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華人宗教裡的馬來神

拿督公是東南亞華人，尤其是馬來西亞華人崇拜的一種獨特的民間信仰。按不同的方言，拿督公有多種寫法，比如拿督、那卓、哪督、藍督、籃啅、籃桌、籃卓、藍卓、藍啅、哪啅（公）等。“拿督公”是馬來語“拿督”（datuk）和華語“公”的結合。這兩個詞的意義很接近，一方面他們都可以用來稱呼祖父，另一方面他們都是一個傳統的尊稱。今天典型的拿督公神像是一個身穿紗籠（sarong）、頭戴宋谷帽（songkok）的年長馬來男性，右手握著一柄馬來短劍（kris）或手杖（tongkat），左手拿著一枚元寶。拿督公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馬來神，但同時也有華人、印度人和原住民族的拿督公。在馬來西亞，拿督公非常流行——無論大城市、小城鎮還是鄉村，隻要有華人居住的地方，大都可以找到一種紅色的小神祠，神祠裡供奉的就是拿督公。

拿督公的種族（ethnicity）身份一般是馬來族，但崇拜他的信徒卻絕大多數是華人。這個現象是非常獨特的，也是拿督公崇拜的第一大特征。當華人先驅移民到馬來半島時，他們也把家鄉的神明帶到了這片新的土地上，因此，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宗教”中，絕大多數神明都源自中國，而拿督公則是僅有的幾個例外之一。在中國本土，並沒有叫“拿督公”的神明。雖然外表上是馬來人，但拿督公已經被吸納進馬來西亞華人宗教的體系中，這是這個崇拜的第二大特征。在華人宗教中，超自然權威的組織結構效仿了中國傳統的世俗政府。比如，玉皇大帝是對人間皇帝的模仿，城隍則相當於地方官。和這些神明一樣，拿督公也已經成為了一種官職，不同地方的拿督公由不同的人擔任，他們有不同的名字、生日和個性特征。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神廟裡，經常能看到拿督公和其他神明被一起供奉，甚至許多神廟門前，都專門建有一座拿督公祠。這些都証明，拿督公已經成為馬來西亞華人宗教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然在其他一些東南亞國家，華人也有崇拜來自其他族群的神明，但他們大多只是被等同於一個類似的華人神明，其本身並沒有被吸納進華人宗教中。

盡管拿督公在馬來西亞非常盛行，但學界對於它的研究卻相對較少。以與拿督公性質相近的大伯公為例，早在20 世紀四五十年代，《南洋學報》上就已經有不少討論，近年來又有兩本論文集和一本專著出版。相比之下，20 世紀80 年代才開始有對拿督公的正式研究。近幾年來，拿督公正在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但研究成果仍然相對有限，且以英文為主。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為什麼華人會崇拜這個馬來神，對一些宗教研究的基本問題，諸如拿督公崇拜的分類、起源和歷史發展還缺乏共識﹔在研究方法上，多數的研究都是基於共時性（synchronic）的“民族志”式研究，而較少有基於“歷時性”（diachronic）的歷史學研究﹔在資料搜集上，田野調查的廣度和歷史文獻的挖掘都還有所欠缺。

為了克服這些不足，本文嘗試通過歷史學文獻方法和人類學多點田野調查法的結合，詳細論述馬來西亞拿督公崇拜的起源、演變和現狀。筆者實地調查了馬來西亞5 個州（檳城、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馬六甲）的20 間拿督公廟及100 多座拿督公祠，訪談了36 位報道人，並發掘整理了大量有關拿督公的歷史文獻資料，包括學術文獻、報刊文章、民間出版物、官方檔案以及文學作品等。但需要指出的是，拿督公崇拜分布范圍極廣，具有復雜的內在多樣性，本文不可能涵蓋所有，很多方面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二、起源：克拉末崇拜和土地神信仰的融合

拿督公崇拜的起源與兩種信仰相關：一是馬來人的克拉末（keramat）崇拜﹔二是源於中國的土地神信仰。二者在馬來半島相遇，通過馬來亞華人的移植、並置和再造，最終融合（syncretize）成一種新的民間信仰。

（一）克拉末崇拜

克拉末意思是“神聖”，可以用來形容人、動物、植物、石頭等等，當這個詞被單獨使用的時候，指的是一個神聖的地方﹔當形容人時，它意味著特殊的聖潔和神奇的力量。莫哈末·泰益·奧斯曼（Mohd. Taib Osman）把克拉末崇拜分為六類：

（1）崇拜那些據說在生前或身后成為聖者（saint）的墳墓﹔（2）崇拜國王、巫師、聚落開拓者或者那些歷史曖昧不清但也被稱為克拉末的墳墓﹔（3）崇拜活著的聖者和奇跡創造者﹔（4）相信特定地區的一些地點或自然物上棲息著看不見的克拉末﹔（5）相信克拉末物體擁有神奇的力量﹔（6）相信動物克拉末。前三類是對流行的伊斯蘭聖者崇拜的模仿，后三類則是原始的克拉末概念與馬來人精靈崇拜（spirit belief）的疊加。

簡單來說，克拉末是在伊斯蘭教傳入之前馬來人已有的精靈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和伊斯蘭帶來的蘇菲聖者崇拜的融合。在關於克拉末的民間傳說裡，聖者的神奇故事往往和一些不尋常的自然物（古木、巨石、山峰、海角等）聯系起來。馬來人尊稱克拉末為“拿督”。在馬來語裡，拿督是一個運用非常廣泛的詞——對於那些在地位或權力上相對更高的人，都可以稱其為拿督，警察、村長甚至年紀足以成為祖父的人都被稱為拿督﹔對身份不明的精靈通常也稱呼拿督﹔有意思的是，馬來人也將印度廟和華人神廟裡的神像稱為拿督。

在英屬馬來亞，克拉末非常流行，“盡管村庄社區正式的宗教中心是清真寺，但通常在每個小區域都有一個神聖的地方，叫做克拉末”。在19 世紀上半葉或更早，海峽殖民地的土生華人就已經參與了對克拉末的崇拜。在馬六甲馬接峇魯的舊馬接清真寺，有一塊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豎立的石碑，碑文寫道，“茲峇接勝地處奉哪啅正神歷經二百余歲，華夷人等均沾佛力扶持，有求必應，除災解厄，化禍增祥，遐邇生靈皆賴神靈保護，恩澤殊深。”﹝9﹞在新加坡的龜嶼，華人崇拜克拉末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 世紀40 年代。1875 年8 月14 日，由土生華人富商章芳琳（Cheang Hong Lim）提交的一份請願書刊登在《海峽時報》上，目的是為了呼吁海峽殖民地政府停止把龜嶼用作墓地，因為在這個小島上，華人和土著（即馬來人）拜大伯公和克拉末已經超過30 年了。

在這兩個例子裡，克拉末都是伊斯蘭聖者的“聖墓”。事實上，早期土生華人的克拉末崇拜也主要是聖者崇拜﹔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海峽殖民地的范圍。土生華人很大程度上吸納了馬來文化，他們穿紗籠、說話摻雜馬來語，但在宗教信仰上仍然延續著華人宗教的傳統。他們跟隨馬來人拜克拉末聖墓，效仿馬來人稱克拉末為“拿督”，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被馬來文化的“同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克拉末與他們經常崇拜的大伯公性質接近。

（二）土地神信仰

很多人以為大伯公是馬來西亞的“特產”，其實它源自於中國的土地神信仰，這是拿督公崇拜的第二個來源。土地神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周代時就已經出現，當時叫做“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都是對自然的崇拜。但從六朝開始，土地神開始人神化，變成一種“職位”，並且可以由生前曾為地方官吏的人鬼充任，而蔣子文就是這種“地域人神”的第一位。此后許多名人，例如南朝的沈約、唐朝的韓愈、宋朝的岳飛，死后都被尊奉為土地神，而那些沒有真名實姓的土地神則逐漸被刻畫成一位白發白須的慈祥長者，被稱為福德正神，俗稱土地公。

土地神在客家和潮汕地區通常被叫作伯公。潮籍學者饒宗頤認為，“伯公在粵東民間流行甚廣，乃一般土地神之通稱﹔潮屬土地福神之廟，亦有稱為伯公廟者﹔觀南洋大伯公神像，與潮人崇祀所繪者亦無差別。”鄺國祥則表示，“查客家習俗，山川土地之神，多名之為伯公者，或稱伯公爺，或簡稱伯公﹔其神極像南洋巫人之祀‘那督’，大樹之下，或大石岩邊，一磚一石，插著幾支香線，即稱為伯公，幾乎到處都有。”陳達記載了20 世紀30 年代潮州地區拜伯公的情形：

農民拜田園的伯公，工人則凡新設一工場，必於興工之際安設伯公像以崇拜之，然后動工。興工以后，每日早起必由工頭或工人到伯公神前焚香叩拜，以祈每日工作的安全。工場的工程完畢，然后以牲禮香紙等物酬謝拜送。有些信士，在家內或工場內永遠奉祀伯公，此等人希望因此得福，如平安居住，收成豐足，動作無所傷害等。商人所以崇奉伯公，希望到處可以服水土，因此可以獲財利。各人因職業不同，所以求神所降的福，亦有不同的種類。

潮梅的居民，都說“大伯公”是由南洋介紹來的，這當是僅指名稱而言，因土地神的崇奉，在閩粵的鄉間，實有悠久的歷史。

當華人先驅移民到南洋時，他們也把土地神/ 伯公的理念移植到了這片土地上。這種移植的土地神在泰國叫做本頭公，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則被稱為大伯公。在客家社會，伯公的含義很廣，可以用來稱呼祖先、長輩、親屬、鬼魂和山川林澤的各種精靈以及去世的先驅者。所以一個聚落裡有“田頭伯公”、“水口伯公”、“塚土伯公”等各種各樣的伯公，而最早的被稱為“開庄伯公”或“大伯公”，是聚落墾拓初期最早的宗教信仰中心。“大伯公”的“大”指最大最早，也是一個尊稱，表明各種伯公裡它的地位最高。大伯公的這種先驅精神也被移植到了南洋，在新的土地上建立大伯公廟，一方面為開拓者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向其他族群宣示華人對所開發土地的所有權。很多大伯公廟，例如檳城海珠嶼大伯公廟、新加坡海唇福德祠和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都是當地最古老最負盛名的華人神廟之一。還有一些華人先驅，例如檳城的張理和印尼坤甸的羅芳伯，死后也被尊為大伯公，原因皆在於此。在馬來亞，大伯公不僅僅指土地公，還包括各種各樣的先驅者和精靈，幾乎無處不在，大伯公托廊（馬來語tolong 的音譯，保佑的意思）甚至變成了南洋華僑的口頭禪。因此，馬來人和英國人用大伯公作為華人神明的通稱，用tokong 來指華人神廟。

（三）克拉末和大伯公的融合

大伯公和克拉末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他們都可以指土地神、聚落開拓者以及自然物精靈。因此，東南亞的一些古廟同時供奉大伯公和克拉末。位於印尼雅加達的安卒大伯公廟（Vihara Bahtera Bhakti）約創建於1650 年，廟中的主神是大伯公，但廟宇內同時還有穆斯林聖墓。在上文提到過的新加坡龜嶼，崎嶇的山丘頂部矗立著三座馬來聖者的墓地，而山腳的海邊則是著名的龜嶼大伯公廟。很多華人信徒拜完大伯公后，會拾級而上，繼續朝拜克拉末。此外，老虎是大伯公的坐騎，大伯公可以化身為老虎，保護自己的領地﹔同樣地，馬來人的萬物有靈論也經常把聖者和老虎聯系起來。可能是因為這些共性，“大伯公”也被用來稱呼克拉末精靈。例如，馬來亞華人把老虎和鱷魚都叫做伯公，而這兩種動物則經常被馬來人認為是克拉末的化身。總之，“伯公”和“拿督”無論在語義上還是在運用上都很接近，因此，在19 世紀晚期或者更早的馬來亞，二者有時被混用，通常被叫作拿督的克拉末精靈也可以被稱為伯公，被通稱為大伯公的華人神明也可以被叫作拿督。在一些地方，二者的混用被流傳下來。例如，在霹靂巴裡文打新興港籃卓公古廟，拿督公也被叫作“鄭伯公”。

可以說，土生華人很早就開始融合克拉末和大伯公這兩種異曲同工的信仰，但這種融合只是初步的，主要體現在二者的“並置”以及稱呼上的混淆，而真正的融合則要等到19 世紀晚期。這一時期大量華人涌入馬來亞，他們被稱為“新客”，以區別於土生華人。其中一些新客，尤其是那些礦工，也開始崇拜克拉末。根據沃特·威廉·斯基特（Walter William Skeat）的記載，那時的華人礦工在開礦前會雇用馬來巫師（pawang）來舉行祭拜克拉末的儀式。在森美蘭的武來岸，石哪督廟據說就是由華人礦工在19 世紀60 年代興建的﹔早期的礦工都會將奇特的自然現象，如古樹、巨石及石洞視為有靈的東西而加以膜拜﹔“石哪督”意思就是石頭拿督，指的是立廟旁的大石及石洞。在雪蘭莪萬津蚶山，有一座供奉“哪督尊王”的天寶宮，廟內存有一個刻文1897 年的石香爐，據該廟理事會的一位理事介紹，華人19 世紀來蚶山採石礦，礦工炸石的時候就在那邊“安一座拿督公”。

這幾個例子表明，與土生華人不同，新客的克拉末崇拜主要是與土地開發相關的精靈崇拜﹔在地域上也超出了海峽殖民地的范疇。新客吸收的主要是克拉末崇拜中的馬來本土精靈崇拜的部分，對聖者崇拜，早期有些新客持質疑態度，印尼19 世紀堅持中華文化傳統的新客（Totok Chinese）就把拜克拉末聖墓看成是一種“入番”的標志。一方面，新客初來乍到，同化程度較弱，對拜異族祖先的墳墓還具有抗拒心理﹔另一方面，新客主要從事的是採礦、開墾、種植等高風險的土地開發工作，特別需要土地神的保護。與華人先驅相比，新客的土地開發有兩點不同：一是開發范圍大大擴大，從海峽殖民地擴展到整個馬來半島﹔二是開發的目的不同，華人先驅對土地的開拓具有強烈的族群領地意義，而新客對土地的開發則只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他們更需要也更容易接受本土的非華人來源的土地神，所以利用中國土地神的理念改造了克拉末精靈崇拜，在“拿督”后面加上了華人宗教裡對神明的尊稱“公”，創造出“拿督公”這一新的名詞和新的崇拜。華人后來又利用土地神的概念改造了克拉末聖者崇拜，把穆斯林聖者從聖墓“請”到任何需要的地方，使其也具有土地神的功能，這樣一來，原來的馬來聖者拿督也變成拿督公了。

從起源上看，拿督公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作為穆斯林聖者的拿督公和作為本土化土地神的拿督公。前者源於土生華人的克拉末聖者崇拜，后者來自新客在馬來半島對中國傳統土地神的移植與再造。二者都是馬來亞的克拉末崇拜和源自中國的土地神（伯公）崇拜的融合，但前者的根源是華人和馬來人共同崇奉的克拉末，而后者的源頭是隻有華人奉行的土地神信仰。在拿督公出現以后，“拿督”和“伯公”不再被混用，而是逐漸被區分開來——大伯公指唐（華人）土地神，並且在神格上已由地祇升格為天神，所以馬來西亞的大伯公廟常成為地區上的主要大廟﹔拿督公指番（非華人）土地神，即土地上的精靈和地下的鬼魂，所以拿督公大廟較少而小祠極多。

三、演變：再概念化與再詮釋

目前調查到的馬來西亞最古老的拿督公廟，是檳城青草巷的水龍宮。該廟現存的石碑“水龍宮碑記”清楚記載：“光緒四年（1878 年）起至十三年（1887 年）正月再修理。”其他較早的歷史文物，還包括霹靂州巴裡文打新興港籃卓公古廟丙戌年（1886 年）造的香爐，霹靂州太平馬登蘇藍卓廟光緒乙未年（1895 年）的“二關卓公爐”，以及上文提到過的雪蘭莪州萬津蚶山天寶宮1897年的香爐。這些早期的拿督公廟，信徒主要是華人，但部分廟宇也有馬來人參與其中。例如“水龍宮碑記”裡記載的捐題緣金的眾弟子芳名裡，就有幾個馬來人的名字，如班讓（Panjang）、三染（Sarah）等。1930 年，海底山在《叻報》副刊《椰林》上連載小說《拉多公公》，小說裡寫“拉多公公是南洋土人和一些中國人崇拜的一種神的名字”，拉多公公和三寶公（鄭和的神化）是結拜弟兄，表明拿督公那時已經比較流行了。到20 世紀50 年代，檳城的拿督公小祠已經“不可勝數”，《南洋商報》發表了至少五篇有關拿督公的報道，梅井出版《馬來人風俗》，專門用一小節詳細描述拿督公。這些都表明，那時的拿督公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民間信仰了。

（一）表征的變化

拿督公崇拜發展百余年，經歷了很多演變，其中最明顯的是其表現形式的變化——從自然物到木牌再到神像。早期拿督公的象征都是自然物，如古木、巨石、土堆、蟻窠等。這是對克拉末精靈崇拜和中國傳統的以樹和石為代表的土地神觀念的雙重延續。直到20 世紀50 年代，拿督公仍然沒有固定的形象，“寄居山林或甘榜（鄉村的意思，馬來語kampung 的音譯）地帶的華人像供奉灶神與天后一般，家家戶戶虔誠地按時祭祀（拿督公），不過灶神與天后都有一定的位置和標志，而拿督公卻無須限制地點，也不必什麼名牌標志的”。大概在20 世紀60 年代，出現了簡單的拿督公小神龕，通常由鐵皮或鋅板制成，神龕裡供奉木制的神主牌來代表拿督公，B上面寫著“拿督公神位”或“唐番拿督神位”。到20 世紀70 年代，拿督公才有了神像。基思·史蒂文斯（Keith Stevens）在1979 年搜集到一副珍貴的拿督公素描像，畫的是一位棕色面八字須的馬來長者，右手按手杖，左手拿煙斗，腳穿皮鞋，頭戴哈芝帽。

拿督公神龕也越來越精致，多由水泥制成，但色彩、造型各不相同。用神主牌、神像來象征神明都是華人宗教的傳統，但同時，有些拿督公祠的設計也吸收了伊斯蘭元素，比如圓頂和星月標志。近年來，拿督公的神像趨於統一化，形成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典型形象﹔神祠的設計也趨於一致，通常是紅色，造型則模仿傳統中式房屋，但特別之處在於，門口有類似馬來高腳屋的樓梯。

（二）跳童的引入

拿督公崇拜的第二個演變是吸收了華人宗教的跳童。在20 世紀50 年代，拿督公跳童已經非常流行，“華人信徒發現一個靈驗的克拉末之后，常常會舉行跳童的儀式，馬來聖者就會附身在乩童身上。”但與其他華人神明不同，拿督公降神時隻說馬來語。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紀50 年代的拿督公跳童，還處在從馬來巫術到華人跳童轉變的過程中。這一時期的拿督公乩童，大都是土生華人，他們的降神術是從馬來巫師那裡繼承來的，因此，拿督公跳童的儀式，保留了很多馬來特征，和傳統的華人跳童有很多不同——沒有打鼓，沒有念咒，沒有對身體的損傷，整個儀式非常安靜﹔但另一方面，盡管乩童講的是馬來語，問神的儀式卻遵循著華人神廟的慣常模式。到20 世紀80年代，拿督公跳童增加了諸如雜技表演和自我損傷等華人跳童的常見元素，已經和一般神明的跳童沒有多大區別了。

（三）唐番拿督的創造

在拿督公的發展過程中，還演變出一種新的神明——唐番拿督。唐指唐山（中國）或唐人（華人），番指番邦或番族，所以唐番意思是中國和外國或者華人和非華人。唐番是海外華人普遍使用的一個詞匯，在美國、泰國、印尼，華人都有拜唐番地主。在馬來西亞，很多華人家庭的神龕底部都有一個“五方五土龍神 唐番地主財神”的神位。早期來到馬來半島的華人，拜的只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彭亨州北根列聖宮，有一塊乾隆癸未年（1763 年）立的石碑，上面刻的是“大唐本頭公神”。本頭公是土地神在南洋的另一種叫法，所以這個石碑供奉的其實就是唐土地。隨著華人在這片土地上扎根下來，他們逐漸意識到本地土地神的重要性，因此才有了唐番土地、唐番地主。到20 世紀70 年代，馬來西亞若干華人家門前還供奉唐番土地，但有些華人新村隻拜拿督公，把“唐土地”放置在一邊。今天在馬來西亞唐番土地已經很少見了，但唐番拿督卻非常普遍。原因在於近幾十年來，拿督公越來越流行，以至於“土地公”這個詞幾乎已經被“拿督公”所取代，所以唐番土地自然也就演變成了唐番拿督。

唐番拿督的意義還在於它是拿督公的“一般化”形式。我們知道，不同地方的拿督公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前面提到過的石哪督、拿督馬接，但唐番拿督從來沒有名字，因為它不是某個地方專門的拿督，而是一個普遍的通稱，是馬來西亞華人宗教系統裡的一個官職。盡管“拿督公”和“唐番拿督”都被刻在神主牌上，但他們牌位上的對聯是不同的。拿督公神位最常見的對聯是“拿神鎮宅旺 督公保平安”，而唐番拿督是“拿扶家家好 督庇戶戶安”。前者是專門守護這所房子的一個拿督，后者則像灶神、門神一樣，是保佑家家戶戶的一個神明。

（四）主導崇拜形式的更替

拿督公信仰的最后一個演變，是土地神式的鬼神崇拜逐漸超過穆斯林聖者崇拜，成為主導崇拜形式。20 世紀50 年代以前，在馬來亞，尤其是在海峽殖民地，伊斯蘭聖者崇拜非常流行。檳城的海珠嶼、馬六甲的五嶼島、新加坡的龜嶼，每年都吸引數以千計的各族群信徒渡海上島、在拿督墓前朝拜。馬來人的克拉末崇拜一般是和穆斯林聖墓聯系在一起的，但華人拿督公的概念更普遍，不一定非要在墓前崇拜。在華人的思維裡，拿督公和伯公一樣，幾乎無處不在，為了消災祈福，在建筑工地、大樹下、十字路口、住宅、商店、工廠、廟宇，甚至於義山和學校，都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拿督公神祠。從農村到城市、從西海岸到東海岸、從西馬到東馬，不計其數的拿督公祠在全馬迅速傳播開來。在一些華人社區，例如雪蘭莪的吉膽島和沙登新村，霹靂的安順和瓜拉古樓，多數家庭門口都有一座拿督公祠。隨著20 世紀70 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克拉末因為不符合伊斯蘭教的正統教義，逐漸被主流馬來社會所拋棄。伊斯蘭聖者崇拜漸漸式微，而拿督公的熱度卻有增無減。今天的拿督公已經成為馬來西亞華人最普遍崇拜的神明之一，幾乎已經融入了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拿督公祠數量的激增也帶來了拿督公崇拜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從馬來人克拉末的角度來說，是對“拿督”概念的擴展﹔從華人宗教的角度來說，是對土地公和地主概念的整合。按照地主的概念，華人把拿督公看作是馬來人的祖先，也就是“他群”的陌生人的祖先。在華人宗教裡，一個人的祖先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是“鬼”，“他群”成員死后的靈魂都屬於鬼的范疇，他們都是有潛在危險的，因為他們都是陌生人或外人。因此這個意義上的拿督公被認為是鬼或者陰神，對華人來說是危險的，所以需要通過供奉來安撫。另一方面，與土地公的概念一致，華人把拿督公看作是地方官。在中國，土地公是鄉約地保的神化，在馬來西亞，當地的官員大都是馬來人，他們的神化自然也就是馬來土地公——拿督公了。

總的來說，拿督公崇拜的演變是朝著“華人化”的方向發展。雖然在外表上越來越像馬來人，但神主牌和神像的出現、跳童的引入、唐番拿督的創造以及拿督公祠的普遍傳播，都証明了拿督公崇拜實質上的華人化。當然，這種“華人化”並不等同於“中國化”。雖然在這個演變過程中，馬來西亞華人運用了很多華人宗教的傳統元素，但他們也對這些元素進行了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同時對馬來人的克拉末傳統進行了傳承和擴展。所以，今天的拿督公應該被視為具有馬來西亞多元文化特色的、本土化的華人神明。

四、現狀：多元文化的再整合

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拿督公崇拜已經成為一個多元文化雜糅的、多姿多彩的民間信仰，在分類、功能和儀式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多元整合的特征。

（一）豐富多彩的分類

拿督公有不同的分類方法。以名字來說，就有各種豐富多彩的命名方式：以人名命名的，如拿督阿裡（Ali）、拿督哈山（Hasan）﹔以地名命名的，如馬六甲馬接峇魯的拿督馬接﹔以族群命名的，如檳城的拿督亞齊（Acheh）——據說是一個來自印尼的亞齊人。還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拿督有五兄弟，綠拿督（Hijau）、紅拿督（Merah）、白拿督（Putih）、黑拿督（Hitam）和黃拿督（Kuning），分別位於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各自有不同的功能。有意思的是，這五兄弟的名字是馬來語，但顏色和方位的對應關系卻是來自於中國的五行理論。以性別來說，“公”是對男性的尊稱，所以拿督公都是男性，但也有女性拿督，叫作拿督奶奶（Nenek），也有叫拿督婆或者拿督娘娘的。按族群來說，雖然今天絕大多數拿督公都被認為是馬來族，但其實還有各個族群的拿督公。前文提到的石哪督是原住民，拿督馬接是來自印尼望加錫的武吉斯人，拿督亞齊是亞齊人，此外還有印度拿督、暹羅拿督。華人拿督也有幾個，在霹靂州最多：太平的蘇拿督、巴裡文打的拿督鄭亞文以及瓜拉古樓的林天來拿督公和蔡文龍拿督公。在雪蘭莪的萬津蚶山，有一個很特別的華人拿督叫做伍太子。據說他是玉皇大帝的第五個兒子，同時也是拿督阿都沙末的義子。阿都沙末（Abdul Samad）是雪蘭莪州的第四任蘇丹，在他統治雪蘭莪的41 年間（1857—1898），他一直居住在蚶山，后來被當地華人神化為拿督公。他的這種雙重族群性體現在——“他來戴宋谷，他是講馬來話，如果他沒有戴宋谷，他是講福建話。”

（二）多樣化的功能

拿督公的功能也很多樣化。拿督公祠上的對聯是其功能最直接的反映。最常見的對聯是“拿扶家家好 督庇戶戶安”和“拿神鎮宅旺 督公保平安”，因為平安是華人拜神最普遍的願望。此外，拿督公也可以給家庭帶來財富和人丁（拿扶財丁旺 督庇合家安），因為很多華人以經商為業，拿督公還可以使生意興隆（拿扶生意日日旺 督理出入保平安）。不同地方的拿督公有不同的功能。路旁的拿督公保衛交通安全，常常被安放在交通事故易發的地點，比如十字路口。在野外或未開發土地上的拿督公負責管理土地樹木，在砍伐樹木、開建工程前，通常都要新建一個拿督公祠以確保工程順利。在一些社區，如森美蘭的武來岸和馬六甲的馬接峇魯，拿督公成為整個社區的守護神。有公共的拿督公，也有私人的拿督公。在私宅、商鋪、工廠旁邊的拿督公祠，通常是私人所有的，有時會被鎖起來，不讓外人來拜。這些拿督公的職責和中國粵港地區常見的門口土地財神類似，是阻擋外間的邪靈入侵，同時把外面的財富吸納到屋裡來，所以隻能被安放在房屋外面。馬來西亞很多華人神廟外面的拿督公祠也是起同樣的功能——這個拿督公是管轄廟宇所在地的土地公，其功能不同於廟內供奉的神明。盡管伊斯蘭教禁止賭博，許多賭徒仍然相信拿督公可以幫助他們求得彩票的幸運號碼。如果真的開出大獎，這個拿督公就會被認為是靈驗的，從而吸引更多的信徒來朝拜。有的拿督公據說擁有神奇的治愈能力，通過跳童可以幫人治病。一些乩童開的是中醫藥方，還有一些則運用馬來巫術——古蘭經、馬來短劍、酸柑（Limau purut）都是常用的、被認為具有魔力的物品。

（三）特定的儀式

拿督公崇拜形成了一套比較固定的儀式。拜拿督公通常在周四、周五或者農歷初一和十五。周五是伊斯蘭教的聚禮日，而初一和十五拜神是華人宗教的傳統。祭拜儀式一般包括燒香、點燭、燒紙錢和焚甘文煙（kemenyan）。甘文煙是馬來人用來驅邪或祭拜的傳統香料，而華人隻用它來拜拿督公和地主。拜拿督公多數點的是紅蠟燭，但有時也用白蠟燭或黃蠟燭。在華人傳統裡，拜神用紅蠟燭，而白蠟燭是祭拜死者用的。一些報道人說用白蠟燭是因為拿督公是亡靈，另一些人則說他們只是跟隨馬來人使用白蠟燭，因為在馬來傳統裡，白色是神聖的顏色，黃色則是王室用的顏色。常用的祭品有黃姜飯、椰漿飯、咖喱雞、咖喱羊、鮮花、水果、清水、黑咖啡、茶、玫瑰露等。還有一種專門的拿督公祭品叫做“拿督公料”，是一種三角形小包，可以在雜貨店買到，裡面包的是煙絲、香煙、檳榔以及抹上石灰膏的栳葉。這些祭品基本上是馬來人喜愛的傳統食品，但給拿督公做誕（慶神誕）時，有時也會供奉一些華人食品，如紅雞蛋、面線、壽桃等。絕大多數拿督公被認為是馬來人和穆斯林，所以拜拿督公須遵守穆斯林的飲食規定。最大的禁忌是不能使用豬肉，不僅祭品不能有豬肉，跳童前的乩童和祭拜前的信徒都不能吃豬肉，否則會受到拿督公的懲罰﹔也不能用酒來祭拜﹔為了確保祭品是清真食品，一些廟宇在給拿督公做誕時，甚至專門雇用馬來人來准備祭品。做誕是每個拿督公廟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神誕也叫作“大日子”。整個慶祝儀式通常持續好幾天，包括一系列的華人宗教活動，如請天公、過平安橋、祝壽、跳童、木偶戲、地方戲、歌舞表演、送天公、宴會等。

今天的拿督公崇拜，可以說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大熔爐。盡管大多數馬來人已經不再崇拜克拉末，這個信仰的很多元素卻在拿督公崇拜裡得到了傳承和發展，其中既有馬來文化遺產，也有伊斯蘭聖者崇拜的文化因素。這些元素和華人宗教裡的一部分疊加在一起，經過再整合（reintegration）共同構成了拿督公這個獨特的民間信仰。

五、結論：跨族群的宗教傳承與變遷

在很多人的認知裡，馬來人和華人是截然不同的兩大族群，在外表、語言、文化、宗教、身份和社會角色上都涇渭分明——馬來人說馬來語，是穆斯林，是土著，在政治上佔主導地位﹔華人說華語，拜佛拜神，是中國移民的后裔，善於經商。這樣的認知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刻板印象”，事實上，經過在同一片土地上長期的族群互動，馬來人和華人在很多方面都已經跨越了所謂的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拿督公崇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總的來說，拿督公崇拜的發展史是一個跨族群的宗教傳承與變遷的過程。拿督公的起源是源於中國的土地神信仰和馬來亞的克拉末崇拜的融合，而克拉末本身又是馬來人固有的精靈崇拜和伊斯蘭聖者崇拜的融合。在拿督公崇拜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中，我們既可以看到這些宗教因素的跨族群的傳承，也可以發現他們的不斷演變——體現在各因素內涵的再概念化、再詮釋，以及各因素之間關系的再整合。這個特殊的崇拜，揭示了馬來西亞華人發展其宗教信仰和文化認同的獨特方式——一方面是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對其他文化的借鑒，另一方面是在扎根本土的過程中、在與這片土地上其他族群的互動過程中對各種文化進行持續的融合和演變。如果把華人宗教當作華人認同的一種表達方式，我們可以說拿督公崇拜是馬來西亞華人獨特認同的一個重要標志。拿督公崇拜的歷史是華人在這片土地上定居、繁衍、扎根的歷史，是他們在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持續本土化的歷史，也是他們在馬來西亞這個多元族群社會中不斷追求族群認同與族群和諧的歷史。

（摘自：王趙遠：《跨族群的宗教傳承與變遷——馬來西亞華人拿督公崇拜的歷時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