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海外唯一華人人口佔多數的國家，因此，新加坡華人如何看待同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淵源，在今天研究海外華人與中國之間的關系時格外受到關注。長期以來，海外華人因為與中國的歷史淵源而被質疑對當地的忠誠度，甚至被認為可能會為了回報“祖國”而損害當地利益。海外華人與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系在不同語境中經常被借題發揮，用來討論華人和中國當下的往來。在新加坡，雖然年輕一代的第一語言多半是英語，但仍有學者認為新加坡華文媒體立場偏向中國，受華文教育的人把中國當作祖國（motherland）的傳統至今猶存。相關報道頻繁出現，也表明海外華人社群如何處理和中國的歷史聯系，需要深入討論，以避免被過分誤讀。
本文研究的新加坡晚晴園紀念館，則有望成為討論這種誤讀的有效案例。本文通過梳理新加坡華人如何處理與辛亥革命相關的中國歷史遺產，來討論當地華人社群如何在建立本土國民身份認同的背景下，處理族群和祖籍故鄉的文化聯系，從而將歷史記憶和國家認同互相區隔。這方面的討論對其他海外華人社群的研究也有裨益，因為新加坡華人雖然佔其人口的大多數，但華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有類似於其他英語國家的“少數”族群特點，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人經歷有一些共性。因此，晚晴園的歷史或許也可以成為海外華人研究的案例。新加坡如何紀念孫中山這位中國革命先驅，體現著新加坡對孫中山及其所代表的中國歷史所採取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並反映出新加坡華人如何根據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變化，將族群歷史轉化為國家記憶，通過強化族群身份和國民身份的區別，從而以國民身份建構的框架看待當地華人與中國歷史文化的聯系。
一、晚晴園的歷史和紀念孫中山
目前，關於晚晴園及其作為孫中山紀念館的文獻，主要為游記和歷史故事，學術文章中以晚晴園為研究對象的主要有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黃堅立等人的研究，該文章分析了2001年新加坡政府將晚晴園建為紀念館的策略和意圖。而其他研究多半都隻涉及到晚晴園及相關的辛亥革命歷史。專門研究的缺乏，反映出晚晴園在遍布各地的孫中山紀念遺跡中並不突出，同時也說明如何定位晚晴園作為紀念館的作用較為困難。
（一）晚晴園的歷史變遷
1906年4月，孫中山到訪新加坡，在橡膠大亨張永福等富商的支持下成立了同盟會新加坡分部，張永福將晚晴園別墅提供給孫中山居住，並作為同盟會在新加坡的基地。這棟古典西方風格的兩層別墅，建成於19世紀80年代，拱形門窗上頭是鏤刻成花卉圖案的屋檐，專為熱帶生活設計，重視採光和通風。1905年，張永福買下該別墅供其母親居住，並根據李商隱詩句命名為“晚晴園”。1906—1910年，同盟會在中國發動了四次起義，其中三次都在晚晴園內秘密策劃。晚晴園因此成為孫中山領導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的東南亞總部。
張永福在孫中山最后一次停留新加坡之后，於1910年賣掉了晚晴園，此后該別墅數次易主。1937年，李光前（陳嘉庚女婿）等人購買了晚晴園並捐贈給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作為歷史遺跡加以保存。1940年元旦，這棟房子作為紀念館第一次向公眾開放，但彼時主要供公眾憑吊，並無其他紀念內容。
1942年新加坡淪陷，日本侵略軍佔用晚晴園作為軍事通信中心。1945年日本投降時，樓內陳設的紀念文物和圖片蕩然無存。中華民國政府於1946年撥款重修晚晴園，並將其作為國民黨新加坡支部辦公室。英國宣布承認新中國之后，晚晴園於1951年被重新交還給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二）晚晴園成為紀念孫中山的場所
筆者認為，晚晴園開始成為紀念孫中山的場所，是當時海外華僑接受中國影響以及華僑崇敬孫中山的體現。孫中山逝世后，中國各地都掀起了建立孫中山紀念館的熱潮，並從中塑造了中國整體歷史記憶和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對於中國人而言，建祠堂紀念先人是天經地義之事，但對於崇尚革命與科學的現代政權而言，建廟顯然不合時宜，隻有具有現代象征意義與集會功能的紀念堂，才能成為紀念孫中山最普及、最重要的空間象征之一，於是現代新型紀念建筑——中山紀念堂開始遍及中國。
抗戰時期，孫中山作為政治象征符號的民族主義內涵得到升華，國民黨政府倡議各地設立簡化版的紀念堂“中山室”，並轉化為宣傳抗戰的政治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新加坡支部於1940年改建晚晴園為紀念場所，也就順理成章。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紀念孫中山的傳統在新加坡部分華文學校還有保留，如每周集會時還對著孫中山遺像鞠躬。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大量類似的活動都曾經是僑民社群的集體記憶。
1964年12月，中華總商會決定重修晚晴園來紀念孫中山。1966年修復完成后，陳列物分為兩類：一類是孫中山遺物和相關文獻，另一類是日本佔領時期死難者的遺物。但是，自晚晴園從1941年開始具有紀念功能以來，一直都門庭冷落，“這棟建筑甚至都被擁有它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遺忘”。這種冷清一直持續到1994年，當年8月29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將晚晴園列為國家古跡，肯定了晚晴園在新加坡、東南亞以及整個亞洲的歷史地位。這一變化也說明，新加坡政府在建國30余年政局穩定、經濟騰飛后，終於開始從文化遺產等領域來處理與中國近代歷史之間的關系。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又為新加坡調整與中國的關系提供了新機遇。因此，新加坡信息和藝術部下令，這個已經快荒廢的別墅應該被復建為“所有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聖殿”。同一年，“屋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受命修葺晚晴園，並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中國大陸與港台等地收集文物資料籌備展覽。2001年11月12日，晚晴園正式修繕完工，改稱為“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並第一次作為政府確定的紀念館開放。
2009年，紀念館關閉重新布展，並於2011年重新開幕。新展館“以更全面的視角來敘述孫中山在東南亞的革命運動、新加坡華人社群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以及辛亥革命對本地華社的影響”。相隔十年的兩個開幕陳列，也鮮明地反映了紀念館的宗旨發生了變化。這種宗旨變化在新加坡其他博物館裡一樣得到體現，如從萊佛士博物館變化而來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建國后一直都處於開館與關閉重修交替的狀態。尤其是新加坡建國的前20年裡，身份曾經為華僑的華語社群還佔相當大比例，如何處理這些人記憶中的華人與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系，一直都是難題。作為名人故居類型的特殊博物館，晚晴園在2001年和2011年開幕的兩次展覽，也具有了重要的研究意義。
二、2001年的首次開館展覽：族群歷史
2001年11月12日，被列入新加坡國家古跡之后的孫中山南洋紀念館首次開館，這一天也是孫中山135周年誕辰當日。本文通過對比部分中國游客和新加坡公眾對該展覽的感受，發現2001年紀念館的展覽是對處理與中國歷史聯系的一次探索，但並未實現政府想要達到的效果，展覽思路並沒有將晚晴園“內化”為新加坡的歷史組成部分，這或許是導致2009年該展覽關閉的原因。
（一）中國游客和新加坡人眼中的晚晴園
2002年，中國著名刊物《炎黃春秋》的編輯、學者楊兆麟參觀了晚晴園。在他的參觀記錄中，晚晴園內部設有“歷史走廊”“時代走廊”“奮斗室”“新加坡室”“南洋室”“集思廳”和“遺珍室”等展廳，“陳列有許多照片、繪畫、圖表、文物、塑像，並由錄音和錄像、電影等放映，內容包括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甲午海戰、戊戌政變、義和團和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燒殺劫掠的照片和繪畫”。為此，紀念館還復制展出了“腐朽沒落的清皇朝和帝國主義簽訂的各項不平等條約復印件，陳列在‘歷史走廊’的玻璃櫃裡”。這樣的敘述，反映了楊兆麟作為中國參觀者對這段歷史的熟悉。
在其他中國觀眾的游記中，還記錄了園內各處有類似歷史敘事的人物雕像，雕像多為時任第一任館長馮仲漢先生委約廣州美術學院設計制作，如中國雕塑家曹崇恩以“組雕塑”形式創作的“孫中山先生組雕塑”群，概括和濃縮了孫中山的生平、民主革命思想和精神精髓。此外，展館內其他人物如秋瑾、林則徐、黃花崗烈士等雕像，同樣令人感懷。楊兆麟還記錄到，展館全面收集了孫中山父母的照片，同時還有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徐錫麟、秋瑾、譚嗣同等人物的照片。展館還精心仿制了廣州和澳門博物館的藏品，包括孫中山在兩地行醫時使用的血壓計、聽診器、小刀、鑷子、硯台、毛筆、圖章等。更引人注意的是，一樓的“歷史走廊”展出了一張題為《新世紀第一個勞動節——2001年5月1日》的大幅照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豎立著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人群如潮，紅旗招展。這些細節說明，展覽設計者基本上沿用了中國對辛亥革命歷史的敘事角度。以至於在楊兆麟看來，“這個紀念館雖然名為‘南洋’，實際上全面、系統地反映了孫中山曲折跌宕、波瀾起伏的一生和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狀況”。
相比之下，新加坡當地對這個展覽的記錄，則明顯有不同視角。中國游客的游記幾乎都未提到展館中的新加坡元素，但這些卻被研究晚晴園的新加坡學者黃堅立所強調。黃堅立專門提及展館中涉及孫中山在南洋的活動，如孫中山在檳城、怡保和吉隆坡等地的活動。黃堅立的觀察角度側重於反映南洋華僑與中國革命的聯系，因此他也提到展覽中有巨幅油畫《華僑是革命之母》，描繪了1907年孫中山在馬來亞對100多名錫礦工人、橡膠園工人及其家屬做講演的畫面。
除此之外，眾多當地報道也清晰地反映出，2001年紀念館開幕時，新加坡社會在建國35年后已發生巨大變化，當地華人社群因為不同的語言、教育背景以及代際區別，對中國歷史文化與當地的聯系有著巨大的認識差異。在傳統講華語的人眼中，孫中山代表著關於辛亥革命和中國歷史的正統敘事，這種敘事經過了民國政府和新中國的肯定，是中華文化的共同認知。然而，這種革命敘事的主體是中國，革命的榮耀和進步很難被新加坡華人所分享，因此也就缺乏情感共鳴，反倒激發起尋求本土獨特信息的努力，如對孫中山南洋女友的關注。館長馮仲漢在接待中國訪客時所做的介紹就明顯突出了這一特征。比如他提醒說，展廳中孫中山女友陳粹芬的英文資料中使用了當地表述“南洋婆”，而展出的對應中文用詞為“革命伴侶”，並按照華人文化傳統強調她后來被孫中山家族認可為家族成員。馮仲漢還介紹說，孫中山常常騎馬出入晚晴園，附近居民都知曉這座院子裡往來的都是大人物，所以給門口馬路取名為“大人路”。
這些本地細節，一定程度上甚至催生了為紀念館開幕委約的戲劇。展覽陳列了陳粹芬的照片，這在各地孫中山紀念館中還是首次，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1994年，海南一位女作家就記錄了晚晴園中標注陳粹芬為“孫中山如夫人”。當時娶妾是風俗，其實並無損孫中山聲望，但2001年為晚晴園開幕排練戲劇的新加坡年輕導演們卻認為，孫中山在各地都有女友，並不符合孫中山本人倡導的氣節和道德原則。年輕導演們的態度和總導演郭寶崑的評論也互相映襯。郭寶崑是新加坡華語戲劇最重要的導演之一，被館長馮仲漢邀請來導演一部戲劇來反映孫中山的一生，以慶祝紀念館開幕。馮仲漢大概以為郭寶崑這樣的導演，肯定能夠按照對華人歷史的理解來處理，但最終上演的話劇《百年的等待》（One Hundred Years in Waiting）卻從“孫中山的革命伴侶陳粹芬視角來談孫中山”，同時“郭寶崑強調說，演出不會從‘現代中國之父’的角度看孫中山，而是從南洋的立足點看他。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思想局限於老一輩講華語的華族記憶中那個‘國父’，而要對本地各民族、各族群有意義的藝術作品”。為此，郭寶崑邀請了多家劇院、劇作家和導演合作，而應邀來的年輕團隊就公開質疑：“為什麼演出中國革命？跟我們有什麼關系嗎？”
這種思路下的戲劇上演之后，提倡華文華語的著名人士劉蕙霞（Lau Wai Har）就在華文報紙批評說，這出戲令人失望，“無法幫助年輕人更好地理解孫中山的一生”。相對年輕的新一輩學者柯仁思（Quah Sy Ren）也是戲劇從業者，他在同一份報紙的文章相對溫和，認為這出戲從和孫中山有關的三個女性的視角，反映了對邊緣人物的關注，避免了對偉大人物的簡單再現。
這一事件表明，即使是華人文化名流，在當時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身份意識變化。郭寶崑是華文戲劇開創者之一，也曾以華族文化捍衛者著名，並因此獲政治罪名入獄。出獄后郭寶崑接受了新加坡華文環境不復存在的現實，導演的戲劇多以英文為主，強調跨文化的多元種族融合。
（二）晚晴園中的新加坡政府構想
中國游客和新加坡民眾對晚晴園不一樣的理解，也導致華人社團中華總商會在如何處理中國歷史和新加坡之間關系時無法定位敘事角度。這種錯位，不單單限於紀念館對郭寶崑觀點的誤判上，而是在這次翻修晚晴園的人員和機構安排中早露端倪。在當地學者黃堅立等人看來，晚晴園紀念館明顯是一個新加坡政府指導的項目，讓中華總商會和馮仲漢受命來主持建設，純粹是象征華語社群的參與，而並非要提倡對中國歷史和聯系的紀念。
孫中山南洋紀念館規模不大，應該屬於當時新加坡國家整體博物館規劃中的一部分。但這棟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二戰前華僑與中國和新加坡緊密聯系的場所，因此，1990年新加坡和中國正式建交后，該建筑也就成為新加坡如何處理和中國之間歷史與文化聯系的重要象征。但紀念館該如何展覽的確是個難題，當時《海峽時報》報道，紀念館建設籌款艱難，因為民間“十分冷淡”，項目完全是個“燙手的山芋”，“許多人都寧可忘記它的存在，而另外的人對紀念這棟房屋要想表現什麼毫無頭緒”，連組織者中華總商會也慨嘆：“人們並不知道這個館和新加坡有什麼關系”。或許因為如此，原定於1998年完工的紀念館拖延到2001年才開幕。
但在規劃者新加坡政府眼中，該紀念館和新加坡之間的關系非常清晰。20世紀90年代，新加坡倡導“亞洲價值觀”，新加坡的政治精英開始重新闡述西方與東方的主要敘事，並強調殖民壓迫和隨后的非殖民化的共同遺產。然而，“如果要在新加坡建國之前的殖民敘事之外，尋找到關於現代性來到新加坡的另外一種敘事，僅有的一種選擇可能來自早年受華文教育的那些激進分子，而這些華校出身的人，擁抱中國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遺產，向來都被殖民主義者和統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所憎惡。”而一旦僅有的選擇就是這些華校出身的人，就導致紀念館的規劃很難把握分寸。新加坡學者陳慶文（Eugene Tan Kheng Boon）曾總結提出，新加坡建國后對左傾思想和華校的管制，目的都是為了控制當地華人尤其是華語社群的“華人性”（Chineseness），這種華人性就是和中國之間的聯系，這被看作是新加坡建立自己國族身份認同的一種阻礙。
新加坡學者孔莉莎（Lysa Hong）研究了這一時期新加坡政府對晚晴園的改建。她並沒有將新加坡這種政策轉變視為簡單的文化民族主義，而是看作新加坡領導人對另類現代性的主張，並標志著新加坡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她指出，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在東南亞擁有華裔移民成為值得慶祝的事情，而不是被邊緣化。孔莉莎認為，這標志著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的重大重建過程：“迄今為止，因以中國為導向而被排除在歷史之外的海外華人領導人，由於他們的商業技能和相關的慈善事業，（這些從前被抨擊為）共產黨人和社區主義者已經被重新塑造為模范和榜樣，並成為語言和文化的承載者。”如果將華社領袖、晚晴園重要出資人李光前的名字代入這裡的“海外華人領導人”，則更容易看出這種評價背后的新加坡國家政策轉型，正是陳慶文所論述的“放鬆了對華人性的管制”。事實上，在政府委托中華總商會來建設晚晴園的同一年，新加坡其他博物館也發生著變化，最典型的是國家歷史博物館推出了一系列反映華人歷史的展覽，其中一個展覽就以歷史展覽的名義將木刻作品展出，被新加坡政府打壓以至於銷聲匿跡的重要華人藝術組織“赤道藝術研究會”也得以悄然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因此，新加坡政府選擇將晚晴園建為孫中山紀念館，與其說是紀念辛亥革命和中國的聯系，不如說是展示新加坡如何對待中國歷史。1996年是孫中山130周年誕辰，時任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在晚晴園主持了一個紀念儀式，被認為是新加坡對華人身份問題的一次明確“宣言”：“身為新加坡華人，應該將他們和中國之間、在政治與文化認同上的差別理智地劃分清楚。”當時在場的親歷者多年后依然認為，當時的這些言論，意味著新加坡華人與中國之間的關系這個“議題”，終於可以“公開坦然議論了”，“於是重建晚晴園，以嶄新的姿態面向世界。這可說是（新加坡）國人對中國革命歷史認知的分水嶺，局面一新”。
三、2011年新開幕的紀念館：國家記憶
2001年，新加坡政府希望就紀念晚晴園來強調和中國之間的聯系，借此安撫華語社群並鼓勵老一輩華人放下歷史往前看，但是這時的晚晴園展覽卻停頓在辛亥革命的光輝歷史中，自然和政府與社會公眾的期望背道而馳，門前冷落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就促使運作思路發生轉變，2009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將晚晴園交由國家文物局管理。晚晴園董事局由總商會的副會長和常務董事組成，監管紀念館的運作並制定策略方向。晚晴園由此就從中華總商會運營，轉為由新加坡國家文物局直接管理。2010年紀念館關閉，2011年重新開幕時，展覽發生轉型，強調在孫中山的活動中建立新加坡的國家記憶。
（一）晚晴園中新加坡視角的體現
國家文物局接管晚晴園后，第一個決定就是閉門重建，相關新聞稿宣稱，新的展覽館將反映“全新的以新加坡和南洋為中心的視角”。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新加坡政府或者社會要全面改變敘事角度，“新展廳以更全面的視角來敘述孫中山在東南亞的革命運動、新加坡華人社群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以及辛亥革命對本地華社的影響”。這和黃堅立等學者的看法一致，晚晴園紀念館的建設動機，其實是通過紀念和中國相關的事物來推廣新加坡是區域驅動力量的國家定位。
按照這種思路，晚晴園講述的是新加坡故事，即便主要觀眾都將是來自中國方面的游客，也要強調這是孫中山遺跡在新加坡的特設場館，而不是中國歷史敘事在新加坡的一塊飛地。因此，2011年重新開放的紀念館，展陳敘事“強調新加坡和南洋在辛亥革命成功中的重要作用”，這樣就把當時南洋華僑和中國之間的“僑民”與“祖國”關系，調整為南洋作為地域與其他國家的聯系。與這種敘事相呼應，展廳的展品雖然不少還是沿用2001年的素材，但是國家文物局強調展廳提供了以新加坡和南洋為中心的本土化視角，這從各個展廳的標題就能清晰看出：展廳一的標題為“星洲三杰”，強調支持孫中山的三位新加坡本地民眾﹔展廳二的標題為“星洲同盟南洋支部”，強調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同盟會總部在東南亞扮演的角色﹔展廳三的標題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強調中國王朝的覆滅對新加坡和東南亞華人的影響﹔展廳四的標題為“新加坡華商先賢”，將開埠以來的新加坡華人商賈巨子，當做新加坡先賢予以紀念，他們支持孫中山和辛亥革命，不過是新加坡華商歷史上的一個片段。新加坡視角不僅在這些展廳的內容組織上一覽無遺，也在紀念館的整體規劃上得以強調。
第一，晚晴園紀念館的定位是一個反映新加坡本地歷史、為本地國民共同記憶所服務的博物館，其“新加坡故事的敘述，將孫中山博士和他的革命思想和活動置於新加坡華人社區先驅對現代性、身份認同和進步的追求中。這也是新的孫中山南洋紀念館與世界各地致力於孫中山博士遺產的許多其他博物館和機構的不同之處。”
第二，在機構設置上，晚晴園紀念館作為國家文化遺產體系的一部分，也從中華總商會這樣的民間機構，進入到國家文物局體制中。歷史上的晚晴園很長時間裡都是僑民借出或者捐獻給民國半官方機構的辦公場所，后來又歸還給族群色彩濃厚的中華總商會，說明這棟建筑物總體上被看作是和僑民歷史相關的文化符號。而新加坡政府接管該紀念館，正式將晚晴園納入國家文化機構體系，可以看作是政府將其納入國民身份認同建構體系的一種改造。
這種思路，在晚晴園作為博物館的規劃設計上也有體現。雖然晚晴園的官網上仍然顯示，晚晴園的產權歸屬於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但是展廳不同地方的介紹文字裡，都隱去了和總商會之間的關系，注明是“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屬下的文物機構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最能夠凸顯這種歸屬關系的，莫過於將晚晴園作為華人族群的遺產，和其他族群的歷史遺產並列。在“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官網下端，國家文物局設計了名為“其他遺產機構”的兩個鏈接，分別是“馬來文化遺產中心”和“印度文化遺產中心”。馬來族和印度族在新加坡近代歷史上也有重要貢獻，但缺乏像孫中山這樣的國際知名人物紀念館，因此，為了體現三個主要族群在歷史上的平等地位，國家文物局旗下的這三個機構就互相設置鏈接成為“其他遺產機構”，從而突出三家機構的相同性質。
最后，另外一個本地敘事的角度，是把晚晴園作為所在街區的歷史文物之一，強調它是整個街區的一小部分。晚晴園的網站也專門介紹了國家文物局圍繞這個街區組織的“馬裡士他文化之旅”，介紹“從甘蔗園到各類道地美食的街市，馬裡士他是一個充滿美食和歷史文化的地區。從熱帶叢林老虎到充滿文化底蘊的廟宇，馬裡士他延續了180多年的傳統文化，見証新加坡從一個貿易港口到繁華都市的變遷”。晚晴園的歷史因此成為周圍街區多元種族和歷史遺產的組成部分。
（二）晚晴園作為族群文化活動中心的定位
圍繞以上思路，晚晴園的定義和展覽范圍就自然而然跳出了對孫中山或者辛亥革命的紀念，而是更多聚焦文化遺產在新加坡本地社會的作用。如2016年晚晴園組織了特展《無限江山筆底收：新加坡早期中文報業》，剛剛上任且年僅30歲的館長陳亮發表示，希望通過展出華文報業史，讓新加坡人更深入了解本地華人社群的各種故事與歷史。而“作為華人社群的文化機構，晚晴園每年的兩個特展，將不局限於與辛亥革命有關的歷史”，陳亮發希望能帶領晚晴園“繼續從不同角度，講述和展現新加坡華人在不同時期的豐富文化歷史”。他還希望通過新穎手法，“吸引更多年輕人到晚晴園探索和發現自己的文化遺產”。
這種思路無形中也強化了晚晴園作為文化機構參與和組織公眾活動的功能。比如2016年晚晴園舉辦了“2016文化饗宴藝晚晴”文化節，該活動與“馬來文化遺產中心”組織的文化活動類似，表明晚晴園部分轉型為推廣華人文化的機構。此外，2016年晚晴園舉辦的華人報業展、辛亥革命南洋回響以及華人文化游園等活動，充分體現了新加坡將華僑這一特殊年代的歷史，轉化為新加坡多數人口歷史上與中國的聯系，這種聯系和馬來人與馬來歷史文化、印度人和印度歷史文化一起，共同組成新加坡的國民記憶來源。
也就是說，2011年新館開幕之后，新加坡人紀念晚晴園和孫中山，是因為新加坡國族中的一個分支“華族”，在新加坡本地曾經參與辛亥革命這一歷史事件，而這份歷史流傳到今天，記憶的主體悄然發生了變化：晚晴園的重要意義，不再是作為孫中山故居和辛亥革命的海外延伸，不再是當時新加坡華僑的“祖國”記憶，而是講述新加坡華人和當地社會作為旁觀者見証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孫中山在本地的記憶也就成為“外來者”路過南洋留下的一段傳奇。
四、余論
從晚晴園紀念館2001年到2011年的兩次常年陳列展，可以看出新加坡在對待與中國相關的歷史遺產時的探索和思考。兩次展覽的不同主旨也表明，當地華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有必要對紀念館的當下意義進行梳理和重新認識。事實上，新加坡在對待晚晴園這一歷史文物建筑的時候，也注意到其背后的挑戰。一方面，要傳達出尊重華人歷史和情感的信息﹔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個獨立的多元種族國家，有著自己的國家定位和國民身份認同，其目的是將華人歷史塑造成為國民身份建構的一部分，讓晚晴園和馬來文化遺產中心以及印度文化遺產中心都成為國族框架下不同族群的歷史遺址。華人與中國之間的血緣關系，隻能轉換為現代的文化聯系，並且這種文化身份必須從屬於國民身份認同。
鄭鴻生認為，今天所說的民族國家用國界來區分國民身份認同，這種思想建立在西方的現代民族觀念之上，而海外華人都是延續華僑身份而來，華人彼此內在的親切和聯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前現代的傳統心理。這種不完全與現代民族國家理念一致的文明包容觀，其實是華人之間長久以來的潛意識，“包含著一種把新加坡華人視為自己人的底層心理，這是中國人把有相同文化和宗族連帶的都認為是自家人一樣的心理。而正是這種身份認同的底層心理，是難以用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來輕易加以消解的”。
這種討論也反映了新加坡對待當地華人歷史文化遺產時的復雜性。如果說，舊時代的“華僑”、“同胞”等概念，在今天意味著全球華人意識的底層心理，那麼，晚晴園紀念館則通過不同時期自身不同的定位、對當地共同記憶的強調以及和其他族群的歷史遺產並列等方式，逐漸將這種天下華人一家的底層心理予以調整，從而將晚晴園在族群記憶和國民記憶中予以分割。這也正是新加坡和東南亞其他國家將當地華人塑造為國民組成部分的“華族”的做法。從這個角度說，晚晴園就是一個有意義的范例，在英文為主導地位的國度裡，讓華人族群歷史經過“國家化”而得到存在和展示的空間，這種策略和經驗對了解其他地區的海外華人研究可能也有啟發。
晚晴園紀念館內有一處高大的標志性赤褐色石碑，上面用中英文雙語的金色大字鐫刻著李光耀的一句話：“孫中山，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人。”李光耀的這句評價可以看作是對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歷史與新加坡當下的聯系：孫中山改變的是中國的命運，對於新加坡而言只是歷史過客。這也正如郭寶崑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對新加坡社會的認識有了重大轉變，他參與2001年孫中山南洋紀念館開幕活動時就表示，“我們看待孫中山的角度並非把他當作‘現代中國之父’，反而更多只是20世紀眾多的亞洲偉人之一，就像印度的甘地，都為現代性、解放和自由開辟了道路。”因此，晚晴園中對孫中山的紀念，可視為新加坡將華人族群歷史轉化為國家記憶，並依此模式來處理海外華人和中國之間歷史聯系的體現。
摘自：胡超：《族群歷史與國家記憶——從晚晴園紀念館看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的歷史聯系》，《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