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美近代工商業的沖擊下，海外華商開始主動或被動地進行商業近代化轉型。為適應近代商業發展的需要，商學教育逐漸興起。馬敏認為，近代中國商業啟蒙經歷了興起、嬗變、深化三個階段，分別對應“商戰”“工戰”“學戰”三個層次。這意味著，包含商學教育在內的“學戰”是近代華人經濟近代化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

學界早已意識到近代中國商學教育的重要意義，相關成果大致可分三類：一是綜論近代中國商學教育發展史﹔二是聚焦於近代上海、直隸等地的商學教育發展狀況﹔三是討論政府、商人、商會、教會等對近代商學教育發展的貢獻。從已有研究看，商學教育不僅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商業近代化的組成部分。面向大眾商學教育的出現，意味著傳統華商經商知識形成范式的轉變，即由學做生意的經驗積累之道轉變為對商業運作原理和技術的學習與掌握，預示著華商理念與經營方式的近代化轉型。所謂“商學教育”，除學校教育外，還包括博覽會、報刊雜志、書籍等形式的社會教育。盡管研究近代海外華文教育的成果不在少數，但商學教育常被視為其細節問題而只是簡單提及，甚少將之與海外華人經濟近代化轉型相聯系。

實際上，無論是通過西方消費文化的“櫥窗”，還是受由華商網絡傳導的經濟民族主義的影響，近代海外華商日益受到來自歐美工商業的沖擊，他們希望通過響應“商戰”“工戰”“學戰”而尋求新的發展機遇。近代新加坡不僅是華商匯聚之地，也是東西方商貿往來的前沿陣地和中轉站。早在19 世紀初開埠時，為將新加坡打造成區域貿易港乃至東西方轉口貿易中心，萊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就主張奉行自由港和商人至上政策，這奠定了殖民時代新加坡的經濟體系和商業社會的本質。不少華商紛至沓來，使新加坡迅速成為近代南洋對華貿易重鎮。故而，近代新加坡華人規模較大，且多從事商貿活動，華商在當地華人社會中具有較高地位。不過，隨著新加坡與世界市場的聯系日漸加強，對華貿易在當地經濟中的地位自20 世紀20 年代起逐漸下降。此外，“各種人民如游魚之逐暖流而南來競爭日趨甚烈”，當地華商面臨著激烈的商業競爭。近代新加坡商業社會的快速發展要求當地華人社會需跟上時代步伐。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近代新加坡華人社會開始重視並發展商學教育，由此帶來了當地華人經濟的新轉變。

按諾斯（Douglass C. North）的說法，漸進性變遷源於政治或經濟組織的企業家為改善處境而在既有制度框架下進行某些邊際調整的感知。面對日益激烈的近代商業競爭環境，新加坡華商的這種感知便是商戰觀念的萌生與響應。具體表現為了解與掌握近代經濟現象的需求，由此衍生出對商學教育發展的訴求。當然，囿於傳統觀念的影響，並非每個人都能意識到商學教育的重要性。隻有當具備財力和社會影響力的華商、僑領邁出嘗試性一步時，商學教育才可能通過早期受影響人群所產生的積極效果，逐漸在華人群體中形成示范效應。從學校商學教育到社會商學教育、由書籍商報到國貨展覽會的發展歷程，便是這一效應逐漸擴散的過程。此外，這一過程對海外華人新觀念的塑造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並強化了他們對“商戰”的認知，降低了海外華人的協調行動成本，進而推動了海外華人經濟近代化轉型的深化。有鑒於此，本文將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的商學教育活動為例，梳理商學教育的發展狀況，並嘗試從這一視角窺探近代海外華人經濟的近代化轉型問題。

一、商學教育發展的背景

（一）傳統學徒教育的普遍存在

盡管華商在近代南洋商貿活動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大多數人仍堅守傳統經商之道。“往昔商業人才，皆由徒弟制度養成”。學徒教育作為中國固有的技藝傳承機制，是傳遞商業知識的重要方式。當時海外經商之人或承襲父業，自小接受經商訓練﹔或以學徒等身份進入商店，學習經商之道。清末南洋華商黃金慶在其父死后繼承家業，“循途守轍，父規子隨，幾十余年，能商之名遂震”。張振勛早年到南洋時“任某商經紀，克勤克儉，既有贏蓄，始謀建樹”。即使到20 世紀20 年代，新加坡和豐銀行老職員仍沿用傳統方式訓練新手，同行間不願相互傳授經商知識與經驗。

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在僑居地面臨的文化沖突與認同障礙容易使華人社群自成封閉體系。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海外華人傾向於採用家族代際傳授或學徒模式來積累人力資本，維系商業利益。另一方面，海外華商多從事傳統商貿領域活動，“除各商店、種植廠及各碼頭裝卸搬運貨物外，以拉洋車者為多”，“以小商家居多”。這些傳統商貿活動無需過多專業性商業知識，僅憑勤勞節約、經驗積累和人際關系便能獲得成功。正如“華僑前此之成功，實以草萊未辟，優越者憚不敢來，相與為角者，僅彼無識之島民，故以我勤儉耐勞之本能，尚可與之爭一旦之勝負”。縱然海外華商自19 世紀中后葉起逐漸涉足近代工商領域，但由於華人社會整體人力資本水平較低，不具備發展商學教育的思想和人才條件。譬如，當時高度資本化的華資銀行內部架構多不完備。以賬簿為例，華資銀行備有中英兩式賬簿，中式賬簿“頗近似北京舊銀號之賬簿”，英式賬簿則依英式，但“對於各業務之處理，亦極簡單”。

（二）商學教育思想的啟蒙

19 世紀后半葉，歐美近代工商業的沖擊引發了中國社會的重商思潮。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上層統治者開始意識到商業的重要性。鄭觀應、康有為等在討論新式教育時亦論及商學教育。最終，1902 年壬寅學制正式規定了簡易商業學堂、中學堂的商科和中等商業學堂、高等實業學堂、大學商科等四級。此外，清政府興辦南洋勸業會，支持華商參與世界博覽會，倡導成立商會，從而為海外華人社會商學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辛亥革命后，民族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商業人才需求缺口尤為明顯。1912 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倡導的“實利主義教育”在社會引起較大反響。當新一代商人佔據話語權時，原本多停留於會議、文牘中的商學教育號召逐漸轉為實際行動。早在晚清時期，一些地方就已創辦初中等商業學校，或在初等小學校附設商業科。到20 世紀20 年代，兼顧商學教育的初等教育與中等商業職業教育機構、高等商業教育逐漸構成學校商學教育新體系，其中包括為南洋華人社會“造就商業專門人才”的暨南大學商科專業以及上海商科大學。

海外華人則在沿海僑鄉捐辦多所中小學堂，填補公辦教育的不足。民國時期，華僑辦學之風日盛。如，陳嘉庚在廈門先后創辦集美小學、集美師范、集美中學、廈門大學、集美水產科和商科等。其中，創辦集美商科的初衷就在於培養商業人才，“援助我南洋廣大華僑經營商業”，同時“改革中國國內墨守成規的商業經營方式，以謀民生問題的解決”。奔走於海內外的華商為華文教育的跨國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商學教育的前奏

在近代中國僑政逐漸轉變的背景下，海外華人與中國國內社會的跨國交流日益頻繁，由此推動了實利主義教育思想的傳播，為近代新加坡華人社會商學教育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和人才基礎。1917 年，黃炎培到南洋開展教育調研，號召當地華人重視職業教育。1920 年12 月，蔡元培在南洋華僑中學發表有關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演講。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畢業生周君南於20 世紀20 年代初先后任《新嘉坡中華總商會月報》和《叻報》總編輯。當時的《叻報》《新國民日報》等華文報刊也刊登了大量實業資訊和國貨廣告。

事實上，在英國人的推動下，新加坡英校課程很早就偏重商業知識，另設有商業補習科，講授商業常識。但能進入英校就讀的華人畢竟是少數。雖然英華學校（Anglo-Chinese School）所招收的中國學生由1886 年的13 人上升至1921 年前后的1795 人，但僅10% 左右的學生可免學費就讀。更重要的是，英華學校側重於傳播歐美文化。這讓僑領們倍感文化與認同危機。他們還擔憂落后的華校教育會對華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譬如私塾偏重傳統倫理思想，至多講授寫信與算術，並不講授英語，“這對於生長在英殖民地的華人子弟來說，不論是謀事與處世，都是很不利的”。凡此種種，都醞釀著商學教育的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地印度人反叛、五四運動期間華人積極反日等情況引起英方警覺。1920 年春，海峽殖民政府頒布教育注冊條例，強調政府可隨時封閉學校。此外，殖民政府派視學官審查華校學務，教科書亦需經英人編訂審核。但這並未抑制當地華商的辦學熱情，華校數量呈明顯增長趨勢。一方面，良好的經濟景象為華商辦學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外交失敗所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讓海外華商決心發展教育事業。就商學教育而言，當地華商除資助創辦華校外，還通過報刊、商品展覽會等形式推動商學教育發展，提升海外華人的商業知識素養，由此迎來了華商發展新氣象。

二、學校商學教育發展狀況

20 世紀20 年代是新加坡華校商學教育興起與發展的黃金期。隨著新加坡華校數量不斷增加，職業班的設立與訓練“成為僑教的新部門”，商學教育得到初步發展，並充分展現了近代中國國內教育移植、西方近代文化影響與在地化調整三者並存的特征。

（一）華校小學

新加坡華校小學結合當地情況，對近代中國小學教育安排進行在地化調整，“三年上以上之英語及高級之商業，系根據南洋社會情形而特設科目”。具體而言，華校小學主要針對高年級學生開設商業、簿記、英語和珠算等課程。部分學校還設有學生儲蓄銀行、學生商店等，為學生創造實踐體驗的機會。

作為南洋創辦最早的華校之一，養正學校在20 世紀20 年代就開設面向小學五、六年級學生的商業課，每周一節。當地潮商所資助的端蒙學校亦設有商業課程。迨至20 世紀20 年代末，道南學校等多所華校因資金問題而由福建會館接管，並按統一的改組要求，向高年級學生開設商業、簿記化、珠算、外語等課。

在課程內容方面，學校盡可能結合當地商業社會生存需要，通過知識講解、躬身實踐等方式教導學生。譬如，道南等華校的商業課是由商業教員安排五六年級的學生輪流去學校商店實習，讓他們在實踐中學會使用新式簿記。在養正小學，學生同樣直接參與學校學生銀行、學校商店等運營工作。在端蒙小學，商業課主要講授量度制單位、有價証券、公債票、匯兌等內容，此外還有尺牘、珠算、英文等課。在課程定位方面，商學教育被視為學生通識教育的重要部分。在道南學校，商業課每周兩節，與衛生、歷史、地理、體育等素質教育課程安排類似﹔簿記課每周一節，與工藝、形藝、音樂等課的安排相同。在課程教材方面，道南學校初級小學生的珠學課使用新中華二冊，高級小學的商科課使用新中華四冊教材，簿記課使用新中華商業簿記教材﹔端蒙小學還採用英文教材，比如英國尼爾森、基恩等公司出版的《初級簿記》《尼爾森初級英語讀本》等。

（二）華校中學

1919 年春，當地華商出資創辦新加坡第一所華文中學南洋華僑中學。學校設有普通科和商科兩部。普通科與普通中學相似，但在常規課程外還設有“法制經濟”課程﹔商科學生需先在普通科學習一年（后改為兩年），再經三年（后改為兩年）學習才能畢業。

學校創辦初期，在課程設置方面，除國文外，經濟學、商業數學、簿記及會計學、商史、貨幣銀行、理財學、保險、統計學等商科課程均採用當時美國商業專門學校的教材。在師資方面，不少任課教師具有海外留學經歷。教務長兼商法教師陳長樂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士、法學博士﹔商科主任陳朴是俄亥俄大學文科學士、賓夕法尼亞大學商科碩士﹔保險學和管理學課教師梁崇高是俄亥俄大學電氣工程學士、文學學士。為了給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學校於1920 年秋創設中一公司，主營書籍和日用食物零售，由師生共同管理和經營，“在本公司服務者，以商科生為多”。不過，每屆學生規模有限。

從已有材料看，該校商學教育的后續發展不甚理想。根據該校1922 年畢業紀念冊的記錄，普通科畢業生有四班，商科畢業生僅有兩班。在1927 年的招生簡章中，時任教員名單並未列示商科教員，負責庶務兼會計的蘇瑞通被備注為“已退職”。1935 年，南洋華僑中學僅有預備班一班、初中一年兩班、初中二年上下學期各一班﹔學校面向初中預備班和初中一年級開設珠算課，面向初中二年級開設簿記課。由此看來，后來的華僑中學僅保留基本商學教育。生源、師資與經費等是限制商學教育發展的重要難題。

（三）補習學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的補習學校以新加坡南洋工商補習學校為典型。該校由施甦、柯朝陽等人在1919 年冬創辦，“以辦理補習教育為職志，此其異於本坡各學校者”。

該校自1920 年起開始招生。根據1923 年學則，學校分日學、夜學兩部，日學包括商業補習科和普通補習科，附設初級小學﹔夜學按科目制開展教學工作。普通補習班開設珠算課。商業補習科在第一學年開設珠算課、商業尺牘和商業文件課﹔第二學年開設商業要項、商品學、簿記學等課程﹔第三學年開設簿記學、廣告學和商業地理歷史課。1924 年，學校改行新學制，日學部裁撤高等科，改辦商業及普通補習科，而后因商科補習班報名學生不多，僅辦普通科。1925 年，學校增設商業補習科一級，普通補習科成績較優的9 位同學被編入該級，課程與前一年類似。至於課程內容，“商業尺牘”講授商場實用信札，“商業文件”講解商場契約單的應用，“簿記”介紹中式簿記、單式簿記和復式簿記，“商事要項”向學生介紹經商准備、銀行金融商業機關及債務等事宜，“商品學”向學生講授生熟貨來源性質及制造法、貨品之優劣真偽及封藏法等內容。整體而言，該校商學教育的實用性相當鮮明，但教員配置不足且流動性較大，學制設置時常變動，教學效果難以保障。

學校積極創辦商品陳列所、學生銀行、學生消費公社等，為學生創造體驗商業的機會。商品陳列所設立於1921 年，用於展示當時的南洋商品，以研究商事、啟發商智、討論商品、探索商規為宗旨。1924 年，學校擴充展示商品的類別，增設管理員，邀請專業人士進行講解。學生銀行設立目的在於使學生在實踐中掌握“銀行辦事實用之技能”。盡管學生銀行規模較小，但卻仿照大銀行的架構，在正副經理之外配有文書、會計、出納和營業諸股。銀行小圖書部還收集了《銀行月刊》《銀行周報》等雜志和《銀行簿記及實務》《銀行經營論》《銀行制度論》等書籍。學生消費公社創設於1921 年春，是學生自運營的消費組織，主營書籍及其他學生必需品零售。1924 年7 月，學校設立藤工場，從廈門聘請技師前來講授，學校免費生可在課余前往學習。1925 年2 月，學校增設藤工陳列所，並舉辦多次藤工展覽會。為讓同學們了解業界，學校還安排企業參訪活動，包括1925 年5 月參訪南春樹膠廠和鼎山磚窯廠，以及1925 年6 月參訪陳嘉庚樹膠制造廠。不過，由於當時學校與華商業界聯系有限，最終前去參訪的華企不過寥寥數家。

為了鼓勵學生關注實業，學校於1925 年4 月創立工商周刊社，學生康鏡波、林穆群、柯子平等輪流擔任編輯。《工商周刊》作為《叻報》附刊，內容豐富，除財經資訊、調查報告、財經譯作、時事評論外，還有不少商業金融科普文，如康鏡波介紹支票用法、匯票和匯兌，柯子平介紹南洋商場習慣語等。學校將其中部分文章編輯成書。1928 年初，工商叢書第一種《銀行顧客須知》出版，“頗蒙當地工商界之稱許”。隨后，工商叢書第二、三種《新加坡各業之調查》《馬來半島商埠考》也相繼出版。

新加坡南洋工商補習學校在學校商學教育方面有頗多探索，並逐步向社會商學教育延伸，以辦報、實業參訪、商品展覽會等形式拉近學校與社會的聯系，強化教育的實用主義色彩，增強了商學教育對華人社會的影響，為當地華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資本支持。

三、社會商學教育發展狀況

在華校商學教育快速發展的同時，新加坡華商以及部分進步分子還積極通過創辦商報、開設國貨展覽會等社會商學教育的方式在華人社會中傳播商業知識。

（一）商業報刊

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紙多報道匯票、土產、輪渡等資訊，僅供華商了解市場行情之用，較少涉及商業常識。事實上，商報的發行不僅需要物力與財力支持，還需專業人員供稿與編輯。這給新加坡華商創辦商報帶來較大挑戰。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發行商報之風日盛，加之海外華人與中國國內社會的跨國聯系和思想交流日益頻繁，新加坡華文商報在20 世紀20 年代逐漸發展起來。

1.《新嘉坡中華總商會月報》

總商會月報是近代新加坡華人社會最早的社團刊物，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於1922 年3 月創辦，周君南任總編輯。該報每月發行一期，以傳播商業常識、報道世界經濟狀況、傳達中國經濟消息、聯絡海外僑胞之感情為宗旨。該報發刊詞稱，中西商戰要求華商具備現代商業經營知識，“欲求商業之發達，必精研生產消費二者之關系，以窮商學之淵源而后可”。除報道各大商埠資訊外，月報還刊發市場行情報告和商業常識科普文。在目前留存的11 期中，第1—7 期設有“常識”專欄，介紹各類經商知識，比如第1 期介紹銀行業務、物價變動等，第2、3 期合刊介紹交易所、幣值與物價、外國在華銀幣等。此外，月報還介紹了傳統中國商業組織及其運行模式，譬如第2、3 期合刊介紹中國商店的組織種類與徒弟制度，第5 期介紹中國商店的歇業手續等。

2.《叻報》

在總商會月報創刊后不久，《叻報》亦有改革之舉。1922 年5 月，《叻報》宣布周君南出任總編輯，並一改以往方針，“以實業與教育為趨重之點”，增設“文藝欄”和“實業欄”，提出“雋發智識”和“實業救國”的口號。“實業欄”多報道當時的商業資訊，討論經濟問題，譬如1922 年5 月24 日刊載《南北洋行業現象之衰落》《蘇們答剌茶輸出量》等文章。該版還轉載世界各地的市場行情報告，如1922 年美國商業委員會對德國工業的報告、韓國仁川商務報告、中國國內制鹽業發展報告等。在周君南的支持下，《叻報》與新加坡南洋工商補習學校合作，於1925 年6 月開始，每周定期發布附刊《工商周刊》，介紹工商行業的各類常識與市場調查。到1925 年底，《叻報》“實業欄”已不再出現，但商業信息和評論仍可見諸各期報紙。

3.《南洋商報》

1923 年9 月，《南洋商報》在陳嘉庚的資助下創刊。陳嘉庚認為，華文報應結合商業和文化，達到“以商養文”的目標，“夫文明國之所謂商者，既能經營天產之原料，與廠制成器物，復益以航業之交通、銀行之便利、保險之信用、發行機關之完備，凡諸商業上種種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觀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故而他強調“蓋商戰也，而學戰已寓於其中焉”。他指出，中國商業不發達的原因在於“商人不知商業原理與常識耳”。有鑒於此，發行《南洋商報》的初衷之一是開啟商智。從版面內容看，《南洋商報》與其他商報類似，刊載大量商業廣告和市場資訊，同時設有“商業向導”專刊，轉載一些市場調查報告和經濟紀聞以及介紹商店中的經驗語、各國商會制度比較等商學知識的科普文章，或是轉載《中國幣制改革觀》《非列濱之實業》等譯作。隨著時間的推移，商報內容漸趨豐富，除商業資訊外，還增設文學、時評等版面。

20 世紀30 年代初，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還曾出版特刊，以報道商業消息和國際要聞為主旨。此外，《星洲日報》《民國日報》等相繼創刊。但由於這一時期經濟危機的沖擊，加之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民族危機日趨嚴重，海外華人普遍關注國事，商學教育色彩趨弱。

（二）國貨展覽會

對普通華人而言，不識字是他們接受商學教育影響的重要障礙，“若是僅用文字之鼓吹，則我國目前教育尚未普及，全國國民居於八十巴仙以上未能識字之狀態，決未能有效”。不過，在倡導國貨的背景下，國貨展覽會能夠以看、聽等方式擴大商學教育在華人群體中的覆蓋范圍。長條、方條、繪畫、仿單和報紙是當時華商進行商業宣傳的五種常見方式，展覽會則為華商提供了新思路。早在1910 年前后，南洋勸業公會開華商辦國貨展覽會之先風，但海外華商主辦的國貨展覽會須到民國時期才興起。特別是隨著大蕭條蔓延，作為原料供應地的南洋遭受沖擊，加之日本商業勢力在南洋地區咄咄逼人，當地華商亟需通過各種新的商業營銷方式應對經濟危機。國貨展覽會由此應運而生，這也間接帶動了20 世紀30 年代社會商學教育的新發展。

1. 馬婆展覽會

國貨展覽會的舉辦與當地華商宣傳國貨、擴大商貿交流合作的初衷不無關聯。1922 年，為迎接英國威爾士王子東游，馬來半島和婆羅洲兩地決定聯合舉辦展覽會。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對此頗為看重，“此次賽會，因歡迎英儲而起，是不徒有關工商業前途，實於國民外交，有重大關系”，北洋政府農商部也發函鼓勵海外華商“趁此機會，籌備赴賽會，藉以發展海外貿易，推廣國貨銷場”。很多華商紛紛響應，匯集商品參展。上海總商會甚至發動暨南學校商科學生“親赴各店鋪工廠等征集”。為更好地讓新加坡華人了解馬婆展覽會，馬婆展覽會指南編譯組編譯出版了《馬婆展覽會指南》，內容涉及展覽會場布置、陳列規則、展覽秩序、展品詳情等。《叻報》等華文報刊也積極報道馬婆展覽會，以求擴大其社會影響。

2. 大世界周年國貨展覽會

自馬婆展覽會后，新加坡華商意識到展覽會的意義，並在熟悉流程的基礎上逐漸付諸實踐。由於20 世紀30 年代初經濟蕭條，當地華商希望藉此重振市場需求。新加坡大世界游藝場於1931 年6月開業，並在1932 年6 月初舉行國貨周年展覽，參展者共計80 余家。展覽會發行一周年紀念特刊，宣揚倡用國貨思潮，並刊載了不少國貨經營論說，聲稱倡用國貨是“國民愛國精誠之表現”，“並非以拒用某貨為目的也”，而華商應從商德、貨價、心理等方面著手，積極為國貨打開銷路創造條件。1933 年8 月，受英貨展覽會成功舉辦的影響，大世界舉辦第二屆國貨周年展覽會，試圖激發參觀者“愛用國貨之心”。辦展之余，大世界繼續發行了周年紀念特刊，載述了不少發展商貿的言論。例如，潘醒儂為國貨進入馬來亞市場提出建議：一是發展實業，二是興辦各項工廠，三是政府與銀行制定補助計劃，四是豁免出口稅，五是廠家南來販賣，六是招商局開辟南洋線，七是代理商勿求厚利，八是努力宣傳，九是結合市場需求改良產品﹔盧亦儂認為，國貨展覽會便於制造家比較優劣，也利於增進消費者對商品的了解。

3. 國貨展覽推銷會

面對20 世紀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日本“南進政策”的沖擊，1931 年10 月，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董事會決議向中國國內各商會征集樣品，通過推銷國貨“以挽外溢之利權”。1935 年10 月初，總商會在金昇律大世界舉行國貨展覽推銷大會，越南南圻中華商會、上海廠商代表團、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等參與本次展會。1936 年9 月，總商會在大世界舉辦第二屆國貨展覽推銷大會，並發行特刊，宣揚倡用國貨言論。洪錦棠建議，華商應使國貨推銷普遍化，“切勿以奇貨可居，而提高售價”，免得外貨“乘此機大肆暢銷”。紀放眼提出挽救外貿之策：一是改良品質，二是辦理合作貸款，三是嚴格檢驗商品，四是統制運銷。整體而言，第二次國貨展覽推銷會產生了不小的社會影響。當地華人踴躍參與，“各界士女，紛往大世界參觀，金升道上，摩肩接踵，途為之塞。展會場內，人山人海”。新加坡崇福、光華、培南等華校的教職員也帶領學生前去參觀。

國貨展覽會既為華商提供了宣介產品、擴大商譽的機會，也為華商搭建了溝通商情、交流經商之道的新平台，更為華校學生與普通民眾提供了生動的商業課堂，由此推動了社會商學教育的深化發展。

四、商學教育的意義與影響

（一）新加坡華人經濟視野下的商學教育

對當地華人而言，商學教育能夠幫助他們提升職業技能，適應當地競爭激烈的商業環境。20 世紀30 年代中葉，林謀盛曾強調，“亟應使后起青年，得受實際商業學識之教養，參與專門技術之訓練，運用合時代潮流之學術，替代千百年來祖傳之舊生意經”，才能更好應對近代商業競爭。陳應傳在僑批中也提到，“就算是從商也是同樣要有才學方能應付大事，若是以為做兩佔錢小生意便以為是做生意，就不如教書更好”。

對當地華商而言，商學教育對改變經營管理理念也有重要影響。如，1932 年，華商、和豐、華僑三家華人銀行因經營困難合並為新的華僑銀行，並開始擺脫依靠鄉裡宗族關系發展業務的傳統，組建專業管理團隊，開展員工培訓，以《友聲雜志》為平台，通過論著、各地情報、銀行知識等欄目傳授業務技能。

商學教育還是華商鼓吹“商戰”、宣揚民族主義的重要方式。一方面，中外商戰要求華商開啟商智，通過商情互動、業務合作等方式加強聯系﹔另一方面，“商戰”又需得到當地華人社會的支持，而社會商學教育有助於讓民眾了解商品生產、消費與銷售常識，動員他們支持國貨。因此，商學教育在開啟民眾經濟利權意識的同時，推動了民族主義情緒的傳播。

（二）華商網絡視野下的商學教育

近代海外華人社會基本由“工”“商”階層構成。在商業發達的南洋，當地華校多由華商或華人會館資助興辦，商學教育的發展自然也由這些華商或華人會館主導。由於海外華校師資匱乏，而不少海外華商在中國捐資辦學，他們希望推動海外華校與中國學校的跨國聯系，讓中國學校吸納南洋華校畢業生就讀，並為海外華校提供師資。如陳嘉庚創辦集美師范學校，主張南洋華僑小學畢業生“如有志回國升入中學者，則由新加坡本店予以介紹函，概行收納”﹔而集美師范學校培養的學生亦有到新加坡華校任教者，比如，曾恬如在20 世紀30 年代前后任新加坡益勵學社的校長，兼帶商業、簿記課。

為爭取海外華人的支持，中國政府也積極通過培訓師資、補助經費、吸引僑生回國等方式推動海外華校發展，海外各地華校聯系由此日漸加強。1929 年6 月，南洋華僑教育會議在上海暨南大學舉行。不少海外華校校長參會，並就教材使用、華僑教育總會設立、教育師資等問題達成合作共識。從這一角度看，新加坡商學教育作為華校教育的組成部分，亦可視為近代中國教育的延伸。

在社會商學教育中，華商同樣發揮著關鍵作用。由於南洋一帶華人眾多，近代中國工商界一向關注南洋市場。當新加坡華人舉辦國貨推銷展覽會時，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廠商積極參與。國貨展覽會的舉辦有助於促進中國國內企業家與南洋華商的對接與合作，在提升海外華商經濟競爭意識的同時，織起了海外華商與中國國內商界的聯系網絡，由此為近代中國的工商業發展拓展了海外市場。

五、結語

商學教育不僅是當地華校新式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是當地華人經濟近代化轉型的重要部分。這表明了海外華商經商知識形成與傳授方式的轉變，即由原來封閉式的經驗與技能積累和代際傳授轉變為開放式的、系統學習商業原理和技能的新式教育。其本質仍在於提升華商的適應和生存能力。在與歐美商人的接觸中，華商意識到自身被視為一個與母國相關聯的經濟群體，進而被當作“他者”而不斷遭受排擠。然而，以往華商群體對近代經濟現象無甚了解。他們對近代經濟現象的新認知帶來了商業知識與技能壁壘的初步破除、商業競爭主體由個體轉向群體的改變，以及以民族與國家的名義進行的新整合。因此，商學教育的興起和發展與近代商人、商業的角色轉變密切相關。

新加坡華人社會商學教育的發展呈現近代中國國內教育移植、西方近代文化影響與在地化調整並存的特征。商學教育的興起有強烈的現實需求導向，即當地華人面對西方商業的競爭，需對新的經濟事物有所認識，方能謀得生存﹔當地華商需清楚地認識商業新形勢，才能謀求轉型。在這一背景下，當地華商僑領逐步產生了通過商學教育進行邊際調整的感知，並逐步在初步的嘗試性實踐中產生示范效應，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影響。商學教育的發展有助於通過“商戰”觀念強化海外華人的認同，從而喚起民族主義情緒，降低了華人群體內部的協調行動成本，讓當地華人與近代中國國內工商業充分聯系與合作，進而使新加坡華人社會參與到近代中國工商業轉型進程。

不過，殖民地社會屬性意味著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發展必然受殖民政府制約，大規模、成體系的商學教育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因此，商學教育的興起並不意味著近代商學教育完成了對傳統學徒教育的替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相當長時間裡，海外華商網絡發展仍帶有濃厚的傳統色彩。但不可否認的是，商學教育的確是推動近代新加坡華人經濟近代化轉型的要素之一。

（摘自：沈博、張亞光：《商學教育與新加坡華人經濟的近代化轉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