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學術期刊《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由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主辦，是國際移民學術界最為重要的期刊之一。2003 年第3 期的《國際移民》以“理解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人口遷移”為主題出版了特刊（以下簡稱“2003 特刊”），這是該雜志自1961 年創刊以來首次聚焦歐洲華人問題。時隔17 年，2020 年第3 期的《國際移民》再度出版了聚焦同一主題的特刊（以下簡稱“2020 特刊”）。

本文兩位作者自20 世紀80 年代就致力於歐洲華人研究。作者之一朱梅是2003特刊的策劃者和參與者，撰寫了2003 特刊的“結語”一章。2020 特刊則由本文兩位作者共同策劃和組稿，並撰寫了導言。作為既往三四十年歐洲華人研究進程的見証者和參與者，我們擬通過對兩本特刊要點的比較和分析，梳理21 世紀以來歐洲華人社會在人口流動、經濟活動和政治參與三個方面發展變化的新動態，探討歐洲華人研究的新動向。

一、歐洲華人人口流動新動態

2003 特刊的組稿和出版與2000 年英國多佛慘案直接相關。2000 年6 月18 日凌晨，當英國多佛港海關人員在對進港的一輛冷凍集裝箱車輛進行例行檢查時，意外發現了在集裝箱內窒息身亡的58位中國人，此事當即震驚世界。一時間，“中國非法移民”問題吸引了歐洲各國從政界、媒體、學界到普通民眾的廣泛關注。2002 年6 月，國際移民組織在西班牙馬德裡召開了針對中國非法移民的專題研討會，與會發表論文的有來自中國和歐洲的十幾位學者。緊接著，國際移民組織又於當年10 月再次召集相關論文作者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會，進一步深入交流。兩次會議的成果匯集成2003 特刊的主要內容。

（一）20 世紀末葉中歐人口流動回眸

2003 特刊除前言、結語外，分為兩大部分共收入9 篇論文。第一部分3 篇論文的作者系中國學者，分別探討中國的出入境政策、中國的非法移民以及中國的高技術移民。第二部分的6 篇論文則由歐洲學者擔綱，分別論述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東歐地區的中國新移民。2003 特刊的目的性十分明確，旨在通過對歐洲華人新移民群體的剖析，回應多佛慘案引起的社會關注，為歐盟及歐洲相關國家如何強化針對中國新移民的治理提供對策建議。因此，非法移民或曰非正規移民是2003 特刊最重要的關鍵詞。

3 篇中國學者的論文均基於在中國的實地調研。“從中國向外遷移：移出國的視角”一文追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公民護照申領及相關出入境政策的發展過程，強調中國政府反偷渡的系列舉措，並就如何規范人口向外流動提出若干意見建議。作者強調應重點理順移出國、海外華人社會、和移入國三者之間的關系，尤其需要強化對移民中介機構的監管。

“減少來自中國的非正規移民”一文作者基於多佛慘案發生之后在福建福清、長樂等重要移民輸出地的實地調研，提出當時福建農村與歐洲國家之間勞動力收入的巨大差距是人口向歐洲流動的重要驅動力，跨國中介機構（蛇頭）的操作使潛在移民有可能實現遠距離跨國移民，而歐洲一些國家實施的身份合法化行動則令非法移民存在改變身份的合理向往。

“移民歐洲的中國高技術人才：趨勢和前景”是一篇綜述性文章，概述當時中國大陸出國留學潮的規模及影響，具體針對歐洲的內容相對有限。

2003 特刊第二部分的六篇論文比較全面、系統地梳理了相關國家涉及中國新移民的統計數據。21 世紀初年的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東歐地區是當時中國非正規移民數量相對較多的國家和地區。特刊中關於法國、意大利和東歐的4 篇論文分別追溯了中國非正規移民的偷渡路線，跨國中介團伙（蛇頭）的運作模式，涉及身份証件作假、逾期非法滯留、假結婚、假難民乃至有組織的偷越邊境等。幾乎所有論文都論及歐洲當地國政府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各類大大小小的身份合法化行動（即民間俗稱的“大赦”）對中國移民潮的直接影響。

以意大利為例。1986—2002 年，意大利先后五次大赦無証移民。第一次大赦后，意大利的中國新移民總數從小幾百人增加到約1600 人，1995 年大赦后猛增至1.6 萬人，而2002 年大赦后更是達到4.7 萬人。如果再加上獲得身份者的直系家屬，通過大赦途徑獲得合法身份的中國新移民總量可能將近7 萬，而意大利華人民間的說法則認為總量超過10 萬。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西班牙。1986 年西班牙嘗試第一次大赦，次年中國新移民人數即增加了53%。1991 年第二次大赦后，中國新移民人數較前一年又上升58%。顯然，諸如此類接連不斷的大赦政策傳回移民家鄉，其直接社會影響之一就是“非法移民”或曰“偷渡”被重新定位。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論述“僑鄉社會資本”一文中所指出的：“在鄉裡民間的議論中，‘偷渡’根本就不是什麼違抗國家主權的犯罪行為，而隻不過是靠自身‘奮斗’及‘運氣’而選擇的出國途徑，隻要獲得‘成功’，就是一段可以炫耀的經歷”。

2003 特刊相關論文以具體數據說明了當時中歐之間打工收入的巨大差距。例如，根據意大利學者對意大利華人制衣業的研究，在這些企業內部，無証者從“打雜”做起，或清理打掃車間，或剪線頭疊衣服，每個月收入400~500 歐元。如果他們學會技術，能夠上手成為車衣工、熨衣工甚至裁剪工，那麼工資底薪就可以達到600 歐元以上，再通過加班加點，在訂單飽滿時月收入可能升至800~1000 歐元，甚至更高。當時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在1︰10 左右。這意味著，在意大利制衣企業無証打工一個月的收入遠高於同期在中國國內務工一年的收入！如此巨大的收入鴻溝無疑對於潛在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

相關論文還提及，在多佛慘案之后，歐洲各國媒體上充斥著駭人聽聞的傳言。俄羅斯一家通訊社的報道稱：1992 年有100 萬中國公民越境進入俄羅斯遠東地區，1993 年增加到 250 萬。另有媒體稱，“（2000 年）據估計有多達10 萬中國人在貝爾格萊德准備通過阿爾巴尼亞偷渡到意大利”。因此，當時普遍的共識是：“在未來幾年，預計從中國到歐洲的移民將繼續增加”﹔“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失業者到海外尋找機會，中國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可能會給歐洲增加非正規移民的壓力。”

那麼，事實又是如何呢？

（二）21 世紀初葉歐洲華人社會新成員

僅僅相隔17 年，2020 特刊的作者們不約而同地注意到：進入21 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后，歐洲中國新移民在來源結構、移民動因、移民路徑、自身素質及人口規模等方面的確都發生了明顯變化，只是這些新變化與此前某些學者和媒體的預測卻大相徑庭。

進入21 世紀之后，中國走上了經濟高速增長、全球影響力大幅提升的快車道。然而，同期之歐洲則不然，延續多年的嚴重的老齡化令其一直引以為自豪的社會福利體系不堪重負，接踵而至的2008 金融危機、2015 難民潮等更是挑戰不斷。在此大背景下，歐洲各國政府的移民政策不得不在人道主義、人力資源需求和公眾的反移民情緒中艱難尋求平衡。其顯而易見的結果，一是各國攜手更為嚴格地控制非正規移民流動﹔二是相繼修訂或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年輕人及高技能、高資產移民的新政。如此動向，卻意外地為走上“富起來”道路的另一部分中國潛在移民提供了特殊的移民通道。2020 特刊中的系列論文是這一最新動態的直接反映。

皮奧特·普萊瓦（Piotr Plewa）對2008 年金融危機后中國移民歐洲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后提出：2016 年是中國新移民結構發生轉折的一個重要拐點。在此之前，從中國到歐洲的新移民主要以來自浙江、福建的無專業技能的農村人口為主﹔但2016 年以后，進入歐洲的中國留學生數量顯著地超過了前者。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更多父母有能力將子女送往國外接受高等教育。而在歐洲一方，當地教育機構無不關注到中國這個迅速增長的“生源市場”，有的直接進入中國建立留學代理機構，有的簡化或放寬學生簽証條件。2020 年的數據顯示，在歐洲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總量達到20 萬。而且，由於歐洲對於年輕高技術移民的需求增加，在歐洲完成學業的中國留學生受到當地企業的歡迎，這樣既能緩解老齡化歐洲的勞動力年齡結構，也有望降低高昂的跨國招聘成本，而那些希望拓展中國市場的歐洲企業更是注重吸收那些熟悉中歐兩種文化的高素質留學生。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向西推進，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建廠或並購當地企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包括德、英、法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為應對困境而逐步放寬了對外資的限制﹔但另一方面，由於歐洲具備較好的經濟、法制基礎，對正在瞄准世界市場的中國企業具有很大吸引力。根據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相關統計數據：在荷蘭的中國企業有370 多家（2014年數據）﹔在德站穩腳跟的中資企業超過 3100 家（2018 年數據）。美國彭博社2019 年的分析顯示，中國人擁有（或部分擁有）歐洲的4 座機場、6 個海港和13 支職業足球隊。另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在歐洲投資的中國企業總量在2012 年底即達到7148 家，企業資產總額增加至878 億歐元，覆蓋歐洲的35 個國家。如此數以千計的中資企業進入歐洲，必然帶動由管理人員、技術員工及其家屬組成的人員流動，故而在歐洲的中資園區形成了特殊的外派中國人的小社區。這是既往歐洲從未出現過的新現象。

2020 特刊中關於葡萄牙“黃金簽証”一文則專門剖析了中國新富階層的個體移民現象。葡萄牙於2011 年正式推出了被稱為“黃金簽証”的投資換居留政策，宣布歐盟之外國家公民向葡萄牙投資100 萬歐元，或創造10 個以上工作崗位，或購置價值35 萬歐元以上的房產，本人即可獲得在葡萄牙的居留權，繼而可進一步通過“家庭團聚”途徑申請家人移民葡萄牙。該政策自2012 年正式實施后，來自中國的申請人數量一直居於各國之首。截至2018 年底，共有超過4000 名中國投資者及其家人依據“黃金簽証”政策獲得了葡萄牙的正式居留權。

總之，從數以萬計的小學、中學到本碩博等不同階段的中國自費留學生，到伴隨著數以千計中資企業入駐歐洲而帶動的中國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朝向歐洲不同國家的流動，再加上受歐洲“黃金簽証”政策吸引而出現的投資移民，他們構成了進入21 世紀初葉之后歐洲華人社會的新成員，這種人口流動的新動態十分引人注目。

（三）歐洲華裔青年移民新動向

2020 特刊還關注到出生、成長於歐洲的華裔青少年向中國大都市移民的新動向。

如前所述，2008 年后歐洲經濟下滑的同時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由此對歐洲華裔青少年的人生選擇給出了新的參照指標。西班牙年輕學者愛玲（Irene Masdeu Torruella）的研究提出，在她身邊出現了一批在西班牙大學獲得學位后選擇“回歸”其父母的祖籍國創業、就業的華裔青年。研究稱，伴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涌現的大量新經濟機會，對歐洲華裔青少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拉力，促使他們在歐洲和中國之間重構新的跨文化定位。研究指出，這些回歸中國的西班牙華裔青年幾乎都曾經參加過由中國各級僑務機構主辦的海外華裔青少年夏令營，此類活動對他們認識、強化自身的華人身份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她同時也認為，這些華裔青年並不是簡單地“回歸”到父母的祖籍地如浙江的青田或溫州，而是選擇到像上海這樣充滿經濟活力的中國大都市去尋找機會﹔而且，許多人明確表示，自己最理想的目標是能夠受聘於西班牙在中國的公司。她注意到，當年這些華裔青年的父母曾經歷盡千辛萬苦離開浙江農村到西班牙立足，而如今這些出生成長於西班牙的子女卻回歸到他們父母當年無論如何也要離開的土地。時隔僅僅一代人的反向流動，既是中國經濟崛起和西班牙經濟相對衰退的折射，更是當事人基於身為華人之歸屬感和自豪感而做出的理性抉擇。

2020 特刊所探討的這些新的移民動向既迥異於2003 年特刊的關注點，同時，更是形象生動地顯示出自20 世紀末到21 世紀初短短二三十年內，中歐之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變化如何影響了歐洲華人的人口流動，進而重塑著歐洲華人社會的人口結構。

二、歐洲華人經濟活動新動態

歐洲華人的經濟活動是2003 和2020 兩本特刊的重要內容，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同樣顯而易見且發人深省。

（一）20 世紀末葉歐洲華人經濟活動回眸

在2003 特刊中，華人經濟活動的許多內容同樣直接或間接地與非正規就業相關。當時的非正規就業主要有兩大類型。一是正規移民非正規就業或非正規經營。例如，21 世紀初年的德國和丹麥是歐洲兩個沒有實施過正式大赦且對非正規移民管控較嚴的國家，這兩國的華人移民多持有合法居留身份。然而，關於德國華人經濟活動的數據顯示，在當時德國成年華人正式的就業登記檔案中，約有30%“未參與經濟活動”。丹麥的相關數據也顯示，“從未正式就業”的成年華人比例達38%。然而，德國和丹麥兩位學者通過研究指出：在這兩個國家許多由華人經營的家庭式小餐館中，許多登記為“無業”的華人是以“家庭成員”的方式在餐館“幫忙”，即從事不納稅的工作，或曰“打黑工”。

另一類則為非正規移民的非正規就業。大量研究早已証明，跨國移民勞動力主要進入的是當地臟（（Dirty）、難（Difficult）、險（Dangerous）、劣（Demeaning）的“4D”工作領域。雖然發達國家一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已經大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諸如服務業、建筑業等充斥“4D”崗位的行業卻為本土所必不可少，故而成為包括無証移民在內之外來勞動力的主要就業領域。西歐各國均為高稅收高福利國家，無証移民因沒有合法身份而不能進入當地正規勞動力市場，在法律上不能享受當地的福利。一些雇主（包括華人和非華人）就利用政策監管漏洞，雇佣非正規移民，不納稅或少納稅以增收節支。這種做法看似雇主和打工者雙方共同逃稅，但實際上受害最大的還是打工者，因為他們不僅隻能拿到低於當地標准的工資，而且失去了自己通過務工本應得到的福利保障。

十多年過去了，雖然此類非正規就業的情況並未根絕，但是，隨著前述中國新移民人口結構的明顯變化、非正規移民數量大幅度下降、歐洲各國經濟管控趨緊以及歐洲華人適應與融入當地國社會秩序深化，歐洲華人的經濟活動已經顯現出一系列新變化。2020 特刊對此進行了多層次探討，值得關注。

（二）21 世紀初葉歐洲華人創業經營領域的新拓展

當前，歐洲華人當中已經成長起了一批與時俱進的企業家，除了傳統的餐飲和以華人群體為主要客戶的服務業企業之外，更有一大批以當地市場為主要經營對象的企業應運而生。從大型進出口批發貿易，“快時尚”制衣一條龍產業鏈，到社區咖啡吧和零售小店，華人經濟活動呈現出空前活躍的新動態。

首先，中國自身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在歐洲的中國新移民提供了跨國創業的新機遇。2003 特刊已經注意到世紀之交在南歐和東歐開始出現的批發、出售“中國制造”產品的華人商貿企業。然而，華人大型商城真正進入高速發展則是在21 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后。在巴黎、羅馬、馬德裡、巴塞羅那、布達佩斯、布加勒斯特、莫斯科、貝爾格來德等重要城市，一座又一座能夠容納數百甚至近千商鋪的大型華人商城相繼出現，海量的中國制造以歐洲華商為中介走入了歐洲尋常百姓家。本文作者之一曾基於在歐洲多個大型商城的調研撰寫了比較翔實的論文，剖析了歐洲華人商城經濟形成、發展的基本路徑和主要特點。

其二，意大利華人在普拉托成功構建的“快時尚”制衣一條龍產業鏈，是進入21 世紀后歐洲華人經濟運營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動向。根據普拉托的歷史記載，當地人從12 世紀起就開始從事羊毛織品加工，20 世紀50 年代后，普拉托已經發展成為歐洲的紡織品重鎮。中國新移民大約於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進入普拉托，他們從為當地意大利人主導的紡織加工業打工、代工、包工起步，漸漸從意大利人手中盤下大小作坊，自己當起了老板。尤其是進入21 世紀之后，國際服裝市場快時尚潮流高漲，年輕人追求服裝的新穎、低價，而不再要求服裝精致、耐久。這種需求正好適應了移民工人技術水平不高，卻可以隨時加班加點趕工的特點。眾多意大利華人新移民踩著這一轉折點切入了普拉托成衣市場，並獲得高速發展。有關統計顯示，1993 年時普拉托登記的華人企業有212 家，2011 年已猛增至4388 家。根據2019 年普拉托市政府的數據，當地正式登記在冊的華人有24,906人，加上持各類簽証入境后逾期滯留的“黑工”，普拉托華人約在5 萬以上，約佔全市常住人口的四分之一。普拉托成為全歐相對於本地人口華人移民佔比最高的城市。而且，由於普拉托位於歐洲本土，產品不受配額制約束，快時尚成衣可以就近快速進入歐洲市場，實現了華人快時尚產業與歐洲服裝市場的最佳結合。

其三，由意大利華人接手原本完全由意大利人經營的咖啡吧則又顯示出了另一引人注目的趨向。2020 特刊中鄧婷（Ting Deng）的論文就此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遍布意大利城市社區、以鄰裡住戶為主要顧客群的小咖啡吧，一直被認為是意大利城市文化的重要表征。2008 年危機后，在意大利經濟下滑的同時，越來越多的華人成為這些小咖啡吧的新老板。此事曾遭到一些意大利右翼勢力的攻擊，認為華人接管咖啡吧威脅到意大利的傳統文化，華人是“外來文化入侵者”。然而，鄧婷通過實地調研指出，由於咖啡吧是經營時間較長而利潤率較低的行業，老一輩咖啡吧老板的子女大多不願接手這一行業，華人新移民才逐漸取而代之。對這些華人新老板而言，工作時間長和利潤低都不是問題，家人“無償幫忙”更是習以為常。鄧婷的研究還提出，雖然咖啡文化在意大利歷史久遠，但如今年輕一代意大利人已經不再青睞傳統的社區小咖啡吧，而更願意去那些具有“現代時尚色彩”的場所聚會，仍然習慣於社區咖啡吧的主要是中老年人。她還注意到，由於許多老顧客自身也是來自其他地區的第一代移民，他們對老板是哪個種族並不太在意。當遇到一些新手老板時，他們甚至會主動幫忙，協助制作符合傳統口味的咖啡，許多華人老板由此一步步了解、熟悉並接受了意大利的咖啡文化。作者進而指出，為了經營得道，華人移民接手意大利社區咖啡吧后，大多主動學習並遵從當地傳統經營模式，維護社區中老年居民的交流空間，掌握意大利語言文化並熱情地與當地民眾交流。因此，他們不僅不是“威脅意大利文化的外來侵略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意大利傳統社區咖啡吧文化守護者的特殊角色。

（三）歐洲華人經營模式的新變化

比較2003 和2020 兩本特刊，並基於本文作者在歐洲的實地調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歐洲華人的經營模式正在突破原先“族群企業”（ethnic enterprises）或曰“族群小生境”（ethnic niche）的單一性，朝著更多地為當地增加稅收、增加就業崗位的方向發展。

以2020 特刊中《歐洲工人的中國模式》一文為例。該文對以捷克富士康電子廠為代表的大型華商企業和以意大利普拉托成衣廠為代表的小型華商企業的經營模式進行比較，進而與傳統的族裔經濟理論對話。創立於中國台灣的富士康是最早投資歐洲的中國企業之一。2002 年，受捷克“外資外企十年免稅”等優惠條件吸引，富士康將其在歐洲的投資建設重點定位於捷克。時至新冠疫情暴發前，富士康已名列捷克第六大企業、第二大出口商。富士康在捷克建廠之初，其主要管理干部和技術人員均從中國深圳富士康調派，同時也選派捷克中層人員到深圳富士康受訓，初創時期幾乎套用了其在深圳的經營模式。然而，從工廠宿舍、流水線、最低薪酬到計件加班等曾經在深圳富士康習以為常的管理手段，在歐洲卻遭遇了水土不服。當地工人不斷請願抗議，工會也要求政府必須嚴格規范富士康的經營模式。幾番博弈后，捷克富士康一方面削減中國管理人員，另一方面雇佣捷克周邊如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移民工人，后來又雇佣了來自亞洲如越南、蒙古的移民工人。作為一家華商企業，捷克富士康工廠從管理層到普通員工都呈現出了多民族結構的趨向。

該研究對比了普拉托華商制衣廠經營模式所呈現的相似發展軌跡。在普拉托華人制衣業起步之初，從老板到雇工清一色是華人，其經營模式也是以廠家一體、加班加點、計件取酬為共同特點。然而，到21 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后期，該廠員工的種族構成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結構：既有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甚至非洲的移民做著倉庫搬運等體力活，也有許多其他非華人群體在從事專業服裝設計、制版、會計、營銷等工作。

研究者指出，人們習慣於將歐洲的華商企業認定為“族群企業”，似乎其隻雇佣華人員工，完全按“中國模式”運營﹔然而，在員工種族多元化、企業文化本土化這兩個層面，類似巨無霸的捷克富士康和中小型的普拉托華商制衣廠都呈現出相似的發展軌跡。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於來自中國本土的無技能或低技能的新移民數量大幅減少，不能再無限制地提供廉價勞動力，因而來自其他國家的廉價移民工人取而代之﹔二是歐洲本土政府的制度性管控加強，企業必須守法經營﹔三是華商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優勝劣汰。

研究者進而出得了重要的結論：族裔經濟理論往往強調移民企業的族裔化，並認為這是移民企業經營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移民企業的族裔化能否存在或延續，取決於不同利益相關者是否能夠從中獲益。移民企業家的目的並不是要復制、維持一個本族裔的工作環境，而是要像非移民企業家那樣實現利潤最大化。當本族裔雇員和原本習慣的運營模式不再能滿足其牟利需求時，他們就會適時做出改變。因此，資本牟利而非族裔化，才是構建或調整移民企業運營模式真正的原動力。

三、歐洲華人政治參與新動態

在2020 特刊中，陳秀瓊（Emilie Tran）和庄雅涵（Ya-Han Chuang）以巴黎華人在2010 年之后為維護自身權益而舉行的五次大規模集體行動為例，著重剖析了華人社群如何提升政治參與意識，將維權訴求付諸大規模的集體行動。

2010 年6 月1 日深夜，在巴黎華人區美麗城一家酒樓門口，一群歹徒公然對參加婚宴后步出酒樓的賓客實施搶劫，一位華裔青年憤而舉槍，打傷了一個劫匪。法國警察到場后，逮捕了開槍的華裔青年。此事隨即引爆巴黎華人圈，抗議聲一浪高過一浪。十多天后，巴黎華人爆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抗議示威，兩萬多華人高舉“反暴力·要安全”的標語牌走上街頭，法國前總統希拉克養女英瑤·特拉塞、巴黎19 區區長羅熱·馬德克等法國友好人士也加入到游行隊伍中。此次抗議活動吸引了法國社會各界的關注，巴黎警方隨后增加了在美麗城的巡邏警力，抗議取得了一定效果。

然而，整個大巴黎地區的治安依然不容樂觀，甚至又接連發生了兩起當地華人被傷致死的命案：2016 年8 月，在位於巴黎東北郊法國最大華人商業區奧貝維利耶工作的張朝林在下班路上被三名歹徒毆打身亡﹔2017 年3 月，巴黎華人劉少堯在家中被射殺。時至兩位作者寫作該文的2018 年，法國華人已經先后舉行了五次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兩位學者詳細梳理了五次大規模抗議活動發生的具體背景，描述了大規模集體行動的組織發動過程，剖析了華人維權行動的社會影響，展示了“不再沉默”的法國華人運用和平示威方式以維護權益的新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該文重點探討了第一代華人移民與華裔新生代在組織抗議活動中顯示出的不同行動思路。根據作者分析，前者突出強調“中國人受到攻擊”，而后者側重於強調普適的“人權”和“正義”﹔前者更依靠中國大使館的指導和支持，游行時大多數人高舉的是五星紅旗和中文口號牌，后者則更多地與法國當地的非政府組織攜手，大多數人高舉的是法國國旗和法文口號牌﹔前者行事較為謹慎小心，確保和平集會，后者則較為大膽激烈，甚至出現與警察的肢體沖突。

兩位作者認為，五次抗爭性集體行動取得了一定成果，華人區的華商和居民成立了以維護社區安全為主旨的社團組織，法國警方也主動與華人維權社團建立聯系，共同促進包括華人區在內之大巴黎的社會治安。研究進而指出，在平安社區建設中，政府和警方的立法、執法保障，包括外來移民在內之社區居民的主動積極參與和配合缺一不可，這應是巴黎華人維權實踐的啟示。

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前，歐洲華人移民在當地外來移民總量中所佔比例一直極為有限，而且，因為華人移民大多不是直接進入當地國勞動力市場，而是埋首於具有族裔標簽的中餐館或加工坊，故而華人一直被當地人視為一個自給自足、逆來順受、對外封閉的小群體。然而，如前所述，隨著歐洲華人群體結構和經濟實力的顯著變化，華人社群與當地社會的各種聯系大幅拓展，與各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博弈相繼突顯。因此，無論是華人的主觀意願還是其所處的客觀現實，都決定了他們不再可能沉默，隻能選擇集體行動維權的道路。

筆者認為，既往關於歐洲華人政治參與的研究多著眼於宏觀的社群行動，該文作者的研究將分析推向細化，指出雖然同是為華人群體聲張正義，但兩代人的具體行事原則卻顯現出差異，其發展趨勢值得進一步追蹤研究。

四、結語：三點思考

以下是我們基於上述對歷時性變遷進行梳理、比較和分析之后的進一步思考，專此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公民權商品化的趨勢和影響

西歐曾經一再以“人道主義”為移民接納的重要原則，許多西歐人曾經“把接收移民看作一種施舍行為”。為此，二戰后，尤其是冷戰時期的西歐曾經接納過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同時也對“家庭團聚”類的人道移民網開一面。

然而，時過境遷，尤其是2008 年經濟危機之后，歐洲多國相繼對移民簽証明碼標價，移民接納成為吸引外資外企、減緩本國經濟危機的特殊路徑，2020 特刊中論及的葡萄牙“黃金簽証”就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

隨著力主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成為一些發達國家移民治理模式的理論主導，經濟資本持有人得以用手中的錢財為所欲為地鋪就改變自身政治隸屬國的道路，進而獲取作為入籍國公民能夠擁有的政治、經濟權益。伴隨著公民權商品化趨勢可以預見到的，將是某些人的國籍選擇、某些國家的入籍規定更加工具化、彈性化或情境化。這種趨向，將會對立法執法之主權國、移民之個人和家庭、移民之原籍國等造成怎樣的長遠影響，值得追蹤觀察與探討。

（二）移民跨界生存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時至20 世紀后期，可以說，歐洲華人開中餐館是必然，開咖啡吧乃屬偶然﹔歐洲華商雇佣華人尤其是自己的老鄉是必然，雇佣非華人員工乃屬偶然﹔中國人想方設法移民歐洲打工開店當老板是必然，在歐洲出生成長的華裔返回中國擇業乃屬偶然﹔歐洲華人自給自足、低調行事是必然，為維護自身權益組織起來走上街頭示威游行則幾乎前所未聞。可是，不過短短一二十年之后，歐華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偶然”正在轉化為“必然”。

偶然與必然乃辯証的統一：無論是開中餐館還是開咖啡吧，都是移民從當地市場當下的可能之中尋找得以生存、發展的空間﹔無論是雇佣“自己人”還是雇佣其他族裔員工，都是企業家基於資本牟利之本質性驅動的運營方式﹔無論是移民歐洲還是回流中國，都是當事人對歐、中就業市場機會成本進行比較之后的理性選擇﹔至於是低調行事、逆來順受還是走上街頭游行示威，其涉及的因素則較多，包括所在國民主政治的運行機制，華人社群的綜合實力，社群領袖或核心人物的認識水准等等。華人移民歐洲似屬偶然，而尋求生存空間則為必然，他們需要以自身具有的不同於當地主體社會的異質特長，突破設置在主體社群與外來移民之間的重重屏障去謀求生存與發展。個體命運或許會有許多偶然性，但群體命運的相似性則必然因某些歷史性的共同因素作用之而使其然。“移民的意義從來不僅僅是身體的重新安置，而更基本的是技術、經驗和其他‘人力資本’的全球再配置，它是使各國、各洲舊貌換新顏的文化發展的過程。”歐洲華人移民跨界生存發展實乃歐洲不同民族跨界移民的縮影之一。面對歐洲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必然挑戰，移民與主體社會的關系隨利益相關方的博弈而不斷調整，無論是必然的延續還是偶然的轉化，實際都是移民在融入當地社會進程中推動當地社會形成認可、容納外來移民的新秩序，“偶然”出現的移民及其生存方式正是在博弈中一步步轉化為當地社會“必然”的組成部分，共同促進社會進步。

（三）嵌於歷史情境中的生命歷程

美國學者埃爾德（Elder）於20 世紀70 年代著的《大蕭條的孩子們》是一部社會學名著。20世紀30 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蕭條”，是那一代美國人揮之不去的慘痛記憶。1932 年，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幾位學者以奧克蘭地區一批十來歲的孩子為樣本，建立了一個追蹤兒童成長和發展的縱向研究項目。三十多年后，埃爾德接手當年的樣本，追蹤查詢並實地調研當年樣本中那些兒童后續的人生經歷，探討大蕭條年代的磨難對他們日后的成長經歷、職業生涯、家庭結構乃至個性習俗產生了什麼影響，評估童年時期吃苦挨餓的身心傷害如何影響了當事人的一生乃至他們的后代，從而開拓性地建構了一個重大社會歷史變遷如何影響個體生命歷程的學理模式，即當今社會學界耳熟能詳的“生命歷程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向歐洲的人口流動已經歷時近半個世紀。從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主要在浙南溫州、青田等地驟然涌起的移民潮，到今日遍及中國各地多元構成的新移民流，再到進入21 世紀第二個十年后出現的在歐洲出生成長的華裔朝向中國的移民流，不同歷史情境中不同代際之不同人生抉擇構成的生命歷程，同樣值得我們通過對史實的積累、對樣本的追蹤、對個人在不同生命節點的抉擇或在同一生命節點上不同群體的不同抉擇進行縱橫比較，將現象問題化、問題學術化，進而將學術問題抽象升華為超越個別現象、問題的學術理論。

誠如埃爾德所言：“從生命歷程理論的角度來看，歷史性力量塑造著家庭、學校和工作的發展軌跡，反過來它們又影響著行為和特殊的發展途徑。人們能夠選擇他們所要走的路，但是他們的這些選擇並不是在社會真空中做出的。所有的生活選擇都取決於社會的和文化的機會以及歷史的制約因素。”在本文中，我們通過對同一期刊相距17 年之兩輯同一主題特刊相關論題的縱向比較，嘗試以歷時性的眼光對歐洲華人群體的發展變遷略作梳理、比較與剖析。然而，歐洲華人社會的歷時性變遷如何嵌入中歐兩地的國家規制、人口結構及歷史文化所融合生成的社會情境之中，我們又該如何通過對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理論的批判性整合，基於中國跨國移民的現象與問題去豐富國際移民理論建構，無疑任重道遠。

（摘自：李明歡、朱梅：《歐洲華人社會新動態——<國際移民>兩輯“歐洲華人研究特刊”之比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