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少數族裔人口規模不斷擴大。1980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美國非裔、拉美裔、亞裔人口總數為4420萬，佔美國總人口的19.8%﹔2020年，其人口總數已達到1.231億，佔美國總人口的37.1%，並呈繼續增長態勢。足夠的人口數量是少數族裔在東道國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先決條件，少數族裔人口的不斷增長顯著影響著美國的選舉政治，這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當代學者對政治參與問題的觀察和分析角度各不相同，有的關注主體因素，有的考量政治動員因素，有的從社會因素、政治文化視角對政治參與加以分析，這使得“政治參與”的定義在政治學界一直存在諸多爭議。
筆者認為，政治參與是全體公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合法政治活動，根據參與方式的不同，可分為選舉政治參與和非選舉政治參與。其中，公民選舉政治參與的方式主要包括參加選舉登記和投票、參加政治性社團、參加競選、助選等。當前國內外學界對美國少數族裔選舉政治參與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非裔、拉美裔和亞裔等單一族裔，或是針對某一次大選中的各族裔表現研究，尚缺乏對少數族裔選舉政治參與狀況的綜合探討，且少有學者從精英階層、草根階層和政治團體三個角度進行系統梳理分析。本文首先分析了美國少數族裔選舉權的變遷，然后以人口普查數據、歷史選舉數據為基礎，通過對非裔、拉美裔、亞裔的政治精英、草根平民和政治團體不同的選舉政治參與行動的整理分析，綜合研究美國少數族裔參與選舉政治的的特點及其影響。
一、美國少數族裔選舉權的變遷
選舉權是法律規定的公民享有選舉國家代議機關代表或其他公職人員的權利，是公民參與選舉政治的基礎。原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在雷諾茲訴西姆斯案中曾表示，“自由投票給自己選擇的候選人的權利是民主社會的本質，對這一權利的任何限制都是對代議制政府的核心打擊。毫無疑問，選舉權是一個自由民主社會的基本問題，任何涉嫌侵犯公民投票權的行為都必須受到仔細和細致的審查。”然而，在美國歷史上，選舉權並非是美國少數族裔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是經過一代代不同族裔和不同性別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一次次的法律修正后，美國的選舉權才從少數有財產的白人男性基督徒所享有的一種“特權”，轉變為所有美國成年人的一種普遍性權利。
在美國殖民地時期，政治參與是佔社會少數的富裕的成年白人男性的特權。掌權者對選舉權進行了財產資格限制、宗教資格限制、種族限制、性別限制、年齡限制、居住地和居住時間限制、甚至品行限制等。美國革命期間，公民選舉權的門檻大大降低，部分州放棄或者降低了對選民的財產資格限制，但各州繼續保持了對選舉權的種族、性別、年齡、居住地和居住時間等限制。如馬薩諸塞、新罕布什爾和紐約州憲法強調選民必須為“男性”﹔南卡羅來納州憲法強調選民必須是“自由白人”，即非白人就不能享有選舉權。19世紀上半葉，各州推行成年白人男子選舉權，選舉權開始轉變為美國成年白人男性普遍享有的權利。內戰與重建時期，1869年2月，共和黨人控制的國會通過了聯邦憲法第15條修正案，規定“合眾國或任何州不得因種族、膚色或以前的奴役條件而剝奪合眾國公民的投票權”。該修正案的通過，使美國少數族裔成年男性在理論上獲得了選舉權。但這些平等的政治權利只是象征性的，許多州對非白人的選舉權設定了諸多限制條件。1919年6月，國會通過了聯邦憲法第19條修正案，規定不得以性別為由剝奪合眾國公民的婦女選舉權，美國婦女正式獲得了選舉權。
二戰期間，美國少數族裔士兵在戰場上作出了巨大貢獻，戰爭結束后的不平等待遇激發了他們權利意識、種族意識的覺醒，加上不利的經濟條件與“種族隔離”的傷害，最終引爆了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與奇卡諾運動，要求保障處於社會不利地位的群體權利的呼聲此起彼伏。在此影響下，美國國會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它禁止使用不平等的選民登記要求，賦予少數族裔實實在在與白人公民平等的選舉權，是民權運動的最高立法成就之一。國會還通過了《1965年選舉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規定任何一州或其下屬任何政治分區不得基於種族或膚色，利用選舉資格、條件、標准、實踐或程序以否定或限制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權法案》在政治上強調少數族裔與白人公民擁有平等的權利，打破了美國社會一直以來所存在的對少數族裔選舉權的否認和限制，給予了少數族裔公民真正的選舉權與合法參與美國政治生活的基本權利，解開了美國少數族裔最主要的政治性枷鎖。1971年7月1日獲批准施行的美國憲法第26條修正案規定，“年滿十八歲和十八歲以上的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不得因為年齡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拒絕或限制。”從憲法上明確了拉美裔、非裔、亞裔等美國少數族裔公民平等享有美國公民選舉權，保障了其參與選舉政治的基本權利。1975年，國會對1965年法案做出修正，擴大了法案的覆蓋面，並延伸到包括拉美裔在內的四個“語言少數民族”（language minorities）——分別是美洲印第安人、亞洲裔美國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拉美裔公民，規定少數民族有權用母語來投票。隨著少數族裔選民數量的增加，參與選舉成為少數族裔表達政治訴求的一條重要途徑。
二、美國少數族裔選舉政治的參與特點
美國的選舉按級別可以劃分為聯邦選舉、州與地方選舉。其中，聯邦選舉包括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國會選舉分為參議員和眾議員選舉。
（一）精英階層參與競選
1.參選總統的人數增加，族裔范圍擴大，成果實現零的突破
美國少數族裔精英參與總統競選已有上百年的歷史，在1965年少數族裔選民獲得平等選舉權后，隨著少數族裔選民選舉參與的積極性提升，少數族裔候選人在總統競選中開始有所斬獲，2008年非裔政治精英巴拉克·奧巴馬成功當選美國總統便是少數族裔政治精英參與總統競選的最高成果。
少數族裔中非裔精英最早開始參與總統競選，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是第一位獲得美國總統選票的非裔美國人，他應邀在1888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並在唱名表決時得到了一票。1904年喬治·埃德溫·泰勒作為全國黑人自由黨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參選，但由於該黨影響力微小，其無法將泰勒的名字添加到任何州選票中。1965年之后，非裔總統候選人開始收獲部分選票。1968年，錢寧·埃默裡·菲利普斯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提名為美國總統候選人，並獲得了68票，他是第一位獲得主要政黨提名的非裔美國人。1972年，非裔女議員雪莉·奇澤姆作為民主黨提名的候選人參加了多州的民主黨初選。在1984年和1988年的總統選舉中，杰西·杰克遜作為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是第一位參加全國初選並贏得個別州初選、預選的非裔候選人。與前人不同，非裔政治精英艾倫·凱斯在1996年總統大選和2000年初選期間尋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失敗。他在2008年作為一個新的第三方政黨——美國獨立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參與總統競選，在聯邦選舉中在全國范圍內獲得47,694票，最終獲得第七名。美國非裔政治精英參與總統競選的最高光成果是巴拉克·奧巴馬，他作為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贏得了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成為了美國首位非裔總統，並在2012年大選中獲得了連任。
亞裔政治精英在總統競選中的表現也較為亮眼。亞裔在總統競選中，1964年華裔鄺友良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提名，成為第一位亞裔總統候選人。1972年，日裔女性政治家帕齊·明克成為第一位亞裔民主黨總統候選人。2015年，共和黨人鮑比·金達爾成為第一位印裔總統候選人。2017年，楊安澤成為首位亞裔男性民主黨總統候選人。2020年，擁有亞裔、非裔血統的卡瑪拉·德維·哈裡斯成為第一位亞裔主要政黨副總統候選人，並最終成功當選。
與非裔和亞裔政治精英相比，拉美裔政治精英在總統競選中參選較晚，雖然近年來有杰出表現，但還未獲得顯著成果。本杰明·費爾南德斯是第一位拉美裔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他曾於1980、1984、1988年三次參與美國總統競選。比爾·理查森曾參與2008年總統競選，與奧巴馬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在2016年大選中，古巴裔精英馬可·盧比奧和泰德·克魯斯在共和黨預選中相遇，雖然最終敗給了唐納德·特朗普，但兩人在愛荷華州、薩斯州、德克薩斯州等地獲得了較高的支持率，特別是泰德·克魯斯贏得了12個州，成為最有機會擊敗提名的主要競爭者特朗普的候選人。2020年大選中，墨西哥裔政治精英朱利安·卡斯特羅宣布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最終失敗。
2.參選、當選國會議員人數顯著增加，但與少數族裔人口佔比不匹配
在1965年通過《選舉權法案》之前，美國國會中很少出現少數族裔議員的身影。據記錄，1870年密西西比州參議員海拉姆·羅德斯（Hiram Revels）和南卡羅來納州眾議員約瑟夫·雷尼（Joseph Rainey）成為首次在國會任職的非裔美國人。首位在美國國會任職的拉美裔議員是1821年第17屆國會中的佛羅裡達州眾議員約瑟夫·馬裡昂·赫爾納德茲（Joseph Marion Hernandez），首位進入美國國會的亞裔議員是1959年第86屆國會中的夏威夷州參議員鄺友良。《1965年選舉權法案》通過，國會中的少數族裔議員人數也隨之逐年增加。從圖1可見，1965年至今，非裔、拉美裔、亞裔及太平洋島民議員在美國國會中的人數逐年上升。1983年，分別來自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的兩個代表，雖然沒有投票權，但是也進入了聯邦眾議院。2021年第117屆國會中的非裔、拉美裔、亞裔及太平洋太平洋島民議員人數分別為64人、50人和22人，已達到1965年第89屆國會非裔、拉美裔議員人數的10倍，亞裔及太平洋島民議員人數的5倍。少數族裔議員人數的增加是美國少數族裔精英積極參與選舉政治的表現，極大提升了少數族裔在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性，立法機構中少數群體數量的增加也提升了少數群體的利益。
雖然參眾兩院少數族裔議員人數逐年上升，但其佔國會議員比重與少數族裔人口佔美國總人口比例遠不相稱。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在美國總人口中，拉美裔佔比為18.7%，非裔為12.4%，亞裔為6%，夏威夷和太平洋島民佔0.2%。依照上述人口數據，如果非裔、拉美裔、亞裔及太平洋島民想擁有與其人口比例相匹配的國會議員，進而獲得與其人口規模相應的代表性，那麼在有著435名有投票權議員、6名無投票權代表與常駐專員A的國會聯邦眾議院和有著100名成員的國會聯邦參議院中，2020年國會中應擁有約66名非裔議員、100名拉美裔議員、33名亞裔及太平洋島民議員。但實際上，在2019—2021年第116屆國會中，僅有59名非裔議員、47名拉美裔議員、20名亞裔及太平洋島民議員。國會參眾兩院中少數族裔議員的人數遠低於其人口比重，這嚴重削弱了少數族裔在美國國會中的代表性。
此外，美國非裔、拉美裔、亞裔精英在美國國會選舉中也存在明顯差別。美國非裔國會議員人數雖然最初極少，但呈現較快速的增長，且在2021—2023年第117屆國會中基本接近其人口比例應佔份額，非裔在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性與其他少數族裔相比是較為充分的。拉美裔國會議員人數最初極少，后也隨著其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長而顯著增加，但拉美裔在國會中的議員人數一直未達到其人口比例應佔份額的半數，拉美裔在美國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性較低。亞裔及太平洋島民國會議員人數最初與其人口規模較為接近，后來該群體議員人數的增速明顯低於其人口的增長，現今亞裔及太平洋島民議員人數僅達到其人口規模應佔份額的60%，在國會中的代表性也存在不足。
（二）草根階層參與投票
1.少數族裔選民的登記率、投票率
參加投票是美國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之一。美國公民要參與選舉投票的第一步就是要參加選舉登記，第二步是公民投票。
美國人口統計局記錄了美國各族裔在歷屆美國總統選舉中的登記率和投票率。觀察圖2、圖3可知，在1972年至2020年的歷次總統大選中，美國拉美裔和亞裔選民的登記率和投票率隨著時間推移均呈較為明顯的增長態勢，登記率的增長客觀上也推動了投票率的提升，選民的政治參與意願不斷增強，但其數值遠低於非拉美裔白人選民，離在選舉中展現出與其人口規模相應的政治影響力仍有著很長的路要走。而擁有著長久的抗爭歷史和深刻權利意識的美國非裔選民，在選舉政治中的登記率和投票率遠高於亞裔和拉美裔，數值波動較小且穩定過半數，接近美國非拉美裔白人選民，這展現出了其較高的政治參與熱情和積極性，說明非裔選民的政治化程度遠超其他少數族裔選民。同時，亞裔選民的登記率和投票率差值最小，說明已登記的亞裔選民最有可能最終參與投票，而非裔和拉美裔則存在較多已登記選民最終放棄投票的情況。
2.政治取向都傾向於支持民主黨，但程度各異
政治取向對公民在選舉中的投票選擇至關重要，它和種族群體成員身份密切相關。少數族裔選民的政治取向主要與宗教因素、政黨認同、議題因素和候選人因素等密切相關。美國少數族裔政治取向上歷來多偏向支持民主黨。作為移民群體，少數族裔有較高比例人口在就業、醫療、教育和住房等方面處於弱勢地位，民主黨所堅持的最低工資制度、平等的經濟機會、政府提供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務以及醫療保健制度直接關系到其切身利益。但同時，共和黨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保守主義主張也迎合著少數族裔中宗教保守主義選民的呼聲。此外，由於不同時期的議題、候選人等各不相同，同時出生在美國的二代、三代移民不斷增加，其政治取向與一代移民有著明顯差異，這就使得各少數族裔選民在選舉中的政治取向存在著一定搖擺。
自羅斯福新政緩解了非裔的經濟困境並為其開辟了參政途徑以來，非裔便在歷次選舉中堅定地站在民主黨的身后，是少數族裔中最堅定的民主黨候選人的支持者。在1984年至2020年的10次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在非裔選民中的得票率分別為9%、12%、10%、12%、8%、11%、4%、6%、8%、12%，民主黨在非裔選民中的得票率則分別為90%、86%、83%、84%、90%、88%、95%、93%、89%、87%。從上述數據來看，非裔選民對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率基本為1︰9，且保持較為穩定的態勢。雖然不如非裔對民主黨絕對壓倒性的偏愛，拉美裔選民在選舉中傾向於民主黨的投票也基本保持穩定。在2000—2020年間的6次大選中，美國拉美裔選民一直保持著對民主黨候選人的過半數支持，族裔的整體政治取向較為溫和而自由。同時，拉美裔選民對共和黨候選人一直保持著四分之一以上的支持率，這說明拉美裔族群中政治取向保守的公民規模亦不可小覷。需要注意的是，拉美裔是一個次族裔眾多的群體，政治取向各不相同。古巴裔與哥倫比亞裔一直是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而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多米尼加裔則傾向於支持民主黨。
亞裔雖然在近些年的大選中也保持著對民主黨的偏愛，但其政黨認同較弱，政治取向受到議題與候選人等短期因素影響較大，因而存在著較大的波動和不確定性。亞裔選民對民主黨、共和黨候選人的支持率差值遠低於非裔和拉美裔。20世紀60年代，剛獲得平等選舉權的亞裔多數是剛到美國的新移民，更重視與其切身利益相關的生計問題，民主黨在經濟、就業方面的政策更好地滿足了其利益訴求。隨著時間推移，亞裔生活逐步穩定，擁有良好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相當一部分亞裔美國人在總統大選中開始關注兩黨在國際事務、國內經濟和移民等各項議題上所持的立場，並在20世紀90年代更加認可共和黨的立場。1992年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在亞裔選民中的得票率為55%，民主黨候選人在亞裔選民中的得票率為31%。1996年，共和黨候選人在亞裔選民中的得票率為48%，民主黨候選人則獲得了43%的亞裔選民支持。但在21世紀以來的總統大選中（如圖4），亞裔美國人的政治取向從對共和黨的溫和支持轉變為對民主黨的強烈支持。此外，亞裔也由不同的次族裔組成，其中華裔、印度裔、日裔傾向支持民主黨，而越南裔、菲律賓裔、韓國裔則傾向支持共和黨。
（三）政治團體輔助選舉
美國少數族裔政治團體為發揮更有效的政治作用，普遍會參與選舉，幫助代表本群體利益的候選人取得勝利。其參與選舉政治的方式主要有選民教育、選舉動員以及向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等。
1.選民教育、選舉動員的力度不斷擴大
隨著美國少數族裔人口規模的擴大與選民人數的增加，面對著低下的少數族裔選民登記率與投票率，其政治團體使出渾身解數，通過各種方式的選民教育、選舉動員，希望提升本族裔選民的選舉政治參與熱情，進而增強少數族裔族群體的政治影響力，吸引政府與領導者對少數族裔利益的關注。
加強選民教育，讓更多符合條件的少數族裔選民了解到自己手中選票的重要性、學習選舉登記與投票的流程等，可以提升其投票積極性，減少投票過程中的障礙，鼓勵更多的少數族裔走出家門進行投票。少數族裔團體的選舉教育常常與選舉動員緊密聯系在一起。政治參與的過程是昂貴的，需要時間、金錢、認知能力和公民技能等，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平等地參與其中。解決這些政治參與不平等的一個可能的萬靈藥便是基層政治動員。選舉動員是政治動員中的重要一環。學界普遍認為，選舉動員可以把那些原本位於政治邊緣的人群變成政治參與者。
針對少數族裔選民影響較大的選舉動員是“走出去投票”（Get-Out-The-Vote，GOTV）活動，各少數族裔政治團體都積極響應。“來我家投票”（Mi Familia Vota）組織是致力於為拉美裔選舉政治參與缺乏的社區提供服務的全國性基層行動組織，是“走出去投票”活動的積極參與者，負責向拉美裔選民提供選民指南、選舉信息和投票日乘車等資源。在2020年大選中，“來我家投票”在美國各州的網絡媒體、西班牙語電視廣播節目中共花費250萬美元進行宣傳，它還撥打了490萬個電話，敲開了50萬拉美裔家庭的門，發送了260萬條短信、219,751封郵件，登記了55萬選民，與9個州的700萬選民保持聯系。黑人政治行動委員會（Black PAC）是一個新成立的非裔政治團體，致力於激勵非裔選民在各級選舉中參加投票。在2018年阿拉巴馬州的美國參議院特別選舉中，黑人政治行動委員會敲響了5.2萬多扇門，向27.1萬個家庭發送了郵件，並給阿拉巴馬州居民撥打了7.2萬個電話。最終，黑人政治行動委員會支持的民主黨人道格·瓊斯（Doug Jones）擊敗共和黨人羅伊·摩爾（Roy Moore），取得現代國會歷史上最顯著的選舉勝利之一，該州自1992年以來從未選舉過民主黨人進入美國參議院。成立於2007年的亞太裔美國投票組織（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Vote）也在歷次大選中採取多種方式動員亞裔選民參與投票，包括組織大規模登記活動慶祝選民登記日，主動接觸那些被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的人，並提供語言熱線以幫助其登記與投票。
2.政治獻金逐年增加
金錢一直是美國政治的“母乳”，這一點在選舉活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少數族裔政治團體在選舉中組建各種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為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負責匯集成員的競選捐款，並將這些資金捐贈給支持或反對候選人的競選活動、投票倡議或立法活動。少數族裔政治團體在選舉中的政治捐款流向與其政治取向保持一致，大多數投向了民主黨候選人。國會非裔核心小組政治行動委員會（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PAC）是非裔中頗具影響力的政治團體，其目標是籌集必要的資金支持，以選舉非裔和非非裔盟友進入美國國會。據跟蹤競選財務和游說數據的研究機構公開秘密（Open Secrets）披露，國會黑人核心小組政治行動委員會最初在1990年開始向民主黨候選人捐贈競選資金，金額為1000美元，隨后逐年增加。2000年其向民主黨候選人捐贈競選資金為6.75萬美元，2010年為22.15萬美元，2020年為67.2萬美元。拉美裔政治行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Hispanic Causes-BOLD PAC）是一個堅定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組織，它在其官網首頁明確標定了歷次選舉中的拉美裔候選人與它們認可的候選人，從2002年起它便進行政治籌款，並對其支持的候選人進行政治捐款。在2002年至2010年的歷次選舉中，它分別向民主黨候選人捐資13萬、6.25萬、12.73萬、11.094萬、12.5萬美元﹔在2012年至2020年的歷次選舉中，它分別向民主黨候選人捐資19.95萬、11.45萬、40.515萬、43.302萬、60.582萬美元。亞裔美國人行動基金（Asian American Action Fund）是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旨在增加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在美國的政治影響力，自2000年成立以來，已經資助了200多名亞裔及太平洋島民候選人。自2000年初次向民主黨候選人捐贈1250美元以來，其保持著每年向亞裔候選人提供政治獻金的傳統，2010年繼續向民主黨候選人提供4.3萬美元捐資，2020年為10.3萬美元。與前面兩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不同的是，亞裔美國人行動基金也向共和黨候選人提供政治捐資，但金額遠低於其給民主黨候選人的獻金，2010年，亞裔美國人行動基金向共和黨候選人捐資2000美元，2020年為2500美元。
三、美國少數族裔參與對選舉政治的影響
（一）少數族裔在選舉政治中的影響力逐年提升
隨著少數族裔人口的增長，其選民規模不斷擴大。同時，拉美裔、亞裔選舉參與積極性上升，以及選區重劃帶來的議席變動等為少數族裔在選舉政治中的影響力增長奠定了基礎。
1965年美國相繼通過了《1965年移民和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權法案》，逐步落實了美國少數族裔的合法身份與平等的選舉權。同時，少數族裔人口規模不斷擴大，1980年非裔、拉美裔、亞裔佔美國總人口的19.8%，2000年佔美國總人口的28.2%，2020年這一數據為37.1%，基本保持著每20年9個百分點左右的增幅。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預測，到2045年，美國的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預計將降至50%以下。與人口總規模擴大相對應的是少數族裔選民人數的增長。據皮尤研究中心測算，從2000年到2018年，美國的合格選民人數從1.934億上升到2.337億，增加了4030萬，其中拉美裔、非裔、亞裔或其他族裔的選民佔據這一增長的76%。2018年，拉美裔合格選民佔美國總選民人數的13%，非裔合格選民佔13%，亞裔合格選民佔4%。2000年非裔選民人數為2275.3萬，到2020年有投票資格的非裔人數達到創紀錄的3000萬，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生活在美國最具競爭力的九個州——亞利桑那州、佛羅裡達州、佐治亞州、愛荷華州、密歇根州、北卡羅來納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高於居住在這些州的所有美國合格選民的29%。在全國范圍內，符合條件的非裔選民現在佔美國選民的12.5%，高於2000年的11.5%。2000年擁有投票資格的拉美裔人數為1315.8萬，2020年增長到3200萬，佔美國選民比重由7%上升到約13.3%。2000年亞裔合格選民人數為460萬，佔美國選民人數的2.4%，2020年亞裔合格選民人數為1110萬，佔美國選民人數的4.7%。從2000年到2020年，美國亞裔合格選民的數量增長了139%。
除少數族裔人口規模擴大之外，選舉參與積極性的提高也是其在選舉政治中影響力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依據表3、4數據，少數族裔在總統大選中的登記率和投票率總體保持上升態勢。非裔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的登記率和投票率歷來基本保持在60%和50%左右，是較高的選舉政治參與水准，表明非裔擁有著較高的政治參與熱情。拉美裔和亞裔的登記率和投票率均有著明顯的上升態勢，拉美裔在總統選舉中的登記率和投票率從2000年的34.9%和27.5%，上升到2020年的44.1%和38.8%﹔亞裔在總統選舉中的登記率和投票率從2000年的30.7%和25.4%，上升到2020年的45.7%和42.8%。選民登記率和投票率的上升是其參與選舉政治積極性上升的重要表現。
此外，選區重劃帶來的議席變動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美國聯邦眾議院的435張選舉人票和席位的分配是按照各個州的人口佔美國總人口的比重大小來確定的，一個州的人口佔比越高，其擁有的選舉人票和議席也就越多。在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后，各個州所擁有的聯邦眾議員議席將重新分配，這將會對美國選舉產生重大影響。拉美裔、非裔和亞裔的人口增長使得少數族裔較為集中的南部和西部各州人口在美國總人口中所佔比例不斷提高，這就意味著南部和西部各州眾議院席位和選舉人票數的增加，這些州在總統選舉中的重要性也在提高。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眾議院議席向南部和西部呈淨轉移狀態。1940—2020年，國會眾議院議席向南部和西部轉移了總共84席，這兩個地區選舉人團票也增加了84張。其中，得克薩斯州僅2000年以來就增加了8個議席，佛羅裡達州增加了5個議席，亞利桑那州和喬治亞州各增加3個議席，這些州所擁有的選舉人票也相應增加。隨著南部州和西部州在眾議院議席數和選舉人團票的增多，它們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的影響也隨之擴大。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2010年人口普查后獲得新增眾議員席位的8個州，在過去10年中拉美裔人口均得到迅速增加。少數族裔人口集中的州獲得更多的選舉人票和議席，相應提升了少數族裔在選舉政治中的影響力。
（二）在少數族裔聚居的州發揮“關鍵少數”作用
當前美國政治極化嚴重，在總統大選中，美國多個州形成了堅定支持共和黨的“紅色州”和堅定支持民主黨的“藍色州”的分裂局面，每次總統選舉中，紅藍力量基本勢均力敵。由於大多數州使用贏者通吃的方法來確定他們的總統選舉人，因此總統大選的最終結果往往由佛羅裡達州、俄亥俄州、內華達州、科羅拉多州、艾奧瓦州等幾個“搖擺州”的選情決定。搖擺州經常是總統候選人爭奪最激烈的地方。
從人口分布來看，大量的少數族裔選民集中居住於“搖擺州”，如2000年，拉美裔人口佔據內華達州的18.66%、科羅拉多州的16.37%、佛羅裡達州的16.5%。到了2020年，拉美裔人口佔據內華達州的28.7%、科羅拉多州的21.9%、佛羅裡達州的26.5%。在佛羅裡達州、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等幾個“搖擺州”中，非裔人口也高於居住在這些州的合格選民的10%。
從選舉結果看，幾次大選中少數族裔選民都曾在“搖擺州”發揮了“關鍵少數”的作用，成為左右“搖擺州”選情的關鍵因素。以古巴裔為例，據美國人口普查局數據，截至2018年，美國擁有140萬古巴裔合格選民，其中65%居住在大選“搖擺州”佛羅裡達州。2018年，拉美裔佔佛羅裡達州注冊選民的16.4%，古巴裔則是佛羅裡達州最大的拉美裔合格選民群體，佔據拉美裔選民總數的31%。2000年大選，在佛羅裡達州，小布什贏得了82%的古巴裔選票，最終憑借比阿爾·戈爾（Al Gore）多出來的500余張普選票贏得了佛羅裡達州25張選舉人票而登上總統寶座。同樣也是在佛羅裡達州，2012年總統大選中，巴拉克·奧巴馬憑借拉美裔60%的支持率，以50%比49%的微弱優勢贏得了佛羅裡達州的選舉，戰勝了對手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並獲得了連任。
四、結語
雖然美國少數族裔在選舉政治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但必須承認，成功當選的少數族裔精英人數與其人口佔比並不匹配，少數族裔在美國政府與國會中的代表性依舊不足。同時，少數族裔選民的大選登記和投票積極性也顯著不足，嚴重影響少數族裔的政治表達力量。此外，少數族裔團體的選舉政治參與，不論從規模、資金還是影響力，都與美國主流政治團體存在較大差異。近年來，少數族裔選民較低的登記率與投票率已引起較大關注，學者們開始聚焦於對少數族裔選民的政治動員研究，政治精英和政治團體也在採取各種方式呼吁他們走出家門走進投票站。可以預見，隨著少數族裔選民投票積極性的提升，將有更多少數族裔精英走上美國政治舞台，少數族裔群體也將逐步壯大，越來越多少數族裔的聲音將出現在美國主流社會。
美國少數族裔的選舉政治參與給華裔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經驗。華裔是美國人口數量最大的亞裔群體，2021年總人口達到540萬。與大多少數族裔相似，美國華裔的政治取向總體傾向於民主黨，政治精英也逐漸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嶄露頭角，草根群體的選舉登記率和投票率與非拉美裔白人仍有較大差距。為提高華裔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更好地維護族裔利益，在選舉政治中，華裔政治精英應主動提升政治素養，積極參與競選和助選活動，以增加美國政府、國會中華裔的代表性﹔華裔草根群體應認識到政治參與的重要性，重視手中的選票，積極走出家門參與選舉登記和投票，助推華裔候選人當選﹔華裔政治團體也應更多開展選民教育和選舉動員活動提高華裔的選舉參與積極性，同時合理利用政治獻金獲得政治回報，提升華裔對美國大選的影響力，增強美國社會對華裔利益的關注。
（摘自：張代雄、萬曉宏：《1965年以來美國少數族裔參與選舉政治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