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國與離散族裔的關系（state-diaspora relations）是國際移民研究的重要領域，移民與祖籍國移民機構及其政策實踐是其中的關鍵議題。中國、印度和菲律賓等傳統移民來源國，均結合國家發展目標和海外移民實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移民政策。近代日本也有為數眾多的海外移民，移民政策作為一項重要政策，成為日本外交的關鍵一環，在日本二戰前對外擴張與戰后經濟發展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基於國際地位、外交戰略及移民實踐的發展變化，日本政府將移民政策與外交政策緊密結合，並把官方發展援助這一外交戰略手段和重要工具，運用於面向日本移民及日裔社會的工作實踐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實踐經驗，產生了良好的政策效果。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是日本外務省下屬的獨立行政法人，是日本實施官方發展援助的重要機構，該機構及其前身通過海外移民援助項目，強化了與日裔社會的聯系合作，推動了海外日裔社會的發展。
對外援助作為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形式，也是當前研究的熱點議題。在日本官方發展援助方面，國內學術界主要從戰后日本對外援助的歷史演變、新世紀對外援助的變革轉型、對外援助的區域和國別研究、日本與其他國家比較研究等方面加以考察，而對於國際協力機構本身則較少關注。龔娜較早對於該機構的改革路徑、發展戰略及創新舉措加以關注，彭慧從該機構與非政府組織關系出發關注兩者在實施對外援助方面的互補性、互動關系與合作模式等，也有學者聚焦該機構項目評估的主要特點、現實成效及發展趨勢。學術界對於日本海外移民歷史及政策實踐雖有所關注，但未注意到國際協力機構在促進海外日裔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也是本研究的價值所在。本文主要基於日本外務省及國際協力機構相關文獻資料，梳理日本海外移民援助機構的歷史演進和對外援助項目的變化特征，進而揭示日本如何將移民政策與外交政策有機結合，以官方發展援助方式促進海外日裔社會發展的實踐經驗，為中國對外援助和僑務政策提供經驗與啟示。
一、日本移民政策與外交政策協同配合的歷史傳統
海外移民政策自近代以來一直是日本政府的重要政策。19世紀末，日本外務省內設立移民課，專責海外移民事務。日本政府與各都道府縣共同實施和推進海外移民事務，作為其對外擴張的重要手段。日本海外移民與殖民活動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而終止。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重視發展經濟外交，注意將國際合作與移民政策緊密結合，力圖實現移民事業與對外援助的協同配合，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一）二戰前海外移民成為日本對外擴張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環節
日本的海外移民一般從明治元年（1868年）移民夏威夷算起。明治維新后的外部影響加之國內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推動了日本人向海外遷移，開啟了日本近代海外移民的歷程。近代日本的海外移民分為自由移民和政治移民兩大類：一類是以外出謀生為目的的自由移民，也就是自由流向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性勞動力移民﹔另一類是國家支持下有計劃地向海外殖民地進行人口遷移的政治移民，屬於向被侵略國強制輸出的政治性移民。無論早期向夏威夷移民、從北美轉向南美的移民，還是向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的殖民，都是在日本政府的調查研究、牽線搭橋和宣傳鼓勵下開展的。不難看出，海外移民政策是近代日本的一項重要政策。
拉美是近代日本海外移民的重點地區。秘魯和墨西哥是最早接收日本移民的拉美國家，隨后巴西成為日本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從1924年開始，日本政府實施移民獎勵政策，承擔起移民在乘船離港期間的費用及所有的交通費與手續費，對於遠赴海外的日本人予以支持。在移民補助金及其他獎勵措施影響下，日本向巴西移民的人數迅速增長。統計顯示，從1908年日本人開始移民巴西起至1941年8月戰前最后一批移民抵達巴西桑托斯港，30多年間，日本輸出移民188,985人，約佔1868年至1941年日本海外移民總數（不含戰前向殖民地及勢力范圍的殖民人口）的四分之一。
隨著海外移民的發展，日本政府移民管理機構設置也有所變化調整。1891年7月，日本外務省內設立移民課，這是日本政府首次設立專責海外移民事務的機構。1922年11月，內務省正式設立社會局，將海外移民視為解決國內社會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並積極推進海外移民政策。1929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拓務省”，主要負責向南美和南洋開展移、殖民事務，也成為負責海外移民事務的最高機關，實現海外殖民地行政與海外移民行政的統一管理。從分工來看，外務省負責有關移民外交及移民教育和衛生等公共事務，拓務省主要負責涉及外交事務以外的移民獎勵政策實施等業務。1942年11月，日本政府成立“大東亞省”，作為對亞太地區實施殖民統治的專門機關，海外移民事務的行政權重歸外務省負責，拓務省則被裁撤。
從實踐來看，這一時期日本政府視海外移民為日本外交中的關鍵一環，盡最大可能對海外移民實施保護，並通過移民活動拓展日本國家利益，而移民政策調整也受到日本對外戰略和方針政策的直接影響。
（二）二戰后外務省統籌海外移民事務
二戰結束后，為應對國內嚴重的人口和經濟壓力，日本政府繼續把海外移民作為一項重要政策加以推進。日本戰后有組織的移民活動經歷了產生、發展到終止的過程。1952年，日本移民移居到巴西的亞馬遜地區，標志著其戰后有組織移民活動的開啟。鑒於當時絕大多數拉美國家與日本保持著友好的關系，日本外務省宣布了一系列移民計劃，隨后與玻利維亞、巴拉圭、阿根廷等國家簽署移民協定。而隨著日本經濟迎來高速增長，國內勞動力不足開始凸顯，海外移民政策被重新審視。這類移民在20世紀60年代達致高峰后開始急劇減少。1973年，最后一批日本移民被送往南美，移民計劃至此正式結束。
與此同時，隨著日本經濟的起飛，日本開始大規模工業產品出口和海外投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日資企業人員及其家屬，成為戰后日本人口流散的重要部分。以日本跨國公司外派員工為主體，加之結婚、留學和經商等原因移居國外的日本人增多，形成了新的日本移民群體。日本外務省統計顯示，截至1972年，約有135萬日本人和日裔居住在世界各國，其中，南美洲約有79萬人，佔海外移民總數的60%。有數據顯示，日本向海外移民總數（不包括日裔在內）約為104萬人，其中，戰前約78萬人，戰后約26萬人。
這一時期，日本政府移民管理機構也根據形勢需求不斷進行調整。戰后初期，日本政府的海外移民事務主要由外務省負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歷了海外移住懇談會（1953年）、移住局和海外移住審議會（1955年）、中南美移住局（1965年）、領事移住部（1968年）等議事機構和專責部門的變遷過程。日本海外協會聯合會（1954）、日本海外振興株式會社（1955）及海外移住事業團（1963年）等機構，在促進日本與海外移民及日裔社會的聯系和合作等方面也發揮積極作用。這些機構是后來成立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重要源流。
當前，日本政府並未設立專門的僑務機構，有關職能歸外務省領事司負責。外務省對於海外日本公民的生活予以支持，如提供護照及各種証明，受理戶籍和國籍關系申報，實施在外選舉等。領事司下設政策課、海外邦人安全課等機構，負責處理海外日本人相關事務。政策課主要負責海外教育工作及海外日裔的有關事務﹔海外邦人安全課主要負責日本僑民的保護工作。外務省內還設有海外交流審議會、國際情報局等機構，涉及海外日僑安全與危機管理、海外僑民權益政策制定及移民信息收集等工作。
二、21世紀前國際協力機構的歷史演進與移民援助項目實踐
作為戰敗國的日本，海外武力擴張之路在二戰后被徹底堵死。日本轉而改走經濟外交，實現其經濟發展、重返大國地位這一路徑。官方發展援助遂成為戰后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是其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官方發展援助的機構與職能也經歷了逐漸調整的過程。1974年，國際協力機構的直接前身——“國際協力事業團”正式成立，成為日本政府負責實施官方發展援助的專門機構。國際協力事業團逐漸注重實施針對日裔社會的援助項目，這是日本外交政策與海外移民政策協同配合的直接體現。
（一）國際協力機構的歷史演進
日本開展對外援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以加入英國主導的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成為對外援助國為重要標志，日本開始向東南亞、非洲、中東和拉美地區國家提供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國際援助，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成效和外交成果，這也成為戰后日本邁向“正常國家”追求“大國地位”的重要途徑。
1974年8月，國際協力機構的直接前身——作為“特殊法人”（special public institution）的國際協力事業團正式成立，成為日本政府負責實施官方發展援助的專門機構。國際協力事業團主要由海外移住事業團（1963）、海外技術協力事業團（1962）、海外農業開發財團（1969）和海外貿易開發協會（1970）等相關機構整合而成。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國際協力事業團作為日本官方發展援助的重要一環，與日本外務省、內閣其他省廳共同推進相關工作。
21世紀初，日本政府開始新一輪對外援助管理體制改革，以應對新形勢下的內外挑戰，旨在明確政府與援助實施機構的職責分工，強化二者的聯系與合作，以進一步提升援助效率與質量。2003年10月，作為“獨立行政法人”（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B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正式成立，標志著日本官方發展援助進入新階段。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將該機構與國際協力銀行（JBIC）的海外經濟合作、國際金融等業務及外務省的無償資金合作業務整合在一起，使其成為統一提供技術合作、有償資金合作和無償資金合作的綜合性、專門性、一元化的援助組織。
支持自主發展（Supports for self-help efforts）、可持續增長和人類安全是日本官方發展援助的三大特色。作為全球最大規模的雙邊援助機構，該機構成立至今已為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了多種形式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數據顯示，日本在2020年實施的官方發展援助支出總額約為162.6億美元（約1兆736億日元），位居美國、德國和英國之后，居全球第四位。
（二）國際協力機構的業務職能與項目類別
國際協力機構是基於《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法》設立的獨立行政法人。主要業務如下：與發展中國家技術合作﹔有償資金合作﹔無償資金合作﹔促進國民相關合作活動﹔海外移民及日裔支持﹔技術合作人才的培養保障﹔調查和研究﹔相關器材和物資儲備與供給﹔派遣國際緊急救援隊。
國際協力機構以技術合作、有償資金合作和無償資金合作三種援助手段，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針對當地實際情況，該機構在實踐中注重與政府、國際援助組織、私營企業，尤其是與當地民眾和社區密切合作。
國際協力機構項目實踐涉及教育、醫療保健、水資源、治理、維和、社會保障、交通運輸、信息通信技術、資源和能源、財政與金融政策、民間私營部門開發、農業農村開發、自然環境保護、水產、性別與發展、都市和區域開發、減貧、環境管理、南南合作、氣候變化、防災、老年福利等眾多領域。
（三）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設置的移民事務工作機構
日本政府注重將國際合作與移民政策緊密結合。在20世紀50年代初，在日本重新推動海外移民的過程中，財團法人日本海外協會聯合會、日本海外移住振興株式會社在外務省指導下成為當時負責推進海外移民事務的重要部門。前者於1954年成立，日本各都道府縣的海外協會作為其會員單位，在國內從事有關移民的宣傳推廣工作，包括移民的選拔招募、舉辦培訓和講座、實施移民輸送等，並在北美和拉美等地區設立分支機構負責日本移民的接收和農業方面的指導。后者於1955年成立，由日本政府和民間共同出資在巴西注冊為當地法人，通過購入“入植地”、支持出國旅費以及企業貸款等方式對海外移民事業提供支持。
這一時期，日本的外交重點在於回歸國際社會、致力自身經濟發展，而實施官方發展援助，推進國際經濟合作則成為其重要途徑和手段。作為戰后移民政策謀劃決策的核心機構，外務省下設的海外移住審議會在1960年向日本首相提交的報告中，首次將國際合作納入海外移民理念之中，進而在1962年的報告中提出，“移民並不是單純的勞動力轉移，而應視為開發能力的當地轉移”，從而對傳統的移民理念加以發展。海外日本移民的人生就是為了贏得“對日本的信賴”而無限期壯大的“國際合作”。
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有關移民事務的工作部門，也隨著職能定位及發展目標而不斷適應調整。1963年，為了更加有效地實施海外移民事業，日本海外協會聯合會與日本海外移住振興株式會社兩家機構合並成為“海外移住事業團”，也就是后來“國際協力事業團”的重要前身之一。這標志著在日本官方視野中，國際發展合作自此開始與海外移民建立關聯，在努力提升對外援助有效性的同時，也大力推動海外日裔社會的發展。成立伊始，海外移住事業團就對日本移民予以支持，以確保海外移民享有安全穩定的生活。1964年，原在各都道府縣設立的海外協會，被重組調整為海外移住事業團的各地事務所。與此同時，外務省所管轄的“橫濱移住斡旋所”也轉劃歸海外移住事業團管理。至此，確立了統一由海外移住事業團實施海外移民事業的體制。
1974年，國際協力機構的直接前身——國際協力事業團正式成立，這成為對外援助與移民事務工作整合的重要標志。1994年，國際協力事業團撤銷了原有的“移民事業部”，相關工作由“企畫部”內的“移住企畫調整課”接辦。2000年，該機構有關海外移民的業務職能又移交給“中南美洲部”，后由其下屬“計劃和移民課”統籌處理與日裔社會的相關業務。2003年，國際協力事業團改組為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對中南美洲的移民給予移居地定居和生活安定等方面的支持。
由上可知，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的機構設置與業務職能，均有涉及支持海外日本移民事業的內容，並對二戰后響應日本移民政策移居拉美地區的日本移民及海外日裔社會給予了實質性支持。
（四）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的移民援助項目實踐
拉美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海外日本移民及日裔的主要聚居地，這使其成為日本政府發展對外關系、推進經貿交往與實施對外援助的重點區域之一。從20世紀50年代起至21世紀初，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面向拉美為主的海外日裔社會開展項目，主要涉及移民輸出業務以及資金、教育、技術、醫療等方面的援助。
官方發展援助對象范圍也逐漸從日本移民擴展到海外日裔群體。1985年的《海外移住審議會報告》首次提出，在原有對日本移民支持的基礎上，應加強與海外日裔的合作。1993年的《海外移住審議會意見書》認為，相關政策的服務對象應擴大到第三代日裔，使他們成為促進日本與所在國友好關系的橋梁和紐帶。在提供官方發展援助時，應將其與提高日裔在當地的地位相結合。基於以上方針，日本政府出台了具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這些也在國際協力機構相關項目的實踐中得到了明確體現。
移民輸出業務是海外移民支持項目的重要內容。有數據顯示，約有7.3萬日本人在國際協力機構及相關機構的幫助下移民至其他國家。由於海外日裔社會漸趨“老化”，加之日本新移民數量減少，日本政府的移民計劃政策在1993財政年度終止。2001年12月，國際協力事業團結合現實情況，廢除了原有的移民定居項目和移民輸出業務，融資業務也逐步調整至2005年末取消。
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重視實施各類人才培養項目，以利於日本移民生活的安全和穩定。如早期開展了移民技術研修、醫生研修、日裔技術人才研修、日語教師培訓等項目。隨著時代發展，又增加了一部分面向日裔社會的移民服務項目，如研修生接收、派遣專家和志願者等技術合作色彩較強的業務。
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曾推動多項旨在促進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發展的項目。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通過創辦農業研究所、教授農業管理技術、選派農業專家和為農業合作提供培訓等方式在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玻利維亞和多米尼加等國開展相關項目。
從政策演進、職能定位及機構設置來看，國際協力機構及其前身參與了日本移民政策及其援助項目實踐。另一方面，日本在向日裔分布較多的地區開展官方發展援助的同時，非常善於運用日本移民及日裔社會的能力和資源，以增強對外援助的有效性。
三、21世紀以來海外日裔社會新變化與國際協力機構的轉型
進入21世紀，海外日裔社會經歷了從僑居到定居的深刻變化。日本政府注重加強與海外移民群體的聯系，並視之為日本對拉美外交良好資源的“感情牌”。國際協力機構針對日裔社會的項目實踐，逐漸實現從“支持”到“合作”的理念轉型。
（一）海外日裔社會的新變化
進入21世紀后，海外日裔社會發生代際轉換，日裔第二代至第四代成為核心，與當地社會的融合在持續進行。當前，海外日裔社會主要從第二代向第三、四、五代轉移，代際活動的重心也在向新世代轉移，有的國家日裔社會已發展到第六代。日裔群體的認同感與凝聚力較強，但其內部由於移民時段、地域差異等因素也存在一定差異。總體來看，海外日裔社會世代交替不斷，與當地社會也更趨融合，日裔的認同也有所變化。
海外日裔社會規模不斷擴大。當前，約有380萬海外日本人（overseas Japanese）及日裔（Japanese Descendants，Nikkei）分布在世界各地。拉美地區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日裔人口聚集地，截至2019年，已有超過224萬日本移民及其后裔。海外日系人協會2022年最新數據顯示，“海外日系人”的主要聚居國按人數排序為巴西（190萬）、美國（165.62萬）、加拿大（12.14萬）、秘魯（10萬）、阿根廷（8.5萬）、澳大利亞（3.6萬）、菲律賓（3.3萬）和墨西哥（2萬）。
海外日裔社會網絡也在逐步擴展。日本政府認為，在謀求未來增進與拉美日裔社會合作時，不僅有作為移居者子孫的各世代日裔，還有以各種形式成為定居者的新一代及其子孫，也包括長期在日本生活后回到僑居地的日裔。此外，參與日裔社會活動的非日裔人士也在增加，跨越國家邊界的日裔社會網絡不斷壯大。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海外日裔的作用與貢獻日益凸顯。日裔群體逐步融入當地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等諸多領域活躍，綜合實力和影響力顯著提升。他們在當地經濟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尤其在農業領域較為突出，已建立並獲得“好公民”（good citizens）的形象與贊譽。海外日裔在為所在國做貢獻的同時，也在日本和所在國之間扮演了“合作伙伴”（partner）和“中介者”（intermediary）的角色。日本移民及日裔社區的存在，增進了當地社會和民眾對日本的認知和了解，有利於日本與這些國家的友誼與合作，也對形塑日本的國際形象發揮了積極作用。上述這些變化，推動了國際協力機構進行政策調整。
（二）國際協力機構的移民援助項目轉型
日本海外移民與外交戰略有密切關聯。在日本的外交活動中，尤其是日本與拉美地區關系的發展過程中，日本移民及海外日裔社會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移民扎根拉美是日本對拉美外交的基石，日本移民與日本政府建立起較為密切的關系，使用“感情牌”也成為日本對拉美外交的良好資源。
2014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訪拉美時，提出以共同發展、共同主導和共同啟發作為發展與拉美各國關系的指導原則，並就日本與當地日裔社會合作提出三條基准原則。一是拉美日裔社會是各國對日本信任的基礎，日本將繼承和發展日裔社會所建立起的信任﹔二是日本將強化與日裔社會青年領域的聯系﹔三是日本將通過倡議加強日裔人士與其引以為傲的日本的聯系。2018年12月，安倍晉三訪問阿根廷時又提出日本與拉美關系“連結性強化”的構想，強調基於經濟、理念和智慧三大支柱發展日本與拉美的關系，而強化日本與日裔社會的聯系即為重要內容之一。日本政府經常邀請來自不同國家的日裔領袖赴日參觀訪問，並通過駐外使領館與當地日裔社會開展緊密合作，加強與海外日裔社會的聯系，以推動日本與移民所在國的關系發展。
21世紀以來，國際協力機構移民援助項目及政策理念進行了調整與轉型。日本政府認為，與海外日裔社會的關系應是一種彼此滿足對方需求的互惠合作關系，在針對日裔社會的項目實踐中，實現了從“支持”到“合作”的理念轉變。
2000年，日本政府出台《海外移住審議會意見書》，這是21世紀初日本海外移民政策的重要標志，為國際協力機構有關援助項目實踐提供了政策指引。意見書認為：日裔的發展是日本有形和無形資產，也是聯結日本的“橋梁”﹔滿足日裔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的願望，筑牢他們的根以及與日本的聯結，也將為日裔所在國作出貢獻﹔與日本的關系應該是互惠互利的，從“支持”到“合作”的意識轉變非常重要﹔針對日裔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提供必要支持﹔增進日本大眾對於移民歷史以及日裔社會現狀的正確認知。
2002年12月，《國際協力機構法》頒布，對於該機構面向日本移民及海外日裔社會的服務目標及業務范圍加以規定。“為中南美洲等地的定居移民提供必要業務支持”是機構目標之一，“國內外一體實施有關移民的援助和指導等相關業務”為其業務范圍。具體而言，一是開展海外移民調查和知識普及工作﹔二是在海外開展有關移民的事業、職業及一般生活狀況的咨詢與指導﹔三是為定居海外移民提供必要的福利設施及其他各項援助。2015年新版的《開發協力大綱》標志著日本政府官方發展援助理念的最新變化。大綱提出，日本在對拉美地區開展援助時，應注意到日裔社會的存在及其作為日本與這一地區之間強有力的關系紐帶這一現實。
由此可見，由於海外日裔社會新變化以及日本對拉美外交戰略的調整，國際協力機構面向日裔社會的移民支持業務，在政策理念、重點工作和項目實踐等方面開始不斷調整完善。
四、國際協力機構面向日裔社會的主要援助項目實踐
21世紀以來，國際協力機構面向日裔社會的項目實踐，從傳統的單向的經濟與文教等領域的扶持，轉為促進日本與日裔社會及其所在國開展雙向的合作，項目擴展到培訓研修、志願服務、經濟技術合作以及醫療衛生等領域，有力地推動了日本移民及日裔社會的發展，也增強了日本與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聯系。
（一）培訓研修項目
日本重視通過國際協力機構對於日裔人才加以培養和支持，以推動實現日裔地位和實力提升。主要的培訓研修項目如下。
一是日裔社會青年成長研修項目。該項目自2012年起實施，由該機構中南美洲部負責籌劃執行。目標群體為年齡介於12至15歲（與日本初中生相當）之間、在海外日裔社團開辦的日語學校就讀的日本移民子弟，入選者將會前往日本進行為期1個月的學校學習和家庭寄宿生活。研修內容主要包括移民學習、中學體驗、日本體驗與日語學習、研修旅行等內容。移民子弟通過海外移民歷史學習及其他培訓，加深了對於日本文化和社會的認識，並強化了自身日裔（Nikkei）的身份認同。1987—2021年，這一項目共招收海外初中學生1419人。2015—2021年，項目招收高中和大學生分別為187人和138人。
二是日裔社會精英培育項目。項目自2000年啟動，由該機構中南美洲部負責實施。該項目支持有意願或已獲得日本國內大學研究生入學資格的日裔子弟在日本攻讀研究生，重點面向醫學、口腔、農業、教育、經濟、法學、工學和情報學等學科領域，提供包括生活費、旅費和學費的獎學金，年均錄取名額為20名。截至2021年，共有來自拉美11個國家的223名申請者成功入選。項目旨在培養海外日裔社會的未來精英，使其成為日本與所在國之間的橋梁，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三是日裔社會研修生項目。該項目由該機構橫濱及其他國內機構負責執行，主要面向拉美地區日裔社會開展技術合作，通過向研修生提供有關日本文化傳承教育、老年人福利、農業農村開發、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開發等方面的培訓，以期促進日本與相關國家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該項目每年接收研修生140名，時間最長為10個月。數據顯示，2004—2021年的日裔研修生總數達到1848人。
（二）志願服務項目
培訓研修項目之外，該機構還重視面向海外日裔社會的志願服務項目，主要方式如下。
一是日裔社會志願者項目。該項目由該機構青年海外協力事務局具體實施，志願者主要面向日裔社會年輕一代開展日語指導以及日本文化傳承活動，近年來也吸引當地學生前來學習。志願者也通過傳授劍道、棒球等體育項目培養人才，傳承日本文化和禮儀。﹝45﹞這一項目主要分為青年和高級志願者兩種類型，志願者與當地日裔共同生活、開展協作。截至2022年3月底，該機構共向南美洲9個國家派遣青年志願者1542名，向南北美洲的10個國家派遣高級志願者547名。
二是現職教師特別參與項目。從2008年開始，該項目組織日本本國教師前往經巴西地方政府認可的日裔學校開展教學活動。這些教師志願者回到日本后，利用自身優勢更好地針對在日日裔子弟及外國移民開展教育扶助。2008—2019年，共有75名日本教師獲選參與這一項目。
三是日裔社會日語教師培訓項目。海外日語教育主要由外務省和文部科學省負責推進。該機構支持在海外舉辦聯合教師培訓、設立日語教師獎項、購買教學材料、支持拉美日語教師培訓和研究，並為相關培訓和招募項目等提供補貼，以實現維持和發展海外日語教師隊伍的目標。該機構通過對拉美地區本土日語教師進行專門培訓，支持海外日語教育事業發展。
此外，日本政府也重視移民知識的普及工作。進入21世紀，在日本橫濱設立海外移民資料館，旨在加深日本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海外移民歷史及其生存發展狀況的認知和理解。該館2021年度的訪問者人數超過18,850人，從2002年開館至2021年底的來訪人數合計約64萬人次。
（三）經濟技術合作
經濟技術合作是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開展拉美地區日裔社會合作調查。近年來，國際協力機構組織主要由日本中小企業組成的調查團前往巴西、玻利維亞等國家，對當地政府部門、日裔社團和企業等進行訪問和考察，以促進日本與拉美之間在經濟、社會方面的交流合作。2013年2月，該機構派出首個調查團前往巴西和巴拉圭，以強化日本私營企業和這些國家日裔私營企業間的伙伴關系，為拉美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二是強化海外日裔社會與日本民間部門的合作。國際協力機構致力於推動官方發展援助與民間商務活動兩者間的合作和推進，並以日裔社會為切入口，探尋與日本民間企業的合作。在其推動下，日本國內企業通過投融資、無償資金合作、技術合作等多種方式對日裔社會及當地經濟發展提供支持。以日裔社會為合作伙伴在拉美開展業務和國際合作，有利於日裔社會及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助於日本國內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三是加強農業合作。21世紀以來，國際協力機構在農業技術方面有以下項目實踐：通過培訓向海外移民傳授高級農業科技知識，推動所在地區農業技術和管理實踐的改進和現代化﹔或是選派對南美農業有深入了解的農業工程師和農民到部分日本移民聚居地以提升當地的農業技術，這些專家為日裔和當地其他群體提供相關技能培訓。
四是開展技術合作。日本政府和有關企業重視發揮日裔高技術人才的作用，使其在國際合作領域擔當重任，在擴展經濟技術合作范圍之外也增強了機動性。該機構通過與日裔及相關團體加強合作，也有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項目順利實施。
日本政府通過向拉美國家提供農業開發與科研項目貸款，積極推動日裔社會與日本企業及民間機構的合作，有效提升了日裔在當地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也為促進日本與所在國經濟技術合作和民間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礎。
（四）醫療衛生合作
針對日裔社會老齡化的趨勢，國際協力機構還重視開展醫療衛生合作，主要內容如下。
一是改善醫療衛生設施，發展老年福利事業。國際協力機構對於拉美各國日裔社團等機構舉辦的如健康保險、護理照護、醫學檢查等醫療衛生、老年人福利等項目提供經濟補助，並為日本移民在當地生活提供必要支持。多年來，該機構為巴拉圭、玻利維亞、巴西、阿根廷、多米尼加等國日裔醫療機構的發展提供支持，通過購買醫療設備、提供獎學金等形式完善設施設備升級和醫療人才培養，改善當地日裔的醫療條件。
二是推動日本與日裔醫療機構合作。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許多日本移民及后裔從事醫護等領域的工作，僅巴西就有1.5萬名日裔醫生。海外日裔設立和運營的醫院主要分布在巴西、秘魯、阿根廷和玻利維亞等拉美國家。2018年5月，國際協力機構主持召開了第一屆“日裔醫院聯合協調會”，旨在增進日裔醫院之間的合作關系，有利於引進日本先進的產品、技術和知識，並與日本國內企業、大學和醫療機構建立關系。
2017年5月，日本外務省發布《拉美地區日裔社會合作專家座談會報告》，對於國際協力機構為促進日本與海外日裔社會合作開展的工作實踐加以充分肯定。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國際協力機構相關工作重點聚焦於兩大方面：一是鑒於日裔社會的成熟與代際轉換，強化與之合作並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系﹔二是在海外日裔社區應對新冠疫情時給予支持。
總體來看，21世紀以來，國際協力機構根據海外日裔社會的特點，推出培訓研修項目、志願服務項目及醫療衛生合作，對於海外日裔社會給予了實質性支持，增進了海外移民及日裔社會對日本的認同與聯系，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
五、結語
本文以日本國際協力機構海外援助項目實踐為案例，揭示日本政府如何將移民與外交政策有機結合，並通過對外援助這一方式來促進海外移民社會發展。近代以來，日本政府有將移民政策與外交政策協同配合的歷史傳統。二戰前，日本政府與各都道府縣共同實施和推進海外移民，移民政策成為其對外擴張政策的幫凶﹔二戰后，日本重新恢復海外移民活動，有組織的移民活動至1973年正式結束。基於自身戰敗國的身份及回歸國際社會的現實需求，戰后日本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服務於日本外交戰略方針，並主要通過外務省及相關部門來具體負責及實施，體現了外交與移民的密切關聯。日本在發展對外關系，尤其是與作為發展中國家、日裔主要聚居地的拉美國家關系時，強調發揮其經濟、技術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國際協力機構具體實施相關援助項目，促進海外移民群體及日裔社會發展。21世紀以來，隨著海外日裔社會的代際更替，移民援助項目也實現了從“支持”到“合作”的理念轉型。除了經濟技術合作項目促進海外日裔經濟發展之外，日本重視強化教育文化項目，旨在培養海外日裔社會的未來精英，使其成為日本與所在國之間的橋梁和紐帶﹔此外，還重視醫療衛生合作，發展老年福利事業，以照顧日裔社會中的老年群體。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實施對外援助的政策理念及其具體項目實踐，對中國僑務政策和外交政策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一是外交政策中要充分重視對外援助這一工具。在當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對外援助有助於增進有關國家對我國的經濟合作、價值認同與政治支持。二是要促進對外援助實踐成為促進海外僑胞及華人社會發展的重要方式。當今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海外僑胞生存發展面臨風險和挑戰，他們應該成為對外援助的對象。三是針對海外華僑社會的不同群體，實施重點援助項目，如持續推動華文教育發展，創新海外華裔青少年活動等。以官方發展援助方式促進海外僑胞社會發展，使其更好發揮增進中國與所在國友好關系的橋梁與紐帶作用，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助力。
摘自：路陽、蔡楊：《官方發展援助與海外日裔社會發展——以日本國際協力機構項目實踐為中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