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是新加坡著名僑領、馳名海內外的實業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陳嘉庚逝世六十周年。在中國，他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陳嘉庚早年下南洋謀生發展，但他始終不忘祖國和家鄉，其“實業救國”和“教育興國”的故事及精神不斷為中國人民所稱道。2014 年，陳嘉庚誕辰140 周年之際,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廈門市集美校友總會回信時指出，陳嘉庚先生“艱苦創業、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國家為重、以民族為重的品格，關心祖國建設、傾心教育事業的誠心，永遠值得學習”。

在心系祖國、報效桑梓的同時，陳嘉庚也不忘僑居地新加坡，為促進新加坡的經濟、教育和社會發展不遺余力。雖然建國后的新加坡為培養國家意識形態，一度將陳嘉庚等新加坡華族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進行了邊緣化處理﹔但隨著國家政權穩固和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中新兩國關系穩步向前，華僑領袖在新加坡歷史上發揮的作用重獲肯定。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於2008 年公開指出，陳嘉庚與李光前翁婿二人待人以誠和不屈不撓的風范至今仍具影響力，他們“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更值得現代人追思和學習。近十余年來，陳嘉庚的名字和肖像更是頻繁地出現在諸如媒體、紀念館、地鐵站和紀念鈔等新加坡各類公共話語領域中。

中國學界對陳嘉庚的研究一直較為關注且取得了一定成果。現有研究從歷史學、教育學、政治學和哲學等不同學科視角，重點探討了陳嘉庚在抗戰救國、教育興國和民族振興等方面的歷史功績，並對陳嘉庚的精神理念及其內涵進行了較深入的挖掘。但目前該領域研究也存在“關注點單一”“內容同質化”“研究趨向‘國內化’”“問題意識待加強”和“研究方法待革新”等不足，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結合計算機輔助分析和人工解讀相結合的文本研究方法，聚焦近些年來中新兩國主流媒體關於陳嘉庚的報道，比較兩國媒體當代陳嘉庚敘事的異同，並從國際傳播的視角，思考兩國的陳嘉庚媒介話語對推動兩國關系、促進兩國人民民心相通等方面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對當前中國國際傳播的啟示。

一、研究設計與數據呈現

（一）數據來源

從研究的可行性和文本的代表性出發，本研究以2010—2020 年中國《人民日報》和新加坡《聯合早報》的數據作為研究數據來源。《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是中國最具權威性的主流媒體之一。《聯合早報》則帶有新加坡國家機關報性質，其新聞報道及言論非常強調新加坡國家意識。因此，兩國報紙對陳嘉庚的報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新兩國對陳嘉庚的官方敘事和形象建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兩國人民對陳嘉庚的認知。

本研究對《人民日報》相關文本的收集主要依托《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對《聯合早報》相關文本的採集，主要依托的是基於該報官方網站，通過數據抓取技術自建的數據庫。在此基礎上，通過關鍵詞搜索和人工篩選的方式採集兩報2010 年1 月1 日至2020 年12 月31 日所有提及陳嘉庚的報道，以句為單位，共獲取數據為《人民日報》201 句，《聯合早報》567 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本解讀和以共現詞網絡分析為基礎的計算機輔助文本分析方法。共現詞網絡分析法借鑒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思路和過程，對文本中的關鍵詞共現頻次進行統計，並通過可視化的方式將這些詞彼此相關的網絡呈現出來，共現詞網絡內節點之間的連線可以反映主題內容的親疏關系。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來看，關鍵詞可以被看作是關系網絡中的節點，其共現現象則由節點與節點間存在的直接聯系來體現，這種聯系即網絡中的邊。該方法常用於文獻計量學，以探討論文關鍵詞反映的主題、知識結構和規模等信息。本研究嘗試將該方法運用於新聞文本分析，通過新聞文本中的關鍵詞及其共現詞網絡搭建，呈現新聞文本的詞語使用、詞語關系等內容，並在此基礎上探究文本的整體敘事和意義表達。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陳嘉庚報道文本中的詞語作為節點，節點與節點之間的兩兩直接聯系構成詞語之間的共現關系。例如在“愛國華僑陳嘉庚落葉歸根”一句中，通過分詞可得“愛國”“華僑”“陳嘉庚”“落葉歸根”四個詞語作為節點，四個詞語的相互前后聯系形成邊，形成四個詞語構成的共現網絡，由此再對共現詞文本和網絡進行剖析。

（三）研究過程

1. 共現詞矩陣的構建

在收集並篩選出研究文本后，研究通過編程（Python）環境下的分詞組件（jieba）分詞，去除停用詞並對數據集本身做針對性調整，以保証數據結果的完整性。此外，針對部分專有名詞可能會在默認分詞詞典中被切開的情況，研究也自定義更新了分詞詞典，並在分詞完成后，導入社會網絡分析軟件（UCINET）形成共現詞矩陣。在清洗掉與“陳嘉庚”無直接聯系的詞語（即該詞語與“陳嘉庚”一詞的“邊”為0）和聯系僅為1（“邊”為1）的詞語后，分別構筑《人民日報》與《聯合早報》的共現詞網絡矩陣。

2. 整體網絡分析

通過社會網格分析軟件計算兩報“陳嘉庚”共現詞網絡的整體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

通過整體網絡分析可見，《人民日報》的共現詞網絡節點數明顯少於《聯合早報》，但邊數多於《聯合早報》，整體網絡密度及詞匯間的連接密度顯著高於《聯合早報》。這說明，《人民日報》描述陳嘉庚的詞語較少，且描述詞語被反復使用，而《聯合早報》用於表述陳嘉庚的詞語則相對豐富。

3. 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是描述共現詞網絡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標，衡量的是某一節點在網絡中的相對重要程度。本研究從點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這兩個指標進行中心性測量。點度中心度是網絡分析中刻畫節點中心性的直接度量指標，若一個詞語與很多其他詞語有直接聯系，那麼該詞語就相對重要，即擁有更高的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刻畫的是某一節點擔任其他節點之間聯系的中介能力，在本研究中，一個詞語的中介中心度越高，說明該詞語控制其他詞語之間關聯的能力越高，該詞語的影響力越大。通過計算上述兩個指標反映主要詞匯的中心性，各指標排序前15 的詞匯如表2 所示。

在《人民日報》的陳嘉庚共現詞網絡中，高點度中心度的詞匯，即用於重點關聯陳嘉庚的詞匯包括“僑領”“領袖”等描述身份的名詞，以及“新加坡”“抗戰”“南洋”“回國”等涵蓋其空間足跡和事跡的詞。在中介中心度中，“領袖”“青年”“科學獎”“廈門”“毛澤東”等詞排名上升，“領袖”一詞控制了陳嘉庚與其他詞語的關聯能力，表明“領袖”一詞在對陳嘉庚的描述中有重要影響力﹔“青年”“科學獎”則反映出“陳嘉庚科學獎”與“陳嘉庚青年科學獎”是紀念陳嘉庚的重要中介﹔“毛澤東”一詞亦佔據《人民日報》對陳嘉庚報道的重要信息流動節點，表明該報報道中兩位人物名字常同時出現。

在《聯合早報》的共現詞網絡中，高點度中心度詞語除了反映陳嘉庚身份、空間足跡和事跡的詞語外，新加坡先賢（如“李光前”“陳六使”）的名字常與陳嘉庚發生聯系﹔“吾廬俱樂部”“華社”等詞突出陳嘉庚在歷史和當代語境下與新加坡華人社團組織的緊密關聯﹔“教育”“華僑中學”“廈門大學”顯示該報關注陳嘉庚的教育貢獻。在中介中心度中，“歷史”“華僑”“陳六使”“參與”等詞排名上升，“歷史”“陳六使”表明陳嘉庚與其他新加坡先賢的歷史事跡在該報較為突出﹔“華僑”“參與”佔據報道的重要信息流動節點，表明該報在陳嘉庚報道中對其華僑身份與社會參與的重視。

4. 聚類分析

在共現詞網絡分析中，常進行聚類分析以研究共現詞分類。本研究中的聚類分析將兩份報紙中的陳嘉庚報道共現詞進行分類，比較兩份報紙報道聚焦的主題。本研究通過計量分析軟件（Bibexcel），從兩份報紙涉及陳嘉庚的語句中選取了詞頻前60 位的詞語進行聚類分析發現，詞頻前60 位的詞語網絡覆蓋面較大，網絡規模適中，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基於此，研究使用可視化數據分析軟件（Gephi）構筑共現詞並進行對比（如圖1）。

將共現詞網絡導入SPSS 26.0 進行聚類分析，得到兩報共現詞網絡聚類結果分別如圖2 和圖3所示。《人民日報》的陳嘉庚報道主題，主要集中於以下五類：一是“延安”“毛澤東”等詞聚類，講述了1940 年陳嘉庚回國考察的歷史事件﹔二是“愛國”“華僑”等詞聚類，描述了陳嘉庚的愛國華僑身份和社會地位﹔三是“南洋華僑機工”“抗日”等詞聚類，講述了陳嘉庚的抗日事跡﹔四是“廈門大學”“教育”等詞聚類，講述陳嘉庚的教育事業﹔五是“研究院”“歌仔戲”等詞聚類，呈現當下科教文化領域對陳嘉庚的紀念（即陳嘉庚的后世影響）。而《聯合早報》的陳嘉庚報道主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四類：一是“華社”“貢獻”等詞聚類，講述陳嘉庚對新加坡社會的貢獻及其華社領袖的地位﹔二是“橡膠”“華商”等詞聚類，呈現陳嘉庚的實業家形象﹔三是“抗日”“怡和軒”等詞聚類，講述陳嘉庚在新加坡領導抗日的社會活動經歷﹔四是“華僑中學”“廈門大學”等詞聚類，關注陳嘉庚的教育貢獻。基於上述結果，筆者將結合具體文本，對中新兩國主流媒體陳嘉庚敘事的當代建構做進一步討論。

二、研究發現與比較

前文數據顯示，中新兩國主流媒體敘事都塑造了陳嘉庚作為華僑典范和社會領袖的形象，其一生所傾心的教育事業，尤其是創辦廈門大學及其在抗日活動中的貢獻是兩國媒體敘事主題的交匯空間。但研究也揭示了兩國陳嘉庚敘事的當代建構存在明顯差異。

（一）中國：愛國主義視角主導下的陳嘉庚敘事

“愛國華僑/ 僑領”是《人民日報》對陳嘉庚身份的基礎表述，愛國主義是其陳嘉庚敘事的核心視角。陳嘉庚的愛國主義在該報敘事中主要體現在抗日救國和教育救國兩大方面。

1. 抗日救國敘事中的愛國華僑/ 僑領陳嘉庚

在抗日救國行動中，陳嘉庚作為星馬福幫及華社領袖，出錢出力，積極參與並領導星馬華僑為祖國籌款抗日。在此類敘事中，《人民日報》注重採用典型事例敘述的方式，重點講述了成立於1938 年10 月，由陳嘉庚擔任主席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組織開展的募捐活動，以及號召南洋華僑機工回國參戰，在滇緬公路搶運中國抗戰急需物資的事跡。其中，由南僑總會發起、陳嘉庚親自率領的南洋華僑慰勞團於1940 年回國考察之事更受到特別關注和細節刻畫。其中，對蔣介石鋪張浪費的宴請和毛澤東節儉款待的比較敘事反復出現，還被用作號召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廉潔奉公、保持優良作風的典型事例：“一頓飯，陳嘉庚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山溝裡的黨’與人民的水乳交融，看出了這個黨質朴廉潔作風中蘊含的遠大志向。一頓飯，陳嘉庚做出一個判斷：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2. 教育救國敘事中的教育家陳嘉庚

一直以來，陳嘉庚作為教育事業家的形象深入人心，其畢生在教育方面的貢獻不勝枚舉。在近些年《人民日報》的敘事中，陳嘉庚在祖國興辦教育，如1912 年籌辦集美小學，之后陸續創建中學、師范以及集美水產航海、商科、農林教育，形成集合各類學校與公共機構的集美學村等事跡，仍舊是報道重點，被置於振興中華民族的宏大政治歷史語境中講述。尤其是1921 年，陳嘉庚先生“於民族危難之際，抱‘教育為立國之本’信念，創中國第一所華僑獨資大學……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樹起一面教育興國正正之旗”，“以自身行動倡導愛國精神、家國情懷，提倡培養‘偉大人格之人’”的典型事例，被較多提及。但該報對陳嘉庚在南洋的辦學經歷卻較少提及。

總體而言，《人民日報》的陳嘉庚敘事體現出較強的“愛國主義”導向，是中國官方陳嘉庚敘事傳統的延續，重在對內發揮陳嘉庚這一典型人物的榜樣力量和模范作用，激發國人對榜樣人物的崇敬和愛戴，號召大家向他學習，“爭當新時代的奮斗者和追夢人”。而在2019 年“兩會”報道專欄“兩會聲音”中，該報對“華僑華人，特別是新生代，要以陳嘉庚為榜樣，傳承和發揚他的愛國精神……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為祖（籍）國的發展加油助力”的聲音給予了關注，顯示陳嘉庚愛國精神凝聚華僑華人（新生代）的力量受人矚目。

（二）新加坡：奉獻社會視角主導下的陳嘉庚敘事

《聯合早報》當前的陳嘉庚敘事主要基於奉獻社會的視角，站在新加坡的國家立場，重在講述以陳嘉庚為代表的新加坡先賢對該國所做的歷史貢獻及其當代社會價值。

1. 華社社會活動敘事中的僑領代表陳嘉庚

《聯合早報》集中講述了陳嘉庚作為華社領袖，積極維護南洋華僑利益、促進新加坡社會進步等事跡。“陳嘉庚作為華社領袖，從華人社群出發，展現對新加坡社會的關懷。”接任怡和軒總理后，陳嘉庚超越幫派藩籬，團結新加坡華社，使“怡和軒走出閩幫疆界，門戶廣開，成為超越幫派和籍貫，極具社會聲望的僑商俱樂部”。此外，該報還關注陳嘉庚以俱樂部為中心，支援中國抗戰、領導南洋華僑抗日救亡、在戰爭中保衛新加坡等貢獻，更展現了他與“李光前”“陳六使”等其他華族先賢為新加坡社會做貢獻的事跡。此類敘事使以陳嘉庚為代表的新加坡先賢重回大眾視野，有助於改善“由於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新加坡人對陳嘉庚的社會貢獻‘僅存在於老一代國人的記憶中，深入了解陳嘉庚事跡的年輕人鳳毛麟角’”的局面。

2. 教育事業活動敘事中的教育家陳嘉庚

《聯合早報》對陳嘉庚興學事跡的報道，聚焦其在華僑教育和新加坡當地教育事業方面的貢獻。此類敘事強調陳嘉庚堅信唯有教育才能改變華人未來，投入重金創辦華文學校，興辦華僑教育的事跡，傳遞出“東南亞華文教育的興盛，陳嘉庚功不可沒”的思想。“推動及協辦道南、愛同以及崇福等小學的陳嘉庚，憑著遠見和開拓精神，發動華社籌辦華僑中學，過后也持續出資支持華僑中學的發展。”在1929 年擔任福建會館領導人后，他改組會館，提倡移風易俗，摒棄封建陋習，“號召將游神耗費的大量資金，轉用於發展教育事業。”除了在南洋地區的教育事業，該報也大量介紹了其在中國興辦教育的事跡，對其教育事業的敘事相較《人民日報》更加完整：“陳嘉庚不僅在本地開辦華僑中學、南洋女子中學校，以及福建會館屬下多所學校，對英華中學、萊佛士書院等英校，也給予支持……在中國不但創辦福建廈門大學，也振興家鄉集美村的教育。”

3. 商業經營活動敘事中的實業家陳嘉庚

作為新加坡最早從事樹膠種植、買賣和制造的人之一，陳嘉庚被譽為“橡膠大王”，是新加坡實業家的先驅。他的商業經營成就和企業經營之道是其傳奇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相較於《人民日報》，《聯合早報》在這方面呈現的陳嘉庚形象更加豐滿。通過對陳嘉庚興辦實業（如經營橡膠公司）、報業（如創辦《南洋商報》）等活動的講述和對其企業經營管理方式的討論，該報塑造了陳嘉庚有遠見、敢冒險、勤開拓的成功社會實業家形象。而為中國人所不甚了解的陳嘉庚辦報經歷，則在該報得到了較多呈現，內容涵蓋其辦報要“促進實業、灌輸實業原理、激勵教育成長、維護華社利益”的願景，“報章應結合商業和文化，以商養文，才能不斷發展”，“華文報章應採納橫排，便於閱讀”等理念以及該報與《星洲日報》在非自然情況下合並成《聯合早報》的歷史等，凸顯了星馬社會一個較全面的陳嘉庚形象。

4. 當代回歸敘事中的陳嘉庚精神

《聯合早報》對陳嘉庚精神的歷史傳承，尤其是當代回歸頗為重視。這主要體現在該報對當代新加坡社會舉辦的各類陳嘉庚相關紀念活動的報道和評論上。例如，由“陳嘉庚基金會”與“吾廬俱樂部”聯合主辦的“紀念新加坡開埠文化講座系列”等活動就得到該報高度關注和密集報道。而“一批又一批年輕學生定期到先賢館聆聽新加坡先驅人物，諸如陳嘉庚、林義順、陳六使、李光前等人的故事”等社會常態活動也時有見報。該類敘事還重視探索陳嘉庚精神對當代的引領。例如，該報2019 年採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賡武的報道指出，陳嘉庚“是把企業精神與儒家道德社會責任相結合的典范……如果新加坡人都擁抱陳嘉庚的這種精神，新加坡就會有更杰出的表現”。在新加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該報還專門刊文號召大眾在社會面臨困難和挑戰時，發揚陳嘉庚精神共同渡過難關，指出“本地先賢陳嘉庚勇於開創、堅韌不拔的精神，可作為國人應對冠病疫情的重要啟迪”，呼吁“政府與國人一起發揚陳嘉庚在為人處事辦學方面的偉大精神，讓新加坡百尺竿頭，重新展翅高飛”。

總體而言，當前《聯合早報》對陳嘉庚歷史事跡的講述覆蓋面廣、描繪細致、並將其置於錯綜復雜的時空環境、人際網絡、社團組織和社會環境中，不僅突出其作為華社領袖、教育家、實業家的個人形象，而且集中呈現了新加坡建國先賢的群象及其社會貢獻。此外，該報通過官方話語、專家話語和民間話語相結合的方式，傳遞了新加坡主流社會“呼吁國人積極效仿陳嘉庚精神”、“把陳嘉庚精神推向世界”的聲音。

三、研究討論與結論

陳嘉庚是中新兩國共同紀念的重要歷史人物，其精神時至今日依然激勵著兩國人民前行。從國際傳播的視角看，他是兩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天然紐帶，是促進兩國交流、增進兩國相互理解的重要橋梁。但就本研究已有發現而言，當前《人民日報》和《聯合早報》代表的中新兩國主流媒體在陳嘉庚敘事的當代建構中存在較明顯的差異，這或將在兩國之間樹起一道無形屏障，直接影響兩國人民對陳嘉庚形象的相互認同，從而產生傳播隔閡，阻礙共識達成和民心相通。因此，對中國方面而言，我們應該從加強對話、培育共識、促進認同的國際傳播視角，積極發現並認識差異，主動尋求突破，採用不同的方法，對外講好陳嘉庚的故事，搭建好中國與新加坡乃至整個東南亞的溝通之橋。

（一）重視差異，突破陳嘉庚敘事的傳統內宣模式

中國的陳嘉庚敘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呈現出相對穩定和連貫的特征。陳嘉庚的愛國華僑領袖和中國共產黨友人的形象一以貫之，深入人心，相關研究較為豐富且集中。《人民日報》的陳嘉庚敘事亦體現了這樣的傳統。這在我國歷史上對塑造陳嘉庚的典型形象，弘揚愛國精神，促進政治認同，引領社會價值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時代變遷和環境變化，這樣的對內宣傳模式不免顯得有些單一和僵化，難以承擔起與世界對話、融通中外的時代使命。

在網絡無遠弗屆、邊界日漸消融的新媒體時代，“傳播全球化和數字化發展打破了信息傳播的國界，國際傳播無論其傳播主體還是客體都需要兼顧國內與國外”，“在全球化和泛媒化的雙重作用下，國際傳播從專業機構的專業行為變成了所有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日常活動”，因此，盡管《人民日報》不是我國傳統意義上以外宣為專門職責的官方媒體，但作為中國最權威的主流媒體之一，其言論影響面廣，其遍布全球的讀者更是其思想和言論的重要傳播者，可能對其內容和精神進行多級傳播。因此，主流媒體的陳嘉庚敘事不能隻考慮對內的社會功能，而應兼顧其對內對外的傳播和影響力，樹立對話和融通意識，重視其在溝通中外受眾對陳嘉庚認知和情感方面可能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突破傳統內宣思維講述陳嘉庚故事的同時，主流媒體還應重視時代變遷對新加坡人的陳嘉庚認知和情感所帶來的影響。歷史上的新加坡出於新興國家認同建構之需而將“陳嘉庚”話語敏感化和邊緣化，導致年輕一代對陳嘉庚不甚了解。隨著新加坡“華人公民身份認同轉向”和“華人社會由‘落葉歸根’的僑民社會向‘落地生根’的定居社會”的成功實現，當下新加坡的陳嘉庚話語借助諸如《聯合早報》等大眾媒體和其他話語形式再次出現在大眾視線中。不同的是，當下的受眾是已經建立起“新加坡人”這一明確身份意識和國家認同的人群。因此，盡管新加坡是華族人口佔多數的國家，但以愛（中）國主義為核心的陳嘉庚敘事較難在當下的新加坡社會和人群中形成共鳴。我們唯有置身當下，做到從對象國的實際出發，主動理解，積極融入，才能以符合對象國認知和情感的方式，與時俱進講好陳嘉庚的故事。

（二）加強對話，推動中外陳嘉庚媒介形象的共識敘事

由於時代、背景和立場等不同，人們對嘉庚精神的認識和理解亦有偏差。在新加坡，嘉庚精神歷經“本土化”發展，淡化了其愛（中）國主義意識形態，傳承了文化意義上的嘉庚精神，並將其中國情緣作為新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橋梁和紐帶。對此，我們有必要以超越兩國不同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心態，積極對話，求同存異，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普世價值，大力推動中新兩國的共識敘事，擴大中新兩國以陳嘉庚為紐帶的交往空間，共同豐富超越國界的陳嘉庚形象。從漂洋南下的無名小卒成長為受人景仰的歷史人物，陳嘉庚的成功與其個人特質密切相關。他身上所具有的精神是超越時空的，他的精神財富，如為人處世品格、畢生所表現出的學習熱情和優秀才干，以及超越國界的奉獻和服務精神等，都應該成為中新兩國陳嘉庚媒介敘事的重要契合點和橋接點，為中新兩國、東南亞地區乃至全世界華人社會所共享。

此外，陳嘉庚一生輾轉於中國和東南亞等地，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也是中外文明的包容者和開拓者，為中新兩國乃至東南亞的社會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挖掘中國與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地區之間的共同歷史、共同價值的良好橋梁，是中國國際傳播可以使用的天然資源。“這份資源的共同開發將有利於構建各國的華人認識，也有利於各國華人更積極、更合理地在祖國與南洋各國的雙邊、多邊關系中扮演促進各方溝通互信的重要角色”。當前國際傳播應“充分採用媒介化邏輯實現關系連接和情感共振，啟動和激活國際傳播資源”，嘉庚故事及嘉庚精神就是能實現中新兩國乃至中國和東南亞地區關系連接和情感共振的重要觸點。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中國故事異彩紛呈，包羅萬象，陳嘉庚的故事或許只是其中的滄海一粟。但是，作為中國與新加坡，乃至整個東南亞共同認可的重要人物，陳嘉庚“是那個時代中能動員廣大東南亞華僑以政治和疏財方式援助中國抵抗外侮的惟一華僑領袖”，“亦是他時代中的惟一華僑，能將他的幫權、社會與政治力量匯凝起來，為促進並實現社會、區域及國家的利益而齊步努力”，其歷史地位和橋梁作用不容忽視。因此，講好陳嘉庚的故事對於促進中國與相關國家的相互理解與認同，培育各國人民的認知和諧與民心相通，激發雙方的共同情感和價值理念有著積極意義。尤其是在中外陳嘉庚媒體敘事尚需進一步融通的情況下，主動以開放心態、破壁思維和國際視角，尋求中外陳嘉庚的共識敘事顯得尤為必要。我們應當充分調動國家、地方和民間的力量，加強頂層設計和資源整合，共同講好中國與鄰邦和世界共享的嘉庚故事和嘉庚精神。

（摘自：楊穎、李方凌：《中新兩國主流媒體陳嘉庚敘事的當代建構——國際傳播視角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