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書開宗明義，緒論中闡明立意，即“討論中國新移民的處境與語境，指出移民與在地結構與體制的活動與磨合，不斷在重構社會規范、重組國家資源”。由此，圍繞著“活動”“磨合”以及“重構”“重組”幾個關鍵詞，作者分三部分介紹了中國新移民在新加坡融入的境遇。

第一部分梳理了新加坡華人移民脈絡，介紹早期華人在地化過程及不同時代的移民經歷。第二部分討論了中國新移民與當地華人社會的磨合及前者的調適。具體內容上，首先，作者分析了近二十年來中國新移民被當地社會所賦予的、以負面形象為主的刻板印象，並樂觀地認為這是族群文化融合的必然進程，“新移民給新加坡華族層面帶來更為多元化的中華元素，也給新加坡國家層面注入移民的奮斗精神，使得新加坡未來的可能性無限地擴大”。其次，作者檢閱了近年來新加坡社會政策與資源分配對中國新移民的影響，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引導了新移民群體與當地社會“分層式”的互動關系，深刻揭示了目前新移民融入的結構性問題。這一章也是全書之精要部分。再次，面臨主流文化的壓力，新移民群體如何抱團自助？作者根據一手調查資料，簡述了新移民社團組織在連接新老華人社會以及幫助新移民重組資源方面的效用。

第三部分的案例討論同樣精彩，且極具研究價值。“留學生”“陪讀媽媽”及“新移民作家”看似不相關聯的三個群體，卻體現了類似的居留及認同狀態。作者運用人類學的參與式訪談法與社會學的問卷調查法，揭示了他們或“過渡性”（留學生）或“彷徨掙扎性”（陪讀媽媽）亦或“分裂/分層式的主體性”（新移民作家）的生存狀態。在作者看來，盡管三者有不同之外，但“現代境遇的多元、流動、彈性，使得移民的主體性不斷離散化，不停在經歷變易與更動，一直爭取和開拓能夠得到接納與肯定的空間”。

二

中國新移民分布在世界各地，但在新加坡比較特殊。作者也在全文論述中多處點題，即新加坡作為典型的保姆型國家，對移民政策的掌控力毋庸質疑，因此作者多次強調“國家體制”“移民治理”等因素。在強國家的各種措施下，新加坡對中國新移民持矛盾態度。首先，新加坡本身的族群結構對中國新移民的需求是剛性且迫切的。為保持一定人口增長及華人比例，新加坡從與中國建交開始就不斷引進中國新移民。然而，在地化的華人文化與新移民文化間有著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加之社會資源的競爭，迫使政府必須採取一定措施對新移民權益設置門檻，從而保障本地公民利益。因此，政府既希望新移民能夠快速匯入當地華人脈絡中，又要拉開本地公民與中國新移民等外籍人士的距離，以彰顯主流社會的固定性，這種矛盾性的態度給新移民的正常融入帶來了一定阻礙，在政府的刻意引導下，“新移民被給予當代中國國別性的標簽，使得他們區別於在地的主流社會”。而這些“外來者”，則根據自身的資源及各種各樣的背景，“透過向下、平行、向上等方向跟在地社會互動，在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語境當中，面對英語廣度和高度使用所形成的界線，也面對體制的管治”。由此，作者在各具體案例的分析中，穿插運用周敏、波特茲的“分層融入理論”，分別討論了不同階層的中國新移民、尤其是中下層群體的生活境遇，以大量的調查資料為基礎為讀者描繪了一幅新加坡新移民生存狀態的浮世繪，此為本研究的特色之一。

此外，可能與作者自身多重身份及文化認同相關，全書不斷強調新移民群體流動不居的認同及其跨國意識與行為，而這對不同層次的新移民帶來的影響也不盡相同。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現象興起於全球聯系日益緊密及中國崛起的時代，跨國主義及在異地的資源重組對於新移民的融入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向上融入的企業家、金領、知識分子，“結合了可以在不同地理空間轉移使用的科技知識和商業方法，在新加坡與中國之間搭建經濟和社會兩個層面的跨國主義”﹔平行融入的留學生的“未來動向還在不斷展開可能性，可能會成為新加坡的定居者，或擺蕩為過客……”﹔向下融入的陪讀媽媽群體，其“過渡性”狀態更為明顯，“她們繞不開本地的尷尬境遇……掙扎於主流社會的夾縫”，未來極大可能會回到中國，這種變動不居的生存狀態可能會反向影響她們與主流群體的正常交往。其實，無論處於哪個階層，新加坡復雜的融入環境對他們都有著一定的阻隔。在作者筆下，這些鮮活的個體滿懷著對新環境的希冀與憧憬，卻又不得不直面各類挑戰與內心的彷徨，在他們心中，“原鄉、居留地、他處，不斷地在抵達和重訪。分別認同，同時存在”。對這一現象的強調為本研究的另一重點與亮點。

三

然而，金無足赤。本書似乎仍有可商榷之處，特別是具體調查資料運用方面，可再斟酌考慮。譬如在對“陪讀媽媽”群體的研究中，作者根據對35位受訪對象的來源分析，得出其“家鄉大多聚集在發展滯后的省份：遼寧、河南、山東……”這一結論。從數量上看，35個受訪樣本似乎並不充足，同時這些受訪者本身可能因地緣關系而聚集成群，譬如其中16名就來自東北地區，因此作者調研時產生了大部分“陪讀媽媽”來自於北方“落后”地區的印象。如若能夠擴大調研范圍，可能會得出不同結論。另外，作者運用的一些資料也需更新，如對留學生群體的調查數據，仍停留在13年前，而對陪讀媽媽的訪談，也發生於2012年。最后關於新加坡中國新移民社團的統計，據筆者於2015年在新加坡訪學時所知，已有“安徽同鄉會”存在，作者並未列入，此后應有更多類似團體出現，須進一步做全面調查。

當然，瑕不掩瑜。作者多年從事新馬華人研究，有深厚學術功底，2014年曾出版《移民軌跡和離散敘述：新馬華人族群的重層脈絡》一書，該書針對中國新移民群體進行的多視角、近距離之觀察亦極具價值。讀者如果將兩者結合研讀，必定有所收獲。

（摘自：彭慧：《規范與流變中的新加坡中國新移民——評<新加坡與中國新移民融入的境遇>》，《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