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 年，秘魯國會通過一項以引進華工為主要目的的移民法，正式開始招募華工，從此開啟了中國人移民秘魯的大潮。一百多年來，中國移民為多元化的秘魯社會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催生了以中國為寫作主題、以華人為主人公的文學作品。秘魯首部書寫中國的文學作品出現於1872 年，目前最新一部出版於2017 年。在近150 年的中國書寫歷程中，秘魯作家筆下的中國國家形象不斷變遷，不僅給讀者提供了豐富的文學體驗，更推動了秘魯主流社會對於中國認識的形成和深化。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問題

作為美洲華人移民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秘魯的華人問題一直頗受關注。在文學領域，秘魯學者努力發掘本國作家對中國的書寫，如塞瓦約斯（Johnny Zevallos）對秘魯文學史上首部書寫中國的小說進行了分析﹔科裡亞（Ciro Corilla）、楚比慕諾（Daisy Chumbimune）及帕羅伊（Gonzalo Paroy）探究了20 世紀初秘魯大規模排華情緒高漲時期文學和公共媒體對華人的描寫和態度﹔華裔歷史學家楚輝（Richard Chuhue）對秘魯華裔作家進行了總體梳理。此外，歐美學者也對秘魯華裔作家及其作品進行了研究，如法國學者卡賽雷斯（Beatrice Cáceres）的博士論文解讀了華人作家蕭錦榮的一部短篇小說集﹔美籍華裔學者林曼（Maan Lin）的博士論文分析了蕭錦榮的兩部作品﹔美國學者洛佩茲-卡爾沃（Ignacio López-Calvo）簡要介紹了20 世紀秘魯涌現出的部分華裔作家。由此可以看出，從20 世紀末起，秘魯文學對中國的書寫已經在秘魯及歐美學界引起一定關注。相比之下，國內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尚顯不足。一方面，國內學界缺乏對秘魯文學、尤其是非華裔作家中國書寫的討論﹔另一方面，盡管王凱和筆者均對蕭錦榮及其作品進行了研究，但國內學界對秘魯華裔作家的論述尚有較大拓展空間。

對於國家形象，國內外學者從政治學、國際關系和國際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研究。在國外學界，霍爾斯蒂（Ole R. Holsti）等從影響決策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圭辛格（Alexandra Guisinger）等關大眾傳媒對國家形象的影響﹔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成為后冷戰時期國家形象研究的重要理論框架。在國內學界，張昆和徐瓊、孫有中、湯光鴻等都對國家形象進行了闡釋。

文學領域也不乏對國家形象的解讀。如法國學者卡雷最早在比較文學領域將異國形象提取出來做單獨研究﹔莫哈和巴柔大大提升了國家形象研究的跨學科性。據董軍考証，早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錢鐘書等中國學者已開始探索外國文學裡塑造的中國形象。自20 世紀90 年代全球化進程加速以來，中國學者更是展現出認識自己的強烈願望，如姜智芹等都從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角度對中國形象進行了剖析。周寧從文學出發，將國家形象拓展到文化這一更大的范疇，探究文學形象背后隱藏的政治文化含義，提出“異域形象”概念，概括西方對於中國的塑造及其隱含心理，其研究對於國家形象的深度解讀頗具啟示意義。

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是秘魯書寫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塑造的中國形象，力圖從國家形象角度解讀相關作品並探討其現實意義。本文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採用文獻研究法，整理分析秘魯書寫中國的文學作品﹔第二，採用對比研究法，進行國家形象分析，探究這些作品塑造的中國形象的差異及其原因﹔第三，借助國家形象和軟實力理論，探討秘魯文學中塑造中國形象的作用﹔最后，從文學視角創新思路，探討中國向拉美進行文化傳播的新型發展方向。

二、秘魯的中國移民：苦力、排華、重啟和興盛時代

19 世紀下半葉，秘魯經濟迅速發展，產生了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此時晚清帝國內憂外患，閩粵沿海人口大量失業。雖遠隔重洋，但兩國實際情況對人口遷移產生典型的“推拉效應”。1849 年，秘魯國會通過被后世稱為“中國法”的移民法令，拉開了中國人移民秘魯的序幕。最初，大部分華人被安排到鳥糞島或種植棉花甘蔗的大庄園務工，勞動量大、待遇差，甚至人身自由受限。直到1874 年清政府介入，兩國簽訂《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條約》，中國移民合法化，華工才擺脫半奴隸制束縛重獲自由。因此，1849—1874 年可以視為秘魯中國移民的苦力時代。

苦力時代結束后，華人雖然恢復自由，但此時硝石戰爭爆發，戰敗國秘魯面臨嚴重社會危機，中國移民成為被排斥的對象。排華情緒首先萌生於精英階層，知識分子篤信國家發展必須建立良好社會秩序，以實現物質繁榮和精神進步。因此，應引進發達國家移民，杜絕華人這一“低等種族”。1877 年，博爾哈（César Borja）提出中國移民帶來貧困、疾病和陋習，理應停止﹔1897 年，帕爾馬（Clemente Palma）大肆宣揚“華人無用”論調。之后，排華情緒不斷擴大。1908 年，秘魯政府開始限制中國人入境。1909 年5 月4 日，秘魯首都利馬爆發的工人游行演變成對華人產業的打砸搶燒，13 天后，利馬市長下令拆毀大量華人聚居的奧塔薩街。華人與秘魯底層不良少年的矛盾由來已久，在1911 年達到頂峰。最終，1930 和1936 年，中國男女移民來秘分別被徹底禁止。因此，1875—1936 年可以視為秘魯中國移民史上的排華時代。

二戰期間，秘魯政府開始放寬中國人的入境限制。李安山等學者認為，秘魯的中國移民潮從二戰后，即20 世紀50 年代再度開啟。二戰后，特別是1956 年普拉多總統上台后，秘魯政府多次頒布有關法令，放寬中國人出入秘魯的條件，秘魯中國移民數量穩步增長。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華人移民主要來自港澳台地區和東南亞國家，與之前兩個階段明顯不同，這批新移民中不僅有勞工，更有頗具實力的企業家和商人，其中很多人已有海外生活經歷，掌握資源、知識和技術，將秘魯作為移民中轉站，最終目的地是美國等更加發達的國家。20 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末，可以視為秘魯華人移民的重啟時代。

1971 年，中國與秘魯建交。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之后，前往秘魯的中國移民數量大大增加。其中，大陸移民數量上升尤其明顯，一些僑眷也被批准到秘魯與家人團聚或協助經營產業，秘魯華人群體增添了新的活力，展現出新的面貌。因此，從20 世紀80 年代起至今，可以稱之為秘魯華人移民的興盛時代。

三、秘魯書寫中國的文學作品（1872—2017）

自1849 年以來，華人成為秘魯社會引人矚目的外來族裔，也成為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在部分作品中，中國僅作為一個元素出現﹔而在另一類文學作品中，中國成為主要內容，華人成為主要人物，本文選擇后一類，即正式發表或出版的書寫中國的作品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時間上來看，1872 年秘魯首部書寫中國的文學作品出現，2017 年最新一部作品出版，且主要集中於19 世紀末、20世紀前30 年和20 世紀80 年代至今三個時段﹔從數量上來看，盡管時間跨度較大，但作品數量有限，本文共包括27部﹔從體裁上看，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雜文﹔從內容上看，作品以苦力、批判和尋根為中心主題。作者均有在秘魯長期生活的經歷，創作語言都是西班牙語，最大區別在於其身份，20 世紀80 年代之后才出現華裔作家。以下以時間為維度，對1872 —2017 年書寫中國的秘魯文學作品進行縱向梳理。

（一）苦力時代的苦力文學：落后古國

秘魯文學史上首部書寫中國的作品是出現於苦力時代末期的小說《努勒丁·坎》（Nurerdín-Kan），原載於1872 年的《秘魯郵報》，但未完結。連載時作者佚名，后經秘魯學者塞瓦約斯（Johnny Zevallos）考証，其作者為該報主編佩雷茲（Trinidad Manuel Pérez）。該小說較全面地展示了華工的真實情況。小說前半部分採用兩線並行的敘述方式，一方面描寫華工從中國前往秘魯的航行過程，另一方面介紹秘魯庄園主的真實生活。在后半部分，隨著華工被販賣到大庄園勞動，兩條敘述線合二為一。書中描寫的華工漫長的航行、大庄園的半奴隸制、華工受到的虐待及其反抗等細節都與歷史相吻合，是苦力時期唯一書寫中國的文學作品。

《努勒丁·坎》以個體為單位進行人物描寫，小說集中筆墨塑造的中心人物努勒丁·坎是一名印度青年，華工的個體形象因缺乏必要細節顯得十分模糊，隻形成“中國人”的集體概念：努勒丁·坎外貌俊秀、氣質高貴，而華工尖嘴猴腮、孱弱猥瑣﹔努勒丁·坎飽讀詩書、善良勇敢，而華工目不識丁、舉止粗俗。努勒丁·坎的文明教化與中國移民的丑陋野蠻形成了鮮明對比。通過描寫華工，秘魯出現了書寫中國的苦力文學，其中塑造的中國是一個瀕臨滅亡、積貧積弱的遲暮帝國形象。

（二）排華時代的批判文學：封建弱國

進入20 世紀，秘魯知識分子出現了排華情緒，也在文學上有所體現。首先，1913—1918年，秘魯主流報刊《報業》（La Prensa），刊登了該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短篇小說家之一瓦爾德洛瑪（Abraham Valdelomar）的5 部短篇小說：《臟惡水井——西客最高委員會的故事》（El Hediondo Pozo Siniestro o Sea la Historia del Gran Consejo de Siké）、《情感危機——西客廢墟的故事》（El Peligro Sentimental o Sea la Historia de la Ruina de Siké）、《長官內臟——無恥之徒的故事》（Las Vísceras del Superior o Sea la Historia de la Pocavergüenza）、《禁腹通——毫無人道飢民的故事》（Los Chin-Fu-Tono Sea la Historia de los Hambrientos Desalmados）和《王發桑——嚴重陰暗疾病的故事》（Whong-Fa-Sang o Sea la Trova Enfermedad Tenebrosa ）。《報業》是秘魯主流報紙之一，在20 世紀初是秘魯主流社會精英階級宣泄排華情緒的主要渠道之一。這5 部作品組成短篇小說集《中國故事》（Cuentos Chinos），都圍繞一個虛構的、名叫“西克”的中國村庄展開，在那裡，窮人為了生存寡廉鮮恥，官員為了斂財貪污腐敗。

隨后，1915—1916 年，精英雜志《多樣》（Variedades）先后刊載了8 篇不同作者書寫中國的雜文，包括1915 年1 月的《利馬賭局》（El Juego en Lima）、1915 年4 月的《吉新之旅》（Las Aventuras de Gay Sin）、1915 年10 月的《皮斯科的中國節日》（Las Fiestas Chinas en Pisco）、1915 年12 月的《中國移民》（Éxodo de Chinos）、1916 年1 月的《1915 年的利馬報業》（La Prensa Limeña en 1915）、1916 年7 月的《華人斗毆》（La Lucha China）、1916 年10 月的《中國劇院和唐人街》（En el Teatro y Barrio Chino）和1916 年11 月的《逃離亞洲毒煙》（Huyendo del Humo de Asia）。

《多樣》雜志雖然曇花一現，但其撰稿作者都是諸如馬裡亞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巴耶霍（César Vallejo）等秘魯文學、文化界的頂尖人物。時任主編的帕爾馬（Clemente Palma）是頑固的排華派，因此他選擇的這8 篇雜文對中國也持負面態度：第一，作者對華人大加批判，集中捕捉並描寫華人惡習，如在《利馬賭局》、《華人斗毆》和《逃離亞洲毒煙》中，作者大肆渲染秘魯華人聚眾賭博、打架斗毆以及備受詬病的吸食鴉片等陋習。作者們認為，以華人為代表的黃種人從身體到精神都十分腐化墮落。第二，作者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移民帶來了東方文化，並在異國他鄉頑強地將自己的精神財富保留下來。如在《吉新之旅》中，作者記錄了中國音樂和舞蹈：主人公吉新自幼學習刀舞，該舞蹈充滿異域風情，配樂也極富東方特色﹔在《皮斯科的中國節日》中，為了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居住在秘魯城市皮斯科的華人自發組織了慶祝活動，作者目睹了一系列極富中國特色的服飾、裝飾、食品和慶祝儀式，但與自己的知識體系和行為習慣格格不入。第三，作者們開始觀察身邊的華人移民群體。如在《中國移民》中，作者在觀察華人登船離開秘魯的場景后發表感想，認為華人始終是秘魯社會中的“他者”，永遠是過客，而非社會的組成部分。在這一時期秘魯書寫中國的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國一直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封建弱國形象。

（三）興盛時代的文學：遲暮帝國與新的中國

1. 興盛時代的非華裔苦力文學：遲暮帝國

隨著秘魯禁止中國移民，文學作品中對中國的書寫也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沉寂。直到20 世紀80年代后期，秘魯作家再次將目光投向中國，出現了4 部獨立出版的長篇小說。第一部是1987 年出版的《約翰·華的無盡旅程》（El Interminable Viaje de John Chinaman）。該書記錄了三代華工縱貫90年、橫跨9000 裡的漫長移民之路。第二部是1992 年出版的黑色懸疑小說《無用的秘密》（Secretos Inútiles）。主人公克雷頓在垂老之時回憶起60 多年前在秘魯一個小漁村生活的往事，家族裡的一位中國仆人成為線索式的重要角色，這位仆人在漁村遇害，凶手究竟是不是克雷頓本人成為貫穿全書的重要謎題之一。第三部是1994 年出版的紀實小說《沙國之夢》（En el País de las Colinas de Arena Reflexiones sobre la Inmigración China en el Perú del Siglo XIX desde la Perspectiva del Derecho）。該書以紀實文學形式再現了苦力時代的華工遭遇，基於歷史史實，作者從掮客哄騙、拐賣中國貧苦農民開始，詳細地描寫了華工漫長的行船經歷及其到達秘魯后的辛苦工作。第四部是2015 年出版的《寂靜之旅》（En la Ruta de los Hombres Silentes）。在該書中，精通醫術的華工盧西做了8 年苦力之后成功逃離，機緣巧合下在硝石戰爭期間加入智利軍隊，開啟了一次漫長的叢林之旅。在這次旅途中，他了解了秘魯少數族裔的習俗，目睹了原住民受到的剝削，體驗了西方現代文明。秘魯的社會問題透過一名華人的視角被折射出來，該書獲得了2015 年秘魯最高文學獎（Premio Copé）金獎。

綜上可見，盡管時間已經來到當代，但秘魯非華裔作家對中國的塑造依舊停留在日薄西山的遲暮帝國階段。

2. 興盛時代的華裔尋根文學：新的中國

秘魯歷史上首位公開發表作品的華裔作家蘇廷（Pedro Zulen）從未使用中國素材，因此，真正意義上的秘華文學在20 世紀80 年代才漸成氣候，其中部分作家並未涉及中國主題。因此，本文僅選取4 位直接進行中國書寫的文學家進行分析。

蘇廷之后首位在秘魯公開發表作品的是華裔女詩人黃水鳶（Katie Wong Loo），亞馬遜的廣袤和中國的風情為她詩歌創作中的豐富想象奠定了深厚基礎。1977—2004 年，她先后出版了5 部詩集，包括1977 年的《生長》（Cresciente）、1983 年的《生殖崇拜的玫瑰》（Rosa Fálica）、1999 年的西德雙語《乞丐與國王之歌》（Cantos para el Mendigo y el Rey）、2000 年的《我是一隻有著天使秘密的動物》（Soy Un Animal con el Misterio de Un Ángel）以及2004 年的《奧托龍戈之夢》（Sueños de Otorongo）。黃水鳶的詩歌作品天馬行空又細膩感性，主題多為親情、愛情等人類美好情感和亞馬遜叢林的自然風光。一方面，父母的東方用品商店中的“異域風情”一直縈繞在她的創作之中﹔另一方面，她也備受中國古典文化的熏陶，時常表達對以盛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認同，詮釋天人合一、陰陽調和等中國傳統思想。

女作家黃靈書（Julia Wong）從1994 年開始正式出版作品，先以詩歌聞名，2008 年起開始涉足小說。她的短篇小說《全家福草稿》（Bocetos para Un Cuardo de Familia）取材於真實生活，既有本人的親身經歷，也有從親屬、好友、鄰居生活中觀察到或聽說過的片段，作者將一個個關於華人移民真實生活的微型故事組合起來。在該書中，闊別家鄉13 年的華裔女子瑪利亞·伊內絲終於決定正視一段痛苦的家族往事——叔叔的慘死，重歸故裡尋找隱藏在過去的真相。這一過程中，記憶與感受被作者以第一人稱的細膩筆觸和詩歌般的語言娓娓道來，同時刻畫了切潘這座秘魯北部小城中華人群體的生活。雖然《全家福畫像》因字數未達標而在秘魯最高文學獎中名落孫山，但因選題獨特、感情充沛、技法高超而吸引了秘魯評論界的目光。

男作家羅杰·李（Roger Li Mau）出生於1934 年，但2006 年才開始進行文學創作。2007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跡與根》（Huellas y Raíces）描繪了秘魯各種族融合共存的“種族大熔爐”圖景，其中，華人移民是秘魯這個多元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2010 年出版的小說《說話 眼淚 外洋》（Voces y Lágrimas de Ultramar）則完全以華人為主要書寫對象，該書以廣東移民李氏兄弟及其子孫的人生經歷為中心，介紹了秘魯北部地區的華人群體情況。全書涉及李氏家族四代成員，時間縱貫20 世紀，描繪了一幅從晚清覆滅、中華民國建立到新中國建立再到改革開放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畫卷﹔空間跨越大洋，從中國的北京、廣東直到秘魯的利馬和北部山區，通過李氏家族在中國和秘魯兩地尋找“家”、建立“家”的奔波旅程，充分體現了華人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努力和對祖國的認同。

在秘魯乃至整個西語美洲地區，最為知名的當屬華人男作家蕭錦榮，其創作文體以小說為主、內容以20 世紀下半葉的利馬為主。截至2017 年，蕭錦榮的全部作品中共有5 部以中國和華人為主要內容。其一，短篇小說集《末程》（El Tramo Final）通過9 個短小精悍的故事，繪制了20 世紀下半葉利馬唐人街全貌和華人群像。其二，短篇小說集《天下第一劍》（La Primera Espada del Imperio）包含5 個武俠故事。作者通過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故事重現刀光劍影的江湖世界，向海外讀者宣傳中國傳統文化中追求的俠義、承諾和仁愛等美德。其三，半自傳體長篇小說《美夢難尋》（La Vida No Es Una Tómbola）以20世紀60年代作者的少年經歷為藍本，書寫了當時華人的生活困境，揭示了大變革的動蕩年代中作為少數族裔的華人群體承受的痛苦。其四，自傳體長篇小說《漫長的夏日》（El Verano Largo）以20 世紀70 年代作者的青年經歷為素材，在記錄大學生活並紀念錯過的愛情的同時，作者敏銳地發現了一代華人移民融入主流社會、二代移民進行身份認同這兩大問題並進行剖析。其五，2017 年正式出版的自傳體長篇小說《伊塔卡之旅》（Viaje a Ítaca）以20 世紀90 年代作者的成年經歷為基礎，是截至目前秘華作家發表的最新一部書寫中國的作品。為追求女友，早已取得美國國籍的作者重回闊別十年的利馬，這次尋愛的旅程也是重新認識秘魯的旅程，更是尋找身份認同的旅程。至此，蕭錦榮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三部曲。在書寫中國的過程中，他對華人群體有了逐漸成熟的分析，也對華人移民的身份認同問題有了不斷深入的認識。

四、中國國家形象的變遷及其現實意義

（一）秘魯文學中中國國家形象的變遷

通過前面的作品梳理與分析能夠發現，秘魯非華裔作家對於中國的書寫歷史較為悠久。首部書寫中國和華人的作品《努勒丁·坎》在中國移民大潮開始23 年后出現。在苦力時代，華工的形象與該書印度主人公形成鮮明對比，突出了中國落后古國的形象。進入排華時代后，在20 世紀第二個十年，書寫中國的作品集中出現，不僅作品數量提升，觀察角度也更為多樣，但作者的態度十分尖銳。《中國故事》以村庄“西克”為縮影，從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烘托晚清帝國的秩序崩壞，盡管作者的本意是用春秋筆法借晚清的衰敗諷刺秘魯的政治亂象，但其書寫的中國形象還是非常負面。《多樣》雜志精英階級的非華裔作家群體，一方面繼續進行個體書寫：首先，他們選擇的書寫對象雖然不再是苦力、奴隸，但依然是窮困潦倒、生活在秘魯社會最底層的窮苦華人﹔其次，他們無視華人的生存掙扎和傳統美德，隻聚焦負面問題，認為秘魯社會的種種惡習都是由華人帶來的，甚至“污染”了秘魯人。另一方面，這批精英知識分子的視角也上升至精神層面，華人帶來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為秘魯這個本就多元的社會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新組成部分，作者們不得不正視這一現象。然而，中國文化與秘魯精英階級的克裡奧爾文化相去甚遠，作者們認為中國文化晦澀難懂，簡單粗暴地判定其為“低等文化”，無法鑒賞，也毫無鑒賞的必要。無論是從哪一方面看，排華時期形成的批判文學中塑造的中國，都是一個處在進步對立面的落后弱國形象。進入20 世紀末期的興盛時代后，華人與中國的實際情況都有了巨大轉變，而這一時期的秘魯非華裔作家書寫中國的思路依舊停留在19 世紀的苦力時代。雖然作者態度大為好轉，能夠相對客觀公正地再現歷史，對苦力的悲慘遭遇表示誠摯的同情，但書中華人依舊是被欺辱壓迫、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苦力和仆人，構成苦力文學的第二個階段，其中塑造的中國依然是一個日薄西山的遲暮帝國形象。

20 世紀80 年代，華裔作家嶄露頭角后，開始利用自己的中國身份進行創作，在作品中介紹、反思並探討中國，體現出尋找本源的傾向，因而構成秘魯書寫中國的尋根文學，其中塑造的中國形象也開始發生突破：

第一，通過個體，展現真實立體的中國。當代華裔作家突破秘魯傳統中國書寫中“華人都是苦力奴隸”的局限，將目光投向新移民，人物更加多樣。他們筆下的華人不再是被排斥的外來種族，而成為秘魯社會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作品中，羅杰·李聚焦20 世紀上半葉，再現了一代移民艱辛創業、重現融入主流的歷程，探討了文化融合﹔黃靈書和蕭錦榮聚焦20 世紀下半葉，記錄了不斷壯大的華人群體，開始述說移民后代的身份認同危機，反思華人社會的問題。通過塑造個體，中國這一整體概念扭轉了負面形象，呈現出更加多元而有深度的新面貌。

第二，通過歷史，展現亦古亦今的中國。從歷史角度，尋根文學裡的中國擺脫了長期以來在秘魯文學中的落后形象。黃水鳶和蕭錦榮通過玉、綢、劍等代表性意象具象化書寫盛唐，塑造了盛世傳奇的文明古國形象，說明封建時代的中國不等於積貧積弱的晚清帝國﹔羅杰·李將個人和家族經歷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借此介紹鴉片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立和改革開放的百年歷史，說明了近代以來中國落后於西方的客觀原因，塑造了不屈不撓的東方大國形象﹔蕭錦榮和羅杰·李的作品中也不忘積極宣傳1949 年后中國的真實情況，塑造了正面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形象。

第三，通過文化，展現燦爛輝煌的中國。華裔作家打破“西方凝視”：在哲學上，黃水鳶的詩歌時常談到老庄哲學的天人合一﹔在宗教上，羅杰·李用西方思路詮釋佛道思想﹔在文學上，蕭錦榮向秘魯讀者介紹了武俠不僅在於中國功夫，更在於俠義之心﹔在藝術上，羅杰·李宣傳了中國水墨畫的魅力在於留白的意境。借用秘魯讀者熟悉的方式，秘華作家們宣傳了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

已有研究顯示，國家形象是一國各方面情況在公眾心中的主觀反映，代表著公眾對該國的了解與評價。在對作品解讀后能夠發現，秘魯文學進行書寫中國時塑造的中國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並非時間的推移，而是作者的身份是否為華裔。因此，分析中國形象在秘魯文學中的變遷，應以“身份”這個變量為維度進行橫向對比。

作為西班牙前殖民地的一部分，在秘魯文化中居於主導地位的仍是西方文化。賽義德提出“東方主義”概念，說明“強勢西方”和“弱勢東方”這一差別，這種不平等的地位導致西方對東方長期的重構。正是出於東方主義的視角，對中國缺乏深入了解的非華裔作家抱著獵奇的心理和偏見，在書寫中虛構了一個西方人想象中的所謂“中國”形象。針對中國形象，周寧提出“異域”概念，即“一種文化隱喻或者象征，是對於某種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隨意性表現”。秘魯非華裔作家塑造的中國形象正是這樣的“異域”：無論是在哪一時期的非華裔作家筆下，中國永遠停滯在晚清帝國的時代，精神愚昧、文化落后、道德墮落、政治專制，與西方的文明、理性、先進、民主形成鮮明對比。作為西方現代性文化的一部分，從佩雷茲起，秘魯非華裔作家塑造中國形象的最主要目的並非是介紹中國的真實情況，而是通過塑造一個與西方天差地別的中國，以完成對西方文化的自我認同，樹立優越的地位。

從苦力時代到重啟時代，非華裔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始終是不同於秘魯也不容於秘魯的異類，這一情況直到秘華作家登上舞台才開始發生改變。秘華文學沖擊了主流文學的框架，打破了傳統秘魯文學書寫中國時的“東方主義”視角，其塑造的中國形象體現出真實、立體和深度的新特點：其一，塑造真實的中國，秘華作家力圖提供真實信息，既不避諱問題，也突出華人傳統美德和地位提升，展示母國進步﹔其二，塑造立體的中國，中國人物不再是臉譜化的異域符號，而是和秘魯人一樣有血有肉的存在﹔其三，塑造深刻的中國，秘華作家不僅反思國家發展的歷程，而且為身份認同、文化融合、文化流失等移民過程中的重要問題提供了中國視角。

總之，如果說秘魯非華作家是從“局外人”的視角將華人邊緣化為“他者”，對中國進行“他塑”，通過定義中國尋找對自我的認同，那麼秘華作家則是從“中國人”的視角將華人轉變為秘魯社會中的“主體”，對中國進行“自塑”。中國移民不再是格格不入的異類，而是成為秘魯社會的一部分﹔中國也不再是遙遠陌生的異域，而是通過華人與秘魯建立了緊密的聯系。

（二）秘魯文學中國形象的現實意義

比較文學形象學派雖然認為研究國家形象能夠提升一國對另一國的認識，但對於國家形象的研究始於文學，也止於文學。為厘清文本中塑造的國家形象產生的作用，必須將研究擴展至更大范圍。本文不囿於文學，不僅剖析書寫中國的秘魯文學作品裡中國形象的變遷，也研究其現實意義，找到目前問題，探索創新方向。

福柯認為，話語不僅是話語，除包含知識和信息，更包含權力，因此能決定行為。秘魯文進行中國書寫時塑造的中國形象不僅是藝術的創作、信息的傳達，更是話語背后的權力的較量，“自塑”和“他塑”從本質講是秘華和非華作家的話語權之爭。20 世紀初，秘魯精英階級首先萌發排華思潮，通過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將對華人的排斥公諸於眾，對排華情緒的不斷擴大乃至中國移民被禁不乏推波助瀾的作用。而秘華作家初試鋒芒，對中國的書寫突破“東方主義”藩籬。以蕭錦榮的《末程》為例，卡賽雷斯認為唐人街的存在對於秘魯人來講並不陌生，但許多人僅僅自外遠觀。蕭錦榮的作品第一次提供了真實全面、自內向外的視角，讓許多秘魯人真正了解華人這一“最熟悉的陌生人”。由此可見，其中塑造的中國形象對於增強秘魯讀者對中國的認知，扭轉其對中國的負面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0 年，約瑟夫·奈提出，一國的“軟實力”主要來自於其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三方面。此后，國內外學者們在討論國家軟實力時都將文化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將軟實力與文化實力直接對等。文學的力量可以直抵人心，是構成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力量，文學作品中塑造的國家形象對於他國讀者認識、感知和接受該國也會起到重要作用。據樓宇調查顯示，當前中國文學對拉美傳播存在“數量差”和“影響差”，在傳播至拉美的中國文學數量嚴重不足、作家較少的情況下，書寫中國的文學作品對秘魯、乃至拉美其他國家的讀者了解中國就更加重要。中國文學不僅要“走向”拉美，更要真正“走進”拉美。拉美地區國家眾多，文化多元，內部差異性大，中國文學和中國形象想要真正被拉美讀者接受，有針對性的區域化市場戰略十分必要。

反觀秘華作家的作品，他們通過“自塑”突破秘魯文學書寫中國的慣例卻獲得好評，正得益於“本地化”的思路。以蕭錦榮為例，其作品的成功與中西合璧的風格密不可分。雖然在大部分作品中，蕭錦榮描寫的是中國和華人的故事，但其敘事方式則完全是秘魯式的。作為秘魯“絕望一代”的一員，蕭錦榮的創作內容與該派文學聚焦社會危機給人們帶來的創傷這一主題一致，但選擇華人群體為具體切入點，傾訴大變革年代他們的生活困境和心理痛苦，因此既具“絕望一代”共性，即用細膩的手法剖白人物遇挫絕望、希望破滅的心理，又有獨特東方特性，文風飽含“言有盡而意無窮”的中式含蓄，且利用武俠小說逃避現實。用秘魯人倍感熟悉的方式講述讓他們頓覺新奇的故事，用共同的經歷和感受拉近了秘魯人和中國人的距離：蕭錦榮作品中的中國不再是“他者”，而是與秘魯休戚與共的“共同體”。

五、結語

1872—2017 年，秘魯文學書寫中國時塑造的中國形象幾經變遷，華裔作家的出現打破了東方主義對中國的“他塑”，較成功地完成了“自塑”，受到認可和歡迎。然而，不得不正視的是，即便秘華作家開始塑造相對真實、立體、深刻的中國形象並獲得一定成功，但依然存在缺憾：塑造的國家形象仍停留在古代和近代中國上，尚缺乏對新中國、尤其是當代中國的形象描述，因此，這一點應成為我國對秘魯文化傳播工作中關注的重點。為完善秘魯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在秘魯乃至拉美的影響力，筆者建議從以下三個方向入手，創新文學“走出去”的思路：

第一，選材上傳統與現代文明並重。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傳播范圍廣、時間長、受眾多。秘華作家傳承其精髓，將“中國”概念具象化，打下了良好基礎。今后應繼續擴大這一優勢，將傳統文化作為外宣主戰場。此外，中國的當代文明成果在拉美頗受關注，這也是秘魯對中國書寫中尚未涉足的領域，因此當代中國的新形象應成為未來的主攻點。文學作品裡塑造的中國新形象既應“高大上”，與最高新、最尖端的科技進步和理論成果息息相關﹔也應“接地氣”，直接展現當下中國普通百姓的真實生活，從而展示出讓秘魯乃至拉美讀者覺得可敬又倍感可親可愛的中國新形象。

第二，內容上從命運共同體切入。塑造當代中國新形象應以“命運共同體”為切入點，內容上利用秘魯漫長的華人移民史和豐厚的華人移民積澱，借助與秘魯人同呼吸共命運的華人移民拉近距離。此外，進入20 世紀以來，中秘都遭遇國家危機，致力於尋找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類似的國家命運必然造就相似的人物經歷，建議借此打造精彩故事，並用秘魯讀者喜愛的方式進行講述。

第三，作者上中秘兩國作家兼顧。一方面，應努力調動內部資源，鼓勵中國作家以命運共同體為主要思路，創作展現當代中國最新形象的作品，然后篩選文學素養較高、了解秘魯情況的優秀譯者，用“信達雅”的標准將這些優秀作品翻譯成西班牙語。另一方面，應積極挖掘外部資源，在秘魯、尤其是華裔群體中尋找心向中國、書寫中國的新生代優秀作家，通過各種渠道為他們提供機會，幫助其深入了解中國新面貌，以促進秘魯本土作家對中國的書寫。

（摘自：苑雨舒：《近150 年來秘魯文學中的中國形象》，《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