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21年08月16日第 06 版

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寫給毛澤東的“致敬書”

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邀請身在美國的司徒美堂參加參政會。一直為抗日募捐奔波的司徒美堂不顧年事已高，以老邁之軀啟程回國。當他乘坐美國郵輪到達香港時，已經是12月2日，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沒有覺察到絲毫征兆的洪門兄弟為司徒美堂舉行了熱鬧的歡迎會，大家一起照了相。而正是這張照片，在以后給他惹出大麻煩。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18天后香港淪陷。兵荒馬亂之際，司徒美堂滯留香港。一天他外出散步時，突然迎面來了幾個日本憲兵和漢奸，不由分說把他帶到了日軍司令部。原來，日軍在照相館裡發現了那張洪門兄弟歡迎會上司徒美堂與大家的合影，得知他的影響和威望，就到處尋找他。日軍司令官井崎親自出面，企圖利用司徒美堂的影響，讓他出面組織香港地方治安維持委員會。司徒美堂哪裡能做漢奸，搪塞道：“我已80多歲。腿腳又不靈，新到香港來，人地生疏，還是另請高明吧。”日軍再三請他考慮，無奈之下還是把司徒美堂送回了家。3天后，井崎就送來了一份“委任狀”。當時，司徒美堂已經知道中共正在對自己實施營救計劃，就與日軍虛與委蛇，說自己從來就沒有被別人“委任”過，要求日軍改為“聘任”。來人隻好表示先回去，與井崎商議后再來。

就在當晚，中共地下人員通知司徒美堂和他的兒子司徒柱化裝離港。司徒美堂習慣穿西服，此時隻好改為穿長袍，司徒柱也換上短衫布褲，打扮成仆人，與地下人員一起抬著“滑竿”，連夜趕往九龍。此后翻山越嶺，夜行日宿，司徒美堂先生拄著拐杖，一口氣走了幾十裡山路，累得筋疲力盡。當東江縱隊帶他們由大埔乘船前往下一站澳頭時，遇到了土匪襲擊，槍聲又引來了日軍。游擊隊員拼命劃船，終於安全到達澳頭，司徒美堂父子才得以休息，恢復體力。此后，又經多個秘密交通站，最后到達重慶。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聯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舉行。中國派出10名代表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董必武作為中共代表成為代表團的一員，司徒美堂被推舉為代表團的華僑顧問。當時，由於美國華僑對中國共產黨了解不多，加之親國民黨僑團的宣傳，讓不少華僑對中共產生誤解。在司徒美堂的支持下，美洲致公黨組織的負責人司徒俊蔥等頂住國民黨的壓力，發動當地華僑熱烈歡迎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隨員，組織和主持演講大會。在這次大會上，董必武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演講，介紹了中共堅持八年抗戰的情況，闡述了中共堅持廣泛團結、堅持民主進步的主張。這對於海外華僑了解中國共產黨、認清國民黨造謠宣傳，起到了重要作用。

鑒於司徒美堂在海內外的影響力，國民黨對其極力進行拉攏，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試圖與司徒美堂聯絡感情。1947年，司徒雷登請司徒美堂吃飯，他說：我雖然是美國人，但在中國住了五六十年，非常愛戀中國，習慣於中國人的思想生活。因此，與其說我是美國人，不如說是‘半個中國人’。而你是旅美60多年的老華僑，應該是‘半個美國人’。今天是我以‘半個中國人’的資格來歡迎你這個‘半個美國人’。我一定要協助中國人把中國搞好。”

司徒美堂聽罷，不以為然，不卑不亢道：“我在美國住了60多年，可並不怎麼愛現在的美國，所以自己不是‘半個美國人’，還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隻愛戀中國，隻願這把老骨頭埋在中國。我在中國是破產農民，到美國也只是做小販、當廚子。美國人在中國開學堂、辦醫院，並沒有使華僑對美國人親熱一點，因為我們知道美國人有兩張臉孔，兩套方法，很不誠實。在美國，許多人沒房子住、沒有書讀、沒有工做、沒有飯吃，美國政府應該花多一點精力辦好你們自己的事再說。”

1948年，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滯留在香港的司徒美堂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最后明確政治態度。在返回美國前夕，連貫以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的身份為之餞行。席間大家相談甚歡，氣氛熱烈。司徒美堂當即讓秘書司徒丙鶴起草《上毛主席致敬書》，特向“出斯民於水火”的毛澤東致敬，表示衷誠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新政協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回國參加”。為表示鄭重，司徒美堂親筆書寫了致敬書全文，並簽字、蓋章。

1949年，司徒美堂回國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深為中共的誠意與新中國的勃勃生機所感動，對新中國的未來充滿憧憬。他豪情滿懷地對友人說：“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華僑從此有了靠山，腰板挺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