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源起和研究現狀

（一）問題的提出

在歐美社會，雖然不乏個體或某一階層華人融入的成功案例，但整體上而言，華人融入尤其是新移民融入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表現尤甚。如加拿大安格斯·裡德研究所與阿爾伯塔大學的聯合調查顯示，疫情初期加拿大華人受到種族主義的沖擊，50%的受訪華人表示自己因疫情受到辱罵或侮辱，43%的受訪華人表示自己受到威脅或恐嚇﹔根據“制止仇恨亞太裔美國人組織”2022年3月的報告，近兩年來，美國針對亞裔族群的歧視和仇恨事件高發，其中針對華裔的約佔43%。疫情期間種族歧視問題的頻發雖然有其特殊性，但也表明華人融入狀況堪憂。

英國是目前歐洲華人較多且增長較快的國家之一。華人移居英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的商業貿易，但華人成批移民英國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1948年，英國國籍法令規定英聯邦成員國國籍公民有權在英國定居（該法律后有所修訂）后，英屬殖民地華人開始成批涌入英國。至1981年，英國華人數量從1951年的1.6萬余人增至近12.2萬人，其中以中國香港移民居多，其次是馬來西亞華人。之后，尤其是21世紀以來，中國大陸新移民和留學生數量增長迅速。根據中國駐英大使館數據，至2020年，英國華僑華人總數約70萬，絕大多數已加入英國國籍。從來源看，早期香港移民及其后代規模最大，此外還包括中國台灣地區移民、中國大陸移民、新馬華裔移民和英國本土華人。為服務華人移民，19世紀90年代第一個英國華僑社團——“英國致公總堂”成立。至2014年，在中國駐英大使館登記在冊的華人社團總數已達300多個，涉及商業性社團、文化性社團、政治性社團和綜合性社團等不同類別。

目前，英國華人融入狀況整體趨好。從就業和收入來看，早年華人以海員和洗衣工為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度以中餐業為主，近年來由於二代華人的成長及技術移民的涌入，華人已廣泛涉足商貿、醫藥、律師、教師、科技等諸多領域。根據2021年3月英國政府發布的《種族和族裔差異委員會報告》，華人在就業、收入等方面表現不俗，華人和就業率最高的加勒比海裔、白人、印度裔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獲得第二次面試機會的可能性是白人的1.86倍，時薪反超白人23.1%﹔在社會生活領域，華人在教育方面的表現極佳，無論是在10~11歲、英語和數學兩主科和A級成績上，華人均位列第一。再根據2011年英國人口普查數據，在心理健康問題、學習障礙和入獄數量三項指標上，華人佔比均為最低，這表明華人在語言學習、規范習得等文化融入方面表現較好。但英國華人的融入程度存在著明顯的代際差異和來源地差異。大體上，英國本土出生的二代華人因接受當地教育，習得當地社會文化規范，融入程度較好﹔一代華人不少在經濟上有所成就，但其語言、觀念和文化習俗等與當地民眾明顯疏離，未能完全融入當地社會。而且，英國華人來源復雜，其中早期香港移民及其后代融入較好，大陸底層新移民融入程度稍差。

（二）研究現狀

移民的社會融入一直受到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其概念涉及社會適應（Social Adaptation）、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社會吸納（Social Inclusion）、社會並入（Social Incorporation）與社會融合（Social Integration）等范疇，相關研究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移民在移入地社會的融入過程與狀態。同時，西方學界還對移民融入的測量維度進行了研究，戈登（Gordon）的“二維”模型、楊格—塔斯（Junger-Tas）的“三維”模型和恩澤格爾（Entzinger）等人的“四維”模型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成果，多維度測量成為學界的共識。對於外來移民而言，社會融入可以確保其不被東道國社會隔離和疏遠。同時，社會融入是一個動態的、漸進的、多維度的互動過程，具有經濟融合、文化接納、行為適應、身份認同等基本內涵。

關於華人融入問題，學術界主要從兩個方面予以關注：一是關注發達國家華人尤其是新移民的融入程度、困境及策略等，這是目前研究的重點。如丁美麗、邵政達考察了英國華人融入程度，認為英國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層次穩步提升。這與班國瑞（Gregor Benton）等人對早期英國華人融入問題的結論相距甚遠，后者認為華人在英國移民中最難同化，他們對英國社會不感興趣，也很少與之接觸。陳偉杰、徐丹等從文化層面解釋華人新移民融入問題，前者用多元文化主義解讀了英國華人的融入困境，后者從文化資本角度分析了加拿大華人新移民的社會排斥問題。張華分析了宗教對華人新移民社會資本構建的意義。蔡鵬飛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的角度研究了加拿大華人新移民融入困境及其原因。二是關注華人融入的成功經驗，如朱東芹、黃玲毅等分析了東南亞華人社團對華社融入當地的促進作用。上述研究涉及經濟、文化、宗教、社團等多個視角，為多方位考察華人融入問題提供了理論借鑒和經驗支撐。

綜合學界觀點，本文認為，社會融入是外來移民通過與本土居民不斷接觸、交流進而逐漸融合的過程。這一過程本質上是雙向的，但對外來移民更有意義，他們的社會融入體現在經濟融合、社會接納、文化認同、政治參與等多個方面﹔對本土居民而言，則意味著包容、接納和互補。

學界除了關注英國華人融入問題之外，近年來對英國華人參政問題也頗為青睞，其中對英國華人社團的功能有所提及。但將英國華人社團與英國華人融入問題結合起來的研究仍較為少見。當前學術界主要強調綜合性社團的公益慈善功能對於華人融入的作用，而對專業性華人社團助推華人融入的關注較少，政治性社團亦是如此。但其意義卻比較突出，因為政治融入一直是歐美華人社會融入的短板，而且政治融入本身也有助於華人在其他方面的融入，如參與投票有助於增進華人與當地民眾的接觸和交流，幫助華人熟悉當地社會運行規則，參與競選還對候選人了解和服務當地社會形成倒逼機制。此外，華人參政有可能選出與自身利益相符的政治家，營造有利於華人融入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環境。因此，本文以英國華人參政計劃（British Chinese Project，以下簡稱華人參政計劃）這一華人政治性社團為觀察對象，探討其助推英國華社融入的路徑及其面臨的挑戰。

二、華人參政計劃助推華社融入的路徑

作為英國的第三大少數族裔，華人在英國辛勤勞作，經濟上比較成功，但由於語言、參與意識等原因，對政治缺乏關注。這種狀況影響了外界對華人的看法，也影響了華人的長遠發展。為扭轉這一局面，一些政治性華人社團應運而生，主要包括“倫敦華埠保守黨協會”（1988）、“英國華人聯盟”（1990）、“英國華人保守黨”（1992）、“英國華人工黨”（2000）、“英國華人自由民主黨”（2006）、“英國華人參政計劃”（2006）及“英國保守黨華人之友”（2013）等。

華人參政計劃是英國重要的政治性華人社團，於2006年10月由律師李貞駒、企業家王金華及其他40多名華人在英國上議院啟動，旨在推動和支持華人參政，鼓勵華人融入當地。該組織成員以香港華人為主，也招募了不少大陸留學生志願者，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志願者開展工作，從2011年開始招募全職工作人員，並在伯明翰和曼徹斯特設立分部。作為在英國上議院啟動的政治團體，華人參政計劃成立之初即獲得了主流社會的信任和支持，成立之后也與英國政黨和政府保持密切聯系，因此該組織的融入程度勿庸置疑。同時，其核心成員也是一群熱衷於提升華人地位的專業人士，自身融入狀況較好。具體如下表所示。

以下筆者擬借鑒西方學界對移民融入影響因素的三種主要理論取向，即人力資本影響論、社會資本影響論和社會制度影響論，來分析華人參政計劃助推華社融入的路徑和作用。同時，移民的社會融入有其特定的測量維度和具體標准，恩澤格爾（Entzinger）提出了社會經濟、政治性、文化性、主體社會對移民的接納與拒斥四個維度的適應和融入測量標准。梁波等人將其總結為四維度模型（見圖1）。

作為政治性社團，華人參政計劃助推華社融入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政治融入和社會融入層面。本文將華人投票、政黨參與、華人競選作為政治融入的測量指標，將社會網絡、制度接納作為社會融入的測量指標。鑒於社會網絡與制度接納相對獨立，本文將社會網絡與制度接納分開論述。

（一）提升華人人力資本，促進華社政治融入

早年，受語言、生計、國家認同等因素影響，英國華人不願投票，也普遍認為他們的意見不會影響國家政策，久而久之成為當地居民口中的“隱形族群”。作為一個政治性團體，華人參政計劃致力於喚起華社的政治參與意識，從投票、政黨參與、競選等方面助推華社的政治融入。

一是鼓勵華人投票。投票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也是普通華人參政和提升自身政治影響力的基本方式。華人參政計劃成立后，時常深入華人社區或華人社團，通過演講、派發傳單等方式，向華人宣傳參政議政的重要性，鼓勵華人進行選民登記和投票。如2015年、2017年英國大選時，華人參政計劃均在華人較多的城市展開巡回宣傳，呼吁華人參與選民登記。為推動華人實際參與投票，該組織還向華人普及注冊和參與投票的具體流程，為華人領取選民登記表格，並組織義工團隊提醒華人登記及投票。2019年英國大選時，該組織專門為華人提供中文注冊表格，並配備精通普通話和粵語的工作人員。大選當日，李貞駒還率隊赴倫敦唐人街呼吁投票。在華人參政計劃等組織的不懈努力下，英國華人選民登記率和投票率明顯上升。如在2005年英國大選中，華人選民登記率約50%，2010年這一比例升至70%。同期華人投票率也從25%左右增至35%左右。在2012年倫敦市長選舉中，華人投票率超過60%。這表明華人對英國政治的興趣和信心有所提升。

二是拓展華人黨員。獲得政黨支持有利於競選，而且英國政府由獲勝政黨組閣，因此加入政黨是參政較為務實的途徑。在英國，保守黨、工黨和自民黨是三大主要政黨，華人參政計劃努力爭取三大政黨對華人選票和華人議題的關注，最終使這些政黨拓展了華人支部及相關組織，一些華人因此也具備了一定的政治身份。如保守黨於2013年成立“華人之友”組織，持續推動中英關系並鼓勵華人參政，至2021年其會員增至6000余人﹔自民黨於2012年設立“英國華裔未來領袖育成基金”，為參選華人提供支持。上述華人政黨組織和基金的設立為華人競選奠定了基礎。

三是支持華人競選。參與政黨意味著對某一政黨的認同和追隨，而參與競選是遵從現有政治規則且有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是一種較高層次的政治參與和政治融入活動，成功者還可能為華社爭取更多的權益，因此也得到華人參政計劃的多方面支持。華人參政計劃主要從以下兩方面支持華人競選。第一，鼓勵華人精英參與競選。華人參政計劃時常鼓勵華人精英參選，2015年還動員副主席葉穩堅直接參與大選。跨黨派華人小組會議是英國下議院探討華人問題的重要平台，華人參政計劃為其提供議題並借助這一平台推動華人參選，如2007年6月該小組會議專門探討了如何推動英國華人尤其是土生華人參選的問題。第二，為華人候選人出謀劃策，提供各種服務。如2009年張勁龍參與歐洲議會競選時，華人參政計劃為之制定競選綱領、招募義工，並提供街頭助選、彩車巡游等支持。華人參政計劃還多次為華人候選人籌款，且自2015年發起步行籌款活動。此外，華人參政計劃還舉辦華人候選人競選論壇，鍛煉其競選能力。在華人參政計劃等多方力量的推動下，華人參選積極性提升，且有所收獲。如2010年8名華人參與英國國會競選，盡管敗選，但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當地民眾對華人“政治冷淡”的看法﹔2011年英國地方議會選舉，9名華人參選，6人當選﹔2015年英國大選，11位華人參選，麥兆輝當選下議院議員，后於2017、2019年連任﹔2019年陳美麗也成功當選下議院議員。可見，華人競選的參與層次和競選收獲都有所提升。

可見，為提升華人政治影響力，華人參政計劃奔走各地，倡導華人登記選民和投票，鼓勵並支持華人參與競選，用心良苦。此外，華人參政計劃的成立也彌補了華人社團政治功能的不足，加上這一社團與英國政界聯系密切，其自身的政治資本不容小覷。總之，華人參政計劃的努力提升了華人的政治資本，有助於華社的政治融入。

（二）拓展華人社會資本，推動華人社會融入

社會資本強調信任、社會網絡的重要性，其中信任是拓展社會網絡的基礎，社會網絡是信任的邏輯延續。

相互了解有利於互信和相互接納。華人參政計劃積極充當英國華社與當地社會的橋梁與紐帶，努力增進二者的相互了解。一方面，華人參政計劃幫助華人了解英國社會。該組織時常向華人宣傳英國的政策法規，介紹英國的政治、社會、文化情況，讓華人深入了解英國社會。尤其是在政策法規方面，華人參政計劃領導人利用其專業優勢，向華人宣傳英國的移民政策、政治規則和商業規則，幫助華人更好地了解當地和融入當地。如華人參政計劃鼓勵華人參與2012年華埠奧運義工計劃等社會公共事務，借此了解當地社會，積極融入當地。另一方面，華人參政計劃還幫助當地社會了解華社。華人融入本質上是一種雙向行為，既需要華社的主動靠攏，也需要當地社會的寬容和接納，而這離不開當地社會對華人的了解。在這方面，華人參政計劃做了不少工作。如為解決中餐館用工短缺問題，2008年華人參政計劃不斷奔走，多次聯系內政部移民局、邊境署官員與中餐館業主及僑領見面，向移民局、邊境署官員反映中餐館的訴求，並邀請移民局官員實地考察﹔2010年參與拍攝紀錄片《他鄉·故鄉》，刻畫了旅英華人150年的心路歷程，引起當地主流媒體的關注﹔2012年成立“BCTV英國華人電視平台”，通過電視節目反映華人狀況，改善華社形象﹔從2012年起，華人參政計劃與議會跨黨派華人事務小組合作，對華社的治安、教育、醫療及商業情況進行調研，使議會能夠更好地了解華人現狀和需求。類似做法有利於增進當地社會對華社的了解和信任。

社會網絡本質上是一種常態化聯系。作為外來移民，多數華人的社會網絡局限於華人內部。但英國華人較為分散，除大倫敦地區（約有30多萬華人）外，其他地區的華人分布較為均衡，不利於華社橫向交往。而且，英國華人來源復雜，來自不同國別或地區的華人以及新老移民之間差異較大，彼此之間缺乏足夠的溝通。華人參政計劃成立后，在溝通僑團、動員僑社協同行動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尤其是其鼓勵華人參政時多協同其他華人社團、華人政黨或華人媒體進行，如聯合英國華人聯盟等多個華人社團、與三大政黨華人支部一起呼吁華人投票，聯合BBC英國廣播公司中文部等華人電台奔赴各地講演等。在社會領域也是如此，如2014年華人參政計劃與眾多華人社團共同發起“確保我們永記”活動，倡議為“一戰”華工設立永久性紀念碑﹔2014年以來，還聯合各華人社區中心舉辦健康步行活動，促進新老移民、不同年齡華人之間的交流和聯系。上述協同行動，有助於加強華社內部的團結與互信，筑牢華社內部網絡。

華人融入更強調華人與當地民眾的社會網絡。融入離不開接觸、交流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較為穩定的社會網絡。以往，由於語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不少華人尤其是第一代華人的社會網絡局限於華人圈，與當地民眾來往較少。作為當地的少數族裔，華人的這種社交圈無異於與主流社會的疏離。不僅如此，個別華人的不恰當言行、當地民眾對華人的固有偏見以及媒體的誤導還可能惡化華人的整體形象，加重當地民眾對華人的不信任態度，導致華人社會網絡的固化。華人參政計劃從多個方面拓展華人的交往圈：第一，增進華社與英國政界的聯系。華人參政計劃成立后，積極充當華社與政黨、政府溝通的中間人，尤其是在2011年成為下議院多黨派華人事務小組的秘書處后，華人參政計劃為該小組定期策劃華人主題活動，組織華社代表與議員、政府官員面對面溝通，加強了華社與政界的聯系。此外，英國議會早期設立的跨黨派中國小組（2010年兩小組合並）也委托華人參政計劃定期向議會反映華人意見，因此兩者均通過華人參政計劃聯系華社。如今，英國華社與英國政界的溝通和聯系趨於常態化。每逢中國傳統節日，華社總能迎來一批前來祝賀的英國政要。而基於對選票的重視，每逢選舉季，各黨派候選人赴華埠拉票之事也屢見不鮮。第二，促進華社與其他少數族裔的溝通交流和協同維權活動。華人參政計劃積極帶動華社與其他少數族裔聯合開展活動，如英國“從陌生人到公民”（Strangers into Citizens）運動自2006年開始推動，要求政府從人道關懷和務實精神出發，特赦一批長期在英居留的無身份移民，該運動獲得了不同少數族裔的支持，李貞駒也發動華社參與﹔華人參政計劃與黑人投票組織（OBV）於2009年開始合作，2019年大選時雙方聯手策劃大型宣傳活動，以提升少數族裔的投票意識。類似舉動增進了華人與其他少數族裔的交流互動。第三，促進華社與中國的交流合作。與中國交流合作既是資本、人才跨國流動的體現，又能滿足華人的情感需求，提升華社的社會資本。為加強英國華社與中國的聯系，華人參政計劃多次組團赴華考察交流，尤其自李貞駒2010年成為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理事會成員后，這種交流更加頻繁。總之，在華人參政計劃的推動下，英國華社的社會網絡不斷拓展。

（三）倡導並率領華人維權，改善華人的制度環境

在英國，合法維權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成功維權則有助於改善華人移民的制度環境。華人參政計劃本身因維權而生，2005年英國新《移民、庇護和國籍法》草案接受公眾咨詢，李貞駒組隊奔赴各地，向華人講解新法案對他們的不利影響，動員他們給議員寫信，並征集了萬人簽名，最終使英國政府修改了草案的部分條款。這次維權之舉使李貞駒意識到政治參與對於維護華人合法權益的重要性，隨即創辦了華人參政計劃。此后，該組織積極倡導並率領華人爭取自身權益，如號召華人參與2009年5月4日的“全民團結行動日”（旨在使無身份移民身份合法化）集會活動﹔2010年通過直接向政府表達訴求、力促議會向政府施壓、征集簽名等方式，表達華社對當年政府頒布的新移民法規的不滿﹔2013年英國移民局對中餐館展開輪番突擊檢查，嚴重影響了中餐業的正常經營，李貞駒律師一方面告誡商戶遵紀守法，另一方面規勸他們冷靜應對搜查，尋求法律協作。對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華人遭受的歧視言行，李貞駒也呼吁華社行動起來，讓政府和主流媒體聽到華人的聲音。這些維權舉動對於改善華人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環境大有裨益。

事實上，在華人參政計劃及其他各方力量的努力下，一些華人議題和華人訴求開始進入政府視野，華人的制度環境有所改善。如經過華人參政計劃、多黨派華人事務小組的多次周旋，“技能廚師”一職在2011年移民法“短缺職位”名單中得以保留。從2012年起，華人參政計劃與議會跨黨派華人事務小組合作對華社進行了多次調研，之后相關調研報告陸續發布，引起了英國政府的關注。例如，2017年留學生調研報告發布后，2018年年初內政部邀請華人參政計劃討論在英中國留學生問題，2019年9月英國政府重啟畢業生兩年期工作簽証。由於留學生報告特別表達了對取消兩年期工作簽証的不滿，因此重啟該簽証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對報告的回應。

總之，華人參政計劃以推動華人政治融入為重點，努力促進華社與英國民眾的相互接納和融合發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華人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推進了英國華人政治融入和社會融入的進程，也提升了華人融入的意願和能力。當然，英國華人社會融入是各種內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比如英國各大政黨重視華人選票、培育華人黨員不僅因為華人參政計劃的長期游說，也受華人人口規模及英國務實外交政策的影響。但無論如何，華人參政計劃在其中的助推作用值得肯定。

三、華人政治性社團助推華社融入的挑戰與應對

參政是華人深入了解當地社會、參與當地政治運行和政策制訂的重要渠道，也是考察移民政治認同、政治融入的重要維度。華人參政計劃選擇這一華社融入最為薄弱的領域推進，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但由於華社融入進程受到個人、群體、社會制度甚至國際關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也使得華人參政計劃乃至華人政治性社團助推華社融入仍面臨諸多挑戰。

（一）華人社會發展偏好

對多數華人移民而言，出國是為了求得經濟或教育上更好的發展，全面融入當地雖有助於實現這種發展，但並非華人社會的首要考慮。加上華人普通民眾的政治意識和社會觀念較為淡漠，導致英國華社經濟融入較好，但社會融入和政治融入相對滯后。如在政治層面，雖然英國華人在公民身份獲取上表現尚可，但多數華人的參政熱情仍有待提高。根據華人參政計劃2014年的統計數據，華人仍是選民登記率最低的少數族裔，30%的華人從不進行選民登記，這一比例遠高於少數族裔平均17%的水平。華人從政人數也不及其他少數族裔，如從國會議員數來看，2019年初佔總人口0.7%的華裔議員僅1人，同樣人口比例的孟加拉裔議員為5人，而分別佔英國人口2.3%和1.9%的印、巴裔各有議員12名。同時，參政華人多限於地方層面，參政水平和參政規模均較為有限。英國華社政治融入還存在著明顯的代際差異和來源差異，如2010年和2015年參與英國下議院選舉的21位華裔候選人多系本土二代華人，而華人參政計劃骨干成員也以香港華人為主。多數華人仍缺乏全面融入英國社會的主動性和熱情，這對英國華社整體融入是不利的。

（二）當地民眾對移民的態度和對華人的固有偏見

當前，英國主體社會對移民的拒斥態度仍然存在。如根據2018年英國希望無仇恨慈善信托機構（HOPE not hate Charitable Trust）發布的一項關於難民與移民的民意調查，有大約22%的英國人對難民與移民持負面看法（積極反對者與消極反對者），有18%的人持擔憂態度，即有四成受訪者對外來移民的態度並不友好。不僅如此，近年來，民粹主義持續抬頭與疫情的蔓延加劇了英國社會的族群沖突，針對華人的仇恨犯罪事件明顯增長。2020年第一季度，英國針對華僑華人的仇恨犯罪案件較前兩年同期增加了三倍。這也表明華人融入之路不會平坦。

（三）中英關系的影響

實踐証明，中外關系穩定向好，華人融入當地就較為順利﹔反之，華人不僅難以順利融入，還可能面臨無端指責或猜忌，成為兩國關系交惡的替罪羊。2015年英國加入中國創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為首個參加該機構的七國集團國家，同時對中國投資持開放態度。然而，近年來，英國出台一系列打壓中國投資的行為，表明英國對華政策發生轉變。而中英關系的變動也對英國華人融入進程產生了負面影響。2022年初，英國軍情五處無端指責李貞駒為中國間諜，並誣稱中國在英國議會“從事政治干涉活動”。此舉不僅影響到李貞駒和華人參政計劃的發展，也影響到華人政治融入進程。

展望未來，華人社團仍需繼續推進華人融入當地。在人力資本層面，應繼續鼓勵華人入鄉隨俗，學好當地語言，廣泛涉足醫生、警察和教師等與民眾生活聯系緊密的職業，贏得當地民眾的信任和尊重。在社會資本層面，由於建立良性、穩定社會網絡的根基在於相互理解、信任和對社會規則的長期恪守，目前部分華人不合規經營對華人融入較為不利，因此應倡導華人合法、誠信經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鼓勵華人積極參與當地公益事業或社區活動，提升華人美譽度，拓展華人異質性社會網絡。在社會制度層面，應繼續引導和組織華人團結起來爭取自身合法權益，優化華社融入的制度環境。此外，由於華人社團本身的社會資本對於華社融入至為關鍵，因此，加強華人社團的自身建設也必不可少。目前，英國華人社團眾多，但政治性社團數量偏少，不同類型社團間的橫向溝通也較少。將來，仍需創建更多旨在促進華社融入的華人社團，並整合已有社團力量，共同助推華社融入。

摘自：張賽群：《華人政治性社團助推華社融入的作用研究——以英國華人參政計劃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