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華人與中華民族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系與文化淵源，是在海外傳遞中華民族精神與內涵、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渠道。近年來，國際形勢風雲變幻、錯綜復雜，丑化、扭曲中國形象之聲四起，過度解讀中國政策、以負面報道誤導海外民眾等現象屢見不鮮，致使海外社會對中國和中華文化產生了刻板印象與認知偏差。在此負面效應影響下，華僑華人參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亦有所限，影響了中華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是一個重要議題，學界對此多有研究。有學者認為，中華文化在海外從陌生到熟悉的傳播過程中，受眾可能會產生歧視偏見、中立、認同三種情感態度，故此，中華文化傳播應以贏得文化認同為基本目標和制定傳播策略的基礎。還有學者提出，華僑華人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接受者與傳播者，其在接受母國文化的同時，於“經驗、學理、實踐”方面具有一定的傳播動機與傳播活躍度，是具備直接移情和直接認同可能性的最可靠群體。有關華僑華人的文化認同問題已有不少學者探討，其中包含理論研究、實証及個案研究，較有代表性的，如王賡武在20世紀80年代撰寫的《東南亞華人認同問題的研究》，對身份認同問題做了深入探討，其關於華人多重認同的規范和標准影響了后來的學者，相關研究涉及宏觀和微觀的文化認同現象及變化因素考量，以及如何增強華僑華人文化認同的相關路徑之探。

筆者認為，在當前復雜變化的國際局勢和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現實境遇背景下，亦應關注華僑華人推進中華文化傳播的內生動力之產生，即如何能夠使華僑華人接受中華文化並自覺參與傳播。而在被多數學者默認的文化“認同”概念中，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尚未充分考量。因為“認同”意味著一種自我選擇、自我承擔、自我辨認，與認同相關聯的是“記憶”，它意味著回憶、傳統、習俗，甚至是從有意識到半無意識的場域。在考察華僑華人傳播中華文化之時，還要考慮到近幾十年來海外中國移民來源的多樣性和成分的復雜性，這使得探討華僑華人文化認同問題變得更為復雜。鑒於此，本文試圖通過明確中華文化傳播的特質與邏輯、定位及實質，在新時期提升華僑華人的傳播認知，勾勒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從歧見走向接受）從接受走向認可，從認可走向共情，並進一步形成參與傳播的路徑的認知邏輯，以期更好發揮華僑華人在傳播中華文化中的獨特作用。

一、在他者文化與自我選擇之間：從接受到認可

華僑華人作為某種持多元文化、處於文化邊界或交匯處，並具有多重從屬關系（族裔/身份等）的主體，其身份的“不確定性”、文化碰撞的“不確定性”、闡釋立場的“不確定性”都構成了文化認同視角的多重挑戰。保羅·利科曾提倡將對文化認同的強調轉為制定一項“認可”的政策，因為“文化認同概念隻包含對其自身的想法，而認可概念則直接涵蓋了他者，並由此可得到一個自身與他者之間的辯証關系”，即在尊重自我與他者相互性的基礎上尋求“認可”。如前所述，如果說“認同”意味著一種“自我選擇、自我承擔、自我辨認”，或者說，“認同”的形成“是一個自我整合的過程”，那麼筆者再次想強調的“認可”之中，則包含了他者文化，即在中外文化碰撞和融合后的可能回歸。

內斯托爾·加西亞·坎克裡尼在《想象的全球化》一書中曾言，“關注其母國情況，關心移出國仍在發生的問題歷來是許多離開故土之人的一種心理需求”。讓華僑華人理解和接受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目的、內涵和意義，使其在“文化的間際性、異質性和多樣性”中，提升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可程度，也是對該群體“心理需求”的有力回應，是中華文化海外傳播過程中應該著重考慮的因素。

華僑華人融入當地社會需經歷一定程度的文化脫離，而后轉為文化適應，最終融入跨文化的過程。多元文化經歷能夠助其清晰分辨現實與理想、相對與絕對，以及在他者與自我之間選擇的平衡。具體到華僑華人從接受到認可中華文化方面，這一過程主要體現為三個層面。一是華僑華人同時處理多重從屬關系時的身份切換與文化糅合過程。二是接受差異、認識差異、認可差異、尊重差異、闡述差異。如霍米·巴巴在《文化的位置》中關於差異所做的闡述：詳細解讀“差異”，“才有可能創造一個時空同一的狀態，而這一狀態為更深入的對話提供了契機”。三是在差異所提供的“契機”之中加深對話，以文化闡釋實踐尋求共同，消弭沖突。

在這一過程中，文化不再是代代傳承、一成不變的價值觀念或是行為准則，而是動態變化的，華僑華人亦是時刻變化的文化個體。李貴蒼提出，“假如文化在形而下的層面上被認為是動態的，在變化中不斷豐富成熟，那麼文化認同從邏輯上講就不可能是與生俱來的——出生地並不能自動地賦予一個人完全的文化認同，文化也不可能是完全繼承而來的，不可能是從某個歷史起點或者事件中挖掘而來的，更不可能是從所謂華裔之‘根’上自然而然生出來的。”

就中國歷史而言，各民族在互學互鑒的過程中逐漸促進多元文化的交融匯通，如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北魏孝文帝改革等﹔再如，聞名於世的中國“四大發明”，在不同時期借由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往世界各國，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從當代來看，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不斷推陳出新，如孔子學院的創辦、中國春節成為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公共節日、法國舉辦“中國文化年”、中俄互辦“語言年”等。新時代面向世界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達到“融進去”效果，不僅提供了文化“走出去”的內容，也提供了文化“走出去”的能力支撐。這一過程不僅是國家層面交流互動的良好願景和實際行動，“是提升中國文化影響力和感召力的過程，也是在主動進入多元文化和世界文明過程中創新性地闡釋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過程”﹔同時，它也是促使華僑華人形成文化尋根、回望來路的精神需求，從而成為具有召集潛力的文化認可群體，並進而主動將中華文化傳播至他國民眾。

故此，在倡導華僑華人參與中國文化“走出去”時，首先應充分考慮和尊重華僑華人接觸的每一種文化及其動態變化的過程和邏輯。其次，應暢通交流渠道，更多地傾聽華僑華人心聲。通過搭建溝通交流平台，將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傳播信息面向華僑華人群體，藉此形成文化傳播的合力。再次，應為華僑華人傳播中華文化搭橋鋪路，營造推廣傳統文化的良好氛圍，吸引更多華僑華人加入學習、了解、認可和傳播中華文化的行列中，以此提升華僑華人群體對祖籍國文化的認可度。

二、在文化差異與情感共通之間：從認可到共情

文化是社會交往的精神紐帶，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共情作為人類文明交往的情感力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賦予內在而持久的動能。英國文化批評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一書中提到：“我們有可能獲得對某種更內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覺，它既不是社會性格也不是文化模式，而是這些品質或模式賴以存續的實際經驗”，“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帶來的特殊的、活的結果”。江凌認為，它“也是共同體中溝通、傳播和代際傳承的依靠，不同代際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生活，塑造出新的感覺結構”。當文化移情作為“保証不同文化之間順利溝通而進行的一種心理體驗、感情位移和認知轉換”時，文化共情則聯系著共同體意識，是情感結構中深層的文化共通性，“它在不同文化之間和同一文化之中的不同階層、群體、個體之間架起情感溝通與交流的橋梁，緩解因文化差異性、群體或個體的情感偏向帶來的文化隔膜而導致的矛盾、沖突與暴力等問題”。喻國明認為，“文化輸出的本質，是傳遞真實、全面的中國文化，獲得公平的話語權、化解誤會”。就當下而言，“一帶一路”倡議合作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便是基於過去與未來、集體與個體、和合與共思想的文化交流與共情之藍圖。

盡管中華文化正闊步邁向世界舞台，但海外民眾，包括華裔，對於中華文化認知程度整體偏低的事實不容忽視。有調查顯示，通過觀看中國電影，英國約19%的華裔青少年了解到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而認為中國是一個現代社會國家的比例隻佔7%。此外，多數海外民眾仍對中華文化抱有負面態度：“認為中國文化是‘神秘的’的受訪者比例最高，達到76.6%﹔認為中國文化是‘保守的’的比例為73.1%﹔認為中國文化‘難以理解’的受訪者佔68.3%”。尹曉煌結合親身實踐，通過舉例指出，更有甚者，美國民眾對中國電影幾乎一無所知。相較之下，在海外民眾群體中，對中華文化認知程度相對較深，且更易理解其豐富內涵並具備共情基礎的，無疑是華僑華人。

國家積極主動的文化交流部署是民族文化對外有效傳播的強大助推力，是提升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認知和共情程度的最佳平台。從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體”標准概念來看，不論是華人聚居社區還是散居華人社群，都不能直接等同於理想類型的共同體模式，但從抽象層面來看，“構成共同體的本質意志所強調的情感聯系、歸屬感、認同感又處處體現於海外華人社區之中”。在全球化時代，華僑華人作為“小共同體”“地域共同體”或“想象的共同體”，在某種程度上用思想、記憶和文化認同傳遞著具有中華民族意識理念的共同體追尋，基於此所產生的文化共同體情感建構，作用於文化共情的生產和傳播。厘清社會和文化歷史與身份認同的主要聯系，需要分析這些文化或身份認同相關的敘事和隱喻。它們不僅是海外華僑華人群體與祖籍國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內因，亦是與目標國家溝通聯系的影響因子。傳播的跨國體系、文化產業、經濟以及實現跨越空間交流的諸多方式，共同構建起了這一共同體凝聚、共情的空間。

首先，這一空間可以是華人社團的“小共同體”，相關部門可以從資源和經濟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給予指導和支持。因為推動華僑華人社團和華文媒體的發展是中華文化傳播的重要基礎，在頻繁互動中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方可促進華僑華人深入理解當前文化所向，進而積極開展對外交流工作。更重要的是，華僑華人社團是華僑華人在海外的主要存在形式。目前，世界范圍內的華人社團已經有2.5萬多個。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不斷提升，華人社團的功能也逐漸拓展，經歷了從“守望相助、支撐發展”到“爭取平權、共同發展”再到“融入主流、開放發展”的衍變過程。這種積極融入本土、與當地居民和諧共處的行為有助於傳遞中華文化共識、塑造正面國家形象，並助力僑團從邊緣走向中心。

此外，這一空間的建構也可圍繞海外華僑華人或移民群體，舉辦形式多樣的文化交流體驗活動。一方面，可從華僑華人群體最熟悉和感興趣的文化信息切入，開設文化體驗中心，逐漸培養文化認同與熱愛，使之成為華僑華人群體間的新型社交方式。我國僑務部門開展的系列中華文化教育活動，如世界華文教育大會、“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華夏行”等，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進海外華裔新生代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另一方面，政府可擔任主導角色，構建“地域共同體”，如以城市聯結為基礎，締結友城關系，為開展交流互鑒搭建橋梁。截止2022年，我國已與141個國家建立了2883對友好城市（省州）關系，成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

最后，這一空間還可以是以語言教育為初衷的華文學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到，語言是“由語言使用者在他們自己之間所創造、成就出來的一個內部領域”。讓更多的華僑華人成為其母國語言的使用者，尤其是讓海外華裔青少年在接受華文教育的同時，從“‘被動遵從’如‘中國人應該學中文’的‘本能認同’發展到‘對自己的前途有好處’的‘理性選擇’”，正體現出這一內部領域構建的邏輯。目前，全世界有約2萬所華文學校，數百萬華裔學生接受華文教育。在中外多邊共同努力合作下，我國漢語國際教育事業蓬勃發展。除1500多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外，目前還有“80多個國家開展了中文教育項目，75個國家通過頒布法令政令等方式將中文列入國民教育體系，4000多所大學設立了中文院系、專業、課程，7.5萬多所主流中小學校、華文學校、培訓機構開設中文課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正在學習中文的人數超過2500萬，累計學習使用人數接近2億人”。這也說明，以中華文化為主題舉辦文化活動，增進華裔青少年對祖（籍）國歷史文化的了解，不失為構建共情的一種良好嘗試。如“中國尋根之旅”夏（冬）令營、“親情中華”夏令營、“華夏行”、中華文化大樂園等活動，均能在突破地域限制的空間中，幫助華裔青少年增強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文化情感與歸屬感，激發其對中華文化的共情之心。

三、在他鄉語境與闡釋故土之間：從共情到參與

文化因其自身價值和共情因素而具備鮮活的生命力，而這種生命力的延續在於傳播。使華僑華人能夠共情並熱愛中華文化，繼而主動參與、自覺傳播，重在傳播內容和傳播方式，即“傳播什麼”和“怎麼傳播”。“傳播什麼”涉及選取哪些典型文化信息作為傳播內容﹔“怎麼傳播”關乎選取哪些渠道和方式來呈現中華文化，從而達到共情的傳播意願，同時提升傳播的效果。因此，向世界傳遞怎樣的信號、表達怎樣的善意、展現怎樣的形象為一方面﹔另一方面，還需了解華僑華人信息接收、處理和消化的心理。如何使文化傳播在華僑華人群體中達到有的放矢的效果，也是當前傳播中需要著重關切之點。

在傳播的敘事層面，筆者認為，可以借助發行多語種雜志、開辦學術研討會、組織作品翻譯活動、推進影視作品海外發行等渠道加強建設，以“得體”內容、“得當”方式構建與中國地位相匹配的話語體系。與此同時，重點發揮海外華人深諳中外語言、民俗與文化之優勢，加強“中”譯“外”等領域的國際交流。例如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在選取外譯素材時，可將華僑華人受眾納入考量范疇。在項目頂層設計中，鼓勵華僑華人積極參與課題，深化國際學術交流、翻譯和研討，發揮華僑華人獨特優勢，彌合中外雙方在語言文化、審美旨趣等方面的差異。

在藝術作品的海外傳播過程中，華僑華人群體也是受眾定位中的關鍵因素。諸如國產劇《人世間》被迪士尼購買全球播放版權、國產熱播劇《山海情》在鳳凰衛視覆蓋的亞歐非地區播出、國產清宮劇《甄嬛傳》在網飛（Netflix）平台播出等活動，皆能引發海外華僑華人的興趣。跨國融合過程本身就有利於社會開放、文化傳播以及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其中華僑華人資源的重要意義便不言而喻。

從教育鞏固歸屬感的層面看，教育是實現文化傳承的重要手段，具體可分為兩個方面：海外華文學校和華僑華人家庭。海外華文教育是學生獲取關於中華文化的基礎知識、接受通識教育的主要來源。在教材篩選上，可將中國方面的教材納入參考范圍，選擇適合不同年齡段的文化教材。在教育內容上，建議將如中國古代歷史、優秀道德品德等傳統文化融入各科教學過程中，尤其是在語言教育過程中，注重提升學生人文素養，培養學生認知意識、引導學生價值取向。在教育方式上，應以傳統教育為主，靈活運用現代傳媒，開展形式多樣的教育活動，如觀看優秀影視文化劇、與國內學校互派學生學習交流、開啟文化尋根之旅、開辦主題文化學習活動等。在教育主體上，可定期選派優秀教師赴中國進行師資培訓，加強自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學習。華僑華人家庭通常注重言傳身教，多數也會自覺涉獵中國傳統文化的啟蒙教育。例如，有調查顯示，海外華人家庭通過在課外自發組織“讀經運動”來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華人的身份認同和修養，以此提升華裔青少年的華人認同感和中華文化認同感。

若想使中華文化得到海外民眾的認可和青睞必須加強對外文化宣傳。就此而言，華文媒體作為中國與世界聯系的紐帶，一方面要反映華僑華人的心聲，另一方面還要及時准確地傳遞中國聲音、展示中國形象、弘揚中華文化。華文媒體通過對中華文化的再塑造使其成為走近住在國民眾的重要媒介，並為華人群體發聲代言、積極推動中華文化海外傳播以及國家形象立體化塑造。其中，漢語、中國傳統節日或其他重要事件始終是無法被地域差異消減的永恆內在連接。

就傳播內容來說，對於海外民眾而言，中華文化的外在和內在體現主要可以通過“物化”和“文化”的象征符號進行傳遞、交流，如“中文”“中餐”“中醫”“春節”“太極”“中華核心價值觀”“‘文化中國’理念”等，這些內容貼近民生、出境率高，以日常或集體活動的形式展示更易於被民眾關注和參與。

華文媒體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集報紙、刊物、網絡媒體、廣播、電視於一體，並處於信息時代的前沿，能夠迅速捕捉和傳遞有效信息，為樹立中國形象、傳播中國聲音、展現中國力量提供了良好窗口。譬如，在東南亞地區規模和影響最大的《聯合早報》，總部設在巴黎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歐洲時報》等都體現出華文媒體在世界文化交流和傳播中的重要地位。華文媒體在積極探索、不斷提升中華文化信息在海外傳播的有效性和針對性。首先，真實呈現和宣介中國，擴大社會影響力、突出社會價值取向，如希臘《中希時報》、澳大利亞《星島日報》、美國《僑報》等都設置了住在國相關新聞板塊、中國新聞板塊和其他國家地區的新聞板塊，且注重內容的原創性﹔加拿大《加中時報》聚焦當地華人社區和華人群體。其次，華文媒體與當地主流媒體的融合，有助於中華文化融入當地社會，為當地民眾與政府了解中國文化搭建橋梁，如《葡華報》與葡萄牙的政界、新聞界建立了良好的關系與業務往來，被葡萄牙國家電視台RTP1台、2台和SIC3台進行專題報道。

四、結語

海外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從接受到認可、共情到參與，有效連接著中華文化與國際社會的互聯互通，准確、及時地傳遞著中國文化、中國智慧和中國聲音。規模龐大、分布廣泛和來源地眾多的華僑華人，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具有明顯優勢，使中華文化的傳播更具生命力。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在《記憶之場》中提出，“過去活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從而培養出我們的民族氣質，它並未留下清晰可見的痕跡。”唯有讓海外華僑華人首先接受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內涵和意義，提升對中華文化的接受度和認可度，挖掘和辨認出自身的歷史記憶與歸屬之痕跡，方能使其參與中華文明的共同記憶傳遞。“數百年來，華僑華人始終是中華文明的傳播者。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華文化的種子落地生根﹔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中華文明的共同記憶在傳遞。”將詩意的故土和民族歷史融入華僑華人內心，使之客觀理解與主動接受，使中華文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成為華僑華人的共情與參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海外華僑華人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還需進一步深入。

摘自：崔孝彬：《華僑華人參與傳播中華文化的認知邏輯》，《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