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及問題提出

中國學生留學海外自改革開放以來已形成相當規模。在出國留學人數增長的同時，2000年以來留學回國人員數量也逐年遞增。一部分留學生選擇畢業回國，另一部分人則選擇留在了留學目的國。而留在國外的許多離散專家與學者（Chineseknowledgediaspora）都與中國的研究機構保持著學術交流，與國內的研究人員進行學術合作，促進了中國科研活動的國際化發展。這些海外離散學者對中國科研活動的促進作用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認可與重視，並通過一系列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項目，如“長江學者計劃”等，得以大力推進。從個人角度來說，在中國海外人才政策由“回國服務”到“為國服務”轉變的背景下，離散對於海外高層次科研人員來說早已不再具有悲情的意味。相反，離散已成為一種“流動資本”（mobilitycapital）。在流動和離散的狀態下，海外高層次科研人員可以將自己在散居國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轉化為在祖籍國獲取經濟資本和象征資本，並在散居國與祖籍國之間將各種資本相互轉化相互促進。從情感認同上，海外高層次科研人員也能夠通過效力祖籍國的科研與學術發展獲得個人對祖籍國的歸屬感。

相比之下，海歸學者的“流動資本”似乎在他們選擇回國就業的那一刻起就變成了過去式。對於海歸學者的回國適應問題，在實踐中，中國的高等院校更強調對他們重新調整、適應和融入中國社會生活（re-integration/culturation）進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比如，組織國情教育計劃以及相應地安排愛國主義教育參觀、鍛煉、調研活動，以幫助海歸學者在中國落地生根。回歸似乎意味著流動的終結，曾經積累的“流動資本”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在國內發展的絆腳石。同時，許多與海歸學者歸國經歷相關的學術研究也多以國內主流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社會觀點為標准，認為其歸國經歷存在文化再適應問題，暗指海歸學者需要自我調整、適應並順從國內的生活與工作方式。海歸學者回國后若繼續流動到海外，則容易被認為是文化適應失敗，並可能備受社會爭議。

可見，海外離散學者和海歸學者雖然均被視為中國社會和學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但大眾對於其保持跨國流動的態度和認識卻不盡相同。一方面，海外離散學者的跨國流動得到了國內人才引進政策的支持，其可流動性構成海外離散學者的優勢和可用資本。另一方面，海歸學者回國后繼續“走出去”卻並未得到同等的政策關注與支持，人們對於海歸學者的期待與理解還停留在視“回流”為終極回歸的階段，而鮮有對海歸學者在“回流后”保持跨國流動現象的討論。事實上，目前與海歸人員相關的研究重點在“回流”，即海歸人員回國的個人動機與吸引海外人才回國的政策引導方面。相比之下，對海歸人員歸屬感與歸屬方式問題的探究還存在不足，而理解海歸人員的歸屬感、社會認同感與歸屬方式有助於我們在當前跨國人才流動的大背景下重新審視人才“回流”（braingain）、“外流”（braindrain）、“環流”（braincirculation）等人才流動現象。鑒於此，本文旨在從跨國離散的視角，以海歸學者構建個人歸屬感與身份認同的現象為例，提出並闡釋“虛擬跨國離散”的概念及其特點，並探討當下華僑華人虛擬跨國離散的社會行為實踐。

二、理論框架與相關文獻

（一）傳統離散

傳統離散概念，最初對應大寫的“Diaspora”，主要指代流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非洲裔美國人以及早期因戰亂和外民族侵略被迫流亡各地的亞美尼亞人、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和華人，即所謂的“傳統離散族群”（classicaldiasporas），或“受難型”離散族群（victim）。其概念充滿了悲情歷史意味。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由於遷移人群不再局限於被迫流離失所的受難型離散族群，傳統離散的概念也相應地從大寫“Diaspora”向小寫的“diaspora”轉變。這一轉變反映了當時有別於受難型離散族群、主動選擇散居他國的族群。根據科恩（RobinCohen）的分類，這些新的離散族群包括勞工型、帝國型、商貿型和文化型。他們是20世紀末全球化初始時期跨國移民的主體。

“海歸”、“回歸”概念的內涵與當時跨國移民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當時主流的移民和離散研究設定在傳統的移民（immigration）與文化身份同化（assimilation）語境下，移居到海外就意味著遷移的終結，移民人員的文化身份被認為最終會被目的國的主流文化所同化。后來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語境的提出揭示了一些離散人群保持與文化原鄉（homeland）或祖籍國的聯系、保持與文化原鄉或祖籍國有關的文化身份並在祖籍國與移居國之間往返流動的事實。海歸，即移居到移民目的國后又回到文化原鄉或祖籍國並長期定居，則被認為是跨國移民和離散狀態的終止。如圖1所示，根據跨國移民理論和傳統離散理論的觀點，跨國流動人員的遷移過程經常被視為是一個在移出國與移居國之間閉合的單一環路，整個遷移過程有明確的起點和終點，並與地理國界空間直接關聯。

（二）跨國離散

跨國離散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全球跨國流動進入了新的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信息與通信技術的進步以及廉價國際航空運輸的普及，移民與祖籍國的聯系變得更為頻繁，移民在移居國與祖籍國之間跨國流動的現象也更為普遍。單獨採用傳統移民理念或傳統離散理念已不能充分闡釋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大規模的、頻繁的跨國流動現象及其身份認同與文化歸屬的特點。筆者認為，美國社會學家李約翰（JohnLie）在1995年提出的“跨國離散”概念，為理解這一新問題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工具。他認為，跨國離散是指多樣地、循回地、往復地跨越各種跨國空間的遷移和流動。某一次跨國遷移流動應當視作是人生遷移軌跡中的一次停留（sojourn）。這樣的遷移軌跡是多向的、多次的、不斷的而非單向的、單一的、單獨的、結束性的旅行。傳統移民理論中的移民輸出國和目的國在跨國離散的概念裡都轉變為遷移軌跡當中的散居國和下一次跨國遷移的出發國。在此基礎上，跨國離散重視人們在每一個散居國或者說遷移出發國所積累的社會關系、社會網絡及文化等各種資本，因為它們對離散人群規劃未來遷移軌跡以維系和發展這些關系、網絡、文化等資本有重要影響。同時，跨國離散理論認為，所謂“回流”只是一生中循環往復的旅行中一次暫時的停留，而非離散的終止。可見，跨國離散是終生流動的存在過程而非結果，是對各種文化、經歷的多樣性以及社會關系、網絡和資本持續性的維持、積累與發展，而非對過去的割棄或對單一原鄉文化的終極回歸。跨國離散是對傳統移民理論中移民文化身份單一固化的否定，它通過理解每個離散個體獨特的遷移經歷及其社會階層、性別、民族身份等社會特點來分析離散人群遷移軌跡、文化身份、社會歸屬感的多樣性。跨國離散理念中明確提到“回流”（return），這不同於傳統移民理論對回流的回避，也不同於傳統離散理論中將回流等同於“回歸”和離散終結的觀點，而是將回流與其他各種流動方式並列，作為遷移軌跡中的一環和循環往復流動的一種方式。這樣一來，回流就不再是跨國遷移現象中的邊緣問題，而是名正言順地站在了舞台中央，與傳統移民（immigrant）、跨國移民（transmigrant）、傳統離散群體（diaspora）一起成為了跨國離散的一部分和跨國遷移問題研究的共同主角。

（三）虛擬跨國離散

筆者認為，虛擬跨國離散首先認同跨國離散對遷移軌跡的理解，認為“回流”不一定等同於“回歸”。每一次回流都是下一次出發前的散居和對上一次出發的離散（dispersion），因而沒有終極的、單一的歸屬和停留。回流離散群體的身份認同和社會歸屬感與個體遷移經歷、社會身份以及在散居國積累的社會關系、社會網絡、文化等個人資本有重要聯系。其次，基於互聯網的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網絡實時交流平台以及網絡社交媒體為跨國離散人群提供了一個跨國空間。這個跨國空間使跨國離散人群能夠維持和展示自己的離散身份，能夠與身處不同實體空間的離散人群隨時隨地保持交流、了解原散居國的情況、溝通相互之間感興趣的問題，因而能夠維持一個虛擬的跨國離散社區或跨國離散共同體以及一種對共同文化家園或共同文化棲息地的想象。與此同時，虛擬的跨國空間能夠讓離散人群實現虛擬的遷移，通過基於互聯網的虛擬平台和媒介就可以參與在其他國家的工作、活動和任務，而不需要實際旅行即可實現在同一時間身處兩地（simultaneity）。

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網絡虛擬跨國離散的概念（virtualtransnational diaspora，簡稱虛擬跨國離散），認為當前可供免費訪問和普遍使用的虛擬網絡實時交流和網絡信息平台進一步打破了時間和空間對人們從事跨國活動的限制，使人們容易形成對一個開放的、無國界的全球社會空間的想象，同時也賦予了人們在全球社會空間參與活動的能力。該想象與能力相互促進，從而激發了人們在虛擬空間跨國活動的動力（motivation）。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通過跨國網絡平台，了解彼處正在發生的時事，與彼處的朋友、同事實時協作。跨國活動因而變得日常化、普遍化，而不再是少數人偶爾、個別的行為。這些日常化、普遍化的跨國活動弱化了人們對國界、對地理空間的意識，移入國、移出國之間的區分也變得模糊，因為人們可以隨時虛擬地移入一個國家的社會活動空間，又隨時虛擬地移出一個國家的社會活動空間，似乎既身處此地又不在此地，虛擬與現實的生活同時存在。

虛擬跨國離散既包含了擁有跨國經歷的人群虛擬地實現繼續跨國流動，即保持跨國聯系與跨國活動的行為（being），又代表了人們不被地理空間和國界所綁定和限制的多重文化身份與社會歸屬感（belonging）。個人的社會活動和歸屬感不再是以其所處的地理空間為中心，或是局限在其所處的國家，而是更多地以個人通過跨國遷移在世界各地所積累的社會文化聯系為中心，在交織的多個跨國文化共同體之間展開。傳統觀點理解的“離散”是與“回歸”移民祖籍國相對立的狀態，因為“離散”的內涵是固化而單一的，它與文化原鄉特定的民族文化和特定的領土觀念相綁定。這樣的文化原鄉對同一民族的離散群體是特定而單一的。然而，隨著人們跨國流動和遷移目的變得多樣化，離散群體的特點也相應變得多樣化。來自同一文化原鄉、屬於同一民族的離散人群擁有了多樣的身份屬性和不同的身份認同方式，而不僅僅是對單一民族文化的認同。離散人群的歸屬感也開始從對具體而固定的民族文化和領土觀念的歸屬感向非具象的、虛擬而流動變化的文化家園（home）和文化棲息地（habitat）等歸屬感轉變。所以傳統意義上離散是與原鄉、故土的遠離，而現在還包括了與精神家園、精神故土的遠離。虛擬跨國離散中的離散理念一方面繼承了舊理念中離散群體與其他群體文化有別的觀點，另一方面則更強調文化雜糅（culturalhybridity）而非固化單一的民族文化。

三、海歸學者的跨國離散現象

（一）研究方法與樣本

此次研究運用羅伯特·斯泰克（RobertStake）所述工具性案例研究的質性研究方法，通過探究中國海歸學者如何保持跨國的學術聯系及其動機，重新審視回流現象。此次研究共包含12位在北京高等院校任職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的海歸教師和學者。這些教師來自3所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為優勢學科的高等院校。之所以選擇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背景的海歸教師而非理工類學術背景的海歸教師，是因為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海歸教師在中國海歸人才研究中相對不足。另外，由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更關注社會文化生活，筆者認為他們對留學與回流過程中所接觸和體驗到的不同社會文化可能會有更多的見解。調查對象均為在回國后有跨國學術聯系的海歸學者。這12位海歸學者都在海外高校攻讀並獲得博士學位，留學時間都在3年以上，回國時間都在2000年以后。他們當中有講師、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從經費來源看，隻有4位受訪學者是通過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獎學金資助完成學業並回國工作，其他學者都是自費留學，其中包括5位獲得海外院校和政府資助完成學業的學者。調查對象的學術領域包括教育學類、新聞傳播學類、財政經濟類和外語類學科。他們的留學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荷蘭、比利時和中國香港，幾乎涵蓋了中國留學生最受歡迎的留學目的地。

此次研究數據於2017至2018年在北京收集，主要來源於海歸學者的個人訪談，同時還包括對海歸學者在其高校網站上個人主頁裡的教育與工作簡歷，其任職高校對教師科研成果評價的規定，北京高校網站上關於海歸教師回國適應情況及國際學術合作的相關新聞，受訪者任職高校院系組織的有海外華僑華人學者回國參加的學術交流會的觀察記錄。所有數據都匯總在質性數據分析軟件NVivo中進行了歸納式質性編碼和主題分析。此次調研的問題包括海歸學者為何以及如何在回流后保持跨國學術聯系。針對這兩個問題，筆者在個人訪談中對受訪者回國的動因、回國求職和工作的經歷、跨國學術聯系的具體情況進行提問。

（二）研究結果

1.回流動因及回流后的工作適應狀態

幾乎所有調查對象回流中國主要都是出於家庭和工作機會考慮。他們提到自己父母年事已高，所以自己需要回國方便看望和照顧父母。這一想法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孝道”的深刻影響，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父母在不遠游”。另外也有人因為愛人在國內工作，想要回國團聚。與此同時，有人提到國內的相關工作機會比留學國要多，尤其是高校教職類工作。這一觀點在留美海歸學者中尤為突出。他們普遍認為，在美國找不到滿意的教職工作，因為美國當地的高校教學研究崗位需求有限，而另一方面中國高校對海歸博士畢業生的需求相對較高。從就業的實際角度考慮，回流似乎是順理成章的選擇。當然，從留學資助方式上看，4位通過中國留學基金委獎學金出國讀博士的海歸學者回流也是出於履行合同的相關義務。獎學金資助合同從客觀上建立了被資助者與國家的聯系，為海歸學者學業完成時回流設定了必然的軌跡。另外，受訪的海歸學者對任職高校的選擇和考慮也反映了他們與某些高校過去的聯系和對這些高校的了解。在這12位海歸學者當中，有一半是在自己的母校工作或首先考慮應聘母校的職位。綜合選擇母校就職的海歸學者的觀點，對母校熟悉、母校平台較高、機會更多、院系領導重視海歸校友人才是主要原因。

從工作適應狀態看，受訪者似乎都比較適應高校的教學任務，但在科研工作上存在一定壓力。他們認為，雖然國內高校教職崗位比留學國更容易獲得，但留任的壓力和科研論文發表的壓力卻比留學國要大很多。SSCI和CSSCI類期刊發表的文章才被高校認可作為年度績效考核的科研成果，而這類核心期刊又被細分為A類、B類、C類等級，看似客觀的評價標准實際上弱化了科研內容本身的學術和社會價值，而是將科研的價值與期刊影響因子相挂鉤簡單地等級化、標准化、分數化，讓科研價值顯得非常抽象和功利。這更不用說在國際核心期刊上發表文章的難度。如一位學者談到，國內高校過度強調英文SSCI期刊文章的發表，而國外高校卻並沒有，因為這對於國外學者也有一定難度，並不是每一個國外學者都能夠在SSCI期刊發表文章。可見，國內高水平科研類高校在教師科研考核上的要求非常苛刻。此次研究發現，近期回流的海歸學者，尤其是在非母校任職的海歸學者，在面對留任的就業壓力和升職的科研壓力下，還缺乏必要的職業發展指導，由此產生一定的焦慮感。

此外，收入、科研經費和學術氛圍也是海歸學者提到的工作適應過程中的關鍵問題。有學者認為，國內一些學者因為收入不高，為了獲得科研經費而大量接課題。然而，為了這些收入，學者們需要花大量時間做簡單的調研，而無法專注於某一個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一位從美國留學回國從事財經類研究的學者提到在國內與在美國做科研經費上的差別，他認為國外教授的收入比較高，物價相對較低，這樣老師隻需要專心科研，他的工資足夠自己和家庭使用。同時，美國的科研經費又很充足，學校會給老師和學生很多經濟資助去參加學術會議等交流活動。相比之下，國內對科研一方面重視不夠，另一方面急於求成，投入的經費也比較有限。對學術氛圍問題，許多受訪者認為，國內的學術氛圍以行政管理為主導，學者們囿於開會、填寫表格、報銷等瑣事，而在開展科研和學術交流活動上所得到的行政支持卻不夠，效率也不高，以至於無法專心開展務實的核心工作。有時甚至因為需要應付的行政工作太多而放棄了開展一些學術交流活動，特別是涉及邀請海外學者的交流活動。一些學者談到自己缺少與同院系或國內同領域學者的學術合作。另有受訪者提到，國內高校缺乏一個平等的、鼓勵式的學術交流平台，以至於青年學者們很難維持一個自己的學術共同體來開展學術合作。

2.回流后的跨國聯系及跨國工作實踐的內容、方式方法與受益成效

從跨國聯系和工作實踐的內容看，海歸學者在回流后與留學國學者的交流與合作非常豐富，這其中主要是科研、學術方面的合作，同時部分學者也在日常教學中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跨國學術資源。一些近期回流的海歸博士會與導師聯系討教博士論文的修改與發表。回流多年的海歸學者會與導師進行課題合作，邀請導師到中國參加學術會議等交流活動。一位從英國回流的海歸學者提到，在回國工作后，她的導師還會帶著她一起去參加圓桌會議、交換項目等各種集中的學習交流活動。一位從荷蘭回流的海歸學者提到自己在受訪前一年還回到荷蘭的母校去聽了半個月的課，因為該大學的學術動向代表了其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動向之一，所以回到母校去學習、跟蹤母校的學術動態是順理成章的。一位近期從香港回流的海歸學者與導師和海外同學的交流非常頻繁也較有組織性。她談到自己會通過網絡視頻與導師現在的博士研究生一起參加導師每周或者是每個月的讀書會。她提到自己的研究與內地學者很難對話，自己的思維模式還是延續了留學時培養的思維模式，與留學時的導師和同學保持接觸才能激發自己更多的想法。跟蹤學術動態、了解學術前沿是許多海歸學者保持與導師和留學國或地區的聯系並跟蹤相關領域內著名學者研究動向的重要目的。除了主動直接的聯系，一些海歸學者還通過一些跨國的學術博客網站，如Academia.edu和researchgate.net等，持續關注包括博士導師在內的同領域海外學者的近期研究成果。比如一位從加拿大回流的海歸學者坦言，關注海外學術個人網站和瀏覽電子版英文期刊對她的學術發展非常重要，因為國內的信息相對還比較閉塞，高校圖書館訂閱的學術期刊種類有限，隻有與國外學者保持聯系才能不斷了解到本領域的最新發展。另外，學者們通過保持在海外英文學術期刊發表文章或擔任匿名評審職務來保持自己與海外學界的聯系。一位學者提到，“我特別害怕自己落伍了，所以我就會傾向於發表一些英文（文章）。”一些學者提到英語寫作、發表英語文章對保持跨國聯系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要保持自己在國際學術領域的影響力和聲音，就必須要堅持撰寫和發表英文文章。語言不僅僅是寫作的工具，對海歸學者而言，中文和英文語言之間的選擇和轉換還意味著在兩套不同學術體系之間的選擇和轉換，因為相應的讀者群體不同，寫作的理論導向、研究主題和表達方法都可能不同。語言的選擇問題或許是海歸學者在學術發表過程中需要額外考慮的問題，但它也同時成為海歸學者與海外學者合作的催化劑。一些海歸學者認為，國外學者對英語學術環境的熟悉可以使合著的文章在英語語言表達和期刊的選擇等方面比海歸學者單獨寫作要有更大的優勢。從教學上看，有從美國留學回流的海歸學者通過與留學國同學、同事、老師的聯系獲得了留學國最新教材和課程輔導材料的一手信息，讓國內的學生能夠學習到與美國同步的最新教材。有從法國留學回流從事外語語言與文學研究的海歸學者，通過與留學國前同事的聯系為國內的學生與法國當地的學生建立起語言學習小組。

從跨國聯系和工作實踐的方式方法上看，海歸學者通過數年在留學國居住和學習所積累的社會資源已成為他們跨國學術交流網絡的核心。具體而言，他們的跨國聯系網絡通常以留學國博士研究生導師為中心，包括答辯委員會成員和讀博期間從事助教和助研工作時合作的老師，以及通過導師介紹的其他老師。其他跨國學術聯系還包括一些海歸學者在海外期刊上發表文章、組織發表刊物時認識的期刊編輯人員，以及在讀博期間和回國任職后到其他學校訪學時結識並合作的導師。這些海外學者共同構成海歸學者的海外“師者”網絡。除此之外，留學期間結識的同學、同事及回國任職后在課題研究和發表文章過程中結識的海外合作者也是海歸學者重要的跨國學術聯系。其他零散的聯系也包括一些通過各種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如國際會議、工作坊、研討班等形式結識的學者同仁。從聯系方式上看，基於互聯網的實時交流與協作平台為海歸學者開展跨國工作實踐和學術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渠道。幾乎每位受訪的海歸學者都會不定期地通過電話、郵件、微信等網絡交流平台與導師和在海外的同學探討問題。學者們同時提到，他們需要依賴海外學者日常使用的網絡工具與其互通信息與資源，如google搜索引擎、dropbox雲盤、googledrive 雲盤，以及facebook和twitter等網絡博客平台。這些平台和工具也是海歸學者在海外學習時習慣使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跨國網絡平台和工具有很多都不能在國內直接使用，需要學者們尋找額外的技術幫助，這給海歸學者與海外學者通過網絡日常互動合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從跨國聯系與工作實踐的受益成效上看，跨國科研合作與交流不僅幫助海歸學者更好地完成本職工作，還極大地促進了他們的個人學術職業發展，提升了他們的研究水平，滿足了他們終身學習和發展個人學術興趣的內生需求。與此同時，保持跨國學術聯系為海歸學者的職業發展提供了額外的經費支持和發展機會。比如一位學者談到在國內工作后申請到美國的一份獎學金，這不僅解決了她因為國內工資低無法資助自己做訪談研究的問題，還提供了一個綜合的培訓項目，讓她能夠繼續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這也相應地增強了學者的自信和前進的動力。雖然不是每個受訪者都能拿到這樣的獎學金，但是他們與海外的學術聯系幾乎都有未來長期的職業發展方面的考慮。一位回流已4年多的海歸學者似乎已積累了較強的跨國就業競爭力，作為一位從歐洲留學回國的學者，他不僅在歐洲的母校擁有附屬研究員的職位，還受邀在美國的一所大學遠程授課。這些機會讓他能進一步擴大自己學術發展的機會和人際網絡。另一位法國留學回國的學者提到，如果在國內高校“非升即走”的政策下自己無法留任，可能會考慮重新回到法國，“要考慮換個平台，或者完全換個方向，換個職業規劃之類的”。在此次調查研究中，許多受訪學者都表示出對未來再出國尋求職業發展機會的想法和開放的心態。

3.多層次的跨國歸屬感

從此次調查研究來看，社會科學領域海歸學者的“回流”不一定等同於“回歸”。也就是說，海歸學者主觀的歸屬感是復雜而多層次的，它不僅包括對某一國家、某一故土這個宏觀而抽象的地理空間和社會文化的歸屬感，還包括對某些更具體的集體、組織機構和人群的歸屬感，以及對某些虛擬的共同社區文化的認同。因此，它不一定與個人客觀的回流方向相一致。筆者發現，此次研究中海歸學者的“回歸感”主要都來自於與國內家人的團聚，也有回國后組建家庭的海歸學者在家庭的溫暖中得到安慰和穩定感。但是他們並沒有表現出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歸屬感，而是在比較國內和留學國人文環境和處事方式的過程中非常辯証地看待國內高校的治學文化，對一些處事傳統，如講關系、拼場面等做法並不認可。還有一些學者對自己“海歸”的身份在國內高校的地位表示不滿。雖然有許多國內媒體文章將“海歸留學生”描繪為國家鼓勵回流的人才，但研究中發現社會科學領域的海歸學者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較低，比較邊緣化。一位留美的海歸學者提到自己回國后沒有太多新的認識。在其回國后，該學者有若干文章發表，而這些發表都是與海外學者合作的英文文章，可見雖然其人在中國就業，但其學術活動還是與留學國的同仁和師者緊密相關，對個人在留學國的學術共同體有更強的歸屬感，而對國內的學術共同體歸屬感較弱。有學者提到，中國的學術體系和其留學國的學術體系的差別是全方位的，需要重新去學習另外一種學術環境下的一整套的做法。從這一觀點來看，海歸學者並沒有把國內的學術文化作為唯一的規范、標准或目標去重新“適應”，而是在不斷地對比和學術實踐中去重新衡量不同的學術規范和標准，構建個性化的學術文化歸屬感。根據個人經歷的不同，海歸學者對國內學術文化的歸屬感有不同程度的偏好，而對於留學國的學術文化基本普遍認同，歸屬感較強。與此同時，海歸學者們又普遍對自己的高校教職崗位非常珍視。不論對目前的工作環境是否滿意，在回國時找到一份高校教職工作是符合大部分海歸學者當初的職業目標的。一個學術平台是學者社會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國內高水平高校的教學研究崗位為他們提供了優質的身份資本，為他們迂回追求留學國等海外高校的平台資源搭建了渠道。

另外，海歸學者多層次的歸屬感體現在其將身份認同感與一些跨國社區相聯系。首先，海歸學者大多認同自己作為海內外學界橋梁的身份和作用。他們幫助國內學者“走出去”，同時又將海外學者“引進來”，幫助他們了解和研究中國國情。其次，海歸學者的歸屬感還與一些共同認可的理念、思想、興趣相關。比如有學者談到包括自己博士導師在內的一些海外學者的學術品行、治學態度對自己學者身份認同的影響。一位學者談到，“（導師）帶學生的那種giving，那種care，或者是那種generosity，都會給你形成一個很大的影響。為人特別正直，替學生想的特別多，非常的supportive，這些會影響到我特別多，我打心底裡會覺得非常欽佩，然后這種欽佩，將來可能會影響到你帶學生后對自己學生的一個態度。”另外，海歸學者的另一種歸屬感源於共同的留學和回流經歷。一方面，海歸學者大多與曾經一起在留學國學習的同學、同事有緊密的聯系。共同的留學經歷讓他們通過一段共同的記憶和對留學國、母校的了解和認識形成了情感上的聯結，而且同一研究領域的同事還因為同樣的學術興趣更緊密地聯結在一起。按一位海歸學者的說法，這樣的聯系是“自然而然的”“天然的聯系”。另一方面，他們與同為“海歸”的其他回流學者也能因共同的經歷和社會需求建立起共同社區。在此次研究中，一位海歸學者就提到自己與若干海歸學者為某個海歸博士微信群的積極成員。在這個微信群中，大家互相分享學術資源、解答疑惑，形成一個互助合作的共同社區。

最后，海歸學者還普遍對跨國的華僑華人學術共同體有歸屬感，認同自己是這一社區的參與者且與海外華僑華人有多種學術聯系。這是一個完全虛擬的跨國共同體，因為它沒有實體機構，沒有固定的成員邊界，沒有明確的組織結構或確定的成員關系。它是一個開放而流動的共同社區，它的存在是基於成員的學術合作與交流實踐以及成員們共同的民族文化身份淵源。成員之間也在不斷地結成新的認識和聯系。一位學者提到，“我比較喜歡跟華人華僑合作，一個是我們都是中國人，交流起來比較方便，大家都比較能夠理解，然后寫作的時候他們又具備了外國人的一些英文的寫作素養……我要是以后去美國訪學，我之前的碩士師姐，現在美國大學當老師，我可能就會考慮去跟她合作。”可見共同的語言和民族文化以及共同的研究興趣，是華僑華人學術共同體成員身份認同的基礎。一位學者提到，自己出國訪學時結識的華人導師介紹自己加入到一個其研究領域內的跨國的學者微信群，這讓她能夠認識和接觸到很多該領域知名的華僑華人學者。可見，在當今網絡通訊技術可以支持跨國實時通訊的時代，微信等網絡媒介為華僑華人學者的跨國離散網絡與共同體的形成與維系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筆者在觀察受訪海歸學者所在高校舉辦的幾次由華僑華人學者做的學術報告會了解到，在海外高校工作的華僑華人學者利用短期回國探親的機會到北京的高校做學術報告和交流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華僑華人學者許多都來自海歸學者留學國母校或是海歸學者認識的華僑華人學者的同仁。來國內做報告的海外華僑華人學者與國內高校的學者似乎都非常熟悉，彼此並沒有覺得這是一個難得一見的現象。可見學者們對頻繁的跨國流動和跨國學術交流早已司空見慣。

四、海歸學者虛擬跨國離散的特點

根據此次調查研究結果，筆者總結出海歸學者虛擬跨國離散的三個特點。

（一）跨界性

這一特點反映了海歸學者通過跨越地緣、跨越時空、跨越不同社會文化邊界建立聯結，構建自己的共同體。他們跨越中文和英文以及其他語言構成的社會文化邊界，通過在中國和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的語言環境和語言媒介上發表文章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擴大自己思想文化觀點的影響力。他們跨越地理國界的限制不斷流動，同時不斷交換不同的思想和觀點，因此留學畢業回國並不是他們離散的終止。地理國界有時是他們跨境流動、與海外學者面對面交流的阻礙，但當他們充分利用地理國界的限制分享各地信息、整合國內與海外多方的資源、創造性地跨國合作時，地理國界又轉化為可利用的優勢因素。跨界性還體現在時間維度上，因為海歸學者通過跨國考慮學術寫作、學術交流問題，比較中國與留學國社會文化的不同並將職業發展放在跨國背景下做考慮，實際上將自己過去的經歷、記憶，現在的實踐，以及未來的人生和職業規劃跨越式地整合在了一起。可見，在跨國離散理念中所談到的多次、多向、多樣的地理遷移軌跡在時間維度上虛擬地得到了實現。

（二）疏離性

海歸學者的社會身份認同並沒有單一地向中國國內的社會文化靠攏，而是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選擇性地融入一些文化習慣而同時又選擇性地遠離一些習慣做法。他們主觀上會保持一定的邊緣感，雖然疏離了文化中心，但也能使自己有更開闊更廣泛的視野。相對於留學國而言，他們因為身處其外，客觀上也疏離了留學國的文化中心，而他們主觀上又想要保持與留學國的聯系，因而又將自己置於留學國文化的邊緣地帶。所以，海歸學者的社會文化身份既疏離民族文化母國，又疏離留學國或者說職業文化的來源國，他們在不斷地尋找雙方平衡的支點。這一疏離性是海歸學者作為跨國離散的最大特點，它反映了海歸學者主觀歸屬感的形成方式，即疏離而不是向任何單一文化中心靠近，這是海歸學者回流后文化“適應”的方式。這一點與雙重離散相關觀點類似，即海歸學者從社會文化歸屬感和社會文化身份認同的角度來說，既是中國的離散人群又是留學國的離散人群。民族文化母國與職業文化來源國之間“源”與“元”的關系，或者說源頭與核心的關系已經不那麼清晰了。這一疏離感能夠允許海歸學者構建更豐富的社會文化身份，因為他們可以在一定的距離外通過對比文化原鄉與各個文化棲息地來虛擬地構建個體化的精神故土。

（三）虛擬性

海歸學者成為跨國離散人群主要依賴於兩大虛擬性。一方面是跨國學術空間的虛擬性。這一空間的實現得益於網絡技術發展以及其所支持的實時交流平台如微信等工具。這弱化了身處不同地區的學者們對時區差異和空間距離的感受，仿佛大家都是在同一時空內生活和工作。另外，跨國學術平台的存在也讓學者們對同一跨國學術空間的存在感更為真切。比如海歸學者們在面向國際讀者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從事編輯或擔任匿名評審的職務，另外海歸學者們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和培訓項目，在學術博客平台關注其他學者並更新自己的科研近況，通過國際性的科研資助機構參與國際科研項目、申請科研經費等。這些平台是虛擬跨國學術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連通了海歸學者接近並獲取海外學術資源的路徑。另一方面是海歸學者對跨國學術共同體存在的想象。網絡通訊與跨國旅行的便利維持了海歸學者對跨國社區的想象，在這個想象中海內外的學者都像是生活在一個社區裡的鄰裡，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是一封郵件、一個電話、一段語音、一次微信群聊，互相之間似乎都近在咫尺。尤其是海歸學者對跨國華僑華人學者共同體的想象，他們之間使用共同的語言，對中華文化有共同的認識，對華人的社會交流方式有共同的默契，有的還有一起學習、共事的經歷和記憶，以及對海外學術界科研規則、評價體系的共同認識和追求，這樣的跨國共同體雖然無形，卻又真切地牽引著海歸學者，以至於他們將自己的工作實踐、職業發展、未來規劃自然而然地與跨國華僑華人學術共同體和更廣泛的跨國學術共同體聯系起來。

總而言之，從海歸學者作為虛擬跨國離散人群的特點來看，通過留學並回流的跨國遷移經歷與回國后在教學與科研工作中融合跨國聯系的實踐，海歸學者們學習並構建出新的社會文化身份，這一身份的核心應該說與跨國離散理論文獻中對“跨國性慣習”（transnationalhabitus）和離散意識（diasporicconsciousness）的闡釋相吻合。它讓海歸學者感覺生活既在這裡（國內），又在彼處（世界）。它象征著一種雜糅的社會文化身份，而不是單一的民族文化身份，是擁有跨國遷移經歷的學者不斷成長成熟過程的體現。

五、結語：虛擬跨國離散的理論貢獻及其現實意義

虛擬跨國離散使離散現象擺脫了對物理空間的依賴和時空的束縛，人們既可以實際地流動從而疏離某個社會文化中心，也可以通過網絡空間虛擬地實現流動和疏離。虛擬跨國離散沒有明確的開始和結束，也沒有固定單一的社會文化中心。它更強調一個持續的、動態的、主動構建多元社會文化中心和跨國社會文化網絡的過程。它是一個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不與固定單一的地理國界相綁定，同時又是通過個體實際的跨國社會聯系與社會實踐構建超地域化社會文化身份（extraterritoriality）的動態過程。虛擬跨國離散讓“離散”擺脫了過去固化單一的內涵，獲得了開放、雜糅的新特點。

本文所闡釋的海歸學者虛擬跨國離散的現象表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們對跨國流動、跨國聯系和跨國社區存在需求和社會想象（socialimaginary）。虛擬網絡通訊技術、網絡平台、面對國際人群的機構平台及其虛擬網站更是促進了這樣的需求和想象。跨國流動人群既可以相對方便地跨越國界，也可以虛擬地通過網絡實現對不同空間、時間和社會文化棲息地的跨越。在這樣虛擬全球化的環境下，人們身處的地理空間與其社會文化活動的空間不一定相一致也不一定緊密結合。相比之下，個人的社會文化棲息地成為其社會文化活動空間的核心。每個人都能有多樣的社會文化棲息地，它們的形成與個人的跨國遷移經歷、社會實踐、民族文化身份等其他社會文化身份有關。值得一提的是，在虛擬全球化的環境下，即便是沒有跨國遷移經歷的人群也能夠實現虛擬跨國，而他們身邊的“海歸”群體也成為了人們跨國想象形成的催化劑。這些非“海歸”人群並非離散人群，但整個社會虛擬跨國流動與想象的普遍化正是跨國主義理論文獻中所提到的社會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具體表現。當社會跨國化繼續發展，沒有跨國經歷的個人開始跨國遷移，在各個散居國積累自己的社會文化資本和資源，能夠構建跨國性慣習，形成離散意識，就可能出現更多的虛擬跨國離散群體。

與此同時，當前全球所面臨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嚴重限制了跨境流動，另一方面卻又加速了虛擬全球化的發展。在疫情期間，跨國交流活動和跨國社區的維系幾乎完全依賴網絡通訊途徑，各行各業通過網絡視頻、網絡電話等方式開展教學、工作等活動。以網絡通訊為載體的虛擬跨國交流、跨國聯系活動在疫情期間有了較大增長。以華僑華人學者的虛擬跨國離散社會活動為例，2020年由全球化智庫主辦的一系列全球華商網絡研討會，另有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與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海外華商談抗疫”系列網絡會議，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也召開了一系列“華僑華人與全球抗擊新冠疫情”學術研討會。又比如中國民間科學公益組織“未來論壇”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著名教授顏寧、澳大利亞技術科學與工程院院士王林發教授等海外華僑華人學者與其他國內學者、研究員主持的一系列抗疫科學講座等。這些活動中的海內外學者都不乏跨國學習、工作經歷，可見跨國遷移的經歷對疫情期間眾多華人網絡跨國離散社區形成的重要影響。同時，華人網絡跨國離散社區對於整合利用國內外的各種資本、資源與信息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對海歸學者和海外華僑華人學者提升個人跨國影響力，構建更豐富的雜糅文化身份，實現生活既在這裡又在彼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可以預見，在持續的疫情中以及后疫情時代，網絡跨國離散社區的數量和規模都會進一步擴大。而為了充分利用和發展網絡跨國離散社區對個人、社會和國家發展的積極作用，筆者提議應進一步支持國內各類人才自由跨國流動，積累跨國經歷和資源，無論華僑華人身在何處都無法割舍與祖籍國天然的民族文化聯系。而在聯結國內學者與海外華僑華人的實踐中，這樣的天然聯系在具體的社會文化社區活動中結合華僑華人的其他社會文化身份似乎能夠得到最充分的表達。與此同時，筆者認為應聽取海歸學者的聲音，接受社會跨國化、虛擬全球化的趨勢與需求，合理開放與海外學術交流合作的網絡平台與渠道，同時探索創新的持續發展的跨國網絡平台，作為目前大多處於臨時性、偶發性網絡社區平台的補充，為海內外人才跨國學習、發展、參與祖籍國建設提供助力。

最后，虛擬跨國離散理念以跨國離散為基礎，對傳統離散理念中單一固化的文化身份和視“回流”為終極回歸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對海歸“再適應”現象提出了新的理論研究視角，是傳統離散現象多次循環往復的延伸。與此同時，虛擬跨國離散進一步反映了虛擬跨國聯系及實踐與跨國離散中實體流動現象在動力、渠道、歸屬感和身份認同等方面的密切關聯。希望本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推動對其他虛擬跨國離散人群的經歷展開探討並進行比較研究。

(摘自：雷玲、郭世寶：《以海歸經歷論虛擬跨國離散》，《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