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古巴曾是中國人移居美洲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早在19 世紀60 年代第一批華人社團便在古巴成立。進入20 世紀后，隨著移民進程的推進，基於地緣、親緣、業緣、政治信仰、興趣愛好等建構的華人社團不斷建立並發展，至20 世紀40 年代進入穩定發展期。然而，1959 年古巴革命勝利后，古巴華人社團在內外因的交互作用下進入衰落期，大批社團宣布解散，得以存留的社團也大幅縮減各項活動，其各項功能幾乎處於全面停滯狀態。自20 世紀90 年代起，在中古兩國友好交往、古巴大力發展旅游業的背景下，當地華人開始復興華人社區，推動華人社團走出困境、尋求發展機遇。但時至今日，古巴首都僅存的13 個華人社團仍面臨重重困難。

（一）研究現狀

華人社團的發展變遷為海外華人社會研究的重要方面。與北美、東南亞等地的華人社團研究相比，國內外針對古巴地區華人社團的相關研究較少。民國時期的雜志《華僑先鋒》對20 世紀40 年代的古巴僑團進行了統計分類。陳匡民對20 世紀50 年代哈瓦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社團做了簡要歷史回顧和概述。古巴學者何塞·巴爾塔·羅德裡格斯和勞爾·西曼卡·布朗熱於1984 年對當時尚存的哈瓦那姓氏團體進行研究，總結了該類型社團在領導選舉、入會要求、會員規模等方面的特點，並於1997 年更新了相關研究。哈瓦那大學下設的古巴中國移民研究教研室曾收集、整理了哈瓦那現存13 個華人社團的資料，包括創立起源、歷史發展、重要人物、21 世紀各社團的最新情況等。但該系列研究未對古巴革命勝利后華人社團由盛轉衰的原因進行分析，亦缺少對華人社團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進行對比分析。

大陸學者對於古巴華僑華人歷史的研究起步較晚，針對古巴華人社團的專項研究成果較少。劉葉華對1847 —1970 年包括古巴在內的拉美華人社會的產生、發展和轉變進行分析與總結﹔袁艷、張芯瑜對20 世紀上半葉的古巴華人社團進行統計梳理與考察﹔楊新新在田野調查基礎上，概括總結了古巴革命以來華人社團的歷史變遷並對現狀進行分析。上述研究均較少使用一手西班牙文資料，對20 世紀60 年代至80 年代的古巴華人社團歷史研究不夠深入，存在一定局限性。

（二）研究資料與方法

在現有研究成果基礎上，本文對古巴國家檔案館存檔文件，哈瓦那各華人社團會員冊、會議記錄、收支明細，以及古巴華文報紙等史料進行梳理歸納，輔以筆者於2020 年初在哈瓦那田野調查中與華人社團領導成員的訪談記錄，對已有研究進行必要的內容補充並力圖填補研究空缺。

本文採用對比法，重點比較不同歷史時期內哈瓦那華人社團的數量規模、社團章程、運營方式及社會功能等方面的變革，從而說明華人社團的發展與華人社會的人口規模及經濟狀況之間的相關性。與此同時，考慮到海外華人社會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受到所在國及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影響，本文對導致社團變化的外部因素進行總結與歸納，將不同時期古巴的內外局勢與華人移民古巴進程、當地華人社會發展相聯系，進一步解釋哈瓦那華人社團乃至整個古巴華人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

本文將研究區域限定於古巴首都哈瓦那，主要基於如下原因：一是哈瓦那為古巴華僑華人最主要的聚集城市，且大量古巴華人社團均成立於此或在此設有總部，因此哈瓦那的華人社團具有極高影響力和代表性﹔二是現存13 個古巴華人社團總部均設在哈瓦那，僅民治黨在謝戈阿維拉等地設有分社，這些分布於哈瓦那以外分社的發展狀況同樣值得關注，但因研究條件所限，本文暫不作考察。

二、哈瓦那華人社團的初現與繁榮

（一）華人抵古與社團的建立

華人社團的建立與華人移民古巴的進程緊密相關。1867—1868 年，第一批古巴華人社團結義堂、義勝堂、恆義堂相繼在哈瓦那成立。最早的一批華人社團成立於19 世紀60 年代，而不是在華人抵古之初，有其特殊性與必然性。

首先，在1847 年第一批契約華工抵古之后的5 年內，即1848 年至1853 年，華工引進曾暫時中止。所以，在華工最初抵達古巴的數年間，其人口規模並不大且分散在各地。其次，19 世紀60 年代以前抵達古巴的華人絕大多數為苦力，在履行契約期間，華工沒有人身自由。而首個8 年合同期滿后，大多又續約延長工期，直至19 世紀60 年代末才可能出現一批已解除合約、獲得自由身份的華人，為后續成立僑團奠定了人口基礎。此外，自19 世紀60 年代起至1875 年，陸續約有5000 名華人因受美國排華浪潮影響從加利福尼亞移民至古巴。與古巴的契約華工相比，這批華人不僅身份自由且大多攜帶一定資產，為建立華人社團奠定了經濟基礎。

最早成立的社團旨在改善古巴華人的生存問題，包括為其成員解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尋找工作、提供資金使其成員經營小本生意或在市郊開墾農田等。這類社團的初現符合適應機制理論，按李明歡的歸納，海外華人社團的基本功能可劃分為協調海外族群的內部關系、協調華人族群與居住國社會的關系等。哈瓦那華人成立“義”字當頭的組織可視作華人對古巴本土環境的調適反應，以抵抗移居國的種族歧視、拓展自身經濟網絡、改善群體生存條件並維護族群利益，從而逐步建立起族群意識。

進入20 世紀后，受美國移民政策及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影響，古巴一直採取較為嚴厲的對華移民限制，但華人抵古的腳步卻從未中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由於制糖業的繁榮發展出現勞動力嚴重短缺，古巴對華人移民的限制曾在1917 年之后的數年內被暫時解除，因此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華人移民古巴的另一個高潮。據中國駐哈瓦那領館統計的數據，1903 —1916 年，共有6258 名中國人入境古巴﹔1917年，古巴放開移民限制后，1917—1924 年，共有17,473 名中國人入境古巴。截至1931年，全古巴共有華人24,647 人，較1907年的11,217 人，增長一倍多。伴隨著這一波移民浪潮，不少華人社團於這一時期相繼建立。

（二）哈瓦那華人社團的繁榮發展

古巴華人社團在20 世紀上半葉持續發展，至40 年代達到鼎盛。1945 年，古巴全國共有華人社團134 個（包括同一社團在不同省市的分社），其中首都哈瓦那市有43 個社團。1951 年，哈瓦那市有華人社團44 個。按照袁艷的分類方式，這一時期的華人社團可分為六類（見表1）。

可以看出，在20 世紀40—50 年代，哈瓦那華人社團處於穩定發展階段，社團類型及總量基本保持一致。姓氏團體和同鄉團體總數一直位居前兩位，這一現象符合庄國土等人的觀點，即血緣、地緣是取得他人認同和支持的最主要的兩種情感紐帶，因其成員來源較為穩定，規模大小相對固定﹔而職業團體、會黨團體、興趣愛好團體則是華人社會進一步發展衍生出的社團組織。

在這一時期，哈瓦那各個社團會員人數在幾百人至幾千人不等，絕大多數為男性，與古巴華人性別比例呈一致性：1947 年，古巴全國共有華人28,829 人，其中男性28,748 人，女性僅81 人﹔1958 年華人總人數為15,500 人，女性僅250 人。

社團的收入來源主要有三類：一是會員繳納的會費，一般為每月1~2 比索﹔二是社團出租樓宇收取租金﹔三是會員或商鋪捐款，該項為社團最主要收入。華人的經濟實力為社團運營及各類活動的開展提供了保障，因此當時各類型華人社團的主席、書記、財政等領導職位均由擁有豐富社會經濟資源的華人擔任。

20 世紀上半葉的哈瓦那華人社會主要由第一代移民組成，他們與祖國保持著強烈的情感認同。這些社團常年在中國傳統節日如春節、清明等組織活動，以保持中國傳統文化習俗。此外，社團協助僑民辦理匯款、組織華僑在抗日戰爭期間購買救國券等，從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古巴華僑社會與祖國的經濟聯系和政治認同。雖然不同類型、規模的社團在文化功能與認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但其社會功能、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則具有較大差異。其中，中華總會館、中華總商會等最具影響力的社團肩負著與古巴政府部門、中國駐古巴使領館等協商、溝通的職責，以改善華人的生活、經商和工作環境。中華總會館下設有頤僑院以安頓貧苦無依的老僑﹔建有中華總義山以安置無法落葉歸根的老僑遺骸，並協助有需求的家屬將遺骸運回祖國。此外，九江公會下設的九江僑商公會醫院（后更名為古巴華僑醫院）則為全體古巴華僑提供醫療保障。

（三）華人社團繁榮發展的歷史背景

哈瓦那華人社團得以在20 世紀40 年代至50 年代保持穩定發展，與當時古巴華人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在人口方面，雖然該時期古巴對華人入境仍採取嚴厲限制，但古巴全國華人總人數仍保持在1.5 萬~ 3 萬人的規模，1947 年人數達到28,829 人，其中14,296 人居住在哈瓦那。在經濟方面，截至1951 年的統計，古巴首都哈瓦那市共有華人銀行2 間、華人經營的倉庫11 間、商店14 間、絲綢店5 間。根據1954 年《哈瓦那市商業目錄》的統計，華人經營的手工洗衣鋪、亞洲商品店鋪、蔬果攤、活魚海鮮店、炸物及冰淇淋鋪、水果及雜物鋪六類所佔份額超過了哈瓦那市同類型市場的1/3。據宋錫人估計，20 世紀50 年代華商在古巴的總資產約1000 萬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聚集於哈瓦那。

如果從在地區域政治、經濟、社會的多重影響來看，哈瓦那華人在20 世紀40 年代后建立、維持數量眾多、類型廣泛的社團是華人“抱團取暖”的表現，反映了他們渴望借助社團這一制度化的群體形象在異國他鄉維護群體利益。受世界經濟大蕭條影響，古巴出現經濟衰退、政局波動，20世紀30 年代開始在國內工商領域實行嚴格的保護主義，社會上不時出現帶有排華色彩的抗議運動。在此背景下，華人不僅通過成立血緣、地緣等組織相互聯系，不同行業的華人也通過建立各自領域的職業團體以應對在經商、務工等方面面臨的不同程度的困難與挑戰。甚至在20 世紀50 年代，為了“統一對外、保障我僑商利益”，中華總商會發起召集各職業團體及華文報社討論組織旅古華僑職業團體聯合會。

總之，哈瓦那華人社團的繁榮發展是當地華人社會在人口、經濟均達到一定規模的前提下，以適應在地國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環境為目的而採取的保護群體利益的措施。在此階段，哈瓦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社團，如中華總會館、中華總商會等，與古巴政府部門、中國駐古巴使領館保持緊密聯系，以保護華人的各項經濟權益和社會權益。反過來，哈瓦那的華商、華工在行業團體、姓氏團體、同鄉團體等庇護下，吃苦耐勞、辛勤經營，在辦庄、雜貨店、餐館、洗衣館等經濟領域佔有一席之地。而華人經濟實力的發展又進一步保障了當地社團各項文娛、教育、新聞等事業的開展，由此，華人對祖國歷史、文化、價值觀的認同感不斷加深，其族群意識也在共同應對古巴復雜多變的政治社會環境、集體參與社團組織的各項活動中不斷加強。

三、哈瓦那華人社團的衰落

（一）華人社團衰落的原因

1959 年古巴革命勝利后，革命政府隨即展開一系列變革，包括推行土地改革、統治外匯、控制外貿、私有經濟國有化等。1960 年底，古巴政府對外貿業、批發業等領域實行全面監管。尤其對外貿行業相關政策的修訂對華人辦庄產生了巨大影響。1960 年 10 月，古巴商務部下令所有外國產品和原材料的進口由古巴海外銀行作為唯一機構管理，取消了此前私人進口商進行採購的權利。1951 年古巴首都哈瓦那曾有34 家華人辦庄，這些辦庄在失去了自由經營的權利后陷入了困境。由於華貨辦庄難以為繼，古巴華人購買、使用國貨食品、藥品等都面臨極大的不便利。

除了對外貿業進行管控，1960 年古巴政府開始將外國資本收歸國有，在這一進程中，華人資產難以幸存。當1960 年 9 月古巴與台灣“斷交”后，台灣在古巴的中國銀行哈瓦那分行於同年被古巴國家銀行沒收。隨后，華人企業被古巴政府沒收的消息不斷曝光。1961 年，古巴工業改革部查封了一家華僑面線生產廠。同年，一家華人煙草廠被收歸國有，其價值約 40 萬比索的設備和其他財產全部被沒收。1968 年，古巴實行“革命攻勢”，進一步將小商業收歸國有，更多的華僑財產受到影響，華人的經濟活動不斷萎縮。

古巴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打破了華人從前的經商環境，對其日常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因此，部分華人選擇了離開古巴。1960 年，當古巴與台灣“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后，一些持不同政見的華人也陸續離開。由於缺少資料，很難統計到底有多少華人在1959 年后離開古巴。通過對比1953 年與1970 年古巴人口普查中的華人人口，可知華人總人數在17 年間減少了50.2%（見表2）。

根據中華總會館的會員變動記錄，可大致了解華人人數減少的原因及規模。1968 年1 月至1974年3 月，共有2488 人注銷總會館會籍，其中，有481 人注銷原因為“移居他國”，佔總注銷人數的19.3%﹔有218 人注銷原因為“返回祖國”，佔總注銷人數的8.8%﹔有1783 人注銷原因為“去世”，佔總注銷人數的71.7%。此外，自20 世紀60 年代后華人移民古巴的步伐基本停止，再無新移民補充。據1964 年移民古巴的華人回憶：“據我所知，與我同期來到古巴的，加上我，一共隻有3 個人，都是女性，因為丈夫在古巴。我應該是老華人裡最后一個到古巴的。”

（二）衰落時期華人社團的變化

1959 年后，受在地國政治制度及政府外交政策轉變的影響，一些曾受親國民黨勢力影響的華人社團逐步發生變革。1960 年10 月中華總會館被哈瓦那省政府接管，以呂戈子為首的三位社會主義同盟成員被任命為中華總會館新的董事會成員。1962 年，中華總商會被下令更名為“古巴華商總會”，后於1966 年前后解散。

在華人經濟萎縮、總人口降低的背景下，哈瓦那華人社團數量上的減少尤為突出。在20 世紀40年代，哈瓦那的華人社團超過40 個。至1961 年，古巴首都仍有37 個華人社團正常運轉。而到了1984 年，除了中華總會館外，哈瓦那隻剩下14 個社團，其中，10 個姓氏團體、2 個同鄉團體、2 個會黨團體。可以看出，至1984 年華人職業團體、愛好團體已全部消失，而當時存續的華人社團絕大多數為姓氏團體及同鄉團體。這些社團之所以得以存留，是因為當地華人對同宗、同鄉等體現彼此之間親疏遠近關系的重視。也反映出在艱難的外部環境影響下，面對大量社團相繼消失的情況，華人通過維持基於血緣、地緣而建構的社團組織維系著華人族群特性。

除了社團總數及類型減少，各個社團的會員規模也大幅下降，尤以同鄉團體和姓氏團體的會員人數下降最為顯著。由於老僑人數減少且缺乏新移民的補充，至20 世紀80 年代末，曾為其會員專門開設華人醫院的同鄉團體九江公會，隻剩大約30 名會員。同一時期，姓氏團體黃江夏堂名義上擁有80 余名會員，但據時任黃江夏堂主席黃文競之子黃明學回憶：“20 世紀80 年代，我們一家就住在社團樓裡，那時社團已經很少舉辦活動了，偶有會議時，參會人數不超過20 人，社團差點就要解散了。”與黃江夏堂和九江公會稍有不同的是社會主義同盟，該社團在20 世紀70 年代末便開始吸引華裔加入，因此其社團總人數在20 世紀80 年代曾有過小幅增長。但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哈瓦那華人社團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其會員規模與繁榮時期相比均極大萎縮。

雖然華人社團的數量、類型、會員規模均在1959 年后發生顯著變化，但社團中華人男性佔絕對主導地位這一特點卻與之前保持一致。從數量上看，1966—1989 年，共有373 名華人注冊為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新會員，其中，97.1% 為男性、2.9% 為女性。1959—1989 年，黃江夏堂共吸收233 名新會員，其中98.3% 為男性、1.2% 為女性。從地位上看，雖然年滿21 周歲的華人女性應當享有被選舉為社團領導的權益，但直到1984 年，哈瓦那所有華人社團的領導成員均為男性。

在華人經濟逐步國有化后，古巴華商階層逐漸消失，過去由經濟實力相對雄厚的華人主導各個社團的局面不復存在，轉由在社會政治方面保持相對活躍度的成員擔任社團的領導職位。此外，由於華人經濟活動萎縮，社團的主要收入來源僅剩會員繳納的會費，每個社團略有不同，但大都為每月1~2 比索。

除財政困難外，由於20 世紀60 年代至80 年代中古關系疏遠而形成的微妙社會氛圍，華人社團一片沉寂，幾乎不組織任何會員活動，也很難對會員提供經濟或生活上的幫助。部分會員因此停止繳納會費甚至自願注銷會籍。會員的不斷流失及財政收入水平的持續下降進一步導致社團的部分功能因人手不夠、資金不足而無力維持。

在此階段，除中華總會館外，僅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保留了部分社團功能。該社團曾在20 世紀60 年代協助總會館組織號召會員參加古巴政府組織的義務斬蔗勞動、舉辦華僑農場幫助失業僑胞轉業等。在20 世紀70 年代仍定期組織會員觀看中國電影、排練樣板戲等。

總體而言，由於社團總數下降、社團活動大幅縮減、會員參與社團活動的積極性下降，1959 —1989 年，相比在繁榮時期社團作為華人內部、華人與祖國、華人與在地國之間粘合劑的作用有所減弱。雖然通過類似社會主義同盟組織的活動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彌補社團功能的缺失，但總體來說，在這一時期，包括哈瓦那華人社團在內的整個古巴華人社會處於急劇衰落中，華人族群意識的維系也因內外部因素的雙重作用而面臨嚴重困難與挑戰。

四、哈瓦那華人社團的復興

（一）社團復興的時代背景

20 世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加強經濟封鎖使古巴經濟陷入嚴重危機。1990 年古巴宣布進入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開始對內外政策不斷進行調整。在外交領域，古巴尤其注重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事實上，自1984 年以來，兩國便逐步恢復雙邊交流，至1989 年，兩國關系已進入全面發展階段。雖然中古兩國關系的回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古巴華人社團衰落的困境，但是“中古的友誼打得牢固，我們（華人）在這個國度裡，會得到間接的實惠”。

在此背景下，自20 世紀80 年代末期哈瓦那華人社會開始恢復活動。首先，古巴華人社會僅存的華文報紙《光華報》於1987 年復刊。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對該報格外關注，建議該報增設西班牙文版面以供華裔閱讀，並承諾協助解決該報在物質方面的困難。同時，古巴政府也對《光華報》高度重視，特別指定該報作為文物之一必須妥善保存。此外，哈瓦那華人社區的休閑娛樂場所也開始進行重新裝修並對外開放。例如，1989 年太平洋酒樓重新開業﹔同年，專營粵菜的長城酒家開業﹔1990 年金鷹戲院重修裝修后開始向華人開放專門放映中國影片。這一系列的重新修建、營業象征著哈瓦那華人社區的早期復興，也為哈瓦那華人社團逐步恢復各項功能奠定了基礎。

（二）社團的復興舉措

1. 吸納華裔會員

為了緩解會員不斷流失的困境，哈瓦那各個社團採取不同的措施吸納華裔入會。中華總會館從20 世紀70 年代起就取消了對華裔入會的限制，其他社團也陸續效仿。為吸引更多會員，一些團體放鬆了入會限制。如龍岡公所，過去隻吸納趙、劉、關、張四姓會員，但為了擴大會員規模，該社團在20 世紀90 年代允許其他姓氏的華人或華裔以親友身份加入。在此基礎上，1993 年5 月舉辦的中華總會館成立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成為大批華裔與華人社會拉近距離的契機。

民治黨在1990—2000 年新注冊會員達到333 人，比1959—1989 年新注冊會員總和的237 人還多23.2%，其中，僅1993 年新注冊就有170 人。同一時期，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新注冊會員共109 人，其中3 人為華僑、106 人為華裔﹔黃江夏堂新注冊會員共83 人，其中9 人為華僑、74 人為華裔﹔九江公會新注冊會員共80 人，其中5 人為華僑、75 人為華裔。通過對比這三個社團同一時期新入會員人數，可以看出，無論會黨團體、姓氏團體還是同鄉團體，其會員規模得以擴充，很大程度上依賴華裔會員的增加。實際上，正是從20 世紀90 年代開始，由華人創立且長期主導的華人社團進入了以土生華裔為主導的新階段。

在此時期，過去由華人男性會員為主導的局面也逐漸開始改變，女性會員人數增加、地位提升。在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1990—2019 年新加入的151 名會員中，男性69 人、女性82 人。同一時期黃江夏堂吸收的132 名新會員中，男性63 人、女性69 人。在1990—2015 年加入九江公會的82 名會員中，男性46 人、女性36 人。

2000 年，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選舉出第一位華裔女性主席，這也是整個古巴華人社團百余年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社團領導。之后，不斷有女性會員進入各個社團的董事會。截至2020 年3 月，在哈瓦那13 個華人社團的11 位主席中，有6 人為女性。在各個社團的董事會中，女性領導的比例也較為可觀。如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的董事會共8 人，其中4 人為女性﹔黃江夏堂的董事會共11人，其中3 人為女性﹔龍岡公所的董事會共9 人，其中5 人為女性。

2. 擴大經濟來源

雖然通過擴大會員規模可以增加社團的會費收入，但為了更好地維持華人社團的正常運轉，必須增加社團的收入來源。適逢古巴特殊時期大力發展旅游業並開放部分個體經濟部門之際，在華區促進會的努力下，古巴政府於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向哈瓦那華人社團頒發餐飲業營業執照，於是各個社團依次開始經營餐館。嚴格來說，社團並非直接經營餐館，而是為其提供場地，並招募投資者，再由投資者聘請經理人、服務員、廚師、清潔、保安等工作人員。餐館的各項行政事務需報所在社團主席團知曉，每個月餐館經營所得利潤需按一定比例交給社團，且餐館需承擔社團的水電雜費。此外，為使社團的各個成員均能享受餐館提供的服務，社團規定，每年該社成員生日時可在餐館任意消費10 古巴可兌換比索（CUC），超出部分由成員自行承擔。

在古巴政府向社團頒發經營餐館執照之初，社團餐廳所面臨的市場競爭較小、收益較好，從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團的財政收入並為開展各項活動提供支撐。然而，由於內部管理不善，部分社團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難。余風採堂的餐館因稅務問題曾在2010—2018 年被吊銷營業執照，導致這期間該社團幾乎處於停滯狀態。龍岡公所餐館因違規採購原材料曾在2007—2008 年被勒令停業整頓，社團其他活動的開展也受到一定影響。

3. 逐步恢復社團功能

在會員規模及財政收入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后，哈瓦那華人社團重新開始組織形式多樣的社會文化活動，包括慶祝中國農歷新年、組織會員進行清明祭祀、慶祝華人抵古紀念日等。陳颍川堂主席陳美美表示，該社每年6 月或7 月組織社員在哈瓦那附近省市進行短途旅行。黃江夏堂主席黃錦芳表示，該社每季度向社員發放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如肥皂、衛生紙、洗衣粉、牙膏等﹔當此類商品難以採購時，社團改以每季度發放5 古巴可兌換比索對會員進行生活補助。受財政狀況所限，部分社團隻對確有困難或年事已高的成員進行補助，且需通過社團代表大會表決通過。

除上述福利、補助外，多個社團還為會員創造文化活動空間。民治黨一樓每日對所有華人華裔開放，會員或非會員均可在此進行閱讀、棋牌等活動。龍岡公所也設有一間活動室，每日向華人華裔免費開放。公所餐廳設有一台彩電，除當地電視節目外，還會播放與中國相關的紀錄片、新聞等。龍岡公所於20 世紀90 年代創建的老人之家，在古巴衛生部的支持下一直維持至今。凡60 歲以上的華人或華裔，無需成為龍岡公所會員，均可在公所享有免費三餐。新冠疫情在古巴蔓延后，為了避免人員聚集，上述棋牌活動室及免費食堂暫停開放。自2020 年4 月以來，龍岡公所通過定期提供生蔬菜水果、面包、酸奶等食物，繼續向60 歲以上的華人華裔提供關懷。

綜上，自20 世紀90 年代起，適逢中古兩國關系逐步恢復並進入全面交好階段，哈瓦那華人社團以此為契機開始自救，重新開展社團活動並採取多種手段吸納華裔會員。這一時期，各個社團通過自主經營餐館增加經濟來源，得以舉辦多種社會文化活動並向會員提供不同形式的關懷幫助。在此過程中，老一輩華人的族群意識被重新激活，同時越來越多的土生華裔開始融入華人社團並逐漸加深對華裔身份的認同感。自1997 年起，哈瓦那華人社團的總數再無減少，除中華總會館外，還有黃江夏堂、余風採堂、安定堂、李隴西公所、龍岡公所、至德堂、陳穎川堂、溯源堂共8 個姓氏團體﹔九江公會、中山自治所共2 個同鄉團體﹔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民治黨共2 個會黨團體。

五、結語與思考

本文以時間為序，梳理分析了哈瓦那華人社團從初現到繁榮、由衰落到復興的歷史變遷過程，証實了華人社團的發展深受在地國內外部局勢的影響。古巴在不同歷史時期採取的政治經濟政策從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華人移民古巴的進程與規模，並最終導致古巴華人人口總量及其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作為古巴華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哈瓦那華人社團對外部因素的變化不斷進行調適，經歷了多方面的歷史變革。

在本文考察的歷史時期中，華人祖籍國與在地國之間的關系對華人社團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尤其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與古巴越發密切友好的雙邊往來，以及中國在拉美地區日益增加的影響力，為哈瓦那華人社團乃至整個古巴華人社會的復興提供了推動力。然而，若要保障華人社團持續、健康發展，還必須從內部解決好兩個基本問題：一是社團需維持較為可觀的會員規模並具備吸納新會員的能力﹔二是社團需具備相對穩定且充足的經濟來源。從這兩點來看，哈瓦那華人社團的復興之路遠未完成，且前路充滿坎坷。

目前，哈瓦那各社團仍由第一代土生華裔（其父母至少一方為華人）主導，他們對華人社會的認同度較高，但年齡大多已在60~80 歲之間，即將因年邁而逐步退出社團的管理運營工作。較年輕的第二代、第三代華裔因混血程度高，較難從文化、情感上建立起與華人社團的緊密聯系。另外，社團的日常管理及各項活動的組織開展屬於志願工作，不僅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且沒有報酬，這也導致年輕一代華裔不願參與其中。部分社團會員人數已接近最低限額，若無法吸納新會員，不久或將面臨解散的局面。

隨著古巴逐漸開放私營經濟，社團餐館面對的市場競爭與經營難度與日俱增。2010 年前后龍岡公所將餐館改成成本較小、風險較低的甜品店繼續經營。據筆者統計，至2020 年3 月，九江公會、中山自治所、安定堂、古巴華僑社會主義同盟等4 家社團的餐館已永久歇業。受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影響，除陳穎川總堂和余風採堂提供外帶服務外，其余社團的餐館均暫時停業。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餐館上繳的部分利潤所得已成為社團增加收入、行使各項功能的最主要來源。若餐館無法創收，僅靠會員每年繳納的會費將無法維持社團的正常運營。

因此，當下的哈瓦那華人社團乃至整個古巴華人社會應當思考如何吸納更年輕一代的華裔會員，如何促進新華人移民與老華人群體之間的聯系，以及如何在疫情影響的新常態下拓寬收入來源、保持穩定的財政狀況進而鞏固其賴以生存的經濟根基。若這些社團不想方設法謀求新出路，僅存的華人社團或將進一步減少甚至消失，古巴華人社會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摘自：薛淇心：《哈瓦那華人社團發展變遷探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