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隨著中國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留學教育成為培養新式人才、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留學教育一直承擔著振興中華民族的使命。“百余年的留學史是‘索我理想之中華’的奮斗史，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出國留學、回國服務，大批歸國人員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事業，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畫卷中寫下了極為動人和精彩的篇章。”改革開放以來，留學熱潮經久不衰。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與此同時，新世紀以來涌現出了新的回歸潮。據統計，1978—2019年，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5萬人，超過86%的留學生在完成學業后選擇歸國發展。鑒於留學生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發展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留學生問題也一直備受政府部門、社會各界以及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型時期，也是傳統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開端，對這一時期留學生的人才培養及教育情況進行考察，不僅有助於深入探討近代社會轉型背景下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互動，也可為當今留學人才的培養與使用提供有益借鑒。本文擬以1900—1920年的留美學生為例，對當時的留美學生專業規劃、培養方式及就業質量進行考察，進而探討當時專門人才培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互動。

一、文獻回顧

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提出：“一切資本中最有價值的莫過於投在人身上面的資本。”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被卷入世界市場。在國際競爭中，社會各界逐漸認識到，新式人才的培養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清末民初留學教育的發展與留學政策的實施可以說是最早的國家人才發展戰略之一。

近代留美生研究一直是留學教育研究的重點，研究成果頗為豐碩。總體來看，學界對於近代留美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留學歷史的宏觀考察，相關內容涉及對留美生的研究。如王奇生的《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1872—1949）》，李喜所的《近代中國的留學生》等。二是關於留美歷史的研究。如李喜所、劉集林的《近代中國的留美教育》，美國學者斯泰西•比爾（Stacey Bieler）的《中國留美學生史》（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等。三是關於近代留美生群體及貢獻研究。如沈萍霞的《清末民初的留美教育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楊紅星的《留美醫學生與近代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等。四是對留美生在美國學習及生活情況的考查。如葉維麗（Weili Ye）的《為中國尋找現代化之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1900—1927）》（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等。

從目前研究情況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於留美生的留學情況、生活經歷、歸國貢獻及社會影響等方面，而圍繞留美生的專業規劃與就業狀況方面的研究與統計還較為零散，專題性研究相對較少。在專業規劃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於考察留學政策對留美生專業規劃的影響及具體年份的專業分科統計，如李喜所等人在《近代中國的留美教育》中探討了留學計劃的出台，官、自費學生的赴美熱潮，並對1929—1937年留美生的專業分配作了統計。其他關於留美教育史的宏觀性研究專著也涉及到對留美生的專業統計，但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年份。對就業情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對特定年份的歸國留學生職業進行統計，分析整體就業趨向。如林輝以1925年、1931年的留美歸國學生的職業分配為例，提出留美生歸國后主要投身於學界或實學事業，對政治與軍事領域的影響相對較弱。二是考查留美生在特定領域的貢獻及影響，對其中的部分代表性人物進行就業追蹤。如楊紅星從近代留美醫學生群體入手，探討該群體在現代醫學的重要貢獻，並對部分具有突出貢獻的學生的職業經歷進行了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近代留美生的專業規劃及就業情況的研究，主要側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個別行業。而對清末民初社會轉型背景下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專業與就業的關聯以及就業環境與就業渠道對留美生就業的影響，還缺少數據統計及定量分析。本文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游美同學錄》《清華同學錄》《留美學生季報》等史料為基礎，對1900—1920年間留美生的專業規劃、培養方式、就業領域等進行統計分析，以期拓展近代留學教育研究領域，深化留學生研究內涵。

二、學有所長：社會轉型背景下的留學政策與專業選擇

經歷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后，中國社會各界逐漸認識到培養新式人才的重要性。“識時務者知舊日文章經濟，已非治國之材”，傳統的“通才”培養模式已經不能適用於近代社會發展的需要。20世紀初，隨著清末新政的實施，社會轉型的加快，對專門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有識之士指出，留學專業的選擇須“察社會之所需，審時勢之所趨”。從清政府到北洋政府，留學政策開始呈現出專業性、針對性與計劃性的特點。

（一）政府引導下的專業規劃

1907年，學部在《奏請選派弟子分送各國學習工藝折》中指出：“造就人才，必因乎時勢，欲救貧弱，在圖富強，欲圖富強，在重實業”。為培養專門人才，清政府對留學生的專業進行了規定，凡由官費選派出洋的學生，“概學習農工格致各項專科，不得改習他科。”1909年，外務部與學部會奏《為收還美國賠款遣派學生赴美辦法折》進一步細化了官派留美生的專業比例，明確留美生須以“十分之八習農、工、商、礦等科，以十分之二習法政、理財、師范諸學”。以清華庚款留美生為例（圖1），在1909—1911年派遣的學生中，理工學生人數（包括工程學、化學化工、醫藥學、礦學、森林學、生物學等專業）與文科學生人數（包括商科、政治、法律、新聞、教育等專業）差距較大。從實際的派遣人數看，工科學生人數佔絕對多數，共有84人﹔商、礦學科人數相仿，分別為23人和21人﹔農科人數最少，僅有9人﹔隨著清末新政對政治人才的需求，政治學后來居上，達到15人。

民國初期，百廢待興，專門人才需求迫切。1916年，教育部公布選派《留學外國學生規程》，要求“每屆選派學生，先期由教育部議定應派名數、留學地方、留學年限、研究科目及各省應送備選學生數……每屆議定名數時，應先咨詢各部院、各省需要人才，折衷配定”。同年，教育部公布《管理留美生事務規程》，規定“留美生監督於每年年終，調查官、自費學生現在學校、學科、年紀等項，按照部定表式，分別列表匯報教育部”。從這時期北洋政府的政策導向看，留學人才培養，根據各地實際需要，注重與社會需求相吻合。這些要求也在庚款生的選派中有所體現。首先，庚款留美生的專業類別更為豐富。工科專業從土木、機械、航空航天、電機電氣等領域進一步拓展到造紙、制糖、染織、汽車、工業管理等專業。農學專業也進一步細分為土壤、畜牧、植棉、水產等專業。專業大類得到進一步細分，專業領域進一步拓展。文科專業，發展到經濟學、財政、銀行等專業，並進一步拓寬到橋梁經濟、市政經濟、農業經濟與國際貿易、零售等專業。其次，文理專業人數差距有所縮小。1912年，文、理專業派遣人數大致相同，分別派遣9人。此后，文科專業人數雖然與理科專業人數仍有差距，但總體專業類別比清末更為合理（見圖1）。

（二）留美生的專業選擇

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留美生大多以社會需要作為自身專業選擇的依據。根據《留美學生季報》的統計，截至1918年，在美的994名學生中，約46%的學生學習文科專業，54%的學生學習理工專業。在理工專業中，工科專業人數最多，約佔理工專業人數的65%。文科專業中，商科專業人數最多，約佔文科專業人數的38%。其他文科專業，如普通文科、教育學、政治學、法律等也受到留美生的青睞。這表明，隨著國人對實學專業認識的逐漸深入，實學不再單純局限於理工科，商科等文科專業同樣受到留美生重視。

留美生的社會責任感也是他們專業選擇的重要因素。一些留美生認為：“中國今日為建設時代，須建設法律、建設鐵路、開礦、實業及一切之事……鐵路、礦物、農、工、商、政、法等科誠為當今之急務。”“吾則謂振興實業，資本乃第二義，而第一義則在人才。蓋資本臨時或可籌措，人才則須預為培養。”例如，在發現農科專業人數較少后，一些學生決定改換專業，修習農學。“一國實業之進步，先農而后工。”“農工者，實為商戰之利器也。我國工業固在幼稚時代，而農業亦多不振，補救之法，首在修講農學，擴充農業。”留美生章祖純，赴美學習后發現同往學生“二十人中無一習農科者”，“頗以為憾。”申請“改習農科，請入加利福利亞大學，以期深造。”留美生韓安也認為，“吾國農業日益衰敗，林業更素乏專門，無人研究。天產富源不思所以利用之，而做他人之著著領先，殊非閥利。”韓安在康奈爾大學獲得了化學碩士學位后，又前往密歇根大學修農林專業，學習美國的種灌方法，期望回國后可加以應用。

此外，就業的需要也是留美生選擇專業考慮的因素之一。這在自費、半官費專業選擇上體現較為明顯，文科專業的學生總體稍多於理工專業學生（見圖2）。根據《游美同學錄》統計，1900—1915年，154名赴美留學生中，人數較多的專業有工程學（29人）、商學（24人）、普通文科（20人）、教育學（18人）、醫學（15人）等。相對官費學生來說，由於沒有政府的硬性規定，自費生的專業選擇更為自由。他們會根據自身需要選擇學習專業，在專業的選擇上更加多樣化。

留學專業的選擇與變化，體現了這一時期留美生自身的抱負與志向。他們大多將自己的專業選擇作為報國利器，希望可以學有所用，報效國家。正如時人所評：“民國肇建，才智之士競趨實學……數年之間，成材甚眾。雖工業技術未能達到現代之水准，而風聲所播，實樹立學用一致之基礎。”

三、學用結合：留美生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型

清末民初，隨著新興產業的發展與社會分工的逐步細化，社會對專門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注重實習實訓的培養模式成為留美生教育活動的重要環節，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留美生自身的創新能力與實踐意識。

（一）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

1904年，清政府發布《兩廣學務處派游學規約》，要求留學生利用假期實地考察，“如修自然科學，從事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實驗採集等事，最適於此時”。對於工程類學科的學生，“休學時或看學校工廠或為關學藝、關實業等事之調查，宜做日記，將調查所得，一一詳述，寄至本處”。1916年，北洋政府在《管理留美生事務規程》中指出：“官費生畢業后，如尚須實習者，應陳明監督，得其許可。”這些規程的頒布，表明傳統的“通才”模式正逐漸被時代所淘汰。

（二）留美生的社會實踐

留美生在學習理論的同時，還積極爭取到企業實習的機會，推進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在實習實訓中提升本領。1916年，麻省理工大學新成立工程實習科，“改大學四年為五年，以第四年之第二學期及夏假之全部，共七個月，為入廠實習期。”由於入廠實習名額有限，且涉及產業機密，國際生一般很難得到機會入廠實習。張貽志與侯德榜兩位學生，因成績優異，通過教授幫助得到許可，於1917年2月分赴五大廠實習。作為實習團隊裡僅有的兩位中國人，他們與美國工人一同操作機器，記錄所聞所見，在工廠內隨時提問、詳細研究。張貽志認為“其實習所得，復參校於學理。若何而后，可以增進工廠之效率……可以改良制造之序程……現行之制造法及管理法，何者為良，何者為劣，何者當興，何者當革。詳細討論，胸有成竹，然后付諸實行。”他感慨，此次實習經歷為“余生平未有之經驗也”，以后如果能推行此類實習模式，“不惟於學生之學理經驗大有裨益，其造福於工廠者良非淺鮮……此新科可以直接為實業界造就應用人才”。

1917—1919年，21名中國學生爭取到在西屋電工廠（Westinghouse Electric Co.）的實習機會。作為美國最大的電氣公司之一，該廠對實習的安排非常嚴謹，在廠學生須“每日做工八時四十五分……每星期有二小時講授，討論電機制造原料，接合理由。其余六月專為試驗，每三月易習一部……試驗電機是否合乎工程計劃與商業應用”。“無論其為博士、學士，咸與普通工人混合一體，同一勞動，同一負責。”實習學生多是專門學院畢業，熟悉各項工程學理，“故於一切制造試驗，不難迎刃而解。且與工人混合一體，尤深悉工人情形及廠中管理。”實習期間，為更好交流心得、研究學理，學生們主持發起“留學電工學會”。該學會每月開會一次，與會成員輪流演講實習心得。“先由主講者編繕講義圖說，印發同人。演講之后，由全體會員討論詰問。”通過這樣的互動學習方式，讓“實習者於廠中精粗表裡，無不領悉，而理論、實用尤能一氣貫通”。

實習之余，“留華電工學會”的成員們也時時關注國內電工及電學業的發展。他們認為，“近世電工一門，既為各工藝實業所倚重而發達。電工首重學理，吾國素無電學，雖理化中或列電學一目，不過三數定義及發明者之略史而已。且電工名稱譯用各異，譯出者亦極少。雖留學界中之富有電工學識者頗不乏人，以苦於華文名稱太泛，故於譯繕編寫之事，隻得拱手興歡而已。”有鑒於此，“留學電工學會”召集部分電工學專門學生，集體討論，以美國《好寶頓電學大辭典》（Houston Electric Dictionary Words,Terms and Phrase）為原本，編纂中文《電工大辭典》。該書譯成后，“即行通函海內外電工同志，共籌進行，以期組成吾國電工學會。”促進國內電工及電學事業的發展。

1900—1917年，在美實習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初步統計約有42人，涉及到多個行業部門。其中，職位明確為實習工程師的有11人，未標明實習職位的有31人。從實習機構看，留美生的實習質量較高，大都在當時美國頂尖的公司或工廠，如普通電氣公司、西方電氣公司、西屋電氣公司、紐約愛迪生公司、紐約造船公司、美利堅造船廠及煤油公司、礦業公司、電話公司等實習。在美國相關政府部門，如紐約鐵路交通局、美國工商部、農事試驗場、華盛頓國家圖書館等部門，也可以看到留美生實習的身影。商科的學生則爭取到在美國各大銀行實習的機會。此外，部分學生還在高等學校，如麻省理工大學、伊利諾伊大學等高校實習。整體而言，留美生實習已非個案，且實習單位較為廣泛（見圖3）。

多樣化的實習經歷不僅使留美生的專業能力得到提升，也使其對技術手段及企業組織形式有了切實的認識和體會。這為他們回國后充分發揮專業優勢，推動各行各業的轉型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四、學以致用：歸國留美生就業狀況考察

1915年，留美監督黃佐廷在一次演說中表示：“吾國人每多留心出洋學生，而未注意回國學生，常使學成之士株守興嘆。故欲為中國發達各種事業者，當先為留學生謀其位置，必有相得益彰之樂。”20世紀20年代，在美中國留學生已逾千數。他們大多成績優異，學有專長，在美國學界也有一席之地。在美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后，他們回國施展抱負，對清末民初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歸國留美生整體就業情況

從就業情況看，大部分學生在初次就業選擇上，堅持學以致用，發揮專長。根據1917年版《游美同學錄》統計，1900—1917年，歸國就業者約有317人，初次就業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79人，在鐵路公司的有25人，在中高等學校的有124人，在銀行的有11人，在漢陽鐵廠、商務印書館等企業及其他部門的有78人。留美生專業與就業匹配度較高。以工程學專業學生為例（見圖4），截至1917年，超過30%的學生歸國后初次就業於教育行業，其就業崗位多為各大工程專門學校，如天津工業專門學校、湖南高等工業學校，唐山路礦學校等等﹔20%以上的學生就職於鐵路部門，如京張鐵路、川漢鐵路、滬寧鐵路、粵漢鐵路等等，約14人在初次就業時就能擔任工程師或副工程師一職，成為國家鐵路建設的技術骨干﹔34%的學生在政府部門任職，如市政公所、水利局、交通部等，主要負責技術業務，擔任技術職務。還有個別特定專業，如森林工程、電氣工程類的學生，選擇就職於農林部、電話總局等更能發揮自身優勢的機構。此外，還有部分學生投身於實業界，在煤礦、鐵礦或私人石油公司擔當技術工程師，通過專業技能為實業發展提供技術支持。

除工程專業外，商科、醫學、農學等專業的學生也大都就業於銀行、財政部、醫院、農事試驗場等與本專業相關的機構（見圖5）。整體而言，多數留學生回國后都能積極發揮本身特長，運用所學知識服務社會，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所學非所用的局面。

從職業發展看，留美生的就業情況較為穩定。以《游美同學錄》為例，在完成初次就業的369人中，81人在工作2年內有崗位變動。從變動的趨勢看，官費學生較為穩定，基本按照原來的專業規劃在各領域發揮作用。而自費學生則具有一定的流動性，51人在初次就業2年后有崗位變動。從變動人群的專業看，文理專業人數基本相同，其中，土木工程、經濟學、普通文科和政治學專業變動人數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學專業人群雖有崗位變遷，但多在行業內變動。如黃宏道1911年獲得土木工程專業后回國，1912在京奉鐵路擔任副工程師，1913后在川漢鐵路擔任副工程師﹔黃錫賡1913年回國后，先在大冶鐵礦擔任代理總辦，一年后前往江西萍鄉煤礦任總工程師一職。其余專業人群流向相對更加廣泛，但總體仍與所學專業相關。

（二）歸國留美生的就業渠道

就業率與就業渠道密切相關。清末民初留美生的就業渠道既有政府分配，也有企業招聘、社會組織及留學生組織介紹，等等。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加速，對新式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這為留學生的就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清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留學生的就業。1906年，學部奏定，不論官、自費學生，游學畢業后，都要按照“所習學科，分門考試，務求詳密”，考畢依據名次，“分別給予進士舉人等出身”。此后，“京外衙門可就所分之科，分別調用加以試驗。奏請錄用實官，庶幾循名責實各盡所長”。隨著留學生的增多，清政府開始將學業考試與授官考試相分離。學業考試由學部考驗，定期舉行。合格后即獲出身獎勵，此后可憑借出身，參加不定期的授官考試，或是直接奉旨被授予官職。除了中央的授官政策外，地方督撫對留美生的錄用也較為積極。如畢業於紐約師范大學的留美生熊崇志，回國后被駐美大使梁誠推薦給廣東督撫，並被特聘回廣東擔任學堂教習。這一時期，“內外百司，推行新政，需材孔殷。此項游學畢業人員，為數又屬有限。爭先羅致，亦理勢之。”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為留美生的就業提供了保障。

北洋政府也於1915年舉行留學畢業生考試，根據成績高低予以錄用，最后共錄取151人。雖然此類考試沒有持續進行，但這時期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為留美生提供了一定的就業空間。如農工商部於1915年設立勸業委員會，內含工業試驗所、工商訪問所、商品陳列所等部門。該委員會會長由農商部指派，其余委員則需要按資聘任。其中一項資格要求便是“曾在本國或外國工商業專門學校畢業者”。這些委員上任后，需要“調查國內工商情況及海外貿易情形”且“介紹企業家以各種最近商事消息，俾商品銷路有所聯絡”。外交官考試規定，應試者須為“本國或外國國立或私立專門以上學校修習政治經濟法律專科者、或各國語言文字，得有畢業文憑或証明書者”。這些規定都有助於留美生的就業，也為他們施展抱負提供了舞台。

留美生本身的社會網絡也是就業的重要渠道。在美期間，留學生經常組織建立各類學會、社團，逐漸形成相關的社會網絡。如1905年創辦的“寰球學生會”，以“興教育，聊情誼，促進社會國家之進步”為宗旨，創辦期間多次“招待出洋學生”，及“介紹回國學生之職業”。留美生回國后，即行登報展示各種信息，以期“畢業回國諸君，大半均已就事”。1918年，寰球學生會為剛剛歸國的留美生會會長任鴻雋、科學社社長楊銓等人舉行了歡迎會。此次歡迎會也被登報在案，並附錄了十余位留美生的姓名、專業與畢業院校，介紹了在場留美生的學習經歷與專業背景。不少機構還專門前來聘用專業學生，如，“近有福州大學瓊斯教授、杭州惠蘭中學卜落克君、滬江大學克耳卜君等親來托聘英文、體育、社會學教員數名”，另有“湖南、南京、北京、雲南、武昌、南通托聘紡織、機械工程、農業、英文、化學、物理、生物學、地理等科教員多人，年薪自一千三百至三千元”。有研究顯示，“留美生的社團網絡在他們回國后的職業選擇和學校聚合中有顯著的影響”，1919年南開大學在創建和發展初期，其師資力量就主要來自留美生，而聚集留美生的主要途徑是在美國成立的成志會。

青年會也是幫助留學生就業的重要社會組織。青年會認為：“蓋科舉既廢，吾國政界、軍界、學界，莫不取材於留學生”，而“留學生所屬地位之重要，猶可不言而喻……然留學生實為青年一緊要部分，青年會可不特為注意乎”。為充分發揮留學生的作用，1916年北京青年會特設“留學部”，專門接待“東西洋旅京留學生，資助其三育進步，勉以社會種種服務”。在《游美同學錄》中，畢業后初次就業於青年會，或者其下屬機構的約有13人。上海青年會還創辦了青年會日報學校等機構，為留學生就業提供機會。

五、人盡其才：近代留美教育的啟示

清末民初對留美生的選拔與培養，從實用出發進行專業規劃，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培養方式，反映了當時時代發展的需要，對當今留學生的培養和使用亦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從人才培養角度看，百余年來中國的留學教育一直以實用學科人才的培養為主。從本文所論的清末民初到改革開放以來的留學方針都體現了這一點，特別是近代的官派留學與當前的公派留學更是如此。有研究顯示，改革開放初期的公派留學生，80%所學專業為自然科學。而隨著留學人數的增多及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留學生的學科分布日趨多樣化，形成了以自然科學為主、多學科並舉的局面。到20世紀90年代，“留學的學科幾乎覆蓋了所有學科”。進入21世紀，文理工等實用學科專業仍然受到留學生的青睞。截至2021年，商務與管理、工程學以及計算機科學等學科人數約佔留美生總人數的60%。其中，學習計算機科學的人數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10%增至2020年的22%，成為當今留美生最為重視的“實學”。留學教育仍然是我國培養各類高層次人才的重要渠道。

從留學效益來看，清末民初的留學生由於人數較少，清政府與北洋政府可以通過政策調控官費留學生的專業選擇，大部分留學生都能學以致用，發揮留學的最大效益。而近年來，隨著新的留學回歸潮的出現，似乎出現了留學的“含金量”降低、留學生由海歸變為“海待”、留學成本收益差等現象。比如，由於熱門專業選擇人數較多，留學生就業市場出現了一定的供需比例失衡。有調查顯示，隻有不到20%的留學生認為就業崗位與自身專業匹配度較高，約30%的留學生認為匹配度較差或完全不匹配，很難真正學以致用。那麼，我國的高層次人才真的已經達到飽和甚至“供過於求”了嗎？事實肯定遠非如此。因此，如何更好地拓展就業渠道，更好地使留學生學以致用，提升留學教育的效益，是需要各方面共同思考與解決的問題。

留學生資源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資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留學歸國人員的不斷增加，留學生在教育、科技、經濟及管理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目前，國家和地方都出台了諸多政策，鼓勵支持留學生就業創業。但從實際情況看，留學生的就業渠道仍有待進一步拓寬。有關研究顯示，不了解國內的就業形勢與企業需求是當前留學生就業的最大障礙，超過半數的留學生選擇通過向招聘網站投遞簡歷的方式尋找工作，其次為通過“家人或親戚、朋友推薦”或“直接向意向單位投遞簡歷”。其他的就業渠道，如參加線下招聘會，參加海歸宣講會的人數不到5%。因此，需要進一步暢通留學生就業渠道，積極發揮海外學生會、社會組織及國內涉僑機構的作用，完善留學工作機制，更好地引進海外人才，提升整體人才素質，加快建設人力資源強國。

（摘自：米惠華：《清末民初留美生的人才培養與就業狀況考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