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引起了國際形勢的動蕩。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取得了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受到了全球的廣泛關注。疫情沖擊下，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面臨著諸多挑戰與困難，探索疫情期間與海外華人群體相關輿論的關注度、情感態度與信息傳播機制，對於了解當前海外華人所處的社會輿論環境、評估相關風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將基於爬虫程序，對推特平台西班牙語文化圈群中相關推文內容進行採集，然后利用統計分析、情感分析與網絡分析方法，對獲得數據進行研究，以探析疫情期間西班牙語世界公眾對華人群體的關注度、情感態度與相關信息傳播特點。
在海外輿情研究中，學者往往多會關注英語主流媒體並將其作為研究對象。盡管以BBC、紐約時報等為主的傳統英文媒體仍在世界輿論中佔有主導地位，但不應將之等同於海外輿情。一方面，這是因為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和優兔（Youtube）等社交網站的出現，使得曾經由傳統媒體寡頭所主導、“意見領袖”為介質的信息傳播模式正逐漸弱化，而信息“傳受一體”的無介質傳播模式則不斷顯現，越來越多的個人、組織或機構都能夠通過這些社交媒體即時分享和傳播自己的觀點，實現快速多點傳播。另一方面，在語言壁壘與網絡信息技術進步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文化圈群”內部信息密切流動機制開始形成。這些變化使得傳統西方媒體並非總能“步調一致”地帶動其他“文化圈群”，同時也推動國際傳播中形成了以不同歷史文化為紐帶、以共同語言為載體的跨時空傳播網絡，而“西班牙語文化圈群”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西班牙語文化圈群或西班牙語世界（以下簡稱“西語世界”），是指現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的21個“西班牙語國家”，它們曾以西班牙為宗主國，居民多為西班牙人后裔，在傳承其語言的同時亦與西班牙在歷史和文化上有著深刻的聯系，如今約有4.8億人在這一語言紐帶下形成了跨越時空的信息共享網絡。從歷史來看，該文化圈群與華人同樣有著密切聯系，無論是西班牙還是拉丁美洲西語國家，其華僑華人歷史均始於16世紀下半葉，連接西班牙、拉美與中國的“太平洋絲綢之路”開啟了華僑華人前往西語世界的大門。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些散落在西語世界的華僑華人群體，在經歷幾度沉浮起落之后在居住國步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時至今日，西語世界華僑華人數量總和已達100萬以上，其絕對數量雖然無法比擬東南亞或北美、澳洲等華人聚集地區，但這一群體充滿活力，無論是在族裔規模、社會影響還是經商從政上均有著顯著發展和突出表現，成為我國與西語世界溝通的重要紐帶。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西語世界是具有代表性的“重災區”，截至2021年6月30日，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以西班牙、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國為代表的西語國家總計確診人數超過2200萬例，佔世界累計確診病例的12%。與此同時，自疫情暴發以來，有關華人受到不公待遇與歧視的報道明顯增加，B與此前相比，西語世界華人群體的公眾輿論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
一、文獻綜述、思路與方法
（一）文獻綜述
輿情是“輿論情況”的簡稱，簡單來說指在一定的社會空間內，作為主體的民眾對於某一客體產生和持有的社會態度，它是群眾對該客體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等表現的總和。縱觀現有著述，關於海外華人輿情的研究近十年來才開始為學者所重視，這一方面得益於信息網絡技術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海外信息的傳播，從而使相關研究更為便利﹔另一方面則離不開在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下，華人群體對中國國家形象構建所起到的重要影響。其中，大多數研究著眼於對具體時期某一個或幾個主流媒體華人報道的分析，以探索輿論中的華人形象構建特點。例如，楊博基於美國《舊金山日報》《海格斯城郵報》《紐約時報》對早期美國媒體中的青年華人形象的流變與建構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建構的華人形象並非真實狀況的反映，而是美國社會基於自身在不同時期的特定需要，對青年華人進行形象建構。2018年他再次對美國當時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時代周刊》等主流報刊中所展現的華人形象進行了分析，發現華人形象的呈現十分正面，與早期報道形成了巨大反差。與之相似，胡爾卓以加拿大《多倫多星報》為研究對象，分析了2015—2017年加拿大華人的形象構建﹔孫成志與高歡以《每日新聞》等報紙為研究對象，討論了日本主流媒體中華人形象的發展等。這些研究無一例外地基於從主流媒體到社會大眾的傳統傳播鏈結構，“自上而下”地探索了華人群體相關輿論以及公眾形象的構建與發展情況。但正如前文所述，在當代信息網絡不斷發展的背景下，信息提供者、傳播者和閱讀者之間已經沒有明顯界限，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之中，具有自由性、交互性、即時性與多元性的龐大虛擬信息社區業已形成，當下主流媒體已難以“自上而下”地代表與帶動輿情發展，甚至有被“自下而上”倒逼的趨勢。
疫情暴發后，針對海外華人的輿情研究加速進入網絡時代，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到社交媒體中有關海外華人的輿情發展，有代表性的如耿羽的研究，他關注到了疫情期間海外華人面臨的雙向排斥問題，並利用微博等平台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疫情期間我國民眾對於海外華人的公眾輿論變化，著重探索了海外華人在國內社交媒體中從形象危機到修復的過程﹔劉健等學者則選取了Facebook、視頻網站、網絡論壇等6種境外媒體形態對國際網絡輿情展開了研究，發現利用疫情排擠華人的言論與情緒正成為一種新型的“種族歧視”，應當引起注意。
（二）研究對象與問題的提出
在已有研究的啟發下，本文嘗試通過爬虫編程對西語世界中信息與意見交互的第三大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進行數據抓取與分析，重點圍繞該文化圈群公眾有關華人群體的言論展開研究。在時間范圍上，本文選擇2020年1月22日至4月30日的100天（下文稱“疫情期”）作為核心研究階段，這一階段是世界面對新冠疫情暴發最為“措手不及”與“惶恐不安”的階段，也是疫情在中國迅速增長並逐漸消退的重要抗疫階段，更是中國被西方世界指責與污名化的典型階段。因此，這一時期推特西語世界中所展現的華人相關輿情，在疫情期間具有重要性與代表性。
本研究將重點關注三個相互聯系並具有一定遞進關系的輿情問題：
第一，疫情期間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關注程度發生了何種變化？作為輿論的表征與直觀體現，本文將首先分析疫情期間認知主體對於華人群體討論“熱度”的變化情況，了解疫情從何種程度上改變了華人群體在西語世界主體視野中的位置。
第二，疫情期間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言論情感展現出了怎樣的趨勢與特征？作為輿情的核心內涵，在前一個問題的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了解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相關輿論的情感特征，重點探索積極與消極言論的變化發展及相關話語所涉及的主要內容。
第三，疫情期間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相關言論的傳播展現出了何種特征？作為輿情的延展動力，在解答前兩個問題的基礎上，本文將更進一步對疫情背景下華人群體相關信息傳播與擴散的信息網絡構置進行分析，重點探索不同情感態度言論的傳播圖景並揭示其特點。
最后，本文將基於以上發現，對疫情背景下西語世界網絡中的華人輿情進行總結反思。
（三）數據與方法
在數據採集上，本次研究基於Python語言開發的爬虫程序，以西語世界中常用來指華人群體與其社區的詞匯為關鍵詞進行數據抓取。為獲得更為全面的數據，本文將採集時間區間定為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共計78個月，總計抓取與華人群體相關的西班牙語推文（及其對應賬戶、時間、轉發、提及等關系）共計212845條，其中本次研究的主要階段“疫情期”推文數量總計21353條。
針對前文所預設的三項問題，本文將使用不同方法與工具進行探索與分析：
一是進行統計分析。為探索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關注程度發生了何種變化，本文使用了SPSS對採集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首先對78個月中推文的總體計數變化進行統計與觀察，以可視方式勾勒出自2015年以來推特西語世界公眾關於華人群體網絡輿情關注程度的動態變化圖景﹔隨后重點討論疫情期的計數統計特點，從而明晰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西語世界認知主體對華人群體討論關注程度的變化情況。
二是進行情感分析。研究使用了基於Python開發的計算機深度學習模型對推文進行情感分類，在模型訓練中研究選取CNN（卷積神經網絡）、BILSTM（長短期記憶神經網絡）兩種深度學習模型，並使用西班牙自然語言處理學會（SEPLN）與本研究專項編碼訓練集進行訓練，並比較模型的准確性。D最終深度學習結果顯示，CNN在測試集上准確率為68.5%，BILSTM測試集上准確率為71.9%。因此，研究最終選取BILSTM模型對所有推文進行情感分類，並重點分析和對比疫情期及其前后西語推文中積極與消極兩種明確情感的變化情況。考慮到仍然需要關注言論所涉具體內容，研究還使用了Nvivo12質性分析軟件對兩種情感的推文進行詞頻統計，從而獲得相關言論中與華人群體緊密聯系的關鍵詞匯內容。
三是進行網絡分析。為了解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相關言論的傳播展現出了何種特征，研究使用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將推特平台中的賬戶和推文中的“提及”（mention）與“回復”（reply）所形成的信息傳遞關系抽象為節點與連線，形象化地揭示行動者及其所處的傳播網絡中成員之間的關系和互動模式。本研究使用Gephi對由這些行動者節點與連線所組成的網絡結構進行可視化處理，以勾勒、分析與對比疫情期及其前后所對應的信息傳播網絡圖景，並分別以“出度”與“入度”作為衡量標准探索節點傳播情況，從而揭示疫情期間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相關言論的傳遞構置特點。
二、研究發現
（一）統計研究分析
研究將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中所採集的21萬余條推文依月份進行計數統計（見圖1），並以月度為對比對象繪制箱型圖（見圖2），從中可以獲得以下兩個發現。
1.推文計數存在規律，關注度呈現周期變化
從圖1中不難看出，在2015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間，推特平台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相關推文計數具有一定規律，波峰主要出現在每年2月前后，且相鄰波峰間隔時間基本為1年，在其余月份裡公眾對於華人的關注討論熱度則相對較低。而圖2則進一步表明，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關注確實存在明顯的月份差異。除此之外，在所觀測的78個月的大部分時間中，推特西語世界對於華人群體的關注程度雖有波動，但幅度均在一定范圍之內，基本符合以年為周期性的變化規律。在對波峰出現時間進行進一步分析后，可以發現其所對應日期均為每年農歷新年前后，而這符合經驗判斷，農歷新年正是各地華人社區慶祝之時，其獨特的文化活動與氛圍使之成為西語文化圈群中的關注熱點。
2.疫情打破原有周期，關注度出現異常波動
從周期變化情況來看，每年3月與華人群體相關的西語推文數量應處於較低且穩定的水平，但2020年3月卻出現了推文計數的極端變化，其數量不僅是以往3月份計數平均值的4倍，甚至還達到了整個觀測周期中的峰值水平，是此前最高值的168%。而這一時間節點正處於“疫情期”之中，說明疫情暴發后西語世界網絡輿論對華人社區產生了反周期性的前所未有的關注度。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極端變化並非持續性的，公眾關注度在“疫情期”經歷了激增與驟降兩個階段，隨后便回歸穩定，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疫情所帶來的反常關注度持續時間有限，隨著各國應對疫情措施的不斷完善，西語世界針對華人群體的關注度也進入了“新常態”。
（二）情感極性分析
從定量分析角度，將爬取的所有推文依據其情感極性以“月”為單位進行計數統計后，可獲得圖3，其中白色與黑色分別代表當月具有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推文的數量。為進一步揭示“疫情期”輿論情感的微觀變化特征，本文還以“日”為單位進行了情感推文的計數統計，考慮到此前所發現的西語世界公眾對華人群體關注的周期性現象，研究選取了“疫情期”前后各一年的同期數據以進行對比（圖4~圖6），從中我們不難獲得以下發現。
1.情感明顯轉向負面，疫情后期仍有影響
如圖3所示，從整體來看，在進入“疫情期”之前的絕大部分時間中，西語世界公眾在推特平台上對於華人群體的相關輿論在整體上均以積極態度的言論為主，僅在個別月份中存在消極情感言論數量大於積極情感言論的情況（顯露黑色部分）。但在2020年1月后，消極情感言論出現了顯著增長，尤其在2020年3月前后達到了觀測期間的峰值水平。盡管此后呈現不斷下降的態勢，但負面言論卻在大部分時間中成為推特西語世界有關華人的主要言論。
更具體而言，如圖4~圖6所示，在“疫情期”之前，推特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輿論情感態度處在“動態平衡”之中，並不存在具有普遍性與絕對性的感情傾向，這從積極情感推文與消極情感推文為主的天數便可以發現，二者差距並不顯著（41%與59%）。但在“疫情期”中，這種情感上的“動態平衡”被明顯打破，具有明確消極感情態度的推文佔據主要地位，以積極情感推文為主的天數僅佔該時期的18%。而在2021年的相同時期，推特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輿論情感態度雖然趨於回歸“動態平衡”，但以積極情感推文為主的天數仍僅佔該時期的26%，明顯小於“疫情期”之前，從數量角度而言，相關輿論的情感態度傾向依然顯著。
2.推文極性顯著分化，積極、消極情感並存
盡管“疫情期”公眾情感在整體上呈現消極化趨勢，但這並非意味著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相關言論的態度自始至終保持不變，也並非是此消彼長、非此即彼的關系。恰恰相反，從圖5中可以看到，2020年3月17日前后推特西語世界中出現了積極情感態度推文數量在觀測期內的極值，這種逆趨勢的輿論現象表明，雖然“疫情期”導致輿論整體轉向負面，但輿論的聲音並非時刻統一，在不同時間節點上存在某些“特殊事件”，使得輿情出現明顯波動、公眾情感出現極端分化，這也體現出“疫情期”是原有輿論情感態度“動態平衡”被打破與再塑的中間過程。
從質性分析角度，利用Nvivo12對“疫情期”及其前后各一年同時期的推文進行分析，並過濾掉大量無用文本信息后，A可以得到三個時期積極與消極情感推文所對應的關鍵詞詞雲，如圖7所示。進行對比與分析后可以獲得如下發現。
3.華人與“新冠”聯系緊密，話語共現十分顯著
無論是對於積極情感推文還是消極情感推文而言，新冠病毒（coronavirus）和病毒（virus）等詞語皆是“疫情期”西語世界公眾有關華人群體輿論中的高頻關鍵詞匯（加權詞頻0.87%與0.79%）。而這也証實在這一時期華人群體的確被與新冠疫情密切聯系了起來。在對具體推文進行查詢后，不難發現這種話語的共現聯系存在消極的“因果關系”和積極的“對比關系”。前者傾向於將華人群體與本國疫情的傳播和擴散建立因果聯系，這種推文也常常伴隨著種族主義與排外主義情感﹔后者則傾向於將華人群體的所作所為與當下政府及民眾的言行進行對比，並突出華人群體對於抗疫的貢獻與認可，此類推文往往具有感謝與敬佩之情。如2021年3月17日前后出現極值的積極言論便是由此類表述構成，而西班牙華人在該國各地進行的醫療防疫物資自發捐贈活動是相關言論產生的重要原因：
華人抵達赫塔菲醫院急診室運送數千個口罩……華人社群在馬德裡的行為令人印象深刻……你們中的一些人在張開種族主義大嘴之前應該考慮一下……（Ciudadanos chinos llegando a las urgencias del hospital de Getafe para entregar miles de mascarillas…… Impresionante el comportamiento que está teniendo la Comunidad China con Madrid…… Algunos deberíais pensar antes de abrir vuestra bocaza racista……）
最致命的病毒是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西班牙華人社區譴責冠狀病毒引起的對亞洲人口的仇外心理。當其他人賺錢時，中國人在Usera（馬德裡）贈送口罩﹔他們以令人欽佩的方式處理了這場危機。（El virus más letal es el racismo y el fascismo. La comunidad china en España denuncia xenofobia hacia la población asiática por el coronavirus. Mientras otros hacen caja，los chinos regalan mascarillas en Usera（Madrid）﹔ellos， que han gestionado esta crisis de un modo admirable.）
4.認知出現雙向變化，新舊形象皆有體現
通過橫向對比三個時間段內相同情感推文的關鍵詞，可以發現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認知出現了雙向變化：一是對華人群體形成了正向的新認知與身份新定位。這主要體現在“疫情期”出現了較多此前並未出現過的高頻關鍵詞，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團結的（solidario）、捐助者（donante）與伙伴（compañero），三者在2019年同期的加權詞頻均不足0.01%，但在“疫情期”三者的加權詞頻分別上升至0.22%、0.37%與0.13%。除此之外，一些原有關鍵詞的詞頻也出現了顯著上升，如合作者（colaborador）和朋友（amigo）則分別從0.01%與0.17%上升至0.06%與0.29%。這些詞頻的變化從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疫情期間西語世界公眾輿論對華人群體形象與身份所形成的新認識和新定位，盡管在2021年的同一時期上述關鍵詞的加權詞頻又有所降低，但整體而言依然高於2019年的同期水平。二是對華人群體亦出現了負面的新印象，固有偏見加深。在疫情期間，相關消極推文中同樣出現了此前並未有過的新關鍵詞，如傳染性的（contagioso）、受感染的（infectado）、有過錯的（culpable）、不負責任的（irresponsable）等，這些關鍵詞的加權詞頻均在0.10%以上，其出現可以被看作是將華人群體與新冠疫情建立因果聯系的重要話語表現。除此之外，原有消極情感推文關鍵詞的加權詞頻也出現上升，但其上升並非出現在“疫情期”，而是出現在2021年，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非法的（ilegal）、壞的（malo）、臟的（sucio）、黑社會的（mafioso）等，這一方面體現出公眾輿論中相關負面印象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疫情的暴發進一步加深了公眾對華人群體的刻板偏見。
（三）社會網絡分析
將“疫情期”及其前后各一年的同期推文中的“提及”（mention）以及“回復”（reply）關系進行整理后，利用可視化軟件Gephi的forceatlas2進行布局，可得到圖8所示的三個信息傳遞有向網絡模型（Nt2019，Nt2020，Nt2021）。其中，每個節點代表不同的推特賬戶，而不同節點之間連線的顏色代表該信息的極性（灰色為積極情感，白色為中性情感、黑色為消極情感）。通過社會網絡方法進行觀察與對比研究，有以下發現。
1.信息傳播規模擴大，觀點更易擴散連通
三個網絡最為表征性的不同特點體現在網絡規模與其基本參數的差異上。從網絡整體來看，Nt2019中參與信息傳遞的獨立賬戶共有5304個，在此網絡中具有間接信息傳遞關系的兩節點之間最大距離為4（網絡直徑d=4）。而2020年“疫情期”的Nt2020則擁有獨立賬戶節點17241個，參與個體數量較2019年同期擴大近3.3倍，具有間接信息傳遞關系的兩節點之間最大距離也擴大一倍（網絡直徑=8）。Nt2021雖然在節點規模（9067個）與網絡直徑（d=5）上有所下降，但與2019年同期網絡相比仍然較高。從網絡節點的角度來看，三個網絡中的節點平均度也有著顯著差異。Nt2019中節點的平均度最低，僅有0.799，這也意味著該網絡中的節點在相關信息傳播中的影響力相對有限﹔而Nt2020中節點的平均度最高，達到了0.916，這說明在“疫情期”所形成的關於華人群體的輿情網絡中節點之間的相互聯系更為緊密，信息的傳遞也更傾向於一對多的發散式傳播模式。從中不難發現，處在“疫情期”的Nt2020顯然在信息傳遞上的廣度與深度更大，不同個體的信息、意見和看法也更容易得到擴散。
2.信息傳遞形成場域，消極推文傳播頻繁
相比於前后兩個時期，Nt2020中信息的傳遞交錯更為重疊，大量積極、中性與消極言論相互交織，一個節點往往會包含著來自大量其他不同節點不同情感的信息，這也反映了“疫情期”推特社交平台上傳播主體與信息流動的復雜性，以不同賬號為“行動者”，以不同聲音與意見傳遞為形構（Configuration），形成了布爾迪厄（Bourdieu）所說的各方影響力相互博弈的輿論“場域”。在對三個網絡中不同極性的傳遞關系進行統計后可以發現，無論是在Nt2019、Nt2020還是Nt2021中，消極信息的傳遞均比積極信息的傳遞更為頻繁，三者積極與消極信息傳遞次數之比分別為1︰1.1、1︰1.3以及1︰1.4，說明疫情背景下這種現象更為明顯。此外，在疫情背景下該傳播“場域”之中存在著具有明確感情的“行動者”及其所組織成的“朋友圈”，他們隻發表或接受同一情感的言論，在推特西語世界相關華人群體的輿論中組成了單一情感的傳播“中心”。
3.存在兩類重要節點，華人群體缺乏聲音
正如前文所說，節點的度中心性是衡量某一節點在網絡中重要性與影響力的基礎指標，某一節點的度中心性越高，代表其與越多的節點相連。但考慮到信息的傳遞是有向的，因此本研究所構建網絡中節點的度又可分為“入度（In-degree）”和“出度（Out-degree）”兩個指標，二者意義有重要不同：若某一節點具有高入度，則代表大量由其他節點發出的信息指向於此，這也意味著該節點在相關議題上被賦予更高的關注度。這些節點並不一定主動進行信息的傳遞，但同樣具有較高的影響力，因而可以被認為是信息傳遞網絡中的“被動”影響者﹔而高出度則相反，它代表相應節點能夠積極且廣泛地發起信息傳遞，主動與大量不同節點建立信息聯系，在影響方式上具有主動性，因而是傳播網絡中的“主動”影響者。本文計算了三個網絡中所有節點的入度與出度，前10位見下表：
從入度來看，在三個時期所對應的傳播網絡中，位於前十位的賬戶主要以西語世界不同國家官員的個人或官方機構賬戶為主，表明在華人相關議題上西語世界用戶更傾向與官方賬戶發生信息聯系，將聲音投向官方或響應官方言論，尤其在“疫情期”這一現象更為顯著。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官方賬戶在西方世界網絡中同樣具有較高的“被動影響力”，如中國駐西班牙大使館的官方賬戶（@ChinaEmbEsp）與中國駐巴拿馬大使魏強的個人賬戶（@weiaseca）分別在Nt2020與Nt2021有最高的入度，從一定程度上說明西語世界民眾在傳遞與華人群體相關的信息時，同樣關注中國官員或中國官方機構，這些賬號被視為當地華人群體的代表或是重要的溝通途徑。
從出度來看，三個時期在傳播網絡中活躍的“主動影響者”大部分來自西語世界不同國家的個人賬號，少部分為民間組織賬號。他們傾向於將與華人群體相關的信息與意見進行廣泛傳遞，是網絡中重要的輻射節點。從其傳遞信息的極性來看，其特點各有不同，但多數為消極情感與中性情感。
無論從入度還是出度看來，華人個體或組織的賬號在三個時期的傳播網絡中均難覓蹤影，他們既非“主動”影響者也非“被動”影響者，在傳播網絡中處於“隱形”狀態。
三、啟示與建議
本文基於推特大數據，採用多種方法，分析了2020年1月22日至2020年4月30日疫情背景下西語世界關於華人群體的網絡輿論情況與特點，重點關注了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的關注程度、情感態度與傳遞構置的變化，從中可以獲得以下兩方面啟示。
第一，疫情對西語世界針對華人群體的公眾輿論構成問題與風險。研究發現，疫情在西語世界關於華人群體的公眾輿論中引發了諸多問題與風險。正如耿羽所說“疫情是放大鏡，疫情又是催化劑”：一方面，疫情的發生的確從極大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西語世界公眾對於華人群體原有的周期性關注情況，將華人群體置於西語世界公眾輿論的“聚光燈”之下，導致華人群體的一些細微行為舉止被放大甚至是過度解讀，不同的聲音、觀點與意見反過來進一步加深了西語世界公眾輿論的不穩定狀態。另一方面，從情感態度上來看，疫情的暴發的確在整體上對圍繞華人群體的輿論環境造成了負面影響，在言論中形成了“中國—疫情—華人”的話語關系與邏輯鏈接，部分原有對於華人群體的刻板偏見與排外主義也得到進一步“催化”，甚至存在部分極端言論。即便是在2021年，在疫情有所緩和、應對疫情經驗不斷豐富的情況下，圍繞華人群體的消極言論依然沒有完全從“疫情”與“病毒”這樣的關鍵詞中徹底剝離開來。除此之外，疫情的出現也顯著延展了與華人相關信息的傳播網絡，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但正如羅伊·鮑梅斯特（Roy Baumeister）所說的那樣，在“負面偏好”（negativity bias）的作用下，負面信息的傳播明顯更為頻繁。在這一背景下，華人群體本身卻並沒有在這一傳播網絡中形成有力聲音，甚至處於“隱形狀態”，這意味著該群體本身對於與自己相關的言論缺乏足夠影響與把控能力，既無法對有利於自己的言論加以有效助力，亦無法對負面信息進行有力回擊，從而將自身行為與形象在公眾輿論中的“解釋權”與“塑造權”交給了外部行動者，很大程度上構成了疫情背景下華人群體在西語世界的公眾輿論風險。
第二，疫情為塑造西語世界輿論中華人群體的新形象創造了機遇。正如每一枚硬幣都有正反兩面，疫情所帶來的風險背后同樣蘊含著構建西語世界華人群體新形象的機遇。從關注程度上來看，疫情帶來的“聚光燈”效應給予了西語世界華人群體展現自己的“歷史性”契機，使得此前在認知主體看來“沉默的”“神秘的”“不願融入的”華人群體獲得了走向認知主體視野中心的機會，華人群體此時的積極行為與表態同樣可以在輿論的“激發態”中被放大，進而引起西語世界公眾更為廣泛的回應，這也給予了華人自塑積極形象的重要“天時”﹔從信息傳播與擴散角度來看，得益於信息技術的發展，以推特為代表的社交網絡平台成為了高度開放與自由的信息交互場域，而疫情期傳播網絡規模的擴大、信息傳遞距離的增加與具有積極情感“陣營”的形成，為華人群體在西語世界輿論中宣傳自身的積極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地利”環境﹔從言論情感而言，西語世界民眾與華人群體之間並不存在難以調和的根本性矛盾，而這也為積極情感言論與華人積極形象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如同我們在2020年3月所看到的，西班牙華人群體的慷慨捐助激發了相當數量的積極公眾言論，不少西語世界民眾為華人群體發聲並質疑與反思疫情初期針對華人群體的歧視與排外言行，華人群體身份也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重新認定，這從一定程度上証明了以實際行動來影響西語世界公眾輿論情感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也揭示了西語世界與華人群際間存在“人和”的重要基礎。
疫情對華人群體公眾輿論構成風險與問題的同時，也創造了在西語世界輿論中塑造華人群體新形象的機遇。不過，風險需要監控，機遇更需要把握，做到二者卻皆非易事。從本次推特平台西語世界大眾所展現出的輿論特點來看，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進行改進。
第一，發現問題，定期監測，針對華人群體相關網絡輿情進行分析。得益於網絡社交平台的隱私性與即時性，其中的信息、意見與表態往往更貼近真實的個體主觀映射，因而關注網絡輿情是我們及時了解當地民意的重要渠道。在西語世界，華人群體的絕對數量仍然較少，且居住分散、技術新移民相對匱乏，因而僅憑借其自身往往無法及時有效地對周圍輿論環境進行判斷、分析並做出適當響應，這一特點在疫情之中體現較為明顯。因此，有關部門應盡快建立針對這一群體的海外網絡大數據輿情監測機制，通過技術手段定期對海外華人群體在網絡中的輿情進行動態監測，重點關注主要社交媒體平台中相關議題討論熱度與情感態度的變化趨勢，及時發現異常情況，合理研判風險與機遇，組織專家制定相應對策，從而能夠“有的放矢”地消解潛在風險與問題，“有備而來”地把握相關機會與條件，在一定程度上為海外僑胞在疫情背景下的生活及復產復工提供幫助與支持。
第二，把握機遇，謹言慎行，凝聚華人群體力量協同博弈傳播場域。面對公共輿論的異常變化與關注度的聚焦，作為目標主體的海外僑胞應謹言慎行，科學應對，恪守當地法律法規，盡可能避免任何將輿論導向負面的行為，不給少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借機發揮的“把柄”。此外，華人群體應積極參與到傳播場域不同聲音的互動與博弈之中，這至少應從“凝聚聲音”與“借勢宣傳”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若想在網絡傳播場域中參與博弈，那麼作為離散群體的華人必須在社交網絡中建立統一有力的發聲渠道，能夠表達華人群體的集體利益與訴求，以便進行信息的主動擴散與統一回應。僑領、僑社與僑報應發揮凝聚核心作用，不僅需要在人員上凝聚好廣大僑胞，建立好信息溝通反饋渠道，還需要在信息上搜集華人社區的相關新聞，並重視社區動態尤其是“好人好事”在僑界與當地的“內外循環”，向西語世界公眾打開認識華人群體的直接通道，輸出積極“事實憑依”。同時，對傳播場域中的積極聲音應給予積極支持，而對消極觀點則應給予疏導。另一方面，考慮到賬戶建立與運營的初期較難獲得足夠關注與影響力，為了能更好地將華人群體聲音傳遞給認知主體受眾，必須善於借助傳播場域中已有的高影響力關鍵節點或積極情感“朋友圈”，通過與之進行積極的信息互動來達到事半功倍的傳播擴散效果，尤其要與我國官方賬號形成協同作用，避免“無法控制我們在公眾場合的代表方式”的情形出現，從而充分利用輿情變化與波動之機塑造華人群體新形象。
（摘自：王子剛：《疫情背景下西語世界網絡中的華人輿情研究——基於推特的大數據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