳肅立則對延安的學生生活感受獨特。其親身體驗了學校匱乏的物資生活，但他認為，盡管抗大學生的生活清苦，但學生之間和睦相處、充滿快樂：

對於學習生活，學校生活，十分緊張，也是十分艱苦的，不過每個人都是十分愉快的、活潑的、嚴肅的，晚上十點才開始睡覺，所吃的飯，是用小米煮成（很粗而且沒有飯味，現在已經習慣了）的，食后又非常容易消化的，菜不是芽菜，就是小豆芽菜，最好的就是煮豆腐湯了，每一個星期隻有一餐肉食，但每人隻得一兩左右，我們席地而食的，每四五個人一盆菜，然而我們都沒有一個人感到痛苦，因為所有人都一律是這樣的，我們學校裡的人，都是打成一片，也沒有階級的差別，行動是一致的，大家非常親密的——既沒有嫉妒也沒有爭執。

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新馬商業社會，一切以金錢衡量。因此，初來延安的華僑學生對“學生幾乎沒有報酬但樂意為民族抗戰”頗為不解，但當其了解延安的物資匱乏之后，他們逐漸理解了學生的行為，“他們是不愛錢的，學生畢業后的工作是去做救國工作，派到敵人的后方或是各省市農村去”。

延安的集體化和軍事化生活也給華僑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馬來亞怡保華僑林剛中在“青訓班”學習。青訓班“一切都軍事化”，其告知南洋親人其在延安的生活，“這裡是團體活動，不是個人行動，我們的先生站著教，我們學員站著聽，站著寫筆記，最多是蹲在地上，這封信是放在手上寫的”，其還告知延安生活之苦，“天氣很冷，洗面的湯水潑出去，馬上結成了一塊冰”。在信中，其難掩對南洋家人的思念之情，“想起我年老的媽媽和弟兄們，已經是三個除夕沒見面了”，但其喜歡延安的“獨特”生活，認為“這兒一切都是新的，這兒是一個新世界”。

（三）陳嘉庚對延安的印象

如果說前往延安的華僑記者和求學華僑是普通僑眾的觀感，那麼陳嘉庚的延安觀感則代表了新馬僑領的看法。作為新馬華僑社會僑領，陳嘉庚一直支持國民政府領導中國抗戰，但其對國民政府的支持是基於對蔣介石的信任，陳嘉庚“是為整個中國著想，而不是為蔣介石個人”。因此，1940年之前，陳嘉庚對中共的看法深受國民政府的影響，盡管當時報刊頻繁刊登中國共產黨艱苦抗戰的報道，但其依然對中共保持戒心，特別是對中共的捐款請求尤為謹慎。1938 年3 月，周恩來等致函“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主席陳嘉庚，請求其為八路軍捐款，但陳嘉庚以“海外華僑捐款統一匯交行政院”為由婉拒。不過，此時的陳嘉庚雖沒有在行動上支持中國共產黨，但其已私下閱讀《西行漫記》中譯本。直到1940 年3 月，陳嘉庚組織“南洋慰勞團”返國考察，而“延安之行”改變了其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

1940 年3 月18 日，陳嘉庚組織“南洋慰勞團”抵達祖國后方。在重慶歡送會后，陳嘉庚不顧蔣介石的反對，在侯西反、李鐵民的陪同下，前往中共總部延安考察。在出發之前，陳嘉庚告訴記者，“凡未到延安之人，誰能辨別真偽，所以必要親往”。陳嘉庚在延安共停留九天，其對延安進行了細致的觀察，也與學生、軍人以及毛澤東等中共領袖開展深入交談。延安之行改變了其對中共的負面看法。延安“官吏縣長民選”，延安的農民、商人“無苛捐雜稅”。對延安的社會風氣也充滿贊賞，“無盜賊乞丐，鴉片與纏足禁絕”﹔更讓陳嘉庚印象深刻的是其目睹延安的官民平等。其所見毛澤東的住房“概舊式鄉村民用家私”，其認為“中共平等無階級”，在與毛澤東會談中，其發現朱德進入房間時，“諸人安然座談，未有起立行禮等項”，南洋學生進入時，“無敬禮便坐”，其還目睹毛澤東與一普通科長談話，感嘆“長談若是，足見其（毛澤東）虛懷若谷也”。陳嘉庚充滿信心地認為延安以國家人民利益為依歸，並在鄉村實行政治民主化的政策，並預言延安是中國的希望。

延安之行對陳嘉庚產生較大影響，在延安期間，其便決定將其所見如實告知南洋華僑，因此，當毛澤東委托其將所見告知南洋華僑時，陳嘉庚當面允諾，“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安界，如有人問余所見聞，余定據實報耳。”

四、新馬華僑對中共認知轉變的原因

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認知轉變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行動代表全民族利益，其主張符合包括新馬在內的海外華僑的共同期待。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中國共產黨的海外統戰對新馬華僑認知的轉變產生重要影響

抗戰初期，新馬華僑深受國民政府的輿論影響﹔全面抗戰爆發后，英國殖民政府禁止國共兩黨的政治活動，因此，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行動難以被南洋華僑所了解。為宣傳中共的抗戰主張，中共在香港成立八路軍辦事處，在廖承志領導下，辦事處創辦刊物、派人前往南洋宣傳中共抗戰。另一方面，抗戰期間，大批知識文化界人士前往南洋避難，他們活躍於新馬華僑社會，有的在報社任職，比如，郁達夫擔任新加坡華文報紙《星洲日報》主筆，胡愈之擔任《南洋商報》主編。基於對抗日救亡的期待，他們刊登關於中共抗戰的報道，對新馬華僑產生較大影響。比如，一位新加坡華僑青年閱讀了《西行漫記》后，認為“他們（中國共產黨）遵守紀律，他們的愛民赤子的真誠恰更反映了過去一般宣傳的可笑”，“延安是一個神奇的地方，華僑青年應該放棄優越生活，前往延安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中去”。

（二）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抗戰主張的認可及傳播

盡管初期新馬華僑深受國民政府的影響，但華僑社會輿論並非完全受制於國民政府，而是體現出客觀、獨立的特點。這主要是由於新馬華僑對祖國抗戰勝利的渴望，他們特別關注祖國抗戰的信息和各方力量。因此，華文報紙除了報道正面戰場的消息之外，也刊登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消息。1937年12 月，新馬華僑報業團體成立“華僑戰地記者團”，該團有11 名華僑記者，在出發前，華僑社團要求華僑記者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報道各戰區戰況，把中國抗戰的實況告知南洋華僑社會，其中，有三名記者前往延安採訪，他們如實地把中共抗戰的情況傳播到南洋，促進了新馬華僑對中共的了解和認知轉變。另一方面，為促進新馬華僑對中共的客觀認知，華文報紙也刊登來自國外記者對於中共的報道和採訪。1937 年12 月9 日，《總匯新報》刊登美國作家史沫萊特的實地採訪文章《史沫萊特之報告：八路軍之戰績》，為便於新馬華僑了解，《總匯新報》特別告知華僑讀者，“對於八路軍之戰術，且多前次電聞所未見，因此特刊出”。而美國作家斯諾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也是通過華文報紙的介紹傳入新馬華僑社會。

（三）延安華僑學生對中共抗戰的宣傳

抗戰期間，一部分新馬華僑青年前往延安求學。一方面是他們被中國共產黨的英勇抗戰精神所吸引﹔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對華僑回國不予重視。1938 年2 月19 日，由馮維帶隊的120 名泰國華僑技術人員抵達廣州，但因無人介紹而不予接洽，3 月8 日，馮維告知新加坡潮州會館，歸國華僑“因無人擔保有錢無屋住甚為不便”，並告知“回國同志，多有投奔八路軍也”，八路軍“愛才如命，上下級軍官，一視同仁，心理無甚隔膜”。該消息傳入新馬后，也使得華僑選擇到延安參加抗戰。比如，第一批馬來亞士乃埠機工抵達香港后，他們在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協助下到達延安。1937年1 月12 日，馬來亞怡保華僑林剛中與11 名新馬華僑結伴北上，經廖承志介紹，他們抵達延安加入“青訓班”學習。

在延安的華僑學生把中共抗戰的真實情況告知新馬華僑，一是通過信函告知，比如新加坡華僑陳肅立，曾擔任《南洋商報》記者，后辭職前往延安參加“抗日軍政大學”，他將家中“田產出當了，得銀（叻幣）170 元，來做旅費”，其在“抗日軍政大學”軍事班學習。盡管延安生活艱苦，但其給家人信函中，表達其延安求學是多年的願望，“我十多年來，都想學習軍事知識和技能，現在是如我之願了”。二是返回南洋的華僑學生對八路軍的宣傳。例如，一位延安學生返回新加坡探親，在接受華文報紙記者採訪中，其向報社記者講述其親身經歷，“隨同八路軍滕代遠從前線視察歸來”，目睹八路軍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他們作戰勇敢，且能與民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此外，他還介紹八路軍醫療條件之不足，八路軍“最為困難者，為前方野戰醫院物資設備簡陋，更缺乏藥品”，並通過華文報紙向新馬華僑呼吁，“希望海內外大批捐輸藥品”。華僑學生的延安觀感對新馬華僑的認知轉變更具有說服力和代表性。

五、結語

新馬華僑是海外華僑支持中國抗戰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由於消息閉塞，特別是國民政府的輿論控制，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行動難以被新馬華僑社會所認知。全面抗戰爆發后，新馬華僑基於對祖國抗戰勝利的迫切期待，突破國民政府的限制，通過多種渠道關注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行動，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也發生了根本轉變。在新馬華僑看來，華北敵后戰場的八路軍是中國抗戰的“重要生力軍”，毛澤東等中共領袖被視為具有戰略智慧的“抗戰奇才”，而延安則“充滿了新氣象”。抗戰期間，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的認識較為客觀和真實，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真實表現，此外是新馬華僑擺脫了國民政府的輿論控制和影響，並以客觀獨立的視角審視抗戰中的各方力量。

新馬華僑對中共的認知轉變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形象傳入新馬后，新馬華僑開始關注華北抗戰的八路軍。華文報紙社論紛紛發表文章，贊頌民主平等且充滿希望的延安，並呼吁華僑援助八路軍。其中，中下層僑眾積極行動，比如，他們不顧國民政府的外匯管制，踴躍向八路軍捐款捐物，新加坡36 家華僑社團成立“援助八路軍委員會”。另一方面，陳嘉庚返回南洋后，不顧國民政府的阻撓和攻擊，將其返國見聞如實告知南洋華僑。在“星華籌賑會”組織的歡迎陳嘉庚大會上，陳嘉庚對延安的治理及成效予以高度評價，“延安城內，民眾安居樂業，中共奉行三民主義，上下一律，絕無等差，婚姻自由，男女有別”。在陳嘉庚的影響下，新馬華僑領袖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他們被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大義和英勇抗日的精神所感動，在行動上，也一改對國民政府的全力支持，比如，1941 年1 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政府駐新加坡總領館要求華僑社團表態，但大部分華僑社團僑領認為，“海外僑胞，遠隔萬裡，真相莫辯，更不宜有是非之見”。盡管沒有公開表態，但他們在言辭中，亦表達出對中共處境的同情和對國民政府的不滿。

摘自：夏玉清：《抗戰時期新馬華僑對中國共產黨認知的轉變——以<總匯新報>為主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