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原名暹羅，1939年改名為泰國，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度恢復暹羅的舊稱，1949年后再次改稱泰國。戰后初期，泰國華僑總數估計在300萬人左右。一般認為，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泰國華人已經很好地融入了當地社會，堪稱華人與原住民友好相處的典范”。這種情況的發生，“既緣於中國政府正確的外交政策，也有賴於泰國政府寬鬆的同化政策，此外還有各種各樣歷史的、文化的淵源”。此說固然不錯，但以這樣宏大的視角去觀察二戰后泰國的華僑問題卻未必合適。在那個時候，泰國華僑政策的演變深受冷戰格局的影響。至少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泰國在外交上選擇的是反共親西方路線。泰國當局尤其熱忠於泰美關系的培育和發展，在國際舞台上對美國鞍前馬后，有求必應。這一時期，泰國政府對華僑的限制和排斥與此種國際形勢密切相關，並與美國自身對東南亞的華僑政策遙相呼應。不過，泰國在華僑問題上的立場並不十分一致，時而寬鬆，時而嚴厲，並隨著中泰關系的互動而演繹出一條復雜的曲線。目前，學術界在此問題上主要關注泰國華僑政策某些方面的具體內容，而缺乏對該政策階段性演變的宏觀把握，尤其忽視了國際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在鑾披汶·頌堪（Phibun Songgram）和乃沙立·他納叻（Sarit Thanarat）兩任政府掀起的排華浪潮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其中所扮演的隱秘角色，至今尚未得到詳細揭示﹔而中國和平共處外交對泰國華僑政策的影響也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文利用有關各方資料，尤其是美國解密外交檔案，系統闡述冷戰前期在國內外因素交織推動下泰國華僑政策的演進過程，並著重探討美國冷戰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這既能深化泰國華僑史的研究，也有助於拓展亞洲冷戰史的研究領域。

一、戰后初期泰國國內外形勢與華僑政策

在二戰結束后的最初兩年裡，泰國政局由乃比裡·帕儂榮（Pridi Phanomyong）及其“自由泰”運動所主導。這一時期泰國華僑所受待遇相對較好，各方面的發展基本不受限制。這既得益於“自由泰”政府的民主傾向，也同當時泰國自身的處境息息相關。有學者已經指出，泰國在二戰期間與日本合作的不光彩歷史，使得它在戰后想要加入聯合國，進而融入由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社會，其實是有困難的。中國做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是泰國需要爭取的對象。這是戰后初期泰國對華僑政策的一個重要背景。1946年1月23日，泰國與國民政府簽訂《中暹友好條約》。該約明確規定：任一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境內，可“依照彼締約國之法律章程，享有旅行、居住與從事各種職業及經營工商業之權利”以及“設立學校，教育其子女之自由”。受此鼓舞，泰國僑社迎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僑校的恢復與新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隨著當局對華僑管制的放鬆，各地僑社捐資辦學的熱情空前高漲，一大批華僑學校像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到1946年底，泰國僑校已達500所以上，一些華僑中學也相繼重建，泰國華僑教育由此進入全盛時期。在出入境管制方面，盡管泰國在1947年把華人移民配額限定為每年不超過1萬人，但相較於其他國家不超200人來說尚屬寬容，況且華校所需中小學教師還不必算在配額之內。更能說明問題的，則是泰國對華僑從事政治活動的態度。比如1947年10月，國民黨在泰國僑社舉行了國會代表選舉。雖然泰方事先明確表示反對，但在選舉過程中並未採取實際行動加以阻止。這一時期，泰國對中共、民盟等其他中國政黨在泰國僑社的活動也並未施加過多的干預。

1947年11月，泰國發生軍事政變，“自由泰”政府被推翻，鑾披汶重返權力舞台並於翌年4月出任總理。鑾披汶一向仇視華僑，他在二戰前首次擔任總理時就實施過一系列嚴厲的排華措施。參與政變的其他軍方領導人也都傾向於排斥華僑。1948年3月，《騎兵》月刊發表的一篇文章反映了軍方觀點。該文標題為《驚慌失措的民眾與放鞭炮的華人》。文章不僅嘲諷華人的個人習慣，還指責他們不忠誠和不願意同化，並且攻擊他們結成的社團像政府那樣運作。受此影響，政變當局很快就改變了“自由泰”政府在華僑問題上的溫和立場，使得泰國華僑的處境急轉直下。

首當其沖的就是華僑學校。1948年6月15日，泰國當局派出大批警察包圍泰國華僑教育協會和南洋中學等機構，以“秘密結社、非法募捐”之名逮捕了53人，是為“六·一五”事件。以此為開端，一系列取締華校的行動接踵而至。僅1948年，全國各地被查封的華僑學校就將近100家。盡管國民政府以泰國違反《中暹友好條約》為由提出抗議和交涉，但毫無結果。為了進一步限制華校發展，當局還接二連三地拋出各種規章制度，使得華校稍有不慎即遭取締命運。1949年，泰國政府還把華僑每年的入境配額從之前的1萬人大幅削減為200人，同時規定，所有華僑之入境、出境、重新返泰、短期居留、過境簽証等手續與所有一切外僑相同。這項規定影響重大，華僑大規模移民泰國的歷史自此結束。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鑾披汶政府對華僑的限制和排斥並不區分他們在政治上是親共產黨還是親國民黨。比如在“六·一五”事件中，被逮捕的華僑及被關閉的華校基本是親共的。而在1949年初，位於清邁的清華學校也遭到關閉，該校是親國民黨的。在這次事件中，當地60名親國民黨分子被一同逮捕，理由是他們不按規定募集資金。然而，當地親共產黨的星盛學校卻沒有受到干擾。顯然，這種不分左右，對華僑一律打擊的做法，主要是受泰國當局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所驅動，但它與這一時期泰國的外交立場實際上也是桴鼓相應的。

戰后初期，泰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國際上爭取盡可能多的朋友，而避免與某一個國家走得太近。比如說，泰國願意在商業領域與英國發展關系，但拒絕在軍事上與之密切合作。在處理同美、蘇兩國的關系上，泰國一方面尋求美國的援助和外交支持，但另一方面又與蘇聯保持適當的關系。1946年10月，“自由泰”政府還應蘇聯之請，正式廢除了1933年頒布的防共條例，使得泰國共產黨暫時獲得合法身份。當鑾披汶重返政壇時，東西方冷戰風起雲涌，其向東南亞擴展的態勢已隱約可見。不過，鑾披汶並不認為共產主義是對泰國的一種威脅。1948年7月，他對報界表示有意壓制泰國共產黨的活動，但他同時又強調共產黨對泰國並不構成即刻的威脅。他說共產主義對泰國人沒有吸引力，因為信奉佛教的泰國人難以接受主張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遲至1949年3月，他還表示泰國並不存在勢力強大的極端左翼政黨，他的政府也不打算取締共產黨。

相對於共產黨問題，鑾披汶更關心如何獲得外界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這對於靠政變起家的他來說尤其重要。而此時正是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等方式向其盟友大量拋洒美元之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只是美國的援助不是平白無故的，隻有那些堅決反共的國家才有資格申請。鑾披汶知道這一點。早在1947年初，他就試圖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反共人士。在與西方媒體或外交官談話時，他總會刻意強調自己對共產黨的厭惡。1948年6月25日，當一些美國外交官在曼谷舉行會議，研討東南亞形勢及美國對泰國政策時，鑾披汶就不失時機地在英文報紙《曼谷郵報》上發表聲明，宣稱泰國將堅守反共立場。這些做法起到了一定的迷惑作用，在美國人心中慢慢塑造出一個反共分子的形象。與此同時，鑾披汶開始頻繁向美國提出援助請求。根據丹尼爾·法恩曼的研究，僅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間，鑾披汶至少四次要求美國提供軍事援助。然而，此時美國雖然已經意識到泰國在東南亞冷戰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但對鑾披汶本人卻充滿了疑慮，對他的援助申請反應冷淡。盡管如此，鑾披汶愈益親美的外交立場為泰國華僑政策向反共方向發展埋下了伏筆。

二、鑾披汶倒向西方陣營對泰國華僑政策的影響

美國最初對鑾披汶的冷淡，既源於他軍事強人的身份及政變上台的背景，也是對其反共動機的懷疑。有學者指出：“泰國政治人物在談到共產主義時，主要關心如何利用這個問題來詆毀其政治對手，他們傾向於把自己的政敵說成是共產黨。”1949年8月，鑾披汶宣稱：他想邀請東南亞各國代表到曼谷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一下如何應對日益增長的共產黨威脅。聽聞此種消息，美國既感興奮又滿腹狐疑。9月1日，在發往駐泰國使館的電報中，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分析說：這可能是泰國多年來第一次在國際政治議題上表現出鮮明姿態，此前該國在這類問題上通常是耍兩面派的。但艾奇遜又擔心鑾披汶此舉只是出於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而非真心對抗共產黨。顯而易見，如果要取得美國的信任獲得援助，鑾披汶必須付諸更有實際意義的行動。

1950年2月28日，鑾披汶不顧內部反對意見，執意承認了法國卵翼下的印支三國傀儡政權。這是二戰結束以來泰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轉折點。從此，泰國倒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共陣營。除了追隨美國拒絕承認新中國之外，泰國還應美國要求積極參加朝鮮戰爭，並在其他各種國際場合支持美國，反對中國。應當指出，泰國國際立場此番巨變仍然是一種見風使舵的投機主義行為。鑾披汶之所以投入反共陣營的懷抱，主要是想獲得西方對泰國安全的保障以及源源不斷的美國援助，這也是他在泰國國內政治中穩固自身地位的一個重要手段。

披鑾汶對美國的“誠意”終於獲得回報。1950年3月初，在給杜魯門的報告中，國務院主張立即對泰國進行軍事援助，因為“泰國政府已經公開宣布自己反對共產主義，並且正在尋求與那些反共國家結為盟友。泰國需要軍事援助以對付共產黨的進攻”。杜魯門很快就同意了這份報告。1950年財政年度，美國即批准向泰國提供10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美軍還在泰國派駐技術小組，以幫助泰國軍隊按照美軍模式進行重組和訓練。1950年10月17日，《美泰共同防衛援助協定》在曼谷簽字，泰國正式成為美國軍事援助對象國。

美國之所以大幅度轉變對鑾披汶的態度，除了他在反共道路上終於邁出實質性步驟之外，也同美國對泰國形勢的判斷有關。在美國人眼中，泰國周邊地區正陷入共產黨勢力的滲透和掌控。而泰國境內的300萬華僑更被美國人視為心頭大患。雖然泰國已經採取一些措施來加速華僑同化，如削弱華僑經濟的影響，限制華僑從事職業的種類，控制華僑學校和社團，縮減中國移民入境配額等，但美國認為這些政策並不是很成功。在美國人看來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在泰國僑社的影響力正在急速衰退，而中共則利用華僑待遇問題發起宣傳攻勢，指責泰國屈服於西方帝國主義。總之，“隨著共產主義影響在華僑中不斷擴大，泰國的華裔少數民族正在構成日益嚴峻的問題”。

然而，在華僑問題上泰國政府的思維方式與美國顯著不同。鑾披汶主要是從民族沙文主義立場出發，刻意打擊和排斥華僑，禁止華僑從事政治活動。在此過程中，並不區分華僑的政治傾向，也不關注華僑問題與美國“反共事業”的關聯。例如1952年1月，泰國突然把外僑隨身証例費從20銖上漲到400銖。雖然該規定名義上是面向所有外籍人，但華僑一直佔泰國外籍人的大多數，因此，該規定實際上就是針對華僑，明顯是要通過壓榨華僑以提高政府收入。這項法令大大增加了廣大華僑的經濟負擔，導致僑社怨聲載道。西方駐泰國外交使團普遍認為這項政策是愚蠢的，“它隻會有利於共產黨在華僑中的宣傳攻勢”。美國使館明確指出，該法令會增加華僑對泰國政府的怨恨，損害華僑與當局合作的意願，進而加強他們反政府及同情共產黨的傾向。這顯然不利於西方的冷戰政策。不過，隨著泰國對美援的依賴不斷加深，美國對泰國國內政策的影響力也在增強。在此背景下，泰國華僑政策逐漸朝著反共的方向發展。

1952年底，鑾披汶在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共風暴。在這次風暴中，警方共逮捕了900多名共產黨嫌疑分子，其中大多數都是華僑。但是，這些被捕人士中，最后真正被起訴的隻有大約42人。這足以說明這次行動根本就是捕風捉影。鑾披汶自己也承認：指控這些人是共產黨，主要是靠審訊得來的供詞，而並非確鑿的証據。盡管如此，美國對這一輪反共行動仍然歡欣鼓舞。美駐泰國大使愛德溫·斯坦頓（Edwin Stanton）評論說：“經過四年空洞的反共許諾后，這些逮捕行動可能是第一個重要的實例，它們表明泰國已經在執行真正強有力的反共計劃了。”當時有輿論認為，泰國這次行動是受了英國和美國官員的影響。雖然斯坦頓並不承認這一點，但在他發給國務院的電報中卻明確提出：“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去鼓勵泰國政府繼續推進目前的反共行動，但是又不能讓人覺得泰國的行動是美國施加壓力的結果。”這次行動也讓鑾披汶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穩固下來。

1952年11月，泰國重新頒布的《防范共產黨行為條例》，更讓美國人吃了一顆定心丸，因為該條例授予泰國政府鎮壓共產黨活動的一切權力，而此前泰國官員總是借口說他們權限不足。然而在后來的實踐中，泰國的反共政策卻日益表現為對華僑，尤其是對左翼進步華僑的打擊和迫害。就鑾披汶而言，打著反共的旗號打擊華僑，不僅可以向美國人邀功請賞，同時也能讓激進的排華措施顯得冠冕堂皇。這實在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情，於是鑾披汶得出一個簡單明了的公式：反對共產黨就等於反對華僑。而防共條例就是反對華僑的一件合法外衣。

條例頒布不久，當局就派警察包圍了左翼的《全民報》社，逮捕數十名工作人員，吊銷印刷執照，封存機器，迫使該報停刊。其他一些左翼華文報紙也相繼遭到整肅。不僅是僑報僑刊，這一時期泰國對華僑教育的限制也更趨嚴格。例如對華文教師的泰文學歷，此前規定是兩年內須考取4年級文憑，到1953年改為必須一年內考取，而華文教師的履歷也須送交公安局審查。1954年7月，教育部長還命令曼谷的華僑學校解雇152名教師，說他們是共產黨同情者。這些措施的出台，既是為了加快華人同化的步伐，也是出於反共考慮。當時一些有權勢而對中國認識不深的泰國政治家，就以“中文是共產國家的語文”和泰國實施防共條例為由，竭力主張限制中文教育。在經濟上，泰國對華僑的排斥亦在不斷加碼。繼1952年頒布新的《保留職業法令》后，泰國又把打擊的領域轉向僑匯。當局以防共條例為借口，說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供給僑批外匯，就等於是資助共產黨。此后，受制於嚴格的外匯管制，華僑匯款回家變得越發困難了。

三、萬隆會議后泰國華僑政策的鬆動

泰國從1952年底開始掀起的反共及排華風暴，雖然是其投身反共陣營、積極追隨美國的結果，但也與其國內的軍人集團內部的政治斗爭有關。這種斗爭的發展最后威脅到鑾披汶本人。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在國內發起政治民主化運動，在對外政策上適當拉開與美國的距離，同時嘗試改善泰中關系。而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中國也充分表明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與泰國友好往來。作為這一系列政策變動的副產品，泰國華僑迎來了一個相對寬鬆的時期。

在當時的泰國政壇，乃炮·是耶暖（Phao Siyanon）和乃沙立都是握有武裝的實權人物，鑾披汶依靠在二者之間搞平衡勉強維持著總理職位。1955年4月到6月間，鑾披汶對西方國家的廣泛游歷使他認識到政治民主化可能是穩固自身地位的唯一出路。回國不久，他便宣布政黨合法、反對軍人經商、允許民眾批評政府等改革措施。在對外關系方面，他日益感受到中立不結盟思想在泰國的巨大影響以及國際形勢正在經歷的深刻變化。鑾披汶明白，繼續維持僵硬的親美反共立場，既不利於泰國的國際地位，也不能幫他贏得民心。就泰中關系而言，鑾披汶此前的反華政策也並非立足於堅定的反共信念，而只是基於某種利益計算的政治現實主義。這就為泰國在特定條件下重新評估泰中關系，改善對華政策留下了空間。而中國的和平外交姿態則為兩國關系的緩和提供了現實基礎。

在1955年4月舉行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與泰國外長旺親王進行了友好互動，強調中國願與泰國和平共處。周恩來向對方保証，中國決不向泰國進行任何侵略和威脅，還說在中泰兩國未建交以前，泰國就可以派代表團到中國雲南省實地考察。針對泰方的幾點疑慮，周恩來逐一進行了澄清。比如中國在雲南建立傣族自治州並非用來顛覆泰國﹔中國給予乃比裡政治避難但不支持他從事反政府活動﹔中國不會利用華僑搞顛覆等。特別令旺親王感到意外的是，周恩來並沒有提出泰國參加美國主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問題。中國的友好姿態讓鑾披汶政府印象深刻，並給予了積極回應，兩國關系很快升溫。1956年5月，泰國廢除了與中國非戰略物資貿易的禁令，同時取消限制泰國人民赴華的命令。受此鼓舞，從1956年至1958年10月，赴華訪問的泰國代表團多達24個。與改善對華關系相呼應，泰國對華僑的看法和政策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1955年4月28日，親政府的《曼谷論壇報》專門就中印（尼）關於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發表社論，同時高度評價泰國華僑，贊揚他們為泰國商業進步所做出的卓越貢獻，還說他們願與當地人同甘共苦，更將聰明才智奉獻於斯，因而令泰人倍感榮幸。7月15日，鑾披汶在新聞發布會上正式宣布：政府將盡可能給予華僑與泰國國民幾乎同等的權利，鼓勵華僑同化，並減少外僑隨身証例費。在施堅雅看來，這開啟了泰國華僑待遇的一個新時代。壓制華僑的做法被摒棄了，而贊成華僑同化的政策得以復蘇。10月19日，鑾披汶指令有關機構盡可能向外僑提供方便。他強調這些機構不僅要公正對待泰國人民，也要對外僑一視同仁，而不能讓人覺得有所差別。

在此背景下，泰國政府就外僑隨身証例費做出重大調整：一是規定六類外僑可申請免繳，如年齡不滿15歲未能自立謀生者，60歲以上的高齡喪失勞動力者，外僑中的寡婦、病患等﹔二是把隨身証例費從400銖減為200銖，並在相當寬鬆的條件下放棄征收逾期未繳的例費。這些做法照顧了缺乏謀生能力和有實際困難的部分華僑，頗得好評。在華僑入籍和華人公民權方面，這一時期泰國的政策也明顯放鬆了。1956年，泰國重新修訂《國籍法》放寬入籍限制。比如該法規定：任何在泰國出生的人，自動取得泰國籍﹔自申請入籍之日起，曾在泰國連續居住五年以上者，即可申請加入泰籍﹔對泰國有特殊貢獻者，可獲優先入籍的待遇等。與放寬入籍限制相配合，1956年頒布的《公民權法令》也規定，凡是在泰國出生的任何人都自動成為泰國公民﹔凡連續在泰國居住五年以上的外僑，都可申請歸化﹔成為泰國公民后，可平等享有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權利等。

泰國在內政外交方面的新姿態很快引起美國人的警覺。1955年6月，國務院有關官員即已注意到，自萬隆會議以來，泰國企圖在國際政治中腳踏兩隻船。國務卿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為此當面提醒鑾披汶：“為了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邪惡勢力，有必要維持一種強大有力的、積極的反共精神。”1956年6月，泰國解除對中國的非戰略物資禁運后，美國又“深表遺憾”並告誡泰國說：跟共產黨做生意在經濟上是不合算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面對美國施壓，泰國一方面不斷保証它將堅守親西方立場，既不會向左轉，也不會滑向中立主義﹔另一方面則強調泰國需要更多的援助。泰國人報怨說，一些中立主義國家和親共產黨國家從美國方面獲得的援助甚至比美國盟友還要多。

由此我們可以分析泰美雙方此番交涉的實質。就泰國而言，適度緩和對華關系既是為了獲得貿易上的好處，也是未雨綢繆，防止自己落后於亞洲形勢的發展。而表現出一定的中立主義傾向則可以在援助問題上“要挾”美國。就美國來說，泰中關系的緩和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但美國又不能通過強制手段迫使泰國就范，於是“耐心勸說”便成為美國的主要應對方式。勸說的辦法，一是惡意揣度中國的外交政策，說中國與泰國交往別有用心﹔二是宣稱泰中關系緩和會對泰國國內形勢，特別是對泰國華僑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三是吹噓美國援助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從最后結果來看，美國的勸說起到了一定作用。鑾披汶政府始終沒有碰觸親美反共這條底線，而泰中關系的發展也並未出現實質性突破。這反映到華僑政策領域亦是如此。在這段時間內，華僑待遇雖有提升，但反共的幽靈始終縈繞著華僑問題。比如在舉辦華僑學校方面，泰國政府一度表現出重新考慮的意願。1955年年中，當局召集華校校長、民校局局長以及中華總商會主席等人討論復辦華僑中學問題。6月4日，泰國外長旺親王又談到開辦華文中學的障礙，主要就是如何防范共產黨分子或左傾分子利用華校作為傳播共產主義思想的場所。他認為隻要警方管制有力，其他則不成問題。11月，教育部還表示有必要讓華僑學校開辦高級華文班。然而到最后，這些提議均不了了之，這一時期泰國對華校的政策並未出現重大變化。

到1957年年中，美國眼裡的泰國局勢在不斷惡化。“共產黨在泰國的宣傳攻勢穩步推進，顛覆和滲透活動不斷增強，這在泰國龐大的華僑社會中表現得尤其明顯”。而另一方面，那些反美以及反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文章卻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體上刊登。這一切都讓美國人十分擔憂。然而，面對洶涌的左傾浪潮和高漲的反美情緒，鑾披汶政府卻束手無策。此時泰國軍人集團的權力斗爭進入白熱化階段，乃沙立的勢力如日中天，鑾披汶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了。

四、乃沙立政變與泰國華僑政策的逆轉

1957年9月17日，乃沙立發動政變，推翻了鑾披汶政府。他奪權的理由是鑾披汶選舉舞弊，導致社會動蕩。而乃沙立為自己營造的公眾形象，則是廉潔選舉以及公平政府的無私捍衛者。政變發生后，社會各階層普遍期待他能帶給泰國更加開放、民主的政治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乃沙立盡管在骨子裡傾向獨裁、厭惡民主，但在掌權初期還不敢貿然廢棄前任政府的民主化改革。這就使得政變后一個時期內，泰國的民主氣氛更趨活躍，各派政治力量能夠自由發展。在輿論界，反對追隨美國，主張泰國走和平中立道路的呼聲也愈發強烈。

不過，乃沙立對於緩和泰中關系沒有興趣。在鑾披汶時代，他從來沒有參與過對華接觸活動。在周邊關系上，乃沙立全力支持他的表親老撾右派領導人富米·諾薩萬（Phoumi Nosavan），而富米的對手北越正是中國的盟友。從這一立場出發，乃沙立敵視中國，並在政變成功后停止了與中國的一切官方聯系。乃沙立對美國的態度則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政變前，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他的助手和黨徒曾積極投身反美活動，甚至他本人也公開抨擊過美國。在他自己的政黨裡還有不少中左派人士。但政變上台后，乃沙立很快認識到美國援助的重要性，並開始在各種場合強調自己的親美反共立場。然而，出於國內政治考慮，他又不想完全切斷與中左勢力的聯系。這就使得美國對他的反共意志深表懷疑。

為了把泰國繼續束縛在自己的反共戰車上，美國採取了一系列行動，而援助就是其最大的籌碼。政變后不久，美國駐泰國大使馬克斯·畢曉普（Max Bishop）面見新總理朴·沙拉信（Pote Sarasin），要求當局鎮壓“不負責任的、挑舋的”反美宣傳。但沙拉信表示，泰國的新聞媒體是自由的，就像在美國一樣。10月下旬，國務院授權畢曉普提醒泰國領導人，如果他們“反對自由世界所追求的目標或者對共產主義的危險視而不見，那就不能把美國的援助看成是理所當然的”。1958年春夏，乃沙立在美治病期間，多次拜會美國政要，懇求美國增加對泰國的援助。美國則乘此機會直接向其本人施壓。美方尤其提到泰國一些報紙“惡意曲解”美國援助的意圖，希望乃沙立出面制止。乃沙立一方面強調他是堅決反共的，隻要有他在，“決不會讓共產黨得逞”﹔另一方面又表示泰國的反美報紙並不受他的控制，他願意採取行動，但不會訴諸武力。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Walter Robertson）立刻反駁說：“即便在發達國家，負責任的領導人也會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把事實真相擺在人民面前。”由於乃沙立模棱兩可的態度，美國拒絕提供任何額外的援助，任由他空手而歸。美國新任駐泰大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Alexis Johnson）也准備與泰國領導人進行“一次長談”，告訴對方“如果泰國想要改變它在美國援助計劃中的優先級別，需要做出哪些決定”，而“變化的主動權就掌握在泰國手裡”。

很明顯，美國希望乃沙立在反共問題上做出決斷。與此同時，泰國國內民主政治的發展也危及到乃沙立自身的地位。不斷壯大的中左派勢力不僅猛烈抨擊美國，而且迫使政府在對華關系上軟化立場，甚至於不得不考慮向中國出口戰略物資橡膠。在1958年3月的一次議會補選中，乃沙立的國家社會黨隻得到9票，而在野的民主黨卻贏得13票之多。形勢的發展讓乃沙立難以忍受。1958年10月20日，他以“抵制共產黨威脅”為名發動第二次政變，宣布廢除憲法、解散國會、禁止一切政黨，同時在全國實行戒嚴。隨后，當局開始大規模搜捕共產黨嫌疑分子，封閉進步報刊。這次政變明顯符合美國的利益。雖然美國不方便公開贊揚乃沙立的獨裁專制，但很快就以實際行動表達對他的支持。12月22日，美國駐泰國大使當面通知乃沙立，美國已決定向泰國額外提供2000萬美元的無償贈款以及數千萬美元的貸款援助，以支持泰國經濟發展。聽到這個消息，乃沙立激動得要起身擁抱美國大使。

泰中關系方面則是另一番景象。繼停止與中國的官方往來后，乃沙立又於1959年下令禁止同中國的一切貿易關系。1961年，泰國還伙同馬來亞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所謂“西藏問題”提案，對中國進行大肆攻擊和污蔑。與此同步，乃沙立政府對華僑的看法又回復到泰國政府之前懷疑和猜忌的老路。1958年5月，乃沙立還在美國時，就曾對美方表示：三四百萬華僑是威脅泰國穩定的一大根源，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忠誠於北京。二次政變發生后，即將回國出任外長的他納·科曼（Thanat Khoman）也對美國官員說：泰國300萬華僑讓他深感憂慮，因為中共一旦進攻泰國，這些華僑就會立刻投向對方。他還說對付華裔少數民族是泰國最大的問題之一。這決非紙上談兵，而是劍及履及。政變后泰國立即對華僑展開新一輪迫害。

在短短十幾天內，因“共產黨嫌疑”而被捕的華僑就達22人。從政變到1959年8月，至少有四十多名華僑被逮捕。他們有的被污蔑為潛入國境打探消息，有的被指藏有入黨申請書和“訓練共產黨員的課本”。長城書局負責人馬烈三之所以被捕，竟是因為他藏了印有長江大橋圖樣的信封。在証據尚未充分的情況下，乃沙立還公開處決了5名“縱火嫌疑犯”。這5人無一例外都是華人。有學者認為，乃沙立此舉是為了討好那些敵視華人的泰國民眾。乃沙立還取締了所有左派報紙，不管是中文的還是泰文的，對其他中文報紙也進行嚴格審查，專欄作者和報刊編輯都不允許報道中國。警察總部通令搜查各府每一間華校，拘捕所謂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華校負責人。為了控制和監視華校，教育部要求它們使用政府指定的課本，並設立“學監”進行監督。政變當局還制定了所謂“防范共產黨滲透傾復計劃”，要求絕對禁止中國公民進入泰國作長期或短時居留。對於國內華僑，則宣布取消1955年公布施行的准予六類外僑免繳隨身証例費的規定。華僑經濟亦是打擊的重點。政變次日，當局即下令解散華僑3個商業公會。1959年1月又發布命令，規定十類職業有雇佣工人10名以上者，應雇佣50%的泰人。當年7月，政府還著手制定管制外僑職業條例，擴大保留職業范圍和修改國籍法，以加強對華僑職業的限制。

對於二次政變后泰國實施的一系列強化控制措施，美國相當滿意。在美國人眼中，泰國的不安定因素大大減少了，不負責任的媒體被馴服，極端左派分子不是被關就是被禁言。美國還認為，乃沙立雖然廢除憲法，在全國實施某種程度的戒嚴，但泰國還算不上一個警察國家，而乃沙立的內閣幾乎是泰國歷史上最穩定的。美國對乃沙立排華政策的效果也比較認可。1961年5月，駐泰國使館向國務院報告說：“泰國龐大的華僑人口雖然仍是一個問題，但使館認為目前的形勢是二戰結束以來最好的﹔積極反共的泰國政府禁止同紅色中國開展貿易，鎮壓華僑社區的共產黨宣傳，嚴格控制華僑學校，大力改善同國民黨政權的關系﹔而富有成效的同化政策也使這一問題降溫。”

五、結語

綜上所論，二戰后泰國之所以倒向西方陣營，並非緣於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立場，而是基於對現實利益的精心計算。而美國始終以援助為手段，誘使泰國充當其反共馬前卒。二者之間是一種典型的相互利用關系。盡管泰國領導人也承認，該國面臨的所謂共產黨威脅並不嚴重，但為了向美國人表明決心，當局還是發起了一系列反共行動。旅居泰國的華僑不幸淪為這些行動的重要目標。在這一點上，泰國的內政與外交實現了某種怪異的結合：反對共產黨就是反對華僑。由此人們可以清楚看到，泰國政府是如何刻意利用亞洲冷戰形勢以滿足其國內政治需求的。如前所述，泰國以美國為靠山，拒絕同新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系，使中國政府難以通過外交渠道維護泰國華僑的利益﹔而與泰國保持“官方”聯系的台灣當局又因實力衰弱，亦不能對華僑提供任何有效的保護。從美國的角度來說，鑾披汶與乃沙立掀起的排華風暴，雖然不盡符合其對東南亞華僑的一般政策，但泰國堅定的反共立場卻足以超越一切。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泰國無端指責華僑為中國的“第五縱隊”，隨心所欲地打擊和排斥他們。

然而，亞洲冷戰畢竟是外部因素，泰國華僑政策終究還是要受其國內政治主導。激進的排華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泰國狹隘民族主義的訴求，但它並不符合泰國的根本利益。於是我們看到，在乃沙立時代后期，泰國的華僑政策便已開始向溫和同化的傳統立場回歸。這可以從一份制定於1965年的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得到証明。這份文件警告說，對當地華僑華人採取壓制性政策，“隻會導致動亂、怨恨和國家內部的摩擦”。要鼓勵所有政府部門想方設法把當地華人轉化為忠誠的泰國公民。為此，政府應該公正對待那些忠於泰國的華人，給予他們同等的權利，表彰他們當中為泰國作出貢獻的人﹔要大大減少中國移民的數量，確保那些已經歸化的華僑放棄其原有公民身份﹔要悄悄鼓勵種族通婚，並採取措施降低華人出生率﹔同時還要加強對華僑學校的控制，阻止中國政府對泰國華僑施加影響﹔至於那些仍舊保持外僑身份的華人，則要嚴加限制他們的活動。總之，這份文件的原則精神，就是要盡可能使用溫和手段同化泰國華人。此后，這種溫和政策一直延續下來，促成了泰華兩族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摘自：劉雄：《冷戰格局下泰國華僑政策的演變（1946—1965）》，《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