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正式建交以來，中意兩國雙邊合作日益密切。2019年，兩國在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締結15周年之際又簽署《中意關於共同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中意兩國的各方面交流合作進一步深化。作為中意兩國間聯系的橋梁紐帶，意大利華僑華人一方面為中意雙邊合作做出了積極貢獻，另一方面與兩國外交關系的發展同頻共振，華僑華人社會亦在迄今50余年的建交歷程中得到了發展。不同於東南亞、北美以及英國等歐洲國家，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有其自身的特點，比如，華僑也就是持中國國籍者佔絕大多數，以從事貿易行業的新移民為主體。那麼，中意建交以來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發生了哪些重大變遷？此種獨特性形成的內外因素是什麼？本文擬從國家在場視角探討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發展變遷及其影響因素。

一、學術史回顧與國家在場視角

意大利華僑華人作為中國移民群體的組成部分，於20世紀90年代起就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迄今所積累的學術成果較為豐富。從國內研究情況看，相關學術成果主要側重於專題型研究，主要涉及華文教育、華商經濟、華文媒體以及普拉托華人等方面，其學術成果的發表集中在近十余年間。從國外研究情況看，則側重於意大利華僑華人的綜合型研究。如20世紀90年代，卡爾凱迪（Francesco Carchedi）與費裡（Mariea Ferri）在有關歐洲華人移民的論文集中發表《意大利的中國人在場：規模和結構特征》一文，作者從祖籍地、人口數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呈現意大利華人移民的在場，並結合居住地分布、職業構成等數據揭示該群體的生存特征與融入問題。意大利記者歐利阿尼（Raffaele Oriani）與斯達亞諾（Riccardo Staglianò）所撰寫的《不死的中國人》，則從來自意大利當地社會的偏見與誤解入手，通過走訪多處意大利華人聚集區採集大量意大利華僑華人的案例，進而將更為真實的華人社會呈現在當地人面前。相較於海外學者對移民群體之社會融入問題的關切，國內學者則聚焦於意大利華僑華人的“僑胞”身份在海外的處境與回歸問題。

國內外學者對意大利華人社會融入與回歸問題的探討，揭示了跨國主義視角下祖籍國與住在國的國家在場影響。然而，國家的在場影響卻常常被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跨國主義理論視角所遮蔽。而“跨國主義”主張以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視角來探究移民群體在住在國與祖籍國間的新流動特征，強調個人活動對社會變遷的影響，而忽略了包括祖籍國和住在國在內的國家因素對跨國移民群體及其社會變遷的影響。德國學者費斯特（Thomas Faist）指出：“使用要求超越國家的跨國視界，並不意味著國家就可以被忽略。被跨國移民由下而上所創造出來的社會空間也受到由上而下的行為者所形塑，包括國家行為者在內。”縱觀已有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跨國主義，而有關國家在場關系對國際移民群體影響的研究尚付闕如。隻有少數研究注意到中國與住在國在場關系對海外移民文化認同的塑造作用。

國家在場理論視角於20世紀90年代由以喬爾·S.米格代爾（Joel S.Migdal）為代表的美國學者提出，旨在強調“國家寓於社會”（state-in-society）以及“社會是國家形成（formation）之產物”所揭示的“國家—社會”互動關系，並試圖消弭學界關於“社會中心”（society-centered）與“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理論的紛爭。隨著高丙中將之引入國內學界，用以探討象征符號與儀式，該理論視角為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國內學者提供了審視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去中心化路徑。借由該理論視角，學者們不僅能闡明國家所施行的政策條例、所傳播的意識形態與所安插在地方社會中的官方代表對社會大眾、民間儀式、以及地方組織機構潛移默化的影響，還能揭示社會生活中國家符號的存在。雖然國家在場理論視角已被眾多學者用以探討中國鄉村社會、民間信仰與地方宗族等領域的研究，但其鮮被用於探討海外華僑華人社會。而海外華僑華人作為跨國群體，其發展變遷不僅會受到居住國“國家在場”的影響，而且會受到祖籍國以及兩國關系的多重“國家在場”的影響。運用國家在場理論可以更好地探討國際移民群體與祖籍國和居住國之間的關系與互動，更好地探討國際移民群體發展變遷的外部動因。有鑒於此，本文將梳理自中意建交以來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人口結構變化特征以及社會組織發展特點，進而揭示國家在場對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發展變遷的影響。

二、意大利華僑華人人口統計特征的變化

隨著中意建交50多年的發展，意大利華僑華人在人口規模、性別比例、年齡構成、祖籍地來源、居住地分布、受教育程度、就業領域、國籍身份等方面皆呈現出值得關注的變化與特征。

（一）人口規模百倍增長

受中意兩國正式建交、中國改革開放以及意大利移民政策調整等多重因素的驅動，意大利境內的中國移民數量於20世紀70—90年代呈現明顯上升趨勢。以持有意大利居留許可的中國移民人數為例。該群體的人口規模從1975年的402人增長到1993年的2萬余人。1996年，持有意大利居留許可的中國移民數量約為3萬人，2000年，這一數據翻了一倍。進入21世紀后，中國移民人數持續上升，於2013年突破30萬，並在2016年達到最高值（333,986人）（見圖1）。截止到2020年，中國移民已成為意大利第三大移民群體。不過，隨著新冠疫情的暴發，中國移民人數至2021年有所回落。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據並未將非法移民計算其中。

從兩國建交之初的不足千人，到50年后的30多萬人，意大利中國移民的人口規模在五十余年間實現了百倍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引發的。有研究指出，頒布於1986年與1990年的新移民政策幫助中國非法移民獲得合法身份，進而使得更多中國移民遷入意大利。而2002年的大赦政策讓意大利境內的中國移民數量從6.2萬增長到9.7萬。有研究顯示，“從1986年到2002年，意大利共實行了六次‘大赦’，使幾十萬的非法移民獲得合法身份，帶動了新的移民高潮。”總之，意大利的大赦政策不僅使得境內的中國移民獲得了居留許可與合法身份，還促使以連鎖移民為主要移民方式的中國移民規模實現了百倍增長。住在國的國家在場因素得到了顯著體現。

（二）性別比例逐漸均衡

經過50多年的發展，意大利中國移民的性別比例日趨均衡。1992年，意大利中國移民群體的男性佔比63%，而北非移民群體中88%的人口為男性，佛得角移民群體中87%的人口為女性。進入21世紀后，意大利中國移民群體的男女比例差距逐漸縮小，並在2020年后出現女性比例高於男性的現象（見表1）。

意大利中國移民由男性佔多數到性別比例逐漸均衡，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意大利華僑華人主要從事紡織、皮革制品加工與餐飲行業，而這些行業對從業者性別的差異化需求並不顯著，不同性別的勞工皆能勝任這些工作。其次，在積累了一定資金后，意大利華僑華人多選擇開辦家庭作坊式的“夫妻店”，這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男女比例之間的差距。再次，除了以家庭團聚為目的的移民種類外，留學移民中的女性群體亦是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遷移的主力軍。據統計，在2020年意大利境內新增的中國移民群體（總計4,731人）中，留學移民佔50%（2,370人），其中，女性移民佔留學移民人口總量的59%（1,408人）。可見，通過工作、家庭團聚、留學等方式開展的移民活動，女性在意大利的中國移民群體中逐漸佔據“半壁江山”，並且呈現出超越男性的趨勢。

（三）年齡構成持續年輕化

雖然中國人移民意大利的歷史可追溯至百年前，但絕大多數中國移民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才移民意大利的。再加上不斷有新的移民補充，意大利中國移民的年齡構成長期保持著年輕化的趨勢。1991年，25—44歲年齡段的群體佔意大利中國移民總人口的六成。在非歐盟移民中，意大利中國移民相對更年輕，60歲以上的群體僅佔中國移民總人口的2%。截止到2020年，在持意大利居留許可的中國移民中，30歲以下者佔總人口的43.4%，僅有8.8%的中國移民年齡超過55歲。除了常住人口的年齡構成外，新增移民群體的年齡構成也反映了意大利中國移民的年輕化特征。2007—2020年，來自中國的新增移民群體的年齡構成表明，這種年輕化的趨勢仍在持續（見表2）。

從表2可見，18—59歲年齡段的群體是中國移民的主體，在2007年時佔比達90%以上，目前佔比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佔近70%。18歲以下的未成年群體佔比不斷上升，由2007年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隨著其年齡的增長，他們會成為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新生力量。而60歲以上的群體佔比雖然略有上升，但總體比例一直非常低，最多時佔比僅3%，2020年以后佔比又回落至十年前的水平。由於以年輕人為主，老年人比較少，而且，年老者往往選擇落葉歸根，生病也回國看病，所以，有些意大利民眾和媒體因此稱意大利的中國移民為“不死的中國人”。

（四）來源地以浙江為主日益多元化

由於歷史淵源和移民網絡，意大利華僑華人的祖籍地來源以浙江地區為主。20世紀90年代的研究顯示，意大利華僑華人有90%來自浙江省，其中又以溫州、麗水兩地為主。但自20世紀末90年代末以來，東北、福建等地逐漸成為意大利中國新移民群體的來源地，意大利中國移民的來源地日益多元化。來自浙江以外的中國移民也成為學界關注的對象。當然，在人口規模上以浙江人為主體的局面仍未有太大改變，在意大利部分城市尤其如此。例如，2009年，來自浙江的華僑華人約佔米蘭華人總數的90%。又如，普拉托華僑華人中雖然福建人、東北人逐漸增多，但其中80%以上的中國移民均來自溫州地區，在4萬多華僑華人中，溫州籍有近3萬。

（五）居住地分布集中並趨於穩定

目前，意大利華僑華人主要聚集在制造業、貿易業發達且交通便利的北部與中部地區，北部如皮埃蒙特、倫巴第、威尼托大區，中部如托斯卡納大區和拉齊奧大區。然而，在移民初期，由於務工、創業等方面的需求，中國移民的居住地並不穩定。在《不死的中國人》一書中，作者便揭示了第一代意大利中國移民“極強的流動性”及其對時勢變化的敏銳應對，從而採取“蜂擁而至”或“迅速撤離”的策略。不過，隨著自身經濟資本的積累與社會紐帶的建立，意大利華僑華人逐漸在特定地區開啟穩定的居住模式。從近幾年數據來看，近90%的意大利華僑華人居住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區（見表3）。

此外，即便受到疫情沖擊、經濟不振、國際局勢動蕩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意大利華僑華人也並未出現大規模遷居潮。由此可見，經歷數十年的發展，意大利華僑華人居住地分布已逐漸從早年的“極強流動性”轉向穩定，中北部城市是華僑華人聚居發展的經濟重鎮。

（六）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中，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窮鄉僻壤的中國移民大多隻有小學甚至更低的文化水平，其受教育程度普遍低於意大利境內其他的亞裔移民。然而，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華僑華人一樣，意大利華僑華人也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除了將子女送回中國接受義務教育外，他們也積極讓子女在當地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例如，1991年中國兒童在意大利學校的注冊率僅低於摩洛哥裔兒童。此外，華僑華人大多會鼓勵和支持子女完成高等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意大利華僑華人的整體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新世紀以來，赴意大利留學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多，留學移民群體佔比從2010年的7.1%銳增至2020年的50%以上（見表4），也使意大利中國移民的整體教育水平較大為提升，改變了意大利華僑華人受教育水平低的狀況。

（七）就業領域多樣化

意大利華僑華人早期主要從事餐飲、服裝加工等行業，新世紀以來逐漸拓展到貿易、工業、運輸業等領域，在就業領域上展現出從集聚化向多樣化轉變的趨勢。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新移民不斷涌入意大利，底層勞工或非法移民等弱勢、邊緣群體數量日益增多。由於缺乏技能或財富，這些移民隻能寄希望於在工廠或餐廳中拼命打黑工來實現經濟資本積累。自20世紀90年代起，部分意大利華僑華人逐漸實現從務工向創辦家庭作坊式小型企業的職業轉型，並不斷擴大企業規模。有研究發現，將企業與家庭相接是意大利華僑華人的強項，即通過家庭式企業活動達到致富的目的。意大利華僑華人企業總體數量從2002年至2010年上升了150％。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華僑華人所創辦的企業數量逾5.4萬家，較2009年增長8.5％。意大利華商群體通過經營涉及貿易、餐飲等領域的跨國企業，使自身成為意大利華人社會享譽國際的重要名片。據統計，截至2020年1月，意大利華僑華人所創辦的獨資企業數量佔意大利國內市場的13.9%（僅次於摩洛哥移民的16.7%），而從事貿易領域的商戶在意大利國內佔比達到36%。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大利華人社會中，華商只是少數群體，更多的是企業職員與手工業者，后者佔比超過九成。而勞工群體所從事的行業領域也日益多樣化。例如，2015—2019年間，從事運輸業的中國移民工人佔比從1%提升至8%，而從事工業領域的中國移民工人則從2017年的佔比21%增長至2019年的28%。與此同時，意大利華僑華人新生代中從事法律、教育、醫療等行業的人才日益增多。反映了意大利華僑華人就業領域跨領域、多領域的轉變。

（八）國籍身份構成以華僑為主

就華僑華人整體情況而言，其國籍身份構成以華人為主，6000多萬華僑華人中，90%以上為外籍華人，華僑隻佔10%。然而，意大利華僑華人的國籍構成卻以華僑為主體，入籍意大利的比例很低。以米蘭地區為例，在近14萬華僑華人中，入籍的華人僅有2000人左右，佔比約為1.4%，呈現出“老一代華僑落葉歸根的思想較強，一般不太願意入籍，華裔新生代入籍較多，融入主流社會意識較強”的特點。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意大利國籍法規定，父母雙方為非意大利公民者，需在18歲成年后方可入籍。因此，多數華裔新生代在較長時段內仍然持有中國國籍。另一方面，意大利華僑華人普遍存在跨國家庭，家庭成員分居在住在國與祖籍國的情況很常見。例如，年輕的父母將年幼的子女托付給國內的長輩撫養，而自己則在意大利打工或創業。有研究顯示，自身工作原因與對中國教育的認可是意大利華僑決定將二代子女留在中國生活的主要原因，“33.1%的學生小學前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是中國，這是意大利華二代的特別之處。”此外，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在中國創業發展的機會與空間越來越廣闊，意大利華僑的落葉歸根意識十分強烈，這是他們選擇保留中國國籍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媒介作用

自中意建交以來，隨著意大利華僑華人人口規模的擴大、經濟實力的提升以及融入當地的加深，包括華人社會三大支柱在內的社會組織也得到了發展，並且在華僑華人與住在國、祖籍國的互動中發揮著媒介作用。下文將梳理華僑華人社團、華文學校、華文媒體的發展及其特點。

（一）華僑華人社團是促進華人社會內部及祖籍國與住在國溝通的橋梁

華僑華人社團是華僑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也是維系華僑華人社會的重要社會組織。華僑華人社團多以血緣宗親、地緣同鄉、業緣同行等為紐帶而建立。不過，各地的華僑華人社團組織也具有不同的特點。意大利的華僑華人社團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地緣社團更為普遍。在東南亞華人社會，血緣宗親社團甚為常見。而在意大利，由於以新移民為主，缺乏悠久的血緣、族緣歷史積澱，因此，更多地是以家鄉來源地為紐帶而組織的社團，如米蘭文成同鄉會、意大利青田同鄉總會等。二是以地區為紐帶而結社的社團越來越多，如意大利威尼斯地區華僑總會、意大利普拉托華人華僑聯誼會、意大利東北四省華僑華人聯合總會等。三是綜合性社團提升了華僑華人社團的溝通凝聚作用。如意大利華人華僑民族事業聯協會、意大利和平統一促進會、意大利華僑華人友好協商會等。

有研究指出：“歐洲國家的華人社團的迅速發展，是歐洲華人社會與政治需求的產物，華人社團的廣泛存在，發揮了維系祖國情感、傳播中國文化、溝通華人網絡、維護合法權益的重要的社會功能。”意大利華僑華人社團的媒介作用也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促進華僑華人社會內部的聯系與合作﹔二是搭建華僑華人與祖籍國溝通的橋梁﹔三是搭建華僑華人與住在國溝通的橋梁。僅舉幾例說明。意大利華人華僑民族事業聯協會於2004年正式成立，其宗旨是“熱愛祖國，關心祖國建設發展，堅決擁護祖國和平統一，努力為促進和平統一作貢獻﹔積極促進意中兩國人民的友好相處和民族團結﹔為意中兩國的友誼作貢獻，為意中兩國的經濟發展作貢獻”。意大利和平統一促進會於2011年成立。2017年，由意大利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召開，並通過“佛羅倫薩宣言”，重申以“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為核心理念的九二共識。在促進華僑華人與祖籍國民間合作方面，華僑華人社團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如溫州籍華商黃勤海在創立歐洲青年企業家協會后與溫州十幾家商會簽訂戰略合作伙伴協議，進而將意大利的商品出口至溫州市場。華僑華人社團在與意大利政府建立溝通渠道以維護當地華人合法權益等方面貢獻良多。例如，成立於1997年的意大利羅馬華僑華人貿易總會作為與當地政府溝通的“對口組織”，協調意大利華商在日常生活中與當地官員、執法人員、居民等群體的矛盾。1999年，成功當選弗利市常務外籍議員的季志海擔任意大利華僑華人友好協商會的第一任主席，他借助自身的參政優勢為中意兩國官員代表搭建交流平台，促成兩國雙邊合作項目。華僑華人社團作為溝通媒介的功能日益顯著，既為意大利華僑華人搭建起聯絡祖籍國的溝通橋梁，也為其提供與住在國的溝通渠道。

（二）華文學校強化華僑華人文化身份認同的傳承

華文學校是華僑華人身居海外進行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對於第一代中國移民而言，中華文化作為具身文化資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是其離開祖籍國后的精神寄托以及建立當地或跨國人際網絡的符號紐帶。隨著華僑華人在意大利落地生根，華人社會人口結構進入迭代更新時期，在文化身份認同方面所出現的代際差異日益凸顯。出生、成長於當地的華裔新生代所表達的三觀都與第一代移民有顯著差異，中華文化在他們身上已經被稀釋了。這種代際差異不僅引發了移民家庭內部的隔閡，也使中華文化認同在華人社會的傳承中面臨著挑戰。

意大利華僑華人意識到文化延續的重要性。而20世紀90年代意大利華人社會中開始出現的“辦學熱”正反映了華僑華人群體內部對后代文化認同偏移之焦慮。借助華文學校對中華文化傳承的媒介作用，意大利華僑華人得以幫助華裔新生代強化中華文化身份認同，並彌合代際裂痕。例如，潘世立正是在目睹眾多華裔新生代因缺乏中文教育而喪失中文讀寫能力后，決定建立佛羅倫薩中文學校，以便讓這些華裔新生代的認同從“你是中國人”到“我是中國人”的轉變。意大利華僑華人借助華文學校所傳授的客觀文化資本（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讓華裔新生代了解長輩們在“他者”世界中所蘊藏的“自我”世界的模樣，進而消弭代際間的文化認同隔閡，實現對文化身份認同的賡續。另一方面，伴隨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意大利華裔新生代積極學習中文的現象也愈發顯著。有關研究顯示，工具型動機是華裔學生學習漢語的主要動機，華裔學生將漢語視作對未來自身發展有所裨益的語言。2001—2012年，佛羅倫薩中文學校的學生數量增長了3倍，班級數量從最初的4個增加到15個。截至2020年1月，意大利中文學校聯合會中已注冊的華文學校數量共計38所，包含幼兒園、學前班、小學、初中、高中，在校生約1.3萬人，教師600余位。

總之，不論是出於對代際文化認同的擔憂，還是對中國綜合國力的認可，意大利華文學校不斷發展壯大，其強化華僑華人文化身份認同傳承的媒介作用日益凸顯。

（三）華文媒體是信息傳播與文化溝通的媒介

意大利華文媒體是意大利華僑華人傳遞、接收資訊的重要媒介。由於部分意大利華僑華人意大利語的聽讀能力較弱，社會融入程度較低，難以直接通過意大利語媒體來了解與接受當地資訊，語言問題是他們在當地生存發展與融入的巨大障礙。因此，華文媒體成為他們了解與接收當地資訊的重要媒介。例如，華人頭條、歐華頭條等華文媒體在疫情期間對意大利防疫、移民、出入境等政策的翻譯、轉載，使意大利華僑華人能及時、全面地了解當地的政策從而採取因應形勢的策略。另一方面，移民社會亦對祖籍國的新聞資訊、文化產品有高度需求。而以《歐華聯合時報》《新華時報》為代表的多家華文媒體，便成為意大利華僑華人了解有關中國的社會時事與政經要聞等資訊的重要渠道。

除了向華僑華人群體傳遞實時資訊外，華文媒體還在消弭族際文化矛盾方面展現自身作用。2013年，孫運之成為意大利金磚投資集團的董事長，並擔任意大利國際廣播傳媒責任有限公司（IIRM）監管運營人，其所經營的電台有意大利語和華夏之聲中文兩套體系，前者即是向意大利當地社會傳遞中國文化與資訊。他表示，做華文媒體新的目標，不僅僅是要讓在意大利的華人聽到你的聲音，而且要用當地的語言把你的觀點說給所意大利人聽！要傾心打造中意人文交流的媒體矩陣，以意大利本土化方式傳播中國好聲音，激發渠道疊加優勢，筑就中意民心相通工程。由於移民群體常被本地居民不僅視為經濟代理人還視作政治和文化代理人，故導致族際矛盾的產生。華文媒體通過以當地語言、面向當地民眾為傳播對象進行資訊的傳播，增進當地的非華人群體對中國和中國移民的認知，從而起到緩和族際文化矛盾的作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疫情初期國際社會存在一些歪曲或抹黑中國的輿論，致使部分意大利民眾對中國產生偏見。意大利華僑華人通過華文媒體及當地社交媒體傳遞中國抗疫正能量，使當地民眾對中國疫情防控有了客觀公正的認知，改變了對中國的錯誤認知，也緩和了族際矛盾與文化沖突。

四、國家在場對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發展變遷的影響

中意建交50多年來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變遷，一方面受內部因素制約，體現了移民社會自身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面，作為跨國群體，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變遷也受祖籍國因素、居住國因素、工具性因素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移民及移民網絡所形成的移民資源體現了既是本地資產又是跨境傳輸帶（border-crossing transmission belts）的雙重特征。這種雙重特征反映了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與住在國、祖籍國的互動日益密切。國家在場理論視角下，海外華僑華人的“雙重性”體現在祖籍國在場關系與居住國在場關系，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即祖籍國在場關系對海外華人社會的影響以及居住國在場關系對海外華人社會的交融。這種影響與交融同時體現在國家意志與華僑華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互動關系。此外，中意兩國關系也是形塑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一個“國家在場”因素。下文將圍繞住在國國家在場、祖籍國國家在場及中意兩國外交關系在場三個維度進行分析。

（一）住在國的“國家在場”

意大利政府所制定的一系列國內政策，如移民政策、經濟政策、勞工政策、防疫政策等，都對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變遷產生了直接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意大利政府採取的相對寬鬆的移民政策使大量非法移民通過“大赦”獲得當地合法居留身份，並吸引了大批中國公民通過連鎖移民前往意大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便是於1990年通過的“馬爾泰利法”（Martelli Law），該法首次嘗試對意大利境內的移民進行規范與整合。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人口規模正是在此后不斷擴大，性別比例亦隨著大量家庭移民的進入而趨於平衡。普拉托市則借助一波波來自中國的移民潮，吸收了大量中國手工業者與貿易業、制造業商戶，成為今日紡織業享譽全球的“華人城”。伴隨中國移民群體的不斷壯大及其生產經營出現的問題，意大利政府通過行政手段規范中國移民的經濟活動。其中，稅務稽查是意大利官方管控華僑華人商業行為的常用手段，旨在以此控制華僑華人商業發展的速度和規模。有研究顯示，近年來逐漸民粹主義化的意大利移民政策使得當地警方對中國移民企業採取歧視性的監管措施，例如突襲工廠，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移民仍然被認為是一個封閉的、有潛在威脅的群體。為此，一些意大利華裔新生代選擇加入意大利國籍，試圖以參選地方議員、成為社會組織領袖等方式應對針對華僑華人的歧視問題。此外，意大利政府所制定的入籍程序十分繁瑣，幫助華僑華人融入當地社會的教育經費嚴重短缺等，都使得意大利華僑華人意識到自身的邊緣性與作為“他者”的疏離感。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中國移民入籍成為意大利公民的念頭，導致意大利中國移民入籍比例不高。總之，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規模壯大得益於住在國的移民政策，而其難以“落地生根”在很大程度上也與住在國政策相關。於意大利而言，被當地排外群體貼上“中國在場”標簽的華人社會既是振興當地社會經濟的人力資本來源地，又是“效忠”於中國的反常的“他者”聚集地。

（二）祖籍國的“國家在場”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入境政策、吸引外資政策、僑務政策等，都對包括意大利在內的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發展變遷產生了直接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打開了向世界開放的大門，出入境政策不斷完善，出國潮經久不衰，形成了1000多萬人的新移民群體。意大利中國移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百倍增長受益於這一政策的推動。而中國引資政策的日益完善，也吸引著包括意大利華商在內的海外華商回中國投資創業。特別是浙江地方政府實施的吸引華僑要素回流政策，更是引發了意大利華商的回鄉投資潮。支持海外華文教育發展的僑務政策，為意大利華文學校的迅猛發展提供了教材、師資等多方面支持。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海外華商的發展迎來新的更多的機遇。而中國護照的“含金量”不斷提升使得海外華僑華人更看重中國國籍的價值。中國公民身份的保留，一方面讓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中多數傾向“落葉歸根”的年長者回國更為便利，另一方面，中國公民身份也為他們在海外生活提供了更多保障。比如，疫情期間，在意大利的中國公民能夠優先獲得中國駐外機構所分發的抗疫物資與生活用品。總之，中國視角下的國家在場，使意大利華僑華人在國籍與文化身份認同方面更傾向於中國。

（三）中意兩國外交關系的“國家在場”

20世紀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意大利共和國政府關於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正式簽訂，該協定旨在加強中意兩國間的經貿合作，為兩國人民創造更多的貿易商機。同時，該協定也激發了意大利華僑華人的創業精神。此后，《中意經濟合作協定》又於1991年5月正式簽訂，標志著中意兩國的經濟合作愈加密切。中意經貿合作的不斷深化，推動著意大利華僑華人的就業領域從打工到創業、從“三把刀”到跨國貿易的轉型，華僑華人社會內部的經濟資本不斷累積，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中意兩國的外交合作同樣推動著華僑華人社會組織的發展。以佛羅倫薩中文學校為例。2001年，該校作為“中意文化交流協會”重要項目在中意兩國政府部門的支持下正式開班授課。該校由佛羅倫薩市政府提供校舍，中國國務院僑辦無償提供海外中文教材，瑞安市政府和教育局把中文學校作為涉外教育基地，每年從結對的“姐妹”學校中選派兩名教師，幫助解決其師資問題。目前，佛羅倫薩中文學校已成為意大利華僑華人聯接中意兩國文教合作的重要媒介。

2004年，中意兩國政府就“建立穩定、友好、長期、持續發展的中意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發表聯合聲明，並強調兩國將“在文化、科技、教育、環保、旅游、衛生、司法、信息和其它相互感興趣的領域開展更多的合作”。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中國在增加國內市場需求與擴大境外投資兩方面的努力讓中意戰略伙伴關系走出了此前20年不對稱競爭與異步性機會（asynchrony of opportunities）的循環特點，為意大利創造出口機遇。在多元合作的形勢驅動下，意大利華僑華人的就業領域逐漸多樣化，他們將目光從傳統的紡織、皮革加工延伸到電子商務、醫療科研、高新科技等領域。據統計，2018年，中意雙邊貿易額以3578億元人民幣再創歷史新高，中國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電器及電子產品、機械設備和紡織服裝等，進口主要商品包括醫藥品、汽車和金屬加工機床等。意大利華商馮亞斌見証了其中的變化，即20年間中國出口意大利的主要貨物從服裝、鞋帽等小商品轉變為各類電子產品、高科技產品。

中意建交50多年來，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發展變遷，影響這種變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從國家在場視角，揭示了中意兩國及兩國關系這些“國家在場”因素的影響。開放、包容的國家政策與良好的外交關系能夠促進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穩定、良性發展，使華僑華人群體受益於雙邊合作的同時也為雙邊合作發揮作用。基於中意兩國長期維系的和平友好關系，意大利華僑華人在中意“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中國的新發展格局中將發揮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然而，面對后期疫情時代中美關系、中歐關系的不確定性，意大利華僑華人的發展趨勢及其在中意兩國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能否更好發揮，都有待日后進一步的研究。

（摘自：包含麗、夏培根：《中意建交以來意大利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以國家在場理論為中心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