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要“形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生動局面”。中華兒女大團結的生動局面依托於在國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也離不開海外中華兒女對祖國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邊境民族具有地緣相鄰、語言相通、習俗相似等便捷條件，更容易選擇跨國就業、流動及遷移，因此成為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的關鍵點。如何通過利益共享、情感共融建立聯系紐帶，增強海外各族同胞的國家認同感及中華民族認同感，是人力資本全球流動背景下需要直面的現實問題。中國朝鮮族勞動力在中韓之間的流動與歸屬感問題就屬於此類典型問題，一直受到學界關注，也亟待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華兒女大團結的構架下重新解讀。
在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1992年中韓建交以后，朝鮮族勞動力在中韓之間跨國流動的規模大、總量多，龐雜的數字背后凝結著時代變遷中個體的利益選擇、價值認同及社會融入。朝鮮族的跨國流動是經濟全球化下的客觀趨勢，也是中國邊境地區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影響因素。朝鮮族在中韓之間的就業及安居選擇，折射出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家國情懷”與現實約束之間的復雜交錯，其在就業國別和安居方式上的選擇，不僅出於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更是在族緣、家庭、人際互動、價值觀等因素的復雜影響下，對更有利於自身的經濟、福利、社會及文化環境的選擇。進入新時代后，中國經濟平穩發展，社會安全性優勢更加顯著，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如何讓跨國勞工移民進一步深化國家認同感，畫好中華兒女同心圓，是本文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文獻綜述：跨國勞工移民的流動選擇
（一）關於跨國勞工移民的身份認同
在全球化進程中，傳統社會的中心開始瓦解彌散，勞動力跨國流動成為一種新的現象，並且伴隨著“認同”上的不確定性與動態性。基於血緣紐帶的“原生論”在解釋身份認同的轉變方面略顯蒼白，而“情境論”則認同社會及政治因素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力，也認同群體及個人在不同社會情境中的多重認同感，因而更有說服力。跨國主義學者同樣認為，跨國移民是建立和維持跨界家庭、經濟、社會、組織、宗教和政治聯系的群體，他們會構建多重聯系以克服流動中的障礙性因素，在流出地和流入地都有行為參與。還有學者認為，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不再是一個固定的本質，而是一個再創造的過程，國際移民的身份認同處於不斷選擇和再選擇、塑造和重塑的動態過程中。例如，在泰國的中國人群體並沒有被簡單“同化”，而是通過自己的行為慣習實現了中泰文化的雙向影響，並能夠在不同的族群內完成行為轉換。荷蘭中餐館的非正規勞工移民體現為傳統文化、社會關系與經濟理性相融合的“道義經濟”，兼顧了勞工移民與雇主之間的互惠互利關系。就在韓朝鮮族而言，其身份認同可能有三種：韓國的“韓民族”、中國朝鮮族以及介於兩者之間，而中間取向身份選擇的雙邊歸屬感都偏低。
（二）關於中國邊疆民族的認同感
國內學者將中國邊疆少數民族認同感具體化。鄭宇、曾靜以雲南邊疆地區的苗族家庭個案為例進行分析，發現邊民在國籍選擇中會傾向於歷史變遷中對自己有利的一方，並且可分解為支系、族際、跨境區域、家族、文化等諸多亞層面的認同。南日、陳紀發現中國的朝鮮族流動到韓國后，身份認同不宜籠統地被評判為對韓國認同的強化或弱化，而是由於業緣、趣緣等差異而呈現出多維度分化的表征。席婷婷認為朝鮮族在赴韓就業后體現出“三重脫嵌”，即脫嵌於韓國、家鄉城市和鄉村。在增強邊疆各民族國家認同感的具體路徑方面，謝和均、李雅琳等提出，社會保障制度可以加強邊疆少數民族的經濟福利認同，進而增強國家認同。孫保全聚焦邊民意識在邊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認為邊民意識在邊境場域中經由多重機制建構，它由領土意識、國民意識、跨國比較的“獲得”意識、守土固邊的責任意識構成，應跳出“跨界民族”的傳統認識框架，通過機制創新實現邊民意識的再建構。趙剛、汪晶石主張中國應該用民族政策推進邊境民族的國家認同，其中解決身份認同是核心，推動政治制度認同是重點，促進邊境地區的經濟進步和文化發展是基本手段。青覺、徐欣順認為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多民族國家建設應以人民為中心，建立現代化民族事務治理體系，並拓寬人民性的行動路徑。
（三）關於中國朝鮮族的跨國流動及選擇
學界意識到，在韓朝鮮族的流動決策是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朴今海、姜哲榮發現大多數在韓朝鮮族對中國有強烈的歸屬感，但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韓國政策及社會環境對其現實選擇產生了復雜的共時影響，呈現為“現實的韓國，未來的中國”。Kim Tae-Sik以韓國首爾的大林洞（Daerim-dong）華人聚居區為例，分析了中國文化在商業消費中的主導價值，以及低收入、不穩定生活給朝鮮族帶來的邊緣化的交錯現象。此外，相關研究還較多關注在韓朝鮮族的困境。崔佑吉、鄭信哲從韓國的社會整合性入手，認為在外國人政策和國民意識存在排他性傾向的現狀下，在韓中國朝鮮族會面臨諸多困境及不公平。而移居韓國前后的期望值與現實感之間的落差，大量就職於體力勞動行業且被邊緣化，以及語言文化障礙、社會歧視等因素，導致在韓朝鮮族的中國認同感增加，原始的民族認同感削弱。還有學者專門探析了朝鮮族跨國流動對個體及家庭的微觀影響。李華認為在韓朝鮮族可能構建跨國家庭維持勞動力的持續跨國流動。李梅花、殷方舟以生命周期為視角，發現已婚朝鮮族女性的跨國流動只是“正常生命歷程”的一個階段，跨國流動改變了她們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並使她們處於跨國主義雙重場景和生命歷程連續性的交叉節點。
（四）本文目標
現有文獻清晰指出，跨國勞工移民的身份認同包括族群、國家、地域認同等內容，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增強國家認同需要建立情感、經濟、福利等方面的獲得感。但學術界並未對國家認同進行個體獲得感的“落地化”解構，也暫未深入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對增強國家認同的交疊效應。中國和韓國學者特別關注了朝鮮族在中韓流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社會屬性特征，客觀評價了在韓朝鮮族的跨國動機、影響因素和現實困境，但尚未從過程論的角度，分析朝鮮族流動的初始動機與最終安居決策之間的雙重權衡比較﹔也沒有從個人獲得感入手，深入探析國家認同感的解構方式及對個人決策的影響路徑。基於上述研究需求，本文通過對比朝鮮族赴韓務工者的初始意願與當下決策，並將國家認同感解構為個體在家庭、經濟、福利、社會及文化共同體中的綜合獲得感，來分析國家認同感的夯實路徑，並就如何提升社會治理“軟實力”提出對策建議。
二、赴韓朝鮮族勞工移民的安居決策變遷及獲得感解構
對跨國勞工移民而言，對祖國的國家認同有多維度的表達：地緣上重歸祖國、情感上認同國民身份、社會網絡上與家鄉緊密維系等。從國家認同角度分析，跨國勞工移民的初始流動動機即存在差別，有的只是將跨國就業視為財富積累的路徑，且依然想要回到祖國﹔有的則期待通過流動融入新的國家，完成身份再造。跨國就業有一個勞動周期，勞工移民需要在周期中接受新的內外部因素影響，面臨全新的利益重組和社會重塑。在重塑過程中，勞工移民會對比祖國與他國之間的各類福利要素，權衡自我獲得感。權衡后，勞工移民會根據不同因素間的推力及拉力，選擇融入能給自身帶來更強獲得感的社會環境，進而堅持或改變最初的跨國動機，並終結跨國勞動周期。結果是，勞工移民可能堅持、強化國家認同，也可能削弱甚至改變，並重新對自己的國家歸屬做出決策。因此，跨國勞工移民的就業歷程，也是通過自身的可及化因素，對國家認同的選擇、夯實或重塑的過程。國家認同這一宏大概念在勞工移民個體身上微觀化、具體化，可解構為不同社會環境對勞工移民自身生存、安全、發展、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程度，而家庭、經濟、福利、文化、社會交往等方面的獲得感對勞工移民的影響最大。跨國勞工移民對各類因素中歸屬感和獲得感的綜合考量評價，構成了國家認同及選擇的決策軌跡。
（一）在韓朝鮮族的決策軌跡：50份訪談材料中的意願變遷
中國朝鮮族赴韓勞工移民的就業總量大、持續時間長，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務工潮”，其“歸國”或“留韓”也成為基於復雜因素的決策選擇，具有研究的典型性。為了獲取第一手資料並確保回訪可及性，本文採用滾雪球抽樣方式，選取了50位正在韓國務工或務工后返回中國不足兩年的朝鮮族勞動者，進行結構式訪談，訪談時間為2021年2月至2022年7月。其中，男性19人，40歲及以上30人，高中及以上學歷者45人，到韓國5年及以上者40人，從事體力勞動、服務行業者39人。為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障礙，訪談綜合運用了多種方式：對正在韓國務工的訪談對象，第一種方式是先委托其在國內並參與安居決策的親友按照提綱對務工者開展結構式訪談，再與親友進行線下深度訪談，第二種方式是與務工者直接進行線上訪談﹔對已經回國的務工者，則在其家鄉展開線下訪談。訪談通過“最初赴韓就業的動機及回國意願”“當下及未來的歸國意願及動機”等問題，來衡量訪談對象的國家認同感轉變軌跡﹔通過“個人經濟收入及社會交往狀況”“韓國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回到祖國最強烈的動因”等內容，來了解在韓朝鮮族的獲得感偏好及權衡狀況。根據訪談對象的安居地選擇初始意願、當前意願及變化情況，其決策軌跡分類如下文所示。
1.最初的意願：回到中國
在50位訪談對象中，有38人在赴韓之初預期在韓國達到既定目標后，回到中國定居或養老。其中，30人赴韓是為了提高經濟收入，5人為了與已經在韓國的親友團聚，3人為了赴韓求學，且畢業后在韓就業。經過在韓就業歷程后，這38人當前的安居意願包括三類：依然回到中國（25人）、在韓國定居（3人）及在中韓之間流動（10人）。
一是始終堅持回到中國。在流動之初想要回到中國的38位訪談對象中，有25人仍然計劃回到中國，其中13人近期有歸國打算或已經回到中國，12人打算退休后回到中國。在全部50位訪談對象中，有50%始終將赴韓視為跨國的務工過程，體現了“韓國是過程，中國是歸屬”的安居決策。
2010年由於家庭變故，我需要一個人撫養兒子，自己沒有什麼特長，沒有固定職業，在老家小縣城靠打工賺錢比較難。為了獲得高收入給兒子一個好的生活環境，也為了自己漲些見識，2013年3月我去了韓國，在韓國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待遇要好些。到2020年，兒子上了大學，父母年邁需要陪伴照顧，再加上韓國疫情控制的沒有中國好，我就打算回國，於2020年11月正式入職了老家事業單位的外勤崗位，現在感覺挺好的，沒有再去韓國的打算。
二是從願回中國到長期居留韓國。在38位訪談對象中，有3位在赴韓之初更想回到中國，但當下願意留在韓國。其中，有2位與韓國人結婚生子﹔1位最初赴韓的動機是“希望與在韓的親友團聚”，到韓國后，事業發展穩定，就期望在韓國繼續發展，但同時也希望“能常回祖國探望家鄉的親友”。
三是從願回中國到在中韓間流動。在38位訪談對象中，有10位的安居意願從赴韓之初的“回到中國”轉變為希望在中國和韓國之間長期保持流動狀態，他們中9人具有中國國籍，並希望繼續保留，因為中國國籍“在國家間流動更方便”“更自豪”。他們不想在中國安居的原因是回到家鄉后“找工作難”，或是“沒有穩定工作”，但在中國仍存在穩定的社交網絡，所以希望經常回到中國與親友團聚。還有1人獲得韓國國籍，但也希望能夠定期到中國探望家人。
2.最初的意願：在韓國定居
在訪談對象中，有9位最初赴韓時就希望將“他鄉”轉化為“我鄉”，在韓長期居留。經過在韓國的工作生活后，他們當前的意願分化為依然堅持在韓國定居（7人）、回到中國（1人）及在兩國間流動（1人）。
一是始終想要在韓國定居。在最初赴韓國時希望在韓長期生活的9人中，有7人依然願意長期留在韓國。其中，3人到韓國的目標就是與在韓的親友團聚或與韓國戀人結婚，所以自然選擇在韓國安居，但他們與中國依然存在深厚的情感基礎及聯系紐帶。
我的父母先去的韓國。妹妹在大學畢業后，也到韓國跟父母團聚並從事自由翻譯工作，后來跟一個韓國人結婚生子。妹妹曾經問過我，是否要加入韓國籍，我告訴她不要，要保留中國國籍，一定要做“大國公民”。
二是從願在韓國定居到回到中國或在兩國間流動。在9人中，有1人在他鄉愈發感覺到“中國是祖國”，因此希望近期回到中國﹔1人願意在中韓之間流動。
中國是我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我對這片土地和文化感情深厚，只是因為家人和女朋友等都在韓國，綜合考量收入和生活狀態才選擇在韓國發展，未來考慮在中韓之間流動。
3.一直處於不確定的決策狀態
在50位訪談對象中，有3人在赴韓之初就沒有明確的安居決策，只是為了實現增加收入的目標而去韓國務工，並一直“隨遇而安”，暫未做出最終的安居決策。
父親一直在家鄉做藥品銷售，2014年的時候感覺收入不高，就和母親一起去了韓國。他們都不確定最后要在哪裡定居，一直“走一步看一步”。但我在中國呀，我有信心勸他們回來陪我。
（二）過程解構：意願變遷背后的“拉力”與“推力”
1.韓國的“拉力”與中國的“推力”：經濟—福利獲得感是主導因素
大多數朝鮮族選擇到韓國就業，是出於就業競爭小、收入高的考量。到韓國工作一段時間后，“經濟收入高”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在回答“韓國最具有吸引力的領域”時，32名訪談對象提到此因素。除經濟收入高外，其他韓國的吸引力因素包括“語言環境熟悉”（28人）、“能夠與在韓親人團聚”（14人）、“交通及居住環境好”（16人）、“醫療及社會福利好”（12人）。可見，部分跨國勞工移民認為，韓國的經濟、社會福利、居住環境具有比較優勢，他們能從中得到更強的獲得感。同時，語言環境和家庭團聚是吸引務工人員赴韓的關鍵因素。
2.中國的“拉力”與韓國的“推力”：家庭與文化是血脈聯系
在50位訪談對象中，目前共有26位希望回到中國，這成為在韓朝鮮族勞工移民的主導性選擇。其中，14人已經回國或計劃在近期回中國就業，做出選擇的主要原因包括“家人或親友在中國”（5人）、“更喜歡中國的文化”（4人）、“在中國個人的發展空間大”（2人）、“自己是中國人”（3人）﹔還有12人計劃在退休后回到中國定居，其理由包括“盡量多攢錢幫助子女完成學業”（2人）、“為自己攢錢養老不給子女添麻煩”（5人）、“中國是故鄉所以遲早要回去”（5人）。總體來看，朝鮮族到韓國務工是一種基於現實考量的財富積累選擇，回到中國是根植於國家認同、家庭血緣、文化歸屬的“本能”選擇。例如，雖然超過半數的訪談對象認為在韓國“語言環境熟悉”，但隻有3人主動提到了喜歡韓國文化，而4人主動提出“更喜歡中國的文化及生活方式”。語言的熟悉感並不代表文化的認同感與融入感。對在韓朝鮮族勞工移民而言，熟悉的語言能帶來便捷的生活方式，但文化認同根植於原生環境中的慣習養成。
飲食上我們保留了朝鮮族的特點，還大量融合了中國其他菜系，這使得我更加容易接受中國的飲食文化，雖然一直在努力適應韓國的飲食，但是始終無法完全接受。語言方面，我在國內使用的朝鮮語和在韓國使用的韓語有些差別，這對我造成一定困難。並且有些詞匯表達，我覺得中文會更容易且形象。而且，中國的建筑群比較“大方”，而韓國比較“擁擠”，會讓我感到十分壓抑。
三、對國家認同的個體獲得感視角解讀
通過訪談材料綜合分析，在韓朝鮮族勞工移民對中國的認同感處於明顯的優先次序。這也印証了從始至今朝鮮族赴韓隻出現了“務工潮”，而沒有出現大規模“移民潮”。對中國的認同感體現為對回到祖國的預期及行動，也包括留在韓國后對中國國籍的保留及情感羈絆。
在他國就業、生活過程中，經濟、福利、文化因素可能影響個體獲得感，並產生推力與拉力，對祖國的國家認同可能強化或弱化，也可能體現為“情懷上的祖國歸屬感、現實上的他國安居感”的二元選擇。跨國勞工移民會在祖國與住在國的家庭、經濟、社交等方面的獲得感之間進行比較判別，且不同的獲得感可能產生疊加效應，並演繹出最終決策。
（一）在韓朝鮮族的獲得感來源
對於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的跨國勞工移民而言，國家認同是家國情懷，也是在特定生活環境當中的切實獲得感。以在韓朝鮮族的流動為例，國家認同可以具象化為家庭—血緣、經濟—福利、文化—社會及應急—安全等因素中的獲得感。跨國勞工移民在中韓之間流動，實質上是對不同的獲得感進行比較選擇及綜合判別，進而做出最終的安居決策。
1.家庭—血緣因素中的獲得感：最具決策穩定性
家庭對在韓朝鮮族的最終安居決策具有較大影響力，這與朝鮮族乃至中華民族家庭至上的傳統文化密不可分。朝鮮族赴韓就業后，家庭不再處於傳統的同一地緣內，成員散居並形成了網絡空間化的跨國家庭。在韓朝鮮族以貨幣、禮品的方式對家庭進行遠程支持，也改善了家庭的經濟境遇，但家庭成員的溝通及情感支持成本顯著提高。家庭維系模式從傳統的同一地域空間內的綜合支持，轉化為以情感為基礎、以務工者經濟支援為輸出的模式。當在韓務工的朝鮮族實現了家庭經濟改善目標，或網絡家庭模式的維系成本遠高於成員間的情感承受能力時，大部分務工者會選擇回到中國，少部分則選擇讓親友也流動至韓國，在他鄉延續傳統的同一地緣家庭。家庭導向型的安居決策最具穩定性，難以因其他因素而改變。因此，在韓務工超過20年的朝鮮族勞動者會因為“父母及子女在中國”而返回家鄉，初到韓國2年的青年也可能因為在他鄉組建家庭而定居。一個人的安居選擇受制於家庭意願，也可能帶動一個家庭的群體決策。家國情懷是“家”與“國”的交織，“家”是安居國別選擇的重要導向型因素。
2.經濟—福利因素中的獲得感：最具現實工具性
生存利益是切身利益中最核心的內容，也是跨國勞工移民的首要權益。韓國經濟曾經創造了“漢江奇跡”，且韓國勞動力稀缺，遠超中國的薪資水平對朝鮮族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在中國的“下崗潮”和城市化進程中，部分朝鮮族選擇了赴韓就業。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及匯率變化，當前在韓就業的收入優勢已有所縮減，但仍高於在國內朝鮮族聚居地區的務工收入。因此，赴韓務工對朝鮮族仍具有較為明顯的吸引力，在韓國完成財富積累仍然是朝鮮族跨國流動的實用性驅動力。但是，經濟收益只是朝鮮族在韓國的過程性、工具性融入目標。高收入並不是吸引勞工移民安居的因素，穩定的收入、有前景的職業規劃和職業尊重感才能對其安居決策產生影響。在訪談對象中，有10人在韓國從事公司文員、律師、翻譯等社會評價較高的工作，其中隻有2人期待回到中國。
廣義的福利因素不僅包括經濟收入，更源於公眾在社會保障、生活環境、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當中的獲得感。隨著中國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韓國的公共服務質量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因素，但相對舒適的生活及交通環境仍提升了在韓朝鮮族的生活質量。在社會保障方面，有25位訪談對象在中國參加社保並通過繳費保留權益，這是回到祖國后的風險應對措施，也是與中國以福利共同體形式保持的聯系紐帶。總體而言，廣義的福利因素對跨國勞工移民的決策起到“錦上添花”的促進、增強作用。
3.文化（語言）—社會因素中的獲得感：中國的“認同”與韓國的“認異”
因為語言方面的便利條件，部分朝鮮族在外出務工時，沒有像其他民族那樣選擇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區，而是選擇了韓國。但是，發音風格和口音是生活背景、生活方式的重要反映，朝鮮語與韓語的差異成為務工的朝鮮族與韓國社會之間的原始身份隔閡。同時，隨著中國國家通用語的有效普及，朝鮮族融入中國其他地區城市文明的路徑更加豐富。語言接近不代表文化的天然融入，文化共同體是基於長期的行為慣習、環境培育而形成的價值認同，它直接關系到一個人安居的歸屬感。國籍不同、地緣差異、復雜的現實因素都阻滯了中國朝鮮族在韓國的社會融入，文化差異和國民身份差異成為其融入韓國社會的主要障礙。中國朝鮮族與韓國的韓民族都經過各自國家長期的文化塑造，自我特征顯化，彼此的族裔認同及血緣聯系呈淡化趨勢。受益於中國成功的民族政策和中華文化的包容力，朝鮮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及歸屬感更加明顯，在韓國的就業過程，突出了與韓國的“認異”，也強化了對中國的認同。
作為中國朝鮮族，我首先對中國有國家認同，其次是朝鮮族的認同感。對我來說，中國朝鮮族不同於韓國的“韓民族”。兩者雖然有很多相似點，但是經過長時間中國文化與教育的熏陶，又有別於“韓民族”。
4.應急—安全因素中的獲得感：公共危機突發下的中國優勢
重大突發公共安全風險會對現有社會環境的產生整體性沖擊，一個國家能否建立起牢固的應急管理共同體，關系到公眾安全及社會穩定，也關系到國家的國際形象及責任，進而影響跨國勞工移民的流動選擇。2020年初全球突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通過多維度主體協同形成全社會動員力和全資源整合力，最終彰顯了民族凝聚力，實現了疫情常態防控和經濟穩步復蘇兩個目標。這為海外中華兒女提供了安全網，部分在韓務工朝鮮族認為回到中國會收獲更大的安全感，因此對安居地做出新的選擇。
我在韓國從事美妝業，覺得醫美行業發展前景良好且上升空間大。但近年，中國的互聯網平台公司蓬勃發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更是發展迅速，所以今年想回國發展，憑借在韓國化妝品牌線上渠道的工作經驗及優勢，融入中國互聯網（會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不同獲得感的交疊與損益
跨國勞工移民的最終安居選擇，是對家庭、經濟、社會、文化及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及收益進行權衡后的綜合決策。在朝鮮族跨國就業的現實維度下，勞動者為了將階段化目標最優化，可能會因為不同獲得感疊加效應而做出流動決策，也可能為了首位目標而暫時犧牲其他方面的獲得感。個人獲得感的替代或疊加效應，最終影響其國家認同感。
1.經濟—福利因素與家庭—血緣因素的交疊作用
跨國勞工移民在就業周期內，經濟收益與家庭團聚之間存在損益互補。朝鮮族勞工移民需要完成自我或家庭的財富積累時，可能需先暫時降低自己與家庭的緊密度，而選擇融入陌生的社會以求得經濟收益。當財富積累到自己預期后，在韓朝鮮族大部分會選擇歸國，重新回歸中國的家庭及社會網絡。但在韓就業期間，“跨國分離家庭”並非是消極的，勞工移民借助血緣情感、遠程聯絡、現金支持、禮品贈送等工具性紐帶，多元而彈性地維系著家庭成員間的積極互動。勞工移民赴韓就業並獲得相對穩定的職業發展后，也可能牽動整個家庭的跨國流動，在他國重新鞏固家庭共同體。而回到中國定居的朝鮮族勞動者通過在韓務工夯實了個人儲蓄，完成了養老資本及子女教育資本的積累，不僅提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助於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實際上，這是跨國就業期間的經濟收益對家庭乃至社會的增益效應。
2.經濟—福利因素與文化—社會因素的交疊作用
在朝鮮族勞工移民跨國就業期間，文化—社會因素容易在中韓之間形成推力與拉力，但其推拉作用不足以超越經濟收益而成為主導因素，而是會影響在韓朝鮮族的融入感和獲得感。當在中國無法尋找可替代工作或未完成財富積累目標時，在韓朝鮮族會盡量接納、容忍當下的文化—社會障礙，或在中國的務工同伴之間形成內向性的交往模式。如果在韓朝鮮族能夠適應當地的文化及社會網絡，則可能會與穩定的職業發展、家庭團聚、經濟福利等因素形成疊加合力，促成其在韓國安居。
我的親哥哥、堂哥堂嫂都在韓國，平時生活工作壓力很大，交際圈子也幾乎都是中國人。雖然平時忙忙碌碌，但每到中國傳統節日，他們一定會互相走動聚一下。
四、政策意蘊：以共享性夯實獲得感
建構國家認同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現長治久安與高速發展的根本保障。國家認同是價值認同，更要“落地”為個體在利益、情感、安全等方面的獲得感。影響朝鮮族在中韓之間流動的因素從來都是“雙方的”，韓國一直以自身利益為導向而調整“海外同胞”政策，將“同胞”的意義工具化。對中國而言，應該將天然的國家認同感外化為具有治理優勢的公共政策工具，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自身的吸引力、吸納力及包容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應持續夯實國家榮譽感與整體觀。在邊疆民族地區推行安居工程、確保人口承載量是夯實國家認同的根本保障，關鍵點是在安全、民生、經濟、文化、情感認同等方面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提升區位優勢，也提高國家的“硬性”競爭力及“柔性”影響力。
（一）以經濟社會安全感強化國民身份認同感
國家安全共同體在平順時期容易被淡化，但在公共危機中意義重大。它包括國內經濟的平穩增長、穩定的安居環境和應急管理中的國家凝聚力，也包括中國國籍給海外公民帶來的安全感及獲得感。中國應繼續提升對海外中國公民的國際公共服務可及性，並在他國突發公共危機時為中國公民提供定向安全保障，以中國國籍的優勢提升國家認同。同時，堅持以經濟穩定增長和疫情科學防控這兩條安全線，提升邊疆民族地區的安居吸引力。
（二）全面發展邊疆民族地區安居工程
邊疆民族地區的安居感應立足於縣域—城鎮發展模式，核心優勢是家門口的穩定就業崗位、安居的舒適度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感，即公共服務便利可及、社會網絡共融暢通。中國應推動社會公共服務“橫向到邊”，大力推進邊疆民族地區的社會保障、教育、文化、衛生等各項民生以及社會事業發展，在實現公共服務全覆蓋的基礎上，提升服務質量，結合民族地區特點注重精細化和便捷性，全方位提高邊疆群眾的獲得感。應注重歸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務權益的轉移接續，以服務的便攜性提升各族群眾的安居感。應提升以家庭為單位的整體安居感，促進教育、醫療、養老服務資源向邊疆地區傾斜。應繼續普及國家通用語，夯實文化同源性，降低邊疆各族群眾的信息獲取成本和國內務工成本。總之，應通過社會福利、公共服務、語言文化的系統性建設，實現各族群眾的生活、交往、精神家園等方面的全方位安居。
（三）以就業機遇保障多重獲得感
就業可以帶來薪資收入、積極的社會融入、穩定的職業規劃和養老財富自我積累。因此，穩崗就業可以實現安全、家庭、經濟和福利等多重獲得感的正向疊加效應。中國應持續推進邊疆民族地區的穩崗就業政策，形成創業友好型政策環境，讓邊境城鎮夯實靈活而持續的財富創造力、就業吸納力。同時，應發展傳統文化產業，特別是發展各民族瀕危文化遺產傳承相關產業，以文化共同體實現經濟共同體，對海外勞動力形成回國就業創業的示范效應，鼓勵海外勞動力回到家鄉創業並帶動就業。
（四）塑造海內外中華兒女的中國認同
在中華兒女大團結的大格局下，國家認同具有豐富的內涵，它包括中國公民的國家歸屬感與榮譽感，也包括海外中華兒女的情感認同。中國曾以血緣為紐帶形成“家國同構”的社會格局，並衍生出“家國天下”社會責任的精神格局。至今，“家”依然是中華兒女的情感依托，其意義超越任何經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國應充分發揮家庭共同體的情感聯系與紐帶作用，構建海外中華兒女的多層次中國認同。首先，應繼續傳承並發揮中華文化的輻射力，使其和合共生的包容力轉化為認同感﹔其次，通過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的系列民生建設，提高海外中華兒女家庭成員在中國的安居感和生活質量，進而夯實他們對中國的情感認同﹔最后，以文化自信營造“潤物細無聲”的國家情感認同，夯實海內外中華兒女的精神與行動聯結。
摘自：沈澈：《跨國勞工移民的多維度獲得感與國家認同——以在韓國就業的中國朝鮮族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