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70 年代，國外學者發現，許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並沒有在遷入地永久居住的意願，移民回流作為跨國遷徙的結果開始受到關注。隨后，國際學術界產生了新古典經濟理論、新勞動力遷移理論、結構主義理論、跨國主義、社會網絡、人才環流等不同理論流派來研究國際移民回流問題，但是沒有哪一種理論能夠完全解釋這一現象。隨著時代的發展，回流移民群體的構成日趨復雜，回流動機變得多樣，新的回流類型不斷涌現。因此，對回流移民進行界定與分類是正確認識相關理論解釋效度的基本前提。
總體而言，以下兩類群體都被認為是回流移民：其一是返回出生地的第一代國際移民﹔其二是指那些歷史上離散在外移民的后代返回到祖籍地，此類移民又被稱為“逆離散移民”（counterdiasporic migration）。這種劃分方式盡管注意到回流移民的身份與代際差別，但仍然過於籠統，如移民是否保留回流地國籍？除了“返遷者”（returner）之外是否還具有“難民”或其他政治身份等信息難以辨別。事實上，回流移民政治身份的差異會導致回流地政府承擔不同的責任與義務，並制定區別化的政策。在此背景下，國際學術界逐漸認識到“被迫回流移民”（forced return migration）應當被視作一種單獨的類型予以研究。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以來，戰爭、種族歧視、時局動蕩、政策變化、自然災害等造成的被迫回流現象不勝枚舉。被迫性的移民回流多伴有突發性與成規模性的特征，給回流地政府帶來不小的接收壓力。同時，在大多數情況下，被迫回流移民被認定為“難民”，受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保護，還有一些則是在現實處境上具備一定的“難民”性質。出於國際法規約束與同種族的人道主義關懷，回流地政府應當給予被迫回流移民一定援助。冷戰結束以來，政治因素造成的難民與被迫回流移民不計其數，流動范圍遍布全球。因此，如何妥善進行安置，避免因移民涌入帶來的社會問題是困擾許多國家的世界性難題。
中國在接收與安置被迫回流移民上有著豐富經驗。早在20世紀下半葉，中國就接收了大量來自馬來西亞、緬甸、印度尼西亞、越南、印度等國的歸難僑，並先后興建了84個華僑農場來安置這些被迫回流移民。回首華僑農場六十余年的發展歷程，經歷了由計劃經濟時代的“政策性社區”到改革開放后“體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會，經濟融入市場”的制度變革。爬梳華僑農場已有研究成果，具有國家層面與國際層面的雙重意義。首先，中國正向高質量發展轉型，華僑農場的發展不僅事關凝聚僑心，還是鄉村振興與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回顧以往研究，找准缺漏之處，有助於探索解決華僑農場相關問題的新思路。其次，從世界視野來看，戰爭、政局動蕩、傳染性疾病、自然災害等全球性風險仍然存在，特別是新冠疫情的蔓延加劇了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被迫回流移民現象還將持續發生。因此，以華僑農場為個案，總結中國安置被迫回流移民的經驗與歷史教訓，有利於提供被迫回流移民安置的有益經驗與啟示。
一、華僑農場研究的進展與成果
華僑農場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因特殊歷史事件，經由特殊歷史決策而形成的特殊社區。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華僑農場有著與周邊鄉村截然不同的建制。農場的歸難僑具有國企員工身份，按月領取工資，享受政府提供的公費醫療、養老等福利保障，其子女在成年后也由政府統包分配工作。然而，華僑農場經濟效益差，長期虧損，給國家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1985 年，國家決定對華僑農場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逐漸剝離其行政與社會功能，使其成為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同時，國家還宣布不再集中安置新的歸難僑，並取消對其子女的“統包分配”政策。無論是華僑農場抑或是歸難僑個體，都開始直面市場的挑戰，經歷了“非自願個體化”的社會融入過程。
新舊世紀之交，華僑農場改革過程中的各類社會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21 世紀以來，隨著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的交叉發展，華僑農場的研究日漸深入。根據中國知網檢索數據，截至2020年底，中文文獻方面，共發表86篇學術論文，20余篇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此外還出版相關研究專著8 部。外文文獻方面，礙於華僑農場在政治上的特殊性，整體上相當薄弱。境外學者主要採取三種研究路徑：一是收集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新聞報道、政策文書等二手資料，重點分析1949 年以來的歸難僑安置政策﹔二是以20 世紀70 年代從內地遷移到香港的歸難僑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該群體的記憶挖掘來描摹華僑農場的發展歷程﹔三是還有極少數海外學者利用自身的華人身份或在中國求學之便，能夠深入到華僑農場，進行在地化研究。雖然其中不乏精品，但由於意識形態差異，有些研究對我國安置政策及歸難僑命運的評價有失偏頗。這一方面是因為西方學者對我國制度的偏見，另一方面是作者的訪談資料全部來自於20 世紀70 年代從內地移民到香港的歸難僑。他們剛經歷特殊歷史時期，更易選擇講述在內地經受的苦難。后來的研究則証明該群體盡管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從內地遷往香港，但仍然懷有對祖國的熱愛與認同。有鑒於此，本文將主要立足國內文獻，選取相對客觀的外文文獻，按照研究專題進行回顧與評述。
（一）農場史與綜合性研究
農場史與綜合性研究多見於專著或碩、博士學位論文，主要有兩種常見思路。第一種是對華僑農場發展歷程或1949 年以來歸難僑歷史的全景描繪。如2018 年，由國務院僑辦與中國僑聯聯合推動，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組織、協調7 省僑聯與84個華僑農場共同編撰的《中國華僑農場史》叢書出版。該書是國內外第一本全面、系統展現華僑農場歷史的著作，不僅從宏觀上分析了華僑農場的緣起與建立、體制改革、國家政策扶持、生產經營、社會結構、發展現狀與前景，還分省進行個案研究，深度記錄了84個華僑農場的發展歷程。漢學家格倫·彼特森（Glen Peterson）在2012 年出版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歸僑》，詳細論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歸僑與僑眷的政策，並在第五章回顧了自20世紀50年代接納歸難僑的歷史及華僑農場的形成。該書的主要觀點是，中國包括安置歸難僑在內的僑務政策是由兩種互相矛盾的動力促成，一方面國內經濟的發展需要歸僑、僑眷與海外華人保持跨國聯系，另一方面又強調要實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考慮。
第二種則是對於個案的全貌性展現，即以某個華僑農場或某地歸難僑為研究對象梳理社會變遷脈絡，涉及生產生活、社會交往、風俗習慣、群體認同等各方面。如，李明歡曾在2001 年組織研究小組深入廈門鬆坪華僑農場進行人類學調查，細致考察了該農場的建立歷史、安置情況、社區結構、歸僑認同等，相關研究成果編入《福建僑鄉調查：僑鄉認同、僑鄉網絡與僑鄉文化》一書。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鄭一省所著《瑤族歸僑社會研究》，該書是我國第一部研究少數民族歸難僑的專著。該書以廣西十萬山華僑林場的瑤族歸僑為研究對象，立足扎實的田野調查，對該群體的歷史、文化、生計模式與社會生活進行了細致描述。該書的一大亮點是突出展現了瑤族歸僑從跨境遷徙到集中居住的生計方式變化，及家庭制度、婚喪習俗、宗教禁忌等文化風俗的在地化適應。
（二）安置工作與國家政策研究
集中安置制度及國家政策變化決定了華僑農場的發展軌跡。相關研究主要採取兩種視角：其一是自上而下的視角，即梳理國家層面的安置工作及政策對各地華僑農場的影響。如張小欣以廣東省檔案資料為基礎，梳理了“九三〇”事件發生后，我國安置印尼歸難僑的具體過程，並指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安置工作具有維護中國海外僑民權益和國家外交利益的雙重意義﹔新加坡華人學者何琳貽（Elaine Lynn-Ee Ho）主張從族群地緣政治（ethnic geopolitics）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安置政策，她認為20 世紀50 年代以來因東南亞國家排華而回流到中國的移民本可被歸類為“難民”，但政府有意賦予其“歸僑”與“難僑”的雙重政治身份，並給予優先安置待遇。該文將中國安置歸難僑的案例視作離散后代回流的特殊類型，進而探討共同血統隱喻的“族群特權”在移民安置中的關鍵作用。黎相宜注意到前人研究的不足，主張從國家需求的角度來挖掘歸難僑安置制度以及華僑農場政策背后的深層邏輯。她認為政府對華僑農場及歸難僑的政策導向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設立之初強調照顧歸難僑的“政治任務”，到體制改革后注重“經濟發展”，再到后來對“社會和諧”的重視。無論國家抑或地方政府都必須去平衡華僑農場在“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間的兩難。這種二元需求與中央——地方關系因素的互動，共同影響了華僑農場政策的變革軌跡與治理績效。
其二是自下而上的視角，具體分析某地的安置工作及其對國家政策的實踐。如，梁姣細致呈現了廣西武鳴華僑農場安置東南亞九國歸難僑的歷史過程，張賽群探討了福建在華僑農場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的舉措等。這些研究盡管在資料的整理上有較大貢獻，但理論分析有所欠缺。
（三）華僑農場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華僑農場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學界重點關注的問題，學術成果豐富且龐雜。盡管國家提出了改革的宏觀要求，但各省、各地的具體條件和情況不同，改革過程存在差異，不可一概而論。這也決定了學者大多從地方性實踐的角度出發，探討了體制改革模式、發展路徑、改革成效以及存在的問題與建議。如，楊英等人將廣東省國有農場體制改革的基本模式分為鎮管模式、區場合一模式、多層級關系模式、鎮場合一模式和鎮場（公司）分治模式，並指出現行體制仍然存在改革不徹底，地方政府權、責、利難以得到保障，遺留問題較多，政企協調機制缺乏，運作不暢，存在著明顯的企業“越位”及政府“缺位”現象等問題。許金頂以廈門竹壩華僑農場為個案，考察改革模式與效果，分析其發展面臨的困難，並指出華僑農場要徹底解決發展問題必須倚重政策的調控。還有學者研究了華僑農場體制改革過程中社會保障、安居工程、擴大就業等各項具體政策的落實情況。外文文獻方面，香港嶺南大學韓小榮（Han Xiaorong）結合實地調研與歷史文獻分析，指出華僑農場融入地方的過程中存在三個顯著問題，首先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了不同地方華僑農場的差距，富裕地區的華僑農場在新體制中獲益更多﹔其次與中央和省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注重經濟效益，不太關心歸難僑的特殊權益﹔最后由土地開發引起的矛盾也困擾著華僑農場的整體發展。
筆者比較近二十年的文獻發現，在論及華僑農場改革的問題與對策時，學者們的研究結果相似度極高。絕大多數學者提到華僑農場管理權責不明、農場債務重、社會包袱大、職工收入低、缺乏生產積極性等問題。這說明即使經過了二十多年的轉型，突出問題仍未得到妥善解決。學者們的對策建議也大同小異，包括加強場員素質與思想認識，明晰發展定位，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明確主體的權利與責任，建立激勵機制等舉措。這些對策研究流於一般化，未能觀照到華僑農場在政治與社會上的特殊性，從而提出具體的可操作的解決策略。除此以外，近幾年伴隨休閑農業的興起，華僑農場依托歸僑文化，大力發展旅游業。陳成棟考察了福建華僑農場的旅游業發展過程，指出整體上存在經營不善、市場定位模糊、異域風情旅游產品市場吸引力下降、“旅游六大要素”發展參差不齊、旅游產品知名度低、缺乏對生態環境與歷史文化保護意識等系列問題。
（四）歸難僑社會再適應研究
經過幾代人在海外的本土化融入，歸難僑早已深深打上住在國的社會與文化烙印。回國后，他們不僅要在政治上重新適應，還要完成生計模式與社會角色的轉變。而國家對華僑農場的改革，又將歸難僑從集體生活模式直接推向市場競爭，使他們不得不經歷社會再適應過程。研究者主要從社會融入、文化適應與經濟適應對歸難僑群體的社會再適應展開研究。
歸難僑社會融入研究成果涵蓋了通婚、階層流動、利益訴求與表達機制等議題。孔結群考察了20 世紀70 年代末安置在廣東小嶺華僑農場的越南難僑與本土社會的互動。該群體的本土關系建構經歷了從隔閡到友好兩個階段，其中安置政策與文化差異是兩大重要影響因素，而這種關系的轉變也反映了越南難僑逐漸適應並融入當地，在社會角色上由寄居者向定居者轉變。黎相宜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影響歸僑群體內部社會融入差異的社會文化機制。她以廣州南涌華僑農場馬來西亞歸僑與越南歸僑的比較為例，指出不同歸難僑群體所形成的聚集狀況與亞群體網絡內部形成的資源及價值觀是造成其多向分層融入的關鍵因素。李明歡重點研究了后集體主義時代，歸僑職工的訴求與利益表達機制的構建。與周邊靠土地獲益的農民相比，歸僑職工從政府由“無所不包的保護傘”到“有組織的去責任化”感受到強烈的失落感。原先享有共同地位的農場職工唯有通過重建“愛國華僑”的集體身份來爭取最大利益。在制度化個體化進程中，重建新時期的歸僑群體認同成為其利益表達的有效機制。
文化適應方面，學者們重點關注僑居地文化的延續及與當地文化涵化的過程。胡修雷以海南“印尼村”為研究對象，指出歸難僑強調旅居在外的文化記憶，並將僑居地文化展演在華僑農場，是多元文化適應的結果。他從僑居地文化情結的慣性延續，歸難僑集中安置政策，華僑農場和周邊社會的相對隔離，歸難僑自身因素以及政府的推動作用五個方面探討了“印尼村”產生的根源。馬來西亞華人學者陳志明研究了泉州雙陽華僑農場南山街道的巴厘歸僑文化再地域化的問題。他指出這些歸僑在南山再地域化了巴厘華人的生活，在語言、飲食、消費與社交上都保留了巴厘文化習慣。他們在新的時空脈絡中重塑了巴厘華人文化，創造了一個既不同於巴厘人又不同於閩南人的特殊社區。此外，他還聚焦歸難僑的具身化體驗，以廣東英德華僑農場為個案，探討這些“回歸者”通過構建群體共享的文化生活來進行自我調適，並建立新的“家園”認知。該文將“做家”視作一種社會過程，並考察了國家政策對歸難僑重建家園的影響。
華僑農場改革后，歸難僑與周邊農民的經濟條件差距拉大，不少人處於“工非工”“農非農”的尷尬境地。面臨市場經濟的挑戰，歸難僑群體並非像某些學者所述的完全指望政府救助，而是展示出對經濟環境的主體適應。鄭宇、胡夢蝶探討了雲南省甘庄華僑農場苗族越南歸僑的經濟適應機制，是少有的展現歸難僑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主體性的研究成果。該研究特別強調苗族歸難僑在制度供給的空隙中發揮了族群主體性，即通過苗族特有的聯合家庭生計模式進行開荒，獲得大量土地資源支撐。在不同發展時期和特定語境中，制度供給、資源支撐與族群主體性相互嵌合與改造，賦予了歸難僑經濟適應機制階段性調適的動態特征。
（五）歸難僑群體認同研究
早在2003 年，李明歡就提出一個重要的學術議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歸難僑的認同意識為何未在主體融入當地生產生活方式的過程中消失，反而得到固化並形成強烈的群體標識？近十幾年來，學者們圍繞歸難僑群體認同的影響因素、建構機制及發展變化展開了深入探討。研究發現，歸難僑自身的文化特殊性與國家政策是形成群體認同的關鍵原因。鄭一省認為，在集體居住和生產模式下，來自不同國家的歸難僑形成了區別於當地人的“歸僑文化”，他們有著“當地人”與“歸難僑”的雙重身份，是介於“當地文化”與“華僑文化”間的特殊群體。黃靜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從文化適應的角度分析了北京印尼歸僑的身份認同。張晶盈則主張集中包辦的安置政策雖然可以迅速、有效、穩妥地安置大批歸難僑，但卻是造成華僑農場歸僑認同意識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之一。
認同建構的研究最為豐富，且都有著獨特的理論視角。俞雲平從歷史人類學的角度考察了歸僑群體的社會關系建構，展示了歸僑與非歸僑的文化差異，並剖析了歸僑認同的形成機理。孫晟從家園歸屬感的多元轉換來理解印尼歸僑群體認同的建構過程，認為經歷了“記憶的家”、“現實的家”與“向往的家”的變遷，他們在跨越社會——文化邊界的實踐中一步步建構家園，重塑群體認同。劉朝暉從社會記憶對群體認同的型塑作用切入，指出在對國家或地方的認同建構上，“歸僑意識”始終貫串在歸僑們的集體記憶之中，它隨著時間、場合與不同的社會化情境出現“結構性失憶”的變化，是一個交織多重利益的社會心理過程。孔結群在此基礎上提出“苦難歷史記憶”的建構邏輯，個體在跨境遷移、文化調適過程中的心理體驗以及外在宏觀國家政策的作用力，共同塑造了越南歸僑難民共同體的想象。上述研究多從歸僑整體或某一國歸僑予以分析，而日本學者奈倉京子則挖掘了歸僑群體認同的內部差異。她採用“多元社區”來解釋同一農場內印尼歸僑、越南歸僑、有職工身份的場員、無職工身份的臨時工等不同亞群體認同意識的形成與動態，揭示了歸僑社區內部的高度復合性群體關系是其調適和整合機制的基礎。
隨著國家政策與社會環境的變革，歸難僑群體認同也不可避免發生流變。姚俊英強調從跨界的角度來認識歸難僑身份認同的變化。她認為20 世紀70 年代末，越南歸僑借助國際難民身份的出國潮，使其跨越了身份認同的邊界。群體內部存在僑居地認同、公民身份認同、難民身份認同、同姓認同與工具性認同等多種身份認同。姜振逵、劉景嵐主張歸難僑群體已分化為具有不同認同的亞群體。他們不再將住在國文化背景作為分類標准，而是另辟蹊徑地從社會身份復雜性維度出發，將歸難僑群體分為“歸難僑群體”與“過路客群體”，指出后者在社會身份認同上比前者更前進一步，較低的社會身份復雜性是其向國家公民社會身份轉化的主要阻礙。
（六）華僑農場治理研究
華僑農場經濟體制改革衍生了一系列社會后果。於歸僑個體而言，涉及社會再適應與身份認同﹔而於華僑農場整體而言，則包括發展困境與社會治理難題。但學者的研究焦點集中於華僑農場的發展前景上，以至於治理問題被忽略了。盡管有些研究中偶有提及華僑農場基層管理中的問題，但以此為主題進行專門研究的寥寥無幾。黎相宜的《政策性地位、區別化治理與區別化應責——基於一個移民安置聚集區的討論》一文是華僑農場治理研究少有之力作，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與理論框架。她發現特殊僑務政策與普遍化治理結果間的巨大張力是導致華僑農場難治理的根本原因。國家的優惠政策賦予華僑農場政策性地位，進而導致宏觀層面區別化治理框架的生成。基層政府一方面要達到國家治理的普遍化要求，但又受到僑務部門權威對其行為邏輯的剛性約束。在此治理困局中，基層政府隻能對華僑農場內的歸難僑與普通職工區別對待，進而發展出一套規避治理風險的區別化應責策略。該文的最大貢獻在於拋棄了以往將華僑農場難發展歸因於歸難僑“等、靠、要”的觀點，從宏觀治理框架層面找到了華僑農場的社會治理症結。
二、已有研究的特點與不足
（一）主要特點
不難看出，學界圍繞華僑農場及歸難僑進行了較為廣泛的討論，並產生了一些富有洞見的研究成果。總體而言，已有研究呈現出如下特征。
一是華僑農場的研究呈現出多學科參與，立足實証的特點。農場史與安置政策的研究形成了歷史學與政治學共同探討的學術傳統﹔而華僑農場的經濟體制改革又引起了經濟學與管理學學者的持續關注﹔人類學、社會學學者依靠學科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優勢則推動了歸僑身份認同與社會再適應方面的研究。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上述哪一個學科的研究，都對某地的華僑農場做過不同程度的實地調研，在一手田野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研究結論。
二是研究者的來源具有多樣性，既有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學者，又有各級僑務部門的工作人員，同時還有熱心僑史研究、來自各個華僑農場的民間力量。這也造成華僑農場研究成果的水平參差不齊，既有精深的理論文章，又有一些簡單的現狀描述與政策介紹性文章。
三是華僑農場的研究充分體現了個體與集體立場的交織，宏觀與微觀視野的並重。已有研究不僅從華僑農場整體出發為未來發展建言獻策，還注重歸僑個人生活史的呈現，通過對利益訴求、身份認同建構、社會適應意願等個體心理的剖析來展示歸難僑的命運。既有對國家政策與制度變革的宏觀探討，又有基於具體歸難僑社區的個案討論，在突出華僑農場政治特殊性的同時，也體現了歸難僑群體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行動策略。
（二）存在問題
1. 主體性呈現不夠
從研究主題上看，半數以上的研究成果是關於安置工作與華僑農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分析。這部分研究大多從宏觀視野出發，對歸難僑個體的差異與能動性的展示難免有所欠缺。如學者們在談及華僑農場經濟轉型時，往往將農場整體作為行動主體來分析改革舉措的成敗。這種偏宏觀的思路固然可以提出對農場整體發展的有益建議，卻未能說明同一農場內部不同個體、家庭在改革過程中的差異性。在這些研究中，我們隻能看到華僑農場領導層、當地政府對改革的道路選擇，卻感受不到普通歸難僑群體在其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不同個體是如何對制度性變革做出回應的，是積極謀求新出路，還是被動地接受制度安排，抑或是將“僑”的身份作為弱者武器來爭取利益？這些鮮活個體在制度變革中的探索與行動被淹沒在宏觀的敘述中。
2. 研究方法單一
從研究方法上看，已有學術成果幾乎都是立足質性研究方法展開討論，缺乏大數據支撐與量化分析方法的運用。歸僑的身份認同、社會再適應等社會學、人類學的傳統研究話題，用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進行研究本無可厚非，但適當地結合問卷分析，展示相關的調查數據，有利於將微觀個案推演至中觀的比較研究，從而增強研究結論的解釋力度。而最應採用計量研究方法，以經濟學、管理學研究為主的華僑農場經濟轉型專題，發表的論文絕大多數是對存在問題的定性評述。由於缺乏基於實証的數據分析，導致該專題的成果在整體上呈現出研究深度不足，研究結果流於表面的問題。
3. 理論建構不足
從研究價值上看，外文文獻注重在被迫回流移民研究的理論中試圖創新，而國內文獻多以現象描述為主，缺少學理探討。筆者通過對86 篇中文文獻的仔細研讀，發現其中建立自身理論框架的論文不足15 篇﹔且許多論文的研究視角和敘事方式仍是問題式的，以對策研究為導向，缺少理論關懷。有些學者僅注重突出歸難僑的特殊性，忽略了他們仍然屬於國際移民群體，沒有與前沿理論觀點進行對話，更不會將其置於國際移民回流問題領域內展開討論。若站在國際移民理論研究的高度重新審視，不僅能夠使華僑農場與歸難僑研究擺脫邊緣地位，充分凸顯其學術價值，還有助於構建對華僑農場研究具有普遍解釋力的中層理論體系。
三、中國安置經驗反思與未來研究展望
華僑農場既是帶有中國政治語境的特殊社區，又是全球被迫回流移民聚集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形成與變遷還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評判。因此，想要提升華僑農場的研究價值，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就必須跳出就中國特色論華僑農場的窠臼，而要從全球被迫回流移民研究的視野來反思中國的安置經驗。
（一）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安置經驗
就已出現的被迫回流移民安置案例而言，大多數國家採取了“臨時安置”或“自我安置”辦法。臨時安置是指回流地政府以搭建難民營等形式來提供過渡性的住所，其優點是較為靈活，但也伴有安置容量有限的劣勢，無法應對大規模、持續性的被迫回流潮。如阿富汗在2002 年接受了180 萬回流難民，難民營物資緊缺，安置條件惡劣，百萬難民面臨生存危機，政府不斷呼吁國際社會援助。自我安置是指被迫回流移民要自己想辦法定居下來，該辦法可以最大程度節省政府投入，但是缺少各類資本的被迫回流移民難以避免窘迫的生活處境，大量人口同時期涌入也擠壓了本土居民，特別是中低階層的生存空間。如敘利亞戰爭造成2 萬亞美尼亞裔敘利亞難民回流到祖籍國，他們在自我安置過程中遭遇了許多障礙，住房問題與就業短缺嚴重影響了日常生活，貧困是這些回流移民的生活常態，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未找到穩定的工作，還會因競爭崗位與本土居民發生沖突。
從全球視野分析，中國提供了一個大規模被迫回流移民“集中安置”的典型經驗，避免了上述“臨時安置”與“自我安置”帶來的問題。緊急興建華僑農場不僅解決了歸難僑的住所問題，還提供了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盡管安置條件同職業選擇與歸難僑的期待相比有差距，但有效解決了被迫回流移民的生存困境，避免了突發性大規模人口涌入就業市場造成的社會動亂與經濟危機。同時，受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政府無法在城市提供大量工作崗位，因而以“面向農村、集中安置”為大前提。通過生產自救與政策扶持來安置歸難僑的總體思路是可取的。集中安置政策，可以迅速、有效、穩妥地安置大批歸難僑﹔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我國政府對於受排華風潮影響而回歸到社會主義新中國懷抱的歸難僑進行特殊化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集中安置”也有一些弊端，主要體現在體制固化，缺少彈性。由於以國家強制力執行，這就注定了無論是歸難僑抑或是政府都難以避免被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后果。於歸難僑而言，大鍋飯體制容易滋長弱者的生活慣習，相對孤立的社區、政府的優惠政策與區別化管理，使其在與本土居民的交往中培育出一種特殊的亞群體身份﹔而對政府來說，長期的財政投入必然會給政府帶來沉重的負擔。我國的集中安置辦法雖然促進了歸難僑經濟上的融入，但由於政策性“飛地”的保護與區隔，使其未能在社會層面與本土居民實現有效融合。這與我國歸難僑安置總體思路中存在的張力不無關系。一方面，政府意識到歸難僑在生產生活上有困難，因而賦予其國企員工的身份及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對歸難僑的文化特殊性重視不夠，試圖通過華僑農場的改造使其快速融入中國的社會環境。這種矛盾使得安置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呈現“制造特殊”與“打破特殊”的交織上演。這說明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我們對歸難僑群體的特殊性與移民社會融入的過程性缺乏全面認識。
（二）未來研究可拓展之處
通過回顧已有文獻，不難發現學者圍繞華僑農場與歸難僑在政治與文化上的特殊性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特別是針對華僑農場改革后的發展前景建言獻策。但是有些問題一直被忽略，且近些年來華僑農場出現新情況，歸難僑群體也有新變化。有鑒於此，基於對上述文獻及存在問題的梳理，本文提出如下未來研究可拓展之處。
1. 研究對象
回顧前人研究發現，學者多從群體研究的視野來分析華僑農場內的歸難僑。這種研究取向難免導致歸難僑主體性呈現不足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引入個體研究視角，一方面要加強對個人生活史的分析，關注微觀的情感與認知領域﹔另一方面要明確歸難僑個體的權利與義務，及其與相關利益攸關者的互動關系，探討移民個體與不同層級政府在安置過程中的角色與作用，以期為歸難僑更好發展提供借鑒。此外，以往研究是以華僑農場為中心，但安置在城市工廠等領域的歸難僑群體未受到足夠重視。未來要突破研究焦點場域的限制，多關注那些安置在華僑農場之外的歸難僑群體。
2. 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大多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注重的是不同華僑農場及歸難僑群體基本情況與發展境遇的描述，通過個案呈現來展示不同政策環境下歸難僑同地方社會與政府間的互動，但在華僑農場比較研究與宏觀共性問題上卻顯得解釋力不足。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加強量化研究方法的運用，通過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掌握較為全面的數據，有助於對華僑農場的發展前景、歸難僑的社會融入程度等問題進行更為准確的分析，從而提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對策建議。
3. 研究主題
到2015 年，華僑農場改制基本完成。伴隨國家發展導向的轉變，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也有所變化，研究主題和內容也應進行新的拓展。其中，以下幾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
一是歸難僑口述史的整理與搶救。距離第一批印尼歸難僑回國已屆60 年，彼時回來的翩翩少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還有很多人已離開人世。因此，歸難僑口述史的搶救工作迫在眉睫。通過對歸難僑生命史的研究，能極大程度地發掘該群體在歷史浪潮下的能動作用，彌補前人研究中主體性呈現不足的缺陷。
二是歸難僑后代的社會融入路徑。盡管已有學者研究了歸難僑子女的社會融入差異，但卻未深究具體融入路徑的選擇及其多樣性。事實上，歸難僑后代社會融入路徑涉及很多值得關注的學術話題：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歸難僑子女會選擇什麼樣的社會融入方式？散居或已城市化的歸難僑后代在社會資源的獲得上比聚居農場的群體有哪些優勢？他們在生活習慣、價值觀念與社會交往上多大程度保留了“僑”的特征？
三是歸難僑及其子女的認同變化。歸難僑的認同建構受到社會情境的影響，會隨著代際、政治與社會環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因而是一個常做常新的課題。例如，散居歸難僑的認同問題，該群體在離開華僑農場后如何看待與彰顯自己的歸難僑身份？是如前人提出的保持“過路客”心態，還是在定居地構建出新的地域認同？再如，那些在農場出生，卻沒有農場成員正式資格，且在市場競爭中未借助到“僑”資源優勢的群體，他們與父輩的身份認同有何區別？
四是華僑農場社會治理問題。社會善治包含了“有序”與“發展”兩大主題。以往學者多偏重於解決華僑農場的發展滯后問題，對影響基層社會穩定的現象關注不夠。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鄉村基層治理問題愈加重視，提出要構建“法治、德治、自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然而，目前華僑農場基本依賴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自治組織未能發揮應有功能，場員的參與度低。如何激發歸難僑群體的積極性，構筑公共參與網絡，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實現基層社會善治，乃至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回避的時代命題。
（摘自：童瑩、王曉：《被迫回流移民安置的中國經驗——華僑農場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